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我国劳资矛盾的解决方法与意义

第一篇：浅析当前我国劳资矛盾的解决方法与意义

浅析当前我国劳资矛盾的解决方法与意义

——基于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劳资矛盾的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特殊性，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劳资矛盾趋向于明显化与激烈化。众多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并发生了一些极端报复事件，矛盾冲突的尖锐或缓和，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好坏，政府的偏好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等因素密切相关。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透过我国劳资矛盾现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劳资矛盾的对策，不断挖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缓解劳资矛盾当代价值，不仅有利于我们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劳资矛盾，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

一、现阶段解决我国劳资矛盾的意义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关系。劳资冲突实质上是两大阶级本质关系的部分表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这就决定了劳动者的被统治地位。资本家在合法地购买了劳动力商品以后，便可以任意使用，即有权决定在何种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工作环境下使用劳动力。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惜损害劳动者的健康。而作为劳动力商品卖方的劳动者，是有权反对劳动力商品的滥用的。因为这将伤害劳动者本人，缩短劳动者的工作寿命，甚至使之中途丧失劳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日价值应该比正常工作寿命下的日价值高，然而资本家仍然按照原来的价格来支付，这是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可见，劳资冲突是劳动力所有权与资本占有权之间的矛盾的外在表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则是劳资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在雇主和工人劳资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只有通过工会组织，运用谈判和罢工等手段，才能减轻雇主对自己的剥削程度。

在我国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将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和谐社会劳动观结合起来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幕幕关于劳资矛盾的惨例让我们不得不对劳资矛盾这一社会问题更加关注与思考。由于劳资矛盾而引发的一次次悲剧，让我们触目惊心。只有缓解劳资矛盾，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才能杜绝这些现象发生，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人口红利的衰减，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只有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才能缓解劳动力成本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谐的劳资关系，能够极大地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劳资矛盾的现状

2010年以来，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深圳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青年员工跳楼事件。这样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不仅是富士康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日益衰退的情况下，解决劳资矛盾，对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缓解不断尖锐化的劳资矛盾已刻不容缓。当前我国劳资矛盾现状如下：

(一)劳动者的报酬权益受损

劳动者的报酬权益受损表现在：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偏低等。工资是劳资关系中最敏感和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当前劳资关系中出现矛盾和纠纷最多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和“技工荒”就是对这种劳资关系的无声抗议。

(二)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受损

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受损最突出的问题是：劳动保护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的缺乏。具体表现主要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安全系数低；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内容不规范，且得不到有效落实；安全事故的频发。很多劳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受损

近年来，我国为了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提出非公有制企业要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但是，很多民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并不切实履行这一规定。在民营企业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受损非常严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受损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保障覆盖率低。目前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工伤和大病医疗保险尚未覆盖所有农民工。

(四)劳动者的民主权益受损

很多企业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尊重其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很多非公有制企业中根本就没有工会。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不平等的态度待人，任意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由于工会制度建设的缺失，劳动者的合理诉求无法表达出来，在很多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三、我国劳资矛盾不断尖锐化的原因分析

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即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劳动追求工资报酬最大化，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劳资矛盾与冲突即由此而来。就其实质来讲，劳资冲突是一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与资本的财产权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剩余价值，资本的所有者会不断采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只关心生产效率提高的企业会无暇顾及工人的生理以及心理的需求，最后导致资方和劳方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生产要素占有的失衡是导致劳资冲突产生的基础

中国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企业主与雇员之间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私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关系。这样，一方就成为资本要素的占有者，一方成为劳动要素的拥有者，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占有关

系。雇佣关系作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基础，在我国便形成了强资弱劳的局势。因为生产要素仍然是相对稀缺的使得资本有着强势的位，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所有者能够控制与支配劳动，而劳动者为了谋生，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受资本的强制与剥削。由此造成一方面雇佣者最大限度的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感到工作是为了资本所有者而工作，因而尽量减少劳动力的消耗，于是双方产生对立与矛盾。

(二)利益分配失衡是导致劳资冲突产生的直接因素

利益分配失衡是指劳资关系中的一方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利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分配关系，因此生产要素占有上的失衡必然造成利益分配失衡。资本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本所有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会利用资本主导权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利润的增加意味着工资的减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劳方对资方的反抗直接引发了劳资冲突的产生。

(三)经济地位与权力的失衡强化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性

不同生产要素所有制形式同样也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权力关系，生产要素占有上的失衡也必然导致劳资双方经济权利与力量的失衡。我国仍处于生产力还不够高度发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发展阶段，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尚未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生产关系所应具备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仍然表现为一种强制性劳动。在各种经济手段的约束下，雇佣劳动者为了生活，不得不被迫超出自身生存需要的狭隘范围从事更多的劳动，受资方支配、依附于资方，被排斥在企业经济管理决策层之外，形成“强资弱劳”格局。劳资双方经济地位与权力的失衡造成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利益的忽视与漠视，并为侵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创造了机会，造成劳资矛盾与摩擦的激化。

四、解决我国劳资矛盾的对策

通过以上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我国劳资矛盾原因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在以上原因的基础上来研究解决对策。面对生产要素占有失衡和经济地位与权利的失衡，劳动者一般是没有能力争取的，这就要求政府在劳资矛盾的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要加强政府部门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规范管理，建立部门联合协调机制，依法规范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政府是三方调节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政府作用是影响劳资关系走势的重要变量。因此，劳动保障部门要在政策上把好关，对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加强监督；工商管理部门要在登记注册方面把好关，审批营业执照、登记年检时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办理情况等作为重要参考内容；公安部门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把好关，对不办理正式用工手续、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视为非法用工或失业人员，还要尽快将高流动性员工纳入社会保障法规体系中。

第二、建立健全劳动法，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执法力度。《劳动法》保护了非公有制企业雇工的基本利益，并且针对雇工处于不利位置的现实而对弱者给予了保护。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宣传让民营企业主和雇工双方了解《劳动法》，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已经颁布的《劳动法》，也应该做出更进一步的健全，因为有些地方劳动法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性，急需结合实际情况和各地的实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随着对《劳动法》的深入贯彻实施，我们还

应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配套的单项劳动法规尤其是一些对劳工的保护性法规还需建立与完善，如工伤事故赔偿法、疾病与残废保障法等。通过各方努力，逐步增强雇工和企业主的法制观念，使我国民营企业主与雇工之间雇用关系逐步地通过劳动人事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规范的经济合同确立起来。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协调劳资矛盾。这种制度建设即包括对当前转轨过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管理的制度和体制改革，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设，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资本追逐私利的本性不可避免，我们在对其所带来的消极性进行抑制的同时，更要做好善后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是市场经济的“减震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广大劳动者的“安全阀”。把非公有制企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员工权益的必由之路。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养老保险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各种形式的保险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使企业从繁琐的社会服务功能中解脱出来。

第四、要解决劳资矛盾，就必须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政府、资方和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在改进工会工作，切实发挥工会的作用上下功夫。面对新的形势，今后工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围绕协调和保护职工的基本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以及文化教育、民主地位等合法权益。工作中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集体合同的管理；第二，重视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第三，参加劳动争议的调解与仲裁；第四，加强工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在工会开展工作时，要突出工会组织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把员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充分体现工会的群众性，不管职工的工作时间长短、工作性质如何、地域如何、身份如何，都有加入工会的权利，都应及时把他们吸纳到工会中来；突出工会的民主性，工会应通过加强企业民主管理以及工会的工作，充分发挥工会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职能，有效地维护广大员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为协调劳资矛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突出工会的独立性。政府和资方要为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工会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活动，活动内容由会员的要求、意愿和觉悟程度而确定。同时，工会应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经费管理办法和经费审查机构，这是工会依法开展工作的经济基础。

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缓解劳资矛盾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时期，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深人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的活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更加尊重人的劳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劳动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离开了人的劳动特别是离开了人的剩余劳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广泛认同，己经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及其劳动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劳动观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范

围不断扩大。我们必须拓展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范围，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并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带来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从而使我国的国民财富更快地增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这就是树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劳动观。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努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更多的社会财富造福于人民。

(三)有利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因此，劳动者在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既要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又要有加快先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而当前我国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劳动力较紧缺，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奋斗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我国能否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综上所述，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科学认识并把握的剩余价值理论，以此为契机，不断化解尖锐化的劳资矛盾，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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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海燕．试论工会如何在协调劳资矛盾中发挥作用[J],商情 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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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下我国劳资矛盾成因及其对策

劳资矛盾冲突的根源我想还是在于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追求的对立所致，道理很简单，一方面，企业所有者、股东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追求的是他们工资、福利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员工利益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要以企业成本的增加为代价，让员工得到的太多，企业主会出于本性的不这么做，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若以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从他们身上拿走太多的话，这有势必会引起员工的反抗。一个企业如果在劳资双方间找不到一个较为适合的平衡点的话，很容易就会引起双方的矛盾冲突（当然这种矛盾冲突更多时候是由于一些具体操作不当引起的），下面例举几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红塔和卷烟厂与员工纵火烧毁企业厂房仓库一案。2008年万科员工因离职金过低而在公司大楼泼油自焚一案。

32009年吉林通钢与建钢重组过程中建钢总经理被通钢员工群殴致死一案。4、、、、、、、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许多地方劳资纠纷不断,并呈大幅增长趋势。如2001年深圳市劳动仲裁部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为6,436宗,到2004年已上升为11,395宗,增长77%。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处理的重大劳资纠纷,由2002年的739宗上升为2004年的1,340宗[1]。劳资纠纷特别是群体纠纷事件,处理稍有不当,极易升级为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据一组统计资料表明，自1987年正式恢复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到2006年20年间，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数年均增幅达到26%。

那么是什么原因 使得当下劳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和进一步的恶化，下面做一下探讨。一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期导致劳资关系矛盾冲突加剧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现阶段劳动争议案件的特点,是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关系急剧变化的正常反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关系内容的市场化、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数量的扩大,劳动关系形式的多样化、改革过程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的滞后等因素都对劳动争议案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劳动争议案件快速增长的趋势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转）。也就是说现在劳资冲突的加剧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劳资问题上要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只能疏不能堵。

二 企业专制型的领导方式和对员工利益与权力的长期忽视

德国社会学家勒温将领导方式分为三种：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的领导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在领导者个人手中，实行独裁，所有决策均有领导者做出，下级没有决策权，只能接受命令，如果你认为你的下属员工天生就不愿承担责任，天生就保守，习惯于明哲保身，反对变革，容易受他人和外界影响，并作出一些不适宜的事来，你必然会采取命令与统一，权威与服从的管理方式，把人看成一件件能够走动的机器，忽略人自身的特征个和精神需要，这必然会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

三 缺乏第三方机构以维护员工利益，协调劳资冲突。

这里的第三方机构最常见的就是工会了，工会制度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

发展的较为成熟和完备，它在维护员工利益，避免社会暴力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工会制度较为完备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员工集体性的罢工等活动，但自杀、恶意损坏企业设施等极端，非理性的行为会大为减少。工会为员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个平台机制保障，在这个平台和机制下，一方面，员工的利益可以有效的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企业与员工生而有之的这种矛盾冲突可以有效的得到缓和，避免个别员工非理性行为的发生的概率。但是反观我国的工会制度建设，则不尽如人意。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明确指出，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诸多隐性问题，原则上对于政权以外的势力（合法）国家的包容性是不够的——一切最好还是跟党走，事情最好交给党（党办了办不了，办好办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了），工会在我国很大程度上有其名无其实，远没有发挥出其在维护员工利益，协调劳动关系上的作用。

四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手段不灵活、不健全。

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担负的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人员的获取、任用、保留和发展八个字。其责任就是要管理好企业的员工。当你的企业把员工“发展”到跳楼，自杀的时候，人力资源部门是无法推卸其责任的：你在招聘过程中是不是只注重了对应聘者学历、技能的考察，而忽视了对性格、价值观、态度等心理素质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吻合度的考察。你的薪酬体系是否只考虑到了员工对物质利益的需要而忽视了员工对尊重、社交、被认可等心理层面的需要。在裁员时裁员前期的尊卑工作，后期的跟踪工作是否执行到位。这些都应是HR工作者们要经常考虑和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你的劳资关系就会存在隐患。虽然劳资矛盾具有一定得天然性和发生的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试图去预防和解决劳资矛盾的措施都是愚蠢和徒劳的，虽然很难消除，但如果我们采取措施得当完全可以有效减少劳资矛盾发生的频率。下面就谈一下具体解决措施。

一 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是任何企业正常运营的底线，《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其或者医疗观察期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十年以上，且距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在符合上述情况下用人单位是不能与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法》中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工作的应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像春节、元旦、国庆等法定假日安排加班的应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此外，你像《劳动及合同法》中对服务期，竞业限制，裁员等这些涉及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的规定，如果处理不好极易引起双方的矛盾冲突，比如前两天河南农民工张海开胸验肺议案。曾几何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对李开复“叛逃”谷歌起诉一案。

二 建立介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第三方协调机制

就如前面提到的，这个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典型代表，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工会充当着这一角色（当然，工会的宗旨是定位在维护员工利益上，但是客观上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减少员工个人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使得企业减少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降低对企业形象的负面影响——这使得双方都有益）。但在我国，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因素个人认为工会无法

完成这一功能。考虑到此，在我国这个角色我想可以由企业的HR部门来担负。现在人们对HR部门最为流行的角色定位是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我想HRM还要扮演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系的协调者这样一个角色。虽然HR部门作为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为公司利益“奋斗”是其天职，但是作为维持企业人才稳定的部门你的特殊性决定了你不能只为“利益是瞻”，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你要尽量扮演一个中间者的角色。一方面你要从战略的高度贯彻公司的薪酬、培训等人力资源政策。另一方面，你也要客观公正的向你的上司传达员工的诉求。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认为可以有效的减少企业劳资矛盾发生的频率。

三 转变管理方式，完善落实人力资源各项职能

企业要打消顾虑适时从专制型管理方式向民主型管理方式转变，这种转变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体现之一就是注重员工的诉求，决策权你可以不给，但是发言权权、参与权你不能不给。在一个就是不要从员工身上拿走的太多，节约成本的方式有很多，从人身上开刀是下策。另外要注意的一点，企业在招聘时要尽量按科学、规范的流程来，既要注重对应聘者学历、技能等“硬件”的考察，也要注重对应聘者性格、价值观，态度等“软件”的考察，招聘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其他工作开展的效果。你将一个有偏执，反社会性格倾向的人招来，怎么保证他不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来。

第三篇：会计准则与我国当前税务处理的矛盾

关于会计准则与我国当前税务处理矛盾的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会计准则与我国当前税务处理的矛盾

调查时间：2010年八月

调查对象：我国税务制度

调查方式：查阅资料和参考文献

由于上学期学习了税法，在假期做调查报告时就特意关注税务方面。作为一名会计人员要会合理避税，就必须要对税收制度有相当的了解。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带来多方面的冲击，税收制度也不例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税收政策国际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税收制度和国际税收规范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应该保持一致。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程度加深，同时，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的电子商务流动在全球范围迅速兴起，这些交易活动具有边界性、数字交易的隐秘性和无纸化操作的灵活性等特征，使传统贸易形式和劳务提供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现行税收政策中，有的已无法适应这些新情况。我国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税务部门已经成为各国企事业单位财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因此，会计报表在不妨碍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税务部门的管理需要，应该成为会计报表的目标之一。然而，我国当前的一些税务处理及会计报表反映税务信息的方法，与会计基本假设和准则存在一些矛盾，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增值税与会计权责发生制的矛盾

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增值税。但这一税制付诸于实施后，作为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会计，在对增值税进行账务处理时，却与我国现有的会计准则相悖。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在“应交增值税”明细账中，应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额”、“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专栏。从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的设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是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进行的。即增值税的交纳，是在产品销售的基础上，计算出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并扣除已购入原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后，再来核算本期应交纳的实际税额。由于当期购入的原材料并不一定全部被消耗在当期已销的产品成本中去，因此，企业每期所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真正的增值部分。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递延，企业所交纳的增值税的总额，与其增值总额是一致的，但是，从具体的每个会计期间来看，两者并不一致，这是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差别。由于其他经济活动，如产品成本核算、收入费用核算等都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的，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却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进行，这就使得会计信息资料缺少可比性，从而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反映功能。例如，由于企业每期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当期的真正增值部分。因此，我们就不能从损益表中的销售收入或毛利的会计信息的逻辑关系上，判断出企业是否合理计算了应纳流转税。一些外商独资企业，在掌握了会计信息很难逻辑反映增值税与企业实际增值的情况后，利用会计账务处理的这一缺陷，从事偷逃增值税的不法行为。如对那些实行先征后退的（1994年1月1日以后筹建的）外商出口企业，按照现行的税法，在他们的产品出口时，先征17%的增值税；待产品出口后，再退9%的增值税，实际税负为8%.为了逃避税收，他们通过关联企业，将出口产品的售价，压低至材料成本价，以远低于实际成本价的售价，将产品销售到境外。由于出口产于实际成本价的售价，将产品销售到境外。由于出口产品“不增值”，销项税额扣除进项税额后，不仅不交税，还可退税。税务部门仅仅从增值税的会计信息上，是很难区分出是由于人为压低售价造成的，还是由于当期购入原材料过多，而投入产出较少造成的。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当期增值税的少交。这完全是我们所谓的增值税，实际上并不按照企业增值部分计算所致。会计信息的模糊性，使

得会计失去了应有的反映功能，也使会计信息失去了有用性。

现行增值税会计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增值情况，这是增值税会计的缺陷。如果我国现行税法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按销售收入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扣除当月已销产品所含的原材料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来计算当期应交纳的增值税，不仅合理，而且也可使增值税的信息能够为税务部门的监督提供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样税务部门很容易从损益表的销售收入或毛利中，根据一定比例，很快推算出当期所交纳的增值税是否合理。因此根据这一方法来计算每期应交纳的增值税，也符合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与配比原则。

二、所得税与会计主体和会计期间假设的矛盾

基本会计准则规定，会计假设主要有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四个假设。企业所得税是根据某个会计主体，在一定会计期间内取得所有收入，扣除税法允许的成本、费用、税金及损失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计算征收。因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依据了两项会计假设，即会计主体假设与会计分期假设。但我国正处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存在，这些经营方式很不规范，因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就产生一些问题：一是会计主体是以企业法人为依据的，并不确认具体的经营者个人，而企业所得税对承包经营者征税恰恰相反，只确认承包经营者个人，不确认法人；二是计征所得税时，承包方按承包经营期为纳税义务期，而发包方是按会计期间(会计)纳税，当会计期间与承包期不一致时，就产生矛盾。

三、会计与税务问题及矛盾的症结

国家税收原则的确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财政分配机制是否合理科学的客观经济问题。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税收的4项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失灵，使整个社会达不到最大经济福利，政府则应当干预经济，如引导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的再分配，以使社会整体与个人都增加福利。然而判断是否达到最大福利经济的标准，即效率与公平。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杠杆之一，也必须体现这两项准则，所谓效率问题，是指税收对经济有效地运转的影响问题。政府在征税过程中，把资源从各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应当遵守效率准则，即税收在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促进经济运转，以及税务管理方面要提高效率。而税收的公平准则是指受益原则与支付能力准则。受益原则实际上是把市场机制运用于税收分配，每个人从政府的服务中受益，则应相应地向政府纳税。而支付能力原则就是按照人们的纳税能力负担政府费用。

我国政府1994年所开始的税制改革，从宏观上看，确实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并且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配机制、当前的经济形势相适应。但是，在制定具体的税收措施时，我们只考虑了纳税对象与其经济活动的内容，而忽视了这些对象与内容的载体特征，即会计语言的特征。因纳税对象与经济活动往往是通过会计语言，观念地反映在有关的会计信息中，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征，就会在税收的具体过程中，因违背这些规律而产生逻辑上的悖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合理避税”现象。上述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在作宏观决策时，不重视会计语言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可见，会计学科不仅仅是一门微观的经济管理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门与宏观经济决策相关的学科。因此，在制定宏观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更要考虑其微观运作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特别是对会计语言特征的研究：如对资产与权益概念的理解，对会计假设与准则作用的研究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我国的税收政策，既符合宏观决策的需要，又在实践中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税收与企业》 2003年01期

《关于解决WTO组织下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建

议》——《中国市场》2006年14期

《税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四篇：会计准则与我国当前税务处理的矛盾

关于会计准则与我国当前税务处理矛盾

201141505032于萧会计3班外语学院韩语系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带来多方面的冲击，税收制度也不例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税收政策国际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税收制度和国际税收规范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应该保持一致。我国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税务部门已经成为各国企事业单位财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因此，会计报表在不妨碍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税务部门的管理需要，应该成为会计报表的目标之一。然而，我国当前的一些税务处理及会计报表反映税务信息的方法，与会计基本假设和准则存在一些矛盾，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增值税与会计权责发生制的矛盾

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增值税。但这一税制付诸于实施后，作为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会计，在对增值税进行账务处理时，却与我国现有的会计准则相悖。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在“应交增值税”明细账中，应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额”、“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专栏。从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的设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是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进行的。即增值税的交纳，是在产品销售的基础上，计算出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并扣除已购入原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后，再来核算本期应交纳的实际税额。由于当期购入的原材料并不一定全部被消耗在当期已销的产品成本中去，因此，企业每期所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真正的增值部分。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递延，企业所交纳的增值税的总额，与其增值总额是一致的，但是，从具体的每个会计期间来看，两者并不一致，这是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差别。由于其他经济活动，如产品成本核算、收入费用核算等都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的，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却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进行，这就使得会计信息资料缺少可比性，从而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反映功能。例如，由于企业每期交纳的增值税，并不是企业当期的真正增值部分。因此，我们就不能从损益表中的销售收入或毛利的会计信息的逻辑关系上，判断出企业是否合理计算了应纳流转税。一些外商独资企业，在掌握了会计信息很难逻辑反映增值税与企业实际增值的情况后，利用会计账务处理的这一缺陷，从事偷逃增值税的不法行为。如对那些实行先征后退的（1994年1月1日以后筹建的）外商出口企业，按照现行的税法，在他们的产品出口时，先征17%的增值税；待产品出口后，再退9%的增值税，实际税负为8%.为了逃避税收，他们通过关联企业，将出口产品的售价，压低至材料成本价，以远低于实际成本价的售价，将产品销售到境外。由于出口产于实际成本价的售价，将产品销售到境外。由于出口产品“不增值”，销项税额扣除进项税额后，不仅不交税，还可退税。税务部门仅仅从增值税的会计信息上，是很难区分出是由于人为压低售价造成的，还是由于当期购入原材料过多，而投入产出较少造成的。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当期增值税的少交。这完全是我们所谓的增值税，实际上并不按照企业增值部分计算所致。会计信息的模糊性，使得会计失去了应有的反映功能，也使会计信息失去了有用性。

现行增值税会计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增值情况，这是增值税会计的缺陷。如果我国现行税法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按销售收入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扣除当月已销产品所含的原材料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来计算当期应交纳的增值税，不仅合理，而且也可使增值税的信息能够为税务部门的监督提供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样税务部门很容易从损益表的销售收入或毛利中，根据一定比例，很快推算出当期所交纳的增值税是否合理。因此根据这一方法来计算每期应交纳的增值税，也符合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与配比原则。

二、所得税与会计主体和会计期间假设的矛盾

基本会计准则规定，会计假设主要有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四个假设。企业

所得税是根据某个会计主体，在一定会计期间内取得所有收入，扣除税法允许的成本、费用、税金及损失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计算征收。因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依据了两项会计假设，即会计主体假设与会计分期假设。但我国正处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存在，这些经营方式很不规范，因此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就产生一些问题：一是会计主体是以企业法人为依据的，并不确认具体的经营者个人，而企业所得税对承包经营者征税恰恰相反，只确认承包经营者个人，不确认法人；二是计征所得税时，承包方按承包经营期为纳税义务期，而发包方是按会计期间(会计)纳税，当会计期间与承包期不一致时，就产生矛盾。

三、会计与税务问题及矛盾的症结

国家税收原则的确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财政分配机制是否合理科学的客观经济问题。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税收的4项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失灵，使整个社会达不到最大经济福利，政府则应当干预经济，如引导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的再分配，以使社会整体与个人都增加福利。然而判断是否达到最大福利经济的标准，即效率与公平。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杠杆之一，也必须体现这两项准则，所谓效率问题，是指税收对经济有效地运转的影响问题。政府在征税过程中，把资源从各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应当遵守效率准则，即税收在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促进经济运转，以及税务管理方面要提高效率。而税收的公平准则是指受益原则与支付能力准则。受益原则实际上是把市场机制运用于税收分配，每个人从政府的服务中受益，则应相应地向政府纳税。而支付能力原则就是按照人们的纳税能力负担政府费用。

我国政府1994年所开始的税制改革，从宏观上看，确实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并且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配机制、当前的经济形势相适应。但是，在制定具体的税收措施时，我们只考虑了纳税对象与其经济活动的内容，而忽视了这些对象与内容的载体特征，即会计语言的特征。因纳税对象与经济活动往往是通过会计语言，观念地反映在有关的会计信息中，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征，就会在税收的具体过程中，因违背这些规律而产生逻辑上的悖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合理避税”现象。上述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在作宏观决策时，不重视会计语言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可见，会计学科不仅仅是一门微观的经济管理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门与宏观经济决策相关的学科。因此，在制定宏观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更要考虑其微观运作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特别是对会计语言特征的研究：如对资产与权益概念的理解，对会计假设与准则作用的研究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我国的税收政策，既符合宏观决策的需要，又在实践中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税收与企业》 2003年01期

《关于解决WTO组织下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建议》——《中国市场》

2006年14期

《税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五篇：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作者：杨清涛 来源：《市长参考》 添加日期：10年03月20日

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机和目的，社会中种种关系都受利益关系所决定和制约。干群关系，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以往党群、干群之间，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情感关系成分相对多一些．尽管这些关系也体现了利益关系，但毕竟是间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利益观念的强化，在党群和干群的多重关系中，利益关系变得更为突出。相当多干群矛盾的发生、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一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败，严重脱离群众，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必然会大量地反映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通过于群利益矛盾表现出来。近年来，上访、告状、请愿、示威甚至暴力冲突之所以逐年增多，十群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可以说，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中的突出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领导干部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实际占有和支配着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而人民群众除了名义上拥有最终的所有权之外，实际上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因此，一般而言，在干群利益矛盾中，领导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紧张程度。对此问题，刘少奇早在50多年前就曾有过明确的阐述，他说：“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基于这种认识，从干群利益矛盾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当前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干部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必然会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是我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顽症。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危害，江泽民曾经做过深刻分析，他说：“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求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评比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而“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把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概括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执政党的地位给了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和机会，同时也更容易使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列宁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当前，的确有少数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对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漠不关心，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在工作中大搞形式主义，为了自己的官位和利益，捞取所谓“政绩”，搞“盆景工程”、“马路工程”，虚报产量、产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不仅损害群众利益，也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2．党政机关部门利益化趋向明显，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与民争利问题突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按照

市场规则从事经营活动，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既获得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实践证明，市场是一种比计划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客观上就必须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职能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第二，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三，从过多地关注效率，转变到在确保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合理分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职能转变远远没有到位，由此导致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之间的边界模糊，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强劲，而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淡漠。尤其是少数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基本丧失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权力主要用于维护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这就是理论界所说的部门利益化问题。每年的“审计风暴”揭露出来的中央各部委严重存在的资金违规、违法、违纪问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08年8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工作报告时披露，“53个中央部门存在问题资金近300亿元”，一些部门“数以亿计的救灾资金被挪用用来发放工资、盖家属楼，甚至炒股、炒楼”。从中央到地方，有些政府部门用违规资金建超豪华办公楼和其他楼堂馆所的违纪案件不时被曝光，奢华之风触目惊心。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费”可谓是愈演愈烈，有专家估计每年这三项经费总额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过高不合理的行政费用，必将大大增加国家财政开支，使得社会建设事业投入不足。为了维持过高的行政费用，有的政府部门把服务功能变相转化为“创收”功能，导致纠正行政性“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举措收效甚微，政府部门收费服务、不收费不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的现象大量存在，以至于老百姓把一些地方政府称为“罚款政府”、“收费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还有的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己或通过亲属开办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他们“下海”不“弃政”，以权力进入市场，在官言商，官商不分，既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又是市场经济的“运动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当然也就损害了包括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当下某些党政机关部门利益化趋向明显，以履行职权为名，行与民争利之实，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恶化了政(党)群、干群关系。

3．部分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对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使得一些党政官员把权力市场化，利用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进行权力“寻租”，搞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而且这种权力腐败在社会转型期一直呈泛滥之势，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是谁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价格差，牟取暴利?1992年，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是谁利用制度的漏洞和经济秩序混乱状况，通过市场权钱交易，进行权力寻租?到90年代中后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又是谁利用制度漏洞和监管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是一些手中掌握并滥用权力的党政官员，即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与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有一些不法商人，通过权钱交易，实现了原始积累，成为改革开放中的非法暴富阶层。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国社会分配公平，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失衡”和“断裂”，激化了社会矛盾。从本质上看，腐败行为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它只是利用公共权力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增加少数人财富，恶化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扩大收人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官员的腐败行为本质上无异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强盗式掠夺，是对全社会劳动的无偿占有，所侵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具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关系。虽然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使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极为紧张，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成因

现对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具有的主要特点及成因做如下分析： 1．干群利益矛盾整体性质仍然是非对抗性的 正确认识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的性质，就是要弄清它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我们并不否认，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关系的严重性，集中表现在少数腐败官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利益矛盾的对抗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干群利益矛盾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虽然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挥霍浪费、吃喝玩乐现象，造成了对群众利益的侵害，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严重的腐败现象，形成了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但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干部始终能够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严于律己、勤政廉政。因此，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虽然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但在整体上仍然是非对抗性矛盾。2．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一是在我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当中，干群利益关系是基础的关系，干群利益矛盾是社会转型期最主要的社会利益矛盾，直接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和制约着人民内部其他矛盾的解决。二是在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益关系不断复杂、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领导者、管理者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同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便成为一切社会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说各种利益矛盾往往通过干群利益矛盾表现出来，虽然有些社会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干群利益矛盾，但这些矛盾也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加以处理和调解，期间出现偏差是难以避免的，这也会间接地表现为干群矛盾。再加之目前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极大损害了群众利益，更加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干群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系统中的一个突出的矛盾问题，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3．干群利益矛盾表现领域的普遍性及其复杂性

干群利益关系是我国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干群利益矛盾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利益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上到中央机关，下到村民自治组织，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干群利益矛盾问题。而且干群利益矛盾也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个别单位的具体的干群利益矛盾问题，也有干部与群众作为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既有体制性、政策性因素导致的，也有领导者工作失误造成的；除了干部是主要的责任因素外，也有群众不合理利益要求方面的因素；作为领导者来讲，既有主观上以权谋私、专横跋扈而造成对群众利益的损害，也有出于为群众谋利的动机，但因方法不当、经验不足造成对群众利益的伤害；新时期干群利益矛盾整体上属于非对抗性，但又存在着局部的对抗性。4．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它之所以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整个社会矛盾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其一，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和改革中干群之间利益的分化。社会发展程度导致现实社会中还必然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包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分工，有分工就会有差别，有差别就会有矛盾。在劳动仍然是谋生(谋利)手段的当代社会，在干部与群众这一社会分工当中，领导干部是居于谋取利益的有利一端。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并非神造之物，它并没有公正无私的天性，政府也是一种人类组织，其中决策者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本性，他们也会追求个人私利，甚至有的人为了集团和个人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这种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来考察政府及个人决策行为的观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但是它却有助于我们破除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理想化的假设。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党政部门及领导干部政治行为的利益化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利益化倾向，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包括官员为了自己升迁，去追求一些劳民伤财、加重群众负担的所谓“政绩”。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改革所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分化过程中，各级官员是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相对而言，广大工农群众则受益较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因利益受损而成为弱势群体。干部与群众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以及现阶段干群之间有较大的利益差别，加之市场化背景下党政部门及干部的逐利倾向强化，才是干群利益矛盾发生的社会性原因。

其二，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在部分干部身上之所以出现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难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去正确行使权力。各级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行使者，他们行使公共权力的价值目标本来应该是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监督机制弱化的情况下，如果领导者个人“官德”水准低的话，就会造成公共权力价值目标的扭曲，即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损害群众利益，引发干群利益矛盾和冲突。制度(体制)本质是一种社会规范，我们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完善政治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化的制度(体制)来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即从政行为、领导行为)，来保证广大群众对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基层民主还不成熟，广大群众还难以通过行使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来对干部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正是部分领导干部政治行为不规范、损害群众利益以及干群利益矛盾长期存在和突出的重要的体制性原因。

其三，思想观念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与群众思想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当前干群利益关系、加重干群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而言，现实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背离了党性和人民性，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满脑子是“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残余思想，是“有权不用、过期作费”的捞一把的思想，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缺乏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奉献精神。领导干部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轻者为了私利不惜侵占、损害群众利益，为了“政绩”不惜加重群众负担；重者则导致滥用权力，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堕落为腐败分子，完全站在了人民利益 的对立面。同时，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总体而言，群众中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他们奉公守法。但群众中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的人政策观念不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滋长，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的人不学法、不知法、不守法，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遇事往往采取过激方式或违法行为。群众中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干群利益矛盾。从上述可见，干部与群众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是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产生的重要的主观性原因。

三、正确处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

1．以深化利益关系调整为切入点，充分兼顾和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需求

干群利益矛盾的实质是干部与群众利益关系的不平衡性。如上所说，改革中干群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差别，是我国现阶段干群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的社会背景，因此，处理干群利益矛盾要从调整干群利益关系入手。但是这种调整，不是要减少或降低干部群体的利益水平，而是要按照统筹兼顾、利益协调的原则，在保证干部群体正常、合理的物质利益增长(包括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同时，更好地兼顾和满足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加大其利益保障力度，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相应的利益补偿，真正使普通百姓在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2．以教育和管理干部为重点，继续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江泽民指出：“领导同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在领导。”因此，在处理和解决干群利益矛盾时，要把重点放在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上。通过教育，使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增强群众观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以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了解决和满足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去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干部也应该有自己物质利益上的考虑，也可以有功名方面的追求。但是这种考虑和追求，是要通过自己辛勤工作，通过做出符合群众利益要求的、让群众满意的、真实的业绩来实现；而不要做表面文章，图一时风光，更不能弄虚作假，以牺牲群众利益、加重群众负担来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即所谓“官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某种意义上也是其谋利行为)，既要重教育更要重管理。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以群众评议为主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包括干部廉政考核、政绩考核等)，建立和完善干部的奖惩制度，尤其对弄虚作假、决策失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干部实行严格的问责、惩戒制度，来实现对干部的制度化管理，从而为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调整干群利益关系、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提供制度性基础。在重点对干部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使广大群众提高对党和国家有关改革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教育群众增强政策观念、法律意识，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围内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根本点，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当前的干群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讲，应靠推进政治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靠加强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来解决。只有不断地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真正地为人民利益去工作。大量事例充分证明，导致当前我国干群利益矛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干部滥用权力并造成对群众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问题，是通过不断改革政治体制和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力，保障党和国家机关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保障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性质。因此，要围绕着如何加强群众对权力的监督，确保干部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这个重要问题，来深化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深化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建立良好的公共权力的赋予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让干部

知道权力是群众赋予的，理应对群众负责和为群众服务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以改变有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现象。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听证制度、民主对话与协商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积极扩大群众参与决策的范围，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尤其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更要广搜民情、广听民意、广集民智，以提高政府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水平，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三是实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包括党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校务公开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各级各类干部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大大减少干部不适当利用或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那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不能任意运作，才能使“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再仅仅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们的一种口头承诺，而是有切实的制度保障。4．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点，减少干群利益矛盾的对抗性

正因为腐败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才造成了少数腐败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引发了包括干群利益矛盾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处理当前日益突出的干群利益矛盾的突破点。只有反腐才能得民心，只有廉政才能顺民意，才能顺利处理好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第一，要走制度反腐的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不断推进制度建设。通过不断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税管理、投资体制、国企改制、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漏洞，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第二，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当前，尤其要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司法、企业改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对一些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大案要案坚决查处，从重严惩腐败分子，这不仅可以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大社会震慑力，更可以彰显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提升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第三，反腐败斗争应坚持走群众路线。反腐败既要依靠专门机构，更要依靠群众，加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度。正如上面提到的，必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赋予群众以切实的民主权力。只有将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以制度化，自上而下的专门机构监督才是可靠的、高效的；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我们党所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