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减刑制度的思考

第一篇：对现行减刑制度的思考

对现行减刑制度的思考

目录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1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2（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3（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4（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5（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6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6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6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7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7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8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8

内容摘要：罪犯减刑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做法，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历来理论界对减刑权的归属问题上由审判权与行刑权之争，减刑权作为一项行刑权，在现实归属于法院管理，法院作为量刑权的专职机关兼顾行刑权，势必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减刑适用条件不合理；减刑比例规定人治化；罪犯在减刑工作中应有的权力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设立减刑制度初衷。因此，在现实工作中，减刑权应归属于监狱执行机关；减刑权的具体操作应有利于罪犯改造与提高司法效率；减刑条件设置应趋于合理可操作性；加强司法监督，保障罪犯权利，完善罪犯权利救济途径等。总之，完善法制体制，加强刑罚执行专项化，积极尝试创立新型合理监狱制度，加强多方位监督势在必行。

关键词：罪犯；减刑；监狱；法院

减刑是刑罚执行过程中一项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监狱法》的颁布、《刑法》的修订让减刑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所涉及的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善。笔者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减刑制度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但不利于实现减刑的真正目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司法不公。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进行粗浅的分析，探究有关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减刑制度更加完善。

一、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减刑权的性质存在模糊认识

有人认为减刑就是对原判刑罚的减轻，即对于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是对宣告刑的减轻。有人认为减刑是对罪犯服刑表现的一种奖励，当对罪犯执行刑罚经过一定的期间，罪犯有了一定的悔改表现，适当减少部分刑罚，这样既符合行刑经济性原则，也符合我国一贯倡导的教育刑目的，以缩短服刑时间作为对罪犯改造成绩的肯定，并以此促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不当之处，减刑应是减轻刑罚的执行刑期。原判决是审判机关根据行为人的罪行、法律规定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决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罚种类和轻重，是不可更改的。在刑罚执行阶段，现实存在的是执行刑，所谓执行刑是指刑罚进入执行阶段后，行刑机关对罪犯需要执行的刑期。如宣告刑为10年，已羁押1年，则执行刑期是9年，减刑是对这9年的减轻，而10年宣告刑是不能减轻的。减刑只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在法定的限度内缩短其尚需执行的刑期，刑罚执行开始前，执行完毕后，不可能发生减刑问题。与审判机关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之目的不同，减刑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对罪犯的改造起着调控功能，并服务于刑罚执行“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之目的。

与此相对应，理论界对减刑权有审判权、行刑权之争。笔者认为，减刑权属于行刑权的范畴，因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它仅仅是减少对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限，而不是对原判决的改变。是行刑调控的手段，是对表现良好的罪犯的肯定与激励，是根据改造过程中罪犯的客观表现和人身危险性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实施的，属于行刑权。

（二）减刑权的归属不合理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减刑由法院决定，这也就是说减刑权归法院行使。纵观世界，减刑权的归属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审判机关决定减刑，二是由行刑机关决定减刑。我国和前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采取第一种模式。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二种模式。

讨论减刑权的归属应当作如下分析。首先应更有利于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减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罪犯真诚悔过认

真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减刑权的行使并非只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那么简单，而是一项融刑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为一体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罪犯是否把减刑看作是对一个阶段积极改造的奖励，并把它作为继续努力的驱动力。那么行使减刑权就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着专业的改造（矫正）知识；二是全面了

解罪犯的改造情况。监狱是国家专门的行刑机关，对于改造工作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掌握罪犯改造的规律和特点，能够根据罪犯的综合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的决心，并可以随时监控罪犯的行为，及时根据其行为做出奖惩决定，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而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改造工作较为生疏，对罪犯的了解只停留在书面材料之上，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片面的、僵化的。只能根据文字材料决定罪犯减刑与否，这种做法及其后果给行刑工作带来了种种弊端。近年来，部分法院做出减刑裁定的依据侧重罪犯的犯罪恶习、是否累惯犯等早期因素，而淡化了罪犯在刑罚期间的改造表现，这歪曲了国家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

其次，应当注重司法效率。心理学及实践经验表明，及时的评价比延迟的评价效果要好，奖励越是迅速及时就越能激励罪犯的改造信心和决心。从监狱整理材料提出意见后上报到法院再由法院作出最终决定，往往需要一到两个月，各监狱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连罪犯档案报送到法院，法院审查裁定后又要到监狱去宣读，前后大量的诉讼资源被耗费掉了。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各类经济、民事、刑事审判案件己不堪重负，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减刑事务。每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辖的监狱都不止一个，有的有六七个之多，算上公安机关中的刑罚执行单位就更多。在实践当中，大多数地区规定一年只集中办理两次减刑，这虽然缓解了法院方面的工作压力，却给减刑工作的及时开展带来了困难。积极认罪悔过的罪犯在其取得改造成绩时，处于急需激励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减刑肯定，而减刑裁定送达时改造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已不适宜减刑，这就使减刑工作的效率性大打折扣。

加之前面探讨的减刑权属于行刑权之本质，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法院行使减刑权的体制应予纠正，只有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能更好地改造罪犯，才能提高行刑效率，实现刑罚之目的。

（三）减刑条件设置不合理

对减刑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过多。依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可以减刑，而实践中并非如此。199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罪犯减刑的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其中第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次减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适当缩短起始和时隔时间。”依照这个规定，有的罪犯因原判刑期短在看守所羁押时间长，到执行单位余刑在两年以内基本上已无减刑的可能。有的罪犯又因为上次减刑后所余刑期短而无法再次得到减刑，从而使罪犯在实践中能适用减刑的比例缩小。罪犯看到自己没有减刑机会，就会在改造中失去目标．，缺少动力，日常行政奖励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已经生效的减刑裁定又不能撤销，因而不思进取、自由散漫甚至抗拒改造。也有的罪犯由于减刑间隔期限限制在近期没有减刑机会，或者担心减刑幅度过大而失去再次减刑的机会，因而放松改造，消极服刑。

实际工作中，监狱执法倾向于罪犯的劳动改造，即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轻视了罪犯思想、行为方面的进步。对老弱病残罪犯来讲，会因身体条件劳动表现不突出而限制了减刑的机会。有些行刑机关硬性规定，“三课”（政治、文化、技术）考试成绩不达标不考虑减刑，这对文化素质较低的罪犯来讲无疑是在法律条件之外又设置了另一条难以逾越的硬杆杆。

减刑的实质条件过于模糊。我国刑法78条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有明文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工作中由于规定模糊而难以执行。部分监狱探索将罪犯的日常改造予以量化考核，定期给出考核分，减刑按奖分结果决定，司法部在1990年制定了《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现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不统一。减刑实际条件不统一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增强，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使金钱减刑、权力减刑等不正常的事情滋生，使减刑工作难以做到公正化、平等化，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并直接挫伤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四）减刑程序方面有不足之处

我国刑法第79条规定了减刑的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明确规定减刑的程序，主要是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与严肃性，确保减刑的质量，但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减刑的管辖规定过于僵化。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地将减刑的案件管辖权赋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基层法院对减刑把关不严减刑权被滥用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发生。但是，全部的减刑案件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甚至包括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的减刑案件，这不但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削弱了可操作性。其实大部分案件的判决裁定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如果仅仅因为怕基层法院在减刑时把关不严搞不正之风，那么一审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是不是也要受到怀疑？有的行刑机关距中级人民法院驻地较远，一些短刑期罪犯的减刑也要上报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一致（笔者所在监狱每次上报法院的减刑建议只有不到10％有变化，不足0.5％的减刑建议被驳回），如此繁琐而僵化的报减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行刑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减刑制度监督乏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一法律规定无疑对防止和及时纠正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发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除了这样的笼统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造成了实际工作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减刑监督仅限于对减刑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至于服刑罪犯为获取减刑在改造过程中有无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在呈报减刑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无拘私舞弊的现象，均无法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对于在减刑中发现的大部分问题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没有对实体问题的的处分权，监督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法制日报消息，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从中可见一斑。

五）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无制度保障

首先，《刑法》、《监狱法》等法律都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监狱在操作减刑中实行的是“三公开、两公示’，即公开考核结果、减刑指标和有关政策规定，监区、监狱推荐结果都要公示。但罪犯从行刑部门对自己的评价、法院如何审理自己的减刑案件，乃至为什么未被提请减刑，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这样的体制使得减刑工作实际上变成了暗箱操作，不但不利于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甚至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会严重打击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其次，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在减刑审理中的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既然面临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那么面临减刑的罪犯为什么不能有同等的权利呢？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使之明确改造的方向，对于使其从“要我改造”转变为“我要改造”是大有好处的。另外，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但罪犯在减刑过程中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个别地区的法院和监狱在减刑中试行了开庭审理的形式，但只占办理减刑案件数量的九牛一毛。

另外，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犯罪人的所有处理都应当留有救济途径，这是维护公正、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被告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可以通过上诉的形式对自己进行救济，行为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服刑的罪犯对减刑状况不服却未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法院只是在审阅了执行机关单方面出具的书面材料后就凭主观臆断对罪犯进行裁定，而这种轻易作出的裁定却不允许罪犯提出异议或上诉。罪犯对自身及同犯的改造表现会有自已的认识，既使这种认识与执行机关或是法院的认识有差异，也应该允许罪犯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司法部门的裁定确实错了，就应该予以纠正，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六）在减刑工作中强制规定减刑比例有失公正

减刑是对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的一种奖励，获得减刑是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的罪犯的权利，任意规定减刑的比例势必造成许多够条件减刑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严重打击了他们改造的积极性。笔者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将每个监狱每年的罪犯减刑率控制在25％以内。这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论有多少人改恶从善，在法律上只认为也只允许25％以下的罪犯改造好。这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规定比例的做法由来已久，然而仔细推究并无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其它法律依据，根源来自于一次最高法院领导的讲话。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对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权，但规定减刑比例却是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无正式文件的情形下，仅仅凭借一次领导的讲话，就将其当作拥有法律效力而又脱离实际的硬性规定在全国执行，违背了宪法、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本义，这既是对法律资源的滥用，又令我们看到了人治的残影。另外，各个省，乃至省内不同地区的减刑比例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同样积极改造的罪犯在不同地区获得减刑的可能性也是有差别的，这无疑是极不严肃的事情。

二、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大力推进政法体制改革，赋予行刑机关以减刑权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实行的减刑权归审判机关所有的做法非但不合法理也在司法实践中给行刑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只有理顺减刑权的归属，将之赋予刑罚执行机关，才会使减刑制度顺应立法本义，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最大的司法效益。行刑权的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应纳入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当务之急要完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一《刑事执行法》，规格上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同，既调整所有刑罚执行，也调整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刑事执行关系，使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与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三位一体，互相衔接，彼此配套，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实现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二）在行刑机关内部设立专司减刑的机构

将减刑权赋予刑罚执行机关，并不能简单地一给了之，必须形成分工负责制约有效的合理体制。在我国，最主要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其上级机关是省级监狱管理局，再上级机关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笔者建议，可在三级机关内分别设立刑罚执行委员会，各级行政首长任委员会主任，由委员会行使减刑权及其他重大执法权。监狱刑罚执行委员会对有期徒刑罪犯进行减刑，并在作出决定后将减刑的情况报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省级刑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并掌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进行减刑的权力，并将后两类减刑的情况报司法部刑罚执行委员会备案审核；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核第二级刑罚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减刑决定，在认为减刑不当时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乃至撤销原来的减刑决定。这样将减刑权分为三级，各级的刑罚执行委员会各司其职，既解决了减刑案件过于集中导致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制约而产生司法腐败的弊端。

（三）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创立新型减刑制度

在《刑事执行法》中要明确规定，减刑应按月进行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罪犯只要遵守监规，认真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没有因违反监规而受到处罚，即有资格获得当次减刑，减刑幅度由法律根据刑期长短确定。比如，可以规定刑期五年以下的，每月减刑5-7天；刑期五年以上十年以一下，每月减刑6-8天；刑期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每月减刑7-9天；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每月减刑8-12天。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其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后，按上述规定减刑。按照这种设想，第一，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简单、明了，更有益于实际操作。减刑活动就发生罪犯身边，不再神不可测，也有利于调动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保护其合法权益。第二，每名收押罪犯都有获得减，刑的可能，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减刑也不再有比例限制，保证了减刑的公平性。第三，减刑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这有利于使罪犯的改造积极性长期保持在被激励的状态之下，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减刑后罪犯改造表现回落的弊病。对于有重大立功等非常突出改造表现的罪犯，还应当规定“特别减刑”，特事特办。

（四）保障罪犯在减刑中的应有权利

首先，要保障罪犯对减刑的知情权。我们制定的有关减刑的法律法规应该让每名罪犯都知晓，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减刑的运作一定要公开透明，从对每一名罪犯的考核，到各个罪犯的减刑情况，以及减刑被调整或撤销的结果和原因，这一切都应该为罪犯所知晓，让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这些执法活动中来。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暗箱操作只会打击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并导致司法腐败。

其次，要设立罪犯对减刑的辩护权和申诉权。罪犯在对有关法律法规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时，应当有条件取得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罪犯在改造中受到刑罚执行机关的处罚时，应该允许罪犯或其代理人对罪犯的行为进行辩解。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救济的渠道。在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决定不满时，罪犯可以向上一级刑罚执行机关或负责监督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这样做，不但保护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还会发现和解决减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有益于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实现减刑的最终目的。

（五）改革监督方式，加大对减刑的监督力度

尽快填补立法空白，在《刑事执行法》中要具体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诸如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一样的减刑监督权。改革方式，变单一的静态的监督为多方位的动态的监督，从日常量化考核到罪犯行政奖励都要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依靠信息技术，将刑罚执行机关的自动化办公系统与检察机关的计算机系统联网；实现现场监督与网上监督的同步。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使应该减刑的罪犯务必得到减刑不应该减刑的罪犯难以混水摸鱼从而保证减刑的效果。同时应考虑减刑监督的社会化，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社会人士都可进入减刑监督机制，确保减刑权的正确行使。

第二篇：法律知识思考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

对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思考

张 宏 吴 焱

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我国民诉法的这一规定赋予了相关案外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存有以下缺陷：

(一)缺乏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异议制度，应属于实体上的救济方法，是一种实体诉权的表达形式，是执行异议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对物权的对抗。据此，被执行人即使认为其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受到侵害而提出不同意见，也不属于执行异议，并不必然引起执行救济程序。而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即通过债务人异议之诉予以救济。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规定：“执行名义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示之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如以裁判为执行名义时，其为异议原因的事实发生在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者，亦得主张之。”

(二)缺乏程序权利救济途径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执行机关因违法实施执行行为而由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救济的方式。司法实践中，对于执行机关违反执行程序、错误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其他侵害利益的行为，当事人惟一的救济途径就是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从而启动执行监督程序。但执行监督与执行救济是两个不同概念，其实施过程体现在法院系统内部，当事人无从参与，不是执行程序所专有的救济方法。而且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往往不是依申请为原则，而是法院的职权行为，程序是否启动的主动权在上级法院。而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均对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保护途径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强制执行立法中称为执行异议和执行抗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为申请和申明异议。

(三)执行异议制度在设计和适用方面的欠缺

案外人因其实体权利遭受侵害而提出保护其权利的主张，构成一个独立的诉，案外人理应有权诉请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来解决。而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案外人的主张只能直接向执行员提出，由执行员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而不能采取诉讼的方式保护其实体权利。这显然与诉权基本理论不符。

同时，执行员对执行异议享有绝对的审查和确定权，异议理由是否成立完全控制在执行员手中。不难看出，执行员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执行员依据案外人提供的证据，对一个未经审理判定的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从而判定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的过程。这种审查与判定，从实质上讲，与审判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这恰恰与执行程序只调整程序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悖的。在未规定执行异议审查程序，监督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权性质的审查权的行使，有时难免会具有随意性，也为某些执行员的枉法裁判创造了条件。虽然法院执行机构正进行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实行执行权内部权能的分离与制约，将执行裁决、执行实施、执行异议审查权三

种权能分别赋予不同的合议庭，但是，实现三权分离只是起到了规范执行机构内部权力运行的作用，并没有改变用执行程序代替审判程序的现象和由执行员处理执行异议这一特征，民事诉讼中各种程序之间职能混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此外，由于驳回异议的裁定是终局裁定，执行异议人没有上诉权。因此，在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后，即使该裁定是错误的，案外人也难以再有其他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其合法利益仍然缺乏法律保障。

二

鉴于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的缺陷，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结合我国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异议制度应加以充实和完善，以切实保护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一)设立执行异议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的转换制度，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增设债务人(即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异议制度，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债务人异议之诉作为实体上的救济制度，并统称为“异议之诉”。

如前所述，准许案外人、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是符合法理的。案外人对强制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债务人以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为目的提出请求事由，是基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在本案之外存在的一个独立的未经审理判明或未经确认的法律关系。案外人、债务人就这一法律关系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审理判明或进行确认，是案外人、债务人应享有的基本诉权，这一诉权即使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也不能随意剥夺。结合司法实践，该制度应具备以下内容：1.告知和征询制度。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如果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法院有义务告知其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如规定十日)，以债权人、各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而对于债务人提出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的，法院则有义务告知其以债权人为被告，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同时，法院可以在告知案外人、债务人享有诉权的同时，在不损害案外人、债务人利益的情况下，就案外人与债务人的执行异议先征询申请执行人的意见。若申请执行人放弃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或撤销执行申请的，则法院可以据此终止对该标的的执行或终结该案的执行程序，案外人、债务人也就可以无须提起异议之诉。2.审判制度。对于异议之诉，为了简化和方便司法，可规定其在程序上一般适用普通民事审判程序的各项规定，即异议由执行法院立案受理并审查。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案外人、债务人对驳回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予立案，案件进入普通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特殊性，在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时，已开始的强制执行并不当然停止。3.异议裁决后的处理制度。法院经审理，如认为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有理由，应判决宣告案外人对特定财产有特定的权利，法院不得再对特定标的物进行强制执行。对于债务人异议之诉，如其有理由，就执行名义未实现的部分，则可以排除执行力。如诉讼请求无理由，法院应驳回诉讼请求。同时，为了促使案外人、债务人有效地行使诉权，在案外人、债务人主张不成立，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情况下，如果申请执行人因此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应判令案外人或债务人给予赔偿。

(二)完善现行的执行救济制度，设立程序上的救济制度即“执行异议”，赋予受非法执行侵害的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强制执行救济方法，从而保护他们的程序权利，同时也促使法院的执行行为依法进行。

笔者认为，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为：1.执行异议的主体。不仅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当事人也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当事人异议甚至应当成为执行异议的主要方面。2.提起异议的事由。提起异议的事由一般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针对强制执行的种类;(2)针对强制执行的方式;(3)针对强制执行的程序;(4)针对执行的处分;(5)针对其他侵害利益的情形。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可以对侵害自己程序性权利的上述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提出异议，异议请求应逐项列出。3.异议提起的时间。异议应在执行开始以后终结以前提出。4.异议的处理。为了与现行我国执行机构的现状和内部权力运行机制相协调，异议由执行机

构异议审查合议庭的单个执行员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相关人员可以对执行员提出回避请求。执行员或合议庭应就异议人提出的请求与理由进行审理，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有关规定，以裁定方式作出异议处理的结果。5.抗告程序。对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均规定可以提出抗告。抗告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并将原执行处分程序变更或撤销。由于我国法律规定驳回异议的裁定是终局裁定，执行异议人没有上诉权，因此，在执行员作出处理决定而强制执行后，即使该裁定是错误的，执行异议人也难以再有其他途径以寻求法律救济，其合法利益仍然缺乏法律保障。建立抗告程序，可以从程序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从而切实保护执行异议人的程序权利。同时，为了有效地监督、规范法院的执行行为，笔者建议，抗告由法院审监庭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同样，抗告人仍可以对合议庭组成人员提出回避请求。

第三篇：试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下一页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第四篇：试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 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

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

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

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

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

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

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

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

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

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

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

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第二，要真正做到驻监检察工作经常化。检察官不能驻在监狱却只坐在驻监办公室中，一定要经常深人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深人到刑罚执行活动的各个环节，深入到监狱工作的各个方面，全面掌握监区及服刑人员动态，为检察监督收集第一手资料，为监督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要积极推行检察工作措施信息化。既要实现与监狱监控网络的互联互通，也要实现与监狱信息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以便在审查减刑、假释材料时核对，揭露、证实有关人员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请减刑、假释。确保减刑、假释案件质量达到法律要求，使减刑、假释制度准确实施。

第五篇：对现行教师评价方式的几点思考

对现行教师评价方式的几点思考

铜梁县虎峰中学 罗定伟(联系电话***)【内容提要】传统的教师评价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大大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在现实背景下构建科学的教师评价制度，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有效提高教育教学是质量。

【关 键 词】现行教师评价制度的弊端；对教师评价制度的构想

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离不开教师的发展水平。现实情况下的新课程实施也离不开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发展水平决定新课程实施的质量和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除了给教师提高待遇和为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与平台以外，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教师评价制度。这是打造高素质的教师团队的一个关键环节。而现今的一些教师的评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制约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在现在素质教育推行乏力，应试教育大行其道，教师成为了应试教育的机器，学生成了会做题的机器。教师失去了真正发展的机会，失去了真正成为完整的鲜活的生命。学生的素质却越来越差，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低下。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教师评价制度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现行教师评价制度对评价目的的认识存在偏差。

教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衡量一个教师的标准，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的功能。通过评价过程的反馈、调控的作用，促进每个教师不断总结、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促进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最终达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目前许多教师和学校领导都认为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鉴定和考核。有的领导把取得教师评价的结果看成教师评价工作的结束。并没有认识到教师评价其实就是为了反馈教师工作的效果，进而作为促进教师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而仅仅把它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还有部分学校把日常工作与评价工作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认为评价是游离于日常工作之外的事情。甚至有的学校把对 教师的评价仅看作奖金分配及晋升职称的主要依据，因此因为受利益驱动，部分教师为了取得好的评价而走歪门邪道，而不去反思自己的教学。

（二）现行教师评价制度结构上存在严重的不合理。

目前主要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的、鉴定性的评价。经常依靠学校领导或值班领导以及一些教师对教师的个别现象下结论。缺乏正确、准确、客观全面而又有效的标准，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较差。这种结构简单、信息传递方向单一的评价系统，不可能充分调动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缺乏教师的参与和忽视教师个体的差异。评价时当事人也就是被评价教师一般没有在场，反馈信息时也过于笼统，往往是即便年年搞评价，教师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与强项在哪里。

缺乏建设性意见。有的学校主管教学领导，只是提出批评意见，而不能提出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议，评价过后也不召开教师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改进教学，把教师评价看成一种可以敷衍了事的任务。

（三）现行教师评价制度的评价体系与指标不全面

现行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十分模糊，一般按照教师的“德、能、勤、绩 ”对教师进行评价。而在评价实践中缺乏科学全面能真正反映教师实际的评价方法。强调政治性与对领导的绝对服从性，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与课堂教学水平，强调教师在论文获奖或发表以及在各种竞赛中获奖等次等等。忽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教师的工作对学生和教育的影响的全面性与深远性的关注。

（四）现行教师评价制度没有充分发挥评价制度的功能。

由于目前教师评价制度结构不合理以及对教师评价的目的认识不清，教师评价制度的整体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只是部分地发挥了评价的鉴定、选拔功能，而学校教师评价制度的主导功能即导向、激励、调控等功能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二、对构建教师评价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科学界定教师评价目的和意义

教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一个衡量教师的标准，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的功能。教师评价作为对其教育教学活动的理性分析和总结，全程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并架起二者沟通的桥梁，营造积极、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激励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促进教师调整和确定专业发展方向；使教育行政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以人为本”的、和谐共进的管理范式，最终达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二）评价标准的确立

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要体现正确的教育观念，特别是要体现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同时要求评价标准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

对于教师评价的标准应是：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师的根本任务及国家教委颁布的有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在此依据上上，应该逐步明确以师德为首的内容体系。其中包括：

1、教师的师德水平。教师要有高尚的情操，关注人与社会，关注人与环境关注国家与民族等，同时应富有正义感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对象──学生，真正关爱学生，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帮助，工作要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要坚持既教书又育人。

2、教师具备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人格的完善程度。教师只有具有健康的心理才能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健康，也才能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和辅导。教师人格完善程度，直接体现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等的指导水平。

3、教师的法制意识。教师要坚持依法施教，要贯彻、履行各种教育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任务、要求、义务，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完成教学任务，要自觉维护受教育者和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4、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水平以及教师自我专业发展意识等。教师既要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又要有精深的专业学科水平，丰富的教育科学和教育理论知识。然而仅仅掌握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教师和教育对教师的要求的终点，教师还应有强烈的自我专业发展意识和与之相适应的自我发展的行为。和理论指导下 知识、技能、人格、心理等方面的全面完善才是最终目标。

5、教师的工作能力及水平，教师要有课堂教学的驾驭能力，良好的道德行为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能力，以及教师在实际教学场景中的针对具体的教学行为的直觉和感性信息的处理能力，驾驭对教与学行为的调整的敏感性和能力，班级等学生群体的管理能力，家访及做学生思想工作、心理疏导的能力，教育教学工作研究和教育科研能力。

5、教师的工作业绩。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因此教师的工作业绩理应体现在学生身上。一方面要关注教师做班主任或其它教育教学工作的效果，教师学科教学成绩，教师著述、论文、报告、科研成果等成绩。另一方面更应关注教师在完成各项任务的效率高低与方式的科学性，学生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是否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是否挤占学生的休息时间，是否挤占其他学科的上课时间，课堂教学否符合新课程的理念等。

（三）评价方式与方法的设想（1）教师自我评价。

教师自评是主要倡导的评价形式，这种方式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和专业素质的发展。

强化教师对自身教育教学行为的反思，教师可根据自己教育教学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自己所教学科的特点，找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和不足，然后把拟定出的改进要点和改进计划。积累宝贵的教育教学经验。

建立自我分析表格，将在教育教学中的成功案例，工作和生活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领导、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人的看法记录在案。把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以及关注学生思想行为方法和社会价值观念等记载下来。并写出体会、教学日记、周期性总结等形式的自我监控总结材料。以便教师经常与自我保持专业发展监控和对话，及时制定或修正自身专业发展的计划。

（2）采取家长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

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父母，十分关心自己孩子在校的表现和教师对孩子施加何种方式的教育。家长评价教师是促进家长了解学校和教师，形成家校合力的有效途径。学校可以召开学生家长会，征求家长对学校，特别是对教师的评价，同时也让家长了解老师的素质和教学能力；学校和教师通过向家长发放调查问卷，让家长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评价；教师认真做好学生家访工作，及时了解孩子在家的表现和家长对教师的评价，并认真做好记录。

学生作为教育的对象，是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和判断。教师应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和学生建立平等、和谐、民主的关系；学校或年级组要定期召开由学生参加的评价教师的座谈会，采取学生问卷以及在校内设立学生评价教师专用信箱的形式，充分考虑受教育对象的反应，以此作为对教师评价和对学生的引导；教师自己可以不定期地召开各种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对自己教育教学等的评价。

（3）教师对教师的评价与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评价。

教师是一个学校的主导力量。教师对教师的评价是学校管理者对教师评价总结的最重要的参考内容。学校组织教师对教师的评价，可以从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观念的转变、先进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教学常规的落实、教改实验的进展、课堂教学的设计、改进与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

学校领导在对教师的评价过程中，要与教师个人单独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肯定教师的优势，指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提高发展的建议。

另外，学校领导在对教师的评价工作中，重点是对教师评价的组织、协调、平衡和总结各个评价活动。

最后，学校领导要把对教师的各种评价进行积累整合，形成一个比较客观的、实在的总结性评价的成果。

当然，当前基础教育面临诸多问题，我们教师面临升学竞争的巨大压力时，真正的对教师全面科学的评价面临诸多现实的矛盾，甚至受到无情的挑战。但教育的发展与教师的自身的发展理应受到关注和重视，教师的素质不只是掌握了成 功的教学知识和具备教育教学技能，教师更应具备是一种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教师评价等多种方式，增强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使教师能地主动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与行为，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真正提高教师的素质，实施在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编.<<基础教育新观点>>.2、苏虹.《现行教师评价制度之反思》

3、李庆华.《论完善教师评价制度提升学校管理质量》

4、王斌华.《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