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
辞旧迎新的钟声刚刚响过，党中央、国务院就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农业和农村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按照十六大的部署，对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政策措施十分具体，现在需要全党全社会行动起来，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真正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作支撑。我国人民从缺吃少穿到温饱有余，实现总体小康，农产品供给的全面增长、农业的巨大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要完成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农业的基础地位必须加强，绝不能削弱。只有面向市场，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优质农产品，满足城乡居民日益丰富的消费需求；只有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购买力日趋旺盛，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繁荣的农村，没有殷实的农民，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尚未摆脱贫困；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长期滞后，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亟待改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推进农村的小康建设，任务艰巨，难度很大。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全党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适应。按照这样的战略思路，就要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以考虑，切实在建设和投入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实惠。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继续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途径，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要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来。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千方百计帮助农民解决眼前的困难，谋求长远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竞争力，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把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放到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科教支农、文化支农和卫生支农，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只要全党同志齐心协力，真抓实干，把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开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把党的十六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第二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增收，关键是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此，市政协组织部分农林界委员，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２５日，深入泽州、高平、阳城、陵川、沁水１６个乡镇、４８个村、１６０户农户，围绕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和生活现状
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全市农业和报告总结农村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总的形势很好。但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发展不平衡、政策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市农村仍有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部分群众收入水平较低。２００２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２７０７元，据统计不达２０００元的乡镇有１３个、村４８３个、人口２２．５１万，其中还有不达温饱线的农民８．５万。据我们入户问卷调查：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普遍维持在８００—１５００元这个水平。在这部分地区，农民耕作粗放，生活困难，住房简陋，家具破旧，很少看到有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摆设，除吃饭尚能自立外，其它和改革前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到山区目睹一些困难家庭窘况，令我们心酸，让百姓心寒。
（一）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且长期徘徊不前
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所以低且长期徘徊不前：一是纯农业收入比重过大，仍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我市农村欠发达地区基本上是地下无矿产资源，地上无企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和劳务输出，辅之运输、农产品销售等小型家庭经营。农民收入构成分为三大块，种植业占４０．２％，养殖业占１６．５％，第三产业或劳务输出占４３．３％。有的地方种植业收入比重更大，远远高于全市８％的平均水平。如阳城县河北镇杨柏村２００２年人均收入为１５１５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就占６７．７％。有的农户则纯粹依靠种植业，一遇自然灾害，收入就大幅下降。截止２００２年底我市仍有２０００２口人生活在人均收入３００—５００元水平线上，１１６９７口人生活在人均收入３００元以下水平。二是农民现金收入低，无力扩大再生产。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是维持全家人生活用，有的家庭除了卖粮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即便是出去务工或做小本生意挣点钱，除了平时的开支外，到年底也所剩无几。如高平市寺庄镇西曲村王富贵，种有６亩地，农闲时在外卖菜。２００２年粮食产量为４８００斤，以实物折价收入为２４００元，除去投入和上交各项税费外，实际纯收入以实物折价为１４００元，仅够全家４口人生活用。一年卖菜挣２０００元，除去女儿上学、全家看病、礼尚往来、油盐酱醋生活开支后，到年底还要借钱过年，大人甚至过年连一件新衣服都不敢添。像王富贵这样的家庭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传统的煤铁产业萎缩，部分乡村出现返贫现象。随着我市煤炭、铁矿资源的日渐枯竭，依靠挖煤、挖矿及其相关的运输、服务等致富的乡村一时还找不到新的替代产业，农民收入急剧下滑。陵川县夺火乡佛水村，过去是全县有名的户均收入超万元的小康村，矿产资源枯竭后，今年农民人均收入预计在１５００元左右。类似现象在泽州、高平农村相当普遍。
（二）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１、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２００２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６１０９元，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８００—１５００元，城乡差别为４．１１至７．６１。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４０％，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生产投入占较大比重，城乡差距则达到１０１，有的家庭甚至达到２０１。
２、与富裕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县与县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２０００年，城区农民人均收入为３４１１元，陵川为２０７５元，相差１３３６元；２００１年相差１５１０元，２００２年相差１５３０元。同一个县中，乡镇与乡镇之间农民人均收入也有较大差别，泽州县的巴公镇和南部的山河镇，沁水县的加丰镇和十里乡等相差在一倍甚至几倍。
３、同一乡镇、同一村农民收入不平衡趋势加剧。这种不平衡表现为“五多五少”，即有资源地方的农民收入多，反之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的村农民收入高，反之少；头脑灵活，应变市场能力比较强的能人收入高，而思想守旧，跳不出小农经济，习惯于按传统生产的人，收入低；文化素质较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收入高，无技术的农民收入低；家庭劳力结构多元化的收入高，而纯从事农业，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家庭收入低。如陵川县西河底镇焦会村由于铁矿多，农民人均收入达２０１９元，而西河底镇现岭村无矿产资源，农民人均收入只有１４２０元；六泉乡沙场村种植药材面积大，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８９８元，而六泉乡廖池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小，农民人均收入为１３９２元；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从事汽车运输的专业户人均收入达８０００元，而纯从事农业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７５０元。
（三）欠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呈现农民看病难、子女上学难、弱势群体保障难
１、家庭收入拮据，农民看不起病。欠发达地区农村在传染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一些诸如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正在上升。由于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计，农民得了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结果是小病拖大，大病不医。对于癌症、重症传染病等，农民则干脆不治。一些家庭的主人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只能硬挺，儿女们及家人围在床前眼巴巴地看着而一筹莫展，此情此景实在让人伤心。对于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农民得了病面对医院昂贵的收费，也是望而止步。泽州县山河镇后街村农民张买玉身患脑血栓，住院半个月花了３千多，病不好就回了家，他说：“医院费用太贵，一天花２００多，种一亩地一年也挣不够一天的治病钱。”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农民张全友在一次务工时不慎从房顶掉下摔成重伤，在阳城县人民医院治疗花费了１万多元后，实在借不上钱了，只好悄悄地出了医院，回家慢慢地熬。在泽州县山河镇西土河村调查时当我们问：“家里老人得了病怎么办？”，群众说：“家里老人治病如果需要３０００元以下，儿女们分摊；如果需要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弟兄们因为摊钱就大动干戈；如果是需要５０００元以上，架都不用吵了，等着死算了”。
２、欠发达地区农村孩子上学难，上不起学。我市欠发达地区农村大部分处于边远山区，撤点并校后人口较少的一些村或自然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要到几里甚至是十几里以外村念书。在阳城县河北镇调查时，小学四年级学生就要到几十里或近百里以外的学校寄宿上学。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呆在家不念书了，当我们问到：“十几岁的孩子在家能干什么？”家长说：“现在学校收费项目太多，念初中每年就需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元，咱穷人哪能念起？！”念初中尚且如此，那么面对念高中每年需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费用，大部分家长有点吃不消。据对高平、阳城、陵川、沁水的调查，２００２年四县（市）初中毕业生２１０６３名，就有４３０８名学生因贫困放弃了考试，占２１％。通过中考，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为１０２７３名，占全部毕业生的４９％，也就是说有５１％的学生辍学流入社会，沦为新世纪的文盲，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这一比例高达８０％以上。对于每年需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元的大学费用，欠发达地区农村孩子的家长简直是望尘莫及。要么不让念，要么干脆不让考。即便一些家长咬紧牙关，为圆孩子的大学梦，最终被拖得负债累累。阳城县凤城镇尹庄村农民齐海龙之女，考入了大同机电学院，东挪西借凑了４８００元，其母焦急地说：“今年入学的钱是凑够了，到明年怎么办呢？”高平市寺庄镇西曲村王生荣，他种有４亩地，养了２０头猪，全家每年收入在６０００元以上，就这为供女儿上大学，已举债１万元。
３、欠发达地区农村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难。我市农村居民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有４．９万人，随着排查的深入，农村低保人口将得到８．５万人，占农村人口的５％。２００２年，据市民政局统计，全市共发放低保资金６４９万元，有１８９７０人享受到了低保政策，人均年补差３４２元，月均２８．５元。由于部分县级配套资金落实的不够好，实际上部分低保对象达不到月均２８．５元，有的甚至只能达到一半，有的不能按时足额领取保障金。如陵川县统计上应发放１７６万元，实际上只发放低保资金８０万元。由于低保资金是分级负担，有的乡镇不愿多报低保人数，人为地把部分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人口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外，甚至越是经济困难的乡村低保对象越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沁水县龙港镇固镇村８１岁的闫秀英，无儿无女，每天靠和别人要菜、要粮生活，一年只能享受到村里给的２０—３０元救济。陵川县六泉乡沙场村农民赵小山，儿子在打工时受伤致残，老两口养活着２个孙子，去年仅享受到１００元钱、一袋面的救助。但在调查中当谈到去年的救济时，赵小山老人仍激动得热泪盈眶，连称：“还是共产党好，共产党没有忘了咱穷人”。
（四）欠发达地区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１、（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贫穷，文化生活落后，剩余劳动力没事干，经济贫困导致了精神贫困。一些年轻人，游手好闲，没事找事，打架、斗殴、赌博、邻里纠纷经常不断。有的人一遇点挫折，就破罐子破摔，对生活失去信心，情绪偏激，对村里工作横加阻拦，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有的乡镇地域广阔，偌大个地方连个派出所都没有，这里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比如近几年偷盗树木的行为愈演愈烈，非常猖狂，等政府派人赶到事发地点，已是几小时后，盗木贼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２、农村群众办事不便。欠发达乡镇地理条件差，住户相对分散，再加上农事季节的影响，群众找政府办事和解决问题很不方便。如阳城县董封乡的农村到乡政府的平均距离为２０至３０公里，最远的达４０多公里。群众要到乡里办事，天不亮就得上路，到了乡政府，要找的人在还好说，若不在，也不敢多等，就得赶紧返回。农民办户口往乡里跑个２趟、３趟是经常的事。有一村民为了办结婚证，往乡政府跑了５次，结果结婚的日期都过了，结婚证还没办理。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办事不领结婚证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３、人口结构比例失调。一些偏远山村，中青年人有关系和门路的人都迁移走了或常年在外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形成了“老人村”，有的自然庄只留下１—２户，形成了“无人村”。在这里几乎什么工作都无法开展。陵川县六泉乡赵家岭在农网改造时，村里连抬电线杆的人都找不到。偏远山村男人结婚成家更是个问题，光棍汉随处可见，姑娘们嫁到了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有的小伙子干脆“倒插门”也不愿再回乡。阳城县董封乡柴圪塔村是本地的一个大村，全村６００口人，现在找不到对象的光棍汉就有６０来个，谁家娶个媳妇已经成为稀罕的事。
４、管理与服务跟不上。欠发达乡镇由于经济落后，路途遥远，电信不通，乡镇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显得鞭长莫及。日常通知个会议也要派人分头步行或骑车到各村，提前两三天通知才行。乡干部最怕就是下村去工作，谁都不愿意到边远的村庄去。即使去下乡，也只能车来车去，能去的地方走马观花跑一趟，去不了的村和庄，可能几年也去不了一次。由于集体经济无收入，村干部几年的工资都兑不了现，大家心灰意冷、没精打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一工作就是收钱，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少数村委会工作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
二、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欠发达地区农村整体达小康，农民稳步增收的难度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三农”问题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摆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把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摆到重要位置上。我市于１９９７年提前３年已整体达小康，我们平常更多地看到的是山耳东、东四义、皇城这样的先进典型，而忽视了仍有一批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上，在感情上与欠发达地区农民产生了距离。在基层调查时，一些干部群众说：“我市２１６万人口中有８０％以上是农民，现在是重视了百分之二十，而忽视了百分之八十，重视了富裕地区，而忽视了我们欠发达地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一些地方的倾向。二是在工作决策上，存在一边重、一边轻的问题。有些县、乡对煤、铁等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在决策和指导思想上比较重视，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很少去思考它、研究它。三是工作力度不大。对“三农”问题市里有规划，县里有计划，但有些仍停留在口头农业、文件农业上。到一些地方调查，可以普遍感到，现在无论是在叫喊“三农”的调子上，还是在抓“三农”的力度上，都比过去疲软了，说的和做的有很大差距。
（二）农民自身素质低，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弱
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匮乏，信息不灵，农民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首先是观念落后，市场意识不强。欠发达地区农民观念上不解放，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特别严重。表现为一是小农意识浓厚，农民有一种想法就是种地够吃就行。在种植品种上，粮食、蔬菜、油料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只要是家庭消费的都是需要种植的；二是思想保守，在引进新品种和推广先进技术上不敢试不敢创；三是怕冒风险，缺乏闯市场的勇气，坐在家里谋求生活安稳，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到：“给你小额贷款搞规模养殖”时，有的农民还摇头说：“怕赔了钱，给子女们留下债务”。其次是农民的文化技能水平低，对科技实用型技术知之甚少。大部分人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即便有高中毕业的，也是“文革”中普及高中、勤工俭学时的毕业生。现在知识更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部分人无异等同于文盲。第三是农民身体、心理素质差。一些农民听天由命、守穷思想特别严重。有的年轻人心里懒惰，怕吃苦，宁愿在家坐着守穷，也不愿出去打工。
（三）生存条件相对恶劣，抵御自然风险能力比较差
欠发达地区农村大多处于边远山区，山大沟深，资源匮乏，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较差。一是交通不便。山路崎岖，绵延十几里汽车根本无法行驶，只能勉强通农用三轮车；二是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山区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即便有也普遍老化失修，部分地区还存在水源不足、调蓄能力差等问题，老百姓吃的仍是下雨的积水；三是用电困难。一些山区至今仍不通电；四是通信落后。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几乎与世隔绝。去年，阳城县董封乡一个名叫马继春的副书记到李圪塔村开会，下午５点突然发病，由于无通讯工具，打电话还要跑２５里到横河镇的索泉岭村，等打通电话，不等拉病人进城，马继春同志就牺牲在半路上；五是耕地属丘陵地和山地，土地瘠薄，地块狭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民投入大产出小的问题十分明显。受十年九旱和风雹冻霜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很难旱涝保收。比如，今年上半年风调雨顺，夏收增产１５％，下半年则由于雨水过多，秋收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产。泽州、高平山区农村去年一亩地能产２００—２５０斤大豆，今年只能产１４０斤—１８０斤。
（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在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效果不明显。一是传统的种植结构，仍没有跳出吃饭农业的圈子。从种植结构看，粮食占５８％，经济类作物占２２％，油料和其它占２０％，粮食仍然是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生产经营过于分散，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户为单位，在经营行为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即便是调产也是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三是农业科技含量不高，服务、示范、引导滞后。农民不论是种地还是搞养殖只注重量的增加，不注重质的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在基层网破线断，一些优新品种引进不够，适销对路的农产品仍处于总量不足、发展不够的状态。在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些优质水果每斤１—２元供不应求，而高平杜寨、赵庄、釜山一带的黄梨每斤０．１—０．１５元都没人要。晋城油脂化工厂在沁水年需优质大豆３万吨，没有人去考虑大豆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企业只好舍近求远从外地收购。四是没有龙头企业，即使有带动能力也不强。我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数不少，但真正能形成规模、占领市场、带动基地的不多，大多数产值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超亿元的没有一家。高平厦普赛尔饮料公司是我市最大的黄梨加工企业，但其转化黄梨数量不足高平梨产量的三分之一。陵川同仁堂党参有限公司是我市最大的药材龙头企业，其销售药材还不足陵川药材的四分之一。
（五）小城镇建设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
我市１９８７年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并形成了独特的城镇发展格局，曾为我市整体脱贫达小康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时至今日，小城镇建设已明显感到滞后。一是人口规模小，容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对欠发达地区辐射带动功能不够。我市最大的中心城市，城区总人口为２６．４５万人，非农人口１８．０３万人，一般城镇规模在２—５万左右，３５个建制镇中有１／３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不足千人，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不足，第三产业发展空间狭小，有限的就业机会对欠发达乡镇剩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二是城镇工业化水平偏低，乡镇企业发展相对疲软，农民就业无门路。我市小城镇工业布局分散，且产业结构单一。随着“五小”企业的关闭取缔，加之乡镇企业机制弱化，发展缓慢，与之相关的农村运输、采掘、餐饮、商贸等产业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更加狭窄。２００２年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没有增加，大量农民反而重新退回到有限的土地上。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处于盲目、无序状态。一些煤铁、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来打工人员达十几万，而本地农民很少。即便有些年轻人自找门路能够在一些建筑工地上干点活，一年收入也就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钱，部分民工还因发不了工资无奈返乡。据不完全统计，欠发达地区农村八成以上的富余劳动力没活干，在一些地方，其一年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三个月种地，三个月休闲，三个月赌钱，三个月过年。
（六）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投入少，农民待遇不公平
农业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是弱势产业，理应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但实际上相反。一是财政上对农业的投入总量偏少。这些年来，财政用于农业资金的投入虽然每年都以一定幅度增长，但是除去事业经费增长较快外，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生产性资金，增幅并不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我市一般预算平均增幅为１９．６％，而农业支出的平均增幅为１７．１％，其中事业费增幅３２％，生产性支出增幅只有８．５％。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得到的投入相当可怜。２００２年，市级财政安排生产性支农资金１４４０万元，其中产业化资金５０７万元，共安排各类项目３５个，大部分被富裕地区的农村拿走。用于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扶贫资金４００万元，其中人畜引水解困工程就拿走３４７万元，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扶贫资金只有５３万元。三是农民待遇不公平。２００２年，全市农民上交农业税约２８３０万元，村提留、乡统筹费用为３２１５５万元，与生产性支农资金１４４０万元形成巨大反差。事实上农民在教育、住房、医疗、卫生、就业、道路建设等方面还要作出巨大牺牲，农民根本享受不到公平的公民待遇。比如义务教育在城市由政府承担，在农村则由农民负担；住房在城市可以享受标准价、成本价等福利待遇，在农村则完全由农民双手来建；医疗在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在农村却是农民看不起病；甚至水、电、气、暖在城市可以享受补助，在农村农民却是用不起水、烧不起煤，煤乡农民没煤烧。四是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存贷不成比例，实际上农民申请生产性小额贷款非常艰难，有限的资金也是扶富不扶贫，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农民只能是望洋兴叹。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资金一切都无从谈起。
（七）“三乱”行为并未得到遏制，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
中央明确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５％，实际上，在执行这一指标过程中弹性很大。一是富裕地区负担轻，欠发达地区负担重。富裕地区集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强，涉及到三提五统等都由集体垫资，而欠发达地区集体力量比较薄弱，只能由农民个人负担。如阳城县东城办人均负担１６元，润城３５元，北留４１元，凤城４３元；而欠发达乡镇次营１３２元，驾岭１３０元，董封１１６元，演礼１１６元，寺头１１３元，芹池１０１元。二是农民人均收入有“水份”，增加了农民的空额负担。泽州县南岭乡闫庄村支书常积堆说：“乡里让报人均收入２４７０元，村里没企业，田也不多，出去打工的又少，村里农民人均收入顶多１５００元，仅此一项空额负担近５０元”。三是重复征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展起的果树等经济林，土地使用税要交，农林特产税也要交。沁水县龙港镇湾则村有２片果园早已退化得不结果了，村里每年还要交２０００元特产税。四是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修路费、建桥费、学校维修费，还有许多部门、单位自行出台的收费项目，都想从农民身上“榨出点油”来。五是隐性负担凸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调查时反响强烈的是，近几年的隐性负担显现，农民承受不了。过去由农民出义务修的路现在变成了等级路，一出门就要交钱交费；有的村为解决“村村通”工程资金缺口，采取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个人小额贷款的办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造成新的隐形负债；过去烧一吨煤不到１０元，现在一吨煤１００元买不到；过去孩子在本村念书，现在１０多岁孩子到外地念书需有专人照顾等等都间接地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增加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与建议
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建设宽裕型小康市的需要，也是坚持农村稳定、事关全市大局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投入力度，实现全市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把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工作摆在第一位来抓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统一思想认识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市农业相对而言还处于劣势地位，在全市整体达小康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地区经济欠发达、部分群众生活相对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为此，希望各级领导带着感情，深入到欠发达地区农村，到农户中去走一走，看一看，静下心来和农民坐一坐，查一查到底制约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在哪里。找准问题，吃透原因，制定方案，真抓实干，把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来抓。要建立责任追究制，继续实施对口帮扶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要因地制宜，帮群众找准脱贫致富的路子，力争用３—５年的时间，彻底扭转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要动员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真正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变成广大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变成各行各业的一致行动。
（二）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关键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我市应趁煤铁形势大好、财力充足之机，要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真正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在政策和资金上向农村倾斜。一是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项目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力实施“村村通”、饮水解困、退耕还林、以改土兴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不断优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改变其贫困面貌的根本性措施。三是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三）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村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必须走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１、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基地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我市欠发达地区农业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多而杂、小而全，既没有特色优势，又没有规模效益，市场竞争力差，商品率低，农民很难从中得到丰厚的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围绕特色进行结构调整。我市的小杂粮、中药材、蚕桑大麻、蔬菜果品、畜牧养殖等，都是欠发达地区的种植优势，要分区域进行规划，按基地进行建设。同时要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通过示范效应，真正在我市欠发达地区农村形成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农产品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基地。最终吸收和带动千家万户走向市场，把农民引向富裕之路。
２、大力发展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的增值效益。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农产品要搞加工增值，必须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没有龙头企业就谈不上农业产业化。有些同志提出，市里建龙头、县区搞基地或者富裕地区建龙头，贫困地区抓基地等，这种思路很值得借鉴。在抓好现有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的同时，要面对市场做强做大一批有带动效益的龙头企业，真正把我市的小杂粮、桑麻、中药材、果蔬、畜产品等项目的生产带动起来。
３、要努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一是大力发展和兴建一批专业批发市场，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龙头——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二是鼓励发展农产品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以及农民经纪人队伍，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创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产品打出去。三是努力通过市场营销树立一批具有晋城特色的知名品牌的农产品，通过品牌效应拉动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四）加快小城镇建设，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有组织地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路子，做好增加非农收入和减少农业人口这两篇大文章。一是要继续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使乡镇企业从“五小”的死胡同走出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我市乡镇企业必须有一条重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围绕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一方面为农民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效益。在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农业领域，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这也是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二是要结合小城镇建设，加快移民并庄步伐，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转移，特别是对那些生存条件差、人口稀少的偏远村庄，可通过移民开发解决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三是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务输出。首先，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劳务开发的领导力度，要从组织领导上、政策保障上、运行机制上和工作监督上保证劳务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力争使我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本地务工人员达到一半以上；其次，要建立健全劳务市场体系，多渠道、多形式搜集用工信息，克服盲目输出、无序输出；第三，要从强化培训入手，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竞争力；第四，要强化输出管理服务，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消除群众看病、子女上学、弱势群体生活之忧
１、尽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建立并有效运转，关键在于有无充盈的基金。市县两级政府要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的补助尽快足额列入财政预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根据情况对农民医保进行适当补贴，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贫困家庭和“五保户”，政府应设立贫困医疗救助资金予以补助。要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捐助赞助工作，力争使这一制度一经建立便长效健康运转。
２、建立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制度，保障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欠发达地区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的投入。一是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改变由农民负担办学为地方政府办学；二是取缔农村中小学不合理收费项目，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全面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即对学杂费、书本费由中央有关部门规定一个最高收费限额，除此之外，不再向学生收取任何其它费用；三是建立和健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四是设立政府专项教育救助资金，对那些确因家庭困难而上不起高中、大学的学生进行补助；五是广泛动员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捐资助学。
３、全面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使农村弱势群体衣食无忧。针对我市去年农村低保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建议：一是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了解这一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二是要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排查力度，力争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做到应保尽保；三是要保证市级财政低保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县级配套资金的落实，确保低保对象足额领取保障金；四是加强监督，严格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这一“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公平、公正。
（六）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素质，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基础性工程
提高农民素质的目的就是要使农民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效地组织生产增加投入。一是转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破除僵化保守、小农经济、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等思想，树立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的意识。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农民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各种措施，对农民进行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的再教育工程，特别是进行文化知识、科技知识、营销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这是一项战略性工程。三是要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养殖大户、种植大户和经营大户。通过这些大户，来影响和带动千家万户，这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先导力量。
（七）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今年在全市已全面推开，要保证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落到实处。一是要执行全省统一的农业税和附加政策，彻底取消乡统筹、屠宰税、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实行“一事一议”制度，“一事一议”筹资额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１５元。村内公益事业发展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决不能把“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变成农民负担的固定项目。二是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村和户计税产量的确定，要采取民主评议，张榜公布，让大多数群众认可的办法。计税产量确定后，要保持长期稳定不变。对承包土地较多、改革后负担有所增加的农户，要通过减免、调整常年产量等办法，把负担减下来，确保“村村减负、户户受益”。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生就学、计划生育指标审批、农村结婚登记、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方面乱收费的专项治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四是通过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途径，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逐步地、有条件地把农村干部的补贴性工资列入地方财政开支，以调动农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积极性。
（八）加强基层班子建设，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为农民增收提供组织保证
村级干部是农村工作的生力军，要改变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认真解决当前基层班子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精神状态不佳的问题。部分欠发达地区村干部过分强调地方偏僻等客观原因，工作积极性不高，精神状态疲软。靠这种干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是没希望的；二是工作作风不实的问题。有的村干部工作浮夸，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对矛盾和问题很少考虑和研究。靠这种干部，农民增收只能挂在空处；三是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有的村干部年龄老化、素质偏低，起不到示范带动作用；四是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个别村“主干”私心太重，不能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五是基层班子瘫痪的问题。个别村干部只顾个人发展，组织徒有虚名，不能带领群众走致富的道路。为此，要加强基层班子建设，规范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正确处理好党支部和村委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农民致富提供组织保证；要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注重把那些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的返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致富带头人等纳入视野，重点进行培养，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要强化教育培训，用科技知识、市场知识、法律知识等武装村干部的头脑，提高其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和本领；要推动民主管理进程，严格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实施“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我国２０００年实现人民生活基本消灭贫困，并达到小康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使这一宏伟目标的按时实现任务艰巨。从多种视角深入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对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９．３倍，宁夏增长７．９倍，农户生产和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显著改善，但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增长速度缓慢是当前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将影响农民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１５．９元迅速增加到２９８．７１元，增长１．６倍，年均递增１７．１％，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１５．７％。其超常规高速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等政策激励。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１９８４年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６９％，农副产品趋于丰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４８１３２．９万元增加到１０９８６２．２万元，年均递增１４．７％；粮食总产量从１１．７亿公斤增加到１５．４亿公斤，增长３１．６％，年均递增４．７％。实现了农民收入与农产品供给的双增长。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３２５．９０元增加到４８０．２０元，增长４７．３％，年均递增１３．８％，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年均递增６．２％，比第一阶段的增速减慢。突出特点是收入和粮食间波动很大，且表现出相关性。１９８６年粮食增１０．３％，收入增１３．２％；１９８７年粮食减９．８％，收入减１．９％；１９８８年粮食增１８．２％，收入增１２．２％，这一时期，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粮食生产形势，农村经济政策环境对农业发展出现不利影响。取消了粮油加价，收购压级压价，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粮食面积减少过多过猛，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锐减，水利设施老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非农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就业和收入并不稳定。
第三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５３８．３０元增加到１０３７元，增长９２．６％，年均递增１１．５％，慢于前两阶段。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收入持续衰减。１９８９年减０．１２％，１９９０年增２％，１９９１年减０．７３％，１９９２年减１．７５％，１９９３年减０．０７％，１９９４年增６．２％，１９９５年减０．４％。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比较关注农业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宁夏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７．７亿公斤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０．２９亿公斤，而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农产品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效益降低，出现了增产不增收或少增收的现象。
分计划期来看，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递增速度，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为１９．８７％，“六五”时期为１１．２７％，“七五”时期为５．３６％，“八五”时期为１．１％，也是逐期衰减的。如果要在２０００年实现１２００元的小康目标，今后５年农民实际纯收入必须每年平均增加１１４元，递增１３．８％，这是个很高的速度，在现有的宏观和微观条件下，实现小康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二）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落后状况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将会成为影响全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
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１．与全国农民收入的差距。宁夏处于西北高原丘陵沟壑区和风沙干旱区，自然条件严酷，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经济环境闭塞，农民收入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间，宁夏与全国农民收入基本同步增长，分别为１．８倍和１．９８倍。差距从１７．６７元增加到７１．７２元，但还不算太大。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间，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增长６５．８％，比同期全国增长速度快１４．５个百分点，差距在波动中缩小，１９８９年差距为６３．２１元。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仅增长９３．６％，而全国增长１．６倍，差距迅速扩大到１９９５年５４１元。在全国的位次由１９８４年的第２０位，１９８８年的第２１位，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第２６位。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８０年代居第二位，９０年代退居第五位。在西北五省区中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宁夏农民收入的衰减并不仅仅是受地域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
２．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间，宁夏农民收入以１８．８％的高速度超常规增长，从１１５．９０元增加到２７３．７８元；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从３２０．４０元增加到４８６．３６元，年均仅递增８．７％。农民与市民的收入比从１∶２．７６缩小到１∶１．７８。１９８４年后，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中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严重，机关中工资几经调改，市民生活费收入增加较多。１９９５年达到３０２６．４７元，年均递增１６．３％；而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间农民收入出现波动和衰减，年均仅递增１２％，收入比又扩大到１∶２．９２，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收入绝对额差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４．５０元扩大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８９元，近乎三个农民的收入才顶上一个市民的收入。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市场萎缩不振，影响了工业品的销售，也影响了农业投资的增加。
３．农村居民集团内部的收入差距。１９９５年，农民中收入最高的２０％人口的平均纯收入为２１４３．５０元，收入最低的２０％人口的平均纯收入为２４５．２０元，高低差距１８９８．３０元，高低收入比为８．７４∶１，而１９８４年时才３．２６∶１，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因素所致。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１９８１年为０．２６５１，１９８７年为０．３２１３，１９９５年扩大为０．３７３７，已经接近分配不平等线（０．４），这种整体上的差距与区域间的差距变动是同步的。山川收入比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１．６扩大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６。１９９５年宁夏川区农民收入平均为１５２９．８１元，山区为５９９．６２元，差距为９３０．１９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７５．６０元扩大１１倍，而且农民集团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差距造成的。１９９５年基尼系数宁夏川区为０．２３６４，山区为０．３７０６，均小于全区数，表明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差距越大。由于回族主要聚居在南部山区，宁夏山川农民间的收入又主要是回族和汉族农民间的差距。１９９５年宁夏汉族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２５．９５元，而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仅８６２．６６元，差距２６３．２９元。１９９５年全区农户中人均纯收入３００元以下的户占２０％，３００～５００元的户占２６．９％，５００～８００元的户占２８．０４％，８００～１５００元的户占２０．４４％，１５００元以上的户占４．５６％，近几年低收入户比重上升，返贫现象值得重视。长此下去，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二
不发达地区农民收入问题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社会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寻求对策，最终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
（一）在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实际纯收入并未随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原因何在？
宁夏农民名义纯收入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一直呈波浪式增长，近三年是第三次高增长期，其增幅并不比８０年代初低，然而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纯收入却截然不同。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间，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递增１６．６％，而价格影响因素年均仅为２．１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控制较严而化肥良种等投入激增，土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是其主因。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放权是其特征；农村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并存，流通秩序混乱，买难卖难交替出现。价格影响因素增强，年均为４．９８％，农民实际纯收入剧烈波动，年均递增６．９６％。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仅递增０．７％。９０年代最初三年农民名义和实际纯收入的双重衰减显然有治理整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素；而近三年价格因素年均递增１７％，农民收入的虚增实减，则是个更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被称为“高价农业”。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到位，工业无偿占有农业剩余价值的时期已经结束，逐步进入工业、农业各行其道的发展阶段了”呢？带有全国普遍性的农民名义与实际纯收入增幅背离的现象，正说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收益，早已被农村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所侵蚀。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宁夏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费用由１４７．２１元猛增到３７０．９９元，每元投资纯收益从２．６０元降到１．６０元。据测算，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比值剪刀差已经从１９８８年的１５．７４％上升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５１％，此间农民的剪刀差贡奉额累计已达２７亿元。农民并未真正在高价农业中得到实惠。另外，国民经济通货膨胀严重的年份农民收入受价格因素影响极多，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农民收入的虚增和贬值。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现在对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刺激作用已经越来越弱。近三年政府的价格政策不过是对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抑制物价的补偿。虽然可以有限地调动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积极性；但由于牌市差价仍然较大，并不能说农产品价格已经到位。目前宁夏农民交售给国家的粮食约占生产量的９．９％，商品量的２６．４％，粮食商品率为３７．６％。在农业商品率较低的西部地区，农民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政策中得到的实惠十分有限。像宁夏这样的工业品高输入型地区，更是不足以抵偿工业品价格上涨所增加的负担。近年来农资价格（除柴油外）放开、财政补贴取消、汇率并轨等改革政策造成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价格和心理预期的提升，都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农产品供需和价格形势来看，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增长已成强弩之末，我们也必须改变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传统思路。
那么，农民收入的衰减是农业生产出现问题了吗？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收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量，收入的衰减并不一定代表生产的滑坡。１９９５年宁夏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３５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均递增２．４６％，比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递增速度２．９５％略慢，离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间的超常规增长速度９．７１％相差较大，但仍然是正增长。从８０年代中期起，农产品的供给制约已经转变为需求制约，主要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趋于下降，更改变了农业增产农民必然增收的对应关系。
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形势，我们可以肯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间，宁夏农作物播种面积虽然稳步增加，但受农业科技未有重大突破和自然灾害频繁等影响，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难以提高，粮食总产量一直在２００万吨左右徘徊，且玉米、豆类、薯类等粗粮增产并不能弥补水稻、小麦、油料和甜菜等生产波动的损失。畜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羊只年末存栏减少，羊肉产量波动。特别是南部山区连续多年干旱，农牧业生产滑坡。１９９５年农民名义纯收入仅比上年增长１．２％，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减少１１．５％。宁夏川区农民纯收入虽然增长相对较快（１９９５年名义增长２７．９％，实际增长１１．８％），但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小，决定了农业不可能随其产品价格的上涨而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近些年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不稳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个别籽种等经营部门还坑农害农。宁夏自８０年代至今，水稻和小麦品种长期未能更新换代，致使其抗病丰产性能逐渐减弱，１９９６年种籽仍然质次价高，市场萧条。其传统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只有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只有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住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农业收入能够在生产增长的坚实基础上迅速增加，避免城市利益侵蚀。如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保护农民的利益，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和严峻的任务。可喜的是，“九五”计划期的第一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组织推广大量先进和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期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尽快得到根本改变。
（二）在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依靠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来缩小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吗？
依靠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初步实现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使农民收入长期持续高速稳定增长，是东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的成功经验。十几年来我们对各种模式耳熟能详，络绎不绝地去取经。然而在东部农村经济早已进入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的今天，西部乡镇企业却发展艰难。１９９５年，宁夏乡镇企业单位数１１．７４万个，从业人员４０．５万人，总产值５６．８７亿元，首次超过了农林牧渔总产值（５６．５５亿元）。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规模效益等方面的缺陷，其经营状况并不容乐观。乡镇企业中第二产业产值虽然占６７．２％，但从业人员最多的还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第三产业。宁夏乡镇企业虽也不乏成功之例，却是全国乡企资本负债率最高、经济效益最低的省份之一。扣除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占用耕地等外在因素，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影响极小。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中得到的劳务收入为２０．２１元，仅占纯收入的１．９％，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也远远低于国营单位提供劳务的报酬１０９．４１元。农民家庭经营的第二产业纯收入人均也仅为１８．６１元，以运输业、商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纯收入为８６．５０元。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５９３．５７元，牧业纯收入８０．８８元，两项合计占纯收入的６５％。分地势来看，川区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为３８３．７５元；山区近年来连续干旱，比较重视劳务输出，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１９２．２７元，二者都以劳务收入为主，川区非农产业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上升。宁夏农村非农产业严重滞后，是形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一些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总是希望西部能够借鉴东部模式而使经济结构与其同构化，以此来缩小差距。公有制经济和农业的高比例被认为是体制不活、发展落后的标志甚至是原因，这种思路多少影响到了决策层。目前中央对发展中西部乡镇企业十分重视，宁夏也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九五”期间确保农民人均收入突破１２００元的主要途径和力争农业和农村经济有较大发展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这种形势下，要头脑冷静，切不可期望过高，急于求成，以致拔苗助长。工业化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西部的优势是资源优势，加工业的落后正说明其劣势所在。十几年来乡镇企业没有能够成为西部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短期内更不可能后来居上。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宁夏应以政府主导型为工业化的主要形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部的政策倾斜和对西部的投资减少，使强调增量改革的政策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弱化；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使西部建设长期形定的资本存量并未发挥良好的效益。城市经济自身发展都举步维艰，更不可能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给农村经济以有力的支持。但在国家经济建设重心西移之际，宁夏必须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解决“瓶颈”问题的重点工程。自１９８８年国家取消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每年递增１０％的定额补助后，宁夏累计失去约２０多亿元的补助，而且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间资金还净流出近１亿元。宁夏财政几乎到了连吃饭都保不住的境地，地方投资能力不足困扰着宁夏的发展。我们必须一方面争取国家的支持，一方面自力更生，深化改革，盘活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项目，积极加速东西部的合作。乡镇企业也应提高科技含量，合理布局。宁夏不宜强调离土不离乡，也不宜遍地开花搞小城镇，应以县市所在地为基础加速城市化进程，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近年来通货膨胀加剧、农业生产资料短缺、农产品流通不畅、农民负担加重，都说明没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没有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宁夏与邻近省区农民收入的差距并不是非农产业造成的，主要在于农业和牧业。相对而言，新疆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１９９５年其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２５１２．９０元，是宁夏的２．３倍，农民纯收入水平因第一产业而比宁夏高１００元左右。而其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纯收入人均分别为５．０５元和９４．３２元，获得劳务报酬６４．５０元，并不比宁夏高。但由于农产品有效供给充足，市场物价比较稳定，新疆农民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比１９９４年实际增长１０％。虽然新疆的位次也在后移，但其发展后劲却颇为强劲。农业被认为是宁夏的优势产业，宁夏也在争取成为西北重要的农业基地，在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的情况下，继续重视农业生产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九五”期间，国家强调以改造中低产田为突破口，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宁夏计划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１２０万亩，增加有效灌溉面积１１０万亩，将复种指数从１２０％提高到１３５％，使农业成为宁夏高产优质高效的支柱产业。目前宁夏在积极推广农作物栽培等新技术的同时，着重开始实施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希望通过扬水开发荒地，从根本上解决缺水这一制约南部山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改善生产条件，实现脱贫目标。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山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拖全区后腿的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宁夏市场狭小，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是其唯一的出路。而农业生产能力较弱，能够外销的农产品数量有限，宁夏顶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农业基地。何况农业比较利益低，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形成粮食、经济、饲料、蔬菜等农作物多元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饲料工业，增加附加值，把养殖业作为中长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为此，一要控制人口。人口自然增长过快是制约宁南山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宁夏农民收入被人口因素拉低近２０％，回族作为已经超过１０００万人口的民族，不应再享受国家生育优惠政策，应该尽快修改目前的“一、二、三”生育政策。继续坚持移民吊庄、劳务输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南部山区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二要保护资源，重点在于耕地和草原。保护耕地是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前提，要加强宏观管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合理流转机制，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发展节水农业。还应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滥挖甘草破坏草原现象，对个体经营的小甘草膏厂也应予以取缔。
总之，农民收入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突破狭窄的视野，才能够真正弄清楚其症结所在，也才能够有的放矢。不发达地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已经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产品供给，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又短时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应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基础投入和科技投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解决农业生产资料短缺和高价问题，并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同时，应该正确认识乡镇企业的地位，恰当评价其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协调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和农业的关系，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篇：为民办实事,重点在“为民”
为民办实事，重点在“为民”
为民办实事，这几个字常见诸于政府文件、新闻报道、领导讲话，它是政府部门一切工作的初衷和目标。为此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或者看到，政府部门为了达到为民办实事的目的，常常出台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以及做一些实事工程。
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第一线的大学生村官，我常常和当地的老百姓聊家常，问他们对于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的看法。可另我意外的是，很多老百姓对政府做的一些实事工程、惠民政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我甚至从他们口中听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词语——劳民伤财。
劳民伤财？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实事工程、出台的惠民政策居然在不少老百姓口中得到了这样一个评价，这不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政府花了大价钱，出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绞尽脑汁为老百姓服务，到头来却是吃力不讨好，反而惹得一身骚。
问题的根源的在哪里？
一日，我们村举办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的活动。这是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活动，我全力以赴、兴致盎然。
体检第一日，一百多位老年人领着体检通知单，兴致勃勃的来到了体检的地点，原本八点钟准时开始的体检，不少老年人七点不到就已经等候在原地了。当体检开始的时候，不大的场地便密密麻麻的挤满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体检的内容共有七项，分在七个不同的位置，老人只需拿着体检表，依次将这七项全部检测完毕即可。然而，在体检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体检的地点不大，且没有空调，一百多号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使得空气非常不流通，闷热难耐。其次，体检秩序极度混乱，每一个体检项目都被拥挤的人群给围满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轮到下一个，于是插队、拌嘴、推搡，热闹哄哄；最后，原本计划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体检，足足推迟了一个小时才全部完成，而且，因为体检的要求，所有体检的老人都不允许吃早饭，饿了一个上午。
事后，很多老年人怨声载道，有人对我抱怨说，因为这次体检，原本没有病的身体，都被硬生生憋出病来了！
这句话，无疑深深刺痛了我，好心办成了坏事，办了实事却没有做到为民，反而伤民。回到家，我深刻总结了这次事故的原因，痛定思痛，我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体检第二日，我立即对体检的流程做了小部分的调整。原本八点钟准时开始的体检，我将其提前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对每一名老人，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进行了编号，当体检开始的时候，编号靠前的前二十位老人首先进行体检，其余的老年人在阴凉处就地休息，当前者体检完毕，再安排十位老人前去体检，依次轮流；最后，我加紧添置了几台大功率电扇，又买了一些小点心和饮用水布置在现场。
整个体检过程井然有序。老人没有抱怨、医务人员没有抱怨，不但体检时间提前结束，还得到了所有老年人的一致夸赞。
同样的一件事，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通过这件事，或许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很多时候，为民办实事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然而往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办实事而没有做到为民。比如出台的一些惠民政策，往往需要老百姓准备很多材料，跑遍很多部门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份“惠民“；又比如一些实事工程，没有咨询过当地老百姓的意见就草草上马，最终落得个形象工程的“美名”。
办实事，而没有做到为民，对老百姓来说就好比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为了得到一千的实惠，却要付出八百的代价，甚至更多，这怎能不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花了大量老百姓的纳税钱，却只建造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这怎能不让老百姓嗤之以鼻？
所以，当我们在为民办实事过程中，必须时时刻刻做到为民，始终把为民两个字放在第一位，设身处地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是否会侵犯到老百姓的利益？是否会让老百姓遇到麻烦？又是否能够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我想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那么为民办实事这几个字，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
第四篇：和谐促发展 全面奔小康
和谐促发展 全面奔小康
xxxxxx事迹材料
xxxxxx地处讷漠尔河南岸，G111国道两侧。是讷河市唯一的朝鲜族村，全村有2个村民小组，190户，人口920人，共有党员24名，在家党员7名，劳动力420名，在家劳动力40名，耕地总面积8500亩，水田面积7000亩，全村以种植水田为主。农民人均收入8500元，村集体收入85万元，村集体累积达160万元，固定资产90万元，先后被评为齐齐哈尔市级文明村标兵，升级生态村等称号。
多年来，xxxxxx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村民们辛辛苦苦一年，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近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壮大，村里的土地逐年减少，为了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党支部提出了“抓支部强队伍、更新观念创财富”的口号，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里先后引资兴建了南阳河米业、建起了两个占地20多亩的农家乐风情园，使全村集体积累达到16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一、抓经济发展，为和谐村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一）调结构、促增收。全胜村人多地少，如何充分挖掘地域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努力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是村“两委”班子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经过走访农户、座谈了解，外出考察学习，村党支部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了“依托城郊优势，主攻有机水稻”的发展思路，发挥群众有种植水稻经验的优势，引进高新农业技术，投资50万元发展有机水稻1500亩。实行集体统一筹资，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分户管理，分户结算，分户取酬的“六统三分”管理模式，使每年人均增收3000余元，集体每年增收20万余元。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引导村民种植甜菜，人均收入300元，实现了“群众快速增收致富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双赢的目标。
（二）上养殖、促发展。为了给更多的群众提供一个增收致富的平台，村“两委”班子提出“以养促种、以畜促农”的种养结合新路子，在乡党委、政府确立的笨鸡、大鹅养殖发展模式思路的引导下，村干部带头投入，村民积极响应，在不到10个月时间里就建成了占地110亩的家禽养殖基地，促进了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现全村笨鸡有4000多只，大鹅2000多只，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
（三）兴产业、宽路子。“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为将集体资产盘活，村“两委”班子顺应形势,他们做出了依托朝鲜族少数民族的优势，向韩国转移劳动力380人，并多渠道开发，多方位发展，极力打造现代化农村，积极开辟了一条“以资本经营、资源经营、搞活集体土地经营，以地生财”的新路子。
（四）抓制度、严管理。村民富了，村集体积累多了，如何管好、用好集体资产成为村民的焦点。村“两委”班子严格按照镇党委、政府的有关规定、制度，对农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部公开上墙，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民主管理，认真落实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一事一议”制度，对村财务实行了“村有、站管、乡监督”的管理模式。提高了村集体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近几年村里还先后投资建设村道路、农田水利、学校教室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村里还为去世老人的家属补贴丧葬费，极大地鼓舞了全村村民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
二、抓思想建设，为和谐村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十二五”期间全胜村将全面围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狠抓村级班子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整体水平为切入点，进一步推进地区农村经济向更高台阶迈进。
（一）进一步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村干部任用机制。在村党支部书记选配上，坚持多渠道选人，采取“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交叉任职”等办法，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抓发展有本事，勇于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具有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本领的“双强”优秀人才担任党支部书记。
（二）大力实施“村干部素质工程”，提高村干部执政为民服务群众的能力。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狠抓村干部培训工作，提高村干部的执政能力。一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最具战斗力的组织力量。二是大力开展村级干部学历培训，进一步提高村级党组织的整体素质。三是加强村党员干部的科技培训，使他们能真正成为当地的生产科技带头人，为村级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四是加大村级干部的双语培训，使其能真正成为广大村民的贴心人。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干部激励机制，调动村干部服务群众和为民办事的积极性。为开创农村干部创业的良好局面，充分调动广大村干部服务群众和为民办事的积极性，要大力营造农村干部踏实干事的舆论氛围，进一步加大评选表彰优秀村干部的力度，为广大村干部在基层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体现干好干坏不一样，干和不干不一样的工作机制。
（四）积极推进农村村级阵地建设，依托“阵地固村”建立现代化农村。“十二五”期间继续把农村阵地建设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快农村文化阵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与科技培训、文化、卫生等活动有机的结合，将村民集中起来进行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以此来提高村民素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稳固村干部在村民心中的地位。
（五）加强“民主管村”，大力实施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形成村级民主管理的良好机制。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力度，加强整顿村干部工作作风，把解决有章理事的问题作为村级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形成村级组织民主管理的良好机制。加强实施村级组织规范管理，形成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依法履职，各配套组织各司其职、富有成效开展工作的村级组织规范化管理格局；进一步规范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和管理程序。明确责任，公开村务，及时接受群众监督；继续推广村干部星级化管理，建立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民主管理，推进村级民主，实施“阳光工程”，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六）加大“依法治村”工作力度，构筑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把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排头兵，把政治上坚强作为选拔村级干部的首要标准，把旗帜鲜明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政治立场作为村干部任职的重要条件；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加大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训力度，规范讲经内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群防群治网络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治安防范体系，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七）加强内部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对科技成果的认识，村党支部积极组织村民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对村民进行作物种植、牲畜养殖等等方面的培训，使农村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农民从中得到实惠。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村干部将季节性富余劳动力有机的组织起来，开展多方位有偿服务，积极为农民的增收想方设法。
全胜村是讷河市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范，该村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物，为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新路子，该村将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不懈地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全胜村新型农村经济建设跨入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先进行列。
第五篇：全面脱贫 共奔小康
全面脱贫 共奔小康
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一直是我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脱贫攻坚，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明确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脱贫攻坚先易后难，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决战“硬骨头”，关键在责任落实。干部下基层结对帮扶、双向全覆盖。同时，需要党委政府的担当、干部的担当，也需要社会的担当。要汇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打出“组合拳”，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联合、齐抓共管的“大扶贫格局”。决战“硬骨头”，要善用“他山之石”，借鉴其他地区在脱贫攻坚中探索出的好的经验做法。产业扶贫需要依托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宜商则商，要不拘一格推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当然，扶贫对象自身的担当也不可或缺。目前有些贫困村、贫困户扶不起，不是他们不能致富，而是他们缺乏脱贫致富的勇气，缺乏勤劳实干的精神，缺乏人穷志不短的信念。扶贫先扶志，要强化贫困户的担当意识，坚持脱贫攻坚中决不养“懒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１３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总书记深情话语犹在耳畔，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之力。脱贫攻坚，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小康。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