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边缘化思维的表现形成与危害

第一篇：农民的边缘化思维的表现形成与危害

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我们用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理念去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的利益不断被边缘化，在政治、文化、国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升华，农民阶层在各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农民的边缘化思维正逐渐形成，对和谐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出来，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按照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当前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校学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第二类是青年农民，他们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农民工”的经历，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庞大群体；第三类是中老年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村和农业的留守群体，但实际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本文所指农民皆为后两类）

一、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形成与表现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促成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代表法》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规定各级人大的一个农民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人口数比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八倍缩小到了现在的四倍，但显然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要少、权利要小。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农民代表为5.14、第二届5.46、第三届6.87、第四届22.9、第五届20.59、第六届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届8。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利益群体急剧分化，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实际的经济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领导阶层。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同时由于广大农民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农民“失语症”。“三农”问题只是“上热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种农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农民“失语症”蔓延，各级政策未能很好地与农民意志相衔接。

在对县、乡（镇）的农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调查中，我们听到反映最多的是“党代会其实是‘书记’会，人代会其实是‘××长’会”，这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即使发言或是提出议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轻，久而久之，农民便失去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代表对会议留念也就仅止于会议间的招待和礼品。有不少人总是一味强调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下”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阻碍因素，这种说法极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在竞争中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公平性和专业化，我们谁都不会承认现在我国农民的素质要比古希腊民主时代雅典市民的素质差。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村民自治上，青年与中老年农民这两类人群表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参与心理。青年农民作为乡村的强者，其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中老年农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乡村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迫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亲自回村、请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参加了选举，也由于经济利益相关性弱或是对现场和被选举人情况不甚了解，并没有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选举意愿。从而形成了青年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无所谓态度，农村政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就农民参与的踊跃程度，表面上似乎说明当前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但实事上主要是因为村干部职数明显减少，中央出台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广大农民因亲属关系、宗派主义或地域缘故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村级组织对参加选举的农民承诺给予0.5－1个义务工/天或5－10元/天报酬的结果，被选举人的经济回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感觉在市场竞争中富贵无门

社会学理论

认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即财富、权力和声望，其中财富即经济收入是首要标准，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农民的经济地位实际是在不断下降。就全国而言，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间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平均数下掩盖着的贫富分化式的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正成为不能充分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边缘阶层。

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实农民与个体工商户的实质是一样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只不过身份是个体农业户而已。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况来看，说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现在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绝大部分农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场”与“小农”之间、刚刚甩掉“最贫困的纳税人”帽子的广大农民，有所作为的念头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农妇、山泉、有点田”。

从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亩半，而且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已相当紧张，农村劳动力正大量富余出来或成为隐性失业者，青年农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与市场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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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民的边缘化思维的表现形成与危害

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我们用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理念去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的利益不断被边缘化，在政治、文化、国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升华，农民阶层在各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农民的边缘化思维正逐渐形成，对和谐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出来，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按照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当前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校学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第二类是青年农民，他们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农民工”的经历，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庞大群体；第三类是中老年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村和农业的留守群体，但实际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本文所指农民皆为后两类）

一、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形成与表现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促成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代表法》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规定各级人大的一个农民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人口数比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八倍缩小到了现在的四倍，但显然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要少、权利要小。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农民代表为5.14、第二届5.46、第三届6.87、第四届22.9、第五届20.59、第六届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届8。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利益群体急剧分化，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实际的经济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领导阶层。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同时由于广大农民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农民“失语症”。“三农”问题只是“上热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种农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农民“失语症”蔓延，各级政策未能很好地与农民意志相衔接。

在对县、乡（镇）的农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调查中，我们听到反映最多的是“党代会其实是‘书记’会，人代会其实是‘××长’会”，这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即使发言或是提出议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轻，久而久之，农民便失去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代表对会议留念也就仅止于会议间的招待和礼品。有不少人总是一味强调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下”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阻碍因素，这种说法极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在竞争中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公平性和专业化，我们谁都不会承认现在我国农民的素质要比古希腊民主时代雅典市民的素质差。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村民自治上，青年与中老年农民这两类人群表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参与心理。青年农民作为乡村的强者，其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中老年农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乡村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迫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亲自回村、请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参加了选举，也由于经济利益相关性弱或是对现场和被选举人情况不甚了解，并没有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选举意愿。从而形成了青年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无所谓态度，农村政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就农民参与的踊跃程度，表面上似乎说明当前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但实事上主要是因为村干部职数明显减少，中央出台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广大农民因亲属关系、宗派主义或地域缘故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村级组织对参加选举的农民承诺给予0.5－1个义务工/天或5－10元/天报酬的结果，被选举人的经济回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感觉在市场竞争中富贵无门

社会学理论认

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即财富、权力和声望，其中财富即经济收入是首要标准，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农民的经济地位实际是在不断下降。就全国而言，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3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间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平均数下掩盖着的贫富分化式的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正成为不能充分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边缘阶层。

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实农民与个体工商户的实质是一样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只不过身份是个体农业户而已。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况来看，说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现在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绝大部分农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场”与“小农”之间、刚刚甩掉“最贫困的纳税人”帽子的广大农民，有所作为的念头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农妇、山泉、有点田”。

从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亩半，而且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已相当紧张，农村劳动力正大量富余出来或成为隐性失业者，青年农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与市场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乡村现实与城市梦想使得他们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城市赚钱乡村花”的周而复始成为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全部。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经济发展的内涵将会大打折扣，当经济收入差距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贫困群体的思想将会逐渐无意识的发生扭曲。所以在农村，正前所未有地陷入“嫌贫爱富”的集体无意识中；农村对城市“怜贫仇富”的集体无意识也正滋长起来。

（二）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的主流价值缺失

26年的改革开放，使原来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集体色彩被淡化。但是由于主导社会运行的秩序并没有同步形成，社会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浮躁和期待之中，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农民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物欲主导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向利己主义发展。“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奉献精神已随制度的变迁和思维的变化而远去。同时，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电视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勃兴，尤其是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一些与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在丰富和多元化的同时，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又都带着明显的传统痕迹。农村青年在农村以接受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带头人自居，尽情展现自身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发泄着面对城市时的压抑和自卑，其实空洞无物。中老年农民在农活之余，由于传统的“乡戏”已经鲜见或是销声匿迹，农村电影文化因市场主导已基本消亡。新兴的电视文化由于有线电视短时间内不能惠及广大农村，无法接收卫星电视，普遍只能收看到县、乡、镇的无线电视节目，由于管理的漏洞，农民的电视画面基本上已被“农药”和“人药”所覆盖。打牌赌博也因此成为了农村大部分人的重要消闲活动，另外一部分人成为了“毛泽东时代”生活见闻的无限怀旧与诉说者，一部分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其听众，还有一部分人成为了不同类型的“教友”，部分地区“地下六合彩”盛行也就不足为怪。

（四）国民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和蔓延

在社会管理层面上，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1958年的《户口管理条例》颁布后，我国公民被严格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随之而来的多部法律及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划分为两种不同身份的阶层。户口管理使我国公民具有不同的身份，并享受不同的待遇。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民出生的不平等，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自卑”心理，并且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合理社会流动。

在社会保障层面上，农村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真空”。长期以来，国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保障职工、市民劳动、生活、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需要，而极少向农村、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使得农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纯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被打破，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城镇低保等）在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日益完善。但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农民的社会保障根本没有纳入其中，所谓社会保障也仅仅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在社会发展层面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上，由于几乎所有的优质教育设施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子女受教育和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无可争辩地要多得多。就目前市场经济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条件下，高考依然是改变人生的命运之考，但在不少城市的高考录取率达到80的时候，广大农村子女在通向高等学府的路上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些学生即便是考上，昂贵的学费也令他们望而却步。

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思想观念的变革过程。社会公正是改革的本身要求，它虽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农民国民地位的边缘化，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则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和蔓延，这种观念与心理上的分化和冲突，是高速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二、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危害与表现方式

（一）一定时期内，农民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集体失语群体”，造成农民代表说不上话，说话的代表都不是农民，这就容易使得各级政策与农民意志相脱节。

（二）农民的正当意思表达渠道不畅，越轨行为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程度加剧，有时甚至会出现反社会的恶性报复行为。这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但也有很多的确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造成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司空见惯的政府大门被堵、“**伙系列抢劫杀人案”、“在**工长期性压抑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农民工讨薪杀人案”、“**县法院爆炸案”、“福州公交车爆炸案”等等，这些群体性、报复性、甚至是反社会型过激行为的暴发，我们在强烈谴责“农民”的扭曲心理过后，必须冷静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把对社会公正的不满用如此极端的方式表露出来。

（三）农民主流价值的缺失，将会大大削弱社会的抗震能力，同时必须警惕别有用心分子和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在目前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聚合力削弱，离心力增强，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的情况下，使得农村一些地方的种种非正式力量纷纷抬头，农村寺庙不断增多，甚至消失多年的宗教势力、邪教、会道门等腐朽、反动的东西悄然复出。前几年“法轮功”在农村的迅速传播，就是邪教组织利用了农民主流价值缺失，需要寻找精神寄托的心理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对于无钱治病的农民家庭来说，对病人是一种精神解脱，对其家属又是一种不花钱的物质解脱，农村“中功”、“真功”之类的流传，亦是如此。前段时间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发生的“反日游行”，目的是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但许多人将日本的人民、企业、文化、产品、技术、资金等统统加以反对，这种简化的“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进一步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使他们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处。这么多高素质的市民和大学生都不能运用理性思维去理智“反日”，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期待农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反映出理性的良好国民素质。另外，农民“教友”、“同志”之间关系的诸多表现，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们对基层组织的虔诚和期望，必须引起警惕，我们绝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干着反对社会、分裂国家的勾当。

第三篇：农民的边缘化思维的表现形成与危害

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我们用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理念去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的利益不断被边缘化，在政治、文化、国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升华，农民阶层在各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农民的边缘化思维正逐渐形成，对和谐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出来，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按照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当前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校学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第二类是青年农民，他们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农民工”的经历，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庞大群体；第三类是中老年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村和农业的留守群体，但实际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本文所指农民皆为后两类）

一、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形成与表现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促成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代表法》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规定各级人大的一个农民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人口数比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八倍缩小到了现在的四倍，但显然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要少、权利要小。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农民代表为5.14、第二届5.46、第三届6.87、第四届22.9、第五届20.59、第六届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共

23、第九届8。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利益群体急剧分化，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实际的经济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领导阶层。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同时由于广大农民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农民“失语症”。“三农”问题只是“上热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种农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农民“失语症”蔓延，各级政策未能很好地与农民意志相衔接。

在对县、乡（镇）的农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调查中，我们听到反映最多的是“党代会其实是‘书记’会，人代会其实是‘××长’会”，这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即使发言或是提出议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轻，久而久之，农民便失去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代表对会议留念也就仅止于会议间的招待和礼品。有不少人总是一味强调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下”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阻碍因素，这种说法极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在竞争中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公平性和专业化，我们谁都不会承认现在我国农民的素质要比古希腊民主时代雅典市民的素质差。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村民自治上，青年与中老年农民这两类人群表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参与心理。青年农民作为乡村的强者，其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中老年农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乡村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迫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亲自回村、请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参加了选举，也由于经济利益相关性弱或是对现场和被选举人情况不甚了解，并没有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选举意愿。从而形成了青年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无所谓态度，农村政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就农民参与的踊跃程度，表面上似乎说明当前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但实事上主要是因为村干部职数明显减少，中央出台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广大农民因亲属关系、宗派主义或地域缘故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村级组织对参加选举的农民承诺给予0.5－1个义务工/天或5－10元/天报酬的结果，被选举人的经济回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感觉在市场竞争中富贵无门

社会学理论

第四篇：习惯性违章表现与危害

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汇报

经过多年来的工作、学习，尤其是通过自我批评，自我剖析、自我反思，我对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将自查自纠情况归纳总结并提出整改措施，以求能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得到更大进步和提高。

一、整改的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机关效能建设活动为契机，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订整改措施。

二、自查自纠情况

1、理论学习不够，政策理论水平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学习的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虽然过去比较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理论的学习，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着深钻细研不够。满足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缺乏对其精髓和实质的理解和思考。在学习的方式上，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不够，实际工作中不能自觉运用理论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业务学习主动性不强

对业务缺乏钻研精神，满足于“过得去”、“还可以”。没有真正地沉下心认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很多东西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中遇到了难题的时候才去翻书本。

3、工作上马虎应付，只注重作业进度，习惯性违反作业程序，安全意识淡薄。

三、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1、学习积极性不高，平时拘于日常工作琐事，对于本职工作有些放松，主动学习的自觉性不高，特别学习的内容缺乏系统全面性，以致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棘手的事情，没有自觉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阻力。

2、工作方法特别机械，遇到困难泛急躁情绪。只有认真学习，仔细思考，把学习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中去。

3、心里素质差，片面追求产量，逞强好胜，盲目求快，凭主观经验行事，抱侥幸心理。

四、今后改进方向

1、加强学习。结合开展“爱岗敬业，二次学习”活动。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加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注重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2、钻研业务知识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是对各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在工作中，如何做到“专”，这不仅是要做好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在这一领域内的探索改革和创新。这就要求今后在工作中要勤于思考，开动脑筋，转变工作作风，扎实工作，处处以身作则，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掌握知识发展的动向和趋势，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3、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正气，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的义务，今后要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多与群众和党员谈心、沟通，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自觉维护党的形象。

4、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铁路安全生产是环环紧扣的连续性作业，若不按程序、不按规程办事，处处都潜在着危险。要实现安全生产就不能“想当然”地去考虑问题，“想当然”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贻害无穷。“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应该知道我在那里，应该信号已经开放好，作业也已经停止，这种“想当然”的习惯性违章，害人害已害企业。

以上是我的个人剖析及整改措施。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永葆工作热情，努力实践诺言，欢大家监督我的行动。

调车作业，是一个多方协作，密切配合的过程。只有当岗位操作人员在确认一个作业阶段结束，互检互控，并完成相关安全检查工作后，方可指挥移动车辆。但有些货运人员为抢时间、赶进度、往往在车皮还未装卸完毕的同时，就电话通知调车人员移动列车，放下电活才进行车门“施封，上锁”等工作。他们主观上认为，从打完电话到调车人员到达现场存在一个时间差，但调车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拿到作业计划，不到现场做确认工作，造成损毁装卸用工具等恶果，严重时可能造成列车倾覆

第五篇：大局意识不强的表现与危害

大局意识不强的表现与危害

当前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大局意识总体上是好的，但在部分党员及干部中也确实存在不识大体、不讲大局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不强，发展下去会带来削弱中央权威、损害党群关系、不利于团队建设的后果，导致经济社会资源浪费和削弱国家对外整体竞争力等负面效应，因此必须关注和重视他们中间存在的大局意识不强的现象。

我们党历来重视大局意识。邓小平指出：“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习近平强调：“顾全大局是成熟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志”，“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指出了大局意识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同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修身做人、谋事创业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大局意识不强的几种表现

什么是大局意识？顾名思义就是顾全大局的思想意识。就领导干部而言，大局意识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内涵要求。例如：对上级，体现大局意识就要自觉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工作部署；对同级即单位的其他人或其他部门，体现大局意识就是强调协作和配合；对下属和广大群众，体现大局意识更多地是给予关怀和教育引导；对日常工作，大局意识则体现在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当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大局意识总体上是好的，但在部分党员及干部中也确实存在不识大体、不讲大局的现象，有的还比较严重。归纳起来，大局意识不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搞土政策。在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有的地区或部门的领导干部，往往片面强调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特殊性，推行“土围子”、“土政策”，还美其名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实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有的干部，在学习、领会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文件过程中，竭力从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解读。还有的在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工作部署时，大凡于己有利的就执行，无利的就“打太极”，偏离中央精神。

2、钻政策空子。对上级部门来说，制定政策时要尽可能周全一些，尽量考虑到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种情况在内，并兼顾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避免政策执行中的弹性解释、任意发挥等漏洞现象，但无论怎样完善，作为政策也只能是宏观层面的纲要，不可能是微观的实施细则，因此，任何政策难免会有其不完善之处。于是，一些大局意识不强甚或缺乏者，竭尽聪明才智，不是琢磨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而是从一己私利出发，想方设法钻政策的漏洞，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政策执行不力。对推行已久的改革开放政策、免除农业税政策等，老百姓以“改革开放政策好”、“免除农业税政策好”这样朴素的语言给予点赞。可见，一项政策好不好，听一听老百姓的反映最重要。那么，如何保证一项政策发挥出好效应？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政策的制定出台要考量，即任何好政策效应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善意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政策的组织实施要精心，即任何好政策效应离不开广大政策执行者高效率的贯彻落实，否则，如果实施衔接中“掉链子”，就难免会发生“最后一公里”这样的梗阻现象，从而不能使好的政策落地生根、惠及民众。

4、不正当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竞争、提倡竞争是必须的。这就需要鼓励和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进行一定的理性竞争。通过竞争产生必要的压力机制，形成你追我赶的氛围，激发出推动前进的动力之源。但竞争应该是适度的、良性的，是运用正当形式和合法手段的。可现实中，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为了争取到某个项目或资助，相互倾轧，无所不用其极，既没有一定的大局意识，也缺乏必要的胸怀风度。

5、短期化行为。公允而论，追求进步本身并没有错。作为一个地区、部门或者单位的领导，确实应该在任期内有所作为、积极作为，并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为推进所在地区、部门或者单位的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福祉改善做出贡献，并由此赢得广大群众的广泛点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个俗语的积极意义。但有的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大出政绩、快出政绩，动辄否决以往集体决策，甚至打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幌子，大兴土木，大搞面子工程，在所任职的地区、部门或单位大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给继任者留了个“烂摊子”，也留了一屁股债务。

6、“拆东墙补西墙”。有的领导相当“敬业”，工作也很投入，许多事亲力亲为，整天忙忙碌碌，真可谓“拼命三郎”，但他们办事效率不高，工作成效不大，下属和群众也并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种领导虽然勤奋努力、尽心尽责，但他们对工作安排没有大局意识，工作中随意性大，“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想到哪干到哪，顾此失彼，根本没有系统性考虑。

二、大局意识不强的六大原因 当前，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不强或缺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基本的原因大致有下面这么几条：

1、党性原则不强。现实中，少数党员及干部党性原则不强，所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是停留在言论表态上，而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甚至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说三道

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规定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所不容许的。

2、政绩观有偏差。有的领导干部片面理解和追求政绩，好大喜功，常琢磨如何讨上级喜欢、被上级肯定，个别的甚至媚上欺下，他们无视百姓感受，也不考虑主客观条件，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结果把自己摆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绝对对立起来。还有的在制定目标规划时，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更没有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因而缺乏战略眼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生态环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这些思想和行为，与可持续发展观极不相符。

3、自我定位偏颇。在现实中，个别党员及干部之所以不愿意做配角，不屑于做协助性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全局中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高估了自己，因而工作中处理不好自我与大局的关系。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就需要着眼全局来谋划，增强大局意识，大局赢，局部和个人才能赢。“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否则，全局不好，局部也好不到哪里去。

4、心胸不够宽广。在现实中，个别党员及干部，不愿与他人协作开展工作，这既有自我定位有偏颇方面的原因，也有团队意识不够强、着眼点不够高，胸怀气度不够大这方面的原因，他们自视甚高，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不健康心理，因而容不得其他人尤其是能力水平比自己强的人。可以说，缺乏“海纳百川”的包容意识是这部分同志大局观缺乏或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本位主义作祟。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为本地区、部门或单位争取必要的正当利益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但这是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绝不能只盯着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对全局利益漠不关心。事实上，如果本位观念当头，那么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和落实上级工作部署上，就必然各自为政、分散主义。如果本位观念当头，那么在单位内部一个整体性工作的衔接上，与其他人、其他部门之间，就必然不是求同存异，也不是主动协调，而是要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么在涉及个人利益、部门发展等问题上钻牛角尖。

6、素质能力缺陷。在上述短期化行为和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干部能力水平欠缺，不善于全面分析情况，也缺乏换位思考，协调统筹的能力更是有待进一步提升。因而，他们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担当好治国理政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对此，1939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应该说，这段话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警示教育意义。

三、大局意识不强的五大危害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其大局意识不强危害极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削弱中央权威。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不强，发展下去将导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乱象，这不利于中央的政令畅通，削弱了中央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使既有利于全局又有利于局部的中央政策效应被各地各部门的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做法所抵消，从而一定程度上妨碍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会降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2、损害党群关系。少数干部，不能站在全局、大局的高度，而是过分强调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由此损害集体和国家利益，此其一。其二，为不正之风推波助澜，加剧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肌体造成伤害。其三，使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效果被歪曲和抵消，侵害群众利益，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稳定。事实上，一些地区或部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些地方或部门的少数干部念歪了“真经”，曲解乃至截留党和政府的政策，从而严重侵害群众权益所致。

3、不利于团队建设。在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各单位内部恶性竞争加剧、不配合不协调他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其结果直接导致以邻为壑，各单位各自为政，各人画地为牢，员工之间相互猜忌、团队凝聚力下降，这不利于团队成员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因而严重阻碍团队建设。

4、导致经济社会资源浪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大局意识不强，跳不出“小我”的圈子，只要触及到削减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改革举措，他们就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要么搞变通，要么另搞一套，甚至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推诿扯皮的现象经常发生，以致空耗发展运营成本和改革整体效益，导致经济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下降甚至浪费，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影响改革发展大局。

5、削弱国家对外的整体竞争力。在当前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如果一国内部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局意识不强，目光短浅，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那么在对外开放中就难以凝聚力量而发挥国家整体优势。相反，还可能被外国企业、公司或机构所利用，压低产品价格，从而造成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吃大亏，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并不为少。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条件下，如何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呢？我们认为，这里最主要的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把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融入到“两学一做”活动中，将“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结合起来强化，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还要抓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当前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方面，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直接承担着治国理政的重要职责，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他们的施政活动，所以当前如何增强广大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但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担当，有社会各方面的共同给力，终将汇聚成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