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第一篇：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关键词： 婚姻登记 精神病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成为全国各地婚姻登记机关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法律解释的阙如，对该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困扰婚姻登记机关乃至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实务中，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其一，精神病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办理结婚。由于患病程度不一，少部分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能回答婚姻登记员的问题，无法履行登记程序;而大多数能够不同程度地履行登记程序，有的能大致回答登记员的提问，能够完成声明、签字，但根据当事人本人的交代或婚姻登记员的观察，其精神状况明显有疾患。对第二类精神病人，到底能否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感到难以把握。其二，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后，当事人一方的近亲属以当事人有精神病为由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或者宣告无效，并出具了有关证据材料。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受理此类申请，故此类案例最后往往演变成针对婚姻登记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登记行为。围绕精神病人婚姻登记问题的行政诉讼近年来大量出现，婚姻登记机关必须派人或聘请律师出庭应诉，无形中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婚姻登记行为执行的是形式审查的原则，无法也无权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作出专业判断，只能通过一般询问了解其精神状况，只要履行了法定的登记程序，就不存在行政过错;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解释的缺乏，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判决内容也极不统一，有的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履行严格审查的职责，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登记;有的认为登记行为违法，但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造成，过错在当事人，判决撤销登记行为，但由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基于上述原因，对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作理论探讨成了现实的急迫要求。

二、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

精神病在医学上有轻重之分，一些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受影响。本文所称的精神病人，主要指民事行为能力全部或部分丧失者。按照《民法通则》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意见》)第5条的规定，只有那些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些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并且不能预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法律确立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但不意味着宣告是精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神病人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律要件。因为只要精神病人的病情达到相应程度，即当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不是必须经过该宣告。1

我国《婚姻法》并没有就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作专门规定。但《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排除了精神病人通过行政登记的方式离婚的能力，意即精神病人离婚只能通过诉讼途径办理。该规定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应当是《婚姻法》第31条，即登记离婚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由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病人，不能完全辨认离婚的法律性质和行为后果，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因而不具备“自愿”的前提，同时只有通过人民法院审判才能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作出公正的裁判。由此可知，《婚姻法》及《条例》并非对精神病人离婚的资格进行了限制，而是限定了离婚的方式。对此从理论到实务都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从禁婚疾病和婚姻行为能力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这里规定的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否包括精神病，除了1950年《婚姻法》列举了“精神失常未经治愈”外，现行《婚姻法》及《条例》皆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予以确认。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几乎都是引述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母婴保健法》规定有关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但2001年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则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发现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的，“医师应当„„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也可以自愿采用长效避孕措施或者结扎手术。”与前者的表述有别，后者规定当事人“可以”而不是“应当”暂缓结婚。卫生部2002年制定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规定“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不具有婚姻意识能力;重型精神病，在病情发作期有攻击危害行为的”，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应“建议不宜结婚”;此外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属于医学上认为应暂缓结婚的疾病，“建议暂缓结婚”。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上述《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完全衔接。其一是《婚姻法》使用的概念是“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前者使用的是“不宜结婚的疾病”和“应暂缓结婚的疾病”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不明确。其二是《婚姻法》就禁止特定疾病患者结婚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前者使用“可以暂缓结婚”、“建议”等词汇，无法成为婚姻登记机关决定是否登记的依据。(这也成为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以下两类精神病应当属于禁止结婚的范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1)重型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这两种精神病之所以成为婚姻成立的障碍,是因为病人缺乏正常的辨识和自控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而且这两种重症精神病都属于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有的虽可治愈,但遗传发病率仍然很高,对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人口的优生造成很大威胁。(2)重度痴呆症。患有这种重度智力低下的人,法律上属无行为能力人,他们无法承担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且具有严重的遗传性。因此，以法律解释(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行政解释)的形式将这两类精神病明确列为《婚姻法》禁止结婚的疾病已经十分必要。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的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同时规定结婚登记行为必须由当事人亲自实施

推荐阅读： 婚姻，不允许他人代理。《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禁止结婚，也没有明示此情形下的婚姻绝对无效。较之《民法通则》作为一般法，我们可以认为《婚姻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并没有要求结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论断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得到间接印证，该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的，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久治不愈的”，可以判决准予离婚。既然以离婚处理，婚姻当属有效。

判断精神病人能否结婚的问题，应将《婚姻法》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可以把《婚姻法》的“完全自愿”原则同时理解成婚姻行为能力的规定，(婚龄是从年龄的角度规定婚姻行为能力的)，该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看，当事人应当能够独立地而且已经独立地认识到结婚的性质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其精神状况必须与结婚这一民事行为相适应。换句话说，患有精神病的当事人的婚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姻行为能力必须足以对结婚这一重大的民事行为具有独立的正确的认识。从意志因素看，当事人必须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必须以正确的认识为基础形成同意结婚的判断，最后还应作出意思表示。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础，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又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结婚合意的关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根本不具备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不具备婚姻行为能力。具体来讲，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辨认能力，不知行为的后果，不能作出正确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完全自愿”的要求，故不能结婚。

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结婚则不可一概而论。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到底要达到哪种程度方才符合结婚的要求，至少目前还无法提出一个精确的标准。美国普通法认为精神不健全将导致婚姻无效，大多数州仍遵从这一规则。而对于结婚需要的意思表示能力各州则差距较大：一些州定义为能够理解结婚合同的性质并有能力理解结婚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另一些法院则只要求在结婚时有同意的能力，而不要求测试其是否有能力理解权利义务的含义，尽可能使当事人所期待的婚姻能够有效。这些法院认为，尽管有些人在商事活动中的确没有行为能力，但这些人不一定不可以结婚，因为结婚对当事人的智力要求比从事商务活动要低地多。2 我们认为，从维护精神病人结婚的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对精神病人婚姻行为能力要求不宜太高。精神病人有权享受家庭的关爱，需要监护，而他们的父母终将无法履行对他们的抚养、监护责任，如果有人愿意与之组成家庭，履行监护职责，总体上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现实又存在不少的精神疾患者结婚的现象，如果因当事人不够婚姻行为能力要求而致婚姻无效，既不利于精神病人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我国港澳台地区法律就规定精神病人的婚姻属于可撤销婚姻。3而美国也已经出现了将精神不健全作为可撤销婚姻而不是无效婚姻的趋势，如《统一结婚离婚法》第208条将精神耗弱视为可撤销婚姻的一种。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能够对婚姻关系的性质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能够基本预见结婚的行为后果，并且能够自主地作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准许结婚;反之，则不应准许。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能否登记结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贯彻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可以看出，该意见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持的是推定有效的态度。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状态正常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应能够登记结婚，缔结的婚姻应属有效。

三、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原则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婚姻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建立或解除婚姻关系的合意的一种确定、认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限于对当事人的登记条件进行形式审查，而对当事人的真实情况无法也无权进行实质查证。由此可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审查也实行形式审查的原则。对精神病的确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得由有条件的医院或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婚姻登记机关无法也无权完成此工作。那么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的时候还有没有义务审查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论证的，不仅精神病人登记离婚受到明文禁止，精神病人结婚登记受到限制也是法律当然之意。

那么登记机关该如何履行审查义务呢?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贯穿于整个登记程序始终，即从当事人提出申请、提交材料、作出声明到领取证件的整个过程;从另一个方面讲，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可能不符合登记要求，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也只能限于法定登记程序和材料，换句话说，每个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都应是推定为正常的，当事人不负有提交材料证明自己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义务。具体来讲，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是通过注视其提出申请时的言行举止、询问其结婚意愿以及监督其填写、宣读声明来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询问其结婚意愿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能询问诸如“张三，你愿意和李四结婚么”之类让当事人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如本文前面论述那样，如果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存在疑虑，应该而且可以询问其是否知道结婚的性质、法律后果;同样道理，监誓其声明也不应简单理解监督当事人是否把声明书的内容一字不误地读了出来，还应该留意其神态举止是否表示其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实务中，有的当事人在履行登记手续时，其父母站在旁边指示当事人该如何回答询问、履行手续，这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的原则，也妨碍了登记员正确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应予禁止。

如果当事人在结婚登记过程中能基本正确地表达结婚意愿，回答登记员提问，并按要求履行了登记程序，即便观察出其精神有一定程度的疾患，婚姻登记机关还是应当认定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按照规定予以登记;反之，当事人明显呈现出重型精神病、重度痴呆症的特征，无法回答登记员的询问或只能机械地回答个别问题，不能履行登记程序，则应拒绝登记。而离婚登记比结婚登记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要求更严格，当事人表达离婚意愿和履行登记程序必须准确无误，不得有任何足以让登记机关对其精神状态产生合理怀疑的现象;否则，应告之当事人到法院办理。简言之，婚姻登记机关是以能否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来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的。

如果当事人不能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而其近亲属或对方当事人又坚持认为当事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且执意要求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作好解释说明，必要时可要求当事人提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供其精神状况的医学检查或鉴定证明。另外，如果当事人能够合格履行登记程序，而当事人的近亲属却当场对其精神状况提出异议的，则应提交证据，如医院的诊断证明、鉴定结婚、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如果足以证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达不到婚姻登记要求的，登记机关应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当然，鉴于婚姻登记机关审查能力和审查权限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出现因当事人隐瞒精神病真实情况，导致为精神状态达不到要求的当事人办理了婚姻登记的情况。为了救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前所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前提，登记行为只是一种确认程序。只要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履行了登记程序，审查了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该行政行为就不应存在违法之处。而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导致的争议本质上应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应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离婚无效。否定了民事关系的效力自然就否定了登记行为的效力，如按照既有规定，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该婚姻的登记行为自然归于无效，而不必通过专门程序予以撤销。由此可知，确立离婚无效制度实属必要，即因一方当事人精神不健全而办理离婚登记的，其近亲属有权代为提起离婚无效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宣告离婚无效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离婚证书并将生效判决书副本寄送婚姻登记机关。

*成都市民政局。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3-114。

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3。

3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50-52。

4同1。

第二篇：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前几日，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名身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草菅人命，相继杀死了其两任丈夫及亲生儿子。经司法鉴定，其杀人之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因此，该妇女对其杀人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处理，邻居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觉得此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时时危及着自身的生命安全。像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万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犯罪的多发性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此可见，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处于精神病病发期时，那么，公安机关立案的应撤销案件；已移送起诉的，检察院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作出终结诉讼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其一，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二，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其三，由于有关精神病人犯罪方面的法律弱化了其应有的威慑力，且对精神病的鉴定事宜，法律未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此，社会上有些人可能利用法律的空白，假装精神病人来逃避法律责任。针对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对于精神病人发病时的怪异行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精神病人发病时演化成暴力犯罪时，危害后果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案件屡见报端，对他们的治罪量刑成为各方争议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按照正常人犯罪进行处罚，可能有失法律的公平与严谨，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的确给被害人及亲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更给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为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对于这三类犯罪的刑事处罚也有不同的解释

案例一 发病杀人监护人被判赔106万40多岁的曲某是山东人。1989年，他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结婚，婚后经常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执，1995年离婚。2002年开始，曲某的精神状态出现异常。2005年他离职去北京，并以街头卖画、画素描为生。2006年，家人将他带回山东看病，病历记载：疑心、被害感3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曲某否认有病，拒绝吃药，又偷偷来到北京。可悲剧却发生了，2010年6月26日，曲某在北京与邻居曹先生家人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将曹先生一家3口杀害

事发后，司法鉴定显示，曲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评为无责任能力，因此撤销对曲某刑事责任的追究。曹先生的亲属将曲某告上法庭，索赔民事损失130余万元。法院认为，2006年曲某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监护人未全面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曲某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部分，应由监护人负责赔偿曹先生的亲属106万余元。

案例二

锤杀好友男子被确定患精神病现年27岁的陈博林出生时脑细胞受损，体质孱弱。16岁时陈博林与同学阿亮结为至交。2008年11月28日下午5时许，失业的陈博林决定去投奔阿亮，遂徒步行走5个多小时到达阿亮供职的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银龙加油站。次日凌晨3时许，睡不着觉的陈博林对营业室的设备十分好奇，就在阿亮的指导下试着打开保险柜密码锁。柜门打开陈博林瞥见一沓现金后顿生歹念。凌晨5时，陈博林借外出如厕之机窃得柜内的2170元营业款，准备开溜时忽听到阿亮一句梦呓，误以为被发现，竟用一铁锤将阿亮砸死。而后，陈博林还拿走阿亮口袋内的6元钱和手机逃离

2009年10月23日，陈博林涉嫌抢劫罪在兰州中院受审，其辩护律师提出陈博林具有狂想症等精神疾病的观点。休庭后，法院建议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后经鉴定证实陈博林系精神病性状的抑郁症患者，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后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陈博林无期徒刑，并向被害人家属支付21万余元赔偿款。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得分开来看，案例一中，曲某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案发时曲某正在发病，因此他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法院对他免除了刑事处罚。需要强调一点，对于这类案件，原、被告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须向司法机关递交鉴定申请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同意鉴定由司法机关决

定。

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了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要针对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患者，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他们在精神正常时候的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二，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精神病人。这种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像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样不负刑事责任，对这种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例二中，陈博林在犯罪时具有控制能力，但经过法医鉴定患有抑郁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法院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具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不仅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得不到慰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一般将他们安排到公安部门下属的安康医院进行治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法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其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责任，通过监护人履行民事赔偿来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通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来履行赔偿，我想强调一点，已经成年的精神病人，且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这类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没有以上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向上述具有监护义务的个人或单位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或追加他们为民事被告。常亮就我国现有的法规及条件来讲，一些精神疾病犯罪嫌疑人发病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一旦精神病人犯罪，其强度是相当惊人的，因此，许多关押场所不能也没有条件收押这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员。我认为可在现有看守所或监狱设立精神病专区，配备精神病专业医护人员，制定实施详细的监管制度，实现分区关押。同时，对这些特殊人群，收监期间必须体现出更多的人道关怀，需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监测、治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众利益，以及这些特殊违法人群的合法权益。

更多精神病人基本上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且往往承担不了长期且巨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一旦发病，其监护人的自身安全往往都很难得到保障，就更别说履行监护义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从公共安全的高度出发，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固定的财政预算，专门为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而设立一个公益基金，将对社会公共安全有隐患的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通过国家对特定范围的被害人予以经济照顾。

一、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进程。

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危害社会，是因为其心理健康存在缺陷，那么，对精神病人最直接的保护无疑应当是治疗。近来，由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凸显出来，因此，《精神病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精神病卫生法》主要应当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

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是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常常因无法把握，而使该规定留于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例如，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必须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其经评估被认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能准许其回归社会。与此同时，应对监督评估的主体、程序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评估认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有相关规定。

三、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

与法律的修改相适应，我国市级以上的地区应当设立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机构，专门收治犯罪的精神病人。这里的“强制医疗”意味着犯罪的精神病人必须被送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医治，而不是“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监管机构，只是设施及条件更象医院罢了。

四、监护制度的完善。

精神病多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起，对犯罪的精神病人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管端控制”，即事前预防。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病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对病情的恢复和控制更为积极有效。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病人舒心从而稳定病情，同时，可以在最初防止病人在病情复发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监护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然是事前预防最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该条是对所有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作出的笼统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然而，基于精神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这

一人群的监护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例如，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对精神病人进行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应仅限于作为一种精神病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对于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监护人应进行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责任。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尽了监护责任”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确定原则、监护人的职责、政府作为监护人的特殊职责以及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确定等方面进行。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还包括对该问题的处置，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因此，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提上议程。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并对有关的单行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切实保障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公众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得到体现。

第三篇：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致使形成“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

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辨

认能力；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s12—06

research on ability of tak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a m 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he tian．southwest uni—

vetsity of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0031．

【abstract】law breaking of a mentmly disordered patient has been seldom research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domestic

legal field because of the incorrect conception of acquittal by reason of mental illness． consequently，psychiatrist has

replaced judge to determin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guilty or not．at the same time，the public safety was neglected．

the author simply introduces the american change on forensic psychiatry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expresses some owdopinions

on above problems．

【keywords】m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crime committing，cognitive ability，control ability，ability of taking crim·

inal responsibility

前言

国内一些人对刑法有关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规

定存在认识误区，错误地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精

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所以，精神

病患者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

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都不负刑

事责任。①简而言之，就是“有病无罪”。加上我国《劳

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

所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不属于管理范

围．这样“有病无罪”的观点好像理由更为充足。受此

观念的影响，不少法律人士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不屑一顾，误以为那仅仅是鉴定医生涉足的领

域，致使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危险性

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长期得不到很好的综合治理

精神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对没有辨认能

力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追究刑事责任，既

是人类社会认识能力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当今世

界重视法治精神和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我国法制

建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走上正轨，司法精神病

学系统研究始于那个时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

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控制犯罪法》，这个法律对精神

病免罪辩护的基本政策是“从严掌握”。对比之下，我国的“精神病免罪”则是从无到有，自从有此规定

开始，一直是“从宽掌握”。这样做必然带来两大不

良后果．一是精神病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成了

社会的隐痛．公共安全受到了极大的侵扰；二是罪犯

诈病的事件屡见不鲜，更有个别诈病成功者公然叫

嚣自己有“杀人执照”。②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起着平衡冲突各方

利益的作用。对精神病人违法的认识和处理须兼顾

[作者简介]何恬(1958一)，汉族，女，重庆人，医学学士，法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tel：***：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05jazh019)。

① 刑法的认识理论对司法鉴定刑事责

任能力的借鉴与影响。http：／／www.xiexiebang.com／medlaw／psycho03．htm，2004年12月搜索。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投身于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中。

现在，英国对患精神病的嫌疑犯不起诉的正式

决定权通常掌握在法官手中，案情轻微的可由警察

发出察看令(以观后效)并释放有病的嫌犯。如果调

查显示案情重大，尽管鉴定医生认为犯罪嫌疑人有

病无罪。警察也会把对案件的处理留给法院来解决。

法院在接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先由检察院指

定一名工作人员对警方递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

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立案证据是否充分。另一方

面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看是否提起公诉。检

察院跟警察部门一样。不会因嫌疑犯被医生诊断为

精神病而做出结案决定，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作案证

据确凿的重大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对这类小的案子，由预审法官做出即决裁定(summary eonvie．

tion)。较大的案子才开庭审判。④

我们已经习惯于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作刑事责

任能力的评定，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

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此不妨以英国的一个判例为参照拓宽思

路。

英国在处理姆纳坦案件的意见中。法官阐明了

检验精神错乱的方法之一。即凡是某人在精神错乱的幻觉中实施了犯罪行为。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要根据他所想象的事实情况来确定。“例如，被告如果在幻觉的支配下，认为别人正在实施企图

剥夺他的生命的行为。因而他把该人杀掉了。他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自卫，那么，他会被免除刑罚。如果他的幻觉是。死者对于他的名誉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

失。作为对这种假想损害的报复，他杀死了他，那么，他就会受到惩罚”。②

审理该案的英国法官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不

单以被告有幻觉、杀人行为因幻觉所致。即评定他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的鉴定医生就是这么评定的)。而是进一步将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检验，看临床精神病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认可的程度。不然，司法精神病学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什么不一样?笔者

拟以上述英、美国家对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法律

处理作参照，结合国内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精神病人

作案类型和作案原因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但愿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15 ·

三、检讨我国刑事责任能力法律要件

我国刑法第l4条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所持有的主观心理状态是犯罪故意。故意犯

罪中，行为人的明知是以其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的。

精神病人作案有没有认识能力不能一概而论，一定

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病情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为

行文方便笔者以评定精神病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和法学的混合条件为线索分析研究精神病人的违法行为。

(一)辨认能力

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与病情轻重有一定关系，然而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因而鉴定精神病与诊治

精神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笔者以司

法精神病学本身为立足点来审视“犯罪”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将其分成3种类型。

1．无辨认能力

一些精神症状可使病人作案当时根本不知道自

己正在干什么。事后也回忆不起自己干过什么，典型的如意识障碍伴错觉(相当于一般人说的神志不

清)。这类作案的特征为：(1)突发性无预谋，无现实不

良刺激；(2)无选择性，包括对作案的对象、地点、时间

均无选择性。作案工具也是随手拈来；(3)无现实作案

动机；(4)案发后缺乏自我保护，不会主动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审讯时否认作过案。作案原因多系病人

因意识障碍伴错觉，感觉周围环境不安全，周围的人

非人、物非物。全是妖魔鬼怪，出于自卫的本能伤人

毁物。若案件一发生警察即展开对作案人的审讯，可能发现对日后精神病鉴定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意

识障碍的持续时间一般不长，待病人清醒后病中的经历回忆困难。综上所述，这类病人对作案是没有

辨认能力的。

另一些精神症状，如思维逻辑障碍、部分智能缺

陷和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作案时病人虽然清楚自

己正在做什么。但没有犯罪的主观恶意，甚至把所做的坏事病理性地推理为好事，诚如抑郁症患者杀死

自己最心爱的人是基于同情，不忍心自己死后受害

人活在世上遭罪。显然，这类病人也是没有辨认能

力的。

① see peter bartlett ralph sandland：mental health law policy and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second edition

2003．p242-244．

② 储槐植：《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9页。

· s16 ·

第三类情况是病人意识清楚，作案与病理动机

和现实动机都沾不上边，讲话总是东拉西扯，听不懂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无法与其正常交谈，常见于思维

散漫或思维破裂。

2．部分辨认能力

典型的有妄想、幻觉，它们是导致精神病人作案

最常见的精神症状。病人受其影响会对本无任何矛

盾冲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敌对情

绪会越来越加深，这种情绪病人可能表露出来，也可

能埋藏在心里，但终究要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故一

旦行凶，手法往往比较残忍。与病人密切交往者更

容易成为他仇恨的对象，当然有时素不相识者同样

可成为其仇恨的对象，这些对象可特定也可不特定，特定则作案有选择性，不特定则“滥杀无辜”。作案

可分成3种类型。

(1)在妄想、幻觉直接作用下回应性地立马作

案。尤其要说明，如果病人感到大祸临头，出于正当

防卫的心理原因作案，应归人无辨认能力一类为妥；

假若病人仅仅是感到气愤作案，就应放人部分辨认

能力类型。

(2)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这应了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冰冻三尺，非一et之寒”。现实生活

中一点小小的冲突可作为导火线点燃病人长期郁积

在心中的愤怒火焰。受害人即为病人妄想、幻觉所

指向的对象。

(3)有预谋的作案。作案准备的充分程度一点不

比正常人差，个别病人还显示出超常的智慧和意志

力。客观地说，这种病人“恨”的根源来自妄想、幻觉，不过对作案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病人通常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行凶前有的病人犹豫不决，行凶后有的病

人会主动投案自首或藏匿起来。

部分辨认责任能力不是一个确切的量化指标．

10％跟90％之间的差距不小，如何筛取一个合理的部分值由综合因素决定，或许以下两大方面不能不

重视：

(1)病人作案的主观恶性度高低。一个病人受妄

想、幻觉的困扰，总认为有人要害他，采取多种合法

手段保卫自身权益．一再受挫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才付诸暴力；另一位相同病情的病人却总是用武

力来对付假想敌。可见，后者的主观恶性度高于前

者。再如，有预谋的作案病人的主观恶性度肯定高

于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的病人

(2)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将来再作案的几率

大小。在评定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千万不能忽视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将此作为考虑因素正是对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视。

部分辨认能力的病人作案时意识清楚，在没有

抵触情绪时能完整交待作案的来龙去脉。部分病人

事后对作案感到悔恨，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始终对

受害人义愤填膺，视自己的违法行为为正义之举，多

数人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少数病人持无

所谓的态度，还有极少数人有求死愿望。其共同特

点是：a．意识不到作案动机源于妄想、幻觉，故不会

以此作为主张宽大处罚的理由；b．妄想、幻觉的内容

旁人听起来荒唐滑稽，而病人本人不以为然，觉得合情合理，还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话；c．最初接触

病人时，感觉他很正常，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尤其

是触及作案原因时会感到病人说话越来越离谱。

鉴于这类病人对作案行为有部分辨认能力，所

以不宜完全免罪．恰当的做法是量刑中予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3．有辨认能力

主要指那些与病态的认识活动无关联的因现实

纷争而起的作案类型。若这类病人有控制能力障碍，宜参照下面的原则处理。

(二)控制能力

如今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取消了不能控制规

则。国内刑法规定了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障碍，意味着病人两者居其一即可得到减刑或者免责。精

神病学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患病后，甚至病

情缓解后一直有自控能力下降。鉴定医生常常基于

这两点，评定那些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有障碍的病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不

难想象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高。不言而喻，这可能增

大那些有辨认能力病人故意作案的风险。生活中不

乏其例，如：一脑外伤病人伤愈后，仅遗留性格改变，由过去的温和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发火时尽情发泄，不计后果。本人自恃有病公开叫嚣警察奈何不了他，加上年青力盛，帮人充当追债的职业打手，以此作为

谋生手段，受害人不计其数，民愤极大，警察审问时，发现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对自己干过的坏事供认不

讳。鉴定医生给出的鉴定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这不正好应验了他的公开叫嚣吗?针对这一时弊，笔者建议从严掌握控制能力障碍的尺度。改变对控

制能力障碍的病人作泛泛医学评定的定势思维习

惯，结合具体的案情分析病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是

否达到“心神耗弱”的程度。这样医学状况相似的病

人仅是临床诊断一致，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完全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另一码事。那么，司法实务中应怎样掌握控制能力

障碍的尺度呢?仍按分类的方式进行探讨。

1．外界不良刺激惹而作案

控制能力减退的病人容易犯冲动型的暴力犯

罪，原因是他们易激惹。

笔者以为务必要查明有无激恼此类病人发火的外界因素，不然何须牵扯到病人的控制能力问题上?

这个条件满足后再考虑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要

特别注意研究外界不良刺激与病人作案行为间隔的时间，如果这一时间过长即说明作案与控制能力障

碍没有因果关系，反之则可能有关系，举例说明之。

一男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发病中，发现妻子红

杏出墙(确有其事)，欲找情敌报复。几天后两人相

遇，对方神情紧张，为麻痹对方，病人虚情假意地拿

出香烟请对方抽，然后与其友好地闲聊，趁其放松警

惕之际接连出手打伤对方。显而易见，认定该病人

有控制能力障碍有些牵强附会。倘若，病人是当场

发现情敌与妻子通奸，认定有控制能力障碍谁也不

会有任何疑义。

2．主动发泄病理情绪以寻求解脱

这类情况多发生于病理性心境恶劣时，可见于

抑郁症、焦虑症和癫痫病人。抑郁症病人一般是把

攻击指向自己，但也有极少数病人把矛头转向其他

人，典型的如间接性自杀，病人懂得杀人偿命的道

理，通过杀人达到被处决的目的。当然也有的抑郁

症病人杀人单单是为了发泄病理性情绪。此外，少

· s1 7 ·

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人还可出现盗窃行为，目的同样是为了发泄病理情绪。

本型病人的辨认能力完好无损，犯罪有某种自

利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度，且受害方往往无任何

过错，因此，只能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否则正

义得不到伸张。

结 语

我国刑法第l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危害行

为时不负刑事责任须具备两个条件，前提条件是作

案人为精神病人，满足这一条件后就要进一步考查

行为人在作案当时有无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后一个

条件是法学与医学的混合要件。这是解决有无刑事

责任的关键，正确的作法是由鉴定医生从医学的角

度(即根据病情)判断作案的精神病人有无辨认或者

控制能力，司法人员在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支持后，再

根据病情和案情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综合法

学与医学的复合知识得出适宜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判

定。如果遵循这一操作程序，就会因案不同而得出

以下数种不同的判决结论：一为没有精神病，刑法第l8条不适用：二为作案人患有精神病，但有完全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则为“有病也有罪”；三为作

案人患有精神病．并且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有损

害，根据其损害的程度分别判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

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即“有病轻罚”或“有病无罪”。

(收稿：2006—10—19)

第四篇：关于精神病人管理问题的议案(调研报告)

建议题目：关于加强农村精神病人管理问题的建议 代 表 团前 岗 乡

建议内容：

情况：

精神病患者属社会群体的特殊成份，如何安臵和管理他们，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难题。不能得到治疗的这部分患者，他们的生存困境、生计困境交织在一起，容易导致他们焦虑并作出一些偏激的行为，如不尽快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严重障碍。

长期以来社会对精神病人存在一种歧视误区，将精神病人简单划分为“疯子”、“高危人群”，很多人不把精神病的表现当做疾病看待，而认为他们道德、人品有问题。但是这种歧视的造成却不是社会单方面的，如果精神病患者都有足够的费用享受医疗救治就不会出现个别严重的赤身裸体、见人就骂、漫山放火、恐吓儿童、危害他人的现象发生了，许多人因此对精神病人惟恐避之不及。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心理脆弱，尤其需要周围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只有使他们感觉到轻松和安全，才有望康复。对于条件艰苦、家庭无力监管而生活在精神病痛中的农村患者，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仍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福利院入住有条件限制，精神病院治疗有经济限制，救助站接收有时间限制，民政帮扶有政策限制，种 1

种限制致使这部分患者游离于各种安臵供养体系的大门之外，他们面对的是社会和旁人的异样眼光，个人声誉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样，就容易造成他们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危害。这部分精神病人长期面对不公正待遇，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以过激行为“报复”社会，这就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不利因素。

分析：

1、现行法律、政策、制度存在的死角滋生了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原则性太强，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一定难度。如《刑法》第18条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应当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在实践中执行起来就困难重重。由于在立法上也没有对不履行上述义务应承担的责任予以明确，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患者家属或监护人常常无钱或不愿意出钱为患者治疗。此外，对“由政府强制医疗”也没有可操作性的补充条款，很难落实。这些客观现实都导致精神病患者再次出现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曾经杀人的精神病患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合理有效地处臵，再次出现严重暴力行为的情况屡有发生。在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与罪犯的区别在哪儿？应如何对待他们？社会及其家人应承担怎样的责任？政府应提供怎样的帮助？由于没有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导致争议很大，严重影响到法律的统一，如何有效管理精神疾病患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难题。

2、家庭贫穷、遗传、无力监管直接造成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

目前，对精神病的治疗还无特效药物，往往需要长期服药来控制病情。然而价格较便宜的药往往副作用大，而且不但不能减轻症状，反而加重病情的风险。副作用小的药，特别是进口药，效果较好，但往往价格昂贵，不堪负担。虽然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一部分药品，但是对于贫困或者受遗传影响的家庭，根本吃不起也照顾不过来、负担不起的。因此，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全家都将陷入困境，生存状态十分悲惨。有的被搞得倾家荡产，长期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以至于最终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和监护，任其四处游荡，危及社会安定。而各级政府对残疾人有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对因心理残疾而导致困难的人群却无优惠政策。现在, 医保条例中，对癌症、白血病、尿毒症等重大疾病有相应的政策，但未把疾病总负担排名靠前的精神病列入其中。此外，社会上献爱心活动也很少把精神病人列为对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偏见。

具体意见：

鉴于目前精神病人的现状，我建议如下：

1、健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精神疾病不仅属慢性消耗型疾病，而且是社会不可低估的杀手，市政府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和加大对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投入，对有危害社会倾向的精神病人应该实施免费收治，从根源上解决精神病人因无钱医治，病情加重危害社会的问题。

2、建立部门联合救助机制。

要把精神病患者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建立救助精神病人机制。残联、劳动、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给予精神病人在各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使他们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减轻精神压力和后顾之忧，创造一个有利他们就医、康复和回归社会的良好环境，增强精神病人家属对精神病人监护的信心，减轻精神病人病情的复发和加重，充分体现市政府的人文关怀。

3、建立预防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监护网。

精神病人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把有危害倾向的精神病人病情向当地公安部门、民政部门、社区、乡镇及家属通报，公安部门落实精神病人专门监护人的责任，并有义务依法及时配合社区或乡镇制止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事件发生。对于危险性较大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政部门可以适当给一些补贴，以确保监护工作落实到位。社区和乡镇应该有权要求家属把患者送到医院治疗，家属因经济困难，应该有权要求民政部门给以经济支持。民政部门可以委托社区和乡镇建立精神病史人群的档

案工作和监督、配合精神病家属对精神病人病情监护定期上报工作，对本辖区的精神病人作详细的统计登记，并根据精神病人的种类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确定重点管理对象。

4、建立精神病人托养机构。

精神病托养机构和精神病医院有所不同，托养主要是以养护为主，医院主要是以治疗为主。目前不少精神病患者，在医院确诊和进行治疗后，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回到家中进行后续的康复疗养。可由于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等客观原因限制，不仅影响了身边人的正常生活，不少精神病患者得不到良好的照顾，造成病情的反复，这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是很致命的阻碍。建立起专门的托养机构，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进行收容安臵、集中管护，预防他们再次伤及无辜，对精神病人本身、家属和社会都将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

前岗乡人大代表团

二0一0年十二月

第五篇：当前婚姻登记问题调研思考

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后，随着婚姻登记管理信息化进一步完善，在实际登记管理中出现一些违规登记，如：假龄登记。在农村不少人在结婚登记时因男女一方或双方未到法定婚龄，借用其他人身份证、户口办理，至使婚姻登记档案缺乏真识性。虽然也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户口簿等相关证件,但是有些公民结婚后不主动前往公安部门更新户口档案信息,那么已婚者的户

口簿上将继续显示“未婚”,信息将失去其真实性，而婚姻登记机关无法审查其真伪。这样一来,登记者的婚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阐述,会产生有人钻空子的现象。另外是管理混乱。由于原来在农村婚姻登记管理中，还存在着登记档案管理混乱的现象。如婚姻登记资料丢失、毁损，婚姻登记中使用的姓名与居民身份证不一致等问题，导致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和结果错误。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婚姻家庭秩序，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造成以上各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一是法律法规不严谨。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公安部关于对执行《婚姻登记条例》有关问题的意见的函中均认可对于当事人的实际婚姻状况与居民户口簿“婚姻状况”项目内容不一致的，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婚姻状况的审查应主要依据其本人书面声明，其居民户口簿“婚姻状况”项目内容仅作参考。使得婚姻登记部门对其婚姻状况的审查形同虚设。二是婚姻登记程序存在种种瑕疵，婚姻登记过程中，常常出现婚姻当事人到一方户籍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婚姻登记，该婚姻登记机关对异地的另一方的婚育情况不了解，也依其申请作出了婚姻登记行为，甚至有无此人都难以审查，导致非本人登记和假证件登记时有发生。三是管理业务分散。确认婚姻状况的婚姻登记由民政机关负责，户籍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结婚登记与户籍管理未能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大多数公民登记结婚后不知或不愿再到公安机关申报婚姻状况的变更，虽有的民政局一般只在户口簿上加盖结或离婚章，未能及时与户政管理机关备案，有的虽已备案，但只在本县内发送，未能达到全国联网。导致当事人婚姻状况不明。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加大婚姻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使之自觉的守法。其次，建立婚姻登记机关之间的信息互联网络以及婚姻登记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共享平台应当作为婚姻登记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应解决婚姻登记、户籍管理的协调工作，实现民政部门的办公自动化，婚姻登记与户籍部门共建网络信息化管理档案，婚育情况及时在信息化档案中记载，加快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再次加强身份证的动态管理，身份证实行信息化管理，身份证卡面包含有姓名等可视信息，卡内芯片还包含从业状况、婚姻状况、计划生育、诚信和违法行为记录等机读信息，使身份证具有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