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第一篇：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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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作者：袁经天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23期

摘 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

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居村农民 市民化

一、农民市民化概念的内涵

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说：“农民是相对城市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没有农民。”在我国，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并拥有承包耕地的社会成员皆为居村农民。市民，又称城市居民，通常是指具有城市有效户籍和常住在市区的合法公民。长期以来，我国在“非农业”和“农业”户口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造成其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悬殊差别，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其弊端不言而喻。

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完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而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经过程。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在中国，相对于那些还在以土地为生的传统农民来说，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先知先觉者”，城市化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只有这样，中国城市化才可能逐渐推进，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障碍及其成因

1.二元制度羁绊：新生代农民工属性归宿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长期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仿佛无根的浮萍，漂移在城乡的边缘社会。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24.8%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迷茫。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突出贡献者，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旧体制的习惯性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实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2.诉讼渠道不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话语权缺失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是身处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利益表达渠道是否方便和通畅是其权益维护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40.3%的农民工认为“基本方便”，仅有10.0%的农民工认为“非常方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呢？42.8%的农民工认为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代表自己讲话”，42.3%的认为“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34.1%的认为是“由于现行的各种经济制度缺陷而引起”。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地务工经商时，经常有“有话没处说，有苦没处讲”的感觉的高达32.9%，“有过这种感觉，但次数不多”的占43.5%，“基本没有的”仅占15.9%。由此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却奔走无门而苦恼，农民工普遍反映：我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没有地方去说，也不知道找谁说。不难预知，长期的心理压抑极易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失望、苦闷、忧郁的情绪，甚至反社会的行动。这一问题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已有城乡差异惯性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缺乏支撑

目前我国有1.4亿农村人口在流动就业，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崛起，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改变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另一方面，城市市民的冷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和生活质量，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他们视农民工为“二等公民”，刻意与农民工维持疏远。这种排斥关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不能融入其中。

4.政府公共服务失衡：新生代农民工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去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4%。但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目前，1.4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常驻城市人口，但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所谓“半城市化”,指没有

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缺少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

三、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对策

进城农民真正变为市民，显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涉及制度、政策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也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用广阔的视角作统筹规划，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求得新的突破。

1.在思想观念上求突破

从历史角度看，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农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本来根本不存在鸿沟。世界上原先没有城市，也没有市民，人们都生活在农村田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才出现了一座座城市，可以这样认为，城市原来是由农民创造的，城市的市民原本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创造史，农民演变市民史。那种对农民的偏见，对进城农民工的冷漠、歧视行为，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史的无知，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无知。至于有的人习惯地把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进城农民，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缺少辩证分析的。如上文所说的城市病问题，其实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是长期计划经济下短缺经济的产物。农民进城固然会加剧城市基础设施负担，但进城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也可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再如进城农民抢城里人的饭碗问题，实际情况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脏、苦、累等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没有农民工，城市的正常运转可能会瘫痪。可以说，今天无论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还是城镇经济的发展，都已离不开农民工。

2.在城市建设上求突破

要让数亿农民向城市转移，并为城市所接纳，由农民变市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城镇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即城市必须为农民进城提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载体。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应根据各地城市发展的现状，包括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因时因地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全方位协调发展的方针。我们尤其应加快建设，发挥其在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在大中小城市并举，协调发展过程中，对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也必须加以重点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方位发展，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结构完整、运行协调的城镇体系，我国农民就有希望以有序的方式，加快速度，较大规模的流入城市，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3.在维护合法权益上求突破

要推进农民市民化，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享有城市市民应有的权益，并切实得到维护和保障。一是就业权。应尽快取消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种种政策限制，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平等竞争就业，和城里人享有同等工资待遇。二是进城农民子女受教育权。这种权利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入学条件平等，挑选就读学校的权利平等，交纳的费用平等。三是社会保障待遇权。农民要变市民就必须让进城农民享受与市民统一的福利待遇，这样才能消除进城农民的被剥夺感和与市民身份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社会保障待遇上求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实际出发，在无法一步将农民变为市民，将其全部纳入现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由易到难，按照分类和分层保障的原则，逐步提供社会保障。首先为进城农民建立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对养老保险，这两种保险所要缴纳的保险费金额较低，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其次，可考虑吸收较长时间（5年以上）进城就业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与缴纳的办法可等同于城市职工，按有关规定按时征缴。四是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权。为保障我国公民的完整权益，同时也为了推进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应让进城农民特别是其中进城时间较长的农民参与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和相关的城市政治生活的实践，包括参与决策、选举人民代表、民主监督活动等等，这样让进城农民在为城市建设服务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在自己所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责任感。

4.在制度层面上求突破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改革的先后逻辑顺序是：先建制镇和县城，后到中小城市，最后到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实际工作中应从各类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各市更大的自主权，按进城农民的不同类别的具体情况及具体人群，渐次开放户口准入。可试行以公民住房、生活基础（以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依据）为落户标准的户籍迁移办法。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的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

5.在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上求突破

推进农民市民化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做好这项工作必须由各级政府出面，既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管理，又要想方设法，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良好服务。要把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注意把对进城农民的管理更多的融入到对他们的服务中，通过多种服务来提高管理的效果。根据目前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政府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突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根据各城市的现有规模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年度的实施计划作出具体设想。同时对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统筹考虑。二是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务工经商的信息。所以说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及时提供各地劳动力供求信息，建立各种中介机构，积极帮助农民牵线搭桥引路，有序地组织

劳动力输出。三是积极做好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无论是劳动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政府，都要把进城农民的培训工作作为提高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举措。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在组织劳动力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进城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城市政府，要充分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委托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应坚持自愿原则，由农民工自行选择并承担费用，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用人单位应对所招用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岗位技能和生产安全培训。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要对各类培训机构加强监督和规范，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工乱收费。

第二篇：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过去以从事农业生产、在农村居住和持有农村户口为特征的单一传统农民正在逐渐分化为不同农民群体，他们在户籍、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不断扩大，利益诉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农民为何在城却不转户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和相应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户籍含金量差别明显。从对已实施户籍改革的重庆市转户农民情况分析，农民转户取向既受自身经济条件、乡土情结影响，也与对更高水平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的追求有关，农民选择性进城倾向明显。

记者采访发现，城乡结合部农民选择性进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利益关系正发生深刻调整。城镇户口附着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含金量相对弱化，而农村户口含金量在增加，这导致农民转户选择更加理性和现实。在地处重庆主城区的沙坪坝、九龙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农村，农民转户意愿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发达，农民甚至可以比城镇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龙坡区华严镇共和村，自1985年创办村集体企业以来，经过近30年积累，村集体资产超过1500万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红收入超过3000元，村里五保户、军烈属、老党员每年还能从村集体获得1000元生活补贴。村干部们说，村集体经济发达，并且有收益分配，农民是不愿意退出集体成员权，来换取一纸城镇户口的。通常这些地区已融入城市圈，农民不但有稳定非农就业，还有来自村社集体收益分红，谁愿转户呢？

在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一面是不少农民不愿转户，另一面是不少已转户的群众还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在东部某大城市近郊农村，记者先后走访了10多个想要非转农的群众，这些人主要是原户籍在农村的大学生、征地农转非和进城务工经商并转户人员。李学鹏（化名）以前户籍在农村，2005年外出读大专时，将户口迁往学校所在地。李学鹏说：我们农村学生读大学或中专，要把户口迁出去。现在家里土地越来越值钱，征地拆迁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时，自己已不能与同村农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钱补偿没有。

第三篇：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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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要研究我国的农民问题, 必须结合土地问题进行研究。文章对城乡一体化设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我国城镇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养老状况, 以期为推动我失地农民养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促进新时期城镇一体化健康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养老

在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在逐年下降，但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和基础。我国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数量虽然随着农村城镇化运动而逐年减少, 但在2011年仍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58.2％, 我国依旧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农业大国。要研究我国的农民问题, 必须结合土地问题进行研究。从古到今, 农民都是依附于土地的, 土地在承包到户之后就成为其最根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首先,土地具有基本的生产功能和生活保障功能, 通过耕种土地, 农民既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 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就业方式。其次, 土地具有养老功能和保障功能, 老年农民可以通过将土地转租来获得租金, 通过消费储蓄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再次, 土地还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增值功能, 依托于市场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更大的土地增值收益。

一、失地农民概念的界定

（一）失地农民产生的背景及其根源

我国是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国难以改变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的基本趋势。国家制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线, 这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 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而地方政府却在背后操纵违法违规用地, 采用未批先用、巧立名目、擅自设立开发区和未经批准扩大开发区等多种违规手段, 违反国务院的相关规定, 大肆侵占基本农田, 迫使农民丧失土地、侵害农民权益, 使其成为失地农民。[1]

（二）失地农民概念解说

农民失地主要指农村居民丧失家庭土地经营承包权, 这种土地承包权是依据《土地承包法》取得的农民合法权利。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失地农民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和城镇化运动对农民土地的征用, 主观原因是农民为了变更户口、转换职业、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而主动放弃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 不管是由于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失去土地经营承包权, 从广义上说都是失地农民。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指狭义上的失地农民, 即为了实现国家、机构或个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的管理或者生产需求, 放弃土地经营承包权以及其他衍生物的农民。[2]

二、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

（一）我国城乡一体化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 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2010年10月28日, 我国新的社会保险法出台, 其中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 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政府努力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为失地农民获得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新时期做好我国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各地区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因为诸多原因缺乏严格制度化的管理, 随意性比较强, 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农民因为对保险补偿和经济补偿不满导致的上访量明显增加, 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矛盾有逐渐激化的迹象, 在形成失地农民的过程中由于征地拆迁和补偿引发的各类恶性公共事件屡见不鲜, 甚至还产生如钉子户、自焚等流血事件和小规模的抗议事件。政府作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主体, 必须完善各项制度来保障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要安置好失地农民、培训好失地农民、保障好失地农民, 只有这样才能减缓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地方政府必须使其管理制度化, 把失地农民的管理纳入民政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去, 想失地农民之想, 急失地农民之急, 把安抚失地农民作为政府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才能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研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有利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

首先,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地方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地方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之前, 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召开听证会, 严格把关, 从源头上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作为从人治到法治过渡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 需要查漏补缺的领域还很多, 但立法机构一定要优先审议、表决和通过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法律。地方政府只有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无法推卸责任, 全心全意维护弱势群体, 为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证, 法律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光荣责任, 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稳定。养老保障就是失地农民最为迫切需求的基本权利, 地方政府有义务有责任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障。

其次,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创建区域和谐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 缺乏有效沟通, 缺乏长远规划, 与民争利, 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但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不对等。失地农民所得价格与土地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额, 这种差额的产生一方面揭示了征地补偿机制非常不合理, 另一方面为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埋下了伏笔。最近几年, 失地农民因衣食无着而上访的案件每年都在万件以上, 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困扰各级地方政府, 影响社会的稳定, 延缓经济的发展, 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产生了不良影响。

再次,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工作是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观”等人性发展观的不断提出和深化, 地方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对失地农民等农村弱势群体加大支持的必要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原则, 首先, 地方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法律体系。其次, 地方政府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 重视失地农民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最后, 地方政府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原则重新审视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和社会补偿的审核机制, 不能仅仅从征地机构自身的利益出发, 必须首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不把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征地的前提条件, 一味要求失地农民克制, 或者仅仅采取临时性的措施追加失地农民补助, 这实际上对失地农民整体来说是不合理的, 本来是合法权益却变成了一种临时救助, 暗示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政策方面的阙失。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分析

（一）单一的收入来源使农民在面对失地是无能为力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农村采取的养老保障模式还是原始的家庭养老，由于长期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 城市和农村采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城市一般具有较为完善的城镇职工失业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但大多数农村不仅经济欠发达, 而且缺乏有效的农民失业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当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之后,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仅靠微薄的补偿金无法保障正常的老年生活。农民依靠土地作为经济基础, 当失地农民无法通过务工形式为自己做养老储蓄, 就丧失了养老保障的基础,传统养老保障方式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使失地农民陷入生活困难。

（二）脆弱的保障基础使失地农民养老缺乏法律保障

2010年10月28日, 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但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却缺乏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主要参照国家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办法, 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依据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没法充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困境。[4]

（三）失地养老基金无法得到有效监管

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不仅负责征收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同时也负责管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这容易导致缺乏专业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容易导致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挪用和非法挤占, 容易滋生政府的寻租行为, 导致地方官员的腐败。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 保值与增值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另一方面, 政府要加大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 通过及时拨付专项保障基金来补偿失地农民所得利益和土地价值的差额, 最终有效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养老保险资金匮乏使失地农民养老陷入困境

失地农民用于养老保险的征地补偿款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政府主导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中, 一方面, 政府出资或者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农民征地补偿款的截留,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个人缴付比例过高, 导致39.9 ％的失地农民无力缴纳养老保险；另一方面, 养老保险所需要的资金缺乏一定的强制性, 失地农民容易忽略长远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而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仅占8.3％, 导致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差。随着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社会化养老由于资金医乏产生困境, 使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可持续面临严峻的挑战。

四、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机制的完善

养老保险关系到我国民生大计的实现,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但是具体实施却不尽如人意。就目前执行状况而言, 由于农民参与热情较低, 导致一些农村己经停办相关业务。笔者认为, 农民消极态度的出现原因在于缺乏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了解, 政府应做好充分的引导工作, 并将商业保险制度融合其中, 用以补充社会保险的不足。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正视失地农民现状，解决其养老问题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给予失地农民养老信心。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源自于农村土地的支持。虽然失地农民获得了政府相应的补助, 但是对于缺乏其他生存技能的农民而言, 根本无法从社会中获得足够生存资本。农民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 政府应遵循公平原则, 以最优惠的条件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相关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农村保险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医乏,政府采取相关的资金支持能够极大增强农民投保热情, 进而保障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的社会生存资源。

创设失地养老基金,规范养老基金的管理。养老保险所关注的是投保人在法定劳动年龄后,能否获得在社会生存中所需的资本。由于目前货币通膨状态严重, 保险所进行的未来受益资金能否满足投保人的生活需求未定。根据国际通行制度来看, 投保金额的基金管理者并不具备经营职能。而目前作为国家弱势群体的失地农民, 其基金管理与其他阶层投保人基金性质完全相同, 缺乏有效的运营方式, 可能会造成无法实现增值的问题。这种状况下, 应快速引入商业投资模式, 以保证获得较为稳定的增值。[5]

增强家庭养老观念, 不断丰富养老方式。我国历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在基本的社会公民道德规范中, 赡养直系亲属老人是公民的基本达务。相关统计表明, 目前70 岁以上人群, 除基本养老金收益外, 其生活、起居、消费大多由子女或亲属承担, 从目前状况来看,“赡养”道德己经成为了国人文化传承中基本的责任伦理, 或者可理解为, 由责任而产生的行为是公民的非选择性行为, 由个人的思想和社会理念而促成。在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时, 采取家庭式养老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中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同时, 可以不仅依靠亲属进行养老, 还可以由居民所居住社区承办类似业务, 通过志愿者与亲属的捐助, 帮助老人获得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二）完善法律保障体制，保障其政策执行

土地征用要依“法”而行。明确的法律规定能够保障农村土地的合理化征收。

因此, 需要加快制定征地用法, 以法律条文约束征地行为,这不仅是对农民的保护,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土地使用要有“章”可行。土地征收应对农民进行高额的补助, 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依然可以继续生存。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与政策规范, 在对农民进行资金补偿后,对其就业予以政策的帮助,以保障农民获取足够生存资源。

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言, 失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在这种状况下, 政府如果能够为其及解决就业问题, 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农民获得稳定收益后, 养老保险的投保就不会存在较高的难度。基于此, 笔者认为, 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上, 还要充分认识到失地农民生活的现状, 增强其基本社会生存技能,比如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其适应新形势下的就业环境, 让失地农民循序向城镇工人转变, 进而使其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三）有效整合养老资源，搭建商业养老平台

引入保险精算工具, 进行定量分析。目前, 我国保险制度精算多来自于国外成型的保险系统, 因此商业保险通常具有较高的数据可靠性。但是, 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仍旧缺乏有效的精算手段, 缺少合理化的数据支撑, 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在此状况下, 应对失地农民投保能力、政府补助金额、收益标准、汇率变化、现金购买力等信息进行严格的计算和预算, 以保障养老基金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

搭建商业养老平台, 进行新的尝试。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保险是在政府并不具备完全能力下, 为公民提供的福利制度, 来保障国民未来基本的生存能力。商业保险则与之不同,投保人所缴纳的资金, 由保险企业进行运营、投资、管理, 在获得有效收益后, 进行资金反馈。依据我国目前商业保险状况来看, 所要求缴纳金额为投保人年收益的20％以下, 而失地农民由于土地被政府征用所获高额赔偿, 以及所处城市工作的收入, 在经济收入上远高于一般农民, 因此, 完全有能力缴纳保险费用。

在新形势下, 如何做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 让失去土地的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失地农民未来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状况进行适当的分析, 以期能够为我国失地农民养老提供相关借鉴。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2]黄建伟.失地农民的概念问题研究[J].调研世界.2009（4）.[3]王顺喜.我国失地农民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9（4）

[4]潘光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5]杨思家.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究[J].农家之友.2009（4）。

第四篇：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对旧问题的新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 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2]杨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陈凤秀.农业部科教司陈凤秀副司长在阳光工程项目管理培训班上的讲话[Z].2004.

第五篇：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环节对策建议论文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摘要】 农民市民化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是这一趋势和规律的重要内容。我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正在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并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农民市民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农民市民化进展缓慢,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民市民化,有必要对制约农民市民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才能提出相应对策以促进市民化。本文首先对研究涉及到的一些相关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对农民市民化的有利促进之后,肯定了推进农民市民化在当今中国的必要性。并归纳分析了我国农民市民化历程和农民市民化的中国特色,指出农民市民化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之后,鉴于当前农民市民化面临很多阻碍和制约,本文按照农民向市民转化发展的现实和逻辑,把整个农民市民化过程分成相互区...更多还原 【Abstract】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urbanized peasants emerging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It is a general ru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at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ur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Rural peasants immigrating to the city is the important matter of the trend and rule.China is a rural majority,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industrial country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fforts t...更多还原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农民市民化； 制约因素； 环节； 对策建议；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ized peasants； restricting factor； link；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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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摘要 7-9 Abstract 9-10 第一章 绪论 11-22

一、选题背景 11-12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3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8

(一)国外研究动态 13-15

(二)国内研究动态 15-18

四、核心概念 18-22

(一)城市化 18

(二)城乡一体化 18-19

(三)农民、市民与农民市民化 19-22

五、研究思路和创新 22

第二章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市民化概述 22-40

一、城乡一体化有力地促进我国农民市民化 22-26

(一)城乡一体化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 22-24

(二)城乡一体化为农民市民化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24-26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 26-29

(一)农民市民化是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26

(二)农民市民化是振兴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26-27

(三)农民市民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27-28

(四)农民市民化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应然需要 28-29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市民化历程回顾 29-30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市民化基本特征 30-40

(一)市民化对象情况复杂 31-34

(二)农民市民化过程反复性突出 34-37

(三)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多样化 37-40

第三章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市民化阻碍因素分析 40-60

一、农村人口退出环节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40-45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的制约 40-43

(二)退出信息缺乏、自身综合素质低的制约 43-44

(三)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牵制 44

(四)文化观念的制约 44-45

二、进入城市环节中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45-53

(一)制度障碍的强大约束 46-49

(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支持缺失的制约 49-50

(三)进城务工农民社会资本短缺的制约 50-51

(四)城市居住成本高昂的制约 51-53

三、融入城市环节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53-60

(一)进城农民的角色转变是市民化完成的关键步骤 53-54

(二)农民融入城市环节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54-60 第四章 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对策与建议 60-76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退出机制 60-61

(一)建立退出机制的目标设定 60-61

(二)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 61

(三)探索和创新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方式 61

二、破除制度障碍集 61-68

(一)创新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 62-63

(二)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63-64

(三)建设城乡统一、平等就业的劳动力市场 64-65

(四)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教育体系 65

(五)加强进城农民住房保障工作 65-67

(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67-68

三、加强城市管理与服务，推进农民角色转换 68-71

(一)创新管理，增强服务农民市民化的能力 68-70

(二)进城农民进一步提高向市民角色转型的能力 70-71

四、我国农民市民化推进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71-76

(一)农民市民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才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71-72

(二)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过程 72-73

(三)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 73-76 结语 76-78 注释 78-8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