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利益（范文模版）

第一篇：法与利益（范文模版）

内容摘要：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

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

关键字： 法 利益 权利和义务 分配

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①

法律往往表现为维护和实现利益的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维护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阶级社会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法的本质是与利益从来没有分开过。

阶级社会，法律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以这一阶级的需要变通为法的思想而表现成国家意志。而法律上具体的是把不同的利益所得者（也是维护者）通过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其意志表现为国家法律来冠冕堂皇的实现和维护其利益。并且往往在法律中表现出统治阶级具有更多的的权利面少义务；而其他广大被统治阶级则是更多的义务少权利。通过确立权利和义务的实际获得和履行来划分和实现利益。

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根据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② 但他认为的大部分人却只是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把广大的社会底层奴隶阶级完全排除在外。即便柏拉图指出：“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但这也掩盖不了他中产阶级的本质，摆脱不了他阶级的局限性，其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在柏拉图看来，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性导致了国家存在有不同等级。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 和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③ 即使是在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在柏拉图看来也着重在于守法者的遵守法律，履行义务。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 ④

其所言的利益根本是中产阶级的，是从法律角度划分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对于广大的奴隶阶级则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奴隶即不是权利的行使者，亦不是义务的直接履行者。奴隶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履行义务的工具而已，奴隶即不被附于人的概念，因为他们只是财产 —— 奴隶主财富的象征。

亚里士多德师承并发展了拉图的这一思想。他指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⑤ 其实质是通过义务和权利来为统治阶级作法律辩解，其目的是维护广大中产阶级在整个统治阶级中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表述了关于“夫与妻之间、父与子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自然存在的秩序，应该由自然法来调整。”这一思想是为中产阶级在奴隶面前的辩解，意在说明中产阶级的相关利益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意，应遵循自然之法，神之意识。亦在告诫奴隶阶级不要做违背神的意识的事，（实质是说不要反抗），所定一切都是神意所为。通过这一思想把中产阶级的利益的获得和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意志（表现为人法）和神的意志（表现为神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第三个阶级即中产阶级主政，才是最好的社会，因为它可以使城邦安定。⑥ “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具有稳定性。”⑦ 亚里士多德无论怎么辩解都离不开他阶级的本质，他只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他在论述法治时认为，法治就是为了公众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实行的统治，以区别于为某一人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实行的宗派统治或专横统治。⑧ 实行法的统治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更好地行使权利和让被统治阶级更自觉地履行义务，且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强制实行。这实质上不但没有离开以权利和义务来划分和实现利益的轨道，反而强化了权利义务在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地位。以此来为中产阶级争取更多的权利，争取更多的利益。

与其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反映“广大人们”的利益，还不如说是反映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更为直观且准确。他的法治思想也只不过是在为中产阶级打造一把谋取利益的利器，目的只是为获取更多的利益。

中世纪的欧洲大陆逐渐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利益的分配表现在法律上自然也偏向于教会。

奥古斯汀把教会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结合起来，把虚无的神意附于他创造的神法之中，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都蒙上了一层神的色彩，有时还直接表现为上帝的意志。

奥古斯汀的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而使整个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原始罪恶。⑨ 他还认为教会本身是神圣的正确的，教会成员不管好坏，能否得救不在于他的品行如何，而在于他必须归依这个唯一神圣的教会。凡不归依教会的，即使其言行无可指责，灵魂也不能得救。这是他的教会说。⑩

从奥古斯汀的原罪说和教会说可以看出，他首先把人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都很好地结合在他的神法体系中。以人出生来就带原罪和认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其实质是在把利益的分配上升到上帝的意志，即法律上来。固然在他的法体系中，教会的利益则被认为是上帝的利益，是神圣的。教会的权威是上帝意志，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的罪恶灵魂的使者。所以也就让人们默认教士阶级的利益亦是上帝的利益，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奥古斯汀还很好地把教会利益用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来划分。教堂是唯一可以静化灵魂的地方，教士是唯一可以拯救灵魂的使者，他们的权利是上帝给予的，且是带有原始罪恶的人共同默认的。他们权利得到维护不只是上帝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带原始罪恶的人应该且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且满足教会的利益需求，教会的权利得到维护，带原始罪恶的人的灵魂才能最终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样使整个教会的利益都上升到上帝的利益角度。“根据阿奎那的神学观念，法不是人的主观产物，而是神的意志体现。法是理性的一种命令，它是关心社会团体的人为了共同利益而颁布的。”⑾

很显然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教会。即法就是关心教会的利益而颁布，并且这种法是上帝的理性。教会的利益是神的意识的要求，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教会取得利益是人人应该维护，决不能背弃上帝的意愿。在人间，教会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不仅上帝予以维护，而且带有罪恶的人也必须帮助实现。神法不仅是上帝的意识表现于人间的律条，而且是仅次于永恒法的最高法律。

阿奎那转述 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从自己的本性说明不是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需要过社会生活，许多人在一起过社会生活就应该有人负责管理，谋求公共利益，为人间的安定和平就应制定法律。在他看来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加强管理，谋求公共利益。很显然，阿奎那所称的管理就是教会对整个社会的管理，管理者则是教士。此处的公共利益则是仅指狭义上的一个阶级的利益，即是教士阶级的公共利益。在阿奎那的法学思想体系中，法律是维护教士利益的，其他社会各阶级及各社团都是服从教会的，是教会的一般附属物。他们的权利就是人人信教，人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他们的义务就是维护整个教会的统治，维护教会的各种利益，并把这些利益贴上了冠冕堂皇的带有上帝烙印的标签。所以阿奎那在叙述其神法思想的时候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于来世的永生，为此仅凭人的本性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上帝超自然的帮助，即依靠先知所启示的法律。⑿

整个中世纪，尤其是阿奎那之后的法律条文，无不是基督教义的化身，法律则教义，教义即法的状况，体现和维护的自然也就是其本阶级的利益。法律成了直接获得利益的工具。

阿奎那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和知识来论证人间的不平等和服从的必要性，是神意的安排。⒀ “在人类事物中，地位较高的人必须依靠上帝所规定的权能来向地位低的人贯彻自己的主张……在人类事物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⒁ 可见，阿奎那不仅把利益的分配不均看作是上帝的意思指示，并且把低级的人应服从高级的人也看作是神的指导，是低级的人应尽的基本义务，而高级的人则是上帝指派的来统治管理低级的人的。统治的权利是上帝的权利，统治的意识（法律）是上帝的意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都抛弃不了利益划分的影子，利益的分配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兴的法学理论，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神法，但从不否认法与利益的深层关系。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伦理学说。他认为，所谓“功利”就是指外在事物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产生和带来的利益或快乐，使当事者能避免或防止的祸害和痛苦。⒂ 边沁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期，代表着资产阶级对个人利益的极大渴求和对利益保护的极大渴望。他把利益的需求植根于法律之中，用功利来阐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思想。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功利就必然需要有一个由强者组成的最高权威制定出法律并迫使弱者服从。⒃ 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功利学说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⒄ 功利主义说到底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整个功利主义法学思想都不过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正面之辞，并且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权利和义务关系来实现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边沁关于法律的功利主义、主权命令说，都是 18 世纪末以后，资产阶级现实的统治在法学理论上的表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改革普通法，强调制定法的功能，要求公民的普遍服从，追求资产阶级更多利益的客观反映。” ⒅ 边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代言人，他把获得利益转说成是求乐，而把失去利益说成是苦。说到底他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是上来看待利益，看待利益与苦乐之间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从一产生开始对利益渴望就像是吸血鬼对血的渴望一样浓烈。而他把这种需求看成是求乐的过程，并认为法律应该对这种求乐加以保护，明显是在为资产阶级疯狂追求利益寻求法理上的支持。他的法律思想亦如前人不能把法与利益分开，且同样带着阶级的局限性。

耶林在其《为权利而斗争》中说到：“这种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由于与主张自己权利的权利者的利益相对，社会上还存在着试图无视这种利益的人的利益，因此个人的权利也好，国民的权利也好，都免不了受侵害的危险。……”

耶林直接把权利与利益的概念等同起来，权利就是利益，权利受损害就是利益受损害，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利益而斗争。在耶林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自主意识要求强烈的时代。提到利益资产阶级就必然是喜自心来，所以耶林的利益即权利的法律思想也固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强力支持。权利在耶林的法理念中不再是用手打不着两眼看不到的空洞的东西，而是直接与资产阶级的生命-----利益挂上了钩，让权利更具有骨与血肉的关系。这一点在耶林论述利益平衡的时候就有所表现。

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利益，其手段是通过报偿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会的手段，具体办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贸易。⒆

可见耶林的法律思想也是围绕利益在作文章，并且把利益的取得上升到法律上的权利，使利益成为法律直接保护的对象。符合了资产阶级对利益追求和对利益保护上的法理需要。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但原存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加恶化，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恶劣。原有的法理思想不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弊端。社会矛盾表现出更加复杂化，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依照原有法理思想不但不能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甚至还使有这种矛盾加剧的倾向，以至于直接危害到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急需一种新的、能满足社会现状发展的法学理论出现，庞德的社会法学在这时候呼欲而出。

庞德的社会法学同样没有把法与利益分开。他指出为了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控制，就有必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利益并加以分类。法律并不创造任何利益，法律的根本任务或作用就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⒇ 庞德从法律含义出发，指出法律的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21 同时他还把人类的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法律的任务是协调这三种关系，寻找一种共同的利益予以保护。

庞德的理论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愿望。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理思想在当时已显疲态，对各项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弊端早已不能维系，更不能符合垄断资本主义对利益的划分要求。垄断资产阶级呼欲一种符合他们利益需求愿望的理论形态在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进入 20 世纪后，法律不仅应注意保护个人利益，而且应强调社会利益，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应代之以社会化的法律。” 22

可以看出，庞德的法学理论只不过是让法律在利益的划分方式及划分原则上有所改变，为垄断资产阶级划分到更多的蛋糕，以适应资本主义在法理上的需求。同时在他的法的理论中，也把利益的划分转化到权利和义务上来，让权利更好地为利益服务，让法律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庞德的社会法学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利益分配方式，他不仅照顾到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还同时照顾到了个人利益。此处的个人利益，不仅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广大工薪阶级的利益。他的理论不但可以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广大社会的顶梁柱工薪阶层在利益上也得到一定的满足，最重要的表现是使广大工薪阶级获得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实惠。

可见庞德的法律思想也只不过是对利益分配方式的更新，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利益在法律中的杠竿作用。

综观上述，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历时历代的法学家都只是放眼于他生活的时代，为了适应各时代的社会发展，创造出与社会相匹配的理论。所以最终也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们的阶级属性，更不可能把阶级利益与法律分割开来。法律只不过是用来侵害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所以才有了不同时期的法学家对法律和利益关系的不同评析。

法与利益天生来就是被捆绑在一起，不能也不可能把他们分裂开。

“法律的发展受利益发展的影响。利益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发展，包括法律的发展方面以及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法律为了顺应一定形势，时代需要作出某些调整、变革。从实际上讲，这种调整和变革是立法者所代表的人们利益的必然要求。” 23

① 《法理学》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西方法律思想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④ 《法律》 柏拉图 著

⑤《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吴寿彭译 第 199 页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⑥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⑦《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⑧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⑼《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⑽《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⑾《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⑿《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⒀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⒁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顾萧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⒂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⒃《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

⒅《西方法学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⒆《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学史》 何勤华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理学》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218 页

第二篇：道德与利益

道德与利益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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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在道德与利益面前；有些人选择了利益。道德在利益面前显示得那么苍白无力。往往人们在利益面前不择任何手段，也可以不顾身份。不要面子了。谁说中国人最要面子，在争夺利益的时候就有人连面子都可以不要了。这就是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负出的最沉重的代价。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第三篇：《道德与利益》读书笔记

读《伦理学与经济学》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约翰•勒蒂奇所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引起广泛争论的关系，此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正如其前言作者所言：“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了，对自利行为建设的温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

人具有多种多样的需要，这些需要驱使人们具体行动，去追求各自的目标。每个人的需要和具体目标都是丰富多样的，因此，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和目标必然会错综复杂，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相异，有的完全冲突。人们需要的满足是要消耗资源的，而资源又是有限的，完全用于这方面，就不再能用于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完全占有了，另一部分人就会一点也得不到。于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彼此就难免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为战争。人类社会充满冲突和战争，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冲突和战争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照顾到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人类逐渐学会了彼此协调，更加注重社会秩序。要协调好秩序，就必须有一些规范来约束自己，也约束他人。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规范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习俗、道德、宗教、纪律和法律几大类。每类社会规范都针对不同的社会行为，都有不同的内容，都实现着不同的目标，都有着不同的调节手段。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人类行为动机复杂多样，因而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马蒂亚.森认为，“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自利，或者个人福利的考虑并不是人们行为的全部动机。他由此把关注引向了对自由、权利的思考。

一般人都会认为财富越多越好。中国民间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可见积累财富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否则，活着就没有安全感。从古至今，人们都在通过各种手段积攒财富：占有很多田产和奴隶，将金银珠宝装在瓦罐子里东埋西藏；存折和信用卡经常更改密码，设法将已经占有的财富保值，拖欠民工工资，炒股，洗钱„„人们整天劳碌奔波，为的就是多积攒一点，最好将儿子孙子的那一份都准备妥当。没有谁仇视财富，但与财富相关的问题，它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流动）方式，它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却永远是一个疑问。君子贪财，这没有关系；取之无道，就出问题了。不是“财”出了问题，而是“道”出了问题。社会的整体失衡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与所有人都相关的人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人们不会去反对财富。但是善于思考的人们对财富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方式却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徭役赋税越来越重？为什么劳动者贫困，不劳动者反而富裕？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什么原创性劳动越来越贬值，虚拟经济（或者信息经济，主要是传播小道消息）越来越吃香？人类还有没有得救的希望？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大概过分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太重视“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的关注。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他认为，西方当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之复杂关系的理论。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被人们忽略了”。在阿马蒂亚.森那里，经济学应致力于评价和增进的“更基本的目标”至少应该有自由与公正。他对自由和公正的看重基于如下判断：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拥有的自由度以及福利分配上的公正性直接关涉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并构成社会基本的道义性。

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近几年学术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经济学需不需要道德关怀?一些学者主张，经济学不仅要关注效率与资源配置，而且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关

心人，关心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学的功用在于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效率，这是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如果经济学也陷入道德还是不道德的争议，那么就难于体现出经济学的独立的视角和作用，势必使它在效率与公平上顾此失被。据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不讲道德”。

森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这本《伦理学与经济学》应该说功不可没。他指出，经济理论对经济问题的缺乏解释力，原因恰恰在于它对人的动机、行为、价值观、预期的判断失误，在于经济学对伦理和道德的忽视。他特别认为，经济学要关心道德问题，但经济学不是为关心道德而关心道德，否则经济学与论理学和哲学就没有区别了。经常学家之所以对道德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如果没有上述对伦理、动机、价值观等的分析，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如今，稍微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假定”——每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家庭、组织)在经济活动中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据此来决定它的行为，这是全部经济学的基础，无此则经济学的分析就无法展开。但是，就是这个在大多数人看来天经地义的法则受到森的怀疑。他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对人的行为动机的最好解释，更不能解释这种最大化会带来资源的配置。由于经济学家仅仅把人作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对象进行分析，而完全排斥了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人的行为的复杂动机，经济学常常无法对人的行为和复杂的经济关系作出准确的说明和预测，各种经济模型也变成了好看的花架子。森教授举出日本的例子作为证明。在日本，企业以及个人的行为规则并不完全如同西方一样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中，荣誉、责任和信誉，以及集体利益最大化占据着重要位置，这带来了相当成功的日本式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森进一步指出，如果允许非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那么，许多困扰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诸如外部性问题、非市场依赖性、政府政策失灵——就会获得全新的解释和思路。除了最大化假设之外，森还对一系列主流经济学的教条进行了批判，如物质利益最大化等于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含义、效用的人际比较，以及自由和权利在人类行为目标中的地位等等。

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召唤之下, 一时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因被激活起来。在短短的20 多年时间里, 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实力基础。回顾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 在“人定胜天”的思维模式下, 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成就是以牺牲一定的社会代价为前提的。正如经济学研究要关注效率的的问题一样, 伦理学研究应该关注日益严峻的经济伦理问题, 以期通过理论推理和假设, 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可资利用之道。在这方面, 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为我们探究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打开了一扇小小的视窗。

市场经济迄今为止是人们所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采取市场经济模式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中,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 伦理问题便成了人们发展经济必须关注的, 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超经济因素。超经济因素就本质而言就是指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力因素和经济伦理因素。阿马蒂亚•森认为, 经济学包括两个中心问题, 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 它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一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这种判断应该更富于伦理性, 必须使用伦理的观点来判断究竟什么是“对个人有益的东西”。

虽然亚当•斯密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自利与利他的互惠关系, 但他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理性的人, 他们一般不会长期采纳接受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方式, 所以, 只有顺应人们利益的道德, 而不是背离人们利益的道德, 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利己’道德则是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的前提下, 进行有关的制度安排和构建, 使得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否认人们总是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做事，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不自私地做事，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正如有人所辩护的那样：“这一假设（理性行为假设———引者注）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但问题在于，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因此，问题不在于人是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因为任何利己主义者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除非他是个利他主义者；而任何利他主义者也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除非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也不在于人到底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因为人的这两种类型在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的行为中都能找到一定的佐证。“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这就是我所谓的“阿马蒂亚•森问题”

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清晰的：“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一言以蔽之，人的行为动机并非只是自利而是具有多元性的。

第四篇：利益与道德作文

利益与道德作文

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作文是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即从经过压缩的简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语言，向开展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语言形式的转化。一篇什么样的作文才能称之为优秀作文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利益与道德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孔子是我国古著名的文化人物，其下弟子号称三千。但其中一位义救在外国的鲁国奴隶而不报账的学生受到了责备；同是救人一命又收到一头牛的谢礼的弟子反而得到了孔子的表扬。这两个故事很简单，却很有深度，我们不妨研究一下。

研究事情通常要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位收下了一头牛的弟子，他的行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好人有好报的道理，无形之中就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有利益于社会的事。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不言而喻。

其实利益与道德之间并不一定是你存我亡的关系，但人们却没有注意这一点。

道德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从古至今，是无数文人墨客，以及寻常百姓所关心的话题。它是做人的根本、立世的基石。然而，也有许多人过激地理解它、改造它、传播它。认为利益就是它的头号死敌。于是就有宋朝理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一类的主张。

但是在宋代，是社会背景导致了这样的思想产生。宋朝的商品经济前空的发达，社会的繁荣也必然会极大地冲击原有的伦理道德。由于当时的`社会现象是如此的特殊，才会出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潮流。而后来它也发展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的武器。

再回过头来看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虽不如战国时期那样战乱频繁，但社会上流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气息。于是孔子站出来，赞扬了救人收礼的弟子，也批评了另一救赎人却不报账的弟子，其实救人不求回报更体现了一个人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孔子这么做，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些举动，使人们都能达到一个利益与道德的平衡点。

再反观现在，我们的内心可能会感到一些痛苦了，摔在地上的老人无人敢扶，原因是一些老人被扶后竟然讹诈好心人。在有人落水急需救援时，耳畔却传来先给钱再救人的喊声。这些事情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然而，我们却不可被这一小部分不良事件所影响。我们需要平衡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调整一盛着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天平。现在，问题出在了利益重而道德轻上，我们要以自身的行动，去增加道德的份量！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道德与利益是鱼和熊掌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可兼得。然而孔子称赞收下谢礼的学生批评没有报账的学生的故事，却让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固有观念大打一个问号：利益与道德真的不可兼得吗?

“最美妈妈”吴菊萍在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用她并不强壮的双手去托住从高楼坠落的陔子，这是道德的表现。而她也没有像常人一样要把利益与道德划清界限，在选择道德的同时，她也选择了利益——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殊荣也接受了重金的酬谢;“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许多企业大肆涨价赚钱，而神威药业却毫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这是神威出于道德的选择，而在非典结束后，神威药业也收到了利益的回报——销售业绩远超其他公司。由此观之，利益与道德并非不可兼得。

然而，我们的大脑中回荡的却都是诸如“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的话语，我们总是把道德与利益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总是以德为荣，视利为耻。于是我们讴歌看那些大爱无私之人，颂扬着不求回报甘于奉献的精神，却在这一次次的讴歌与颂扬中渐渐失去了行善的勇气。不计利益的行善固然可以塑造出伟大的灵魂，但大多数人毕竟还是有私心的凡夫俗子，一旦道德的标准提高到要放弃利益的程度，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行善举义之时只是感动只是钦佩，却不敢效仿不敢推广。一个人的行善举义固然可贵，但许多人的行善举义才更为难得。所以，为了更多的人能主动去帮助别人，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道德与利益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鱼和熊掌”之间的关系，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利益是值得被接受的，而道德之花也能在利益之风的吹拂下开得更加鲜艳。

在茫茫宇宙中，我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我们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人，我们无法一直奉献却不求回报，但我们仍能尽力让道德之花开放，同时合理取得属于我们的利益。

《三字经》曾写道：“人之初，性本善。”由此可见，道德是我们所具备的最初始、最基本的素质。道德体现在很多方面上，比如礼仪。在安徽师范大学打饭时说句“阿姨您好”可享受优惠，或许安徽师范大学是为了培养良好的有礼貌的风气，可对此我不得不发出疑问：通过利益手段让学生养成有礼貌的习惯，最终真的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吗？我认为，懂得礼貌是最基本的道德，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不能因为利益来决定是否礼貌。管仲也说：道德当身，不以物惑。道德出于本心，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做人的道理、准绳，它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为了享受优惠而叫“阿姨您好”，那是不是意味着不享受优惠就不需要对阿姨礼貌了？礼仪的道德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是我们自觉形成的，别人强制不了我们。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道德的培养，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准则。

让利益决定道德，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当你得到利益的同时，你失去的是更加宝贵的东西。朱自清年老时贫病交加，但他宁死也不肯吃美国的救济粮，也不允许家人接受。这样一个有骨气的爱国志士，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坚守不移，爱国无悔！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道德修为？在利益面前，他不屑一顾，只为坚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或许会饿死，但他无所畏惧。如果他接受了救济粮，或许他不会拥有今天这么多人的钦佩，因为他失去了宝贵的道德准则。反观之安徽师范大学，为了享受优惠而养成礼貌的风气，这样的道德是不是太过廉价？或许并非每个人都这样，但安徽师范大学的做法太过，道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因由利益决定，也与利益无关。如果这样做，最终培养出来的风气也会带着利益色彩，而这与安徽师范大学的本心相悖，这并不是真正的礼仪，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

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要养成真正的道德，形成良好的风气，是要靠我们自身的自觉性的，学校需要做的，不过是唤醒我们的道德意识，加以鞭策。让我们带着一颗道德的心来对待人和事，不需要利益的驱使，因为道德在我心，与利益无关。

第五篇：科技经费：利益与潜规则

“科学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请项目、请客吃饭、拉关系上，用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少之又少。”

“科技部实际上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这是饶毅、邹承鲁、鲁白三位科学家对科技部功能最为严厉的指责。

百亿大财东的行政力量

据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

科技部支配的科技资金项目大致可分为：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始于1986年3月——当时为了跟上和发展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根据1997年6月4日原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具体设立)；星火计划(面向农业)；火炬计划(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农业成果转化基金等。

科技经费中的大项目，一般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即由科技部归口管理的面向研究开发的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的项目和课题：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和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

在科技经费的分配即科技计划的申请、批准诸环节中，官员的“行政干预”最为科学家所诟病。官员的个人偏好，有时决定了科技经费的流向。

科技部一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大项目决策，往往“并不是专家说了算，官员起了很大的作用。领导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可以花很多钱去做事情。”

高层官员的偏好也许决定了资金的最初走向。这是利益链条中最上面的一环。

而一层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偏好，这一切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资金走向的最终结果。善于跟官员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资金，不善于公关的可能就得不到。“这就增加了获得课题的成本”，这位人士说。

中科院院士郝伯林是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长远规划中物理学规划总纲的起草人。他经过数次参与规划之后认为，“搞规划的专家，任务就是写出文字材料交差，但规划与实际政策的制定和经费划拨没有多少关系。”此后，郝伯林愤而退出这类邀请，再也不去“装模作样”了。

邹承鲁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报上撰文批评科学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部里有会还找(我)，后来就慢慢不找了。”

邹承鲁的解释是，“他们现在请的，都是自己的人。官员会说些诱导性的话，专家为了跟官员搞好关系，也说附庸的话，结果总是能符合领导意图。你如果说了相反的意见，你就被边缘化了。”

官员与专家的合力

周成虎，863“十五”第二届“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主题专家组副组长，上届海洋组主题专家，“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成虎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非常大的项目在上面就申报完了，到不了我们这里。”

周所称的“到不了我们这里”，是指863重大专项的决策，到不了主题专家参与决策的层面。863计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大专项项目，一种是主题项目。863的专家组，也分为领域专家和主题专家两种。

863计划重大专项以重大产品、系统或工程为核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市场和应用为导向，突出国家目标，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组建专项总体专家组、专项可行性报告论证、编制专项课题标书和指南、专项课题评审立项和专项执行等五个方面。

重大专项决策，一般由“专项总体专家组”和科技部高层共同商定，经过专项可行性论证和审评立项，就能确定下来。其过程比主题项目要简单。这也就是在一些科学家口中流传的“大钱不评、中钱小评、小钱大评”中所谓“不评”的项目。其中的关键，是“专项总体专家组”人员名单的确定。

这类重大专项评审简化的另一个弊端，是官员的偏好之外，也为个别专家的偏好打开了方便之门。中科院一位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称，重大项目由于极高的封闭性，个别专家虽然自己回避项目申请，但其学生、亲友、弟子，以及某些行政官员的亲友，带着各类相关不相关的课题，只要跟重大项目沾点边，就都可以划到这个圈子里来。

此类专家和官员，成为利益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

这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丧失了重大项目的根本意义。“真正干活的，拿到的反而不多，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位科学家反问。

“项目出来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重大项目如此，那么主题项目呢？仍以863为例，其中玄妙，几可与大项目比肩。

863的主题项目，以鼓励原始性创新、攻克关键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为导向，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课题指南的编制与发布、课题评审、课题立项、课题经费预算和课题执行等五个方面。

一位曾经任过中科院某所科技处处长的科学家温澜(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评审立项的“潜规则”。

首先是按照指南写项目申请书。申请书的质量当然首先要差不多。其次，找到科技部863办公室的某个处。当然，某处与长期从事科研经费申请的温澜关系不错。然后由该处请5位“牢靠”的主题专家，甚至可以由申请人本人亲自在20人左右的主题专家组中挑选。

“在那么多的专家中，挑选几个跟自己关系好、又有往来的专家，事情就十拿九稳了。”温澜说。

主题专家组的评审，分为“优良中差”等几个等级。要想通过审评，一般来说就得保证每个专家的打分，不能低于“良”，最好是全“优”。因此，所请的5个专家，每一个都很重要。

主题专家组评审结果出来以后，评分并不当场公布。科技部主管部门的官员将评审结果取走，再交给领域专家审议。如果前者评审已经过关，领域专家一般不再会有异议。

可见，主题项目评审的关键人物，就是主题专家和某些部门官员。要搞好关系的核心也是他们。

经过立项和经费逐年划拨之后，一般3年的项目，到两年半的时间，会通知成果检验。

验收的专家和当初批准立项的专家，基本上是同一拨人。验收程序如下：

先由项目负责人作汇报，然后专家组开始讨论。专家一般在10个左右，讨论总体评价，由评审组起草，或由项目承担人起草，达到什么水平，比如“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措辞要逐句地琢磨，专家会说一两句哪些方面略显不足的话，但基调已定。

请专家验收之前，项目负责人一般已经与专家打过招呼——提问题不要太具体，尖锐的问题不会提。专家如果提了尖锐问题，下次也许不会再请这个人。鉴定结果由评审组组长交给项目承担方。

“科学界(的名声)不是你自己吹出来的，是互相吹出来的，在哪儿都不可避免。项目出不来，就意味着在这个主题上面大家都出不来，而出来了对大家都有好处。”温澜自己作为评审专家，也参加过类似的验收会，所以深有感触。

在利益链条中的最末端，就是个别小专家和温澜这样的受益者。

当然，按照温澜的说法，那些跟科技部有关部门和个别专家“关系不好”、只知道攻技术的倒霉蛋儿，就比较麻烦了。即便你申请的技术比别人强一点，也只能等着。温澜去年帮同行申请的一个项目，自觉技术水平还可以，但只能干等着。

项目申请下来之后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经费的使用。除了所里常规的以管理费的名义截留5%～8%之外，项目经费“真正用于搞研究的钱，占的比例反而不大，能有一半就不错了。”这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科研经费改革，使得科研人员没有了基本的事业费，工资支出等生活费用也要从项目经费中得到的缘故。

也因为此，争取项目便成为一条激烈的竞争通道。即便863和973最后流到个体科研工作者那里的钱再少，科学家也要争取。

“科学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请项目、请客吃饭、拉关系上，用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少之又少。”温澜直陈，这种情况已不再是个别现象。

当科学家沦为“乞丐”

科研行为不端、人才外流等是科技经费行政审批制下的必然结果。

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教授吴邦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科研中的不端行为，已经远远不止抄袭、伪造、剽窃等，而更广泛地存在于科研课题的申请、执行、评审的全过程。其中，大课题内定是利益平衡瓜分的结果，虚假成果更是比比皆是。

科研不端行为孳生的同时，大量科研人才外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微生物所的博士，由于处境寒酸(周培瑾的一个助手，副高级职称的科学家，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几百块钱)，加之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失望，大多人不安心，想方设法出国。微生物所培养的博士，现在在国外的人，比在国内的人多。20年来外流了近300名博士。

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柳卸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相当一部分科研机构中，只有1／3左右的科研人员长期承担政府科研项目，而一半以上的人员从未承担过政府任务。部门属公益类院所人均经费只相当于开发类院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工作条件较差，生活待遇较低，“骨干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种种规划，如1994年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研究计划和1998年教育部以李嘉诚名义开设的“长江教授”计划等。

但即便如此，近年出国和回国的科研人员，仍不成正比。何士刚在《良禽择木而栖》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体制，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科研人员在行政人员面前的人格扭曲。

一位叫做WXY466的网友，在对学者刘军宁《发展科学，需要什么体制？》一文的回复中写道：“学官成了主人，学者成了仆人。有一次我的一个科研项目开鉴定会，请来一个电子部的处长。这个处长是我们组里同事的哥们儿。吃饭的时候，这个处长得意地说，四川有个大学教授，著作等身，但叫他往东不敢往西。”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求真求自由的科学家要在个别“学官”那里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断了腰，怎么能防止大量科研人才外流呢？

故此，郝伯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要让管理部门的处长以及处以下的干部在研究基层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指挥权。他们只有了解情况以及送支持上门的任务。”

这也正是饶毅、邹承鲁等科学家建议取消“行政干预”的要义。

投入与产出的尴尬不等式

科技经费这几年在不断增加。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报告中说，五年来(截至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加了一倍。全国研究与实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

这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于科技经费的投入，是在一直增加的。那么，与此相应的科技竞争力又上升了多少呢？

根据《2004年洛桑报告》及其他数据分析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可以发现：2004年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总体排名是24位。比2003年的第29位上升了5位。

而近年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也不让人乐观。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是1955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奖金”。以前每两年评选一次，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颁布之后，改为每年评审一次。

这一奖项以其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我国科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往的一等奖获奖者包括李四光、陈景润、唐敖庆、王淦昌、梁思成等大师级人物。

国家自然科学奖历年来的一等奖获奖情况如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在1986年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科学界的获奖能力不是上升，而是大大降低了。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曾于1997年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进行过调查，当时没有一位科学家认为评审过严。一等奖减少，“只能说明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下降了”，新华社在关于科技获奖情况的一篇文章中这么说。

科技部的“钱”世“金”生

中国科技部是国务院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部门,其前身是1956年5月成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70年6月，中央撤销该机构。1977年9月科学技术委员会得以恢复。1978年，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8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现在其功能有二：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技规划；二是组织科技项目、分配科技资金。

历史上的国家科委和科技部，其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科委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综合协调。经费使用都是由项目承担单位直接向国务院申请。

科技部的经费管理功能，是随着时代发展衍生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家科委主要履行行政职能。比如，那时的国家科委还管辖现在的地震局、海洋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干部管理等，基本上还是一个宏观协调组织的部门，对于其它部委如教育部的科研院所等，也有业务指导的功能，但对于科技经费的干预并不大。

“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以一九八五调整预算数(扣除一次性拨款，不扣除因进行改革试点而减发的拨款)，加上一九八五年因工资改革按规定应由财政负担的经费为基数，连同增长的额度，自一九八六起，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理。”

这条内容，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的流程。此前，各部门直接对财政部；1986以后，“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理”。

那么，彼时国家科委，怎么对科研事业费“统一管理”呢？

第五条清楚地指出：

“各类科研单位的科研事业费，按下列规定管理：

(一)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在“七五”期间逐年减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拨。

(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尚不能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其研究经费应该逐步作到主要依靠申请基金，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以保证必要的经常费用和公共设施费用

……

(五)科研单位减下来的科研事业费，三分之二留给国务院主管部门用于行业技术工作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三分之一由国家科委用作面向全国的科技委托信贷资金和科技贷款的贴息资金……”

由这个文件可以明显看出，这项旨在“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拨款制度改革，落实到利益分配层面，就是将科研单位原有的科研事业费，或者停拨或者减少，改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和信贷资金——原来的科研事业费是可以定期划拨的，如今，一纸文件，使得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不得不通过申请科技资金项目的方式，来维持科研的持续和发展。

这种并无增量、只对存量进行调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观存在，拨款制度改革将其原有的利益改变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对于原有利益集团积极性自然调动不够；再者，大部分减拨经费并没有进入新机制，仍然条块分割，对创新的产权、市场、企业、政府激励改善也不大，资源利用效率改观也不大。

但是，此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国家科委成为最容易为人诟病的经费管理者的同时，为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中国科学界的一批顶尖人士在《自然》“中国增刊2”中撰文指出，科技部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由于行政官员对科技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为了争取科技经费，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因此他们建议，将科技部管理科技资金的功能转移到相对较为独立、所受行政干扰较少、评审较为公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此次来自《自然》“中国增刊2”的集中“发难”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目前已经集中到科技经费主导权这一核心问题上——谁来决定花钱，花什么钱，谁来花，怎么花。

由这个文件可以明显看出，这项旨在“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拨款制度改革，落实到利益分配层面，就是将科研单位原有的科研事业费，或者停拨或者减少，改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和信贷资金——原来的科研事业费是可以定期划拨的，如今，一纸文件，使得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不得不通过申请科技资金项目的方式，来维持科研的持续和发展。

这种并无增量、只对存量进行调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观存在，拨款制度改革将其原有的利益改变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对于原有利益集团积极性自然调动不够；再者，大部分减拨经费并没有进入新机制，仍然条块分割，对创新的产权、市场、企业、政府激励改善也不大，资源利用效率改观也不大。

但是，此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国家科委成为最容易为人诟病的经费管理者的同时，为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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