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三农”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三农”问题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和难点，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而相反，农民收入过低引起内需不足，粮食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压力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较低，不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都在一定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
关键词：经济 发展 制约因素 “三农”
多少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如今我们又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的差距。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表现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明显。人们普遍认识到 “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过低引起内需不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国的地区差异在扩大，城乡差异在扩大，农民尤其是内陆地区的农民的市场作用被严重忽视了。
按常理，冰箱、彩电、DVD等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已经饱和，但在广阔农村应当有市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此只能望物兴叹。
农民没有收入，尤其是没有可支配的收入，就没有需求，而中国的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这意味着“城市”的产品只能卖给城市人（占领国外市场目前还不现实），当城市人的需求达到目前程度的“饱和”时，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城市人的产品卖不出去，“城市人”将无钱可赚，城市人的收入将无法维持，甚至会下降，何来消费？由此，“城市人”的企业何来利润？有如何投资进行创新？产品结构如何更新换代？形成恶
性循环之后，城市人的收入预期下降，消费将更加疲软。
可见，农民收入低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国民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不灵敏了，整个
国民经济的运行都要受到影响。拉动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
二、粮食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压力增大,制约经济发展
从需求看，我国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一直呈增长趋势。从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我国人口净增了8503万人人均粮食占有量从402公斤下降到380公斤；城镇化率每年提高
1.3个百分点，累计新增城镇人口2亿多，城镇居民的膳食结构对粮食供应产生的需求压力持续加大。
从供给看，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稳定增加的难度加大。主要表现在：
1、资源约束越来越大.与10年前相比，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已接近了18亿亩的底线，每年还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依靠扩大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余地不大。水资源缺乏严重，农业每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不足45%。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以及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可见农业出了问题，必定制约经济发展！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较低，不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2006年末农村有5.3亿劳动力。据有关专家测算，在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要1.5亿劳动力，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8亿人。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据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底，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32.7%和49.5%，文盲半文盲占到6.8%，大专以上比重仅为1.2%。在大力提倡科技兴国、科技兴农的时代，此种局面势必会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影响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新的农业和农村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结束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直补等制度，开创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这些政策对保持农业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良好势头，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只有深化解决“三农”问题，突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有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篇：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分析
作者：郭印/高连廷 时间：2009-06-2
3[中图分类号]F1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2-736×(2008)02-001 2-0
4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是人们在依靠传统生产模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代际危机后，经过深思熟虑所确定的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快速发展之后，今天，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突出，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障碍。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传统能源利用结构、自然资源价格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制度安排的影响，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缺陷
以科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产权理论，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税金和罚款，即所谓的“庇古税”所依据的主要经济理论。但是目前，这种“先污染，后治理”、“付费排污”的末端处理方式的消极作用正日益显现。为此，许多从事循环经济研究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
他们认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不仅具有代际性而且具有国际性，而主要为当代有行为能力人设计的产权制度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据科斯定理，若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对产权有明确规定，在发生外部效应时，可以通过谈判协调，相关方面将会考虑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是，无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相关各方是否会进行协商，对环境资源拥有产权的同时就是拥有了污染环境的权利，依据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当代人有权对环境进行“先污染，后治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采取事后的治理和惩罚措施(“庇古税”)，也无法界定污染给当代社会和代际、国际社会带来的损害，因为环境毕竟不是灯塔，不是一个容易估量的、简单的物权。因此，现代产权理论无法用来解释和安排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产权归属问题，一种新的、能够体现自然资源代际性和国际性的产权理论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定价过低
显然，末端治理并不是发展循环经济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依据“3R”(Reduce, Reuse, Recycle)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从生产源头开始就要避免废料的产生和对环境的污染，其次是对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以及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再处理。但是在中国，目前企业普遍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原因在于，我国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定价过低。自然资源的低价格，间接抬高了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导致企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高于使用现有资源的成本；环境容量定价过低，企业只需要支付较低的排污费，就可以继续生产，企业治污的费用远高于排污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逐利的企业不可能自觉地节约成本、实行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资源。
1.自然资源定价过低。自然资源既包括原材料型的资源，如矿石、林木，也包括传统上被视为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如水和大气。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品价格一直受政府管制，价格偏低，原材料同最终产品之间的比价偏高，间接鼓励了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现象普遍存在。采用现有原材料和技术，企业仍有较大的获利空间；相反，受价格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如果利用可再生资源和新技术进行生产，将面临成本高、产品价格高、市场风险大的不利局面。以我国中部某省一家火电厂为例，这家电厂由于设备陈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和煤渣含量不断增加，每年被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以及生产及环保设备维修费用多达2000多万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仍不愿意改变这种“拼资源”的生产模式，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煤电经济仍处于“热”发展期，电厂拼资源，仍能实实在在地捞到好处。2005年这家电厂发电量高达35亿多度，利润4000多万元。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投入资金搞技改，就不会有这样的盈利，职工们也不会答应。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能源利用结构造成的煤电过热现象，给这类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相对较低的煤炭价格给电厂带来的巨大利润，更直接导致了企业对节能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漠视。目前该电厂二期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了省级评审。一个耗能更多、规模更大的火电厂又即将诞生。
2.环境容量定价过低。环境容量价格的形成，狭义上说是由于残余物流对环境系统施加负荷，造成环境容量的稀缺性，进而使容量资源成为经济物品，具备价格。目前我国对环境容量定价普遍偏低，排放成本界定不合理，排污费定价相对极低，企业具备了免费或低成本排放的极大可能，造成外部不经济。由于循环利用、清洁生产对工艺、设备、人员等有多方面的要求，当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高于循环经济本身所节约的原材料成本时，由于排放又是免费或低廉的，企业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对废物的终端处理或者付费排放，而不会从生产源头上自觉控制废料的产生和污染的排放。可见，排放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循环
经济的可行性，而偏低的环境容量定价大大降低了排污成本，企业缺乏控制排污、发展循环经济的压力和动力。
三、相关经济措施老化
受自然资源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有的一些经济制度安排制约了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并阻碍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排污费的低价征收，这里只谈一下我国目前有关环境资源的税收、财政补贴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措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不利影响。
1.缺乏专门的环境税收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许多国家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已经成为环境政策的主要手段，并为削减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技术革新和提高竞争力、增加财政收入和环保基金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税收政策仍是一片空白。对煤、石油、天然气和盐等征收的资源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针对使用自然资源所获取的收益，其目的在于，调整企业单位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而在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上收效甚微。可以说，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但是这种税收制度对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起到的却是抑制作用。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的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就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今后，随着我国能源价格改革的逐步启动，可再生利用原材料成本将逐渐走低，如果这种税制不加以改变，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抑制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2.相关财政补贴政策的负作用日益显现。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曾对于保护资源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它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助长和支持了能源价格的偏低。价格低，财政补，但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得到资源补偿费的多是国有大中型矿山、冶金企业，而那些浪费严重的乡镇和私营企业则鞭长莫及。此外，目前从事有关污染防治、环境无害工艺技术的环保企业以及拟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的企业，还普遍不能享有贴息贷款等财政信贷激励的政策。循环经济项目、环保项目不仅投融资渠道单一，而且由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不统一，大量循环经济建设项目、环保项目仍被当成一般工业项目来审批，在政策和信贷资金方面得不到支持。
四、产业规划和布局缺乏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发展要求在小、中、大三个层面实现，“小”即指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中”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生态产业链的建立，“大”则包括由循环型生产所带来的能源利用结构的优化、垃圾处理和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的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消费方式和模式的改变等等一系列社会发展和变化。从小、中、大三个层面的单个实现主体的规模来看，基本上呈现的是大、中、小三种状态。因为，对于“小”层面的单个企业来说，只有规模足够大、排放的废弃物“足够多”时，企业才具备独立对其进行循环利用的经济可行性。例如，辽宁的鞍钢和本钢等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就能够利用自身的产业规模和企业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内部循环生产，并且已经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方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也就是“中”循环和“大”循环的更多参与者来说，由于单个企业在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的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独立进行资源的循环利用也达不到成本最小化，与利用新的资源相比没有经济优势，导致它们在内部独立循环利用资源上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此，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积极搭建相互之间的产业生态链，共同寻求资源利用的连续性和规模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中小企业之间产业生态链的建立很难自发形成，这就对各级政府的产业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小到某个城市内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大到区域经济圈内产业集群的安排和规划，都需要各级政府在思考和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企业之间生态循环链条的搭建，以有利于园区内或经济圈内中小企业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目前受一些实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的产业规划部门还习惯于仅仅依据企业的知名度、规模、产业内容等传统因素，来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将企业间的循环发展作为产业规划和布局的重要因素，来加以充分考虑和论证的经济决策还不多。在这样的产业规划和安排下，在许多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原材料和废弃物之间根本不存在可循环性，有的园区甚至存在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不仅没有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浪费，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大范围的集中污染。
五、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规模化不足
要实现循环利用资源的社会化，必须要有专业化的、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进行废弃物收集、分类、加工处理和再利用的专门企业，以促进循环型企业间产业生态链的搭建，实现规模效益。1999年德国玻璃瓶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85％，废纸达到88％，各类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00年各类居民垃圾中的50％得到再利用，居欧盟各国之首。目前美国纸张和软饮料塑料瓶的回收利用率超过了40％，软饮料罐和铁制包装的回收率则超过了55％。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规模化的废物回收利用企业的良性运作和发展。目前德国废物回收领域从业人员已达24万，年营业额500亿欧元。美国最大的废弃物回收利
用行业，即纸制品的回收利用，雇佣员工接近14万，年销售收入接近500亿美元；利用废旧材料的再制造工业，1996年的总收入已达53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家用电器、家具、音响、农场和园艺设备等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收入。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每年约有300万吨废钢铁、200万吨废纸、200万吨废塑料、100万吨废玻璃等大量宝贵再生资源，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回收利用，每年有超过千亿元的财富从垃圾中消失。统计表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近7000吨，有机垃圾占67％左右，而纸、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约占28％，如果全部填埋，每年损失的利润将高达6800多万元。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还远未形成规模，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废物的回收主要依靠拾荒者来完成。他们大都来自贫困乡村，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培训，普遍处于单打独斗、薄利经营的状态。具有独立经营地位、有一定规模的垃圾回收处理企业十分缺乏，废物回收利用产业更无规模化可言，顺畅的城市废弃物供需链条还远未形成。
六、法律手段不健全
从各国经验看，循环经济不可能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自发产生，除了依靠经济手段的引导外，还需要借助立法手段来强行改变企业行为。纵观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成绩的美国、日本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一不是在立法和执法行为上做到了及时、周密和严格，从他们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1.缺乏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现有相关法律条文过于宏观庞杂，操作性不强。自1979年以来，中国在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已经有全国人大制定的28部法律、国务院颁布的50余部行政法规、国家环保总局等制定的170余件部门规章，546个全国性的环保技术标准，同时还有批准和签署的国际条约48件。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或修改的诸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都或多或少地间接涉及了循环经济的某些内容。此外，《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等法规条例都规定了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及优惠政策，但由于对循环经济概念的引入和认识尚停留于初级阶段，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在综合法律层面，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但并未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也未在法条中确立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思想。因此，目前循环经济在综合环境基本法层面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专项法层面上，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内容庞杂，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沙治沙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些专项立法基本没有采取循环经济立法理念，还是污染防治型的立法。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也只是代表了循环经济的一个初级阶段，把末端防治转变为源头防治，着眼于生产领域，只是定位在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过程，它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全部参与，因而尽管采纳了循环经济的部分理念，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还不能看作是循环经济立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是在部分省级立法层面上，制定了比较明确的专门的循环经济法规，如《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以及《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和《江苏省循环经济建设规划》。由此可见，我国在国家级立法层面并未对循环经济直接做出规定，只是在个别法律中附带地提到了这个概念，因而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
2.执法不严格。在1989年，当许多美国大城市都还处在猛扔垃圾、很少知道回收的时期，加州就担心将面临垃圾填埋场不够用的问题。该州立法机构于是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全州各市、县，在10年之内把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废料减少一半。具体期限要求是：在1995年，各地把垃圾量减少25％；至2000年时垃圾量减少50％；也就是说各市、县要对50％的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违者将面临每天1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处罚。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经济惩罚措施，确保了加州城市垃圾定期按量的减少。在我国，不用说每天1万美元，就是每天1万人民币的罚款，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排污企业已经习惯了不痛不痒的惩罚措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交完罚款，利润还有盈余，而且有的盈余还相当可观，因此交费排污已成为行业惯例，这样的惩罚措施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清洁生产根本无动力可言。更最可悲的是，我们有的环境保护部门，甚至将收取企业排污费作为单位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官员，奉行地方保护主义，对一些能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排污企业“明管暗护”，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口号，处处阻挠环保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这些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执法力度的不严，制裁手段的软化，背后实质是对经济指标增长的盲目崇拜和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性、紧迫性的无知和漠视。
纵观上述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规模化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各国经验告诉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先期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和扶持。虽然目前我国能源价格改革已开始启动、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循环经济离普通大众还很遥远，我们还不知道生活垃圾该怎样分类，不知道废旧电池应该送往哪里，用于生产的可再生原材料可以从何处获得。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在发展循环经济这项重要工作上做大、做细，不仅让制定的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能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节约和循环，从而能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也希望政府能够放轻对GDP增长率的一味追求，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循环生产和节约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循序渐进地、全面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第三篇：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论文
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摘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我国农业发展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很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国家必须在资金上大加投入，在制度上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政策上增加人才支持与科技支持，同时努力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工作，才可能完成农业科持续发展这个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制约，1、农业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调查表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额不断上升，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七五”时期为1167.7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9.1%；“八五”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总投入为2390.46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了1222.69亿元，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8.8%，比“七五”时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农业投入不足将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报道：2008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5%，远低于1.5%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特别对农业生产有直接贡献的常规技术研究及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投入偏低。而一般认为，只有当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左右时，才能使为一个国家的农业持续稳定增长获得可靠的科学技术支撑，并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2、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低。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指出，农业科技在整个农业发展中贡献率比较低的现象确实是存在。据有关专家评估，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只有48%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8%。陈章良表示：尽管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科技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在多数领域仍有10-15年的差距。我国在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如农业生物技术，我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进程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抗真菌、抗细菌、除草剂延熟研究等，我国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水平至少相差10-15年；在微生物农药、兽用疫苗、单克隆抗体诊断试剂、家禽胚胎移植、人工种子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至少也相差10-15年；而在电子计算机农业应用方面，我国农业领域仅有10多年历史，与发达国家农业数据处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农业信息实时处理等的广泛使用相比，至少相差20年时间。
3、农民素质不高。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村劳动力有4.8亿，我们农民是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农民科技文化的素质高低不仅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农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关系到我们国家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的科技水平还不是很高，我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在农村4.8亿的劳动力中，小学以下的占40％，初中文化的占48％，高中文化的占12％，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5％，受过技能培训的仅仅1％，我国整体农民素质不高已经影响农业的发展，农民增收和整个国家的小康建设进程。
4、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低，农户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很小，户均只有0.5公顷，而且农田结构零散，不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运作，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
5、农业市场不完善，销售渠道不顺畅。2010年“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等恶意炒作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6、另外，农业产业结构上的缺陷和行业交流吧够也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
第四篇：浅谈制约我县地方经济发展的因素及解决办法
近几年来，县域经济发展较快，“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增收存在着信息不畅，技术缺乏，资金不足、项目难找的状况。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延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挖掘市场经济的潜力，需要更好地提高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建设农村小康是各级党组织工作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也是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工作主题，只有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基层组织建设，建立互动激励竞争机制，通过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才能大大提高助农增收的水平，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因素
1.债务沉重，机构运转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镇赤字平均在500万元左右，村级负债在30万元左右。基层同志普遍反映，现在的财政体制是倒金字塔结构，县、乡财力十分薄弱，征收渠道较少，导致了不少乡镇、不少部门缺乏基本的办公经费，有的甚至连干部应有的补助和出差的费用也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报销。一位乡镇领导干部说：“自己在乡镇工作了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难，自从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后，乡镇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如果不是党性、责任和组织给我做工作，说实在(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话，早就不想干了，这几百元钱一月的微薄工资已不能再养家糊口了”。而大多数在编的事业干部也早就有了打算，等到乡镇改革的到来。确实乡镇这一点微薄的收入，除去车费、生活费，难以养家糊口。对一些年青有能力的干部，才华也难以得到施展。
2.应酬繁杂，领导精力分散
有人估算，如果把工作内容分为事务和政务两大类，目前县级领导陷入事务的精力占60%左右，乡镇领导陷入事务的精力占70%左右，导致领导走不出门的主要问题有“三多”：会议多、文件多、应酬多。面对群众的上访，上级事无巨细的检查，汇报太多，以及随之而来的接待都要领导出面，陪餐敬酒、搞车轮战术、楼上楼下造成人力、财力穷于应付。大厅雅座、把洒楼跑个遍。
3.职责交叉，工作效能受损
一些同志反映，地方党委、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上，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事实上存在职责交叉，权限模糊的问题。如何把握好既履职又不包揽的度，是对党委的考验，如何把握好既到位又不越位的度，是对政府的考验。由于同一项经济工作往往是党委一名领导和政府一名领导同时分管、谁主谁从，具体操作中如何各司其职，难以把握。党政“一把手”的团结协作和默契配合，主要靠党性、素质和性格上的弹性互补，而不是靠职责权限上的明晰划分和具有相互利衡关系的制度规范。新班子领导成员之间，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有的刚刚“扣手”又因种种因素调离分开；有的长期磨合不了，矛盾逐步显露，互相猜忌，彼此防范，工作受到影响。很多同志说，造成这种情形，主要不是干部的因素，而是体制的因素。还有的同志说，现在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党委，出了问题挨板子的往往是政府领导，这种权责不对应的现象，也是影响经济工作效能的一个因素。
4.竞争缺乏，发展动力不足
目前我国乡镇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20—40人之间，乡镇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虽然经过了县、乡机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机构，理顺了职能，压缩了人员，但是目前，人员编制仍然爆满，吃财政饭的人员太多，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大刀阔斧精简行政、事业机构分流冗员，否则机构无限膨胀，财政供养人员无限增长，势必使党和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大打折扣，而现有的干部队伍，总体素(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质有待提高，尤其是现代经济、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复合型素质的管理人才十分缺乏。还有的同志反映，现在配班子，选干部推进年轻化是对的，但层层搞年龄递减有些过头，县级党政班子中四十七八岁的干部大多退居二线，乡镇实职领导干部中大多在四十五岁左右退居二线，35—40岁以上的人员更难进入乡镇的领导班子队伍。基层干部的成长不仅受年龄限制，而且出路狭窄，缺少激励机制。有人说，基层干部队伍缺乏动力和活力，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5.素质不高，缺乏开拓创新精神
有的同志自己主观上认为，干农村工作已达多年了，对党的政策、上级的文件精神有所了解，参加过多次的学习培训，应付农村现阶段的矛盾和问题已有了一定的经验，总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说服、教育帮助群众，对于科学种田知识、主观上认为推广周期不大，只要能懂得适时为最佳播期，种植要点、病虫特征、防治药物等措施就可以了，用不着钻研学习高深理论。而把业余时间消耗在打牌方面，既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无形地拉开了群众的距离，而且违背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长此以往，势必导致赌风甚行，最终消磨士气，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有的领导干部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主观认为虽然问题堆积如上，抓发展没有上级的扶持是不可能的，极端个人主义严重，认为乡镇干部的手脚被各种法律、文件所束缚，能够保住稳定，也是政绩，何必自讨苦吃，为工作而搞得身败名裂呢？内心深处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把解决地方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上级。基于这种心理，缺乏开拓创新意识，造就不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势必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
1.落实责任加压力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中央1号文件把解决增收作为重点，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考虑。而我县作为农业大县，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地方党委、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格局，在更广的层面和更高的起点上形成领导经济工作的合力。
一是要明确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责、任务，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把任务落实到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明确乡镇党委的书记、乡镇长的具体职责。对各级各部门采取定人员、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间、定奖惩的“五定”责任。
二是要按照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和调整经济工作的力量配置。主要是通过提高党委组成人员的素质和一个核心（党委）“三个党组”（人大、政府、政协）的团结协作，增强经济工作的共识，形成经济工作的合力。
三是要协调处理好上、下级党政“一把手”的关系。使之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进一步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落实经济发展的要求上来，上下一心，形成合力。
2.招商环境增推力
发展地方经济，带动一方进步，离不开引进外来资金、扶持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必须把招商引资作为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借船出海，引凤筑巢，以“你发财，我发展”为宗旨，运用五种全新理念创造性的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一是要树立重商亲商理念，营造招商引资的浓厚氛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成立县（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确定一名副书记，两名副县（乡镇）长主抓此项工作。建立招商工作月报制，半年通报制和定期走访外来企业等工作制度。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外来投资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建立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相关部门配合抓，落实专人具体抓，社会参与共同抓的工作机制。形成浓厚的重商亲商氛围，构建齐心协力谋发展，合力抓招商的工作格局。
二是要树立诚信招商理念，以诚信拉动客商。我们必须坚持以诚交友，诚信招商，在帮助外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实行时限制度，限期办理，营造良好的政务软环境，本着公开、透明、减负的原则，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并向社会公开承诺：“你赚钱我保护，你纳税我服务，你有难我帮助”。
三是要树立多渠道招商理念，不断创新引资方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可以变坐商、等客商为外出招商，采取上门招商。可以加强与周边地区和一些大公司的合作，拓宽发展空间。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招商项目信息库，实行网上招商，可以依靠优化投资环境，优惠招商引资政策，使业主不仅自己来投资，而且还介绍，带动其他业主商家来投资。
四是要树立长远招商理念，注重招商引资长效性。以“适应发展就是最好的”为根本，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招商路子，以建设优美环境为目标，全方位构筑招商引资的基础平台。
五是要树立品牌招商理念，突出发展优势项目。着力打造工业经济强县、绿色生态靓县、旅游生态旺县，以水果、制种、蔬菜、种养殖业为龙头，打造河舒豆腐、曹氏豆干、石孔大米、利溪粉丝品牌，吸引外来客商。
3.开发人力资源聚合力
我县是一个有68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其加快发展的劣势在人口负担，优势在人力资源，潜力在人力资本。因此，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加快发展的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源经过充分整合配置，利用而实现增值，并带动全部资源增值，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课题。
一是要树立大市场、大产业、大品牌、大基地的劳务开发思想。2003年，我县劳务输出18万人，劳务收入达4亿元。目前，我县农村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60%左右。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体现，就是一笔财富和加快发展的资本。近几年来，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县委、县政府必须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农民增收、地方发展的一大战略来抓，树立大市场、大产业、大基地的劳务开发思想。所谓大市场就是指劳动力不仅要就地转移，还要向外转移，不仅向国内转移，还要向国外转移，切实抓好县内外，国内外市场的劳务输出。所谓大产业，就是把劳动经济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努力实现人口大县向劳务经济大县的转变。
所谓大品牌，就是要大力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家政、建筑、餐饮等劳务品牌。所谓大基地，就是要面向国内国外市场建立拓展劳务基地、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农村基层干部实践锻炼基地。
二是要规范建立劳务开发的管理服务体系。坚持“组建机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模输出、全程服务”，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首先，要制定劳务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的中、长期规范和计划，做到了有计划地开发和利用劳动资源，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其次，理顺管理体系，建立县、乡镇和县级部门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明确目标、任务、职责。最后，创新服务机制，对在外务工人员，建立好劳务输出情况交流网，接受有关情况反馈，跟踪掌握务工动态，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技能鉴定、信贷扶持、生产帮扶、司法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安心、放心、省心。
三是要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只有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我们把搞好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按照“职能多样化、培训就业一体化”的要求，建好地方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形成全县统一、合理、分层次的培训体系。
四是要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回乡人员创业可以征地、税收上享受优惠，在发展项目上给予扶持，在办理手续上一切从简。发动有一定经济技术实力，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外出务工能人回乡发展“三大经济”（绿色经济、民营经济、旅游经济），创办龙头企业、兴办经济实体，大胆鼓励懂经营善管理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使其成为当地致富的带头人。
4.抓好党建添动力
一是要树立“支部+协会”的模式，引导农户瞄准市场抓增收的新观念。通过党支部建协会、抓协会、发挥协会的作用，把分散的农户经营组织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与市场经济有机对接。
二是要开通党员致富快车，引导农民开辟信用增收新路子，针对一些农户有致富项目，但缺乏启动资金的问题，要求在全县开通党员致富快车，率先在党员户中办理小额农贷、拓宽农村党员脱贫致富资金的渠道。
三是要培育科技型农民，引发农户依靠增收新(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热潮。各涉农部门深入村、社开展技术培训，乡村组织党员干部村民外出参观学习，请“土专家”、“田秀才”为农民办学习培训班，开种养业现场会传授技术和经验。广泛兴起科技下乡、科技进村、科技入户、科技赶场、科普周、科普月等活动。
四是要深化双向培养活动，引活支部助民增收新思路。通过深化双向培养活动，使广大农村党员踊跃争当“百村党支部助民致富”示范行动的标杆和排头兵，较好地发挥“致富一个党员，带动一片农户”的作用。
五是要上、下联动全力帮扶，引燃贫困农户增收脱贫新的希望。近几年来，地方各级党组织坚持落实联乡包村帮户制度，坚持帮支部强队伍与抓发展促增收相结合，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帮钱帮物与帮技术帮项目相结合，抓点带面相结合，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帮困活动，增加农民收入的成效必将更加明显，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必将更加牢固。
5.夯实基础挖潜力
农村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保障，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都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严格制约，农业生产还受气候、土质的硬约束，如果这些硬环境不能改善，就连传统农业都不能稳定，农村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领导，搞好科学规划，做好计划安排，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千方百计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大的发展，彻底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
一是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要将塘、库、堰及其配套工程并举，在现有水利工程维护挖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因地制宜修建小型塘堰，动员社会力量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水利作为农业的基础产业，也要走产业化的路子，逐步实行建设、开发经营一体化格局，形成自我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水利工程低效运行和建设滞后的问题。
二是要加快交通道路建设。要加大“致富先修路”的宣传教育力度，大兴修路之风。要多渠道筹资，加大乡、村公路建设的力度。抓住十一五规划的大好机遇，争取国家对西部交通建设有更多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三是要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必须坚持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产权为纽带，打破传统农业，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经济联合，形成规模经营优势。按照民办、民管、民有、民受益和自愿、自主、风险共担、利益均占的原则大力培育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多种组织形式。
四是要构建地方特色农业模式。首先，扶持特色优势产业。围绕以水稻、玉米、小麦为主的粮食业，以柑桔、核桃、柚子为主的优质水果业，以生猪、家禽为主的养殖业，大搞综合开发，从而带动流通、餐饮、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其次，发展庭院经济。庭院经济是以农户庭院为基地，分散经营为特征，商品生产为目的，家庭劳力为主体，发展种养加工业及建筑运输服务为重点的一种经济形式，达到一业为主，多业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效果。
第五篇：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
四、关于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的几点建议
县域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是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巩固政权的重要一环。强省之基在于强县，县域兴则全省兴，县域强则全省强，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全省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当前，针对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动力不够等原因，特提出几点建议。
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1、行政体制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县级政府在条块分割的体制背景下职能逐渐弱化，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弱。而在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方面，县级政府责任和压力却越来越大，遇到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只能是求助上级政府或者是被动应对。市管县的体制导致市县之间利益博弈，市、县经济相对独立分割，各有各的责任和利益，市对县在经济发展上很难有精力给予帮助，相反却增加一个层次，使得行政管理、行政审批层次过多，隶属关系复杂，管理半径过长，不利于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2、政策因素的制约：一是土地政策的制约。国家收紧土地闸门，使县域土地资源丰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基本丧失，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落地难的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工业、商业用地多为流转地、租赁地，工商业户无法取得土地证和房产证，而银行认可的抵押物主要是土地和房产，因此造成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
1个体工商户缺乏有效的抵押物，难以从金融部门取得信贷支持。二是金融政策的制约。目前的金融环境极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目前基层银行除负债业务发展有一定的自主权外，其他业务权限一律上收，严厉的责任追究制使县域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缺乏积极性，加之以产权分散为特征的农业和中小企业大多不符合国有商业银行严格的贷款发放条件，农村仅有的资金通过商业银行上划资金、邮政储蓄等渠道被抽走，造成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集中现象，县域内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而农发行已由过去涉足农产品收购、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银行蜕变为目前单一支持粮棉购销的“收购银行”；直接服务于“三农”的农村信用社，在巨大的资金需求面前，显得势单力薄。
3、自身因素的制约。县级财政大多是吃饭型财政，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制约本地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正是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上的“短腿”和欠缺，致使一些客商和项目无法落地，严重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如何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难题
1、以县域扩权为突破口，增强县级发展的自主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县域
发展自主权，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持、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我省是农业大省，下辖农业县很多，我们可以先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地级市中选取若干县（市）进行县域扩权的试点，按照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凡是县（市）能办的事，都放手让县（市）去办。不仅在经济领域下放更多管理权限，而且在社会事务、干部人事等领域给予县（市）更大的自主权，使试点县市享有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通过试点，了解扩权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步积累经验，然后逐步推开，最终实现地级市和县级市在行政级别上的平行的改革目标。
2、以破解县域用地为手段，适当放宽土地使用权。目前县域中的土地性质大多是基本农田，按照国家土地政策的规定，是不允许改变基本农田的使用性质的，这无疑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政策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就必须适当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我们建议在保持耕地总面积不便的情况下，采取“占补平衡”的办法，给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土地环境，以提供县域在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
3、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目的，解决县域经济融资难问题。县域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中小企业，金融部门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县域经济的融资问题。针对中小企业财务不健
全、缺乏有效抵押品的问题，金融部门应该积极推出和发展动产抵押业务，对于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开展个人经营性贷款、个人展业循环贷款、个人小额担保贷款等，并不断提高贷款的上限。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县域积极开展针对中小企业的特色信贷服务，逐步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融资需求。同时，除了重视正规金融外，还要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鼓励成立小型金融机构，并创新适应县域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4、以支持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大对县域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就我省所辖的县（市）来看，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农业县和口岸县，农业县存在的问题就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的能力不强；口岸县的问题则是贸易通道不畅，制约了对俄贸易的深入开展。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省应把开展对俄经贸作为突破口，加大对我省重点县域口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此来保证双边贸易的畅通和繁荣，使中俄双方边境地区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实现良性互动，促进中俄经贸的加快发展，共御经济危机，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县域的自我造血功能，而且还能够有力推动我省对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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