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写作教学突破性改革亟待解决问题5则范文

第一篇：中学写作教学突破性改革亟待解决问题

[作者]王嘉民

[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语文教学与研究逐渐摆脱了“左”的桎梏，踏上了尊重并研究自身规律的正轨。在中学写作教学领域，于漪、陆继春、蔡澄清、常青等一批同志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中学写作教学仍然陷在沼泽泥潭之中，无法大步前进。教师费了不少心力，学生的写作水平仍然很差，“很多学生连一封信都写不好”。中学写作教学怎样才能跳出沼泽泥潭？笔者以为，首先要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编好教材

解放以来，从全国范围讲，可以说没有过真正的写作教材。近些年逐渐重视了写作规律、写作方法的教学与研究，但还在初级阶段，没有真正形成科学体系。写作知识和练习还统在阅读教材之中，散见于每单元的最后或课后的个别练习中。这些知识和练习东一ｌáｎｇ＠①头，西一棒子；或重复，或遗漏；无论从量还是从系统性、科学性，即使从形式上说，都无法称其为“写作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根本。没有教材，教学没有明确目标。虽说“教学大纲”里也有“记事写人，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一类文字，但对于写作教学来说，过于简约笼统。教师教学充满了盲目性。没有教材，教学没有科学序列。现行中学语文教材基本上还是按体裁分单元的文章选读，对写作，虽说编者也有整体想法，但还是缺乏写作本身的科学序列。这种写作教学，既谈不上在哪一点上与小学接轨，也说不上为中学生的深造或就业作了怎样的准备。没有教材，教学没有可靠依据。教师们认为，教完课本上的课文就算完成教学任务；至于作文，一学期九篇多了，八篇可以，七篇、六篇也够了。上写作课，没有“写作备课本”，没有“作文批阅记录”，没有“作文讲评提纲”，也不讲写作知识。好些的，出个题目，说上几句；差些的，干脆挪作讲读课。写作教学充满了随意性。没有教材，质量无法准确检测。高考是选拔性考试，作文阅卷人尚且抱怨没有一把比较客观的尺子，以致同一篇作文见仁见智，中间相差十几、二十分；高中会考是素质考试，要判断学生作文是否合格，没有个明确恰当的标准，怎么评分？学生期末考试作文，教师主要根据自己好恶打分，分数又怎能公正地评价学生写作水平？似这样无目标、无序列、无计划地教学，无标准地检测，中学写作教学怎能不陷入沼泽泥潭之中？

中学写作教学为什么无教材？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对写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二，没有跳出“多读就能写”这个认识的怪圈。几千年来人们表面地理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片面化，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指导和要求学生阅读、领悟、熟记课文是提高语文教学水准十分有效的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学生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学生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的培育。”把阅读的作用扩大化、绝对化，以读代写，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语文教育只有“文选”，而没有写作教材的根本原因。其三，无论哪门学科，都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许多知识点和特殊的规律。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写作的研究很不深入，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尚处在朦胧状态，比如：中学写作教学一共有多少个知识点？哪些知识点怎样排列构成写作的哪种能力？按照写作规律，这些能力应该怎样排列？……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无法构成写作的科学序列，所以也无法编写中学写作教材。

叶圣陶先生晚年曾多次说，要把语文能力训练的序列找出来，排个合理的顺序，使语文教学科学化。国家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庄文中先生也说：“本世纪初以来，语文学科没有建立一个得到基本共识的比较成熟的教学体系，这是语文学科的主要问题。”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中学写作课的当务之急是：“抛开邪说杂念，迅速组织一批专家，会同部分既有研究能力又有中学写作教学经验的教师，深入研究写作规律，编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中学写作教材。”有了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教材，中学写作教学就会彻底摆脱盲目性、随意性，跳出沼泽泥潭，踏上迅速辉煌的金光大道！

那么，中学写作教材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换句话说，依据教材，教师主要应该教些什么？

二、教给方法

吴疆先生在《善学，师逸而功倍》中介绍了一位教育家曾作的比较：同是画苹果，在美国是由老师拎来一筐鲜果，由学生任意拿一只便去作画；在中国则是由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只标准苹果，规定好先画什么，再画什么，什么地方涂上什么色彩……然后叫学生照着黑板上的苹果作画。结果，美国孩子笔下的苹果如南瓜，中国孩子笔下的苹果像苹果。从表面看，“中国”老师的错误在于只把结果告诉学生，越俎代庖，抹杀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美国”的教师则过于撒手，放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费”——学生把苹果画成了南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假如教师拿一筐苹果分给每人一只，然后给他们指点：怎样多角度地观察；怎样寻找并概括苹果的外形特点，形成心像；又怎样把心里的苹果画在纸上，再作一番示范。我想，效果是会不言而喻的。可见，无论是“中国”教师还是“美国”教师，实质上犯了同一个错误：没有教给学生“方法”。

“方法”是认识事物、表现事物进而改造事物的窍门、秩序，是由已知或条件通向未知与成功的桥梁。掌握了它，就会省时省力，事半而功倍。对于教师教学，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就说过：“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卢梭把“教方法”提到教学的核心的高度。他认为，教师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教方法”。叶圣陶先生说“课本只不过是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教什么？教阅读方法，教写作方法。

我们很多教师不明白教学的核心任务是“教方法”，教阅读，把段落大意、主题思想这些结果抄给学生，像上述的“中国”教师；教写作，却像“美国”教师，什么也不讲，硬要学生去作。试问：从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到选材炼意、谋篇布局，最后起草行文、修改定稿，哪位教师拿出语文课堂教学的三分之一时间系统地讲过写作规律、写作方法？而对学生的作文却次次要求：中心突出，主题鲜明，结构完整紧凑，语言生动流畅……这样的写作教学，学生把苹果画成了南瓜，该打谁的手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话讲得何等好哇！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几千年来，特别是解放四十多年来，人们认为作文无“法”，致使中学与作课堂不讲“法”，写作训练不练“法”。文章写作有没有“法”？议论文结构的三部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法”；散文的“彩线串珠”就是“法”，小说的“抑扬”、“跌宕”、“杂取”、“细节”就是“法”……可以说，整个写作过程从蓄势、激发到运思、行文以至成篇，“法”贯串始终。只不过到现在，我们没有很好研究罢了。

语文学习的本质就是“使学习者通过学习能够对语文实践活动的模式进行熟练的操作”，即“对语文实践活动模式的操作达到一种无意识控制状态”。如果你能考察作家成功的道路，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原因：读书多——连高玉宝、高尔基一类作家也概没能外。为什么要多读书？就是想在多读中搜寻写“法”，掌握写“法”，以达到不想“法”而能用“法”的程度。因此，著名作家管桦说：“语文教师必须给学生讲解文章的‘法’”。只有让学生掌握了“法”，融会贯通了，学生的作文水平就会迅速地大面积地提高。

教给写作方法，是中学写作教学能否跳出沼泽泥潭的关键。但是，怎样才能让学生快速掌握写作方法？

三、抓住模仿

学写作，必须从模仿开始。

从写作的思维过程看，模仿是认识事物必不可少的途径。作者偶然看到某种事物引起兴趣，便会再次有意识地仔细观察，心理活动进入“浅度心理场”。经过多角度仔细观察之后，加进自我意识，心理活动进入“深度心理场”。在这个心理场中，思维首先对事物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进行模仿，然后与别的事物进行对比分析，或用别的事物去干扰撞击，探求其内在实质，接着对其实质进行模仿。经过这样多次模仿，人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就进入了完整深刻的阶段，最后才能通过语言系统，使事物变成写作的题材。

从写作能力的形成过程看，模仿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写作能力不是一种知性活动，它既不是人类生理上固有的，也不构建在简单认知的层面，而要经过细致的有序的训练。这种训练分三个阶段：模仿→反复迁延→内化完成。学生读了某段文章，在老师的点拨下，对某种写作方法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适用范围和运用程序在学生大脑中形成了一定映像（以上属于认知范畴），再在老师的指导下，依照映像进行模仿训练，使映像由感性逐步向理性过渡，并把这种映像的理性思考内贮在头脑中，外化为一种技能。在以后的训练中，教师再指导学生把这种技能反复迁延，加深拓宽，使这种技能深深铭刻在头脑中，达到操作程序自动化，写作的这种能力就形成了。

从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模仿是写作训练的初级阶段，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当然培养不出写作能力，但模仿却是培养能力这个训练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是开始训练的最好方法。令人忧虑的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模仿的意义、作用认识不足，盲目地反对模仿，错误地跳越模仿，一开始就让学生写“主题鲜明、结构完整、语言生动”的文章，这种缺乏梯度的训练，怎么能使学生的写作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呢？

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文章是写作的结果，“法”隐藏在文字中，又和一些非“法”的东西相错杂，学生的悟性相对低一点，学习方法又不尽合理，要从文中剔出“法”来加以有意识的认知、模仿、迁延以至熟练运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千百年来大部分读书人常常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跳不出书来而“淹死”在书中。改革开放需要迅速培养大批人才，仅靠学生自己“多读多写”绝对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如果说，封建社会把“多读多写”奉为金科玉律不必过多指责的话，在语文教改已取得不少成绩的今天，为什么不应该尽快实行一套更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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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钅加郎中学写作教学突破性改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学写作教学突破性改革亟待解决问题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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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学校军训亟待改革[模版]

学校军训亟待改革

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军训是大中学生的一门重要课程。但是，近年来每当新生入学后，各类“问题军训”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凸显出现行军训制度已不尽适应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更不适应新时期国防教育的需求。对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调查显示，现行军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军训目的不明确。以大学的军训为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2006年修订）的要求，大学生的军事课由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组成，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为2～3周，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学生集中统一进行训练；军事理论课为36学时，列入教学计划。这种课程安排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军训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达到军训的目的？军训中侧重培养组织纪律性，还是侧重培养理想信念和意志品质？这些问题都未进一步明确，在具体的实施中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军训组织管理工作的指导性不强，导致实践中避重就轻，只重视简单易行的站姿、队列训练，不重视传授军事理论、树立国防观念以及培养国家安全意识，对学生吃苦耐劳、坚毅勇敢等品质的培养更为缺失。

第二，军训课程设计不科学。现在的军训内容已明显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一是多数学校侧重于军事技能训练，对军事理论课程重视不够，课程设置与军事技能课程中的科目无法形成呼应。二是内容单

一、僵化。军训已成为站队列、拔军姿、整内务“老三样”以及最后接受校领导检阅的程式化项目，缺乏现实的教育意义，更与现代国防教育的要求脱节。三是考核目标不明确。在现行军训大纲中，对军训效果评价仅是方向性的要求，而无明确的考核标准，导致检阅方阵成了最普遍的考核形式。四是大学军训与中学军训之间并无衔接，导致军训课程中部分内容单调重复、部分内容缺失的情形同时存在。五是缺少对当下青少年身心状况的调研和关注。受训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身心较少受到磨炼，体能普遍不佳且个性较强，面对简单枯燥的“老三样”军训时，自然难以适应。如再遇到素质不高的教官，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第三，军训组织缺乏保障。一是教官缺乏。每年全国有1700余万大中学生需要军训，按照每名教官训练30名学生计算，需要教官56万余人；有的省市驻军少，无法满足当地军训需求。二是场地缺乏。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完全符合军训要求的场地很少。三是受区域差异等因素影响，经费保障不统一，学生人均负担不平衡。四是监督缺位。军训支出不透明，缺乏监管，军训用品以次充好、再利用程度不高，浪费现象严重；军训过程缺乏监督，训练中的矛盾无法及时发现、排解，敷衍了事的形式化军训普遍存在。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进军训的具体建议：

一、正确定位军训目的，实施综合性国防教育

军训应更加侧重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激发其求知欲、好奇心，锤炼意志，促使形成良好的学风。应注重培养应对突发性国家安全事件的基本能力与技能；注重培养学生对新时期网络信息战、舆情战的识别、防范意识和能力；注重培养学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注重国防教育的系统性，形成大中小学连贯的国防教育体系。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落实力度，用日常体育课、运动训练进行意志、体能、组织纪律性方面的培养。

二、科学设计军训课程，明确考核目标

结合青少年个性特点，改进军训课程形式与内容，减少“老三样”军训课程的内容，增加符合教育特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实用性、互动性、实践性强的军事课程设计。细化课程安排，统一规范符合青少年身心特征的系统化教材，让大中小学生循序渐进地成长，取得理想的国防教育效果。对军训效果的考核目标进行分阶段评价，考虑连续性、综合性评价，增加对教官的考核项目，细化各类考核标准，避免考核的应试化、形式化。

三、规范组织军训保障体系

一是在参训教官选拔、培训以及工作要求上，不仅要强调军事素养，更须强调人文素养；注重人格平等的交流，营造教官与学生双促进、共提高的良好氛围；对教官缺乏的地区，可考虑选用当地退役官兵担任。军训教官应该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二是场地方面，可考虑与当地特警、警校、军分区所属民兵训练基地合作。三是经费保障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军训的正常开展，也要考虑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经费支出要做到透明公开，厉行节约，避免浪费。四是完善监管，加大对经费使用、用品质量的监督，杜绝相关环节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要建立教师、学生、学生父母等相关人员的投诉渠道，引导其履行监督权利。

国防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必不可少。军训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种形式，同样不可或缺。改进军训，让军训不流于形式，是对国防教育的落实，也是培养合格人才必须重视的环节之一，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本文的撰写得到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和苏州大学军事教研室李瑾老师的帮助，作者特表谢意）

（责 编 子 君）

第三篇：个税改革亟待“劫富济贫”

每个月工资单上的扣税数额，渐渐成为工薪阶层拿到工资后最关注的栏目。在XX某国营企业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资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税数额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税额占她实际收入的10％左右。毫无疑问，朱小姐所在的企业照章纳税，并没有多克扣她一分钱，但税款的多少，已经让朱小姐十分敏感了。类似朱小姐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然而，他们只是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4日１１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完成１９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４％，增收４８４亿元。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在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情况下，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为２１６０元，同比增长８．４％。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已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XX、XX、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关注。改革焦点：个税起征点根据广东省地税局日前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代扣代缴方式缴纳的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纳税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薪阶层。这与此前公布的全国情况基本相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曾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是时，“贫富倒挂”的现状激起了各方的反应，个税因“劫贫济富”而被社会～所诟病。现行的800元个税起征点为1980年所制定，这个数字是当时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20倍，然而，25年过去了，除了XX、XX、广州、深圳等城市将个人起征点调整至1200至1700元的标准，各地其他地区仍旧执行的是800元的“老标准”。25年之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数十倍，却仍沿用过去的标准，这是最为公众所不满的。今年“～”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提交了“现行法律规定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调高”的议案。姜德明举了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的月工资是33元，20多年时间，月工资已经增涨了50多倍。但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统一提高。网友余丰慧也指出：如果比照工薪阶层工资提高50倍来推算个人所得税现在的征收起点，应该是40000元。即使依据这个参考数据，再综合物价增长等各个方面情况，起征点应为10000元左右。这个意见虽然被认为有些过激，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据新浪网一项“您认为个人所得税从多少元开始起征比较合适”的调查显示:起征点选择2000元以上的占44.60%，选择2000元的占38.51%，选择1200元的占14.36%，而仅有198人选择维持现行的800元起征点，占总投票人数的2.53%。有迹象表明，在各方意见的影响之下，政府有关部门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个人所得税制的调整没有悬念，基本就是扣除标准的调整。但新的标准是什么，仍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XX社科院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课题组的相关研究表明，即将来临的个税改革必须关注到以下几点：要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决不可采取整齐划一“一刀切”的方法。4月7日，XX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副处长史小军在首都之窗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他个人认为，XX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定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不断“小动作”等待“大动作”4月26日，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苑广睿在出席XX国家会计学院举行的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上表示，近期财政部税制改革的工作重点是物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xx、消费税等方面。苑广睿在会上称，目前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由于银行系统不够完善，全社会使用现金比重大，导致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比较严重;二是目前税收征收以每月收入800元为税基，这一数字偏低。苑广睿并没有提到个税改革的具体措施，但由于这是财政部人士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最新表示，这种态度依然值得引起关注。与此前的一些猜测不符，虽然“～”时期对个人所得税改革话题讨论非常热烈，但“～”之后，有关的政府部门并未就个税改革问题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而社会对税制改革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即将开征的物业税和房地产税上。虽然一直没有激动人心的“大动作”，但在这段时间里，有关部门对个税问题也并不是完全保持沉默。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税务部门对企业为员工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即该保险落到被保险人的保险账户)并入员工当期的工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此举被认为是堵塞最近一段事件部分企业利用员工团险逃避缴纳个税的途径。而在此之前，国家税务总局也曾通过通知形式，明确了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另外，还就员工股权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从2005年7月1日起，企业员工参与企业股票期权计划在行权时，当日“施权价”与公平市场价的差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的这几次通知，并不是有对现行税制的更改，而仅仅是对一些既定法规的强调。更为公众们所期待的，是对于现行个税制度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起征点和税制。4月初，xx发布了《xx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第五章专门论述了关于“深化财政税收投资价格体制改革”的内容，虽然并没有提到个税改革的问题，但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相关部门已经在积极落实有关税制改革的各项工作，并已经在部分具体内容上形成了初步意见，其中就包括个税改革的问题。漏洞依然普遍逃税各有高招现行个税出现“劫贫济富”的结果，除了起征点过低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收入不少都未被有效监控，造成部分人虽拿着高收入却享受着低税赋。此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强调监控的企业员工团险就是途径之一。据了解，一些企业正是通过投保团体保险，将投保费用计入福利、成本或是补充养老保险等账目，相对于把钱直接以工资、奖金的形式发放给员工，免去了员工一大笔的个人所得税。而一些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也将其作为卖点向企业推销，以提高销售业绩。XX国瑞税务师事务所主任孙健认为，此次国税总局的通知内容，实际上在个人所得税法中早有规定，此次发文再次强调，预示着税务部门对企业利用保险避税、洗钱的各种“擦边球”行为将不再容忍。事实上，在各种形式的企业中，都存在着一些利用各种方式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一位经商十多年的私企老板就向记者表示，为了逃避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他的用车、吃饭、娱乐的花费，往往都出企业的账目里出，而给自己支付的工资却不多。虽然企业里外都是自己的钱，但相对于个税，缴纳企业所得税似乎更合算一些。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工作的美国人安德森先生就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因为在美国，即使是自己的企业，公司支出与个人支出的范围也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纯属个人目的的消费如果列支在企业账中，会被税务部门认为是逃税行为。但安德森先生注意到自己的中国同事中部分人也有自己的逃税办法。他们利用跨国公司的优势，在大陆之外的地区某个银行中开立个人账户，将一些收入直接以外币形式存入，以逃避利用国内银行系统的税务监管。除此之外，收入丰厚的外企员工还有很多逃税避税的手段，如股票期权等。2001，在XX市地税局组织开展的税收查处中，就曾查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应扣个人所得税案，共查补税款5100万元，主要手段就是股票期权。根据目前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其征收范围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十一种之多。规定虽然详尽，但繁复的种类却加大了征收难度，提高了征收成本，而真正在征收时，也并没有阻止住漏洞的出现。XX社科院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课题组的相关研究表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而据记者了解，这一点与有关部门的想法不谋而合。专家表示，未来的综合征收其实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据，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据介绍，把综合计征和分类计征结合起来，最恰当的方法是把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5个项目列入综合征税，而利息红利、偶然所得等其它所得仍实行分类征税。

第四篇：个税改革亟待“劫富济贫”

每个月工资单上的扣税数额，渐渐成为工薪阶层拿到工资后最关注的栏目。在XX某国营企业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资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税数额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税额占她实际收入的10％左右。毫无疑问，朱小姐所在的企业照章纳税，并没有多克扣她一分钱，但税款的多少，已经让朱小姐十分敏感了。类似朱小姐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然而，他们只是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4日１１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完成１９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４％，增收４８４亿元。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在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情况下，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为２１６０元，同比增长８．４％。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已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XX、XX、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关注。改革焦点：个税起征点根据广东省地税局日前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代扣代缴方式缴纳的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纳税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薪阶层。这与此前公布的全国情况基本相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曾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是时，“贫富倒挂”的现状激起了各方的反应，个税因“劫贫济富”而被社会舆论所诟病。现行的800元个税起征点为1980年所制定，这个数字是当时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20倍，然而，25年过去了，除了XX、XX、广州、深圳等城市将个人起征点调整至1200至1700元的标准，各地其他地区仍旧执行的是800元的“老标准”。25年之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数十倍，却仍沿用过去的标准，这是最为公众所不满的。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提交了“现行法律规定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调高”的议案。姜德明举了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的月工资是33元，20多年时间，月工资已经增涨了50多倍。但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统一提高。网友余丰慧也指出：如果比照工薪阶层工资提高50倍来推算个人所得税现在的征收起点，应该是40000元。即使依据这个参考数据，再综合物价增长等各个方面情况，起征点应为10000元左右。这个意见虽然被认为有些过激，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据新浪网一项“您认为个人所得税从多少元开始起征比较合适”的调查显示:起征点选择2000元以上的占44.60%，选择2000元的占38.51%，选择1200元的占14.36%，而仅有198人选择维持现行的800元起征点，占总投票人数的2.53%。有迹象表明，在各方意见的影响之下，政府有关部门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个人所得税制的调整没有悬念，基本就是扣除标准的调整。但新的标准是什么，仍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XX社科院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课题组的相关研究表明，即将来临的个税改革必须关注到以下几点：要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决不可采取整齐划一“一刀切”的方法。4月7日，XX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副处长史小军在首都之窗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他个人认为，XX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定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不断“小动作”等待“大动作”4月26日，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苑广睿在出席XX国家会计学院举行的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上表示，近期财政部税制改革的工作重点是物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苑广睿在会上称，目前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由于银行系统不够完善，全社会使用现金比重大，导致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比较严重;二是目前税收征收以每月收入800元为税基，这一数字偏低。苑广睿并没有提到个税改革的具体措施，但由于这是财政部人士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最新表示，这种态度依然值得引起关注。与此前的一些猜测不符，虽然“两会”时期对个人所得税改革话题讨论非常热烈，但“两会”之后，有关的政府部门并未就个税改革问题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而社会对税制改革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即将开征的物业税和房地产税上。虽然一直没有激动人心的“大动作”，但在这段时间里，有关部门对个税问题也并不是完全保持沉默。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税务部门对企业为员工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即该保险落到被保险人的保险账户)并入员工当期的工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此举被认为是堵塞最近一段事件部分企业利用员工团险逃避缴纳个税的途径。而在此之前，国家税务总局也曾通过通知形式，明确了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另外，还就员工股权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从2005年7月1日起，

第五篇：信访制度亟待改革

信访制度亟待改革

李克军 我国的信访制度，初创于1951年，成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2005年由国务院制定并颁行的《信访条例》是这项制度的文本体现。

一、现行信访制度的缺陷

评价一项制度的优劣，不能仅靠文本推定，而应以实践结果为依据。按照相关的文本叙述，党和国家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听取民众呼声；一个是解决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说，它是一项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救助制度。按照“应然”的逻辑推论，信访数量不应该作为形势判断的依据，但从“实然”看，上访量居高不下已经被各级党委政府列为不稳定因素。

有关资料显示，从1992年起，全国信访总量连续11年上升，并在2003年形成“洪峰”，从2005年开始，信访总量连续下降。但从媒体披露的典型案件和人们接触到的情况看，重复访、集体访、越级访并未明显减少，由上访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加。2005年发生8.6万起，约等于1993年的10倍；2008年超过10万起，比2005年增加16.3%，而且出现了后果极其严重的瓮安事件。2009年以来，湖北石首、黑龙江富锦、安徽马鞍山、广东增城、广东乌坎等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这些情况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信访形势总体上呈不断恶化态势，近年来虽然上访总量得到控制，但是，信访秩序依然混乱，社会冲突更加激烈，“维稳”成本不断攀升。

信访形势的严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分配不公、社会管理失范、公职人员腐败等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就信访制度的作用而言，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促使各级党政机关加大了矛盾排查和化解力度，使数量不菲的具体问

题得到解决；另方面，客观上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信访条例》虽然包括涉法涉诉案件应该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内容，但整个立法主旨和各具体条款都在强化“县以上人民政府”权力和责任。在现实生活中，高度一体化的党委和政府掌握着过多的权力，包揽着绝大部分公共事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法机关依法解决民众利益诉求的压力、权能都极其有限，所以，以种种借口把多数民众投诉推给行政部门。同时，还有一些经由司法机关调处、裁定或判决的案件，辗转回到党政机关。党政主导的信访机制，使诉讼受案的范围难以扩大，司法调处的功能难以拓展，访民“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趋势难以扭转，信访秩序难以规范。

——现行信访制度过分强调“领导亲自抓”的老套路。领导亲自“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虽促使部分问题得到解决，但却破坏了科层制，助长了相关部门的推诿扯皮；迎合了民众的“清官迷信”情结，助长了访民“找大不找小”的心理。信访量日益集中到中央和省两级。在“两会”等特殊日期，很多市县都要派出几十人到北京驻扎接（截）访。

——信访工作的责任制、排名制、通报制与其它工作领域的政绩考核、达标竞赛、一票否决等制度互为补充，不断强化着政治压力型领导体制。以信访为重点的“维稳”已成为高悬在基层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应对上级考核排名特别是一票否决，地方和基层官员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压、拖延、收买等饮鸩止渴的“非规手段”控制上访，在暂时缓解或掩盖一些矛盾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积累着更多的矛盾，阻碍着地方治理的转型，酝酿着社会冲突的隐患。

——随着信访地位的提升，信访工作部门的规模和权力也有所扩张。“划道”排名、一票否决、开转办单、督查通报、奖惩提名、组织会战等带有浓郁人治色彩的手段，用得越来越多，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越来越严重。

可以说，现行的信访制度已经逐步走向异化，不但没有起到“降压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矛盾的“加压泵”和官民双方非规范行为的“催化剂”。

二、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策略

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应该摆脱“党政合一、行政主导、向上集权、向下施压”的路径依赖，按照民主法治的大方向，逐步建立起“党委宏观领导、人大权力到位、司法调处为主、基层民主自治”的新机制。

改革的策略应该是“小步快走，平稳过渡”。

第一步，在两三年内，保留现有的信访制度大格局，在三方面做出政策调整：

1、为基层减负降压。取消按信访量排名；取消一票否决并大幅度减少信访工作在目标考核中的分值；不要求下级官员到上级接回信访人员。

2、以淡定的态度对待上访和群体事件。省市两级召开重要会议，不允许下级来人驻守接访。由大会安排专门人员接待上访；由本地公安部门依法维护大会秩序，妥善处理公共场所可能发生的集会、请愿事件。

3、实行重点案件直接查办及按责追究制度。中央和省级信访部门，不给下级开信访移办单。对特别重要的案件，可以直接组织人力查处，也可转交给同级相关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查办。对查办过程中发现的官员渎职行为，可以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纪检或司法机关追查责任。对上访人的违法行为，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步，初步建立起人大有效监督、司法调处为主的信访工作体系。将隶属于政府的信访机构改设在人大常委会，适当压缩编制。人大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职能，对行政和司法机关接待处理公民诉求的情况进行依法监督，对渎职侵权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厘清上下级之间、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各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职责，各负其责地处理信访积案和公民各种诉求。严格执行党委不干预具体案件和行政机关不受理涉诉案件的规定，同时，扩大诉讼受案范围，将绝大部分信访案件纳入司法轨道。

第三步，建立新型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权利救助体制。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更充分、更具体的统一；充分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保证民众意愿表达有畅通的渠道，怨愤发泄有合法的出口；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健全的基层自治制度，将绝大部分民事纠纷、民众诉求纳入自治组织自我调节和依法诉讼的轨道。

三、相关措施的配套跟进

应确立新型治理思路，全面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以下四个方面尤为重要：

1、推动官、学、媒、民之间的沟通互动，最大限度地增进改革共识。对信访工作及“维稳体制等问题，官员、学者、媒体和民众，具有不尽相同的解读，本属正常现象，但有两种倾向应该扭转：一个是缺乏沟通，几套话语自拉自唱；一个是地方官员和基层干部很少用真话参与讨论。市县乡三级干部，在各种会议和媒体上发布的讲话、文章虽然不少，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套话、假话、空话居多。遇到舆论**，他们往往采取缄默不语的策略，以免惹祸上身。其实，他们对很多问题都有与上级、学者、民众不尽相同的看法，尽管有很多保守僵化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思想，也应该允许他们充分表达。所以，上级应该鼓励基层干部说真话；学者和媒体也应该注意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遇到分歧或矛盾，应该理性评判、适度宽容，从而促进各方思想交流，增进改革共识。

2、进一步转变领导方式，弱化自上而下的压力和管控。喊了多年的精简会议文件、控制检查评比、清理达标竞赛等口号，应真正落实见效。同时，应果断废止弊多利少的一票否决制，淡化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官员确立对下负责、执政为民的理念，并为基层社会自治腾挪空间。

3、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消解民众因社会不公引发的怨气。分配不公、阶层固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在一些地方不断集聚发酵，成为燃点极低的火药桶，一旦溅上火星，就可能轰然爆炸。所以，必须加快财税制度、工资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尽快缩小官（政府）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解决好其他领域竞争起点和过程不公等问题，以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

4、完善人大制度，加快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如果人民当家作主和横向权力制约的机制不健全，向地方下放权力和为基层减负降压，很可能导致某些恶质化的官员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司法独立也可能加剧司法腐败。所以，在信访制度由行政主导向民主法治转变过程中，应全面推进其他领域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地方治理的全面转型。如：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人大制度改革，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关；提高各级官员选举的透明度和竞争性，试行县以下官员直接选举，保证官员执政为民，对下负责；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平与公正；改革工会制度，使工会既不脱离党的领导，又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团体；发育民间组织，做实基层自治，等等。

作者为原黑龙江省委副厅级巡视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