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贷币政策操作工具在基层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大全]

第一篇：经贷币政策操作工具在基层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大全]

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基层执行存在的问题

支农再贷款方面。目前，支农再贷款的部分管理规定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不相适应。近期人总行虽然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支农再贷款允许展期，但经过展期的支农再贷款最长期限也只能是3年。由于期限的限制，支农再贷款只局限于发放中短期农业贷款，与当地目前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特色林果业及畜牧业的长期资金需求不相吻合。同时，修订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支农再贷款的发放仍主要用于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信用联社发放农户贷款，重点解决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储运和农村消费信贷等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资金的使用局限性大，与当前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调整、新型农业兴起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紧急再贷款方面。一是紧急再贷款担保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度较大。人民银行紧急再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使用紧急再贷款的金融机构必须落实担保，而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使用紧急再贷款的金融机构均是存款下滑、借入资金量大、资产质量较差、支付困难的高风险金融机构，要求其自行落实担保难度很大，而且一旦紧急再贷款收回出现问题，担保方就要无条件地承担还款责任，这样就有可能形成因为承担担保责任而将担保金融机构拖垮的问题。目前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采取行政手段，协调解决高风险信用社贷款担保的做法，从法律角度讲也是无效的。二是

借款人在借用紧急再贷款期间的有关规定不利于高风险金融机构今后的发展。实施细则规定，借款人在借用紧急再贷款期间不得增加对非农户新的资产运用，但对于非农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信用社而言，如果其不退出市场而又停止新的资产运用，就不可能有新的存款来源，也就不可能使经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方面。一是利率水平偏高。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利率远高于其平均筹资成本，特别是用款金融机构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大多选取一批优良客户作为放贷对象，不仅不能上浮利率，反而只能下浮利率，就进一步减小了获利空间。目前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缺乏吸引力，直接影响到央行政策出台的意图。二是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期限偏短，与企业实际需求相脱节，这也与再贷款政策的目的不相符。根据人行“关于适当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的通知”的精神，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然而企业的生产周期以及对资金的需求却是有长有短。出现再贷款期限已到期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还未到期的期限不匹配情况。另一方面，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消费信贷，更是受到了期限的限制，使城市商业银行对再贷款资金不能做长远规划，无法更好地发挥再贷款对经济的潜在支持作用。三是规模不足，使其效应大打折扣。在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家总体经济趋好的背景下，企业的经济行为都很活跃，对贷款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抓住时机，加大了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造成信贷资金短缺、扶持力度有限的局面。

再贴现方面。一是再贴现率确定机制过于僵硬，使再贴现业务波动较大。再贴现作为央行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合理确定再贴现率，以再贴现量来灵活有效地调节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人民银行的再贴现率水平偏高是造成贴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说明再贴现率不能及时顺应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灵敏地调整。二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意图与商业银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票据业务，以赚取再贴现利率与贴现利率之间的利差。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供不应求的票据市场中，只要是企业持有的真实票据，商业银行都愿意给予贴现。票据业务开展过程中缺乏对国家、地区重点支持的行业、产业的利益引导，只能说是再贴现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了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的发展，很难说再贴现对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支持重点行业和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票据业务真实贸易背景的核实过程过于繁琐，不利于各项金融法规的有效贯彻实施。

改进货币政策工具在基层实施效果的措施建议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应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方式。针对我国东、中、西部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均衡性，人行总行在出台货币政策工具管理规定时，应只提出总的目标、主

要原则、所要实现的政策意图等，而具体的管理实施应由各分行根据辖区经济金融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和完善，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更具有可行性。

应赋予人行基层行一定的“货币政策微观调节权”，适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即在总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下，赋予人行基层行更多的调节权，以发挥当地人民银行对本地经济情况较熟悉的优势，使金融能更加有效地融合于当地经济发展之中。可根据地区之间的差异，由各中心支行依据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结合当地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对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提出使用规模、期限、条件等的建议，报总行、分行后实施。对部分再贷款管理规定做一些制度上的修订和完善。一是适时、合理地调整支农再贷款的期限和范围。对支农再贷款在期限上设置三个档次，短期为1年以下（含1年），中期为1至3年（含3年），长期为3至5年。范围上从农户贷款扩大到种养业与农村其他各种产业。二是对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在利率、期限、总量上应有大的突破。可依照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利率办法，对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也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从而给城市商业银行更大的获利空间，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应允许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跨年使用或适当延长期限。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总量，促使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增加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三是对不退出市场但已使用紧急贷款的高风

险金融机构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允许其有新的资产运作，来逐步消化盘活资产。四是确定灵活的再贴现率变动调节机制。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以及培育发展票据市场的需要，适时调整再贴现率来传导货币政策意图。再贴现率的设定可根据产业政策需要，根据不同的票据种类和期限，分档次设立，应适当调低国家及区域内重点支持产业商业汇票的再贴现率。进一步丰富票据品种。目前应以推动资信状况良好、产供销关系稳定的企业签发商业承兑汇票为突破口，培育辖区企业的票据意识，增加票据流通种类，扩大票据流通量，夯实再贴现的基础。

第二篇：[修改版]浅谈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浅谈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查报告 龚万炳

听过要钱要出纠纷的，没听过给钱给出矛盾的，可这种怪事却在惠民政策执行中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乡镇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的最基层国家政府机构，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矛盾的集中点。

1、“三免一补”。

由贫困生或家长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填写《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申请表》，后由校长、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评审，公示无异议后，报县教育局、财政局审定，再由学校发放。这就是“三免一补”现行评定发放程序，其中《申请表》上乡村两级盖章的栏目，引用一名校长的话“请你盖章那是尊重你”。作为评审主体，校长和教师们早被繁重的教学业务和各种达标累得“鞠躬尽粹”了，就三、五十号人又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100多平方公里内群众的贫富和病灾？而所谓的学生家长，评审时不过就近找几个做做样子罢了---家长们跑的跑、忙的忙，学校又上哪儿找人去？即使家长们都来了，即使抛开私心杂念，诺大个面积里谁又能对谁知根知底？而所谓“公示”，不过是将名单贴在校园公开栏内，教职园工看看、年幼学生看看罢了，让家长们来回跑个几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去看“公示”，估计也不太现实。这样的评审，即使不存在循私枉法、优亲厚友，它也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应享尽享，存在问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一旦出现问题，群众和社会各界便将矛头直指基层政府，政府因其职责所在，还不能一推了之！

既然存在问题，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三免一补”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评审主体权责不符和评审程序不到位。解决办法：由贫困学生或家长填写《申请表》，统一交村委会，由村两委、组长、村民代表集中初审后报学校，由学校拟定资助名单及资助方式，以村为单位进行公示，十天后无异议的，由政府盖章并返交学校填写《“三免一补”学生名单拟定表》报县教体局、财政局审定，方可定为资助对象。

2、粮食直补。

粮食直补是国家将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然而，由于补贴依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时间的不协调和不配套，造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问题多多，矛盾重重。

如果依据实际种粮面积，一是上级分配下来的指标可能大于或小于实际种植面积，按亩分配，区域范围内亩均补贴标准将无法统一；二是粮食种植在本县分春秋两季进行，直补到农户时间如果要求在8月底前完成，秋季作物面积根本无法计算。

如果依据税改面积，一是上级分配指标面积与税改面积能否相符；二是部分土地撂荒户直补资金发放将成为矛盾焦点。解决问题的建议：按照统计惯例，明确上秋季至本夏季为本粮食直补周期。严格以税改面积为依据，各乡镇在5月底前将群众撂荒耕地认真统计并在税改面积中减掉，然后将补贴标准、到户面积以村为单位公示确定，群众无异议后方可录入财政补贴管理系统，数据上报县财政局核对无误后进行数据锁定，最后严格按照核定数据进行足额补贴到位。

3、农村低保。

农村低保作为国家“全民低保”的一部分，使广大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让广大农民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以“人均纯收入”这个抽象而动态的数字作为评定依据，却让乡村两级在执行过程中左右为难，踌躇难定，吃足苦头。

没有统一且适用性强的评定标准和明确的政策界限（别提什么“人均纯收入”，那数据对群众根本没有说服力），让乡镇如何操作，农民如何评定？但钱还得想办法发下去，如是就出现了“各乡各规矩、各村各评法”，评定依据五花八门，评定标准千奇百怪，最终导致该项惠民力度最大的“香饽饽”变成“乡怕村怨民恨”的“烫山芋”，钱发了多少，矛盾就有多少。一个乡镇干部作联自嘲曰：“你也要、他也要，只些许银子，给谁是好？穷也争、富也争，就一帮懒人，不发也罢！”。

解决办法：

一是具体评定条件，明确保障对象。

⑴应保未保户：不够农村五保条件，而又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抚、扶)养人的“三无”特困人员；(2)重病重灾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3)特殊困难户：生存条件差且年老、体弱或多病，又无其他经济来源的特困农户；(4)残疾人：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弱智或重度精神病人；(5)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⑹政策范围内规定享受低保的特殊对象。

二是公开操作程序，群众民主评议。

⑴将保障对象评定条件以组为单位上墙公布并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⑵由困难农户提出书面申请，村两委召开党员组长、村民代表会议（实到人数占应到人数的60%以上有效），公开民主评议保障对象；⑶民主评议保障对象名单上必须附简要享受原因，并以村为单位公布15天，群众无异议后完善相关资料报乡镇政府审定；⑷乡镇组织人员按名单逐人核实，对不符合享受条件的要与当事人面谈并形成书面材料备档。审定享受保障的对象名单再以村为单位公布10天以上，确无异议，方可报县民政局审批。

惠农政策的落实，只要实现了政策配套、机制健全、权责分明、评审公开、程序到位、监督得力，乡镇才有打造亲民政府的基础，干群关系也将得到彻底改善，广大农民就能真正享受政策的实惠。

2009年3月10日

第三篇：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政策，含括了教育、种粮、养殖、日常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给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带来了实质性利益。然而，在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农民群众对此看法强烈，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作用的发挥。本文将以绥德县执行惠农政策情况为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相关部门对中央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知晓率和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涉及惠农政策的部分业务部门和乡镇政府对惠农政策的认识不够，特别是个别领导同志将惠农政策简单的理解为“发钱行为”，加之我县处于落后欠发达地区，乡镇政府财力资金有限，对政策的宣传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往往仅限于以文件讲政策和以会议谈政策，不能够直接深入群众中间宣传政策的核心要点，农民群众对政策的核心本质难以充分掌握。

二是“五公开”制度落实不到位，农村村务不公开现象尤为突出。村委会本应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的范围、发放方式、资金额度等内容进行提前公开和预知，但往往得不到落实，导致群众对相关政策不知晓、不熟悉，只能是在村干部执行政策后才得知该政策的存在。三是政策资金数额较低，群众积极性不高。惠农资金项目多，涉及的范围广，惠及了几乎所有的农民群众，但个别惠农政策划分到农民个人之后，只有十几元到几十元，农民群众却需要提供各种证明，专门到乡镇机关所在地农村信用社领取，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较高，农民群众对此类政策往往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力。

四是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的行政运行成本较高。为保证每项政策的落实，县、乡政府和村组织都需要层层部署，安排专人进行落实，要召开会议、转发文件、制作宣传资料、编制账卡表册、核实面积、协调矛盾纠纷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些由县、乡政府承担的配套资金，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具有一定压力。

二、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违纪违规操作现象 一是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目前，我县惠农资金的发放实行“一卡通”方式，但就群众反映来看，仍有个别乡镇对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所在地信用社机构通过“打招呼”或“说情”的方式，延迟惠农资金的上卡时间，移作他用。

二是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作为陕北欠发达地区，我县大多数乡镇往往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种银行类服务部门，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化”现象较为普遍，加之个别信用社职工服务意识不强，导致农民群众不能够及时领取惠农资金。各乡镇信用社也存在着“以人力不够，工作量太大”为由延迟惠农资金发放时间，从而赚取高额利息收入的现象。

三是以惠农资金抵消个人账务的问题时有发生。个别乡镇信用社利用自身业务优势，对一些在该社有账务情况的农民群众实行“以资抵债”，拒不兑付农民群众合法享受的惠农资金，个别村干部也利用手中权力，截取部分群众的惠农资金抵消个人债务，严重违反了惠农资金发放的有关规定。

四是个别惠农政策的推行实行“一刀切”，未体现公平原则。个别乡镇和农村干部，责任意识不强，“不愿得罪人”心理严重，对相关政策不分类、不评比，直接“一刀切”，缺乏公平。如，个别村对农村低保的发放，实行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方可享受低保的制度，严重削弱了农村低保对保护其他弱势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五是骗取惠农资金和冒领现象严重。个别村组干部和乡镇干部勾结，采取虚报、瞒报、漏报、多报等方式，夸大个人土地面积，骗取国家惠农资金。个别乡镇干部利用农民的弱势地位，采取恐吓、强制等手段，骗取农民惠农设备，如，2010年初，我县纪委严肃查处了个别乡镇干部以农民不会计算机操作为由，低价购买省、市扶持我县农村地区建立信息综合服务站的计算机设备。

三、相关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不够

一是职能部门缺乏责任意识。一些政府部门推行惠农政策过分依赖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提供的各项数据统计不作深入调查，完全信任，对乡镇政府执行政策情况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检查。同时，个别乡镇政府不能正确看待惠农政策的精神实质，把惠农政策的推行和惠农资金的发放看成是对农民的“施予”，在执行过程中方式方法简单，手段单一。如，部分乡镇对农村低保评选工作仅仅以村组上报的人员名单为依据，不做具体调查评判；对个别惠农项目资金使用上监管不力，导致农民群众不能满意频繁上访。

二是专门监督部门监督能力有限，效果不明显。近年来，随着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业务不断增多，加之干部人数有限，只能通过开展定期的专项监督，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无法开展长期的专门监督。同时，乡镇纪委难以有效发挥监督检查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惠农政策的执行效果。

三是群众监督意识淡薄，无法形成监督合力。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个别数额较小的惠农资金往往不放心上，对这类资金的发放采取漠视的态度，不想监督，不愿监督思想严重，难以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难以发挥作为最直接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

四、惠农政策落实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惠农政策的推行以“单向式”为主，对于政策推行的效果和惠农资金的使用往往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只管推行政策，却不注重对政策实施效果特别是农民群众对该项政策实施的意见建议，导致既不能为政策制定部门改进和修订政策提供依据，也不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挥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对策及建议：

一是要创新方式，拓宽载体，进一步加大对各项惠农资金的宣传力度，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为各项政策的推行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二是要加大“五公开”力度。凡是涉及到强农、惠农的政策，各级党委、政府，村级组织都要实时公开，不仅要在政策推行前进行公开，也要把政策推行的各个环节进行公开，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三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政策执行部门要牢固树立责任和服务意识，制定明确的工作方案，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分析。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强农惠农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定期不定期专项检查活动，逐步加大对乡镇纪委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力度，加强县乡两级纪委的沟通力度，严肃查办违反惠农政策规定、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同时，积极发挥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在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优势，积极引入群众监督。

四是要建立健全政策推行的信息反馈机制。重点抓好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效果和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收集、研判工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篇：强农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定稿)

强农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政策，含括了教育、种粮、养殖、日常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给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带来了实质性利益。然而，在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农民群众对此看法强烈，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作用的发挥。如何把党和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强农惠农资金和政策落实情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相关部门对中央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知晓率和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是涉及惠农政策的部分业务部门和乡镇政府对惠农政策的认识不够，特别是个别领导同志将惠农政策简单的理解为“发钱行为”，加之我县处于落后欠发达地区，乡镇政府财力资金有限，对政策的宣传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往往仅限于以文件讲政策和以会议谈政策，不能够直接深入群众中间宣传政策的核心要点，农民群众对政策的核心本质难以充分掌握。二是“五公开”制度落实不到位，农村村务不公开现象尤为突出。村委会本应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的范围、发放方式、资金额度等内容进行提前公开和预知，但往往得不到落实，导致群众对相关政策不知晓、不熟悉，只能是 1 在村干部执行政策后才得知该政策的存在。三是政策资金数额较低，群众积极性不高。惠农资金项目多，涉及的范围广，惠及了几乎所有的农民群众，但个别惠农政策划分到农民个人之后，只有十几元到几十元，农民群众却需要提供各种证明，专门到乡镇机关所在地农村信用社领取，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较高，农民群众对此类政策往往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力。四是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的行政运行成本较高。为保证每项政策的落实，县、乡政府和村组织都需要层层部署，安排专人进行落实，要召开会议、转发文件、制作宣传资料、编制账卡表册、核实面积、协调矛盾纠纷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些由县、乡政府承担的配套资金，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具有一定压力。

2、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违纪违规操作现象。一是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目前，我县惠农资金的发放实行“一卡通”方式，但就群众反映来看，仍有个别乡镇对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所在地信用社机构通过“打招呼”或“说情”的方式，延迟惠农资金的上卡时间，移作他用。二是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作为陕北欠发达地区，我县大多数乡镇往往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种银行类服务部门，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化”现象较为普遍，加之个别信用社职工服务意识不强，导致农民群众不能够及时领取惠农资金。各乡镇信用社也存在着“以人力不够，工作量太大” 2 为由延迟惠农资金发放时间，从而赚取高额利息收入的现象。三是以惠农资金抵消个人账务的问题时有发生。个别乡镇信用社利用自身业务优势，对一些在该社有账务情况的农民群众实行“以资抵债”，拒不兑付农民群众合法享受的惠农资金，个别村干部也利用手中权力，截取部分群众的惠农资金抵消个人债务，严重违反了惠农资金发放的有关规定。四是个别惠农政策的推行实行“一刀切”，未体现公平原则。个别乡镇和农村干部，责任意识不强，“不愿得罪人”心理严重，对相关政策不分类、不评比，直接“一刀切”，缺乏公平。如，个别村对农村低保的发放，实行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方可享受低保的制度，严重削弱了农村低保对保护其他弱势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五是骗取惠农资金和冒领现象严重。个别村组干部和乡镇干部勾结，采取虚报、瞒报、漏报、多报等方式，夸大个人土地面积，骗取国家惠农资金。个别乡镇干部利用农民的弱势地位，采取恐吓、强制等手段，骗取农民惠农设备，如，2010年初，我县纪委严肃查处了个别乡镇干部以农民不会计算机操作为由，低价购买省、市扶持我县农村地区建立信息综合服务站的计算机设备。

3、相关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不够。一是职能部门缺乏责任意识。一些政府部门推行惠农政策过分依赖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提供的各项数据统计不作深入调查，完全信任，对乡镇政府执行政策情况也缺乏必要 3 的监督检查。同时，个别乡镇政府不能正确看待惠农政策的精神实质，把惠农政策的推行和惠农资金的发放看成是对农民的“施予”，在执行过程中方式方法简单，手段单一。如，部分乡镇对农村低保评选工作仅仅以村组上报的人员名单为依据，不做具体调查评判；对个别惠农项目资金使用上监管不力，导致农民群众不能满意频繁上访。二是专门监督部门监督能力有限，效果不明显。近年来，随着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业务不断增多，加之干部人数有限，只能通过开展定期的专项监督，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无法开展长期的专门监督。同时，乡镇纪委难以有效发挥监督检查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惠农政策的执行效果。三是群众监督意识淡薄，无法形成监督合力。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个别数额较小的惠农资金往往不放心上，对这类资金的发放采取漠视的态度，不想监督，不愿监督思想严重，难以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难以发挥作为最直接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

4、惠农政策落实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惠农政策的推行以“单向式”为主，对于政策推行的效果和惠农资金的使用往往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只管推行政策，却不注重对政策实施效果特别是农民群众对该项政策实施的意见建议，导致既不能为政策制定部门改进和修订政策提供依据，也不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挥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确保强农惠农资金和政策落实的对策和建议

1、注重开拓创新，做到便民便管。首先要创新性地建立健全一系列强农惠农资金的管理办法和制度规定，将强农惠农资金的使用范围、分配、配套、拨付、使用、报账、监督及农业财政支出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考评、监督管理等各环节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用制度规范强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使得政策落实快捷有序，切实有效地防止政策落实过程中“截留”、“变相””、“肠梗阻”等问题产生。其次要积极探索惠农政策和资金整合直通发放的路子，实现所有惠农资金“一折通”。整合补贴种类，简化合并惠农补贴的类别，使计算依据相同的补贴合并为一种补贴。如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其计算依据相同，对一家一户的农民来说，怎样计算，享受的补贴数额是一致的，农民没有因此而受损，与其分开不如合并；退耕还林的粮食补贴、种苗补贴和现金补贴均以退耕面积为依据，也可合并为一种退耕还林综合补贴。通过对财政补贴的整合，可大大减少补贴的运行成本。改革发放模式，在补贴发放的时间要求上，不能分项制定，应该统一发放。对一个地方而言，无论补贴的种类有多少，发放的次数不宜超过两次。补助资金发放方式总体上要围绕“整合资金、规范程序、集中打卡、社会化发放”的工作思路进行，重点是建立以指标统一下、资金一户管、服务一站办、结算一线通、补助一折发、核算一本账为核心内容的“六个一”改革模式。通过探索创新，国家各项惠农补贴的种类、内部管理职能的分工来一次重新整合，以 5 达到便民、便管之效

2、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到政策深入人心。强农惠农政策是党和政府为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事关党和政府形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各地、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工作，应采取形式多样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和掌握政策。结合强农惠农政策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增强执行力和操作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例如有的地方把中央、省、市出台的强农惠农政策编制成册，在政策分类、项目名称、文件依据、扶持对象、扶持标准、落实情况等方面加以明确，以致“农民朋友一封信”的形式在全县范围内发放，特别是向自然村发放。有的地方组建了教职工演艺队的农民演艺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广泛宣传。有的地方把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工作作为全省正在开展的“三万”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组织工作队进村入户逐户进行宣传，使党强农惠农政策家喻户晓。

3、加大“五公开”力度，做到公开透明。凡是涉及到强农、惠农的政策，各级党委、政府，村级组织都要实时公开，不仅要在政策推行前进行公开，也要把政策推行的各个环节进行公开，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严格落实村务公开，按照村 6 务公开的要求，加强惠农补贴资金的公示力度。发放惠农补贴的对象和依据、数据，村、组要严格把关，各职能部门要严格审核，经公示并且村民无异议后才能上报，补贴下拨后及时张榜公布。与此同时，各相关监督部门也要全面掌握各类强农惠农资金的种类、数额和发放标准，核实各类资金的管理、发放和使用情况，做到“三公开上一墙”，即公开政策标准、公开举报电话、公开受理单位，各类资金的发放、使用情况在乡、村两级政务公开栏上墙。对各类强农惠农资金实行阳光操作，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4、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做到政策公平公正执行到位。一是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首先要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纠风网站、纸质问卷调查，开展民主评议活动，举办现场的征询意见活动，并聘请村级纠风监督员等多种渠道和方法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其次要深入基层，主动下访，就是变上访为下访。二是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每年，由县纪委、县监察局牵头，从财政、审计、物价、农业、林业、等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县、乡、村三级当年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加大明察暗访的力度，做到监督检查常态化。对检查中发现的套取、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私分强农惠农资金以及违纪违法问题要认真调查，加大对违反国家强农惠农政策行为和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纠正在新农村建设中违反有 7 关规定、不顾农民意愿，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损害农民利益的各种行为，严肃查处贪污、挪用、克扣、套取各项惠农资金以及与民争利的行为，严肃查处在贯彻执行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乱摊派行为，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权益。并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5、建立健全政策推行的信息反馈机制。重点抓好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效果和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收集、研判工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篇：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管理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问题。

地方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层次，处于“宏观之末、微观之首”，既是公共政策执行者，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对象，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但是，用党的十六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行政效率”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来衡量，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八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政府机构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然存在着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执法主体不明确、监督与执行混为一体等现象，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到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进行社会管理、开展公共服务上来，政府管了许多应该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去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一些事情却没有管好，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仍有发生。二是依法行政方面有差距。突出反映在有的地方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民主作风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规章制度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工作方法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导致不依法办事、执法违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现象发生。三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有的地方政府不能准确领会国家宏观政策和判断把握市场经济形势，作决策订措施时不遵循客观规律，执行公共政策时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政策缺乏连续性，存在着“朝令夕改”的现象。四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有的地方政府及领导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注重可持续发展，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少地方政府重视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把自己当做经济建设的主体，看轻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者的角色，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把GDP作为政绩的考评指标，把主要精力放在围绕人均GDP增长的经济建设上，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特别是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由于政府职能在经济建设上偏强，而在公共服务上偏弱，致使大量社会问题、重重社会矛盾难以得到及时的缓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五是城市与农村在政策执行上存在着严重差别。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市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劳动就业、日常生活、税收等方面所享受的公共政策待遇远远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不仅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政策，而且还要在许多政策方面承受一些特别的支出。在税收方面，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村居民不分年龄、不分收入的多少，都必须交纳税收。据统计，现阶段全国农民人均税额高达14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税赋只有37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达农民实际收入 6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赋反而是城镇居民的4倍。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各项社会负担。这些政策上的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对农村居民构成明显歧视的公共政策。六是公共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应然”的公共政策即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基本目的以及“理想化”的内容。“实然”的公共政策则是指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现阶段，地方政府的许多公共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公共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办法来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公共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就存在不协调的情形。由于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距，所以效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应对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表现是：替换性执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选择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象征性执行，“软拖硬抗，拒不执行”；附加性执行，“搞土政策，自立一套”。上述种种，严重削弱了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导致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损害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八是地方政府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监督、约束机制不全，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没有完全规范，权力分解、权力制约做得不够，少数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突出，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作风飘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行政效率和工作效率不高。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解决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中的存在问题，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和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应该退出竞争性市场，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限责任政府、统治型政府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害的能力。加快政企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进一步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执行公共政策的始终，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给社会发展政策一个应有的位置。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人的能力，提高人类的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政府的经济职责应该要放在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稳健的宏观调控上来，不宜再过多地参与竞争性盈利性行业的投入。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障方面来，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成本付出，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城市与农村政策的同一性。公共政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宪法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同一性即公平性，对于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同等的基本的公共政策。现阶段必须努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在政策上的对接，逐步实现城乡政策的同一性、公平性。

（五）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维护公共政策的权威。首先要从制度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问题，实行“宏观决策中央独统、微观决策地方自主”，改变中央偏重或地方偏重的弊端，明确规定给地方一定幅度的政策执行自由度，明确哪些问题可以变通哪些问题不可以变通，建立部门之间、地方之间政策执行活动的整合机制。第二，加强政策研究，对现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是政策规定之间出现相互矛盾、扯皮现象的都必须及时纠正，凡是与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不一致的地方、部门规定一律废止。第三，摆正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第四，加强监督，从严治政。要建立和健全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使政策执行机构置于监督体系的严密管理之下，对违法渎职、执行失误、疏于政务、贪污腐化等行政案件要严肃查处。

（六）加强政风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切实加强政风建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加强调查研究，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尽量克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让制定的政策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以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效力，缩小“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维护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财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必须坚持察实情、讲实话，不瞒报压报，不虚报浮夸；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注重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精简会议、文件，严格控制非实质性的公务活动，集中精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问题。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要求，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务员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勤奋工作，遵守纪律和职业道德，诚信廉明，公道正派，乐于奉献。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继续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