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凭证诈骗罪案例2

第一篇：金融凭证诈骗罪案例2

案情

被告人胡晋松，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晋松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晋松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晋松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晋松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晋松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晋松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晋松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晋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晋松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晋松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晋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晋松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晋松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晋松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晋松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晋松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晋松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晋松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晋松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晋松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晋松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晋松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晋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晋松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晋松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晋松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晋松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晋松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晋松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晋松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晋松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晋松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晋松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第二篇：“避税”金融凭证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张洪林等金融凭证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朝刑初字第732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洪林，别名“张铁柱”，男，1985年6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于2013年3月1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闫冰，北京市和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向楠，绰号“黑子”，男，1989年9月24日出生。因涉嫌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于2013年3月14日被羁押，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程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昆勇，绰号“大勇”，男，1989年9月16日出生。因涉嫌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于2013年3月14日被羁押，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赵崇民，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刑诉（2014）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于2014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晓娟到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及各自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洪林伙同朱向楠、徐昆勇于2012年10月至12月间，在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外，以能打折优惠缴纳土地出让金为由，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过程中，使用伪造的《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骗取肖某（男，40岁，北京市人）等6人总计人民币80余万元，致使国家财政收入损失总计人民币90余万元。三被告人后被查获归案。公诉机关提供了证人证言、书证材料、三被告人的供述等证

据，认为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无视国法，使用伪造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洪林当庭对指控事实予以否认，辩称自己同此事完全无关，其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洪林有伪造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同时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损失的行为，请求本院宣告被告人张洪林无罪。

被告人朱向楠当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朱向楠缺乏犯罪故意，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没有伪造行为，也并非被告人张洪林的共犯，请求本院宣告被告人朱向楠无罪。

被告人徐昆勇当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昆勇直接参与的部分尚未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且系从犯、初犯，请求本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洪林伙同被告人朱向楠、徐昆勇于2012年10月至12月间，在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收取了6名购房者交纳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人民币80余万元后，使用盖有伪造的金融机构印章的《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为之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从而将上述费用据为己有，并将部分费用分配给涉案房产中介人员。上述行为致使国家财政收入损失总计人民币905420元。三被告人后被查获归案。公安机关扣押被告人张洪林所有的本田雅阁汽车一辆（车牌号：津KZ4321，现暂扣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自被告人张洪林处扣押三星W999型手机一部、自被告人张洪林及涉案部分房产中介处扣押现金人民币109806.5元，现移送在案。

审理期间，被告人朱向楠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徐昆勇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元，现在案。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在案为证：

1、证人郭×1（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副主任）的证言证明：近期我中心复核经适房交易档案时发现土地出让金缴费凭证有问题，有假票假章、真票假章的现象出现。经适房取得完税证明或产权证满5年的，可上市交易，但须缴纳出售价格10%的土地出让金。交易双方在我中心将交易合同内容输入专用财务系统，该系统自动打印出《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交易人持该缴款书到财政指定的七家银行缴费，银行收费后会在凭

证上加盖收费章，交易人持盖完章的缴款书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该费用由银行转交市财政局。目前发现的7套房屋是否需要追缴土地出让金，还是将房屋变更回原来的买卖状态，尚未接到上级通知。我中心是事业单位编制，纪×是劳务派遣员工，现已辞退，张×1是事业编，仍在此工作。

2、证人张×2（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财务组会计）的证言证明：《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是从市财政局统一领取的。（交易人）只能从窗口领取。具体流程是：缴款人拿着交易合同到窗口找受理人员审验，受理人员根据房屋性质给缴款人开具一张小条（中心内部的缴款通知书），我们见到小条从市财政局财务系统中给缴款人开具《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此去银行缴款。这个一共六联，我们留存二联，银行保存二联，缴款人留存一联，一联交办事窗口。

3、证人张×1的证言证明：我于2004年到权属登记中心工作，现正办理离职手续。办理过户的具体流程如下：审核完买卖合同和契税票据后，经济适用房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工作人员会根据合同金额计算出应该交纳的数额，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交易双方。双方持此在大厅财务窗口打印《缴款书》，到指定银行交纳土地出让金，银行加盖印章后到我们这里办理过户。2013年1月开始财务人员可以到区财政局核实土地出让金是否已经缴纳，如果财政局回复已经收到我们再通知双方来过户，之前是没有办法核实的。2012年4月左右，我认识了朱向楠。期间在石佛营附近“大青花”饭店吃饭过程中认识了张洪林，也留了电话。之后朱向楠曾找我办理过两个错过叫号的过户业务，此外同他没有交往。2013年也给张洪林办理过一笔正常过户。

4、证人纪×的证言证明：我于2008年底到权属登记中心工作。2012年5月开始在窗口负责房屋权属登记和初审，2013年2月办理了离职手续。2011年底我认识了朱向楠，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交往就多了。2012年他曾让我帮助办理2个错过叫号的过户业务，我给办理了。我不认识张洪林。跟朱向楠、张洪林都没有经济往来。

5、证人许×的证言证明：我是链家通惠家园店的经纪人。朱向楠称其可以办理减免，如果想避税可以联系他，并许诺事成之后给我一定的好处费。朱向楠领着客户办理避税和房产证事宜，客户把钱给朱向楠，朱向楠再给我们分钱（我们给客户说是8.5折，实际上朱向楠给我们7.5折，我们中介可以拿到1折的差价）。我们把购房合同、双方身份证、契税票据等给朱向楠、徐昆勇，他们就全包办了，也不用我们去银行交钱。2012年4月，姜×称其在通惠家园要购买一套经适房，合同价100万，此外还要缴纳综合地价税约10万元。我通过朱向楠给姜×办理了减免，从朱向楠处收取了7500元。我还给谢×（苏×介绍）和靳×办理过同样业务，大概从朱向楠处各收取了1万元。我还给我单位的黄×和郭×2介绍过朱向楠，并从他们同朱向楠的“业务”中（肖×）收取过好处费（业务员杨×应该也参与了），这起总共拿回2万元好处费，我留下6500元，剩下的给黄×和杨×分了。朱向楠手下有个“大勇”。一般是朱向楠提供《缴款书》，带着购房人去交易大厅办理过户手续，“大勇”开车在外等着，办完手续后朱向楠和“大勇”一起收钱，要是朱向楠来不了就由“大勇”收钱，带着购房者办理过户手续。肖×这起我印象里就是“大勇”收的钱。我还跟朱向楠见过一个大哥，在一起吃过饭。朱向楠说他大哥是望奎县人，在国美第一城开房地产公司，吃中介这碗饭，他和“大勇”都是跟大哥混的。

6、证人聂×的证言证明：我是中原地产的一个店长。2012年一个自称“大勇”的男子跟我联系过，说能办理土地出让金避税。2012年底，徐×在通惠家园购房，应该缴纳25万左右的土地出让金。我和“大勇”取得联系，在房管局见了一面，当时“黑子”也在，对方说可以办理避税，要19万的好处，我对徐×报价21.4万，徐×也同意了。“大勇”和“黑子”带着徐×办好手续之后，在“大勇”的车里，徐×给的我21.4万现金，我写了收条，后将其中的19万给了“大勇”。

7、证人苏×的证言证明：我是链家地产的业务员，许×曾主动问我如果有客户想少缴纳土地出让金可以联系他。谢×购买经适房是我的业务。土地出让金的事是许×找“楠哥”办理的，许×因此给了我1.1万元好处费。

8、证人杨×的证言证明：我是链家地产的业务员。郝×购房的业务是我经手的。过户当日许×约好办理土地出让金的男子到交易大厅，该男子往我们办理完毕的购房合同等材料中加了一份，说是土地出让金的手续，就带着我们去办理过户了。拿到房产证之后，该男子将土地出让金的票据从材料里拿走了，说要存档，并对郝×说他垫付了11.5万，让郝×把钱给他。郝×取了现金之后，我们在该男子的车上郝×将11.5万现金给了该男子我们就下车了，许×过一会下来。后来许×给了我和黄×每人6300元左右。

9、证人郭×2的证言证明：我在链家地产通惠家园店工作。肖×要在通惠家园购买房

子，黄×找到我，问我正常应该缴纳21万元左右地价款，有没有办法让客户少交点。我通过许×同朱向楠取得了联系，朱向楠明确表示可以办理，可以打六折。我跟黄×商量好向客户报价可以打八折。谈好之后，我带上肖×去房管局过户大厅办理过户手续，具体手续都是朱向楠带着去的，办好之后，肖×在他的车上交给我17.28万元，我们给了朱向楠13万元，剩下的和黄×分了。

10、证人黄×的证言同郭×2证言内容相符。另黄×承认其参与了郝×这起，许×、杨×一同办理，土地出让金应该是13万元，许×和朱向楠向郝×收取多少其不清楚。

11、证人肖×的证言证明：我在通惠家园购买了一套经适房（通惠家园惠生园14楼5层1-502），土地出让金应该是21万余元。房产中介经手的是黄×和郭×2，他们说有关系，可以就土地出让金给我打个八折。他们带我到房产交易大厅，我将172800元现金交给他们，并且索要相应票据，他们说打折就没有票据，另外只要房产过户到我名下了就没问题。过户那天他们带我见了一名男子，该男子（东北口音，开一辆三厢奔驰）带我到过户大厅办理了相关手续。

12、证人徐×的证言证明：我通过中原地产的聂×购买了通惠家园的一套经适房（惠生园5楼6层4-601），其中土地出让金缴纳了21.4万元，给的现金，手续都是他办理的。

聂×手书收条“收到徐×地价款21.4万”同上述证言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13、证人姜×的证言证明：2012年我通过链家地产的许×购买了通惠家园一套经适房（惠民园7号楼6层607），需要缴纳10万左右的土地出让金。许×说有关系，可以让我少缴纳一些。办理过户手续当日，许×带来一名男子说他跟房管局有关系。该男子确实同大厅工作人员很熟悉，我们没排队就办理了过户手续。出来之后我们上了该男子的车，许×让我将9万元现金交给该男子。

14、证人靳×的证言证明：2012年我通过链家地产的许×购买了一套通惠家园的经适房（惠民园7号楼5层507）。手续都是他帮助办理的，综合地价款9万元，是在过户之后给他的。

15、证人郝×的证言证明：我于2012年通过链家地产的杨×购买通惠家园的一套经适房（惠民园8号楼11层1106），大约需缴纳13.5万左右的土地出让金。过户当日杨×、许×带着一名男子来找我，说他们先垫付了土地出让金，先帮我办过户，之后我再把土地

出让金补给他们即可。办好手续后我给了那名男子11.5万现金，许×也在场。

16、证人谢×的证言证明：2012年底我通过链家地产的苏×购买了通惠家园的一套经适房（惠民园10号楼1层109号），苏×称土地出让金可以优惠。过户当日苏×带了两名男子到房屋交易大厅办理手续，办好之后苏×说人家垫付了土地出让金，让我将现金给对方。我去旁边的工行取了13.3万元（有取款凭证），在车上将11万现金给了苏×，苏×再给另外两名男子。2013年4月，苏×找到我说多收了我土地出让金，退给我1.1万元。

谢×辨认出被告人朱向楠就是在交易大厅帮助其办理过户的男子，辨认出郭×2就是苏×带来的另外一名男子。

17、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满五年后，可以按市场价出售，产权人应按出售价格的10%补交土地收益等价款。上述文件2008年4月开始实施。上述文件2009年3月开始实施。

18、北京市财政局等单位制定的《关于规范已购公有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上市出售补缴土地价款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明：经政府批准统一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和住宅合作社住房购房满5年的，上市出售时补缴土地收益…由各区房屋管理部门按照现行征收管理体制属地征收。统一开具《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项目名称“售房土地收益”…在规定时间内缴入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

19、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检鉴定书证明：涉案的六份《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的“中信银行北京观湖国际支行受理业务专用章（1）”同该单位提供的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20、北京市财政局证明函证明：文检鉴定书中涉及的六份《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系假票，编号为7487（郝×）的缴款书编号、校验码为真，但系统显示未交款，需进一步核实。

21、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八里庄北里支行出具的材料证明：编号为0027367487（郝×）的《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上加盖的印章非该网点真实业务印章，该行于2012年11月15日代收业务中也未收到一笔13.5万的缴款。

22、“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审核意见”表证明：2012年11月至12月间，涉案的姜×、徐×、王丽娜、靳×、谢×、肖×、郝×等材料系由张×

1、纪×审核办理。

23、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提供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工作记录证明：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格以及涉案票据上表明的金额就是购房者应缴的土地收益费用，具体为：徐×218964元、靳×10万元、姜×10万元、肖×211036元、谢×140420元、郝×135000元（单位：人民币）。

24、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公安机关于2013年3月14日在营口市将被告人朱向楠、徐昆勇抓获归案；于2013年3月15日在本市朝阳区水碓子北里附近将被告人张洪林抓获归案。

25、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自被告人张洪林处扣押了三星W999手机一部、本田雅阁汽车一辆（车牌号：津KZ4321）及现金人民币22806.5元。自许×处扣押人民币16000元，自聂×处扣押人民币21400元，自黄×处扣押人民币29600元，自郭×2处扣押人民币2万元。

26、机动车信息查询材料证明：本田雅阁汽车一辆（车牌号：津KZ4321）所有人系张洪林，初次登记日期为2011年10月。

27、工商登记注册信息证明：张洪林系北京铧锋鑫程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人、股东，朱向楠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28、三被告人的户籍材料证明各自的身份情况。

29、被告人张洪林的供述证明：朱向楠是我表弟，徐昆勇在我公司呆着。我是铧锋公司的股东兼总经理，办公地址是朝阳区国美第一城。朱向楠是法人，平时也不去公司。我做的中介和代办过户业务都是正常的，没有提供过虚假凭证，也没有跟张×

1、纪×有不正当往来。朱向楠和徐昆勇平时在公司闲逛，有时用个人名义给客户代理房地产中介，挣点手续费，他们的行为我都不参与。在“大青花”吃饭是朱向楠安排的，张×1和纪×都参加了，之后都是朱向楠跟他们联系，我没参与。我的本田雅阁是2010年购买。

其当庭供述到：我的公司是2012年我投资成立的，朱向楠是法人，我负责日常管理，主要从事房产中介业务。朱向楠原来跟我干，到我成立公司了他就单独干了。徐昆勇也是这样。我跟张×

1、纪×吃过两次饭，张×1曾说过土地出让金的事可以操作，但是没有

深入涉及，我也没进一步了解。

26、被告人朱向楠的供述证明：我就是名义上的法人，公司实际负责人是张洪林，我和徐昆勇都是给他跑腿。客户都是中介带来的，许×他们给我们提供房主和房屋信息，我和徐昆勇把这些信息给张洪林，张洪林到时候将《缴款书》给我，我们带着中介和交易双方去交易大厅办理过户，收取的钱再交给张洪林。我前后经手了10笔左右，所分的钱也就一万多元。《缴款书》我当时不知道是真是假，张洪林从那里获取的我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时间不在北京，张洪林说他让徐昆勇办。

其当庭供述到：张洪林让我当法人我就当了，但我参与这个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我在这个公司也不领工资。许×提出来土地出让金这事能不能操作，我问过张洪林，张洪林说具体得通过房管局的人。当天他就安排了同张×1等人在“大青花”吃饭。具体怎么操作我不清楚，许×联系我，我就告诉张洪林，张洪林就安排好让我带着去张×1和纪×的窗口办理，《一般缴款单》都是张洪林给我的。张洪林还曾让我和徐昆勇给张×1送过钱。带客户办事的时候一般我和徐昆勇都在，意思是相互有点监督，实际上收取多少是很明确的，我们都会如数的交给张洪林，张洪林心里也不会没数儿。

27、被告人徐昆勇的供述证明：我以前在房产交易大厅倒号为生，后来认识了张洪林，就给他跑腿儿。张洪林让我找想要逃税的客户（中介），讲好折扣将单据和税费收齐交给他就可以了，办成一笔就给我所得10%的好处。他带着我和朱向楠做这个事。我就是知道张洪林同房管局内部人员有联系，可以逃税。每次都是张洪林将《缴款书》交给我和朱向楠，具体怎么获得的我不知道，朱向楠再带着客户进行过户。我们给中介的一般是五折，中介给客户报六七折。有时是客户直接把钱给我们，我们再分给中介，有时是中介收取后扣除好处费再给我们。我们交给张洪林之后他还要给房屋交易大厅的人分钱。我个人获利前后1.2万左右。

其当庭供述到：我直接参与的事实没多少。2009年我就认识张洪林，帮他公司带客户。公司实际上是张洪林的。《缴款书》都是张洪林给的，具体办理的时候，我和朱向楠和交易双方、中介见面，一般是朱向楠带他们进大厅去办理，办完之后客户把钱给中介，中介再给我们。正常的土地出让金应该是10%，我们一般是收取五折。我们每次办成之后都会给张×1他们钱。中介我只接触许×。我听张洪林的，也听朱向楠的，我自己不能拉

业务，我跟张×1他们也对不上话。我主要就是陪着朱向楠收钱。张洪林每个月给我二三千，办成业务也随意给我二三千。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托收凭证以免缴国家应得的土地收益费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犯金融凭证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朱向楠、徐昆勇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归案后尚能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退缴各自违法所得，本院对二被告人均依法减轻处罚，并按照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小酌予量刑。

对于被告人张洪林的辩解及相应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与同案犯之供述及房产中介人员之证言均不相符，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朱向楠辩护人所提之无罪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表明朱向楠有藉此“业务”牟利之故意及具体同购房者、中介及房管局工作人员交涉的行为，显系被告人张洪林之共犯，其是否直接伪造了涉案的金融凭证并非成立本罪的关键，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徐昆勇辩护人所提之“徐昆勇应仅对其直接参与的部分事实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同案供述及房产中介人员的证言已能证明被告人徐昆勇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和作用，故其应就其协助被告人张洪林等从事上述行为的时间段内的全部犯罪金额承担责任。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其他合理意见酌予考虑。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土地收益费用损失，依法应责令退赔。在案之款物均用于弥补此项损失。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洪林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

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5日起至2025年3月1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即行缴纳）。

二、被告人朱向楠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3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即行缴纳）。

三、被告人徐昆勇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18年3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即行缴纳）。

四、责令被告人张洪林、朱向楠、徐昆勇退赔人民币九十万五千四百二十元，缴入北京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账户。

五、暂扣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之本田雅阁汽车一辆（车牌号：津KZ4321）、三星W999型手机一部（或上述物品之变价款）及在案之人民币十四万一千八百零六元五角，用于执行本判决主文第四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砺兵人民陪审员周学芳人民陪审员张宝荣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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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 法律快车知识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法律快车知识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案情描述:

2004年6月，被告人张北海、贺宏安、胡英华通过被告人陈超以付高息为诱饵，诱使西安大信公司将200万元资金存入指定的西安市商业银行盐店街支行，后由被告人白林作内线，将大信公司的开户资料及预留印鉴的印模抽出复印，交给张北海及贺宏安伪造相关资料和印章，再由白林对伪造的印章进行修改后，由张北海为被告人陈炜提供伪造的大信公司介绍信、委托书、存款单等，由陈炜出面以大信公司员工的名义将大信公司的200万元存款证实书变更为定期存款，再由张北海、陈超、陈炜等人冒充大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胡英华以华美公司会计的名义，持假资料、印鉴，虚拟借款、质押协议，将大信公司资金200万元做质押、以华美公司名义在西安市商业银行钟楼支行贷款190万元，将贷款中的184万元分别转入胡英华、陈超、陈炜等人控制的银行账户提现。张北海、胡英华、陈超、白林、陈炜将赃款瓜分。案发后白林退回侦查机关10万元。

2004年10月，被告人张北海与被告人陈超商定，以帮朋友拉存款为名，引诱陕西人达公司将资金存入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账户，后张北海指使华博公司办公室主任晏娜到工商银行互助路支行开立一般账户并办理工商银行网上客户服务中心开户手续，并在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开立一般账户，尔后让陈超私刻一枚“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公章，张北海操纵制作了虚假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客户证书档案信息资料、需增加的分支机构档案信息资料，将上述资料交给刘娜，刘娜与工行电子结算中心市场部任经理的但卫国共同完善以上资料后，违规为张北海办理了“网上银行下挂账户手续”，将人达公司设立在工行西影路分理处的账户下挂到华博公司设立在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名下，使张北海可对人达公司账户任意进行转账支配。当人达公司资金500万元到账后，张北海便指使晏娜同陈超、刘娜在银行人员的帮助下解锁，并将人达公司账户500万元中的280万余元转入华博公司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胡英华与晏娜在张北海的授意下，于2004年10月25日将其中235万元转入中行西影路支行华博公司账户，48万元转入天海公司账户。后胡英华与陈超将48万元全部提现，胡英华留了2万元的张北海原借款，将46万元给陈超。破案后从陈超处追回赃款28万元，从张北海处追回赃款217.59万余元，共计245.59万余元现已发还受骗单位。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北海、胡英华、白林、陈超、陈炜犯贷款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判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北海、胡英华、白林、陈超、陈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拉存企业款项、伪造存款企业资料、印鉴并改变企业存款方式，冒充存款企业虚构质押贷款的手段和方法骗取银行款项，其行为分别构成贷款诈骗罪；张北海又伙同陈超、胡英华采取拉存企业款项，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私刻存款企业、银行印鉴，伪造存款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的手段，骗取银行资金，其行为又分别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应数罪并罚，上述被告人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且有200余万元资金未被追回，依法均应予以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五）项、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张北海、陈超、胡英华犯贷款诈骗罪及金融凭证诈骗罪，决定执行二十年以内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二、被告人白林、陈炜犯贷款诈骗罪，判处十年以内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各处罚金二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张北海服判，同案被告人胡英华、陈超、白林、陈炜不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确认。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号为［2006］陕刑二终字第94号）

（案例编写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赵学玲

马宇舟）专家点评:

本案争议点在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一种意见认为，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不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既不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所列举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也不属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因而不是金融凭证，也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而构成诈骗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书符合金融凭证中的委托收款凭证的特征，属于金融凭证，因而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由此，就本案而言，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是否为金融凭证，是区别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哪类犯罪的关键点。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对象是银行结算凭证，包括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其中银行的委托收款凭证，是指行为人在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时所填写、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时，所填写的凭据和证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是指除本票、汇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外的办理银行结算的凭证和证明。

何谓结算凭证？2000年8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性质认定的批复》认为，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为上述结算活动统一制定的书面凭证为结算凭证。2003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有关问题的复函》再次明确：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转账结算业务所使用的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此外，银行办理现金缴存或支取业务使用的有关凭证也属银行结算凭证，如现金解款单是客户到银行办理现金缴存业务的专用凭证，也是银行和客户凭以记账的依据，它证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了资金收付关系，代表相互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属于银行结算凭证。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对账单、银行询证函等，只具有证明或事后检查作用，不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不属于结算凭证。因此，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并表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已受理或已办结相关支付结算业务的凭据，均应认定为银行结算凭证。

当前，网上银行业务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业务，对其使用的凭证种类，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均没有明确的定性。但就本案而言，所涉及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是用于网上电子银行进行收付、结算的唯一的、排他的重要依据，是用于特定主体（金融机构、存款人）之间以特定的格式记载双方的特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同时也是双方记账的重要凭证，符合上述金融凭证中的委托收款凭证的特征，属于新兴电子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一种非传统型的银行会计凭证，应属于金融票证的范畴。

被告人采取诱骗企业到银行存款后，私刻存款企业印鉴、银行印鉴，伪造存款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将存款企业下挂到华博公司名下作为分支机构再利用网上银行骗取银行资金，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故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即金融凭证诈骗罪处罚是恰当的。

第四篇：信用卡诈骗罪案例

2002年4月26日，杜某在某机关办公楼走廊地面拾得信封一个，内有户名为刘某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存折和取款密码。当晚，艾某在中国建行某办事处的自动柜员机上输入密码后取款100元。随后，杜某将该卡可以取款的情况告知艾某，两人共同在本地另三个银行营业处的自动柜员机上先后用该卡取款共计14600元。15日后，失主刘某发现装有龙卡及存折的信封丢失，挂失时被告知卡内存款已经被人支取，遂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半月侦查将两人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

「审判」

本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杜某、艾某犯诈骗罪。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退回案件并建议补充证据。检察机关随后再次提起公诉，指控两名被告人犯信用卡诈骗罪。对于本案有的还提出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在两次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两名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诉，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分 析」

本案事实比较清楚，认识分歧在于对杜某、艾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本文认为，应当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对被告人杜某、艾某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定性。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杜某、艾某的行为不具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因而不能定性为诈骗罪；其用于取款的龙卡不具有信用卡属性且不能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因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由于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已经将持卡提取的款项如数退出，不具备拒不交出这个必要构成要件，也不能构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3条“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规定，对被告人杜某、艾某应当宣告无罪。

首先，杜某、艾某的行为不具有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要件。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犯罪的一种古老的犯罪。针对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刑法将原刑法规定中的诈骗罪、盗窃罪、抢夺罪分别作了规定，又根据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的特定性，将诈骗罪分离为集资诈骗罪、金融支票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并分别进行了规定。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蒙蔽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并“自愿”地将财物交给诈骗行为人。诈骗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虚构事实，即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二是隐瞒真相，即掩盖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索取被害人的财物。与其他被害人“自愿”并亲自或委托他人将财物交给诈骗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相比，本案以储蓄卡通过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的方式具有其特殊性。银行设置自动柜员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储户取款，卡密码应当视为储蓄款所有权人与银行之间对取款人合法性识别标准的一种约定。自动柜员机输出规定数量现金的唯一条件是输入的密码正确，对前来取款并输入密码正确的将一律视为合法持卡人，即银行储蓄卡以密码为唯一识别标准，只要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自动柜员机就应当按操作者的指令输出一定数量的现金，其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对自动柜员机能否按指定数额输出现金是没有作用的。如储蓄卡的合法持卡人密码泄密且储户未及时挂失，银行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持卡取款过程中，只需要按信封内记载的密码操作即可按需取款，而不需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或银行的信任。如将“冒充”合法持卡人解释为隐瞒事实真相，将可能对储蓄卡所有权人委托其他人代替其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情形也以诈骗论处。实质上这种情形只是储蓄卡持卡人对所有权人的卡使用上的代为行为，“冒充”与“代替”只是词语褒贬与合法与否的差别，而不能判别是否属于诈骗。同时“冒充”是对人骗取信任而言，而不能对自动柜员机发生骗取信任的效果。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的持卡取款行为不具有诈骗罪的行为特征，不能以诈骗罪定罪量刑。#p#副标题#e#

其次，杜某、艾某用于取款的龙卡不是刑法所规定的信用卡。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最早源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14条规定。新刑法修订时，除增加了关于恶意透支的解释外，其他未作变动或修改。根据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本罪规定在刑法第四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位置分析，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本意，不仅在于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而且还在于维护以信用卡使用及其支付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秩序。从本案认定的事实来看，被告人杜某、艾某的取款事实不可否认地具备“冒用”的行为特征，但关键在于龙卡是否信用卡？“信用卡是指由银行或公司签发证明持卡人信誉良好，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或场所进行记帐消费的一种信用凭证[①].”信用卡不仅可以用于提取现金，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可以代替现金或支票使用的支付工具。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取款所冒用刘某的龙卡，只是银行储蓄存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属于仅用于存入或提取现金的储蓄凭证，不具在指定商店或场所进行记帐消费的功能，也不能进行透支消费。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行为，充其量只能构成对刘某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而不能对刑法所指信用卡的使用及其支付秩序造成危害。根据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信用卡不可作扩张解释。龙卡既非信用卡，显然不属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因此，对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行为不能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再次，杜某、艾某不具有侵占罪“拒不交出”的构成要件。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侵占罪这种犯罪形态，源于199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侵占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自己合法持有的公共财物和他人财物转为己有或擅自处分，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②].”根据新刑法第270条的规定，侵占罪是指行为人将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因而，此“侵占罪”不同于彼“侵占罪”，《决定》所指侵占罪已由新刑法确定为职务侵占罪。刑法除对侵占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对象具有明确界定外，司法实践中的其他立案和定罪标准基本沿用了职务侵占罪的规定。“普通侵占罪的性质和危害近似于盗窃罪，侵占拾得物的性质和危害则近似于贪污罪。因此，……对普通侵占罪的起点数额应参照适用盗窃罪的起点数额为宜，侵占拾得物罪的起点数额则可以参照贪污罪现行起点数额[③].”本案杜某在某机关办公楼走廊地面拾得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显然为所有权人刘某的遗失物，如杜某拾得后未为取款的恶意占有行为，仅对储蓄卡的持有还不能认定其行为违法。当杜某与艾某持该卡共同在银行自动柜员机的取款数额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后，两人的行为才转化为非法侵占。但侵占罪是以“拒不交出”为必要成立要件的，否则就会形成拾得他人遗失物即为犯罪的观念。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1995年《关于办理公司、企业负责人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拒不交出”、“拒不退还”主要采取了时间界定方式，即“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或“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的”。依文义理解，这种界定应当包括三个解释，一是被告人的归还或退还应当是一种主动行为，而非通过司法机关的搜查、查封等途径所缴获；二是被告人的归还或退还以超过三个月或提起公诉前为时间界线，超过该时间界线的应当视为拒不归还或拒不退还。三是提起公诉前的最后期限，应当理解为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之前。因此，可以认为该规定主要强调的是归还或退还的时间界线。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公安机关侦查时已经将所取款项退还，虽然并非出于本人的完全自愿，但确实是被告人在三个月内或提起诉讼前以自己的行为所交出和退还，而不是公安机关通过搜查、或查封等其他途径所缴获。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恶意侵占行为，由于其在公安机关全额退款的弥补，使之侵占罪的定性也不能成立。#p#副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侵占罪是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法院对本案的宣告无罪判决和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只能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如认为被告人犯侵占罪，应当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刑事自诉。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被害人以侵占罪另行提起刑事自诉的，同样也只能得出宣告无罪的结果。而本案存款损失已经通过公安机关追赃挽回，被害人此时已经没有提起刑事自诉的必要了。

「结 论」

遗失物并非无主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应当及时通知所有权人，所有权人不明的应当收归国家所有。综观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诉讼过程，被告人杜某、艾某拾得刘某遗失的龙卡后，明知遗失人姓名却仍然实施了提取数额较大款项的行为。与侵占他人遗失的数额较大的财物且不予退还的典型侵占罪相比，本案被告人持卡取款这个特殊情节更能体现被告人对他人财产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尽管被法院宣告无罪，却无权要求国家赔偿。假设本案未经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和追赃，两名被告人是不可能将非法获取的14700元予以退还的。此时，本案两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且应当依法定罪量刑。但是，因侵占罪属于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对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难以落实。本案幸得公安机关“错误”地定性为刑事诈骗，才得以立案侦查并将两名被告人抓获归案后及时挽回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公安机关在被害人报案后即认定本案性质为侵占，那么被害人只能通过刑事自诉寻求保护和救济。在根本不具备调查取证能力、也不知侵占其合法财产的为何人的条件下，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是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其结果必然是被驳回起诉，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二是司法机关履行侦查职责的程度难以界定。依国家权力的法治理念，对于公民而言，法无明令禁止就意味着有权；对于国家机关，法无明确授权就意味着无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侵占罪案既然为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然为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的自诉案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侦查机关可以完全一推了之，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侦查活动界入此类罪案的深度。#p#副标题#e# 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设置管辖制度的宗旨在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具有案情简单、情节轻微和被害人具有证明能力等特点，法律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机关的依法干预。如被害人因受到强制、恐吓而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和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告诉。同时，案件已经公安机关侦查且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害人可以直接提起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被害人确无能力调查取证的侵占罪案，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报案进行侦查，查明侵占犯罪事实和获取相应的证据后，如果可以确认其性质为侵占，应当告知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刑事自诉。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

信用卡诈骗案例

来源:未知 作者：l 日期：10-07-13

【案情摘要】 公诉机关：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检察院;被告：洛某

2007年4月16日，骆某在拖欠他人巨额债务无力归还的情况下，向民生银行信用卡营销中心申请办理白金信用卡。在向银行提交证明其资产状况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实际未能履行)等文件后，银行向骆某核发了一张白金信用卡。两天后，骆某又再次提供虚假收入等证明材料向招商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分别通过刷卡消费、ATM机取现及向他人支付费用后在特约商户处刷卡套取现金等方式，使用民生银行的白金信用卡透支299306.34元，使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透支150518.81元。骆某将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归还债务和日常消费使用，另一部分用以偿还先期的透支。但是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骆某渐渐的无力偿还。银行多次催收，骆某仍不归还透支的款项，并化名潜逃至外地躲避债务。直至2008年11月被公安机关抓获。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人骆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法理分析】

本案属于利用虚假信息骗领信用卡，然后恶意透支以填补之前的亏空，最后导致构成犯罪的情形，案情较为简单，条理也较为清晰，在分析时需要梳理如下线索：

性质认定：即信用卡诈骗罪的含义及构成要件的认定。

所谓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次，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信用卡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再次，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亦即年满16周岁的完全刑事责任人;最后，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信用卡诈骗罪的具体表现行为有四种，分别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其中，透支是指在银行设立账户的客户在账户上已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允许客户以超过其账上资金的额度支用款项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借钱给客户，而恶意透支则是指为了将透支款项占为己有，根本不想偿还或者也没有能力偿还，在行为上采取潜逃的方式躲避债务的透支行为。

事实认定：即本案中被告人洛某的行为界定。

在本案中，被告人洛某利用虚假的资产证明骗取了不同银行向其核发的信用卡，然后通过刷卡消费、ATM机取现及向他人支付费用后在特约商户处刷卡套取现金等方式大肆透支信用卡上金额，用于自己日常消费和填补之前亏空，其本身并不具备偿还的主观意志。在银行催收账款以后，仍然不予归还，并且采取了潜逃至外地躲避债务的行为，可知其透支行为是恶意透支，且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三个构成要件，故本案法院的判决是适当的。

【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

信用卡作为持有人信用的体现，是现代消费领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所催生的产物，它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人们摆脱了现金支付周转不足和携带不便的困境，但是信用卡在我国毕竟属于新兴事物，门槛较低，导致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故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1.首先，在消费使用时，签单前要注意核对单据上记载金额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切不可签署金额空白或者填写未完全的签账单。签帐单要妥善保留，除了以备日后查核外，也可避免被仿冒使用。

2.其次，若发生错误或者交易取消，一定要当场将错误的签单撕毁，如果商家使用的是电脑联线刷卡终端，务必要求销售员开立一张抵销签帐单以抵销原交易，再重新进行一次交易，或取得商家的退款证明。

3.最后，持有人应当妥善保管信用卡及身份证，丢失后应当立即挂失，避免他人拾到后冒用或者恶意透支。信用卡注销后，应当及时剪断该卡，以免因为冒用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总而言之，信用卡是方便生活的工具，也是个人商业诚信的记录，除了预防他人冒用的情形外，更应当树立自己的诚信意识，及时还款，不要恶意透支。

第19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陈荣明信用卡诈骗案

【提示】

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何谓恶意透支?它与善意透支有何区别?

【案情】

被告人：陈荣明，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原系江苏省南京市天梯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职员。2002年9月11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三四月间，被告人陈荣明在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持其牡丹卡、太平洋卡先后在江苏省无锡市和常熟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东莞市等地，采用小额取现、刷卡消费等手段，恶意透支190笔，共计透支数额181008.82元。

【审判】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荣明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未提出辩解；其辩护人主要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太平洋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其行为不属恶意透支，此事实不构成信用卡诈骗。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信用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不属恶意透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规定限额达到数额巨大，为逃避追查而潜逃在外，故被告人的行为属恶意透支，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陈荣明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

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但在罪名的使用上一直沿用普通诈骗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一直延缓到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颁行为止。1997年《刑法》也将信用卡诈骗列入其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有4种情形：（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恶意透支的。很显然，本案被告人陈荣明的信用卡诈骗是属于第4种情形，即恶意透支。笔者下面就结合本案简单阐述一下如何认定信用卡的恶意透支。

透支的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指持卡人在发卡机构信用账户上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时，经发卡行批准，允许其以超过信用卡余留资金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的活动。善意的透支，既有利于持卡人的方便使用，又有利于增加银行的利息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信用卡的这一功能，骗取银行资金，将其非法占为己有，这也就是所谓的恶意透支。恶意透支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客观行为往往被表面的民事法律关系所掩盖，与善意透支相混淆，因此准确地认定信用卡恶意透支对区分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罪与非罪具有重大意义。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所谓合法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银行申办并核准领取信用卡的人，也即享有该信用卡使用资格的人。如果非持卡人包括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与持卡人合谋，互相串通和勾结，为持卡人恶意透支活动提供帮助的，则是共犯。非合法持卡人不能构成、不能成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如行为人使用盗窃的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则以盗窃罪论处；行为人使用伪造的、作废的、捡来的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则以诈骗罪论处。本案的被告人陈荣明在任张家港市海德镀层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分别向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申办信用卡，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在依法核准后分别发给陈荣明牡丹卡和太平洋卡，被告人陈荣明是两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构成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信用卡账户中没有备用金，或备用金不足的情况下仍继续透支，且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如果是因为过失造成透支，则不构成恶意透支。行为人的主观思想是靠客观行为反映出来的，其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点：

（1）透支超过限额包括每次在限额内透支但累计超过了限额；（2）透支款逾期未还又继续透支；（3）透支数额有规律或在短时间内大量透支。本案被告人陈荣明在1998年三四月间，在其特丹卡上仅余98.64元、太平洋卡上仅余1.11元的情况下在授权范围内，先后至上海市、广东省等地采用小额取现、刷卡消费等手段实施了其透支行为，其中牡丹卡透支146笔，透支额132793.74元，太平洋卡透支44笔，透支额48215.08元。在发卡行发觉后准备向其催讨款项时，陈荣明即潜逃在外，躲避侦查，其一系列的行为无不反映出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符合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银行财产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的金融管理秩序。本案被告人陈荣明的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客体要件。信用卡恶意透支从客观方面看，表现为行为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数额较大，并且在发卡银行催收的期限内拒不归还的，或逃避追查的。超过规定限额，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中规定的透支限额，而不是每一次的透支数额，只要信用卡透支后账户的余额超过限额，就构成超过限额透支。超过规定期限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规定的允许透支的期限，期限是针对限额内的透支而言的，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则谈不上有透支期限。透支超过限额或虽未超限额却超过规定期限，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属于恶意透支。所谓“数额较大”，是指刑法意义上的数额较大，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这里的数额较大是人民币5000元，如果信用卡恶意透支达到人民币5000，则构成犯罪，反之，则不构成犯罪。另外，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还必须具备一个要件，即经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或逃避追查。本案被告人陈荣明透支共达181008.82元，大大超过了规定限额，且事后为了逃避追查，潜逃在外四年有余，其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客观要件。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本案被告人陈荣明潜逃在外逃避追查，就不存在“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要件，其行为就不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教条、太死板，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所以将“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写进去，主要是方便界定恶意透支的范围，更清楚地反映出行为人内在的主观恶意，使司法实践有直观的衡量尺度，便于操作。如果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在规定期限内归还了透支款，就说明持卡人透支是非恶意的。

但行为人恶意透支后，为了逃避银行催收而潜逃在外，只能更加反衬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其社会危害性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更大，如果就此认定行为人不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显然是不合法理的，也不利于打击犯罪，防范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规定了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财物金额5000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经银行催收后仍未归还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一般也是如此操作的。

发现ATM机上的信用卡而冒用取款应定信用卡诈骗罪

2008年08月22日 14:56:17 来源： 字号：〖大 中 小〗

裁判要旨：行为人发现他人遗忘在自动取款（ATM）机上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便冒用该卡取得大额现金，此行为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的行为，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案情] 2007年12月14日下午，商某到建湖县城湖中南路县农业银行森达分行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转账后，没有将农行金穗卡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就因事离开。不久，被告人龚建荣准备在该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商某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就冒用该卡在银行取款机上取得现金17000元。案发后，赃款已被追回发还给被害人商某。

[审判] 建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龚建荣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龚建荣犯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鉴于被告人龚建荣认罪态度较好，并退清全部赃款，故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以被告人龚建荣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四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龚建荣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即被告人龚建荣的行为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

解决以上争议，应首先从概念上区分一下信用卡诈骗罪与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体为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其客观要件表现为行为人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等方法，使与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对的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或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窃取的行为。其客体为受刑法保护的财产性的权利，其客观要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公私财物秘密地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法定数额或其他定罪条件的行为。由此可见，盗窃罪与诈骗罪最关键的区别是，盗窃罪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而诈骗罪是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认识自愿处分财产。对本案的处理，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盗窃罪。理由主要有：信用卡是一种支付凭证，占有他人的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占有了他人的财物。本案被告人在自动取款机上发现他人遗忘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就利用该卡在银行取款机上取得大额现金。本案虽然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但结合刑法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规定的 “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的要件，必须是被害人产生了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取款机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也就不存在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使他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的行为，相反，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的行为，故此种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主要有：就本案而言，表面看来与刑法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特征不符，但行为人从取款机中取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虽然行为人是从不具有人的灵性的ATM机上取款，但是ATM机能为客户服务，是建立在人为设置的程序基础上的，按照信用卡的有关规定，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使用此信用卡，ATM机为客户服务亦需验证身份

后进行，对于ATM机，客户的密码即等于客户的身份，客户输入密码进入程序其实就是验证身份的过程。因此，此时行为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实质上是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而使用他人密码支取款项，与冒充他人身份占有财物无异，主观上具有冒用意思，将财物骗到手，在客观上积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非法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使银行取款机的电子识别系统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自愿”交付钱款，至此信用卡所承载的经济利益发生了转移，没有该欺骗行为，信用卡所代表的财产权利就不能成为现实，故本案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龚建荣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特征，认定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更能体现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本义。

第五篇：信用卡诈骗罪案例

「案情」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汝南县支行。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

1997年5月13日，被告委派其出纳员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单位财务室出具的担保书，在原告处办理了持卡人为该公司经理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单位卡）一份。1997年5月14日，被告将其所有的瓠城大厦在县房地产交易部门办理抵押监证仲裁登记手续，评估价值为204.48万元，仲裁意见为最高限额担保贷款143万元。1997年9月9日，被告以该房产设定抵押，向原告担保贷款75万元。1998年1月17日，被告以外出购货为由，向原告申请金穗卡超限额透支20万元，透支期限三个月，并以其上述房产作抵押担保。原告经审查后，逐与被告签订金穗信用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并于同年1月23日将该合同约定款额20万元划入被告持卡人的存款帐户，供被告支取。此后因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酿成诉讼。原告向汝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该20万元透支款本息。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答辩称：原告所诉属实。但因经济困难，请求延期还款。

「审判」

汝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而产生。原、被告签订此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使用章程》之规定，其从合同中的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故原、被告所签订的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及其从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应依法予以保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透支款，且经原告多次追要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透支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透支款利息的计算，应依《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的规定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项，《借款合同条例》

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8年1月23日起至2月6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月7日起至2月21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逾期不能清偿，变卖被告抵押物，原告对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评析」

信用卡是我国银行系统经批准发行的、为资信可靠的单位和个人消费、购物及存取款提供服务的信用凭证。其功能在于持卡人外出旅行、购物时便于携带，在急需时允许善意透支，但透支的款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且要求持卡人必须在透支后及时将透支款存入其存款帐户，并按规定支付利息。每种信用卡对允许透支的数额都作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且要求持卡人支付的利息都相当高，有时甚至高于银行利息的几倍、十几倍。其目的一是防止恶意透支，损害发卡银行利益；二是持卡人在急需时持卡透支后，督促使其及时归还透支款本息。如本案涉及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之章程规定，单位卡透支限额3000元，个人卡透支限额1000元；透支利息自透支当日起按日息万分之五（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一百八十二点五）计算，从第1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三百六十五）计算，超过一个月或透支超过规定限额的，除加倍付息外，并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追回所欠本息。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似乎存在是否取消被

告使用信用卡的资格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应由原告根据章程决定，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但实际上原告不能以被告超限额透支为由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因为被告这种透支行为是根据与原告签订的透支合同进行的，性质上已不是急需时的善意透支或违反章程的恶意透支，而是一种信用卡关系中的借贷行为。如果仍以信用卡透支行为看待，则被告因透支合同取得了信用卡超限额透支权，逾期不还，只能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不能认定为未签订透支合同的透支侵权行为，原告作为发卡银行即不享有其章程中所规定的那种透支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取消权。

此案在审理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将持卡人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那么，应否将持卡人列为诉讼主体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信用卡是一种信用凭证，信用卡中的单位卡是申办信用卡单位的信用凭证，而单位卡持卡人是使用这种凭证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行为是持卡人的职务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视同法人单位的行为。另外，从本案透支合同的签订来看，被告单位是签约当事人，持卡人不是签约当事人，从合同相对性的要求上，持卡人也不应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

应该引起司法界和金融界注意的是，如果本案被告没有签订信用卡透支合同，而透支20万元，且经原告追要长期不还，则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后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