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民市民化与农民收入的增加
关键词：农业信息化
农民收入
对策
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伟大经济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正在并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增收的基本保证
2、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土地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可少手段。农民投入到土地的劳力和资金
受到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在我国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依靠经营小块土地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实行农民市民化，使农业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转移和集聚，减少现有农户和自然村落，从而大幅度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实行土地招标、入股、租赁、信托、转包、转换等多种有偿使用方式，使土地逐步向留在农村务农的种植、养殖专业户集中，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量，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促进转向集约化经营，提高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优化农业成本和产量的关系，取得明显的农业规模经营效果，增加农民收入。
3、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民素质低，观念、思维方式落后，是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的主观因素。特别部分农民缺乏进取的思想、缺乏开放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而要提高农民的素质，现在农村这样的山沟田野里，在农民这个范围内是不现实的,必须籍助于城市化，使农民市民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是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代表。城市社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农民进入开放的现代化的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经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质的飞跃。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进城后的农民有8变,观念变新了,求知欲变强了，交际范围变广了，关心的话题变多了，眼界变宽了，脑子变活了，胆识变高了，行为方式变文明了，这8个变生动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市民化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城乡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都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5、农民市民化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要条件。由于农民市民化使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因而城市逐渐成为区城经济发展极，对周边的乡村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拥有的经济总量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经济质量优势，左右周边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乃至左右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吸引、聚集作用和辐射作用于周边地区，对所在区域和周边广大农村起领导作用，其作用没有固定的边界，经济实力愈强，其作用的半径愈大。城市通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把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络成一个有机整体，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将自己的技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广到所在区域和周边广大农村，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城市还通过自己高科技的研究、开发的巨大潜能的不断释放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不断成长，使城市经济成为所在区域和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从城市郊区农村、特别是发达城市的郊区农村的农民收入比一般农村地区农民收入高的现实中反映出来。是因为与一般农村地区相比，发达城市的郊区的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配套、信息、科技、资金及劳动者文化素质等方面大大支持了周边乡村的发展。
二、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1、难转的弯--观念制约。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政府官员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不深不透，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会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而又离不开，不能不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进城农民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抢夺了城里人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又因为农民工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结果就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认同上的歧视和情感上的歧视，表现在行动上不能公正对待进城农民，对进城农民普遍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
2、难解的结--政策制度制约。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从政治收益最大化角度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方面考虑问题，对农民市实行排斥和抑制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就业轻民工安排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引导，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及其衍生的劳动用工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成为当前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头号障碍。长期以来，户口就像一杆无形的标尺将人们划分为有权利差别的不同社会群体，而农民则处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这道城乡居民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休息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等，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可以说，农民工虽然进了城门，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其身份归属依旧是农民。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明显的限制，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承包的小块土地成为了农民离不开的根，在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进城农民不得不三思而行。
3、难以解脱的困境--素质制约。前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影响农民市民化。农民能否变市民，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得到市民认同，容易取得市民资格。许多调查显示，现进城农民，年龄一般低于劳动人口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受教育的程度也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大多数为初中以上。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这也充分说明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对进城就业乃至最终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性。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成为市民可能性越大。
4、难绕的坎--信息制约。及时、准确、有效地获取、了解处理中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全国各地的就业情况和信息，这样可以合理安排农民自己的行程，能更好地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确保农民向城市流向正确，从而由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分散落后的农村信息闭塞，加之个体农民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很难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盲目流动的结果，当然无助于实现农民市民化。从目前农民流向和流动的地区分布看，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向本省范围内的城市流动，通常占转移农民的50%以上，原因就在于农民得不到进行跨省流动的有效信息。目前跨省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的获取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迁移甚少，所以跨越省界之后，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大大减少，信息不灵就在所难免了。这种信息障碍，致使农民不清楚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不知道向什么城市流动有效，不知道如何获得城市就业机会，更不知道如何推荐自己。
三、促进农民市民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是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进城后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会带来社会混乱。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的办法，甚至通过定期或木定期的收容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外来人口。因此，必须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应当广为宣传。当前，城市中的失业增加并不是农民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民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收入下降，形成了农村市场增长缓慢，相对萎缩，城市工业品销售困难。只有通开城乡，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
场。
2、调整政策，优化制度环境，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力保证。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层层签订责任状，激励政府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劳动执法检查力度。要健全和完善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作为处理劳务纠纷、维护权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彻底改革刚性的户籍制度。通过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以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代之以居住地来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建立以常住户口、暂居户口和寄居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和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机制，逐渐取消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从而变更农民工身份，理所当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为此必须相应调整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民以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与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同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实行社会化，逐步将进城农民纳入保障对象。
3、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针对农村教育条件有待提高等问题，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以多种形式、机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本地特点和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提高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目的。要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培训班，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技术培训，将免费培训和有偿培训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与国家培训工程结合起来，在继续加强绿色证书制度、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农科教结合开展培训的同时，还应重视在农村开展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
4、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不可少的手段。破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信息障碍，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信息，这对农民流向、择业至关重要。国前我国已建立了华南、华东、华北三大劳动力信息网。但信息发布面不广、时效性不强。许多农民反映不知道、不了解。构筑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信息发布机构应采用多种办法和手段,努力让流动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此外，加快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努力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在规范准入资格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介绍机构,目前这种职业介绍机构量不多,质不高,甚至存在坑蒙拐骗现象,影响很坏,有关部门应加以整顿,在整顿中努力发展更多更好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第二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
第三篇：增加农民收入 文档
浅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
内容摘要：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农业竞争力；二是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四是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加，途径
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阻碍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步伐。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影响了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就业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这是农民主要靠农业难以保持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三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面对大市场仍是目前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信息化、标准化、优质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四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差，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农业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此外，因乱摊派
增加农民负担，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当前要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农业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为此，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是解决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二、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要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
1、拓展农村就业领域
一是要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民增收拓展新的门路。
2、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
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政府一要引导、规范劳务输出，二要促进土地流转，土地出租后，农民可以放心进城务工，不适应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三要抓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四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减少盲目性，降低务工成本。
3、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要把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
1、积极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脑筋、拓宽视野，克服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的思想，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艰苦创业，勇闯新路，把他们培养成有较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2、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逐步建立起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科技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农村扩散。
3、加强农民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其次，加强专业技能培养。第三，强化农民进行包括现代农业知识、法律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同时要在农村举办各种各样农民短训班，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新技术的培训力度，来提高他们增收的能力。
四、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坚定不移的减轻农民负担，确保农民的增收不会因其他隐性负担的增加，从而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实现农民增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健全民
主、科教文化进步、社会繁荣、人民生活殷实的重要手段之一。实现农民真正增收，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农业，用市场的手段抓农业，要有跳出农业抓农业的新思维，最终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增收。
第四篇：浅谈农民增收问题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浅谈农民增收问题
2011年，中国GDP总量约为7.3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接近美国的一半，超过日本，达到德国的两倍，英国的三倍。中国经济近年来总体发展态势良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从国际对比上看，即使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遭受重创，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
再来看下面一些数字。我国从2009年起上调扶贫标准为1196元，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据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有1.5亿贫困人口。依据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可见，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差距，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国经济当前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当前，全国各省各地方正在积极开展着扶贫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是否做到了利益均分，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贫富差距的矛盾日益突出，日益成为发展中急需突破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倍，如何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今，依然需要我们来回答它。
农业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央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致力于从国家层面对农业进行政策支持。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可以说，把农民增收问题解决好，就能协调带动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
2004年1月，中央1号文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政策》。可见国家对农民增收的关注和决心所在。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土地问题应该是农民增收的一个焦点所在。当前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仅有几亩薄田，小农经营，靠天吃饭，并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承受的风险并未减少。如何从体制上保证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化解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要尝试的政策方向。
2012年初，温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2012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大幅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应该说，这是温总理首次从“出台法规”的层面上强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与往年国务院或相关部委关于制止野蛮拆迁。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明显不同，可以看出是从制度上改进现有法制框架，对农民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弥补和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业，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民属弱势群体，在产业化进程中，需政府牵头，给予引导和扶持，给予优惠政策。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培育龙头企业，使农户与企业整合一体，并妥善处理企业与农户利益分配问题，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在政府财政投入方面，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研发和扩大科技推广。
近些年，报端和荧屏上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新闻事件早已不新鲜了。菜贱伤农、猪肉涨价、果树被砍，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农民所面临的巨大市场的风险。对此，政府应致力于、建立服务农业生产的信息服务体系。如采集、分析。发布优良经济作物信息，提供市场供需信息，提供气象信息和病虫害防治信息等。政府在提供信息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对农民增收问题，农民自身也应积极努力，靠教育和技能培训，努力摆脱困境，走上致富之路，农民应培养职业技能，提高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素养。只有人先改变了。才能去改变世界。就农民而言，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产业，也会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从国家层面讲，在对教育的关注上，2011年的两大教育温暖：一是国家决定对西部农村孩子启动营养工程；二是启动校车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对教育的投入还有很大的欠缺，不尽如人意，但正在逐步改善。教育问题不能忽视，它关系着国民的素质以及民族的未来。只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强硬的国民素质，一流的人才资源，才会有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夯实基础，才会有国民自身核心的竞争力。
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渐近的过程，需要多方面合力才能完成。群策群力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已经表现出很大的智慧，但对发展中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很关键的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地推进对问题的实质解决。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他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们希望看到农民富裕起来。
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必会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同时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中国当前的经济，需要向靠消费来拉动的方向走，而低收入人群往往有较高的潜在消费需求，如果在农民增收成为可能，其购买力则不容轻视，或将成为提高我国需求的关键。
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让人民富裕起来，则中国经济又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
第五篇：关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对市人大二届四次会议第168号议案的答复
xxx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来，我市农业科技培训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的总体目标，以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为手段，以推进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积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目前我市农民技能培训的基本情况
一是对农民实施“绿色证书”培训。从农业部1994年开始在全国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以来，市农业局按照省农业厅先示范、后推广的基本要求，先后在xx、x城、xx、xx县等县进行“绿色证书”培训示范，开办了种植、养殖、果品、加工、经济四大门类20多个专业。农民通过“绿证”培训，提高了科技种田水平，开阔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视线，涌现出了一批种植、养殖大户，使一大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人成为我市农村土生土长的留得住、养得起、用得上的农业科技致富带领人。xx县的绿证培训坚持“选好一个专业，办好一个班，建立一个示范点，培训一批骨干，扶持一项支柱产业，致富一方农民”的要求，每年培训“绿证”学员5000人左右，共培训学员4万余人，占农业人口的4，被农业部作为“绿色证书”培训的典型在全国推广。目前，全市共建生产示范点167个，分布在全市x县两区x市，其中农学75个、养殖33个、果树34个、蔬菜25个，累计培训绿证学员20余万人。在“绿色证书”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农村青年开展以科技为主的“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在xx邑、xx、x城、xx、xx区、x县、六个县（市）区共计培训农民示范户2万余户。在示范培训中，突出培训的时效性，选择那些科技含量高、具有发展前景、较大辐度增加农民收入的培训项目，如：优化品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的项目；农牧水结合，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的项目；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项目等。通过“绿证”学员和示范户的辐射带动，较好地促进了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2004年-2005年，永城市在新型农民培训项目实施中，共培训核心农户3000户，每户辐射带动10户，共带动了3万户农民运用科技提高农业产出值，其中玉米核心户1500户、小麦核心户1500户，增加了亩产值。
二是认真落实阳光工程。从2004年国家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专门工作会议，成立了由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任组长，农业、财政、科技、教育、劳动、建设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局长xxx任办公室主任。市阳光工程办公室负责对各县（市）区实施阳光工程进行业务指导。制定了2004-2010年的工作规划，下发了《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全市转移培训工作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全市两年来共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43.8万人，其中引导性培训29.4万人，职业技能培训14.3万人（阳光工程示范性培训3.5万人,结业率100；转移就业率95）；完成培训补贴性投资689.2万元；市累计外出务工162万人次，农民务工总收入120亿元，占全市农民纯收入的41.8％，成为我市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2006年阳光工程办公室切实按照国家、省对此项工作的要求，对全市所有自愿申报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逐一摸底调查，按照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认定原则意见》，在2005的基础上重新认定了xx所培训机构，为我市2006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二、对农民实施技能培训取得的成效
（一）提高了我市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市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多，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其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2.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3.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0.7，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9。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致使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只能从事建筑、养殖、种植、运输、缝纫、家政服务、仓储、捕捞等工种和行业，工资待遇很低。提高务工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既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提高其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选择就业的能力。二是通过技能培训，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和就业的竞争力。三是通过农业科技
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
（二）实实在在增加了农民收入。实施阳光工程项目以后，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凡经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工绝大部分都已转移就业，而且比普工工资每月高200－300多元。许多学员和家长反映，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没经过培训的相对来说就业稳定、待遇好、工资高。因此，大批的学
员在培训单位踊跃报名，参加培训后外出务工，都得到了实惠。如：在x城县中华技校培训后输送到江苏昆山桦晟电子厂的xx梅，女，今年20岁，现在每月工资1200多元。在x城县xx技校培训后输送到广东深圳佳冠华电子有限公司的张x，女，今年21岁，现在每月工资1300多元。而且她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稳定，每次往家寄钱，家长和乡邻都感到十分的欣慰和羡慕。xx县城郊乡xx庄村经过培训后外出务工人员达到418人，占该村劳动力的60，2005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达到508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56，年收入万元以上的家庭就达到100多户。xx县马头镇韩楼村，全村1206人中有500多人经过引导性培训后，在大连搞仓储，收入十分可观。xx市城关镇农民陈加志务工后回乡创办了运输公司、养殖场、养鸡厂，年产值500多万元，培训安置了当地300多名农民就业；酂阳镇孟油坊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农闲外出务工，年增加劳务收入800多万元。目前该村共建起了两层楼房100多间、平房500多间，户均存款万余元，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达20多户，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小康村。外出务工的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快车道。
三、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民技能培训的打算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当成大事来抓，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的大事，是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必须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做好。建议市委、市政府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的组织保障体制，全市形成上下通达、协调有力的指挥操作系统。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于农民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使此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深入开展。
（二）建立责任制。市委、市政府明确各县（市）区的主要领导人为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农业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把这项工作纳入市、县、乡的工作目标管理。同时建立健全培训网络和培训体系，为工作的开展创下良好的环境。
（三）加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国家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每年都在财政预算中列入专项经费，市、县财政也要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列出专项经费支出和开展培训工作的工作经费，保证培训工作的落实。
（四）加强对农民专业技能的培训。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培训资源，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绿色证书培训、成人教育、充分利用农广校教育机构，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知识、法律知识、市场营销知识的各种学习班，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农民对新技术的研究和对农民科技知识、新技术的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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