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

第一篇：浅析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

浅析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性问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克服城乡差距，我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主张，加大对农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农民走出农村到城市就业，或者从事非农行业，这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也正好随应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农民非农就业必要性，提出了农民市民化应克服认同、身份、素质三大障碍，从教育培训、户籍制度、城镇化三个方面努力来实现。关键词：农民；非农就业；市民化；城镇化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两部分，一部分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另一部分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两者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处在经济落后的阶段，同时地域广阔，资源禀赋不一样，再加上国家早期的重工抑农、城乡户籍等政策的影响，我国农村和城市呈现不同的面貌。大部分农村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发展，而城市完全呈现以现代工业发展为主的形态，由于地域发展的水平不一致，对劳动力供需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城市工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因而我国的“民工潮”现象实质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当然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如“拉美陷阱”典型代表巴西，该国在大力发展城市工业的同时促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由于城市无法全面吸收这些劳动力导致了城市的稳定、就业、保障、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要注意吸收和转化问题。当前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处理好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市民化关系成为了重要论点。

一、农民非农就业的动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改革的侧重点不一样，城乡差距愈来愈明显，广大农民为了克服家庭的贫困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到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当代农民就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农化就业取向，除受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最深层的还是经济原因，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方面是农村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推力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和农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所形成的逆向增减矛盾是农民非农就业的根本动力

从长远看，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会一直存在，并日趋严重，这是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是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另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的加剧，呈现出土地资源压迫人口、农业劳动力大量潜在失业的格局。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产生巨大的推力，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农民非农就业成为了必然。

2.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形成了农民非农就业的直接驱动力

近几年，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比较利益下降，投资成本高，获得收益低。有的地区农业甚至亏损，农民每年净收入几百元，而到发达地区打工每年最低也能收入几千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促使农业劳动力不得不在农业之外谋求出路。

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民非农就业的支撑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供更多的农产品，满足非农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食物及原材料。

第二方面是城镇非农产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拉力

1.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农产业的内在拉力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就形成强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靠地理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优势以及前几年国家的优惠政策，经济发展很快，社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下必然会吸引一些农业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区转移。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非经济差异，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种农民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等，这种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差别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2.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形成对农民非农就业的产业需求拉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客观上形成了对劳动力尤其是建筑队伍的大规模需求。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发展了一大批有活力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在吸纳了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农业剩余劳动力。

3.城镇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对农民的吸引力

城镇不仅具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较高的收入、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设施，而且有更多的接受现代教育和在城市氛围中锻炼的机会。农村的农民外出见世面和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迎合着这种吸引力。农村中尤其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口在自我意识的驱使下，除了有改变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外，还有提高社会地位的追求。这种强烈的心理动力是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二、非农就业农民市民化的障碍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迅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镇化进程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仅为43%，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快城镇化是当务之急。虽然现实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但其市民化效果并不良好，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障碍：

1.认同的障碍

所谓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肯定性确认，农民市民化本身即是一个身份转变，重新寻找认同团体的过程。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农民市民化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也在这里。如果不能建立起新的认同团体，这种市民化过程必然带来相应的身份困扰和认同障碍。在对进城务工农民工那里可以了解到，他们十分羡慕城市人的知识、工作和交往生活，常将自己充满各种各样苦恼的生活不自觉地与城里人对比，但在市民化的过程中，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靠买房来获得附带的城市户口，或通过农地补偿变为城里人，以及期望子女能够考取大学进而毕业在城里工作，而事实上遗忘了如何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人格平等，要知道人格平等恰恰是城市社会团体意识的基础。

2.身份的障碍

我国社会结构的原则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以身份为标准，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有人说，中国社会在此意义上是一个身份社会，这话不无道理。应当说保障这个身份社会存续的力量主要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框架和户口制度的长期存在。有很多学者一直对困扰农民问题的户籍制度进行反思，并明确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的主张。

3.素质的障碍

现代社会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它是以工具和知识为主要运行手段的，一个人要想在当前社会生存或者生活的更好，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工具和专门化的知识就成为衡量他是否具备社会生存能力的基本指标。而农业社会和乡村生活所催生的却是守成的习惯，固化的传统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显然从农民进入市民化行列的那一天起，天然的缺陷便制约着他们有机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似乎难于摆脱落伍的命运。

三、着眼农民非农就业，促进农民市民化的思考

农民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然而让农民变成市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全面构建农民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体系，强化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当前农民非农就业的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这与现代社会主要依靠知识和现代技能为生存之道相脱节，非农产业越来越需要高技能的人才，农民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必然会被社会所淘汰。作为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农民他们必然在工作中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方方面面限制，他们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差和动力不足明显，因此需要国家政府来对农民人力资本进行大力投资，近年来我国强化了农村的基础教育，许多地方也基本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体系，这无疑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二，健全农民市民化体系，打破旧的户籍制度限制，减少非农就业成本，多方位有次序促进农民身份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是以户籍制度来划分城市和农村居民身份特征的，正是这种身份的制度限制了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快速流动，目前，我国非农就业农民大多数是“离乡不离土”的，也有一部分是“不离乡不离土”的，“离乡又离土”者非常少，这实际上增加了农民非农就业的成本，不利于非农就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实施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改变旧有的户籍制度，循序渐进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变市民，减少非农就业的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为农民非农就业，实现市民化提供空间支持。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摇篮，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一直起着巨大作用，而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化非农产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同样，作为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的纽带——乡镇也以非农产业居多，因此要想使非农就业的农民变成市民就要大力建设城市和乡镇，为农民市民化提供空间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德峰.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就业的非农化和居住的城镇化[J].新疆金融，2007，（1）.[2]王恒.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1）.[3]许佩倩.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与对策研究[J].学海，2003，（5）.

第二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

第三篇：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化”

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化”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农业人口城镇化的一个现象。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化。根据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有关论断和政策，为农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

1.前言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核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中国梦”都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是不经过城镇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

所谓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对“三农”问题的深入调研，发现有的地方把解决“三农”问题看成是“农民进城当市民”的问题，因此采取了诸如让农民交出土地以供开发、让农民举家进城打工等方式，所引发的城乡之间的“移民潮”问题此起彼伏，给城市治安管理、交通运输、文明建设、就业分流等带来了压力。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有关统计显示，该厅受理的反映有关农村问题的群众来信，主要集中在“补偿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据有关调查，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显而易见，农民市民化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绝对不是“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那么简单。

2.农民市民化的有关论断和政策

2.1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并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

有专家指出：“不应过度夸大‘撤镇设市’（即‘农民进城化’或‘农民都市化’）。乡镇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上，重点解决好乡镇同样面临的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城镇产业支撑，加速经济转型等。只有这样力戒空谈、不务虚名，才能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2.2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习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国人大陕西代表团审议时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促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我们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功不可没，要很好地总结；同时我们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还要在‘三农’问题上着力推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问题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五个城乡统筹”等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3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归纳起来，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等。

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农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决定》明确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r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为推进农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坚持两脚走路的方针：

3.1.1是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3.1.2是把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3.2理解两脚走路的方针，注意把握好几点：

3.2.1是“进城”概念，不是“进都市”概念，而应重点放在“城镇”；

3.2.2是依照循序渐进，即逐步把符合条件的转移。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要点，在于必须建立完善相应体制机制。

3.2.3在户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

3.2.4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一轮改革开放要着力推动“三农”问题[OL].new.xinhuanet.com.[2]王萌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OL].新华社，2013-11-12.[3]李妮.当下我国三农问题观念的反思[J].科学导报，2014（14）.

第四篇：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报告

农民市民化的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涵义已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着讲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参考许多学者的综合调查，个案研究，本文对农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说明：一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并且拥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农产业领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来源是打工收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二是指原籍为农村，失地后成为市民靠打工收入为生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基本特征有：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在农村拥有少量土地的经营权，但也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出租甚至转让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并没有摆脱几千年的“农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产业工人外表的“农民”。

现阶段我国的农民工大体上包括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由于城市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两个方面。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分为两方面：异地转移，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转移，直接在乡镇企业工作。

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它既指地域空间的转移、从事职业的转变，也强调在转移、转变过程中，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转化，从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在城市非农产业领域工作的“农民”，在行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彻底摆脱束缚他们自身的农村和土地，结束这种城乡间、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游离状态；二是获得城市户口并享有各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拥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住所，主要收入来源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四是在精神层面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现实途径。

改革开以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劳动力以成为城市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们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他们的医疗、社保等问题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很严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面对这些困难，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享有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现实困境。

2农民工市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桥梁。

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农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条件。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民工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为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镇居民享有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基本保障。他们不用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发愁。而农民则不同，在我国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只得自己承担这些费用。而他们又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收入甚微。这就造成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只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拓宽就业渠道，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

3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开放，无数青壮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经营成为他们的的兼职，大量土地被闲置。然而，由于他们农民身份的固有观念，他们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因此，土地长期处于荒废或半荒废状态。土地的无人经营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允许那些进城务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并建立起相应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机制，这样就可以将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还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同时，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有利于农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应地减少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市场风险的加剧，各国外贸出口的难度加大，我国也相应的转变政策。国民经济的增长由原来的投资、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中消费的重要对象就是农村的消费。然而，由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又是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即使是这样的工作却仍然不具有一定稳定性。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城镇居民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往往会吝于消费。他们每天只会进行必要的支出，消费水平低下。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显示，2007年农民工消费的倾向仅为35：91%，比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要低40%多个百分点。如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他们的收入，解决他们的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也会相应的增加消费投入。又由于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的解决，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逐步接近并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说，城镇化为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

三、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途径和政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对农民市民化的认识是消除认识障碍的有效途径。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强化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的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变“堵”为“疏”，以积极的态度，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又能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农民市民化障碍的根本出路要强化制度创新，以有利于促进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及向市民转化为目标导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确立新的正式制度，使农民市民化真正获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条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外部条件改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协调组织来解决。公共政策覆盖农村，是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

4、加强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能否变市民，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就地发展，素质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清除信息障碍。获得就业，特别是处于准市民阶段时获得非农业就业，对于农民市民化尤为关键。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职业，将会以有限的土地补偿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农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市场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证。

总之，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于城市的摊子扩张，也不简单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还有更深的内涵，城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城市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而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程，它绝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转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长期努力，统筹城乡，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协调发展。当然，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地统计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要适应城市的要求。当农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市民化才是有意义的。

第五篇：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摘 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1-0071-07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1]。党的十八大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三化”并进与“四化”同步是城乡一体化、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环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3]。为解决经济新时代的“三农”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农业，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着眼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才能最终推动国家现代化[4]。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群体分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民?F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并进时期，这一时期需要破解的难点就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加快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市民，城镇化因之扩展，农村人口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地矛盾可得以缓解，农业经营逐步从分散经营走向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还为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持续推进提供动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加快农业“三区、三园、一体”建设，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供支持。农民市民化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将具有重要作用，这需要政府积极推动制度变革以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人口集中

中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而后在全国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随之而来的卖粮难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少数有知识具有资金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开启了走向城镇的旅程。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后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新的理念，主导农村的生活潮流，激发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先行者的示范效应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扩大，城镇人口集中度不断提高。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规模逐步降低，城镇人口以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79014万人，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1978―1995年农村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到1995年，农村人口为85947万人，依然存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现象。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3517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提升至1995年的29.04%。而后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1995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提高，农村人口逐年减少，从1996年的85085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58973万人。城镇人口在这一时期不断集中，从1996年的37304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79298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30.48%上升至2016年的57.35%（见图1）。

（二）城镇人口集中提升了城镇就业能力和城镇规模

城镇人口集中降低了企业搜寻成本，推动了产业集聚，更利于生产要素在产业园区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产业集聚促进社会分工和外溢效应的扩散，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社会就业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就业人口呈现增加趋势，从1978年的30638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49039万人；1998年以后，农村就业人口逐年降低，从1998年的49021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36175万人。城镇就业人口逐年增加，从1978年的9514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20781万人，城镇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从23.69%增加至29.76%；从1998年始，城镇就业人口快速增加，从21616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41428万人，城镇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从30.60%增加至53.38%（见图2）。

城镇人口集中会深化社会分工，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也随之逐步降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绝对量呈现增加趋势，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85万人。1992―199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量呈降低趋势，从38349万人减少至34730万人；1998―2002年，又呈增加之势，从34838万人增加至36640万人。但在2003年以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快速减少，从2003年的36204万人降至2016年的21496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在波动中呈现快速降低趋势，从1978年的70.53%降低至2016年的27.70%（见图3）。

在人口集中的过程中，大城市不断扩张，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布局得到优化，如广州市2000年把花都市、番禺市“撤市设区”转为广州市的两个新区，以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2005年把荔湾、芳村合并为荔湾区，越秀、东山并为越秀区；而后在从化、增城撤市设区的基础上，为优化配置行政资源，把黄埔、萝岗两区合并为黄埔区。长沙市2011年把望城县“撤县设区”转为长沙市的一个新区，把浏阳的永安、洞阳、北盛、蕉溪四个乡镇纳入长沙城市总体规划。重庆市城区范围不断扩展，2015年潼南县、荣昌县撤县设区，2016年梁平县、武隆县、开县撤县设区，部分乡镇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好地整合资源。2015年上海市把闸北区、静安区合并为静安区。201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设立“雄安新区”，分流北京市高度密集的人口。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各省市都在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和行政规划。

三、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民市民化

（一）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规模扩张，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市民两个阶段，现已处于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关节点[5]。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少，转移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外出打工农民回乡的言传身教，他（她）们的言谈举止都在诉说城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他（她）们产生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期，由于受示范效应的影响以及城乡差距的推拉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演变。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忙季节，农业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短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在农忙季节返乡经营农业，忙完农活后再返城，形成了“候鸟”式打工模式。但随着打工工资和交通费用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偏低，农忙时节回乡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使农民工在农忙季节不再返乡。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因之发生变迁，从农忙季节农户之间互助或雇佣帮工经营农业到农村土地抛荒。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继续扩大，农村土地抛荒也从季节性抛荒到常年抛荒，从贫瘠土地抛荒蔓延到肥沃土地抛荒。农村土地抛荒客观上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土地流转模式创新，推动了土地流转，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生产经营方式激变，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推动城镇化发展，还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相对应，农民从经营传统农业的身份的农民转变为经营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农民需要具备经营现代农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激发点，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要解决的是农民群体中谁是农民，依然经营农业以实现农民职业化，谁将成为城镇市民寻求城镇就业以实现农民市民化[6]。农民群体分化是农民的自由得到扩展、选择集随之扩大的表现，也是农民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民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的体现，可以推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会进一步推动人的发展。农民市民化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职业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通过农民群体分化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见图4）。

（二）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平台，农民市民化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推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农民变成市民，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其地位、身份、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镇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7]。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重大经济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8]。农民市民化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发展农民的必由之路，是农民选择集得到扩展的体现，也是农民扩展自由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乡镇企业又不能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镇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实现农民市民化，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镇非农产业寻求就业机会。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发展深化社会分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推动人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的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新型城?化发展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加了对农民市民化的需求，具有文化引领的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对广大农民工产生了巨大的引力，激活了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只要主客观条件允许，就可极大地促进农民市民化规模。现阶段，由于城乡发展差距导致的农民低收入和较低的成本分担能力是制约农民市民化发展速度的客观因素；农民落后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偏低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是阻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主观原因[9]。特别是部分农民缺乏进取的思想，缺乏开放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必须借助于城镇化发展。政府应加大投入，废除歧视农民的政策和制度，改变歧视农民的行为和观念，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城镇是区域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重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农民市民化是广大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具有诸多优越性，农民市民化需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法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质的飞跃[10]。农民市民化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农民市民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职业化

（一）农民市民化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8.4%。对“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打算”的调查结论显示：坚决不回农村的占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37.0%；挣够钱就回农村的占22.2%；一定会回农村的占11.2%；不好说的占21.5%[11]。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应该在50%以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自2008年以来，农民工总量一直呈扩大趋势，从2008年的2254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28171万人，增长了24.57%；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都呈增加之势，外出农民工从2008年的14041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16934万人，增长了17.08%，本地农民工除了2009年有所减少外，总体呈增加趋势，从2008年的8501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11237万人，增长了24.35%。2008―2010年，外出农民工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从62.3%增加至63.3%，随后缓慢下降，从2011年的62.8%降至2016年的60.1%；本地农民工从2008―2010年有所回落。2010以后，本地农民工所占比重稳步提高，从2010年的36.69%增加到2016年的39.89%（见图5）。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农民市民化是本地农民工所占比重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输入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提高。中部地区输入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31.1%提高至2016年的32.9%，西部地区输入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25.3%上升到2016年的26.9%。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43.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整理，图6数据来源同。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2008年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出现倒闭潮，农民工随之出现返乡潮。本地农民工增速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为5.9%，而后逐年下降，2015年的增长率为2.7%，到了2016年又有所回升，为3.4%；农民工总量和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在2010年达到峰值，分别为5.4%和5.5%，而后一直呈降低趋势，到2016年分别为1.5%和1.3%，只是2016年的农民工总量增长率比2015年的1.3%有所回升（见图6）。

（二）农民市民化推动农民职业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影响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并使之逐步演化。随着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要根据区域发展经济差距预估不同区域的农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全面统筹优化城镇规划布局，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发展规划，根据区域特点，评估城镇承载力，尤其是水资源、生态环境对人口的容纳力。交通、通讯、文体娱乐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都需要根据农民市民化进行规划设计，合理评估其对农民市民化的承载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农民市民化进程的顺利进行，避免在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重复建设。若不能对未来的发展正确评估，不能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必将导致拆了建、建了拆的短期行为，浪费社会资源，为寻租提供发展空间，滋生社会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进而阻滞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的顺利推进为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随着农民市民化的规模扩大，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必然逐步减少，为提高人均耕地面积创造条件。但要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恋，须先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农村土地回归其应该承担且只应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担能力，逐步构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体系，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分享的均等化，解除农民市民化的后顾之忧，确保农民市民化渠道畅通。在农民市民化后，市民化的农民要得到社会保障体系庇护，以强化他们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信赖，逐步放弃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政府可以耕地换社保或耕地换城镇优惠政策的方式，鼓励市民化的农民放弃耕地甚至住宅地。政府可为释放农村耕地和住宅地提供平台，以政府为主导，创新土地流转模式，提高土地流转效率，让耕地向种田能手或农业龙头企业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避免“去农化”行为发生。农村土地流转可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逐步以机械化作业代替手工耕耘，以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农业经营主体从传统农民逐步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要面对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甚至世界市场，需要应对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了解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因而需要应对政策风险；农业生产还受土质、温度、阳光、雨水、霜雪、冰雹等自然条件以及气候的影响。有的地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甚至靠天吃饭，农民还要面临自然风险。新型职业农民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先进耕作方式，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知识素养。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还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能力以及城镇发展规划的农民市民化能够促进农村土地释放，经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农民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新型职业农民的诞生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经营主体（见图7）。

五、农民职业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农民职业化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城?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在加快农民市民化的同时促进农民职业化，进而加快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的进程。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农民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金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12]。因而，需通过农民市民化减少农民，促进农民职业化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量，进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在我国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在小块土地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和扩大农业规模收益，需依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行农民市民化，使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减少农户和自然村数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13]。创新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通过土地入股、信托、租赁、转换、转包、招标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转。乡镇政府主动整合土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农村土地资源向种植、养殖专业户、农业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中，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职业农民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采用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凸显农业规模经营效果。

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条件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机械广泛使用。大中型拖拉机从1978年的55.74万台增加至2016年的645.35万台，2016年大中型拖拉机的使用量为1978年的11.58倍；小型拖拉机从1978年的137.3万台增加到2011年的1811.3万台。但从2012年开始，小型拖拉机出现小幅递减的趋势，从2012年的1797.2万台减少至2016年的1671.6万台，出现了用大型拖拉机替代小型拖拉机的趋势。农用排灌柴油机使用量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265.7万台增加到2016年的940.8万台，这一期间只有2013年出现了突变现象，使用量为1259.4万台（见图8）。出现这种突变现象的原因是2013年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中西部、东北、华北、江淮、黄淮、江汉、江南以及华南北部等地出现较大面积的旱情[14]。

随着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农作物播种面积稳步增加，从1978年的150104千公顷增加到2016年的166650千公顷；人均耕地面积随之提升；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4496.5万公顷增加到2016年的6714.1万公顷；农业机械动力使用逐步普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增加到2015年的111728.1万千瓦，为1978年的9.5倍，但2016年有所降低，为97245.6万千瓦（见图9）。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依靠手工和畜力的传统耕作方式，逐渐转变为依靠机械和电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极大地节约了劳动时间，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其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知识渴求的欲望增加，知识存量增大，文化素养随之得以提高，实现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

（二）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互为依托

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农民市民化又需依托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由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和城镇化拉动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吻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一方面，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城镇化规模而人为地逼农民上楼，则会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是城镇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处于失业状态，进而引发流民现象，甚至产生城镇贫民窟；二是难以为农民市民化提供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府财政负担能力，难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得到社会保障庇护的人口在遭遇突发事件后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因子；三是城镇基础设施难以承载转移过快的人口，给城镇的交通、水电供应以及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影响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发展过慢，则会引发另一负面影响，尤其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只是临时性就业，没有真正地实现农民市民化，会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承包地，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制约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抑制农业现代化进程[15]；二是农民市民化进程过慢，影响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农民市民化滞后影响现代农业发展进程进而制约农民生活观念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可能扩大城乡差距加剧城乡矛盾引发城乡对立，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谐社会构建背道而驰。因而需要设法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实际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发展规划和农民市民化的阶段性实施战略，合理引导农民市民化进程。合宜的农民市民化规模可促进城镇社会分工和产业集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适宜的农民市民化规模可以释放农村耕地和住宅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使用更多的机械设备，以资本替代劳动，可释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促进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短期均衡，进而实现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三）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

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同一事件的两面，共同推动农民素质提高和农民发展，是农民现代化的体现。农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农民市民化和职业化，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农民现代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在农业现代化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将进一步推动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推动农民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农民现代化。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为?恿Γ?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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