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第一篇：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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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

作者：

来源：《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03期

国务院日前颁布《农业保险条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条例已于3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农业保险可以由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行投保，也可以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的，保险机构应当在订立农业保险合同时，制定投保清单，详细列明被保险人的投保信息，并由被保险人签字确认。保险机构应当将承保情况予以公示。《条例》要求，保险机构应当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10日内，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农业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

第二篇：创新农业保险 支持三农发展[定稿]

创新农业保险 支持“三农”发展

2015-03-16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十条”)中的第五条指出“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创新支农惠农方式”，对农业保险支持“三农”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农险”)将围绕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等问题，深入贯彻落实“新国十条”，努力开拓创新，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着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积极开拓农险新险种、新领域，安信农险的农业保险产品(含涉农险)涵盖种植业、养殖业、林木、农机装备、渔船、新农村建设、农民收入、农民人身意外伤害、食品流通和安全九个方面，其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稻、小麦、油菜、生猪、能繁母猪、林木、设施大棚保险的覆盖率达100%，做到“应保尽保”，地方特色农产品如西甜瓜、绿叶蔬菜、淡水养殖、白山羊等也得到了较全面的保障。农业保险保障程度达48%，深度达1.2%，位居全国前列。上海农业保险已为本市76万户籍农民、18万外来务农人员、27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260余家家庭农场、78家农业龙头企业提供了风险保障，满足了农户的不同需求。

二、积极探索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和气象指数保险

一是巩固保淡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继续发挥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保障“菜篮子”的作用，以均衡播种、均衡上市、均衡价格为目标，以绿叶菜市场零售价与约定价同比例降幅为标准，参考CPI指数变化作为理赔依据，对夏季和冬季生产绿叶菜的农民进行成本价补偿。截至目前，该险种已累计为上海市69.57万亩的淡季绿叶菜提供了保险保障，支付赔款超过6000万元。2014年春节期间，恰逢暖冬，菜价偏低，冬淡保险为此支付赔款近3000万元，较好地保护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稳定了绿叶菜的生产。二是探索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已向全国推广，生猪价格关系到松江家庭农场经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为保障 1 家庭农场收入的稳定，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松江试点，该险种以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为理赔依据，市场低迷时补偿农户损失。三是探索气象指数保险。安信农险联合上海市气象局分析了上海近五十年的气象数据，研发以高温和降水量为指数的保险新产品，在全国首次推出露地种植绿叶菜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期间，采用绿叶菜整个生长期内的平均气温和累计降水量作为理赔依据，一旦达到合同约定的起赔点，即按保单约定的标准进行理赔，弥补蔬菜种植保险查勘定损难、理赔时间长等缺点，鼓励种植户提高防灾防损能力和灾后的救灾积极性。险种推出以来，在九个郊区县累计承保面积6076亩次，出险面积757.2亩次，涉及合作社36户次，受到农户的一致好评。

三、拓展涉农保险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继续推进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解决农民及专业合作社贷款难问题。项目运行至今，已为2249笔贷款提供信用担保，保障贷款金额共计12.83亿元。该险种的推出大大缩短了银行放贷时间，由过去的1至2个月缩短至5天。二是继续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市食安办和食药监局的推动下，在各区县食安监管部门的配合下，安信农险试点推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覆盖全市60%以上的固定办酒会所，保障就餐人数超过600万人次，提供了累计超过62.6亿元的保险保障，已形成涵盖冷鲜鸡食用、盒饭配送、为老助餐、餐饮饭店、超市卖场、食品生产等九大方面的食品安全保险保障体系。三是在全国首创菜农高温人身意外险。参保者在蔬菜生产过程中因中暑引起死亡伤残，可得到最高金额为20万元的赔偿。四是积极探索生鲜农产品电商保险。如推出大闸蟹品质保险，保障网购消费者的利益。

四、建立农业保险大灾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一是推动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建立。2014年，上海正式颁布实施《上海市农业保险大灾(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暂行办法》(沪府办〔2014〕50号)，明确规定农险赔付率超过90%为大灾，超过150%为巨灾。保险机构在90%～150%范围内购买再保险时，市财政予以60%的保费补贴，最高不超过800万元，超过150%部分由农业保险机构使用对应区间的再保险赔款摊回部分和农业保险大灾(巨灾)风险准备金承担后，差额部分由市、区两级财政一事一议解决，初步建立了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二是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再保市场资源分散风险。合理评估上海农业生产风险，购买合适的再保险来分散种养两业险风险。依靠国际再保险公司力量研发气象指数保险，控制指数类保险的系统风险。三是贯彻落实财政部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规定计提、使用、管理大灾准备金。四是积极参与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的筹建。

五、进一步健全农业保险服务体系

一是加快建设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形成区县“三农”保险服务中心、乡镇“三农”保险服务站、村“三农”保险服务点(农业保险协保员)点面结合的三级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做到“管理到区县、机构到乡镇、网络到村组、服务到农户”。二是积极培养农险服务队伍，探索创建农险导师制，以农险专业传承为抓手，促进青年农险人才的成长；以工作规范、任务明确、奖惩分明为目标建设协保员队伍，提高协保员的服务水平。三是推进承保理赔服务标准化建设，用1至2年时间规范农险业务流程，在承保、核保、报案、立案、定损、理算、理赔、单证管理等环节形成企业标准。四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服务能力，借助为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农民一点通”“一村一网”来落实农业保险“五公开、三到户”。同时推广GPS技术、无人机技术在农险业务中的应用，完善能繁母猪保险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农险服务的精准性、便捷性。

六、健全与灾害预报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的合作机制

一是不断完善市、区(县)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建设，依托政府各部门力量，建立推委会定期沟通交流机制，推动涉农商业险发展，实施“同等条件、优先承保”的倾斜政策，以效益较好的商业险来弥补农险效益的不足，提高农险抗风险能力，促进“以险养险”工作。二是与市气象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历史气象数据支撑农险发展，开展上海露地蔬菜种植气象指数保险创新研究，共享气象预警平台，将风险预警、防灾减损、灾后处理等与气象服务工作相结合，及时向农户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三是与12316“三农”服务热线建立联动机制。农业 保险服务热线主动对接12316热线，做到无缝转接、信息共享、工作联动，方便农户报案，增强保险公司服务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四是与市农委共建涉农补贴资金监管平台，将承保数据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数据比对、公示，提高保险数量的准确性。五是积极争取政府项目扶持，在气象保险指数研发、能繁母猪信息化建设、无人机查勘研究等方面争取到农业部、市农委的项目资金支持，加快推动农险创新工作。

七、积极接受政府管理事务委托

参与新农合医疗保险第三方管理。在闵行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安信农险通过公开竞标，成为崇明新农合医疗保险的第三方管理机构。形成了“基本+补充”的第三方管理形态，继续采取“DRGS+临床路径”的管理手段和“实时结报+二卡合一”的服务模式，合理控制农民医药费的支出。

参与病死猪数据比对核实工作。安信农险接受市农委、市财政局委托，在浦东、崇明、奉贤、金山四个养猪大区(县)试点病死猪数据比对核实工作，利用生猪和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数据资源进行比对分析，定期到现场核实病死猪只数，提高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发放的准确性。

作者简介：何荣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业保险部总经理。

作者： 何荣勋

来源： 《上海保险》2014年第11期

第三篇：完善农业保险支持政策的建议

农业保险支持政策在我国是可行的，它是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壮大农业产业、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惠民工程，在稳定农村社会生活、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该政策仍需改进完善，以下有几点完善建议：

一、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也是我国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必要措施，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镇村干部和保险公司应深入农村中去，一边开展形象生动的宣传活动，以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农险的有效需求；一边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以提供出供需适路的农险险种，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保险费率。对于农民投保自筹缴费，可以尝试将农业保险与农业补助资金联系起来，还可以从保险理赔或救灾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出来“以险养险”，增加农保险保费的筹资渠道。

二、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投保组织体系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参与的方式操作。以能繁母猪保险为例，就涉及到畜牧、兽医、防疫、保险、财政和乡镇村等多个部门和组织。

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监督管理基层农险机构，并作为最后保险人接受其他农业保险机构的分保。民政部门、地方政府采取自办或与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合办的形式建立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此外还应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但要接受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指导和资金帮助，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农险经营的有关政策和规范。要成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应得到相关人员编制和经费，并作为常设机构而存在。

坚持尊重农户意愿与提高组织程度相结合，鼓励以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生产基地为载体，或以乡为单位，组织农户统一投保。可充分发挥基层站所贴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跟农民打交道多的优势，组织做好保险工作，方便群众，切实提高参保率。

三、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给予农业保险更多政策优惠

（1）增加保险品种。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扩大水稻、花生、大豆等险种的试点面，只要农民有需求，报批后都可纳入试点，还可增加蔬菜、生猪养殖等地方特点保险品种，实行总补贴额度管理，即由各县选择险种，报批后在全市的总补贴额度内统筹补贴保费。建议将更多防灾抗灾财政资金转换为保险费补贴，利用保险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保障水平；增加自然灾害保险费补贴范围，发挥财政补贴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2）提高保费补贴比率及保险金额。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逐步把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提高到占当年农业增加值的一定水平，以后逐年适当提高补贴比例。逐步提高所保标的保险金额，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和农业企业的吸引力。

四、加快农业保险基金和再保险机制建立，完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

政府不可能承担全面开展农业保险的全部的巨额补贴负担，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是确保农业保险稳定经营，促进农业稳定生产，农村稳定发展的必要选择。应当通过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在整个国内保险市场上乃至整个世界保险市场上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此外，农业巨灾证券化体系的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方式。

农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可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来支付农业保险的补贴，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补贴保险部门的超额赔偿款及适当补贴农民的部分保险费。同时健全再保险机制，再保险机构可以由中央政府建立，如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由其他经审批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机构为商业性保险公司分保，从而使风险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减少商业性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例如，美国和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

五、加强保费补贴政策同农业信贷及其他支农政策的结合

（1）加大与支农政策的结合。当前粮食直补、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各种支农补贴政府运行成本较高，农民取得补贴用于农业开支方面少的情况下，中央可调整补贴方式，将给农户的支农直接补贴转换成保险等其他方式，即将直补资金用于现由个人负担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保费，这样既可体现支农资金的效果，又可节约行政成本，还可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率提高，提升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如2004年以来实行的良种补贴政策，2009年以后对玉米、小麦、水稻、棉花良种补贴实行全覆盖，以实际种植面积向农民发放补贴，实际上是将对粮食等作物的补贴扩大为对整个农业的补贴，对农民“撒胡椒面”式的全员补助，分散了补贴目标，且每亩补贴十几元，占粮食价格的比重极小，难以形成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机制。

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2010年全市良种补贴金额为9700.2万元，补贴面积900.8万亩，平均每亩补贴10.77元，当年粮食亩产为434公斤，每亩补贴平均到每公斤粮食不过2.5分钱，效果不明显，而且由于运行成本较高、补贴面积不易核实、农资成本上涨等原因，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能力有限。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办理农业保险入手，由保险公司负责核实田亩数，农业、财政等部门参与，保险费用从补贴资金中扣除，以此依据，据实发放国家良种补贴资金，就是将国家良种补贴资金的发放与商业化运作联系起来，既解决了公平问题，又解决了效率问题，有利于提高国家粮食直补资金的使用效率。

（2）加大与农业信贷的结合。可以由保险公司担保农户向银行贷款暂付保险费。针对目前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各地可选择具有当地特色和种植规模的农产品品种，实行特色品种种植小额信贷组合保险产品，将农业产品及设施、借款人信用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组合，明确银行是保险赔付的第一受益人，即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又加大了对借款农户的风险保障，一举两得。

六、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要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尽快总结各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经验，制定和颁布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国家对农险的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作出规定。

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并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使农业保险发展有法可依。在全国性农业保险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可以试行制订地方法律法规，加快农业保险的法制进程，从而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七、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

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首先应当增加保险的透明度，投保每一投保农户均有保险手续，保险公司留存保户的保险名册，这有别于以往的对乡政府或村委会签发保险单，可以使保户更加明白保险的内容和自身享有的权益。赔款可以直接支付给民，极大地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其次，要加强核保、理赔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工作效率，方便投保人，并使道德风险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同时还要培育农村保险市场，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农业保险应拓展农业保险的外延，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凡是与农村、农业、农民有关的一切保险业务都可划归农业保险的范畴，为整个农村经济的产、供、销全过程提供全方位、立体型的保险服务。因此，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可以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实行配套运作，把科技服务、供销服务、信贷服务、救济措施、防灾、防损等与保险等项目进行统筹运作，解决农民生产资金不足和风险保障问题。

八、优化保险服务

可以通过增加网点，聘请人员等方式充实保险组织体系，加大人员、经费投入，创新保险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在承保、防灾防损、查勘定损、理赔等各环节提供优质服务。尤其是在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要第一时间内及时上门，主动服务，减化手续，在最短的时间内理赔，使农民切实感受到参保的好处。

第四篇：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下

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下）

2013年05月13日 15:07 来源：《理论探索》2013年第01期 作者：姚壬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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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不足。除少数地区外，各试点地区不存在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即便补贴，其比例也较低，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不足以弥补实际发生的费用，保险经营机构面临亏损，基层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实际发生的经营费用只能用商业性险种的赢利来弥补，这将打击其业务拓展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保险试点的顺利开展。而且，随着农业保险试点规模的扩大，保险经营机构的亏损也越严重。这也导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保险经营机构的道德风险开始显现。如有的基层保险公司为了控制农业保险业务规模，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拒绝符合条件的农户参保；有的基层公司在农业灾害发生后，则不符合原则的 “滥赔”，不惜成本超越保险范围向农户提供赔款，希望借此手段拉拢农户，树立公司形象，以开拓农村商业保险市场。

其三，“以险养险”方式受质疑。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以险养险”措施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亏损进行补偿，以激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险业务，有其合理性。但如何计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亏损程度及需要多少盈利险种来弥补亏损存在技术困难，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即使是狭义农业的边界和范围也将逐渐模糊，采取“大农险”这种暗补措施，极有可能产生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负面激励，使其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变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壳资源”，在吸取和享受优厚政策资源的同时，控制农险业务规模，以求得农险亏损与“以险养险”盈余相当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阻碍农业保险试点的深入和参保率提高的负面效果。

(四)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在联办模式下，由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风险，其关键在于明晰政府与保险公司的责任划分，以避免出现灾后的相互推诿和延迟赔付；在自营模式下，风险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以及巨灾准备金制度的情况下，单凭保险公司自己是无法应对巨灾风险全部后果的，一旦较高幅度的超赔出现，保险公司经营的持续性难以维持。

(五)中央财政支持下的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以省级政府为单位构建了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初步建立了巨灾风险基金，但巨灾的客观存在使一定区域投保农户风险呈现高度相关性，从而不满足“大数法则”。因此，小区域范围内无法实现对巨灾风险在时空上的有效分散，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仍存在较大的击穿省级基金的威胁。

三、高效运转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

从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支持的情况看，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责任划分不合理，财政支持力度有限、程度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构建高效运转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一)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政支持中的职责划分，逐步完善中央财政支持体系。中央政府要主动承担起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责任。从我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应成为推动农业保险的中坚力量。尽管如此，中央财政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仍将在改善试点工作制度环境，激励地方政府推动试点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及主要养殖业品种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保费补贴及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根据地区经济及财政实力、农业发展重要性以及农业保险需求容量，实施区域性、差异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即在保费补贴比例上，中央财政可按经济发达程度、政府财政实力、农业产值比重等几个维度划分为重、中、轻度支持区，分别承担80%、50%与20%的责任 ［4 ］。此外，中央政府应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以抵御巨灾风险对农业保险经营稳定性造成的冲击。

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财政主要承担中央财政补贴品种的配套补贴责任，同时负责向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种养产品提供保费与经营补贴，负责建立地方巨灾风险基金，实现辖区内统筹使用。由于现行分税制改革的情况下，省级以下层层向上集中财权，加剧了县级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因此，省级政府应承担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市县级财政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责任会使其财政支出压力过重，不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优化保费补贴政策，适当提高补贴程度，提高参保率。从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上看，要统筹考虑中央财政的补贴比例和地方财政的支持能力，改变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联动补贴”方式；要改变各地统一无差异的补贴比例，在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前提下确定中央财政的补贴力度。在地方财政较为拮据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补贴数额或比例要高一些，对于富裕地区，补贴数额或比例要低一些。

从地方财政保费补贴上看，应明确省、市、县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弹性和灵活的补贴方式，财政补贴要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适当提高对农户的保费补贴，提高参保率。在“保成本”阶段，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有利于增强农业保险对农户的吸引力，增强低收入农户的支付能力。但在现阶段，农民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以及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不高、保险意识不强的影响，如果完全实行自愿保险，即使在提高保险费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也将会呈现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可考虑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前提下，在提供适当补贴的同时，将各种支农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结合起来，辅之以强制性、区域性投保措施，以增加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保证必要的参与率。

(三)改进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财政补贴方式。第一，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在现行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政策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论农户共保组织或是商业保险公司，均免征种养两业的保险所得税；为促进各地区进一步推动和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探索出更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维持农业保险可持续性的财政支持体系，应适度将部分税收减免权限下放给地方，并酌情补偿因减免所致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为增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应允许其在经营盈余中提取适度比例的资金，并在税前扣除，用做保险准备金；同时，对农村营销员减免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第二，提供业务费用补贴。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普遍采用了“政府推动、保险经营主体运作”的模式，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主体又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商业保险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逐利性是其内在冲动和本质属性。因此，政府应合理调整财政补贴运作机制，建立起明确的激励机制，确保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实现剩余索取权，使得其以实现政策目标为导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对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比例及数额不能“一视同仁”，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风险大小、行业农业保险经营平均综合费用率及利润率、保险公司经营非农险业务的成果和业绩等因素来综合评定，建立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的动态评价机制，以实现对保险公司的有效约束。此外，为进一步发挥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可采用“以奖代补”等多样化的补贴发放方式。

(四)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从长期看，应将经营政策性农保业务的盈亏临界点作为保险经营机构承担责任的最高限额。因此，超过农业保险盈亏点的超额赔款责任应由政府承担 ［5 ］。但是，如果全部超额责任由政府兜底则极有可能引致保险经营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如“滥赔”、甚至和农户共谋欺诈的情况均有可能发生。为了控制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应该在超额赔款部分采用“共保”机制，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建立农险基金有结余，则按规定比例共享收益，农险基金出现超赔，也按规定比例承担赔款的机制。

(五)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要建立有效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必须有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共同支持。为了实现全国农业保险的统筹，中央财政应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保险基金，其初始资金应由国家政策专款拨付，还可包括对农业保险业务减免的税收、民政和水利部门的救灾、防洪资金中划拨一部分等，主要用于对发生巨大灾害、造成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补偿，还可用于构建巨灾风险防范设施及支持灾情研究等。省级政府建立省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每年从省财政拨付一定比例资金补充保险风险基金，地方农业保险基金可以由地方农业保险组织进行积累和管理。由于中央农业保险基金必须为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农业保险业务提供再保险支持，而且负有统筹管理全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任务，当地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偿付能力上出现问题时，还需承担“救火员”职责，因此，较之地方农业保险基金，中央农业保险基金建立的意义更为重大。

参考文献：

［1］庹国柱，朱俊生.试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税收政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5).［2］谢家智，等.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施 红.政府介入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作效率影响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12).［4］潘勇辉.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8(7).［5］王敏俊，黄祖辉.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营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2009(7).

第五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补贴频频遭险企联手地方

政府瓜分

2012年11月05日 09:29 经济参考报

补贴被骗取巨灾风险大险企“下乡难”

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记者白田田李唐宁周勉毛海峰北京湖南陕西报道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微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

低保费如何应对高风险？

农业保险本身属于高风险的险种，加之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国内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巨灾保险的损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险公司自行消化，导致难以提升巨灾补偿水平。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虽然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情况较好，一旦发生大的灾害，这块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来”。

陕西省杨凌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农业保险创新实验区。除了奶牛，育肥猪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品种，2010年开始，人保财险开始在当时试点“银保富”设施蔬菜大棚保险这一特色险种，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两年下来，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品种去年收取保费240万元，但赔款就达到330万元。”人保财险杨凌支公司经理余党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当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连阴雨，大棚受灾严重，导致设施蔬菜大棚保险亏损。“但这一块没有获得财政上的补贴，只能用其他险种的利润来填上这个窟窿。”

当地的情况并非个例，自然灾害导致的巨额赔付是商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宁松介绍，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就是巨灾风险。湖南人保8个亿的农业保险保费，如果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湖南省分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宁松说，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费，因为前几年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益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本来面貌。第一是灾害的周期性和损失的巨大性，灾害一般10年一个大的周期，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灾害；第二是农民的保险认知程度、维权意识在增强。

“巨灾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由于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费率高、门槛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难以提升巨灾损失补偿水平。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金龙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出资对再保险集团的经营管理费用给予补贴，或者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同时，减免再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此外，对于保费的确定，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压低费率，可以减少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则担心亏损而希望保费定得更高。郭永利说，保费制定存在定价失灵的问题，比如政

府将保费定得过低，让保险公司按商业化的办法来经营，而保险公司接受不了这样低的保费，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机交强险的参保率就不足10%。

庹国柱建议，应该成立类似美国风险管理局的这样机构，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对独立，负责厘定费率和起草条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十年间，农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但上述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保费收入不多，点多面广，业务风险大，保险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仅仅凭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政治热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不仅如此，在目前巨灾保险缺失、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经营逻辑上，是否真正具有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热情和冲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试图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带动其他盈利险种的快速跟进，在目前来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是否真正能将之作为有效益的业务来进行开展呢？其动力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要实践和积累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