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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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动机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2-0s27-03

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往往要判断被鉴定

人行为的犯罪动机,然后结合其他方面来综合判断

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及责任能力是否完整。

这是此项工作的重

点、难点所在。对此,笔者选择了

有关犯罪动机众多内容中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

讨。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一、探查行为人犯罪动机的意义

在心理学上,动机是指发动、指引和维持躯体和

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在具有特定目标的活动中,动

机涉及这种活动的全部内在机制,包括能量的激活、使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以及维持有组织的反应模

式。直到活动的完成。f1】犯罪动机是一种特殊内容的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

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它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内在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实施犯罪行为。个人

之所以进行犯罪行为,主要就是由于其心理上存在着犯罪动机的缘故,在犯罪动机的直接推动下,个人

才确定犯罪行为目的,选择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方

式、方法,做出行为决定并实施犯罪行为。

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判断被鉴定人行为的犯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评定一个人是否犯罪,重

要的是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是否存在犯罪意图。

犯罪动机是犯罪意图的重要组成。从判断动机的病

理性、非病理性,进而判断被鉴定人的辨认、控制能

力存在与否、完整与否,从而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田祖恩等提出的精神病人作案动机理论已经

被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所重视和采用。该理论的动机分类简单、易掌握.且与精神检查所见结合密

切。有利于同道们在同一标准下对动机进行分类、讨

论、研究,促进了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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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精神医学·

二、内在犯罪动机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复杂性

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内在动

力。但是内在的犯罪动机与外在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外在的行为与

内部的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有:一一对应、一对多、多对

一、多对多以及不对应等多种关系。相同的动机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例如。受挫折后愤怒的发泄

动机,有人针对对方,有人针对无生命的个体,有人

借助于言语。有人借助于拳脚、器械或强烈的运动,等等。依既往社会化所形成的观念与习惯、当时的情

境、双方的互动、备选行为、动机冲突与变化等,最后

形成行为。而相同的危害行为因人因案而也可能有

不同的内部动机。如利欲、报复、嫉妒等犯罪动机都

可以体现在盗窃这一种行为上。报复、虐待、性欲、占

有/征服、补偿、好奇等犯罪动机都可以体现在强奸

行为上。犯罪动机体现了实施危害行为者主观方面的个性和特殊性。

此外。行为动机往往是一个动机组合体系,有主

要动机和次要动机。有促使行为发生的动机与抑制

行为发生的动机。这些动机共同作用,促使个体去实

施某种危害行为。同时,在事前、事中、事后,行为人

动机的种类、相对强度、有无等是变化的。而实际工

作中。鉴定人要探查的是主要动机,对次要动机、动

机的冲突与变化等往往忽略了。

犯罪动机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危害行为的全部内

部因素,也不是判断责任能力惟一的内部因素。影响

行为的其他内部因素还有情绪、需要、本能、习惯等。

比如.被鉴定人存在被害妄想时,导致其有强烈的情

绪—— 恐惧感、紧迫感,从而进行“自卫”、“报复”或先

下手为强。如情绪的强度很弱,或患者表现得无所谓,则危害他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不发生。

有时,在强烈的情绪支配下,即使没有动机,也会有

危害行为的发生,如激情犯罪、乡愁犯罪等。

三、犯罪动机的判断

[作者简介]宋建成(1972一),男,汉族,心理学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精神病患者暴力攻击行为;

tel:+86—10-62715511—6290;e—mail:sf6jd@126.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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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一种内在的、内容更加抽象的、埋藏得很

深的心理现象。这种动机的内隐性,给动机的判断带

来很大困难。实际工作中,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

犯罪动机进行判断。

(1)犯罪嫌疑人直接的言语表达,“我的动机是

⋯ ⋯ ”

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动机十分清晰,易于得到。

(2)犯罪嫌疑人间接的言语表达,从其犯罪原

因、犯罪诱因、犯罪目的、犯罪意图以及一些相关的想法等来判断。尽管这些概念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41然实践中。被鉴定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或者在其陈

述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相互替换现象,对犯罪动

机、犯罪原因、犯

罪诱因、犯罪目的、犯罪意图等概念

未作详细区分。

(3)其他,如从行为前后来判断,抢劫他人钱财后

进行消费,则可能存在利欲动机;强奸前有性的渴望,之后有性的快感,则可能存在性欲动机。还可以从犯

罪现场的动态心理描述、被害人的询问笔录、目击证

人的交谈等来推测、判断实施危害行为人的动机。

由于资料的详细程度以及是否问到关键问题、鉴定人经验、鉴定人的学术观点、被鉴定人暴露内心

程度与表达方式、被鉴定人动机清晰程度等的不同,会导致不同鉴定人对同一行为的动机分析有很大分

歧。这种判断的主观性、标准的不确定性、个体主观

意图与外部表现的不一致性,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难点与不足所在。

四、犯罪动机的分类

犯罪动机的分类。依分类的标准、角度等的不同

而不同。犯罪学、犯罪心理学上常从动机的内容上分

类为:贪财动机、报复动机、嫉妒动机、性动机、虚荣

心动机、“友情”动机、好奇心动机、戏谑动机、恐惧动

机等。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常用的犯罪动机分类有:

现实动机与不现实动机、病理动机与非病理动机、明

显动机与不明动机、有意识动机与无意识动机、直接

动机与间接动机、渐变动机与突发动机、主导动机与

次要动机等。从逻辑上考虑。这些犯罪动机分类涉及

了几个不同分类标准。有时会造成不同概念的混淆,如有的学者往往将不现实动机等同于病理动机。其

实。不现实动机未必就是病理动机。比如,不现实动

机之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倘若癞蛤蟆坚信自

己就是青蛙王子,不承认自己的现实身份,坚持以青

蛙王子自居、行事。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社会功能、生

活能力等。方是病理现象。如果某些学者坚持认为现

实动机与病理动机是一组对立的动机分类,并要确定

其是专用术语。这样,会导致非本专业人士误解,产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2期)

歧义,尤其是在鉴定专家出庭作证时。这不利于本专

业知识的普及,不利于同行及社会各界达成共识。

除了病理动机外,实践中还存在一个术语— —

病理性动机。有学者认为病理性动机包括了病理动

机、混合动机、不明动机等。然病理动机与病理性动

机的定义、彼此间的关系,目前文献中未见有详细的探讨、区分。现在的情况是病理动机与病理性动机有

交替、互换使用现象,而且病理性动机这一术语的使

用有扩大化的倾向。为避免此种错误,贾谊诚教授从

司法精神鉴定的实用角度出发将精神疾病患者违法

行为的动机建议分为:(1)精神病理性动机;(2)情感

或心理障碍(或心理变态),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动机;(3)现实性动机。并建议取消混合性动机。[

51此外,尚存在不明动机的问题。不明动机的含义

是指无意识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内部动机,或行为

者、外人无法对行为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不明动

机包括意识障碍、精神错乱状态等。[21在正常人中,也存在不明动机或无动机的行为。[6,71因此,理论上

说,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中,被鉴定人无任何动机的情

形也是可能的。也许,随着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终有一天我们会揭示其中的奥秘。

五、关于犯罪动机与责任能力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主要工作就是判断被鉴定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问题,最终评定其责任能力。

20年前曾存在很简单的对应关系。即存在病理动机

就存在100%的辨认障碍。存在混合动机就存在100%的控制障碍。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此简单的对

应关系已经不合时宜了。

笔者认为。犯罪动机是实施危害行为人的主观

方面重要组成之一。具有清晰的行为动机者,他能明

辨行为的是非对错、预期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可能

后果、可能受到的处罚等。因此,对判断实施危害行

为人辨认能力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行为与动机之

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鉴定人尚需结合被鉴定人主观的其他方面(如情绪、需要、本能、习惯等)综合判断

被鉴定人的辨认能力。同时,动机作为行为的内在推

动力,使行为指向一定的目标,保证行为不偏离既定

目标,直到活动的完成。所以,犯罪动机对判断犯罪

行为的控制能力也有意义。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

到。从犯罪动机来判断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仅仅是法

学,j 理学标准,具体案例还应该结合医学标准来具

体、综合判断。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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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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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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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丛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实践与理论【m].北京医科大

学出版社。2000.98~102

(收稿:2oo6一o6—14;修回:2oo6—10-17)

第二篇: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前几日,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名身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草菅人命,相继杀死了其两任丈夫及亲生儿子。经司法鉴定,其杀人之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因此,该妇女对其杀人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处理,邻居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觉得此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时时危及着自身的生命安全。像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万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犯罪的多发性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此可见,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处于精神病病发期时,那么,公安机关立案的应撤销案件;已移送起诉的,检察院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作出终结诉讼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其一,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二,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其三,由于有关精神病人犯罪方面的法律弱化了其应有的威慑力,且对精神病的鉴定事宜,法律未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此,社会上有些人可能利用法律的空白,假装精神病人来逃避法律责任。针对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对于精神病人发病时的怪异行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精神病人发病时演化成暴力犯罪时,危害后果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案件屡见报端,对他们的治罪量刑成为各方争议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按照正常人犯罪进行处罚,可能有失法律的公平与严谨,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的确给被害人及亲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更给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为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对于这三类犯罪的刑事处罚也有不同的解释

案例一 发病杀人监护人被判赔106万40多岁的曲某是山东人。1989年,他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结婚,婚后经常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执,1995年离婚。2002年开始,曲某的精神状态出现异常。2005年他离职去北京,并以街头卖画、画素描为生。2006年,家人将他带回山东看病,病历记载:疑心、被害感3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曲某否认有病,拒绝吃药,又偷偷来到北京。可悲剧却发生了,2010年6月26日,曲某在北京与邻居曹先生家人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将曹先生一家3口杀害

事发后,司法鉴定显示,曲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评为无责任能力,因此撤销对曲某刑事责任的追究。曹先生的亲属将曲某告上法庭,索赔民事损失130余万元。法院认为,2006年曲某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监护人未全面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曲某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部分,应由监护人负责赔偿曹先生的亲属106万余元。

案例二

锤杀好友男子被确定患精神病现年27岁的陈博林出生时脑细胞受损,体质孱弱。16岁时陈博林与同学阿亮结为至交。2008年11月28日下午5时许,失业的陈博林决定去投奔阿亮,遂徒步行走5个多小时到达阿亮供职的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银龙加油站。次日凌晨3时许,睡不着觉的陈博林对营业室的设备十分好奇,就在阿亮的指导下试着打开保险柜密码锁。柜门打开陈博林瞥见一沓现金后顿生歹念。凌晨5时,陈博林借外出如厕之机窃得柜内的2170元营业款,准备开溜时忽听到阿亮一句梦呓,误以为被发现,竟用一铁锤将阿亮砸死。而后,陈博林还拿走阿亮口袋内的6元钱和手机逃离

2009年10月23日,陈博林涉嫌抢劫罪在兰州中院受审,其辩护律师提出陈博林具有狂想症等精神疾病的观点。休庭后,法院建议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后经鉴定证实陈博林系精神病性状的抑郁症患者,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后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陈博林无期徒刑,并向被害人家属支付21万余元赔偿款。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得分开来看,案例一中,曲某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案发时曲某正在发病,因此他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法院对他免除了刑事处罚。需要强调一点,对于这类案件,原、被告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须向司法机关递交鉴定申请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同意鉴定由司法机关决

定。

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了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要针对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患者,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他们在精神正常时候的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二,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精神病人。这种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像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样不负刑事责任,对这种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例二中,陈博林在犯罪时具有控制能力,但经过法医鉴定患有抑郁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法院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具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不仅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得不到慰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一般将他们安排到公安部门下属的安康医院进行治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法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其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责任,通过监护人履行民事赔偿来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通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来履行赔偿,我想强调一点,已经成年的精神病人,且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这类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没有以上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向上述具有监护义务的个人或单位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或追加他们为民事被告。常亮就我国现有的法规及条件来讲,一些精神疾病犯罪嫌疑人发病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一旦精神病人犯罪,其强度是相当惊人的,因此,许多关押场所不能也没有条件收押这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员。我认为可在现有看守所或监狱设立精神病专区,配备精神病专业医护人员,制定实施详细的监管制度,实现分区关押。同时,对这些特殊人群,收监期间必须体现出更多的人道关怀,需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监测、治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众利益,以及这些特殊违法人群的合法权益。

更多精神病人基本上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且往往承担不了长期且巨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一旦发病,其监护人的自身安全往往都很难得到保障,就更别说履行监护义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从公共安全的高度出发,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固定的财政预算,专门为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而设立一个公益基金,将对社会公共安全有隐患的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通过国家对特定范围的被害人予以经济照顾。

一、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进程。

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危害社会,是因为其心理健康存在缺陷,那么,对精神病人最直接的保护无疑应当是治疗。近来,由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凸显出来,因此,《精神病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精神病卫生法》主要应当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

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是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常常因无法把握,而使该规定留于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例如,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必须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其经评估被认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能准许其回归社会。与此同时,应对监督评估的主体、程序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评估认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有相关规定。

三、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

与法律的修改相适应,我国市级以上的地区应当设立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机构,专门收治犯罪的精神病人。这里的“强制医疗”意味着犯罪的精神病人必须被送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医治,而不是“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监管机构,只是设施及条件更象医院罢了。

四、监护制度的完善。

精神病多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起,对犯罪的精神病人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管端控制”,即事前预防。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病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对病情的恢复和控制更为积极有效。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病人舒心从而稳定病情,同时,可以在最初防止病人在病情复发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监护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然是事前预防最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该条是对所有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作出的笼统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然而,基于精神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这

一人群的监护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例如,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对精神病人进行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应仅限于作为一种精神病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对于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监护人应进行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责任。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尽了监护责任”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确定原则、监护人的职责、政府作为监护人的特殊职责以及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确定等方面进行。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还包括对该问题的处置,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因此,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提上议程。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并对有关的单行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切实保障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公众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得到体现。

第三篇: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

的动机及对策

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

陈光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以来,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据有关职能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却不断上升。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犯罪率2001年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同比上升120%;某县法院,2001年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上升4.15倍,2002年同比上升1.89倍。因此,本文试就青少年犯罪的动机以及如何加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等方面作点探讨。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状况

犯罪的动机即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所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亦或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行为人某种犯罪目的的确定,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始终以一定的犯罪动机作指导的,促使行为人这种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就是犯罪动机。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有贪财、好色、仇恨、报复或者极端的嫉妒等心理。而青少年除了具有上述犯罪动机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青少年的特点是敏感、好奇、喜欢模仿、爱冒险,思想十分敏锐,吸收新事物快。如果缺乏指导或者引导不当,这些特点就会成为缺点或者成为犯罪的动机。还具有好奇、取乐、讲义气等心理特征。某地乡场附近年近15岁的魏某,因到乡场上看了几次黄色录像,很想尝试一下与异性“亲热”的感觉,于一日下午等候在一个11岁的小女孩放学回家的竹林处,并蒙面操刀,强奸了小女孩。某市内一个无人管教的16岁少年,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便蒙生偷车取乐邪念,半年内竟盗窃22辆机动车。某高校一男生,因多次接受同学吃请,也欲请同学吃请却囊中羞涩,遂杀人抢劫。某技校一学员与同学因争坐一条凳子而大动干戈,10余人参与斗殴,酿成一死三重伤血案。北京市某网吧的老板与几个学生因收费问题发生纠纷,学生为了报复老板,于深夜纵火烧毁房屋1000余平方米,烧死15人,烧伤7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16岁。真是一桩桩触目惊心,一件件血泪斑斑!

青少年违法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从不良行为、恶作剧发展到违法犯罪;由单差生发展到思想品德和功课都差的双差生,进而结帮逃学,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从冒险、游乐到离家出走、侵犯他人权益到违法犯罪;从骄生惯养到称王称霸乃至行凶打人;从被歧视、虐待到行凶报复,或被遗弃而流落街头,被坏人教唆而犯罪;从小偷小摸发展到盗窃抢劫;模仿影视里的暴力和色情镜头,从好奇到偷尝禁果而违法犯罪,等等。据统计,在我国,25周岁以下的人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0%以上。青少年犯罪日渐攀升,每年新产生的少年犯人数竟高达15万!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救救孩子”,已再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人们不能不为社会稳定担忧,为未来的发展担忧,为青少年的命运担忧。对此,全社会都必须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课题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加强防范和治理。

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一)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在人才

人们常把青少年比喻成幼芽、花朵,这是因为青少年纯真美丽,充满活力和希望,但同时也是娇嫩的,她们经不起风吹雨打烈日晒。因此,就必须要有人呵护、管理、培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才能结出丰硕果实。今天的青少年,明天就是党和国家的保卫者、建设者,是振

兴中华民族、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是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因此,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对青少年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再三号召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法制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了“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时期,这一时期,可塑性很强,正是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法制观的重要时期。要使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以保证他们沿着祖国未来需要的道路健康成长,就必须在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只有使他们从小学法懂法,才能知道什么行为是合法,什么行为是违法或犯法,从而自觉遵纪守法。长大成人后,才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用法律行使监督、管理权,当好国家主人。

(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键在教育。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的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多方面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采取综合治理。全党全社会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都来做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真正形成全党抓教育,全民齐参与的局面,这项工作是能够做好的。有关专家指出,青少年的人生起点在家庭,知识基础在学校,健康成长在社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就是要从这“三点一线”入手。

1、父母应履行好首任教师的职责

每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都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畸形成长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惹的祸。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只是结果,犯罪心理的形成,往往是大人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活动,有意无意间扮演了“教唆犯”、“包庇犯”的角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子女。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要对孩子进行教育,父母首先要教育自己,从自身做起,学好人,做好人,做好事,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染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所以说,家庭安定则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则社会和睦。如果父母与孩子常交流,有感情,孩子就会有爱心,有同情心,有责任感„„这些都需要靠父母的正确引导。家是孩子每天停靠的港湾,是情绪的出口,是在外受伤跌倒时可以疗伤止痛、补充能量的地方。其实孩子都很宽容,对父母的要求并不高,给孩子一个亲密的拥抱、一个幸福的微笑、一个关注的眼神、一次倾心的交谈,甚至是一次适时的批评,都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在关注他、爱他。父母的那份爱意将会给孩子送去一片蓝天,为家庭生活带去一缕清香。孩子最怕的是对他不理睬。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是在我们对家庭教育中父母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研究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须臾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合格的父母应当是既有事业心,同时也有责任感的人。父母为创业所付出的努力,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上的表率与楷模作用,以及对待问题的理性思考、准确判断和应对各种局面的能力,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婚姻失败,家庭失和,对孩子的成长就会造成伤害。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子女因为缺少健全家庭的呵护,以致放弃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就会培养出性格变异、心理畸形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亲人不爱何以爱祖国、爱人民?

2、学校应传道授业解惑

学校教育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全面教育是学校的基本责任。但是,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道德、法制教育明显薄弱。青少年对有关刑法知识知之甚少,法制教育盲区相当严重。人类社会只能在秩序中存在,破坏秩序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学校

教育应当给予孩子的知识,也是为人师者启蒙育人的起码责任。而不少学校办学宗旨有失偏颇,重智育,轻德育,埋下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严重的危机。据了解,近年来少管所14到16岁的孩子逐年增多。他们中有80%是在犯案前就已经辍学,是学校的“双差生”(成绩差、品德差)。有的学校为了升学率、好名声、好荣誉,将他们赶出学校,使他们升学无望,今后工作无望,心绪茫然而游手好闲,丧失人生目标追求,再加上没有学校和家庭的管束,因此很容易被社会上的犯罪团伙拉下水,滑进犯罪的泥潭。所以,笔者认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首先是传道,教学生做人的道理以及如何做人;其次才是传授文化知识;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在学校开设法制课,设置专业法制教员,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司法机关提供的案例,按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和知识层面,编写出由最常用到常用和不同难易程度的教材。三要加大法制教育工作力度,让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法制课。同时要建立教师教法、学生学法的考核制度,使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把学生学法、懂法、守法落到实处。目前,不少学校虽然也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兼职,造成时间紧迫、准备不充分,授课方法不当、法制课太少、责任心不强等而流于形式者居多。四要全面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学校、教师要认真履行好应尽的各项职责。

3、社会应还孩子一片蓝天,还校园一片净土

现实的中国社会多姿多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可观,大多数人富裕程度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电视、VCD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一网(因特网)“网尽天下”的家庭也很不少。这些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的同时,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涌了进来。即使是收视率很高的频道,也免不了武打凶杀、异性亲热等情节。看电视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就是文盲和不识字的人,都能基本接受电视形象演示传递的信息。所以有的儿童边看边摸仿,甚至对身边的父母动手动脚。“泡网吧”更是成了青少年们的乐园,在那里,他们可以整天整夜地玩游戏、上网聊天或看形形色色的影视、图片,不管网上好的坏的,高尚的腐朽的,科学的迷信的,他们照单全收,并不必担心有老师或家长去找他们,因为门口有老板在放哨。为此,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应开设青少年电视频道和网站,给孩子一版明净的蓝天。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校园周边环境都足以令人担忧。“美容院”、“休闲中心”、“农家乐”等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一些“小姐”还常常到街头巷尾招徕客人,不谙世事的学生们在“小姐”的劝撺、引诱下,也就进去“潇洒走一回”。渐渐地由逃学到辍学,因享乐到手头拮据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等等犯罪累见不鲜。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在“全民经商”的潮流中,恭喜发财、赚钱光荣不再被中国人羞涩避讳,不读书照样可以挣大钱已成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共识。这导致青少年价值观念的迷惘,物质享受的强烈诱惑,物质生活的无度追求,使意志薄弱者跌入迷途、走向犯罪。

鉴于上述诱发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我们应当按照 中央综治委的要求,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净化社会环境,整治搞好校园和周边环境,扫除黄、赌、毒。各级党委、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好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宣传、新闻出版、公安政法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下,下定决心治理好学校内部和周围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危害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不法行为,切实保证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要积极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建立一支优秀的校外辅导员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进中小学校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或者配备专职法制教员,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纪律法制教育;要结合当前青少年犯罪典型案例,组织青少年学生认真学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加大打击引诱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四是充分了挥农村中青年团组织的作用,把校外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多开展一些积极向上、文明健康活动,开展学法活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的地方的青年团组织,一年到头基本上不开会,不学习,处于一种半瘫痪姿态。五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时,要认真落实司法保护原则,对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和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相互配合,在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依法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特殊的、有别于成年人的待遇。对未成年人罪犯执行刑罚时,要与成年人罪犯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对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免于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得歧视。要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学生家长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交流推广科学教育子女的经验,指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使家长能科学地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关心支持。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有各行各业采取的综合治理,青少年发展的社会环境一定能够进一步得到优化,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祖国的花朵一定能灿烂地开放,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腾飞。

第四篇: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摘要)

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

(摘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犯罪已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如此关注,除了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之外,青少年作为下一代的国家建设主力军,他们的身心健康深远的影响着国家明天的发展。互联网络的普及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都提供了超乎想象的便利,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网络却与青少年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暴力、色情网络游戏,网络色情泛滥问题已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诱因,来自公安和相关研究青少年犯罪部门的数据表明,青少年犯罪80%与网络有关。网络的负面严重影响,已经成为青少年人健康成长的全国性重大问题。如何遏止、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全社会的责任,是社会、学习、家庭“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措施必须得力到位。本文立足司法实践,从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来的特点入手,全面分析了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并据以提出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对策,目的是动员全社会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进一步遏止、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

第五篇:关于精神病人出院

关于精神病人出院

段艳平

精神病人特别是非自愿入院的精神病人入院后,经过临床治疗,由谁来决定出院,常常会出现经管医生、家属及患者的意见分歧。医生:患者急性症状缓解,可以离开封闭病房康复,但患者或家属不愿出院,该如何分配医疗资源——困惑;患者:认识到疾病,并理解治疗的重要性,且对院外生活充满祈望,但医生不建议或家人不同意出院——无奈;家属:好不容易让病人住院了,曾经的杂乱生活终于平静了,虽盼望家人早日回家,但害怕病人再次发病,扰乱平静的生活——矛盾。

在目前的临床工作中,通常采用的是患者病情缓解,由医生建议或患者提出,最后由送病人入院的监护人签字后出院。在这里,出院更多地强调了监护人的决定作用,却忽略了患者本人在出院这件事情上的作用。

基于目前中国更多的强调了“知情同意书”的作用,在出院时,是要求由送其入院的监护人签字同意后,方可出院。对于自愿入院及开放病人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对于封闭病房的病人,常会碰见家属急于或不愿接病人出院,导致治疗上的困难和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

从国外的一些法规中,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出院与复核检查小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精神卫生法中的规定的一项权利。按照该法规定,非自愿住院的患者要求出院或转为自愿住院,可以向经管医生提出要求。一旦经管医生同意即可出院或转为自愿住院身份。这是患者最快最直接改变非自愿住院身份的途径。如果经管医生拒绝患者的请求,只能复核检查小组申请复核听证会。患者申请复核检查小组听证会时,指定治疗医院必须通知患者家属,以便亲属出席提供患者继续住院或出院的相关证据。”英国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同时也将一定的权利归还给患者,以人文的关怀去对待患者的决定和要求,是对他们的想法和要求的尊重,这对患者的康复是有益的。我觉得把病人出院的权利归还给病人的好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治疗的目的。我国非自愿住院的病人主要以强制入院或医院保护入院,主要是根据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存在对自己或他人暴力攻击或自伤自杀的危险,或者基本生活不能自理。治疗的目的是尽量恢复其对自己的行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回归社会。封闭病房在治疗中的角色是急性期的治疗,在治疗的方案上与缓解期的病人是不一样的,而且过长时间的封闭,会导致患者与外界更多的隔离,产生“住院综合症”,整天的无所事事,表情淡漠,对未来没有希望。治疗的最终目的不是住院,而是出院,即回归社会的康复治疗。

第二,康复的要求。社区康复作为精神病学的第三次革命是有重要意义的。精神病属于慢性病,具有易复发的特点,但不能说精神病是不能治愈的。当病人急性期过去后,要更多的强调康复,而康复的地点放在封闭病房就不合适了。封闭病房隔离了外面的纷杂社会,虽安全但单调,尽管有很多医院采用了心理治疗中的很多方法丰富其生活,但不能满足作为“一个人”的要求。正如加拿大的自愿住院的病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包括住院和出院,非自愿住院的病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治疗,转变为自愿住院的病人,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封闭病房的病人,也可以有相应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人文的关怀。在北大六院的大厅上留有沈渔邨院士的训诫:“将人文精神(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人文在精神病学上很重要的意思。)”强调人文精神首先要尊重精神病人的想法和要求,从姚大夫的意大利之行的文章,以及加拿大的相关法规,可以看出对待精神病人不要过于急于求成。即使在目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很先进,在一月或两月时间,就可以使一个急重病人缓解,但一次的长期住院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改变其易复发的特点。而以人文的精神对待病人要求和选择,起码可以让其享受人生的感觉。

在出院问题上,也曾经让很多大夫困扰,主要是难于说服病人家属出院。曾经我就和另一大夫,还有一个社会工作者一起来劝说一个病人家属,让其接病人出院,整个气氛很尴尬,病人很气愤,且对其家属产生了一些妄想的思维,对医生也心存怨恨,似乎是怨我们无能或有意不让她出院。所以就是我们这么多人,都不能解决这种家庭本身的关系问题,让一个刚从急性期的煎熬中挺过来的病人,成功的说服了家属才能接其出院,那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起码他们的社会功能恢复有待回归社会的康复过程。

我国目前很多精神卫生研究所或心理卫生中心已经设立了康复科,为院外的病人提供指导和健康教育等,可以缓解长期处于照顾精神病人的家属的焦虑。同时家属也可以抽身做自己的事业,陪伴病人在生活中逐渐学习成长。在不久的将来,社区医院逐渐完善,精神病人真正的可以实现社区康复,不存在非自愿入院的问题,也就没有出院的困扰了。

归根结底,存在非自愿入院,就存在出院的问题,精神病人是可以通过治疗好转或痊愈,同时也相应的享有选择出院的权利,这是对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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