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农民对当前农村热点问题的评价

第一篇：调查：农民对当前农村热点问题的评价

虚心倾听农民群众的声音，是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为各级党政领导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近日，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在全省51个县（市、区）抽选了1530户农民家庭，开展了农村政策执行评价及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快速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执行评价的满意度较高，但存在的问题仍需引起重视。

一、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比较满意，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党在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从总体上看是比较满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农村的基本政策之一，农民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率达87.7%。72.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表示满意，表明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满意率占70.5%，显示出大多数农民对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加农民收入持认可的态度。退耕还林、还草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72.2%的农民对此表示满意。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扶贫工作力度越来越大，调查结果显示，71.4%的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感到满意。对现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满意率为60.2%。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倍受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问及您对此是否了解时，24.1%的农民认为了解，42.6%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农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贯彻实行还需向农民做更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农民认识和了解。仍有部分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落实情况不甚满意或不满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负担仍然较重。19.7%的农民认为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8.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表示不满意，认为仍然存在严重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现象，超越了农民的负担能力。二是扶贫力度尚需加强。24.2%的农民对农村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是一般，回答不满意的占4%。三是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不尽人意。27.8%的农民面对是否满意的选择时回答了一般，12%的农民表示不满意，主要是认为收购部门压等压价、刁难卖粮户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25.8%的农民对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不太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落到实处面临政府指导不力、信息不灵、缺乏资金和技术指导跟不上等一系列难题。

二、对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较高，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任重道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xx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当问及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否了解时，31.7%的农民认为了解，48.7%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19.6%的农民回答不了解。问及XX年您家人均纯收入与上年相比是否增加时，17.9%的农民认为收入下降了，其主要原因依次为受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过低和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评价是：表示满意的占41.1%，一般的占46.1%，主要认为当前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12.9%的农民对业余文化生活表示不满意。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了解，45.8%的农民表示满意，42.6%的农民认为尚存在一些问题，11.6%的农民不满意，认为农村科技人员数量太少，深入村、户指导不得力，群众感到不解渴。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评价结果：42.9%的农民表示满意，评价为一般的农民比重较高，占43.2%，13.9%的农民回答不满意，认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员素质低，收费高，有病看不起。对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43.6%的农民是满意的，41.8%的人回答一般，14.6%的农民选择了不满意，有的甚至说从来未见过“三下乡”活动。可见“三下乡”活动在农村还存在死角。真正在农村普及“三下乡”活动，任务还相当艰巨。农村教育对增强农村发展后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当问及您对农村教育状况的评价时，50.8%的农民选择了满意，认为近年来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农村教育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普及率得到提高；选择回答一般的占35.3%，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师资水平较低；13.9%的农民回答不满意，主要是提出当前农村教育中收费过高问题相当严重，许多农户认为，供高中以上学生念书，其学杂费难以承受。在对农村治安状况的评价中，59.9%的农民表示满意，34.4%的人认为一般，对农村治安状况不满意的占5.6%。

三、农民对乡村干部基本满意，纠正不正之风仍需加大力度乡村干部处在农村最基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基本上是满意的。在被调查的1530户农民中，对乡镇干部表示满意的占60.1%，回答一般的占33.9%，选择不满意的占6%。对村干部的满意率为73.5%，选择一般的占21.1%，回答不满意的占5.4%。对乡村干部不满意，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不思进取、不深入基层、贪占、吃喝风严重、知识结构不能满足需要和缺乏领导能力。我们对村务公开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73.5%的农民对村务公开表示满意，21.1%的农民选择的是一般，对村务公开表示不满意的占5.4%。与此同时，我们对XX年农民家庭农业投入资金情况请农民谈了想法，46%的农户计划增加投入，49.9%的农户表示将与上年基本不变，预计投入减少的农户占4.1%。

第二篇：调查：农民对当前农村热点问题的评价

虚心倾听农民群众的声音，是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为各级党政领导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近日，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在全省51个县（市、区）抽选了1530户农民家庭，开展了农村政策执行评价及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快速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执行评价的满意度较高，但存在的问题仍需引起重视。

一、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比较满意，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党在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从总体上看是比较满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农村的基本政策之一，农民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率达87.7%。72.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表示满意，表明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满意率占70.5%，显示出大多数农民对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加农民收入持认可的态度。退耕还林、还草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72.2%的农民对此表示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扶贫工作力度越来越大，调查结果显示，71.4%的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感到满意。对现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满意率为60.2%。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倍受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问及您对此是否了解时，24.1%的农民认为了解，42.6%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农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贯彻实行还需向农民做更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农民认识和了解。

仍有部分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落实情况不甚满意或不满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负担仍然较重。19.7%的农民认为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8.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表示不满意，认为仍然存在严重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现象，超越了农民的负担能力。二是扶贫力度尚需加强。24.2%的农民对农村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是一般，回答不满意的占4%。三是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不尽人意。27.8%的农民面对是否满意的选择时回答了一般，12%的农民表示不满意，主要是认为收购部门压等压价、刁难卖粮户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25.8%的农民对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不太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落到实处面临政府指导不力、信息不灵、缺乏资金和技术指导跟不上等一系列难题。

二、对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较高，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任重道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当问及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否了解时，31.7%的农民认为了解，48.7%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19.6%的农民回答不了解。问及2002年您家人均纯收入与上年相比是否增加时，17.9%的农民认为收入下降了，其主要原因依次为受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过低和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评价是：表示满意的占41.1%，一般的占46.1%，主要认为当前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12.9%的农民对业余文化生活表示不满意。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了解，45.8%的农民

第三篇：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调查

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调查

1.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一个大问题, 据有关资料统计, 目前农民上访中, 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 占 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因此, 有一种意见认为, 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 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 有化。不过, 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 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农民为土地 上访的案例较少, 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 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 往往不是国家, 甚至不是乡村干 部, 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具体地说, 在土地问题上, 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工商业的发展, 土地的非农开发, 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 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 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 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 就意味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 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 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 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 温饱有余, 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 因为农民负担较重, 粮价较低, 农民种田不划算, 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 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 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种田有了收益, 这个时候, 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也就是说, 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 也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农民, 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 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 包权(一般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 真正种田的农户向不再种 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 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使那 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 土地集体所有, 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 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 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 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 城的农户。这样, 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 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 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 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 就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如此一来, 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 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 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 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 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 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 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 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 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 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 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 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 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 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 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 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 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 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 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 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穿插其中, 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 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 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此外,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 的既得利益, 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 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 社较多的土地权利, 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 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 确了, 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 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2.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 给 人以民主的想像, 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 发展十分不平衡, 且很难对村民自 治寄以过高的期望。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 有两类地区, 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 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 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 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 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 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 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 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 典型是华北农村, 村 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 激

烈竞争的工具, 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 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 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 在内地农村, 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 村民自治徒有其表, 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 逐步解体。也就是说, 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 情况复杂, 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 同样的农村政策, 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 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 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3.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 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 农民得以安身立命 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 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在农村调查, 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 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 最近几年, 村里 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 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 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 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 村老年人去世, 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 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 就会发现, #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中, 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老年人#不得好死., 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 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 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 生儿育女一大堆, 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 不如# 只生一个好.。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 丧事上跳脱衣舞., 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 发现在最近5~ 10年, 农村丧事竞争中, 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 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 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 均发现了丧事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 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 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 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 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 从而使人们不再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 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 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 不仅老年人被薄养, 而且去世后也被薄葬, 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 这种#唯物主义.态度, 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 一旦慎终追远的传统仪式变成搞笑游戏, 或草草了事, 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 其后果会十分严重。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 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 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 计划生育方面, 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出生率, 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 为了节约土地, 甚至是为了让民政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 而不顾农民的感受, 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 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 这样的态度, 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 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 要禁止宗族&, 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4.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 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 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 农业税前, 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 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 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 乡村组织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 国家指望通过# 一事一议.的办法 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 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的不切实际。结果, 在我们的实验区, 因为没有与之匹配 的农民内生组织, 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 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 不再能有效使用, 农 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 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 打一口井的成本要花费 数千上万元, 而灌溉能力却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 可以解决问题, 一旦出现大旱, 离 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 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成大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 起深井, 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 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成, 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结果,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负担是减轻了, 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

消农业税后, 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 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 农民水利建设

支出的增加, 是被迫还是主动? 是使农村水利建设更合理了, 还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被新投资的小型 水利设施所切割和破坏了? 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了还是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了?更重要的是, 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 乡村组织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而个体农户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出的经验是#怕饿死的会饿死, 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 意思是说, 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担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农民, 才最愿意出钱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之不足, 这些农户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给中都出资出力最多, 而另一些农户却可以搭便车。次数一多, 那些每次都出钱出力最多的农户就成为村庄经济上最为贫穷、社会地位上最为弱势、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真正弱势群体, 他们越怕饿死, 就越是要多出钱解决全体农户所需要的公共品, 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饿死, 而那些不怕饿死每次搭便车的农户, 却因为有便车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终, 怕饿死的人都饿死了, 这些不怕饿死的人, 就不再能得到免费公共品, 因此迟早也会饿死。我们面对实验区如此严峻的公共品供给困境, 多次与当地县乡政府沟通, 县乡政府不是不明白从大江大河调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于季风型气候的当地农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不是政府的事情, 而是种田农户自己的事情。当地政府甚至将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农户经营, 这样既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 又可将水利供给失败的责任推给承包人和农户。总之一句话, 地方政府越来越认为, 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 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 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湖北省政府 在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后, 进行农村配套改革, 提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钱养事.。理论上 # 以钱养事.好像很通, 实践中, 地方政府却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 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 地 方政府越来越与农村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 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不仅表现了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 也表现在其他各种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上。这样一来, 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 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以外, 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越来越弱, 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 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 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在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 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内的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合作难的问题, 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当前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类表现则是农 村社会的灰色化。所谓# 灰色化., 是指农村正式组织逐步退出之后, 农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谋利集团, 这些集团强占农村公共资源, 欺行霸市, 从而破坏了农村的 基本秩序, 也破坏了农民的基本预期。包括农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滥所代表的无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国 大部分农村泛滥, 其后果极其严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时间便吸干了农民的积蓄。还包括农村邪教的快 速传播, 2004年以来, 我先后在全国约10省市的10多个农村地区调查, 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地下邪教组织。地下邪教传播速度之快, 其后果之严重, 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

第四篇：临武县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分析

临武县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分析当前，临武县上下正在大力宣传、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简称“中央1号”）文件精神，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正朝着良好态势发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社会实际，给县委、县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分析参考，针对当前农村一些热点问题，县统计局与农调队专门组织了10个精干人员共分5个组，对全县10个乡镇150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共发放150份《当前农村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和《2004年农业生产经营意向及增收途径调查表》给农户不记名填写，共收回125份问卷。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临武县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利好因素与制约因素并存，总体情况如下：

一、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利好因素

（一）农民普遍知道“中央1号”文件，但对文件精神了解得不多。125份问卷显示，95.4%的农民知道“中央1号”文件，只有5.6%的农民不知道，而这部分人大都是些不识字的、上了年纪的人。半数农民都是通过电视知道的，有16.8%的农民是通过政府宣传知道的，24.8%的人是听别人说的，3.2%的人是通过报纸、杂志知道的。其中54.4%的农民只是隐约知道一点，而不了解1号文件的具体内容。

（二）大多数农民知道文件规定的农业税减免内容，并为之感到欢心鼓舞。问卷中94.4%的农民知道农业税减免的消息，其中有73.6%的农民知道农业税每年减免3个百分点，有19.2%的人知道农业税每年减免1个百分点，88.8%的农民知道文件规定从2004年起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全免。

（三）农民备耕备种热情高，资金准备充分。由于粮价上涨，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粮食直补政策的到位，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被调查的125户农户95%以上的已备齐今春所需化肥、农药和农膜，大部分连中稻所需农资都已备好。2004年计划施用化肥43905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7%；农家肥料2914公斤，增长6%；农药1131公斤，同比增长78%。备好早、中稻种籽756.7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31.9%。备耕金额大都在1500元以下，其中在200元以下的占9.6%；200-400元的占14.4%；400-600元的占28%；600-800元的占19.2%；800-1000元的占12%；1000-1500元的9.6%；1500元以上的占

7.2%。

（四）粮食面积呈现扩大趋势。在125户农户调查中显示，2004年计划种植粮食502亩，比上年增长8.1%，其中稻谷453亩，同比增长16.4%；早稻140.5亩、中稻205.9亩、晚稻106.7亩，分别比上年增长29%、1.2%、39.1%。

（五）粮食种植结构呈现优化趋势。在市场价格的诱导下，为提高粮食的经济效益，农民种植优质稻的意识大大增强。据125户调查，计划种植优质稻362亩，占稻谷面积的78%，比上年增长17%，预计全县今年优质稻种植面积可达到13.85万亩，比去年增加1.5万亩，增长13%；杂交玉米面积可达到6.33万亩，比去年增加0.4万亩，增长6.75%。

（六）农林牧渔业呈全面发展态势。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都强化了支农意识，尤其日前为了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临武县委、政府作出了开展“送政策、促增收，排忧难、促发展”活动的决定，从机关抽调1000名干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作队奔赴农村促农增收，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广大农民为此感到信心倍增。从125户调查来看，由于今年肉价上涨(由去年10元/公斤涨到今年16元/公斤)，农民养猪积极性提高，2004年计划生猪出栏312头，比去年增长6.3%；计划水产面积11亩，同比增长13.3%；水产产量1500公斤增长25%；林业收入1.93万元，增长46.2%。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一）目前农户近半数存在缺粮现象，粮食产不足销的状况日益突出。据125户农户调查，从调查日起距早稻收割还有3个月左右时间，人平库存粮必须达到75公斤才能满足消费，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69户农户达到此标准，其余56户或多或少都要靠购买粮食来维持生活。这对于纯农户占40%的临武县来说，不仅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农民生活水平将难以提高。据农调队抽样调查，200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151元，调查的120户就有79户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占调查户的65.8%。主要原因：一是尽管2003年下半年以来，粮食价格开始回升，但仍未走出低谷，难以有效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农村近四成农民在外务工，且都是些青壮劳力，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是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难以提升农业生产质量。三是由于建设占用耕地较多，农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政策，使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二）农资价格飞涨，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增收难度大。据物价局调查，今年的农资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平均上涨15%，其中尿素上涨23%、钾肥上涨33%、碳铵上涨10%、复合肥上涨5%。据测算，原来农民种1亩稻谷，需要种子2公斤20元，化肥60公斤80元，农药4公斤40元。犁田80元，农业税65元，计成本285元，1亩收稻谷400公斤，按51元/担计算，每亩收入408元，扣除成本得纯收入123元，如果要请人插田、收割另外支付160元的话，农民每种1亩田，还要亏37元左右。而由于农资价格上涨，每亩农田种植成本将增加40-50元，也就是说成本上升到325-335元，即使加上粮农从省里定下的每亩11元的粮食直接补贴、10-15元的良种补贴及降低农业税3个百分点、附加降0.6个百分点，也只是刚好与农资上涨相抵，按当前国家保护价70元/担，1亩田只得纯收入235-225元，扣除请人插秧、收割160元，最后只

得75-65元，种粮的效益仍未走出低谷，这样势必会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三）农资假冒伪劣产品多，虚假欺骗性的信息多，坑农现象时有发生。

1、据农民反映，现在种田农药每年要杀三次，每次要几种农药一起套用才管用。而化肥所需份量是以前的2-3倍。

2、目前种植市场信息鱼龙混杂，加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产、运、销环节基本脱节，农民很难得到准确的种植信息、技术信息、购销信息、价格信息，最后造成农民亏本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自然条件恶化，耕地退化，粮食生产难以长治久安。

1、由于这些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不足，造成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目前全县还存在着许多病险水库，且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修的，渠道年久失修，许多电排荒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下降。

2、多年来矿山开发在带给人们实惠的同时，也造成部分产矿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如：甘溪坪、东山河，大面积耕地受到污染而不能耕作。

3、耕地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很少施用农家肥，造成耕地退化，土地贫瘠，粮食生产质量难以保证。

（五）当前农民大部分不打算办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要贷款也是短期的，信贷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减弱。问卷显示，69.6%的农民不打算贷款；打算贷款的只有28%；正在办和已办的占2.4%。打算贷款的金额不高，其中87%的人只需要贷2000元以下的就行了；贷2000-3000元占5.6%；贷3000-4000元的占4%；贷5000元以上的占3.2%。贷款一般要求短期的多，能周转半年以下的占73.6%；一年的占20%；一年半的占3.2%；两年及以下的占0.8%；两年及以上的占2.4%。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信贷网点集中，撤消了所有行政村信贷员，农民想贷款而不知怎样贷。二是目前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终身追偿制，造成呆 账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因此对农村小额贷款的发放非常谨慎，贷款手续繁多，发放贷款一般均要求提供抵押品或担保人，许多农民只有望“贷”止步。三是大多数农民没有产业化经营意识，生产规模不大，所需资金不多，即使缺乏资金，到亲戚朋友那调剂一下就行，根本就没考虑要贷款。

（六）临武县近四成的农户家里有人在外务工，由于大多数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自己找的，就业渠道很窄，使得临武县纯农户所占比重太高（占40%左右），加上还有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农民增收空间相当有限。问卷中有38.4%的农户家里有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途径大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和自己去找，分别占务工人员的37.5%和

43.8%，通过政府组织的有16.7%，而通过职业介绍所就业的只有2%。外出务工农民中有91.2%的人回答没有拖欠工资的情况，拖欠工资在500元以下的有4.8%，500-1000元的有2.4%，1000-1500元的有1.6%，1500元以上的没有。

（七）当前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农业技术难以推广，这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在调查的125户农户中，53.6%的农户家里没有孩子上学，有23.2%正在上小学，17.6%上初中，0.8%上高中，大中专及以上的只占4.8%。

（八）大多数农民只求温饱，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很关心，农业生产的后备力量素质堪忧。问卷中只有44%的农户知道孩子学杂费的基本构成。农村教育搭车收费的现象不多，有89.6%的农户回答孩子上学没有其他单位搭车收费，搭车收费在50元以下的有4%，50-100元的有0.8%，说不清具体金额的占5.6%。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强化支农意识，充分发挥乡镇“七站八所”为农民服务的功能，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网络，利用多种渠道继续大力宣传、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规定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和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政策，严格执行涉农15项税费减免的规定，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吸引青壮劳力致力于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长足发展。

（二）加强农资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一是物价部门要加强市场物价的监督管理，对农资产品实行限价销售，出现暴利销售行为要及时制止，严肃处理。二是工商、技术监督、农资、农业等部门要加强对化肥、农药等农资和种子的出厂和流通环节的监督和管理，严格查处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

（三）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自然环境，提高耕地质量。一是政府积极介入，确保财政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加强农村水、电、路、桥、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治理环境污染，抓好退耕还林工作，提高耕地质量。二是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大金融系统对农村的投入力度，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切实解决农民资金困难的问题。三是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放宽农村民间投资准入领域，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等农村投资。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一是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经济，因地制宜发展“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巩固并发展以舜华鸭业公司为龙头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经济，使之真正起到“一品带动”的辐射作用，加强产、运、销环节的联系，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合理推进农地流转，积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临武县粮食生产现在零星的、小规模的自由发展状态，农民也缺乏做大养殖规模产业的观念、资金、技术和有利环境，实行农地流转可较好地解决农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问题，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有效实现人和土地的有机结合。

（五）广开农民进城就业的“绿色通道”，使二、三产业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是拓宽农民就业的途径，让职介所真正成为劳务市场供需双方满意的“中介”。二是减少农民就业准入的限制条件，简化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三是政府要把对进城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四是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使农民工增收落到实处。

（六）要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从调查结果看来，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发展不快，尤其是流动民工的子女就学问题堪忧。农民普遍素质不高，对子女教育问题或是漠不关心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适应现代生产要求，已在农村造成恶性循环，我们要把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一要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普九”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二要加强流动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严格执行今年出台的涉农税费减免政策中关于免收农民进城子女义务教育借读费的规定，让流动民工子女享受到城镇子女同等的教育权利。

第五篇：当前农村热点问题剖析

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之前的农民负担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不再是问题，但农村更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以下就四个重要的农村热点问题作些讨论。

一、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大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农民上访中，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接近占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1]。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有化。

不过，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较少，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不是国家，甚至不是乡村干部，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

具体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土地的非农开发，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就意谓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

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因为农民负担较重，粮价较低，农民种田不划算，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种田有了收益，这个时候，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

也就是说，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民，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包权（一定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真正种田的农村的农户向不再种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使那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土地集体所有，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城的农户。

这样，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因此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就事实上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

如此一来，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的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土地基础上的，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串插其中，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

此外，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社较多的土地权利，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确了，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二、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民主的想象，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且很难对村民自治寄以过高的期望。

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有两类地区，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典型是华北农村，村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激烈竞争的工具，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

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在内地农村，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村民自治徒有其表，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逐步解体。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同样的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三、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

在农村调查，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最近几年，村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村老年人去逝，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就会发

现，“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中，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

老年人“不得好死”，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生儿育女一大堆，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不如“只生一个好”。

也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丧事上跳脱衣舞”，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发现在最近5到10年，农村丧事竞争中，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均发现了丧事上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

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从而使人们不再能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不仅老年人被薄养，而且去逝后也被薄葬，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一旦慎终追远的丧礼仪式变成搞笑游戏，或草草了事，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其后果就会十分地严重。

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计划生育方面，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减少生育，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紧紧为了节约土地，甚至是为了让某些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而不顾农民的感受，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2]，这样的态度，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要禁止宗族[3]，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农业税前，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不再能够向农民收取税费，国家指望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地不切实际。结果，在我们的实验区，因为没有与之匹配的农民内生组织，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不再能有效使用，农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数千上万元，而灌溉能力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可以解决问题，一旦出现大旱，离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大成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起深井，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

结果，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是减轻了，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农民水利建设支出的增加，是被迫还是主动？是使农村水利建设更合理了，还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被新投资的小型水利设施所切割和破坏了？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了还是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乡村组织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而个体农户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出的经验是“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意思是说，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担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农民，才最愿意出钱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之不足，这些农户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给中都出资出力最多，而另一些农户却可以搭便车。次数一多，那些每次都出钱出力最多的农户就成为村庄经济上最为贫穷，社会地位上最为弱势，因此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真正弱势群体，他们越怕饿死，就越是要多出钱解决全体农户所需要的公共品，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饿死，而那些不怕饿死因此次次搭便车的农户，却因为有便车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终，怕饿死的人都饿死了，这些不怕饿死的人，就不再能得到免费公共品，因此迟早也会饿死。

我们面对实验区如此严峻的公共品供给困境，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当地政府不是不明白从大江大河调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于季风型气候的当地农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种田农户自己的事情。当地政府甚至将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农户经营，这样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又可将水利供给失败的责任推给承包人和农户。总之一句话，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认为，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恰恰在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后进行的配套改革，提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钱养事”。理论上“以钱养事”好象很通，实践中，地方政府却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地方政府越来越与农村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两张皮。

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不仅表现了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上。

这样一来，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以外，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越来越弱，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所在乎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

在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内的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合作难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当前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类表现则是农村社会的灰色化。所谓“灰色化”，是指农村正式组织逐步退出之后，农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谋利集团，这些集团强占农村公共资源，欺行霸市，从而破坏了农村的基本秩序，也破坏了农民的基本预期。也包括农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滥所代表的无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国大部分农村都深有泛滥，且其后果极其严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时间便吸干了农民的积蓄。还包括农村邪教的快速传播。2004年以来，我先后在全国约10省市的10多个农村地区调查，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用我个人的调查感受来说，地下邪教传播速度之快，其后果之严重，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

（贺雪峰 刘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