评论：补偿公务员下海有悖法理

第一篇：评论：补偿公务员下海有悖法理

评论：补偿公务员下海有悖法理

如果公务员计划下海，会不会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职期间已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未雨绸缪”？如果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会带来很多“负面猜想”。

安徽近日出台了一项规定，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并给补偿金。

这个鼓励公务员“下海”的规定，是当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一条。可见，其初衷是为了“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公务员去当民企老板，可以看做人才输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虽然这样的目的可以理解，但规定是否合理合法，却值得商榷。

当公务员和老板扯上关系的时候，更会让人联想到权与钱的纠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依法辞去公职”之后，公务员会不会利用人脉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更坏的情况是，如果公务员计划下海，会不会事先就打好埋伏，在职期间已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未雨绸缪”？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会让人怀疑这一规定的有效性，甚至会带来很多“负面猜想”。如果说对于这样猜想，还未免有些诛心，那不算菲薄的补偿金，就很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按照规定，下海的公务员至少可以拿到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补偿金，还按照工龄另有补偿。公务员工资，本就是公帑，来自财政、源于纳税人。如果是下海创业，“为自己打工”，为何要给予补偿？而这笔开销是否经过人大审议，更不得而知。

实际上，不仅有是否合理的问题，更有是否合法的问题。按照公务员法规定，辞职的公务员，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任职，或者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至少需要两年的“隔离期”。而安徽的规定中，也并没有相关的“回避”规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是政府应有的责任、该做的工作。不过，这也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比如进行政策扶植、给予税收优惠、开放更多市场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如果拿着公共财政补贴私人创业，或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行权钱交易，不仅有悖政策初衷，而且会损及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公共政策的出台，需要科学的调研、合理的程序，更需要把前因后果、得失利害都想清楚。贸然出台，如果无效果甚至“反效果”，就不仅是“制度浪费”，更会有损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此，决策者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第二篇：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原文：苏州霍志杰律师谈公务员辞职做律师现象

霍志杰律师认为，公务员辞职选择做律师职业反映出公务员队伍和职业的悲哀，公务员下海做律师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层次缘由：

一是公务员队伍中隐藏着大量的有才干的人员，这些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怀才不遇”，因此，“下海”想大干一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是做公务员和做律师的收入相差甚远。除非沿海发达地区或者做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务员，一年下来工资就两三万元，工作十年八年后也就每年五六万元，而作为律师，刚起步阶段一年也有五六万元，做几年做到合伙人后年薪有可能上百万，甚至更多，这是公务员岗位所不能相比的；

三是官场不好混，而做律师只要自己努力了，效果明显。眼下，混官场没有关系没有经济支撑简直就是原地踏步，升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官场会经常勾心斗角，上下级很明显，领导和下属简直是两个阶层。而做律师就不一样，做律师只要你肯努力，即使你没有关系，只要勤奋，多吃苦，做几年后一年拿到几十万元的收入是很正常的，而且律师很自由，不需要受任何人约束，更没有上下级关系，不会担心上级给你“穿小鞋”；

四、为孩子考虑。尤其针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做公务员收入低，而且没有“实力”难以升迁。同时，由于经济条件较差，跟随的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环境、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会受影响，尤其是对于孩子，有些人不甘心自己的孩子一直在偏僻落后的地区生活，总希望给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给孩子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因此，这些人就会考虑辞去公务员职务，转做律师或者其他行业，这类人往往会选择前往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做律师或其他行业，这样就会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生活居住等各方面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好处，也算是为了子女后代造福，这就是所谓的“创一代”的心理，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综上分析，霍志杰律师认为，随着我国司法改制的深入，以及国家反腐倡廉步伐的加快，那些想通过公务员升职发财的人员会越少，公务员一定会转变思路，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些人随着眼光的拓宽，或者是为了子女后代考虑，会积极的外出寻求发展，势必造成公务员辞职现象的普遍存在，最近公务员报名人数减少的报道也体现出了这一发展趋势，这也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服务性政府的改革是个利好。

第三篇：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摘 要]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据，也是行政法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文章在浅析行政补偿概念的基础上，回顾了行政补偿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分类，最后指出就我国实践而言，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应该以人权保障说为前提，以特别牺牲说为基础，以公平负担平等说为原则。

[关键词]行政补偿；特别栖牲说；人权保障；公平正义

作为国家，当牺牲无特定责任人的合法利益以满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从而破坏原有的利益格局时，就必须给予受损害的特定成员公平合理的补偿。近年来，伴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力指导，我国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较为广泛的行政补偿制度。行政补偿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对政府权力的规制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至关重要。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是指国家为什么要对合法的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有利于加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有利于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具有深远的学术理论和现实实践意义。

一、行政补偿

各国学者结合本国自身的实际和具体情况定义行政补偿的概念有所不同。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导致我国的行政补偿概念也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行政补偿的概念定义为：国家行政主体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合法行使职权管理或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履行其行政职权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由国家行政补偿义务机关依法补偿特定行政相对人所遭受损害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其不应属于行政法责任，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随着我国对公民财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行政法中所关于调整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人财产权关系的内容日益凸显。我国认为行政补偿的发生原因包括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主体的合法公权力行为及其附随效果所造成的特别牺牲，也包括公民因实施公法之无因管理行为所遭受的特别牺牲。其中，公权力附随效果的特别牺牲是指在实施公权力时，行政主体并非有意占有或使用私人财产，或者限制私人财产权，但客观上存在着破坏或实质减损相对人权益的实施，进而使相对人承担特别损失。再者，行政相对人因公共利益的维护而遭受了个人利益的特别损失，两者利益的损益之间应当有因果关系，而这种公共利益显然不为行政相对人一方享有，而为社会或集体成员共享。

各国对于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每种理论学说都有其不同侧重角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过程中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和理论观念。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学说观点：

（一）特别牺牲说

该学说是由德国奥托·麦耶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实施的征收或征用等行为，造成了特定的社会主体（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特别损失，他们为社会公共利益而承担了其他人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对承担了他人责任的这些特定主体的特别损失给予补偿。

（二）公平负担平等说

该说认为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该是一致的。公民既然是公共产品的实际享有者，理所当然也应当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者。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行政主体作为国家行政活动的实施者，其实施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角度是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造福于民。如果国家的一些诸如征收、征用、选用的一些合法行政行为造成了特定主体的损失，作为这种损失就应该由全社会的成员一起来分摊，但这从现实角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国家就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由国家来给予受到损失的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这样就达到了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承担，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三）人权保障说

保障人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尤其是法律生活的各个领域。该学说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目的和重要任务之一是保障人权，当公民遭受到国家其他公民或其他组织的侵害时，国家有责任对遭受损害的公民给予补偿。保障人权也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既然在法律领域内，当公民的行为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损失的时候，国家有责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并保障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补偿或者赔偿，那么当国家的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时候，这种责任就更是责无旁贷。

（四）无过错责任理论

根据该理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其行为或其所管理的人或物造成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无论其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或者是否过错，均应对被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或补偿。引起行政补偿的损害虽然是由行政主体因公共利益的目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可是从损害结果来看，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都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造成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特别损失，在相对人自身无过错的情况下无端致使个人权益受损是理应获得相应弥补的，符合权利救济的基本要求。法律上的区别应该只针对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违法与否的问题；引起赔偿的是违法行为，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应该对之承担相应侵权法律责任；引起补偿的是合法行为，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对之不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五）不当得利说

该学说认为享受公共利益的是社会全体，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应当由社会全体成员负担。然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造成的损失一般是个别人的特殊牺牲所能实现的，既然是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没有理由让个别公民承担，因此对于其他未受损害的社会全体成员来说就是一种不当得利，因此对于做出牺牲的人就应当进行补偿。

（六）危险责任理论

根据该理论，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的利益于某种危险之中，他就必须为此种危险可能导致对方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这种理论始于民事赔偿领域，后来在行政法上得到了运用，并逐渐成为了行政补偿的重要根据；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对人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之中，其即应对相对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二、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主要是以“人权保障说”为根本要求，以“特别牺牲学说”为基础理论，以“公平负担平等说”为主要原则。

“人权保障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根本要求。众所周知，维护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现在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现实的生活领域当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难免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干涉和影响，如果政府的行为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损害，无论是违法的行为还是合法的行为，都应该做出适当的、公平的赔偿或者是补偿，而不应该只是关注到政府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公平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不断增多，政府的一些合法行为难免会对一些公民的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损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好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从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和有效的保护，充分保障人权的实现。

“特别牺牲学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中也能看出，我们国家十分重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制定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以保护。但国家要更好地实施公共管理的职能，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国家可能会对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限制、甚至造成损害，而作为这种本应该由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的损害，如果强加于一个人或组织，就造成了“特别牺牲”，这种特别牺牲就应该由公权力的维护和实施者通过必要的行政补偿，使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状态。我国强调的是这些“特别牺牲”应该公平合理，若牺牲超出了公平合理的限度，则必须由国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公平负担平等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主要原则。之所以强调“公平负担平等说”做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主要原则，是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通过给予补偿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但私有财产合法权益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如果国家的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是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具有较为广泛的承受范围的，那么这种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平均的分摊，是一种公平、正义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无需再对其进行行政上的补偿。只有在当这种牺牲被特定化到在社会公平领域，已经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特定范围内的组织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才造成了所谓的“特别牺牲”。这时出于维护必要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就应当给这些人或者组织适当的行政补偿，从而达到“公平负担平等”。

总之，我国在土地征用、公用征收、功用征调、行政活动调整、因公益遭受特别牺牲的补偿和因保护国家或公共财产所致损失的补偿方面广泛地建立了行政补偿制度。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之所以主要考虑和借鉴这三种主要理论观点的内容，主要是考虑到这三种观点理论的合理性和精神内核，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所做出的一种理性的正确判断。

三、结语

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是我国构建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法理依据，但理论界却对此无法达成共识。不管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还是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角度来观察，行政补偿制度都是一种维护公民权利和平衡公共利益的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随着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要求完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还存在着不足，在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之下，我国应该加强对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和立法研究工作，规范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进而促进平等、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

参考文献：“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ljmj.com/kelakeyulechang technology and C51 program design” Tang Ying,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a case of driver and Proteus simulation” Li Lin power, based on the 2011, science press;“design” MCS-51 Series MCU application system He Limin, 1995,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based” Li Guangdi: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1992;“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Ding Yuanjie, 1994,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第四篇：公务员去世后丧葬补偿[定稿]

公务员去世后丧葬补偿

退休公务员去世后，其丧事处理、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与在职国家公务员去世后一样对待。其遗属生活有困难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保险制度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死亡保险制度由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三方面内容组成。

1．丧葬补助费

丧葬补助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执行所在地的标准。根据企业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及按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办理退职的退休职工）非因工及因病死亡后，丧葬费一般为1600元。

2．一次性抚恤金

一次性抚恤金的数额，根据职工死亡性质确定，因病死亡的，按职工病故时的10个月的工资额发给：因公牺牲的，按牺牲时20个月的工资额发给；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按牺牲时的40个月的工资额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国家机关职工死亡后，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给，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由其原工作单位发给。一次性抚恤费为10个月上当地县（市、区）职工平均工资。

如果是火化的，那么退休后可继续领取10个月的工资，如果是离休可领12个月的工资。如果是土葬的则什么也没有了，次月停发工资。如果在社保开支就去社保办，如果还在单位开支就到单位办，拿好手续，像公安局开的死亡证明，民政开的火化证明，户口本等，还有领取人的相关证件。

3．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有困难的，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可以根据“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给予定期或临时补助。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一般以能维持当地群众生活水平为原则，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执行所在地区的标准。

遗属补助费按应享受遗属补助的人数和标准计算，其总额不得超过死者生前的工资。

企业职工（含离、退休人员）非因工及因病死亡后，对其符合供养条件的直系亲属定期生活困难补助标准为：

城镇户口：每人每月补助为160元。

农村户口：每人每月补助为150元。

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系鳏寡孤独者，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加发10%。

4、企业应认真做好职工劳保卡片登记工作，严格按规定划分和确定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职工死亡，按劳保卡片登记的供养直系亲属人数发放死亡待遇。

5、以上所需费用，仍按原渠道列支。

6、非国有企业，亦应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五篇：专家谈公务员下海弊端：易成贪官洗钱暗道

专家谈公务员下海弊端：易成贪官洗钱暗道

在当前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背景下，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不但有损公平竞争原则，也容易成为贪官洗钱的“暗道”

7月9日，安徽省人社厅出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7条“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和第8条“允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引发有关“公务员带编下海”的质疑。

从安徽省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来看，是为了“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但公众普遍担心会出现权力寻租，引发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

随后，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出面澄清，称允许离岗“下海”的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针对公务员的政策是“允许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未突破公务员法规定。然而，公众最主要的质疑，并不仅仅是这项政策是不是合乎相关规定，而是其法治性和公平性。

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并非新鲜事。早在2008年，河南省商丘市出台《关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民创业的若干规定》，政府出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也引发了公众热议。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沈友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公务员“下海”，表面看是回归了普通公民身份，但在一定时期内，其原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还会发挥作用，从而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

“鼓励公务员‘下海’办企业、搞实体，还应十分慎重。”沈友军认为，在当前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背景下，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不但有损公平竞争原则，也容易成为贪官洗钱的“暗道”。

公务员穿救生衣“下海”

“下海”一词，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当初，主要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职位去创业经商、谋求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下海潮”，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另一次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90年代。其中以停薪留职、一次性买断工龄，或给一笔创业基金让其脱离国家公职人员等为主要形式。尽管称呼各异，但本质上都是“带薪下海”。

当初，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竞争规则需要更多人才去“试水”的情况下，这两次“下海潮”，对突破当时僵化的体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留着“铁饭碗”，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的做法，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在安徽之前，近年来昆明、吉林等多地也都出台过类似政策——

2008年9月底，昆明市人事局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对辞职创业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除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5年基本工资的辞职金外，工龄20年以上的，发给一次性奖励金20万元；2012年，吉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其中也提到鼓励公务员从事创业活动，并为其保留2年职务。

而事实上，不论前两次大规模的公务员“下海潮”，还是近年一些地方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除极少数人创业成功外，多数人却折戟沉沙市场，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改行从事了其他职业。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认为，中国之前也已经有过至少两次公务员“下海潮”。历史证明，所谓的公务员创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利用原单位的公权力、利用原单位中积累的人脉来赚钱。

“这种鼓励政策在特殊时期，可在短期内产生刺激性作用，但作为一种常态并不合时宜。”沈友军说，在市场经济和公平观念已深入人心的当下，再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有“制度倒退”之嫌。

易成为贪官洗钱“暗道”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以优惠政策为公务员参与市场竞争“托底”，不但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机会平等的法则，而且也易成为贪官洗钱“暗道”。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些地方急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心情能够理解。但用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服务经济发展，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鄢圣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按以往一些地方出台的规定，公务员‘下海’还可拿到数量不等的补偿金。”鄢圣华认为，“公务员工资，来自财政，源于纳税人。如果是下海创业‘为自己打工’还要给予补偿，显然会损及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

“鼓励公务员‘下海’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鄢圣华说，“比如会出现有些公务员以‘创业’为理由，提前退休，达到‘吃空饷’之目的。同时，‘下海’公务员留下的空缺职位，还会成为权力寻租的新空间。”

“鼓励公务员‘下海’容易被贪腐者钻空子。”在沈友军看来，公务员“下海”，容易凭借对政策的熟知和对人脉的掌控优势，利用职权或职务和地位形成的方便条件与民争利，而且该政策还可为一些贪官洗钱提供新的捷径。

沈友军举例解释，比如有些贪官在位时拼命捞钱，捞够了趁还没东窗事发，借口辞职创业，通过办企业、开公司，以“下海”经商的名义，最后把黑钱洗白，把自己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

按《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也明确禁止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尤其强调“不准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折射公务员出口不畅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近年来有些地方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尽管多数是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但深层次问题，是为日益膨胀的公务员队伍“消肿”，这也折射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畅的严峻现实。

不可否认，公务员队伍一直以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备受人们追捧，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年年递增。但也要看到，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并不完善，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机构膨胀、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局面。

“如果公务员入口把关不严，出口又不畅，有些地方鼓励公务员‘下海’，本质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以此打通公务员出口。”沈友军说。

2011年初，在公务员法实施5周年之际，国家公务员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全国有600多万公务员，5年来辞退了4778名。在近年来问责制度越来越完善的社会语境中，辞退、开除的公务员比例极小，说明对公务员还缺乏严格的惩戒和退出机制。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有些地方鼓励公务员“下海”，显然与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相符。因为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而这种“腾笼换鸟”的措施，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务员出口不畅的严峻现实。

明晰公务员的角色定位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地方鼓励公务员“下海”，根源在于混淆了公务员的角色定位。

“提供创业服务、改善创业投资环境，这才是政府最应做好的事情。”鄢圣华说。“对于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各级政府应多一些法治意识、服务精神，努力改善和强化服务职能，多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公务员和商人，二者角色应完全分开。如果官商融为一体，就会完全打乱公务员这份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鄢圣华说。

“即使公务员主动辞职‘下海’，也要明确划分开‘权’、‘利’的关系。”鄢圣华说，首先要推行“回避制”。辞职后的公务员不能在自己的直系亲属担任重要公职的地方经商，从源头上堵死“官商勾结”。其次要明确“下海”的年限。有些职位的公务员即便辞职，一段时间内也不能经商，以此规避权力“期权化”。再次要实行“公开制”。将“下海”公务员的姓名、职务、年龄等信息公开，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阳光监督”。

“公务员职业之所以被称为‘铁饭碗’，原因在于‘只进不出’。因此，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还须继续深化。除了严把入口关之外，还须建立科学的退出机制。”

“《公务员法》规定了辞职、辞退、开除、退休等公务员退出机制。”在沈友军看来，除退休之外，其他退出方式几乎形同虚设。“因此，在正常退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之前，任何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都容易被解读为公务员的福利和特权。”

“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机关中确实比较严重。但这种难题的解决，不能靠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而应该削减公务员的特权，降低公务员的显性和隐性的福利待遇，包括灰色收入，从而降低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同时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严厉惩戒行为不端甚至触犯法律的公务员，建立一种完善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沈友军说。为此，沈友军建议，应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实行合同管理。这是畅通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建立健全全覆盖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人员退出必然涉及到人员的生存保障问题，只有把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保障解决好，才能激活人员的顺畅流动。

“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对公务员的考核，并提高考核的可操作性。要在创新和完善公务员管理体制上下功夫，形成‘人尽其才，优胜劣汰’的良好局面。”沈友军说，“公务员退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严格的考核制度、有力的监督制度，以及强大及时的执行力基础上。”

“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完善，必须以公众充分的知情权作为保障。唯有在公众强大的监督力量下，才会有执行力的有效提升。”沈友军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