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业经营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企业经营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经济能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等重大改革课题，因此一直受到经济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本文所涉及的政企关系并不仅仅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是包含了所有性质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1.我国政企关系的新变化
1.1 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与司机关系”，政府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要告诉企业什麽是不该做，企业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过问不干涉。这种政企业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日本的政企关系属于该种类型。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政企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纯粹的“父子关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型政企关系过渡：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政府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依然保持着“父子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通警与司机”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则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政府与企业一体，政府企具有了业化倾向。
1.2 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以前，每当谈起政府与企业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局限于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职能部门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整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涵盖所有专业领域；其次是职能部门仅仅在某些特定职能上与企业发生关系；第三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是随机的，非紧密性的；第四是职能部门视企业为均质的，不论企业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对待；第五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多为由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很难由行政手段调整。因此，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政企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全部内涵。
1.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而越来越多的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发生关系，如就业、税收、企业社会负担的转移、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等关系。同时，大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面临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日常经济活动都发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约束与管辖。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会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1.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为表现在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干涉企业经营、乱收费等方面。其缺位行为表现在国有资产出资者缺位、公共服务提供者缺位、市场竞争监督者缺位等行为。企业的越位行为表现是一些国有企业私自处置企业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强迫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份等行为。其缺位行为表现有国有企业没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企业不能按国家政策规定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不履行保护环境职责产生严重污染以及偷税漏税等行为。
1.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仅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企业与专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不仅要与主管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企业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关系。政企关系主体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上述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新生事物，在处理双方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良好政企关系的建立，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2.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2.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
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
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以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体制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能，用经济计划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制；其三是强调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同时也使用其他职能）同时解决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直接“侵入”到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内部。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转换政府职能以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转变，经过其主要表现是：（1）部分专业经济管理机构改组为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2）暂时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亦将生产经营权大幅度下放给企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3）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初步转变，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等；（4）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新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政企关系的变化消除了一个直接障碍。
2.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引进了外资，也产生了同时产生了几种新新性质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为我国原来单一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2.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2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进行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到1997年迅速发展到占经济总量的1/4，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为政企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也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导致了政企关系新变化的出现。
3.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政企关系的转变前景十分关心，并纷纷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关系模式。综合起来看，合理的企也与政府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原则：
3.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3.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3.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5.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5.6.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5.6.2政府制定或实行某项法规、条例时，应综合对比该项实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或经济效益以及带来的负效益，当社会效果大于负效应时才能实施，反之则不应该实施。
5.6.3行政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在具体实施行政权利过程中，也应坚持经济原则，不给公民、企业及其他组织增加额外负担。
符合以上原则的政企关系，是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所应该追求的企业与政府关系。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才有机会重振雄风，非国有经济才能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更大贡献。
企业经营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第二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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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办事难”与政府行为
“事难办”与政府行为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诉讼案件竟然历经了16之久？党性在何方？
我是内蒙古达拉特旗北国商城煤炭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建平。达拉特旗整规办（达政字【2009】86号）向鄂尔多斯市整规办的汇报文件内容里讲说到：贾建平反映的“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等等的问题，均全部属实。
以下我介绍一下目前我向正在立案调查处理的达拉特旗纪检委递交的录音材料和书面材料涉及的具体内容：
2011年3月6日下午5点，被举报人包案领导致文畅说，他向我郑重的受鄂尔多斯市党政联席办、达拉特旗党政联席办委托，正式代表两个联席办，同时也郑重的以自己的人格保证，他们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处理我的案件，一条腿给我部分钱和建设用地仅仅改善我的生活，保证不作为结案的前提条件和我交换结案；同时另一条腿继续调查。我们在刚刚的会议上，决定在原来的专案组的下面，又成立了4个专案小组，准备详详细细的调查了解此案了，同时会议决定，若花一百万元不行，就花200万元专门请北京的法律专家，在达旗专门包上一个有会议室的宾馆，若一个月不行，就2个月，在4个专案小组调查取证的同时，北京的法律专家，在宾馆的会议室与工商局、煤炭局、国土局、发改局、公检法专门派出的代表同时论证，一直到问题全部清清楚楚为止。“中午你说会议上面定下来的再给你50亩建设用地的土地的审批项目，50万元资金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式处理你的案件了不同意，那么我们可以增加，这不是和你一次性处理结案了，仅仅是改善你的生活而已”。我说“我说过倘若不恢复达拉特旗北国商城煤炭经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使给我金山银山也不同意结案的话，那么，既然你们现在也同意不结案，为什么还要平白无故的给我东西”？被举报人说：“你放心，你的案件特殊，和其他人的都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是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政法委都交办督办下来的，我们这么多年，你的采矿许可证至今始终没有任何单位按照你强调的那样，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法定程序进行决定处罚吊销过，你这么有理有据的案件，内蒙古各级政府都自始至终不给你解决任何的一点问题，上面一旦追问起来，说不过去啊”。“你放心，今年是信访年，建党90周年，按照中央和地方各级联席办签订的限期结案的责任状，你的案件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的精神的电视电话会议层层召开了，国家这么大的决心处理信访案件，更何况你的案件是中央一级的2个单位交办下来的”。“你放心，你的案件就像抢劫案件和盗窃案件等等的公诉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即使你就是受害者本人，你提出撤案了，你也撤不了，谁也撤不了”。我说：“那么，4个专案小组多会儿开始调查呀，北京的法律专家多会儿开始论证，你保证多会儿正式结案呀”？他说：“只要你在我们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上一签字，我们马上派出4个专案小组开始调查，马上聘请北京的法律专家开始论证。我代表旗、市2级党政联席办保证，我以人格担保，按照各级联席办的限期结案签订的责任状的要求，在6月1日之前结案。你一签字，我们就给你兑现仅仅改善生活的钱和地，这样我们应付一下上级单位，不然你这么有理有据的案件，内蒙古各级政府都自始至终不给你解决任何的一点问题，上面把我们给拧死呀；上面一旦追问起来，说不过去啊”。
2011年3月16日，内蒙古【根据我签字的我被他人故意设计虚假陷阱的，我国至今根本没有的所谓的“明确了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可以1次性上报结案”的，所谓的“1条腿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1条腿改善生活1次性上报结案”的2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上报结案后，2011年3月26日和29日，愤慨的我，认为他们种种的卑鄙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将我的上访接待的“门”，全国就非法关上后，我被“逼上梁山”2次赴京非法上访，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案组包案领导致文畅、苏忠将我信誓旦旦的骗回处理，结果不处理。其后，他们又将我从内蒙古信访局和鄂尔多斯市政法委处6次信誓旦旦的骗回处理，结果不处理。鄂尔多斯市政法委的吉亚（电话：***）、杨忠厚（电话：***）2位科长，在2010年5月18日，根据我签字的 “明确了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可以1次性上报结案”的，我国至今根本没有的所谓的原则”，请示领导开会研究决定，下达文件要求达拉特旗依法纠偏的同时，将此文件同时依法上报了内蒙古政法委，至今无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信访局根据我以上依法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当时，也同时另外6次将“依法要求纠偏”的转办文件转办至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至今无果。2011年5月16日，这样下去自然而然绝望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同样的保证依法依规纠偏处理呀的信誓旦旦的话语欺骗，将我成功的违法交给了达拉特旗将我打击报复劳教了，他们也就拍拍手了事了。5个小时之前，13年信访再一次被逼上梁山的我绝望跳楼，向达拉特旗公安局郭紫臻副局长打电话，我拼命讲我的问题，至今不知道到底是谁才是不推卸责任的承办责任单位，旗联席办包案的苏书记、信访局和法院的领导要么互相推诿，要么都不理睬我，恨不得看到我在地球上彻底消失。可是，这么多年，他们多少次将我从北京承诺保证处理之后接回来？接回来多少次又不履行承诺，至今拖延？郭紫臻副局长强调他知道以下这些情况；即：我依法依规13年反映 “我公司”4座煤矿已经行政许可获得的权利，被他人非法侵占，至今没有依法依规“行政告知”行政处罚决定撤销的问题直到2009年5月份至8月份，国家9部委部际联席会议组成的整规办依法下达了3份专门的督办函，又派出徐培根任督察组长的督察组到了内蒙古整规办依法依规督办此案；达旗整规办领导吉格定旗长，根据国家、内蒙古、鄂市整规办的文件严格的具体要求，签发了（达政字【2009】86号）达旗整规办向鄂市整规办的汇报文件。此文件的内容讲经过调查认为，贾建平反映的“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在1998年12月达旗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上报上级部门伊克昭盟和内蒙古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时，上报的就是“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结果内蒙古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批下来时却改变了这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成为其他的目前的法人主体单位的问题，全部属实。可是，鄂尔多斯市、内蒙古整规办违法拒绝再向国家整规办报告。这样就导致至今包括国家整规办无人及时“依法”将调查的结果告知我本人。据此，我向北京地区人民法院起诉九部委（国家整规办）不依据《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72条的规定，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3条的规定，依法答复我。我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975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行终字第672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监字第0009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0年8月份至今，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先预约再会见递交了7次申诉书。2011年1月26日已经通知我正式立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信访接待窗口，根据2011年3月16日的我国根本就没有的“明确保留诉讼权利，同时上报结案”的凭空杜撰的政策依据的达拉特旗政法委（【2011】1号）文件；却拒绝接待反映以上问题的我。一直到了3个月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王贺法官向我打了电话（010，59891311，另有李倩法官，电话01059891336）告知我，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8月份就向他们下达了依法交办、重新依法处理此案的文件；王贺法官强调：“我们通过中央政法委，联系内蒙古党政联席办，他们介绍目前正在处理，如果他们不处理或者处理结果令你不接受，我们才能处理”。据此，我请求当地政府根据国家信访局（访蒙字【2010】98号）贾建平反映问题的函，签订的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上上下下签订的限期结案责任状，至今没有下达文件告知我结案，反而将我打击报复劳教致残的实际情况，向我出具当地政府2年多以来至今不能依法下达文件告知我结案的文件，让我的这个信访问题依法排除妨碍，在北京法院处理；可当地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据此，我请求与我申诉2年半的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进一步洽谈，可当地政府阻止我请假赴京。在除了我被“围绕涉案金额达几十个亿元人民币的此案13年以来的黑恶势力”再一次打击报复劳教，或借口杀害之外，今天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我的像其他正常人的活路，也最终向围绕此案的黑恶势力妥协。请立即依法责令最高法院处理。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党员牢记宗旨、不辱使命，把“为民务实清廉”主题贯穿于实践活动始终，践行到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为本诉讼案件划上一个句号。
第四篇：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为例
摘要：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通关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关键词：政府；企业；知识经济；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得世界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我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朝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断获得改善。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逐渐分道扬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分工也愈来愈明显；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许多经济学者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投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政治经济学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者讨论的焦点都是所谓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在现今科技强国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产业的功能与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政府带来更优化的经济利益，促进和谐共生的发展，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关村为例，在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仅扮演前导性的角色，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并进一步制定适宜的政策与建议，同时还为企业提供经费补助与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牵动着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成长。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大陆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 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是北京税收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大陆53个国家 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表现最傲人的地区。一九九九中国大陆国务院对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于是，国内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成为国内资讯产业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关注的区域。这也是本为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介于此种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三是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四是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导向性建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过具体的物质实体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现况来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的范围是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亮点在于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能够以具体的事例来展现政府与企业的互动，2 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时，本文的的限制在于仅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讨对象的“全面性”，如果说限制的话，这算是本研究的一个限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政府竞争力
高科技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值得被现代的学术研究所重视，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但知识经济在为政府创造有力发展的背景下，也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正也彰显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知识经济的冲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而却发源于二十世纪终结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来，以知识导向经济为特色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各国的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新的就业关系，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改变国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式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解除管制与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并为一般政府带来剧烈的挑战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虚拟化的现象。此外，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企业创新、互动学习和工作弹性，也让我们必须重新从理论上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随著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工业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促成传统资本主义的解组；其具体表现在工业、财务金融与政治上的变迁。工业解组显现在工业产品必须导向资讯化、市场多元化，讲求个人品味与自然主义；工业也因利润下降而必须外包其生产者服务的部分或缩小公司规模以从事弹性特殊化的生产。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国际化凌驾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国采用浮动汇率，更造成国际资金快速流动与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同时也代表冷战时期在“美国霸权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崩溃。
另一方面，企业也同时纷纷要求政府解除资金进出管制。因此，在工业与金融均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政府对其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国内政治的变迁则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政治发展不再完全基于阶级差异，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如环保与妇女运动）等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影响政治。总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运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长的跨国投资与投机，和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同时造成全球市场的扩张与不稳定；尤其当前资本市场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证券化、解除管制和电子化，更使资本市场（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延伸至全国与国外空间，而不再被镶嵌或局限于具体时空。
另一方面，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界也分别从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及生产方式等变革，去除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等僵化现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知识经济大浪潮的冲击，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呢？
政府到底如何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呢？提倡国际竞争力、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国家而言，则是着重在创造工作机会、工作弹性、再训技能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反身性（即依审美观和认知而决定生产和消费）。故政府必须在全球层次与国际脉络下针对这些重点而对国内做策略性、供给面的介入。
关对知识经济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会伦理而发展；知识经济尤其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冒险进取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的重点不在知识，而在转知识为利润，也就是利用科技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利润。因此，他强调在发展知识经济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伦理建设及法治建立等，这显然表示政府仍须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装强国的战略武装下的我国，必须以科技力量为武装，核心技术为依托，合作共赢为前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增加筹码。
第二节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指一个地区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 4 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水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人口素质等。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裡认为影响投资的，只是地区经济实力、政策环境以及现代化设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商业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在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地区，虽然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但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之下，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也不尽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使用体，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学合理的政策，因为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调控的发展。以税收为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精神发出通知，从自行开发软件产品、技术转让、科研资助、高新技术产品有关的进出口和科研机构转制等5个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通知》的下发执行，将会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向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通知》明确规定，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征营业税，不征收增。
国家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角色。
税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一般的需要，以此达到社会财富重分配之目的。税收是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众多机能的运作全部有赖与税收收入的支应。因此，为确保国家机能正常运作，宪法乃将纳税订为人民之义务。宪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利，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时，均受宪法之保障。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为自由，原则上，纳税义务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减 5 少税额支出，就是说在多数法律形式中，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之税法上效果的形式。简而言之，这是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重视重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而纳税义务人所缴纳的税额，多数为纳税义务人辛苦赚取的收入，若未进行任何规划，或因不谙税法之规定而多纳税额，无疑于白白放弃自身的权利。所以，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前提下，怎可轻易地放弃节税的权利。努力钻研税法的相关规定，用心设计节税之策略，以减少税捐的支出，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纳税学者谓“纳税筹划”指为使纳税负担达到最适最轻，所为之规划，就是即对纳税负担进行的规划。
具体对于企业的步骤如下：
首先，确立明确目标。选定负责筹划的负责人之后，必须与该人确立所需进行筹划的范围，也就是说针对何种税目进行筹划进行明确的目标确定。
其次，完整评估环境。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除考量纳税义务人本身所具有之条件外，还必须要估量整体的税收环境。
再次，增加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人为使纽税负担达到最低、最合适的程度，在适法之范围内，选用最有利的规定或方法。因此纳税义务人必须十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违法。
最后，保证计划的有效落实。完成纳税筹划可行的租税策略后，为达到所预期的效益，必须确实执行，但纳税筹划有时长达数年之久，必须保证策越具有弹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法令的变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续的纳税筹划。
第三章 中关村科学园区简介 第一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概况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并且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首，北京市经济核心，中国大陆之知识产业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略见雏形。但仔细比较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知识产业发展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建立适宜的制度和环境是决定中关村未来走向的关键。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聚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 6 万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第二节 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预测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没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可能达到如今这种发展规模，未来，中关村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利经济发展潮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中关村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也一定长久占有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领地。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的方向是一定明确的。
一、从自发走向自主
美国硅谷的掘起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树立了科硏、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发性科学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和协调管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为此，后来者以此为鉴，政府积极参与到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当中，把园区发展方向、基础和公共设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训、环境等问题同时考虑的总体规划的作法，它也成为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计新建科学园区所遵循的原则。
二、从模仿走向独创
科学园区对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兴办科学园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经过一番模仿美国硅谷的热潮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 府悟出，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硏究开发，进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是建设科学园区的经验。
三、从国内走向国际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园区呈现出明显国际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合办硏究开发机构，到国外科学园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科学园区组织。
这也是中关村园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趋势，可帮我们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才有可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章 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关系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第一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就必须要明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看法与态度，这一先导看法将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二是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一实际印证政府对其的看法与态度；三是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与看法
高科技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透过科技与文化，创造出利润，同时，利用其经济商机，尽可能的进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过程中，以科技为媒介，生产出文化性的产物，即文化商品。其实，如今高科技的科技产业包含两种观点，即科文化与经济，从文化观点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类的知识、感性、想法以及创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高国家形象，从经济观点上看，由于智慧经济、服务产业的核心领域，创造出高附加值、雇佣、新产业、新市场，且随数字技术与媒体发展而成长，能响应全球水准的 IT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多频道、多媒体时代以及环保型工业(无烟窗工业)时代。因此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科技产业。政府改变了对于既有科技产业政策态度，其政策重点从督查与限制更多的转换为扶持与支援，但由于不齐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产业环境，科技产业政策并未获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高科技产业处于萎缩的困境中。政府开始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且界定其角色与任务为扶杭文化产业，展开科技产业的支援政策。政府营造有利企业活动的周边环境，同时，让具有创意性想法与规划的企业开发与制作科技产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竞争力，且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加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8 建设力度。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科学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他说，“这里既有服务业增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李克强强调，从眼前看，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是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一招”；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探讨
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政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因为开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谐稳定的关系，又总试图掌控企业的发展。所以，和谐的表面下也经常涌现着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主要有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价值选择的引导者、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市场行为的监管者、价值冲突的协调者五类角色。
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业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导推动的方式积极促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为企业社会责任搭建舞台，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效果，让社会民众也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价值选择的引导者：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自觉，更需要外来力量的驱动，必须加强扩大并帮助企业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且提高企业覆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行业标准的主导者：主要指的是一个技术联络和管制的工具，企业必须从此规范里来得到保障而才能从中得到发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减少纠纷。
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各个国家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自律此实施主体为企业，其二为行业自制此实施主体为行业协会，其三为政府管制此实施主体为政府，一般理想的状态是此三种层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价值冲突的协调者：现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负面、消极的影响，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协调，促进并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价值。
三、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灵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产业在政企关系中则要被动得多。实际上，这种被动似乎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对市场风险的背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策执行可分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与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就无从达成其政策目标，如执行不力或选择错误执行工具，轻则政策成效不彰，严重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败，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执行是一种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包括组织活动、解释活动、应用活动三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策略，诠释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执行。
市场风险的背负者：与政府的多种角色不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是以生存为主要任务的，其中环境风险是企业营运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为了有效管理个体，需要尽量在合理可行的代价下，尽最大可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能够减到最低。所以，企业在对风险进行管理时，有可能会悄悄的避开政府的政策，或者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规避有可能承担风险的政策，潜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会责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说，政行执行何种的权利就也应予以承担责任，政府在执行权力上必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达成社会福祉；其次，高科技企业一方面要作为社会公民它除了要面对政府、市场与整个社会且为公众利益不断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此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覆行社会责任也需要政府给予的舞台才能发挥，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企业就没有覆行的条件与背景。
从政府与企业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复杂的、模糊的，不是一两句简单地话可以概括的，这一点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我们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现实性依据。而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遵从双方可能的、潜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政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说银行的资金支持，10 银行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高科技企业信贷支持政策，不断创新高科技企业金融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全力帮助高科技企业客户成长壮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应的服务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业信贷机制，推进专营机构建设和业务服务流程优化，为高科技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灵活、专业的金融服务。建立高科技企业批量经营模式，提高融资效率。
但因服务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一连串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行动的程序表现交错组成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但能使消费者满足其需求；服务通常与实体产品一样，是由互动的双方透过某种程度接触，进而达到双方的目的。品管大师曾说，“服务”是“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银行服务品质乃是银行提供正确、迅速的业务服务，并且对于顾客的应对及建立互动关系的维持，甚至包含营业环境及银行提供无形及便利的服务以满足顾客期望需求的满意程度。也是因为银行业亦属于服务业之一，有四大特性，即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可变性、易逝性。当市场需求变动很大时，银行服务则立即面临考验，例如月底和发薪日以及假日症候群，不仅银行营业厅人满为患之外，金资中心也常因为处理资料过多乃至拥塞而发生突发事件。
第二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探讨
任何一种关系的背后牵扯到的都不仅仅是有关双方，更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关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关问题方的正面较量。因此，我们难以忽视政企关系背后所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府方来看，问题有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的缺失三方面。从企业方来看，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不利的问题。而双方在背负公共利益时，都偶有疏忽。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复杂而多元的国家实体，尤其在我国面临全面发展转型之际，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大量棘手的问题，对民众和企业来说，政府是坚实可靠的保障，对国家来说，政府是忠实可信的执行力量。但在处理与高科技企业的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对的是三方面的问题：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等问题，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赘述。
同时政府还要确保共同资源的分配，共同资源是指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的 11 资源。因为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大众，所以人人都有权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价或支付很低代价就能使用，故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尽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过度或无法有效使用。此外，当不同企业共同开发同一资源时，如石油或鱼群，将无任一企业有足够的经济诱因去维护这些资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业者将争先开发原油或鱼群，而政府之管制将可避免过度开发或浪费，以延续共同资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会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场结果，因其会造成边际私人成本不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致造成市场失零。所谓外部效果是指市场交易的结果对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响，又称“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担了交易成本或效益。当此一影响为有害时，称为负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国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等。不论是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受影响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当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会大众來共同负担，并未直接转移给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产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过少（具外部效益）或过多（具外部成本）的产出，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效益只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效益，没有把受影响的第三者之成本与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须加诸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设法减少污染。当外部成本能反应在产品价格中时，消费者将会避免消费高污染的产品。
一般而言，经济管制是政府为了解抉造成市场失灵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独占，以及资讯不对称之问题，以维护大众利益，经由立法及其执行，管制企 业行为，以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干预方式。
其次来看企业方的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主体不同是分开的，政策执行过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两者之间有其任务界限，政策执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术官僚，政策执行的性质是中立、客观、理性与科学的。也就是说，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的企业，企业的执行能力与行为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这也是落实政策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行动者的复杂互动结果，高科技企业不仅仅接受上级指挥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权，政策执行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互动的过程与产出，决策者与执行者透过妥协、议价、协商或结盟的活动达成共识，故彼此互惠远比上下指挥更为重要。
企业的经济责任被视为是企业传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大致而言，企业经济责任所指的是“追求组织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经济责任的首要目标，企业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员工等也会因此而受惠。“利润先行”的主导原则让企业在全面深入的渗透市场进行发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牺牲。除此之外，企业还背负法定、道德等责任。
最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政府来说，政府并非“非营利组织”，政府是运行管理国家的重要媒介与工具，除了可获得有形的实质经济赞助之外，还可以从中学习企业部门的经营精神与技术，更希望能够透过彼此合作互动的机会，让企业部门感受到政府内在的使命与理想，进而愿意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整体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同时，政府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对企业而言，过去企业部门参与公益活动只是纯粹扮演金钱或物资的赞助角色，对于公益活动的实质内容鲜少深入关切或参与讨论。受到外在环境改变，以及企业理念也以经济利益为前提，逐渐转变为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过和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公益活动。
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了为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援之外，无形的技术与人力之辅助，也是一项额外的附加价值。更深层次地来说，高科技企业期待能够透过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将其理念宣导给企业部门与社会大众知悉，让企业部门愿意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在运作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以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单单只是来自企业部门营运的结果，也包括来自于社会大众及企业部门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因此，企业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承担整体环境下所负载的社会责任。
未来高科技产业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顾客管理体系。顾客关系管理日益备受重视，顾客关系管理是一种 13 管理顾客的方法，指企业透过有意义的沟通来瞭解和影响顾客之行为，以达到增加新顾客，防止旧有顾客流失、提高顾客忠诚度和提高顾客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组技术；也是一种反复将顾客资讯转换为正面顾客关系的过程。顾客关系管理的本质是一 种企业策略的执行。目标则是为顾客创造长期价值，同时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透过积极使用资讯，将顾客资讯转化为顾客关系管理的互 动过程。顾客关系管理是从建构顾客知识开始，让银行建立长期的与资源管理的顾客关系和顾客互动。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是透过资讯科技，将行销、客户服务等加以蝥合，提供顾客量身订製的服务，并增加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用以提升顾客 服务品质，达成增加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企业能够经营成功均有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不是产品而是顾客。随著时代的演进，企业与顾客互相沟通、信任、互动、相互定位；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顾客关系管理，才能够增进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二、提高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就是是顾客对于事后服务满意之后的一种行为表现，当顾客对某一产品产生忠诚度时，即顾客信任该企业，甚至愿意承诺继续与该企业往来，重复地购买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费银行正面做宣传，也会推荐该产品给其他顾客，为企业带来更多新客源。当顾客对某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感情、依赖与认可，形成偏爱并坚持长期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会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与忠诚的程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根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评价。通过提升售后服务与服务品质来满足顾客的需要，维持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网络，最重要是要让顾客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忠诚度，这也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策略上一大课题。
三、确保售后服务。事实上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企业品牌形象表示业者给予顾客的保证与保障，顾客才能够安心放心有信心产生冉次回瞋意愿，更会快乐地向他人推荐与之往来。相对而言，如果劣质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负面企业品牌形象，顾客将会产生愤怒、悲伤、担忧与害怕，随之拒绝往来，更甚至于大肆负面宣传，导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资人资金抽离，公司灾难可能因此而发生，在秉持“稳徤、前瞻、专业、热忱”的品质政策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与永续经营。这是也正是未来所有高科技企业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原因解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企关系矛盾背后隐藏的利益的追求的异化，那么，政府和企业到底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企业部门的“营利”目标与政府之间的“非营利”目标之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资源应用的效率，创造更高的运作效益，并让自身能够在需要的时机被主动发掘，并自身应致力于提升为被企业投资的对象。因此，两者间若能在社会责任与企业营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点，且在企业利益和公益维护的折中过程中做出最有效的运用，对企业而言，应能共创双赢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过建立彼此的伙伴关系而获得进入市场的管道，同样地企业也可借由与政府的合作，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组织成员反思的目的。所以，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获得彼此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对方的技术、对问题的分析或管理风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动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仅供参考：
第五章 建议
进入大数据时代，受益的不仅是高科技企业，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监管部门的覆盖规模与精确定位能够同步实现，这让监管更有底气。其实，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婆媳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价值就在于法治秩序决定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江湖式企业经营与随意性的治理监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场成长模式，在权力制约的角度，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严格划分；但是从职能服务的角度，政府与企业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为了更进一步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就对其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质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腊有二个意思，其一是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个人能同时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识到参加公共事务的表现。其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和互动中能互相照应和关的一种状态，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体生活的背景，有群体生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而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会的一种，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众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国家利益与广大社会公众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简单的集体利益，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发点和目标。
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说的其实是公共利益，社会是一个企业作为依赖和发展的 15 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企业也需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业除了为社会也必须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担应当的社会责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为企业需要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养份，离开社会，企业将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至企业、机构、团体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公部门管理的需要，也是企业想要永续发展下必然的趋势。
（二）政府管理实现治理理念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理念的兴起，提出了一套理念与制度架构，其认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下公共事务诸多的总和，是一种衝突与调合持续的过程，也有特定的权力与执行力使人们服从，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它也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但他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没法替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参与，而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它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状态，也可以说，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国家向社会回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须提倡公共精神和责任的意识，积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当然责任，只有所有企业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出现稳定、和谐、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结果的责任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对公民负责是最根本的义务关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力图建麽一种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要求的其实是实现顾客满意，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满意，另一种管理主义责机制是在该模式中加入了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前者其实和企业私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关，后者则和政府公共管理相关。许多公共产品的顾客满意度也和各企业直接相关，例如：空气质量问题。从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顾客满意目标，如果少了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这裡才会说明为什麽政府公共管理的结果也需要企业一起来承担，从这裡企业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内心自觉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企业如果有其行动，如慈善捐款，那也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缓和其矛盾还能够使得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实现社会和 16 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落实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与社会互动中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不良行为承担结果，任何企业的互动对象总是有限的，供应商、销售商、广告商、管理咨询者、学者、顾客、潜在的顾客、社区、潜在的员工以及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社会大众都会有一定的界线，以上几种我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些能和企业直接互动的对象实际上就像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公众之一部分，而这些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业的外部行为能直接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企业内部行为则能间接地对公共利益造术影响，前者就好比是企业的排污行为，后者就像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企业就像是社会的主体一般，它的行为总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麽政府要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与监管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资源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消费产品，企业就实践了企业社会责任。故为了推动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须加强相关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个稳定、效率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制度，除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外，也应加强政府的执行力，甘此才让企业意识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励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动机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并业承担社会责任，吸引他们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其实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使用资本来产出最大的价值，有一隻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引导他们去促进另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价值，也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因为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单方面想达到利润最大的情况下反而会为公共利益带来伤害，这也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问题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况达到双赢的情况，只能依赖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励制度。然而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企业追求自身利，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政府能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与企业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政府应在何种意境扮演什么角色来辅助、规范、协调企业，而企业又应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回应政府。双方都必须要拥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实践出真正的结果。“平等对待、共同奋斗”是政企关系的深层次润滑剂，也是长远深度发展的要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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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哈工大经济管理学院 鲁保才
摘要
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专业部门，它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公众信任为基础和前提。提升政府公信力，既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步伐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毒奶粉事件、三氯氰胺事件、动车事故等事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论文首先讨论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与政府公信力关系，分析了近年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探讨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路，期望助于当前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局面有所改观，同时对于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有所借鉴意义。关键词：行政管理；政府公信力；行政改革；公信力缺失
目录
一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1
（一）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 „„„„„„„„1
（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 „„„„„„„„„„„„2 二 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2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3 三 如何重塑政府公信力 „„„„„„„„„„„„„„„„„„„„„„3
（一）转变政府观念„„„„„„„„„„„„„„„„„„„„„„„„„3
（二）加强法制保障 „„„„„„„„„„„„„„„„„„„„„„„„4
（三）改善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 „„„„„„„„„„„„„„„„„4
（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 „„„„„„„„„„„„„„„„„„4 参考文献 „„„„„„„„„„„„„„„„„„„„„„„„„„„„„4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仅关系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涉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党和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并将其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政府公信力如何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展开，政府公信力是如何流失并将如何得以重塑„„这些问题都亟待探讨。
一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活动中依据自身的道德状况所表现出来的与社会公众建立自愿的稳定的并能在紧急状态下外化为物质力量的信任关系的能力。政府具备了一定的诚信度也就具备了一定的信用能力,公众依据政府的信用能力对政府表现出相应程度的信任。在发生大地震后，日本民众仍能够井然有序地等待政府组织救援，其间体现出来的对政府的信任不得不令我们思索。
（一）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之所以说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即公众对于当前政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认同是合法性的直接基础。而认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又只能源自信任。因此,我们说,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强弱,而政治合法性的强弱又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生死存亡。这也是我国政府以及我国共产党致力于提供公信力的主要原因。
二是良好的公信力有助于降低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社会公众只有在对政府兑现承诺具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政府不会不讲信用的情况下,才会遵从规章制度。
三是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基础。政府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离不开公众的信任,只有公众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是在为他们谋求利益,公众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在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投身到相应的实现公共目标的活动中。
（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跬步不积，则无以至千里，政府公信力的获取来源于政府日常与人民接触的管理服务工作中。作为实施政府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二 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尚不健全的经济体制给政府的失信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了信用危机。些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言而无信、道德失范、政策朝令夕改、责任制不健全、决策不科学等失信于民的行为大量存在，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各级政府在社会公众中应有的形象和威信，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落后行政管理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当前政府公信力缺失主要有以下表现： 政府公信力缺乏法律约束
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权利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无视法律约束的违法行政行为屡屡发生，致使社会当中存在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如喧嚣一时的“我爸是李刚”，到最近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从案件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官员或官员子女往往都是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以权代法，以权乱法，为所欲为。政府政策失效
第一，政府政策缺乏威信。这是由于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政策被随意的更改，致使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所做出合理的预期，也随着客观事物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政府部门间互相“踢皮球”。令行禁止，是政府信用最现实的体现。在政策执行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令五申，屡纠屡犯；法律之间、政策之间、部门之间相互“打架”的现象，不仅反映政府信用存在问题，而且还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政令不落实就是失信。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权威丧失。第三，政府人员行为不当。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人民公仆，在其位却不谋其职。自身定位的错误，也变导致了行动的错误。政务信息公开缺位
政务工作该让公众知道的，应让公众了解、知情，这是政府和公众沟通、合作的过程从而使政府所做的工作更能反映民情、体现民意。然而，一方面一些政府仍然把公众排斥在外，把政府过程神秘化不注重政务信息的公开化，而民众对民主化的机制，政策的制定、实施缺乏了解。如某县曾将本县29岁副县长个人履历成为政府机密，无疑此举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1 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决策的随意性和不连续性，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地方保护主义，无视国家法规政策；为捞政绩，公然伪造上报数据等等现象，一次次挑衅着政府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与民主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甚至被践踏，政府的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也就无从体现，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职能与责任不清
机构职能交叉，各有各的门槛，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导致公众无所适从；部门领导多，虚职多，造成“职务贬值”，既助长了官僚主义，又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多头领导，几个部门分段管理，岗位的设置界限不清，导致管理混乱；一旦出现失误，即以集体名义承担，规避责任。效益观念不够
存在小部门利益主义，不作为、慢作为；办事程序冗长、效率低下，新建的“政务中心”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增加一道门槛；不在乎行政成本，浪费情况严重，如大力兴建严重超标的办公楼、招待费用居高不下、错误认为只要自己不拿吃点喝点不算腐败。这类“公家的钱，随便花”的奢侈浪费，也让“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使公众怨声强烈。
三 如何重塑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一旦降低，恢复起来就很困难。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不利于建立和完善会信用体系,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利于提高国家和社会的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因此,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显得极为迫切和需要。
（一）转变政府观念
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树立行政管理的服务理念。传统政府的职能重心是统治和社会管理,而现代政府职能的重心则是社会服务。政府应当重视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重视民众的满意度评估,从对特定“功能”、“结构”的服从转变为对特定“使命”、“顾客”、“成果”的认同,从独断专横的领导转变为民众参与的领导。取得公众信任的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等应该是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制定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必须提高公众参与度，听取公众意见。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变“单边主义”为“双向互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先从观念上进行转型，树立服务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二）加强法制保障
一方面要放松管制,不符合法律、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管制要坚决杜绝,为此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真正做到还权于民。另一方面政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办事,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办事程序,公开办事事项,通过健全公开听证、公示等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三）改善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则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做的。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服务水平评价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阶段，政府管理粗放的痼疾正日益暴露。我们应主动实践新的东西，在这方面尽快完善。这对提高政府公信力会大有帮助。
（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
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与政府公信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行政道德建设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性建设。提高政府工作人员道德素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公共监督，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舆论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遵循行政道德。二是增强自律意识，加强思想道德培训，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三是实现行政道德法律化，将需要法律来维系的转化为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邓志辉，《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九期。
[2]金太军、袁建军，《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社会科学战线，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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