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翔四川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第一篇：沈永翔四川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专业法律专业

论文题目浅析壤塘县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对

策研究

姓名沈永翔

学号

班级2014级法律专业本科班

指导教师

浅析壤塘县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沈永翔

（四川师范大学2014级法律本科班，沈永翔，四川阿坝）

摘 要： 政府在推进环境保护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环境保护的社会性、复杂性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对接，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将是推进壤塘县农牧区环境保护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牧区生态环境；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壤塘县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部，总面积6606.4903平方公里，地形以丘状高原为主，相间河谷平地和高山。县境内辖1镇、11乡、60个行政村，131个村民小组。全县总人口3917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7334人。壤塘县属于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有80%以上的人口劳动生活在农牧区，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状况，直接关系着全县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进程。伴随壤塘县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农牧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加剧。无论是面源污染、点源污染，还是生态环境破坏，都已成为影响壤塘县农牧区经济持续发展、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严重障碍。城乡一体化进程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要求，城乡一体化是壤塘县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包含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体化。

一、壤塘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及问题

当前，壤塘县在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环境保护工作浮在面上。近年来，壤塘县县级相关部门、乡镇举办了环境保护培训班，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真正深入到农牧民中的不多，生活垃圾没有从源头上得到有效治理。

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针对性不强，方法相对落后。当前农牧区需要做好的环境保护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内容、任务、环境、对象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一些工作人员用一些老一套的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针对性不强，方法落后，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一手硬、一手软”现象依然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侧重经济指标，解决问题动辄用经济手段等，环境保护工作不到位，未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至于出现了虽然经济发展

了，但生态环境恶化了。

四、在环境保护教育对象上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农牧区居民、学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矿企业业主等几个群体上，在环境保护上方法简单、越来越不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五、对生态环境资源利用上过度掠夺，比如：过度放牧导致沙化、过度砍伐导致泥石流、地质灾害频繁等。农牧民群众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六、政府与农牧区环境保护的差距。(一)、政府对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短视。现存的政绩考核体制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缺乏对环境保护尤其是农牧区环保的战略性、长期性考虑。同时，政府将环保资金过多投向工业和城市，农牧区环保几乎享受不到环保专项资金的保障和先进环保技术的支持。

（二）、现行法律制度轻视农牧区生态环保。虽然现行法律提出了农牧区环保问题，但是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定，一些重要的农牧区环保领域还存在空白。

（三）、农牧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现行环境保护体制过分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忽视了公众的参与，特别不利于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

（四）、公众参与农牧区环境保护尚存障碍。

（1）是公众参与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欠缺。农牧区居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的现象很普遍，垃圾的分类处理更是无从谈起。在农业生产领域，随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水体、土壤污染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更有甚者为了眼前经济利益，盲目建设污染企业，使得农牧区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污染破坏。（2）是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缺失。我国现行法律缺乏环境知情权的规定，政府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内容单一，指标种类较少，特定地区的环境整体状况和变动趋势难以客观反映出来；且因一些环境状况指标技术性过强，不便于公众理解，达不到应有效果。（3）是公众参与农牧区环境保护的救济渠道不畅。我国法律规定有环境行政处理和环境诉讼两种基本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由于现行环境诉讼制度对于起诉人资格规定过严、对证据的科学性要求过高、公益诉讼机制尚未健全、法律援助不到位，导致农民因成本高昂而难以通过诉讼维护自身的环境权利。为此，做好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解决好农牧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有效利用与合理治理、开发与保护并举，是引导壤塘县农牧区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前提。

二、要做好壤塘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针对现状及问题，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城乡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一体化，即在观念上树立城市与农牧区环保同等重要的理念，努力实现城市和农牧区环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城乡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一体化，即管理体制的设计一体化（针对城市和农牧区的不同特点完善相应的环境管理体制）和保障体系一体化（对城市和农牧区的环保投入实现均等）。第三，城乡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一体化，即城市和农牧区环保工作同样有法可依。服务于城乡环境

保护法制建设的平等化，必须根据农牧区环保的特点，制定专门的农牧区环保基本法，修订与完善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政府的职能和资源占有优势决定了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这个作用不应局限于城市，更应当向农牧区延伸。

一、消除差距，加强政府与农牧区环境保护法律职责

（1）、创制与完善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律体系。结合农牧区生态环保的实际情况，在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农牧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考核制度和农牧区环境应急处置机制等。

（2）、建立健全农牧区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政府要重视科学规划在农牧区环保中的重要作用，合理安排乡镇企业的布局，控制污染物排放。设立专门负责农牧区环保的管理部门，明确职责，提高管理效率。

（3）、加大农牧区环境保护资金投入，运用经济手段改善农牧区生态环境。坚持“污染者付费、开发者保护、受益者负担”的原则，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外资多元投资的方式，保证稳定有效的环保资金投入。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要鼓励个人出资参与农牧区环境建设，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机制。

（4）、加强农牧区环境监测与监管。建立农牧区环境监管平台和监测体系，完善环境信息发布制度，严格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加大环境监督执法力度，提高污染事故鉴定和处置能力。

（5）、加强农牧区环境保护教育，培育公众环保意识。针对文化素质较低和环保意识较差的广大农牧区居民，政府应“自上而下”发挥引导、教育职责，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牧区环境知识宣传和培训。农牧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复杂性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在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环境保护的公共基调。我国农牧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样也需要各类团体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

二、开辟多方途径，方便公众参与农牧区环境保护

（1）要参与农牧区环境立法。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根据公众关注的程度和理解程度，创造条件，使公众参与制定完善防治饮用水污染，土壤污染，畜禽、水产养殖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农药化肥污染，保护自然资源和发展生态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2）要参与农牧区环境执法。加强农民的参与和监督力度，纠正、限制执法中的不当行为，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充分发挥农牧区基层组织的作用，利用村民

自治的有利因素，建立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约束的农牧区环保机制，提升广大农民对环保执法的支持力度。

（3）要参与农牧区环境普法。加强普法工作，提高农民的环境法律意识，使农民自觉地参与环境决策、维护其环境权利。通过多种形式的环境法制宣传，强化农牧区干部和村民的集体荣誉感，积极参与农牧区生态环境建设。

三、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对接

（1）、从目前我国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来看，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倾力合作。

(2)、公众参与并非公众对抗政府的机制，而是优化政府运行的机制。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机制所反映的理念正是充分吸收公众的智慧和力量，使环境保护得到真正的实现。

四、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实现对接的可行性

农牧区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托“政府管制型”的行政管理机制难以满足需要，引入以公众参与为助力的“互动型”环保新机制已是形势所需。第一，政府主导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引导、保障功能。一方面，政府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使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最终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环境整体利益保护观念。另一方面，政府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履行其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职责，开辟多种渠道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提供制度保障，为公众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救济保障。第二，公众参与对于政府主导环境保护的补充、监督功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有助于克服政府职能的局限性，也对政府履行环保职能具有监督作用。

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对接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

第一、建立农牧区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制度。政府把环境指标量化作为乡镇企业设立审查及项目引入审批的重要指标，采用税收等一些财政手段引导企业，建立绿色生产、营销体系；通过科学规划村镇布局、居住和生活排污公共设施建设、防灾减灾等提高农牧区生态环境质量；依法推进农牧区土地集约利用，引进节约型的先进种植、养殖和灌溉技术，鼓励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支持发展生态农业。

第二、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保障制度。一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发布有关环境监测信息和科技标准；二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三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第三、建立建全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制度。一是建立专群结合的环境保护监管网络制度。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全方位、多层次进行宣传发动，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建立起“专群结合、点面结合”，全面覆盖农牧区的环境保护监管网络。二是建立政府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监督机制，积极组织和引导公众充分发挥环保议事权，同时将政府环保职能的落实从某种程度上通过环境绩效显示出来，把环境绩效纳入每一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中。

第四、建立环境保护社会教育机制。针对农牧区居民的实际情况，一是将环保教育纳入农牧区中小学学校教育，把环保知识写入教材，培养中小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责任感。二是各级政府加大力度，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农牧区绿色生态教育，将环保法律宣传，农药、化肥和企业排污的破坏性、危害性宣传以及环保型农业技术知识普及作为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增强农民的环境意识。三是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引导农牧民树立“绿色消费观”，节约资源，通过转变消费模式，间接引导生产模式的转变。

总之，做好壤塘县农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件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关系到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全民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心往一处起劲往一处使，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构建，扎实推进壤塘县农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助推进壤塘县社会主义新农牧区建设、牧民定居、大骨节病、异地搬迁等民生工程，对农牧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彻底改变牧民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及因病致贫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把农牧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农牧区为目标。

参考文献：

[1]壤塘县志

第二篇：四川师范大学中文本科毕业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本科毕业论文

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现状述评

内容摘要：创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和法国，而后又在西方乃至全世界得到长足发展的女性文学批评给传统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观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文学研究领域中由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观。同时，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坛带来新的生机和力量，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和传播，自然而然地波及我国新时期文坛，成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有力参照。论文试图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现状着眼，解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力图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和近现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参照下，从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学批评、文本批评的视角揭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和互补性，并思索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找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女性文学研究；兴起；批评方法；反思

Abstract:Founded in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1960s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nd then in the West and the whole world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emale literary criticism to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concept hitherto unknown Some of the impact will shake the area of literary study by the male culture of the ideological center.Meanwhile, it has the appearance to the world literary bring new vigor and strength in the world and the practice spread, naturally affected China in the new era literary circles, as Chinese women practi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powerful light.Papers from the Chinese women trying to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status quo-oriented, analytical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tatus, Western women in an attempt 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ear the modern Chinese woman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history from criticism Psychology criticism, the criticism of text reveals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of women's unique and complementary.and ponder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oblem, efforts to fi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emale literary criticism trend of development.Key words: Women’s literature research,rise,cirticsm ,relection

引言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历史悠久, 然而在20 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 妇女的文学活动本质上仅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庸而存在, 她们的创作被纳入正统文化圈内, 成为一种增添别趣的点缀。两千多年来, 除了极个别的女作家曾进入主持文坛的男性视野, 受到这样那样的品评外, 从根本上说, 妇女文学从未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在20 世纪初叶西方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反封建斗争的直接推动下, 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以其为关注对象的文学研究亦随之萌发。然而, 大半个世纪里, 受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制约, 无论女性创作还是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 其发展都是曲折而缓慢的, 显然滞后于其它一些文学研究领域, 以致迟迟未能建立起成熟而独立的学科门类。这种状况直到80 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改观。近二十多年来, 大陆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虽然就学科建设来说, 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 但毕竟已开始发生质的飞跃, 并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今, 在新世纪回顾和反思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 对加深有关女性文学研究规律性的认识, 更好地推动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工作, 是必要而有益的。

一、东西结合下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兴起

（一）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由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二是中国女性自身的成长。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史，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往往处于附属地位，甚至是被忽视的。从文学创作上来讲，几千年来，也就一个李清照被大众所熟知。在一系列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也鲜有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好不容易《水浒传》里有个潘金莲让作者用了些笔墨，却也是个荡妇形象，这一“经典”形象更是成为了中国那些被认为是不安份女人的代名词。在一个连存在地位都被忽视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诞生出具有代表其性别的社会话语呢？可就在中国妇女还在裹小脚时，西方社会却开始了以反男权为中心地位的女权运动，并且影响到了各个领域，当然也就包括文化领域，自然而然地于20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这种文学批评一问世，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并历经千山万水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传播到了中国。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唤醒了人的意识的觉醒，更是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了对女性的关注。“五四”时期, 中国女作家首次以觉醒的“人”的意识登上文坛, 其创作造成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五四”女作家创作的评论,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最初的批评实践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最早引起论者注意的是冰心的“问题小说”。1919 年10月7 日至 11 日的《晨报》副刊发表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后仅一星期,《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便刊出了署名“晚霞”的短评, 指出该作揭示了“旧家庭的坏处”。但是，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超越了女性的意识，仍然算不上真正的女性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批评泛指对女性文学的所有批评，而非对女作家的作品的批评。这里所说的女性文学批评是批评女性文学，而不是女性化的文学批评。批评的主体的性别身份必须是女性，而切入点也必须是女性视角。因此，真正开始以女性这一性别意识的研究则是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是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业内人士都知道，中国国内最早介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关注英美女性文学的女学年者朱虹，她于1981年的《〈美国女作家〉序》一文中，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

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就是这样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开始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自己的文学理论创造。从前面简要的介绍不难看出，这不是一种处于“拿来主义”的批评方法。中国的论者并不是把自己把西方的认为比较好的就拿来直接用，而是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让其融入中国文化。那么，女性文学批评为什么能迅速遗址中西方巨大的文化鸿沟而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来呢？

第一，是由中国女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性别境遇的中国本土特色所决定的。鉴于这个世界在认知上广泛地、普遍地表达了男性中心文化对现实、对历史、对文化的见解，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性别规范和性别期待，一直把一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性别文化形态和潜移默化的性别意识观念当作常识作为规范，广为承传、接受，在文学中深厚感情渗透下、大范围地表现。那么，中国女性文学所作的就是，在其文本实践中力图改写传统女性性别角色，在其文本实践中力图改写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突破中国文化传统对女性的命名与塑造，体现女性主体价值的弘扬这一历史必然要求。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所作的不仅是在挑战、批判、解构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要在对女性自身被规范的社会性别、文化性别进行质疑、审视、反思的过程 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既包括对浸润着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文本意义指向的挖掘，也包括对渗透中国本土特色的男性中心文本的清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面对面对本土的历史、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学。立足于对中国文本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解读。无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个与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绿化树》截然不同的关于“摘帽右派”的故事，还是张洁在《无字》中用血书写的从墨荷到吴为这一百年中，女人作为男性社会点缀和附属品的位置，并无实质改变的真实处境。

第二、是由世界女性意识的共同宗旨所决定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来自西方，但这并不是西方女性的专利，女性意识是全球性的人类共有的学术概念，也是全球性的人类共有的思想财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哪里有性别歧视的存在，哪城有男性中心文化的存在，便会产生对这种存在的认识和抗争，便会产生女性意识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实践。

（二）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 中国文学创作在经历文革十年后走向它的兴盛期。一时间人类压抑多年的思想被放飞，大量的作家作品不断涌现，文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女性文学尤为兴盛。女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自身问题，描绘女性所拥有的两个世界即外部世界和女性自我世界。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众多女作家以敏锐的触角迅速传达历史巨轮前进的足迹。她们或反思历史、或提出社会问题、或呼应社会改革大潮初涌。堪容的一部《人到中年》诠释了文革后职业女性所肩负的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地工作而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小说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来关心常年处于工作岗位前沿的知识女性，是一部具有极强社会意义的小说。这时的女性文学主要以自己的写作方式投入到社会历史的潮流，与男性文学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九十年代成名的女作家群有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被认为是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个人化、私语化倾向。90年代以陈染为代表的新时期女性作家，大胆赤裸的用自身的性体验来表现自我复位以及用独特女性视角看外世界与内世界。如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低垂的窗帘、昏暗的浴室、模糊的镜子前，喋喋私语，自恋自慰的景象比比皆是。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等小说则写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近似病态的女性内心世界，作者对此直言不讳，将私生活撕碎给读者看。二是以徐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徐坤放弃了对女性身体的热爱与自恋，而是将视角转向男性世界，用解构男权社会的叙事来彰显女性主义。《白话》、《斯人》、《狗日的足球》、《厨房》中，作家通过日常生活来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于不经意间揭穿男女平等的真相，暴露男性主流社会的内幕。

如此多的女性作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女性世界的理解和关注，大力推动了女性写作的发展壮大。如此壮观的中国女性写作实践诠释了女性作家对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深层体悟，这是女性作家内心深处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格外关照，也为男女平等的社会划上问号，同时呼吁着更多的女性走向自我解救之路。中国的女性写作是在没有类似西方女权运动的情况下，由女性作家处于自我的性别意识和关注弱势群体的责任感，依据中国现存的女性问题自觉地走向女性文学创作，从而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就这样在西方的影响下和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中兴起并得到发展。应该说中国女性文学到现在能够飞速地发展，并且日趋成熟，这是因为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这种不等同于“拿来主义”的文学批评，不存在一味的模仿，而是一种转变过程，让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变化着发展，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更有利于将来得到长足发展。

二、丰富多样的女性文学批评的方法

（一）社会历史批评法 社会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方法就是指文学批评着眼于文学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的联系，把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批评建立在背景批评的基础上，表现出批评主体对于社会学的关注，即把文学当作一定社会政治和存在状况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显示，以批评来加深、强化对现实的认知。

女性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注定了由此生发出的一切命题，其来龙去脉都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连。特别是我国著名的女性文学主义批评家盛英，她比较全面、客观、深刻的评价了女性文学价值。她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一书中就从女性文学的时代背景、发展源流来探讨女性文学的成长。又从女性文学的题材与内容看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与男性一样是参与社会话语的，在追求是一种平等。正如“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就是说，女性应该把自己的意识溶于普遍的社会，消除性别差异，制造出一个相对平等的无较大性别差异的社会，才是人类走向完美的一条捷径。这就不是像以前的评论家只是从男性的眼光来片面看待女性的写作，认为她们是用身体写作来表现一种消费文化或者只是对男性的世界的颠覆与解构。如乔以钢的《中国女性文学世界》一书中，对丁玲这种顺应潮流用社会历史批评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进行了探索。作者认为，“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富于代表性地展现出中国现代妇女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艰难跋涉的身长她们走向光明的心路历程”。作者把丁玲的每一阶段的创作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丁玲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文中乔以钢详细地介绍了丁玲的经历，从出生到入学再到投身革命都一一道来，并结合其创作从莎菲到村晚香进行评论。认为“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妇女的的苦难和追求、奋斗和新生”。当然，乔以钢的评论带有明显的汇入时代主潮的主观倾向，但这却是很明显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为什么许多的批评家对这独特的作家群体，从最初用狭窄的眼光去看待女性的作品到把她们也纳入社会这一大的背景来看。论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中国女性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社会的。如杨沫的《青春之歌》用自己细腻的笔法写了一个女孩从幻想的个人幸福生活走向投入革命的浪潮，认识到没有民族的安全就没有个人的幸福。还有谌容也是一个很关注社会问题的女作家，她的《人到中年》就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新的社会建设的时候知识分子承担着很重的负担，而社会给他们的关注却远远不够，这样下去知识分子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也会影响社会建设的。在今天，著名的女作家池利、方方，她们和刘震云等男性作家一样用“零度写作”的姿态来关注平常人的生活，写出了现代小人物的灰色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问题。如她的《烦恼人生》写出小人物为了生存，不停的为了生活琐事烦恼。在这些不大不小、不痛不痒的家庭矛盾，却演绎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的维持有重大的意义。可见她们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以小家碧玉，柔弱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而是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人的姿态去看世界、把握社会的命脉。

③②

①

2、女性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她们走出闺房，亲自参加社会活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走入学校，接受教育。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变化很快的一个阶段，各种思想通过报纸、杂志等各样的宣传媒体来传播。面对国家即将被吞没，有识青年毫无畏惧的担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自古以来的历史重担。女性在接受教育时受到这种思想和社会运动热情的影响，她们主动的走出自己传统的使命——学好女儿红，嫁个好人家，一辈子依靠丈夫，做好妻子、母亲，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的变革浪潮中去。如丁铃中期的作品随着她对革命根据地的深入，她敏感的视觉写出了一些反映革命中的愚蠢行为，引起我们对革命深层次的思考。代表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批判了浓厚的封建意识，还有她的《在医院中》揭示了在解放区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作风。这与她前期自身情绪宣泄的小说题材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大革命后，面对这一场精神与物质上来说都是浩劫，作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也对这一畸形的现象进行不亚于男性作家的思考。如《小鲍庄》、《大刘庄》深刻的思考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而不像一些作家只做苦苦的哀述。可见，女性从觉醒了的那一刻，知道了自己首先应该做回人，做一个独立的人就像娜娜离开的时候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夺不走。于是对于国家的责任只指男性，而是做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有的。女性作家以她们大气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实践，并把自己在现实的感受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传出了浓浓的责任感与人文主义精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以后还会出现更多的创作方法，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方法也会多起来。那社会批评会不会过时呢？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脱离不开生活的，正如高尔基说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社会批评方法在这新的时代以自己新的姿态，在文学批评方法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我们了解作者思想变化，特别是特定时代背景的重要窗口。

（二）心理学方法

所谓心理学批评，主要是指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成果来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及作品人物心理进行分析，从而探求作品的真实意图，以获得其真实价值的批评。

王安忆在她的《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中认为小说就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它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它带有很强的心灵特征，即完全个人的精神特征，一个人的性情、性格都会在此有所体现。而人所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和这个心灵世界的关系是材料和建筑的关系”。对女性作家的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的文章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文本到作者，另一类是从作者到文本。更多的是两者互为印证。这一类批评文本中如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最为典型。《娜拉言说》形式上还有着传统的文学史体例的痕迹，是以“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为经，以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为纬，重点论述了自冯沉君至张爱玲的十二位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活动和创作特色，独特之处是突显了她们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她们的气合路历程，着眼于文学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把文学看作是作家情感、心志的投射以及个人气质的外化，使批评导向对于作家心理的研究和评价。具体操作中，基本上是将作家生平身世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有的是由作家

④看作品或由作品看作家，有的则分为身世论和作品论两部分。如《二十世纪末女性文学的批评回顾与反思》中就从文本出发来探讨里面的女性心理，在对张洁、王安忆等人的小说进行分析时，发现这些女作家对童年心理描写与迷恋，表现了对父权文化潜意识的认同，那种“骄傲的弱者意识”使得她们在长大之后仍然不愿意接受现实的真相，这是“男性中心文化塑造”的结果，就如“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作者用深层的意识心理方法，挖掘了文本的深层次的含义，使女性文学批评的深入多了一种视角。

那么，心理学为什么会在社会历史批判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变得举足轻重呢？ 第一，心理学批评渊源已久。其实，这种心理学批评方法并不是一种新鲜事物，严格说来，它是年轻的老人，它诞生以久，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运用，运用到女性文学研究中来的更是屈指可数。在西方，不仅英国的经验派美学有丰富的心理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早在柏拉图关于文学创作中“迷狂”与“灵感”的探讨中，就已包含了心理学批评的内容。在我国，最早的“诗言志”说直接涉及到的便是文学创作的心理问题，一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原诗》，以及诸如“虚静说”、“性灵说”、“神韵说”等都包含着敏锐而机智的心理学批评思想。我国古代批评中关于作品的形神关系、情理关系、言意关系、虚实关系等等主张，也都与心理学批评相关联。到九十年代尤开始状大的心理学批评方法是由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受到西方心理学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第二、中国时代特色变化所决定的。西方心理学自1879年诞生以来，一直以实证主义、现象学作为哲学基础，注重抛开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的研究，致使西方心理学呈现出明显的自然科学色彩。而中国人历来感性色彩浓厚，这种心理学批评方式当然不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得到呼应。而在20世纪后期，心理学批评方法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无疑是与中国的国情相关的，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当然开始要关注或舒畅或抑郁的内心世界，而转型期的社会使走出厨房却还是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社会地位的女性的心理承受着并不少于男人的压力，所以女性文学作品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关注女性的本能欲望、潜意识的作品。如卫慧的《上海宝贝》中的穿梭于爱情与欲望之间的宝贝，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则写女性同性恋近似病态的女性内心世界，张抗抗的《作女》中的卓尔，脑子里全是古怪的想法，排斥一切传统的东西。作为文学的“双翼”的文学理论此时开始关注女性心理，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作为一门已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并肯定的批评模式，它更侧重于与作者个人的联系，探寻、阐释作品中作家个人动机，研究、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科学性，尤其是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更能贴近女性真实状况进行研究。

因此，心理学批评模式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批评模式。

（三）女性文学的文本批评方法

文本批评指将形式与内容视为一体，认为形式即“完成了内容”。主张将一切与形式无关的东西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致力于对作品的文本作细密的分析与诠释，仔细剖析局部的形式因素。有很多时候，作品的分析带有论者主观认识与看法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体

⑤验与认知。

在长久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中，使无论是文化典籍、历史文献、哲学思考到日常生活和自我内省，女性的形象和内涵都被男性话语所规定和塑造，女性的、在其间只能是依附和顺从。而在女性意识觉醒的时候，她们便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感受世界，而不在一味地依据男性话语来解读世界与人生。女性文学便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女性写作强烈的表现女性意识，它不具备女性主义文学的政治色彩，而是更具有包容性，现在批评家在对女性写作普遍认为是关注女性自身即爱情、婚姻、家庭、两性关系本身、关注女性历史和现实生存状况。以自身的女性主义立场，用话语颠覆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文学。她们在创作时受这样的意识的影响，文本必然的体现女性经验、女性审美心理、女性书写方式，渗透着女性对男权反抗的女性自我意识。在文学阅读中也是这样，对文学文本的传统解释似乎理所当然地假定了读者的男性性别角色，并且诱导女性读者像男性读者那样去阅读。女性主义视点的介入，能部分地纠正阅读的为传统性别秩序所训导出的期待，强调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结构中的经验与他们作为读者的经验之间出现的延续关系，要求女性读者是做为女人去阅读，女人的经验引导她们和男性读者不同的角度去测评作家作品，看待文学现象。“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这种据以阅读论文的心理图式，就叫做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如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就是以女性视角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这个新的视角的引入，使得它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结论，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们多是从中国这片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的土地上能否生长出来“现代派”，来争论“现代派”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林丹娅却认为，《你别无选择》中塑造的处于“别无选择”状态的虽然是一些年青人，但这些看上去性别特征不十分明显、困惑又躁动不安的文学形象，实际上是作为女性的作者内心的困惑与躁动不安的写照，是女性这个性别的真实处境的写照。这种文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性，实质上就是女性书写对于父权制文化的颠覆力量之所在。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有时候并不是创作者的自觉，而是批评主体带着女性经验或理念阅读与阐述的结果。

既然女性作家从创作开始就是以自我的意识来参与对世界的关照，那么她们的文本由与自身与男性的差异，而显的不同。在前面我以阐述过女性文学用文本这一方式来表达她们的存在。因此，在看待女性文学时，用文本批评就不言而语显的很重要。这不只是已说过的女性在文本中体现了女性审美心理、书写方式等来表达她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样特点来决定的，还有女性写作的文本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决定的：首先，从题材选择上看，关注女性自身，关于爱情、婚姻、家庭、两性本身、关注女性历史和现状如王海翎《中国式离婚》；其次，从叙述角度上看，常以“社会化、生活化、个人感觉化”为叙述角度。常从女儿情、家务事看取社会，长于以小见大，以感性演绎理性，善于以细林的笔触微妙的感觉传达内在欲望和抒发个人情感如耶里可《情欲》。再次，从伦理道德上来看，强烈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对男权社会的反叛与抗议，对生命、精神的守护，眷恋、自赎与拯救。

这种用女性批评的方法进行的文本分析不仅拓宽了对作品意义的理解，打破了传统观 ⑥点的束缚，而且从女性视角进行的批评隐含在文本中的男权文化思想暴露出来，并对男权压制下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控诉，这不便为文学批评界同时也为女性创作提出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反思

（一）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问题与局限

中国当代时期，是女性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研究者们吸取多种话语资源借鉴多种批评理论和方法在作家和文本的具体评析，自身文学传统的发掘，理论的引进与本土化的探索以及学科化的努力等多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这一时期的问题与局限也值得我们关注。只有在不断发现问题和克服局限的基础上，女性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个人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着性别单一化倾向。从文学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还是有必要避免某种认识上的性别偏颇，要达到两性和谐的发展的目标，女性文学研究者应该防止自我封闭、自我局限。不可因女性文学数量上的优势，而认为女性文学研究是女性这一性别的专利，这女性文学研究中男性也理当是平等的参与者。在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错把女性文学简单地理解成为了女性写出的文章，也错误地认为女性文学研究要么是研究女性写的作品，要么是女评论家的批评。80年代中叶，挪威的女性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依就力图寻找一种“第三种”立场和“第三种”思维，反对在女性批评方法中叙述的非中性，提倡一个既不是男性化，也不是女性化的思维方式，“建立一个不再把逻辑、概念和理性划入男性范畴的社会，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将上述优良品质作为‘非女性的东西全部排斥出的社会”。这两种观点的对峙，其实正是理性不能认同感性的矛盾。事实上，我国的“女性文学”批评，90年代初期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拓展女性思维方式，从自身的存在及妇女意识中超离出来，以开阔的批评眼光去审视文学现象的意见。他们认为，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不能不是一种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这就启示人们，应当把女性意识的个体发展置于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过程中去认识，尤其要注意“竭力避免用对立的方法陈述问题”这样才能对“女性文学”的发展真正有所助益。否则，“女性文学”不但不能成为女性自我精神拯救的途径，而且会日益萎缩它的社会功能，变得不是曲高和寡，就是腐化堕落，成为感受享乐的假性艺术世界。

（二）女性文学研究中的需要清理的几个概念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却又无法避免地出现一种“大跃进”的情况，在研究之前的概念还没来得及概括出一种科学的定义时，大家就集体地投了对它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概念需要理清女性、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批评等。

首先，关于什么是“女性”

“女性”又称为“女人”，是和男性相区别的两性中的另外一个性别，是与生俱来的。

⑦从“女性”的字面意思上看，体会不出“女性”的其他内涵。然而西方女性主义者们则认为“女性”是属于“他者”即第二性，是除男性之外的劣等性别。这是从女性与男性在社会中不同地位及待遇等方面来审视“女性”的阶级性。笔者认为，无论“女性”还是“女人”都是中性词汇，不应该被定位为“第二性”，也不应有好与坏之分。“女性”，在当代社会中，需要一次重新定位。她们要勇敢地做自己，把自己从固守在男性定义女性的思维中解脱出来，将女性自身审美观作为衡量女性的好与坏的标准，用自觉的女性眼光，以女性的立场和姿态，来宜扬女性自身的审美理想，而不是把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看成塑造完美女性的典范。

第二，关于“女性文学”

对于“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界定，批评界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任一鸣认为，“女性文学是一个文学的性别概念，创作主体特指女性。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对女性文学也有概括:“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纪程。”这是她们对“女性文学”的一个简单的表述，是她们自身对“女性文学”的认定。

笔者认为，戴锦华对“女性文学”及“女性写作”的定义与区分体现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视角正是“‘女性写作’，是研究那些了解女性生存境遇，并能反映女性生存现状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而这些东西都是男性作家无法体验到的真正女性的生存困惑，所以她用“女性写作”来替代“女性文学”这一含糊的概念，来表露自己的看法。戴锦华完全从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定义“女性写作”，表明了个人立场，更符合我们今天女性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她强调的这一观点，也正是对埃莱娜.西苏关于“女性写作”理论在中国的阐释。

第三，女性文学批评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批评的主体可以是女性也可以关注、关心女性的男性，而批评的文本必须是女性写作的女性文学，而切入点、切入视角必须是女性立场。批评把眼光主要放在关心女性现实生活、情感世界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境况等。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政治或经济，而是必须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最后还要渗透到意识状态中去的批评，表达出女性的价值和价值观。不是以一种同情弱者的眼光去看待这群本就不是弱者的人，而是站在一个公平的高度上去看，没有压迫，也没有故意施舍的宽容。这就是一种体现出真正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批评。⑧

结论

之所以会有女性主义，是因为女性对自己的历史存在和现实生存的不满。那么在批判了男权社会之后，女性到底要求什么呢?这是许多不赞成女性主义的人对女性主义的质疑，也是女性主义者的自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命题，女性也不可能排除在这个终极追问之外。中国女性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才刚刚走了二十余年的历程，二十年从历史角度看是很短的一段，但就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走过了从“生吞活剥引进借鉴和摹仿西方的名类繁多的女性主义观念理论，发展到终于各就各位，以一种更清醒更科学更切近中国女性写作现实的态度，开始了更健康更自信的女性文学历程。”因此，它需要一种能清晰地说明自身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规律性的理论。而且这一理论的存在和成熟，可以使女性文学面对少数持有男性偏见的批评者对女性文学的误读、曲解乃至鄙薄，具备回应能力。没有谁能遏制思想的生长，女性掌握了文化，就必然以“文化”表达自己的感觉。但同样，“众所周知，没有一个女人曾经与真正的男性世界断绝联系;但在观念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划出开拓思想新视野的疆界，使我们能从一种新视角看问题。”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虽说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会议，但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这次会议是以官方的形式运作的，再加之商业因素的介入，使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用徐坤的话说就是集体经历了一次“高潮”体验。作为当红的作家兼学者，徐坤可谓风头出足，但可贵的是，她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当这高潮还没落幕的时候她就在反思，反思以男性作家或学者为主编的女作家丛书热的实质及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的利弊，也看到了这热闹背后的无奈:“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种种都成了‘秀’(show)，我们所宣扬的种种一切超性别努力，便都成了实实在在的‘做秀’了。„„但是，假如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连做秀的机会都没有了，更无从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利了。”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正途：认清目前的尴尬局面，即繁荣背后的认识论上的空洞，但并不对未来丧失信心，而是在现有的并不理想的基础上，去做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注释：

①（美国）弗吉尼亚.第二性〃女人[A].刘思谦译.北京：文学评论员出版社，1998（1）:78.②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248页.③ 同上书,第262页

④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121.⑤ 陈志红.童年情绪：知识女性的心理误区[A].上海:上海文论，1990，（1）：82.⑥ 同上

⑦（挪威）陶丽〃莫依.女性与文本的政治[M].林建法，赵拓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第22页.⑧ 任一呜.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6页 ⑨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第142页.⑩ 同上书，第105页 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A].刘恒.北京文学[J]：○《北京文学》双月刊出版社，1995，（10）：5.11○

⑩⑨

参考文献： [1]（美国）弗吉尼亚.第二性〃女人[A].刘思谦译.北京：文学评论员出版社，1998，（1）.[2]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3]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 陈志红.童年情绪：知识女性的心理误区[A].上海:上海文论，1990，（1）.[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挪威）陶丽〃莫依.女性与文本的政治[M].林建法，赵拓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7]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8] 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A].刘恒.北京文学[J]：《北京文学》双月刊出版社，1995，（10）.[9] 任一鸣.抗争与妞越一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0）.

第三篇：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优秀）

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都应该予以排除。这主要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主要适用于侵犯被告人第四修正案权利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情况。按照第4修正案，只有警察在有具体并特别恰当的理由才可以搜查房屋、办公室、汽车和人身以及进行其他种类的搜查。在许多情况下，警察必须持有法官签发的搜查令进行搜查。其次第4修正案也要求警察有恰当的原因事实逮捕，以及具有“合理怀疑”的理由实施短暂的羁押。

2.强调程序正当性和司法正直

在美国，相对于实体真实它更注重的就是程序的正当、合法。它不仅仅考虑证据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明力，更多的是考虑证据的证明能力，所谓证明能力是指证据的证明资格，即证据能否被法官所采用。与证明能力密切联系的就是证据调取的方法和手段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也就是在调取证据时，程序是否正当。如果违反取证程序（手段、方法）不合法而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的范围，应当严格予以排除，即使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美国对相较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但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方法调取的非法证据（即使对该非法证据排除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惩罚）它更注重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调取的证据，从而实现对司法正直和良好社会法律秩序这种较长远的目标。“没有什么能比不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能更快的摧毁一个政府，更恶劣的是，不尊重他得以存在的宪章。正像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老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用它的例子教全体人民……如果政府成为了法律破坏者，它就造成了对法律的藐视；它让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而不是它自己，它这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2]

（二）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在英国，它更注重于案件的实质真实，通常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以积极的态度否定之，其中肯定者多是采用自由裁量的方式。这种裁量排除模式的特征是“法律不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交由法官决断。由法官斟酌个案的公平正义性来作出裁定，法律只是就裁量的标准范围作出规定。

如果说美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采取严格的排除（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那么英国则是有一定的“商量余地”。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自动排除原则，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原则上不予排除，其本身的违法与是否采用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当该证据的采用适宜导致对被告人的审判不公正的结果时，将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决定后加以采用。与美国不同，英国对于“毒树之果”在其普通法和成文法中都采取了“排除毒树”，原则上采纳“毒树之果”，对于使用“警察圈套”取得的证据则由法官决定是否采纳。

英国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有所差异，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不同。美国是一个更注重保护人权，所以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所体现出来的是对其保护人权的追求，所有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它的判断依据，更多的不是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而是对取证程序是否正当合法的一种追求，它体现出对法律背后对人权保护的追求，从而最终实现对最终整个社会秩序的最大限度的维护。而英国是一个更注重对事实真相追求的国家，除了对那些违反一定法律程序而调取的非法证据的排除，为了达到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对于一些非法证据它的态度是“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如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是予以排除，而对于通过非法证据这条线索获得其他证据则可以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二）英、美两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的证据立法中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并且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日臻完善。而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在我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排除规则必须分析该规则得以建立的“土壤”即价值基础，只有根植于适合的价值基础上，才有可能保证这种排除规则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国外相关规则的研究才有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基于对其自身价值取舍的考虑，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形成了两种主流模式：一是强制排除模式；一是裁量模式。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今天，我国在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也面临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选择问题。强制排除模式虽具有更大的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它是基于对程序合法性的一种重视，换句话说，就是相对于发现事实真相，更注重程序合法、正当。而这种是不利于案件事实发现，对案件的顺利审理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其应该受到的法律制裁，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动摇司法的权威性地位。而裁量排除模式相对就灵活很多，对于非法证据它规定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同时，对那些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影响的非法证据给予法官一定权力，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其证明能力。但同时也要注意给予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当加以限制，防止法官裁量权的滥用造成的司法腐败。因此我国应该以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为出发点，对两种模式各取所长，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选择我国应当采取注意考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原则予以排除，对于那些与案件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概述 1．非法证据之概念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根据。它能够使发生在过去的，不为人知的事实得以再现，从而成为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之间的纽带，成为法官能够公正审理案件的客观依据。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证据是由相关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调取与案件相关联的客观事实。然而，非法证据指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概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牛津法律词典》对非法证据的解释为：“通过某种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我国《中华法学大词典（诉讼法学卷）》对非法证据的解释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资料”。2．非法证据的界定

我国理论界对于非法证据，没有统一的界定。就目前而言，对于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2](1)广义非法证据

广义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②取证程序（手段、方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③证据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④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2)狭义非法证据

狭义非法证据相对于广义非法证据的范围要窄的多，它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方式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

在我国非法证据规则的设立重心在于遏制侦查机关滥用职权，保障被告人权利。非法的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了对法律和人权的践踏，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重的挑衅。笔者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以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为最大，正是基于这种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才决定了我国设立的非法证据规则的宗旨在于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从而达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对于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狭义说，因为虽然广义之说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除了其中“取证程序（手段、方式）不合法”其他方面都不是重点。如“取证主体不合法”应当是办案而不是诉讼意义的取证行为，应不属于非法证据范畴；“证据形式不合法”实际上是证据形式有缺陷可以适当的方式得以合法化。

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狭义非法证据角度对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界定及论述。

（二）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彻底否定态度。《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我国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十五条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予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证据可以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据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由于以上几部法律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现实立法存在的不足，我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用以弥补不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顶案的根据。”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压、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2.我国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侦察人员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员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然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操作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对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可以采用秘密窃听与录象所获得的证据。司法部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以是否征得当事人同意为录取的音像资料证明能力的一个依据，但是，在实践当中常采用转变方式，从而使其具有证据效力。还有通过秘密侦查获得的线索，取得的其他物证、书证，而不以秘密侦查获的证据为直接证据。因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

应当把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这一问题交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裁定。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证据不是必然排除，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这样规定是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我国现实状况决定我国暂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一切非法取得的证据通通排除，而应当是有一定的价值取舍，将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交由法官视具体情况裁定。其次，应当将非法物证的范围明确化，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加强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

对于非法取证手段规定过于笼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其非法手段的方式，以及其界定标准，避免因规定不详，使有的非法手段取证成为漏网之鱼。《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相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方法收集证据。”而第42条却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与上述93条有点冲突，等于只要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否合法，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基本法律则应作出明确的规定：非法取得证据严禁进入诉讼程序不得做指控犯罪和定罪量刑的证据，但例外的情形除外。（2）过于注重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

过于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忽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和对人权的尊重。《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它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保证社会稳定，这就使得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判断标准落脚在控制犯罪的观念上，造成对被告人人权的忽视。由于受制于犯罪控制的观念，在具体案件中，从调查取证到证据的采用过程中，对于证据是否予以采用，都是从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对破案是否有帮助的角度来度量的，对于违反程序而取得的证据没有一个明确并且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片面追求破案率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对真相的盲目崇拜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理念导致的。应当转变观念、重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注重保护被告人人权。

证据是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实情况的客观依据。然而不同的国家对于“真实”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将查明事实真相作为诉讼制度的目标之一，具有超越法系的普遍性。这是由事实真相在司法裁判中无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就像美国证据法学大师威格莫尔曾说过：“多数证据法学家共享如下假定，既准确的事实发现应该成为证据法的中心目标。”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对事实真实情况的追求，并不等于在整个诉讼活动中把它当作是唯一的目的将其绝对化，认为证据只有能够查明真相才有价值，至于取证程序是否正当、合法，可以置之不理。这样的话，它就否认了诉讼活动中包含着诸多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使得社会基本价值被践踏，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应当完善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充分尊重程序的价值，加强对被指控者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程序合法两方面在处理非法证据排除时的砝码。（3）被告人权利不足

被告人权利不足，一旦权利被侵犯缺少相应的救济途径。对于控方行使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在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十恶不赦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在现实立法中容易忽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这样子容易造成两造力量失衡。直接表现出来，就是被告人权利不足，在面对控方侵犯其基本权利时，缺乏对其被侵犯权利的救济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辩护权的缺陷规定。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公正的最集中体现。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不足，它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使得被告人权利不足，一旦权利被侵犯缺少相应的救济途径。对于被告人权利不足，应当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予以保证。同时也应该提高司法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因为司法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特殊的全力，他们政府与公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权力与公民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在调查犯罪方面，警察有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种种侦查手段，如果不注意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势必会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警察非法行为的侵害。法律注重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更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应当防止和减少警察滥用职权。如果警察不能从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他们的非法取证行为就会自动、有效的减少，可以促使警察更倾向于使用各种合法调查手段寻找证据，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在刑事诉讼中，程序的严格和公正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证据排除制度有时可能不利于揭露犯罪，但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所以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像对待非法言辞证据一样予以彻底排除。还有获取非法证据的主体主要是司法人员，所以对他们的个人素质要提出质疑，努力转变存在于司法人员头脑中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固有观念，树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广大司法人员认清非法取证的危害，明白文明执法，文明办案的深远意义，不断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不仅要懂得实体法，更要懂得程序法，建立合法的取证观。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建议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国维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国际公约、宣言不断出台。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囚徒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1988年《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州际的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类及人民宪章》等国际性法律文件相继诞生，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正如我国学者夏勇所言，尽管在当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要以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来享有权利，而且，对权利的实际享有要受到财产、国籍、性别、能力教育等因素的制约，但人权观念无疑是权利观念的一个升华，它表明权利主体关于权利的意识从利己的本能冲动和简单的利益动机，上升到自己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层次，表明权利主体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时有了一种终极的凭籍，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向一种超功利的相互认同与合作。

在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首先得明确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是基于什么样的立法模式上考虑的。基于对我国司法发展的现实状况的考虑，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采取强制性排除模式，采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相反，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对我国就具有一定积极的借鉴意义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选择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原则。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原则予以排除，对于那些与案件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应该在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目的的同时，着重考虑我国立法主导价值观念和公民个人权利等因素。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注重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

在美国法律规定有两种排除证据的情况：一是强迫被告人供述；二是警察无合法授权的搜查和扣押。对于这两种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在诉讼之外，使其不进入审判程序。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无论是在其判例法或是成文法都作了规定。根据英国的判例法，在法庭上对于有偏见的证据要排除。根据英国的成文法，如果一个证据的取得会导致诉讼的不公正，该证据将被排除。同其相配套，为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英国议会于1984年批准了有关警察行为规范的法典。该法典对警察的权力，如拦截盘问车辆及犯罪嫌疑人，搜查扣押物品、拘留并询问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人等执法程序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并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由美国和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和英国在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上的具体规定不同，但是贯穿其具体规定背后的价值理念却是一致的，即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防止和减少警察滥用职权。

在我国，受传统的诉讼模式的“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观念的影响，在刑事诉讼运行中表现为坚持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强调国家利益、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漠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请求而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证据收集的非法性正是该观念的集中反映。非法收集的证据使得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是否具体公正性、民主性的基本准则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也顺应着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享有辩护权。负责侦查的机关及人民检查院负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的义务。对于被告人权利保护不足应当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比如①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我国现行法不承认被指控者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获得辩护服务，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就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奠定可靠的基础，也是辩护权保障完善的前提。②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随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③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在刑事诉讼中应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具有辩护人身份，以扩大律师职权。如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不被窃听和完全保密会见权、与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等，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非法物证排除的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高人民检查院于1999年1月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法律对收集证据的正当性作了程序性规定，而对违反这些程序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法律没有明确宣称该证据无证明能力。从两高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对非法取得言辞证据明确排除,而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是回避。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规定。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并且，公检法三机关对此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立法上的不足，势必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纵观西方各国在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立法，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发展是以重视人权为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根据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方式及在证明中的作用权衡有选择的将此类证据予以排除。由于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其对案件的客观证明价值不会因取证程序的违法而削弱，故一般可以采信。但是，在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等重大犯罪，非法实物证据最终能否进入审判程序，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对利益的权衡，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冲突时，后者无疑最重要，应当规定一些特殊情况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取舍。

对于采用违法手段，如秘密窃听、录音、侦查陷阱等取得证据的方式，对公民的人权造成侵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的关注，此类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将保护公民人权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秘密侦查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没有办法确定采用秘密侦查手段而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对于此类证据的取得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是也应设若干例外。一是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如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可以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我们应该在立法上对采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范围应当明确化，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采用秘密侦查手段应当实行批准程序和设置对秘密侦查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侦查人员借此名义侵犯公民人权。二是被告人同意的例外。被告人同意作为非法证据使用的非法证据，其效力予以肯定，因为被告人同意作为证据的非法证据，一般情况下是有利于其的，通过同意，非法证据的负面效应大大减少。三是该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对案件的审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些案件，违法取得的证据对案件的审结有着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该证据会导致应该受到惩罚的人逍遥法外，而受害人的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救济，并且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

结论

在我国在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针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而应该根据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并基于一定的价值取舍来选择适合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首先要站在我国的主导价值上，注重保护人权来考虑制度建设。国外的相关规则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到一个如何进行价值取舍的借鉴作用。在设立具体的规则时，我国应当采取注意考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强制排除模式虽具有更大的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它是基于对程序合法性的一种重视，换句话说，就是相对于发现事实真相，更注重程序合法、正当。而这种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是不利于案件事实发现，对案件的顺利审理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逃避起应该受到的法律制裁，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动摇司法的权威性。而裁量排除模式相对就灵活很多，对于非法证据它规定原则上应当予以排除，但同时，对那些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影响的非法证据给予法官一定权力，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其证明能力。但同时也要注意给予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当加以限制，防止法官裁量权的滥用

第四篇：2018年四川师范大学考研专业目录

四川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研究生报考通知

根据教育部《关于选拔 2018 年普通高校优秀考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通知》（教学〔2018〕013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对普通高校毕业生进入硕士阶段学习提出如下要求。

一、报考事项安排

1.考生要按照学校指定的教材和试卷进行复习，因为不同的教材内容不同。2.早复习，早准备。复习的时间一定要早，每年报考的考生很多。

3.社会上有很多虚假资料，都是一些错误的试卷和答案，误导考生，影响复习。4.为考生正确复习，安排 2018 年新版试卷,包含历年真题、考试题库、内部资料。5.复习资料 QQ 咨询 363、916、816 张老师。为考生安排邮寄，具体事项联系张老师。

二、选拔对象条件

1.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且在校学习期间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者均可报考。

2.退役的士兵，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和“下基层”服务期满后接受本科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2018〕6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3 号）要求，且具有学校普通本科学历者均可报考。

三、招生专业计划

1.招生高校和专业，详见《2018 年教育部选拔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进入硕士阶段学习招生及专业总表》（见附件 1）。

2.根据考生报名情况，教育部对高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再作安排并另文下达。从 2018年起，2我校服义务兵役退役普通本科毕业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在完成本学业后参加普通高校研究生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在教育部规定的 10%的基础上适度扩大。

四、报名资格审核

1.报名申请。报考考生按照《2018 年教育部选拔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专业对照及考 试课程一览表》（见附件 2，以下简称《专业对照及考试课程一览表》）选择报考专业，并填写《2018 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报名表》（见附件 3）。退役士兵填写《2018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后接受研究生教育报名表》（见附件 4）。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按以上时间要求直接到学校递交报名材料。

2..资格审核。考生所在院系要按照规定和条件，由班主任（辅导员）、院系对每一名参加研究生报名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籍信息、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对照情况、在校表现等情况进行认真审核。退役士兵还须提交个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和士兵退役证，由学院招生就业处进行资格审核。凡核查出存在问题的考生，一律取消其考试资格。

3.网上报名。研究生考试实施网上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的学生方可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凡报名信息与学籍信息不一致的一律取消报考资格。

五、考试录取事项

1.考试安排。取得考试资格的考生需参加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各专业综合考试以招生专业的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分类，按照《专业对照及考试课程一览表》进行命题。考务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具体事项及考试办法由学校另行通知。

2.录取。按照国家考试招生规定的程序要求。划定专业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考生志愿在最低控制线上进行投档，高校择优录取并发送《录取通知书》。对未取得本科毕业资格和毕业证书的考生，其研究生的报考资格无效，相关高校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将当年未取得毕 3业资格的考生名单报教育部。

六、入学管理要求

1.入学和管理。被录取考生持身份证、准考证和《录取通知书》按规定的时间到录取高校报到，学籍及档案材料请考生入学前到学校领取，并自行转交高校相关部门。

2.学费。研究生其学费、住宿费等执行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规定，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业。

3.毕业。学生修完或提前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或修满学分者，准予毕业或提前毕业，并 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规定的，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七、工作要求安排

各院系接到通知后，要及时将我校 2018年研究生考试的政策和要求向所属全部应届本毕业生进行传达，深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坚持信息公开、程序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做好资格审核工作。

第五篇：【四川师范大学专业】四川师范大学招生网站-四川师范大学分数线

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四川师范大学专业】四川师范大学招生网站-四川师范大学分数线

第十四条 学校在招生录取工作中实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监督”的录取体制，并负责按照当年的招生录取政策处理与之相关的遗留问题。第十五条 学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原则上为1∶1.2，部分招生计划量偏大的省(市、自治区)也可依据其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适当小于此比例，但不低于1∶1。第十六条 学校对省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科竞赛获奖者及有文体特长的考生，在同等情况下予以优先录取。第十七条 学校严格执行各省(市、自治区)为鼓励考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制定的各项“加分投档”政策，并以投档成绩作为是否录取和专业安排的主要依据。第十八条 除招生计划中特别注明的专业外，我校不限制考生应试外语的语种，但新生进校后非外语类专业的学生原则上均以英语为公共必修课《大学外语》的教学语种。此外，我校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和汉语国际教育5个本科专业在录取时有英语单科成绩要求。各专业英语单科的最低控制线由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视投档我校的第一志愿生源情况统一划定，并在学校招生与就业信息网上公布。第十九条 体育类、音乐舞蹈类、音乐剧表演类、舞蹈表演类、播音类专业(或专业方向)要求男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70米、女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60米;服装表演类专业(或专业方向)要求男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78米、女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65米。采矿工程专业由于就业的特殊性，建议女生慎报。第二十条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因身体健康状况致使生活无法自理或无法完成正常学业的考生将不予录取。同时，对存在明显身体残疾或语言障碍的考生，原则上也不能录取到毕业后可能从事教师职业的相关专业。第二十一条 学校对报考我校的往届生和应届生一视同仁。第二十二条 普通类专业的选考科目与录取原则：1.关于选考科目：对于有选考科目的省(市、自治区)，我校将依据各专业的特点和与考试科目的相关性确定考生应当参加的选考科目。同时，对于具有选考科目的省(市、自治区)，除招生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外，原则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上以考生必考科目和我校确定的选考科目成绩的总和为录取依据。在具有我校选考科目成绩的线上考生不足时，经与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协商后，我校也可录取其它兼考科目的考生;2.关于专业志愿分数级差：我校在招生录取时对同属第一院校志愿的考生的专业安排将遵循“2、2、1、0”的专业志愿分数级差原则，即第一专业志愿、第二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为2分;第二专业志愿、第三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为2分;第三专业志愿、第四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为1分;第四专业志愿及其以后各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为0分。根据专业安排“从高分到低分”和我校的上述专业志愿分数级差原则，第二专业志愿考生在专业投档时的成绩与低于其2分的第一专业志愿考生的成绩等效。其余，以此类推……。当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考生服从专业调配，学校将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调配到尚未满额的其它专业。若考生不服从专业调配，我校将作退档处理。3.对于仍未实行“大平行志愿”的省(市、自治区)，关于非第一院校志愿考生的录取原则：我校将优先录取院校志愿为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院校志愿为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能否投档我校，将由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当年录取办法而定，我校严格执行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已投档我校的院校志愿为非第一志愿的考生按下述原则确定其专业：①与院校志愿为第一志愿的考生同步投档我校的非第一志愿的考生，按分数级差为20分的原则安排其专业，即第二志愿考生在专业投档时的成绩与低于其20分的第一志愿考生成绩等效;②继院校志愿中的第一志愿投档之后，投档我校的包括征集志愿在内的非第一志愿考生，只能录取到投档时尚未满额、但又有考生专业志愿(或调配志愿)的其它专业;③如投档我校的非第一志愿考生的专业志愿无法满足，考生本人又不服从专业调配，我校将作退档处理。第二十三条 体育与艺术类各专业类别的专业考试成绩与录取原则：1.我校体育与艺术类各专业类别的专业考试成绩：我校体育与艺术类各专业类别的专业考试成绩以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的专业考试成绩为准。2.体育与艺术类专业的录取原则：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与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的基础上，考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市、自治区)相关层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及体育与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达到相应批次合格分数线的情况下，我校严格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择优录取。3.体育与艺术类考生综合成绩的计算办法：①我校体育类招生各专业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办法为：i.体育教育综合成绩=专业考试成绩ii.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综合成绩=文化考试成绩②我校艺术类招生各专业类别考生综合成绩计算办法为：i.美术类综合成绩=文化考试成绩+专业考试成绩ii.编导类综合成绩=文化考试成绩iii.美术类和编导类以外的其它各专业类别综合成绩=专业考试成绩第二十四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3个月内以各种方式进行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与文化(体育与艺术类考生还含专业)考试成绩在内的全面复查。经复查被确认为不合格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分别依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及《四川师范大学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修订稿)》或《四川师范大学学年制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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