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一篇：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鼓励支持和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大以后，尤其是十六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非公有制经济专题

组通过对辽宁、广东省八个城市的情况进行调研，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若干政策和规定已经基本上从体制方面清除了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历史的惯性和体制的局

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当前亟待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真正为企业“松绑”，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

虽然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部门利益的存在，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部门条块分割，政府采购、招投标信息等往往只在部门内部发布或只向公有制企业发布，使非公有制企业无法参与公平竞争；非公有制经济管理部门都只具有部分管理职能，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发布的规定或信息时有冲突，使企业蒙受损失；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一大、二公”的倾向依然存在，一些政府部门扶持国有企业或规模大的非公有制企业轻车熟路，往往容易忽视对众多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帮助和服务，在工作上“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某些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未及时得到清理，使地方政府根据中央

会议精神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的一些广受欢迎的政策，因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出入而难以实行。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要促使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就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合并机构，减少部门利益产生的根源，重塑利益结构。要尽快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国务院对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协调，并以适当的形式明确界定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管理职能的部门的分工。要对过去颁行的已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快速、全面的清理，在新的法律法规未正式出台前，制定司法解释来解决相关问题。要加快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建设，各级部门制定的文件按原渠道发布与上网公布同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要积极为中小非公有制企业融资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个私企业中99％是中小企业，其中77％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客观上已经成为制约其生存和发展的“瓶颈”。在当前直接融资渠道不畅情况下，企业一般采用银行贷款，包括信用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但实际上，在向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非公有制企业往往会受到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原因是银行现行的机制使它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较小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而非公有制企业申请贷款多为短期、小额，单笔贷款成本高，使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获得贷款难上加难，信用贷款也因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企业信用无法保障而只能局限在本地，难以推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举措。不能完全依靠国有商业银行解决融资问题，要积极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民营中小银行，或结合我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划分层次，明确分工，使一定规模以下的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要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抓紧有利时机建设、完善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为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提供服务平台。要探索由政府投入少量资本金，引导和积聚大量民间资本的路子，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

司。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改变现在单纯依靠政府出资设立担保机构的做法。

三、清理过时的税制规定，切实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中某些规定已不符合现在发展的实际，存在税率过高、税负过重、重复征税等弊端。如现行增值税制中多把私营企业划入小规模纳税人，使其实际税负要高于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和税收减免方面，内资、外资两套税制并行，只有特定地区的内资企业才可享受到“优惠”税率，且内资企业是从投产之日起就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则是从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有悖于公平竞争；中小非公有制企业主集所有者、经营者于一身的特点，使他们需同时交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复交税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并考虑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认真清理现行税制中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规定，使不同经济主体都能享受到同等的政策和优惠。要及早合并现行的内资、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要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准予企业将实际支付的工资、公益性或救济性捐赠及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税前列支。要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快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此外，还应对诚信纳税的企业给予鼓励，努力推动建立“诚信纳税” 的良性循环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社会氛围。

四、加强私有财产保护，努力营造健康、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大批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完成了创业资金的积累。回过头来看，在历史的初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违规经营现象，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在有意识地逐步规范和完善。对这个发展过程我们要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从现在的情况看，社会舆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态度并不客观。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等在积极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做得不够，却夸大了某些负面的信息，往往将民营企业家与“贪”、“黑”联系在一起，助长了社会上某些人的“仇富”心理，这不仅使非公有制企业主对社会公平失去了信心，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就必须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健康的思想和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要引导社会正确看待私有财产，正确看待富人，正确认识有产者，只要是合法经营所得的私有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随着企业形式的不断发展和混合经济的大量涌现，所有制越来越难以界定，有鉴于此，以后制定和执行政策可以以企业经营形式为基础，这样不但有利于政策的统一和公平，也会从客观上消除歧视现象。

第二篇：浅谈我国物流业面临问题及解决方法论文

浅谈我国物流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摘要：

自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入物流概念以来，由于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社会总成本，提升国民经济平均水平以及加速物资在时空上的流动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倍受关注。

关键字：物流发展问题解决方法

现代物流的根本宗旨是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满足客户需求，并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标准化和社会化的特征。其中信息化是现代物流的核心，只有实现了信息化，才能有效地实现物流的网络化、系统 化和柔性化，物流企业才能有效地提高物流效率，为客户提供优良的物流服务。

但是我国物流起步晚，物流发展的目标、战略、措施和政策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说对于许多基础性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距离建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国际通则接轨的，物畅共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用户满意的社会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还很遥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中的不断运用，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对提高制造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开始变小，企业把提高竞争力的侧重点逐步放在物流方面，着力于把运输、存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从而使物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在发达国家，物流业能发挥带动和支撑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我国的物流业起步较晚，存在的问题较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

一。因此，分析我国物流业存在的问题，理清物流业发展的思路，就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中国物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流规划和布局不合理。出现地区性集中的问题，大家都在本地建设物流中心，都想把本地建成国内一流的物流基地。从而出现了“物流热”的问题。也因此导致了部门分割的问题，使物流的管理效率地下，物流系统运转不畅通等问题。这样不仅不能物流行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延误物流发展的进程，造成物流资源的巨大浪费，产生负面的影响。

2、国内物流企业总体竞争力弱。尽管有少数几家大型物流企业，但绝大多数物流企业缺乏规范的运作、明晰的战略、合理的人力资源组合、必要的学习能力。在企业竞争战略方面更多采用低价竞争，而缺乏着眼于客户需求的提供量身定做的增值服务能力。没有好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在物流管理上的标准制度。

3、国内在物流方面的教育更不上发展的速度。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部门分割的学科体系仍然在国内物流教育领域发挥着主导地位，大部分高校还沿袭传统学科教育，很少尝试新的学科体系，再加上国内的物流人才较少，这使得学生不能学到系统的物流知识，无法领会到“物流”思想的真谛和“第三利润源”的魅力。

4、物流装备和技术水平还不高。一是国内对物流行业的发展不够重视，在此行业的投资较少，因此导致物流行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个企业的技术参差不齐。使得在具体运作中造成服务的不规范，增加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5、第三方物流服务规模较小.第三方物流是指物流供应链一体化过程中由物品的供方、需方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物流服务。物流业发展经历过企业内部分散化物流、企业内部专业化物流和第三方物流三个阶段。西方国家物流业的发展表明，独立的第三方物流需占社会的50%，物流产业才能形成。所以第三方物流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物流业发展的整体水平。目前，第三方物流在整个物流市场的比重，日本为80%，美国为57%，我国仅为18%。我国不仅第三方物流服务规模较小，而且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也较小。据调查，2001年中国物流企业平均员工为259人。从事公路运输物流企业平均营运车辆为1.43辆，超过百辆的只有极少数。这方面与国外物流企业差距巨大。2001年全球500强中，物流企业有58家，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连锁公司以2198.12亿美元营业额坐上500强的龙头宝座。我国已经加人WTO，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等全球500强中的大型物流企业，都已进入我国市场。如果我国的物流企业不能迅速做大做强，市场竞争前景确实令人担忧。

6、.物流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是从传统的物资和商业储运企业、各部委所属储运基地以及港口、码头等转运代理点转变过来的。由于这些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是粗放型经营，条块分割的产物，其基础设施能力

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交通运输能力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求矛盾依然突出;仓库储存设施落后，大部分仓库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已经相当陈旧;现代化的集装箱、散件运输发展不快，我国水路集装箱化率仅为42%，而国际上一般为60%;高效专用车辆少，汽车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搬运的机械化水平低。

7、物流企业信息技术水平较低。运用信息技术是发展物流业的关键。由于第三方物流企业要和许多货主建立合作关系，要处理来自多个企业的不同种类的数量商品的传递，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必须利用互联网来汇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等众多合作伙伴的信息，根据企业的需要选择每一个环节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并能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就要求物流企业要有很强的信息收集、储存和处理的能力：由于我国物流企业从总体来说信息化起步比较晚，信息化程度较低，对企业信息化存在许多分歧，不少物流企业还处在电话联系、手工操作、人工装卸的低级阶段。许多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射频技术、EDI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技术等，都处于学习和起步阶段。

8、物流管理体制，法规和技术标准不完善。目前我国物流业的管理基本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物流业的管理权限分割为铁路、交通、民航、海关、商贸等部门。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主管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和协调，物流中横向联系被纵向的管理体制隔断。在这种体制下，若一个企业的物品想实现多式联运(一次委托，由两家以上运输企业或用两种以上运输方式将某一物品运送到目的地的运输方式)，就相当困难。

二、加快物流业发展的策略

1、政府提供大力支持。虽说我国加入WTO后，政府对各产业的保护应受到限制，但就现在而言政府可在WTO框架内来扶持，对WTO没有规定到的更要大力支持。物流是个系统工程，靠某一管理部门或企业的力量，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发展规划，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强对现代物流观念、发展情况等问题的研究。清理各条块分割方面的物流法规、政策，使法规、政策趋于统一。同时，为了给物流创造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应当制定有关规定，尽快消除地方行业、部门的保护主义。

2、物流技术应用提速。近几年来涌现了不少先进的物流技术，保证这些技

术的应用，能大大提高物流企业的竞争力。“供应链管理”概念的出现正是这种认识的体现。而供应链管理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物流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化。现代物流服务的方式正在从以对“物”的处理为基础的物流经营模式向以“电子商品”为主轴的发展模式转变。即物流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将物流服务项目作为一项业务来完成，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建设。未来物流经营模式在物流的整个价值链中将更加依赖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以形成物流成本低，向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机制，实现以快速、安全、可靠和低费用原则。因此在现代物流发展过程中，物流标识技术和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是其中的关键技术。

3、相关企业间紧密合作。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表明，物流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连接完整的供应链体系通常由采购、生产、销售、仓储、存货管理、运输和信息等基本系统组成。由于其运作的复杂性，单一物流企业难以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也无法为客户带来较高的满意度。只有通过合作解决资金短缺和应付市场波动压力，并进而增加服务品种和扩大企业的覆盖面，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联合营销中获得巨大收益。最流行的合作方式是与其他物流企业以及仓储、运输、报关代理、空运快递公司、国际分销公司合作。其他还有与信息系统公司、制造商、设备租赁商、海运公司等的合作。通过合作，企业得以以最小投资扩大业务范围，提升市场份额和市场竞争力。

4、引进外资，加速物流业整合。与国际著名物流企业相比较，我国物流企业差距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为物流技术，还包括管理理念、营销手段、服务质量等各方面。只有同他们结成同盟或由他们并购股权，组成专业化物流企业，才能缩小差距。而2002年原外经贸部下发的《关于开展设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好为促进这类合作提供了条件。我国物流现阶段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商业批发零售、电子商务配送、物流机构装备等各方面。与国际优秀物流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迅速提升我国物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5、加快培养现代化物流人才。普及物流管理知识的教育和研究应成为当前教育界和企业界的重任。加大对物流人才培养的投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不同层次的物流专业人才。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短期内无法解决社会和企业的物流人才即时需求。因此，还必须加强政府、高校、企业间的合作，加强内部相关人员的培训，引入国家物流人才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同时企业也应当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和对优秀人才的奖励机制。根据需要也可以走出国门，到国际上去“挖”高质量的物流管理人才。

通过以上策略的实践，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对于处在整合期的中国物流来说，努力寻找自己的不足，迅速选择目标客户进行市场定位，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做强做大，一定能促进我国物流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资料：

1、E·缪勒“现代物流系统” 《物流技术与应用》1996（1）北京

2、王之泰“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物流” 《国际商业技术》1998（16）上海

3、尹大为“中国物流业发展展望”《北方经贸》2003（10）哈尔滨

4、宋力刚《国际化企业现代物流管理》2001.9中国石化出版社

第三篇：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浅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取得的飞快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即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在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应对的对策有很多。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对策

一、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一）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目前，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同时，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出现回落，保持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压力凸显。物价上升的性质比较复杂，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相交织，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交织，国内国外因素相交织，总量膨胀和结构转型相交织。

（二）投资过热，消费相对不足

虽然我国消费比去年同期增长13.5%，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7%，而投资则达到49.9%。一边是相对“冷清”的消费，一边是持续“火热”的投资，消费这驾拉动内需的马车，多少呈现出“不振”之势。

（三）人民币连续升值

人民币连续升值将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企业的盈利空间，使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加剧某些国内领域的竞争。一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厂家会加入国内市场竞争的行列，使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惨烈。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某些企业就可能倒闭。人民币升值还可能造成某些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如果食品、服装、文化用品、日用百货等出口商品有40%-60%转移到国内市场，必然造成某些商品一定时期内的供过于求；将加剧就业压力，特别是会导致许多农民工失去工作。

（四）流动性过剩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流动性过剩使经济从过快向过热转化。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实际需求，其结果必然导致物价的上涨，过剩的流动性冲击的不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等同样也会受到冲击，结构性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可能转化为全面膨胀，商业银行信贷、财务风险逐步集聚，隐含较大金融风险。流动性过剩引起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十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楼价的上涨，严重损害了国民的福利；股市产生的财富再分配，加剧财富占有的不公；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会对居民就业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

二、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一）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3、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

（二）贫富分化加剧问题

我国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适当地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对提高经济效率和激发经济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

（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1、农业问题

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桌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2、农村问题

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乡村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3、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

（四）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如下几方面：

（1）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

（2）大学生就业困难。

（3）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相应的对策：

（一）、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既要从宏观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把握通货膨胀治理力度，并在时间上兼顾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的要求，又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配置状况改善，还要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变化，使其能够适应对通货膨胀的治理。这些对策主要有：

1.货币政策。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压抑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

需求。

2.收入政策。

3.对外经济政策。加大宏观经济调节力度。

4.切实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

5..降低劳动工资水平。

（二）投资过热，消费相对不足问题

1.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着力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3.进一步完善消费环境

（三）人民币连续升值问题的对策,1.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室降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径

2.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应该调整贸易结构，实施产业结构合理的优化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化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降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冲击。

3.政府应积极引导对外贸易企业发展之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同时辅以相对应的宏观调控政策。

4.要充分理解国家关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政策精神

5.企业应提高自身对外竞争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四）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对策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着力点在于对流动性过剩的总量调节上。而对我国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治理重点不仅要全面控制，还应该在结构性疏导上采取一些政策。

1.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2.增加财政收入，完善公共服务。

3.对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调整。

4.对汇率政策的调整。

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疏导”对策。

1.抓住有利时机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

2.加大优质金融工具的供给，拓展融资渠道。

3.引导资金流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4.设立投资公司，为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服务

5.开辟多种渠道扩大消费，降低储蓄。

（五）资源环境问题

1.大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

2.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

3.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和进行能源的勘探和储存

4.大力宣传节能意识和动员全民进行资源的节约利用

5.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加强法律意识，加强法制管理

（六）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对策

1.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中西部地区的更快发展

2.改革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促进公有经济不断发展

3.4.5.6.7.（七）三农问题的对策

1.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耕地

2.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3.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又

要防止通货膨胀

4.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5.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

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6.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7.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8.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条务条件，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八)就业问题的对策

1.国家应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2.大力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

3.就业人员应坚持学习，不断的丰富自己，重塑自我4.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

5.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就业困难者引导工作

参考文献：

1、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及其控制对策与措施【J】战略与决策研究，vol.22,No,4,2007:276-283霍金良2、5、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根源及治理对策评价朱一鸿

6.刘志英 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典型国家的实践与中国的政策主张【D】。

武汉大学，2004李敏中国就业问题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2005滕星均 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以吉林省为例【D】吉林大学，2009蒋姣蓉 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J】商业文化（学术类）

2010（7）：213-214

壮大。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采取措施，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健全税收机制，调节过高收入，让个人所得税称为贫富调节器 要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扶持。

第四篇：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1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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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政策环境仍然不平等，存在相当多违反税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等现象，存在一些“官商勾结”和“寻租”现象。总体而言，与公有制经济相比，与外资形成的经济成分相比，个体私营经济得到的仍然是“次国民待遇”。无论是在行业准入方面，还是资源获得方面，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虽然一些私营企业在税收、资源获得等方面被认为是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少数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身上，而且是通过个案处理的方式得到的，甚至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平等，与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中的力量太大且随意性太强有极大关系，主要体现就是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近年来都强调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平等的环境。就是因为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如注册、征地、取得经营许可、进入新的行业、投资立项、兼并收购等具体活动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约比对公有制经济的制约要大得多，因为公有制经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已进入者”，大多不需要再通过审批，而非公有制经济在许多领域是“未进入者”，需要通过审批；或者，在处理公有制经济的审批中出于社会稳定等政治需要而放宽尺度、实行倾斜政策。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很大的制约，整体实力还较弱。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餐饮、商业、运输和其他社会服务业，以及一些进入障碍比较低的制造业。即使那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在资产规模、整体实力方面与国有企业有较大差距，与国际上同行业大企业的差距更大。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尽管有的人认为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没有必要调整，但我们认为，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党的文件中和宪法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只要这些审批制度存在，无论宪法、法律如何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保护和开放准入、平等竞争，在实际工作中都会因为审批制度的存在而得不到贯彻。无论是注册前置审批还是投资项目审批、经营活动审批，都应该大力精简和透明。

第五篇：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范文模版]

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自1993年开始全面反腐，每年都会有一宗宗腐败大案曝光，特别是自2003年起，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查处了大批高级干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案件，一批贪官庸官纷纷落马。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国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违法犯罪案件频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形势还十分严峻，具体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职务犯罪案件发案率高,大要案件呈现多发趋势。

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４人。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含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我国职务犯罪仍处于高发期，腐败现象总体呈现恶化趋势，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由于职务犯罪智能化、隐蔽性的特点导致其存在较大的未暴露的“黑数”。如果将这部分“黑数”计入，那么我国职务犯罪的恶化趋势可能会更严重。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职务犯罪危害程度呈现加深趋势。

就个案而言，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大案；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百万元以上大案已不为鲜见，千万元以上大案也不断浮出水面。进入21世纪后，党政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金额不断攀升，如胡星受贿案，受贿金额高达4000万元；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元；2008年10月23日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经审理查明，姜人杰受贿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５万元、美元４000元，其中单笔受贿高达8250万元。2009年，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再创受贿新高，受贿总额达到人民币1.9573亿余元。2010年，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刑，涉案金额近3亿元。姜人杰、许迈永于今年7月19日被执行死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发生的一些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非常大，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很多案件超过了亿元，如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贪污挪用住房公积金1.2亿，2010年3月25日被执行死刑；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五人滥用职权案，造成2亿余元住房公积金损失。

（三）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腐败呈现向高层化发展的趋势。

据统计，2003年至2010年，我国因为违纪违法、失职渎职、腐败犯罪被查处的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多达70余人，厅级干部高达1400余人。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掉进了腐败的泥坑中，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已向高层化发展，而且，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整个腐败官员中“一把手”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判处重刑的也相应增多。二是在不少“一把手”腐败案中，金钱腐败、生活腐败纠缠在一起，严重恶化了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据中纪委通报的情况，查处的副厅级以上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90%的人员有情妇。三是腐败案件中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有很多是围绕着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展开的。四是在 “一把手”腐败案中，“家族式腐败”已经成为一大特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也相当突出。近三年年，有18名副部级以上贪官被判刑。我市的情况也一样，2008年至2010年，我市因为违纪违法、失职渎职、腐败犯罪被查处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有5人，处级干部28人，科级干部101人。

（四）“窝案”、“串案”越来越多，职务犯罪呈现群体化趋势。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由单一犯罪逐渐向内外勾结、一人多罪、一案多人现象发展，在办案中，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案带出一窝。典型的案例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案，郑案不仅仅是个人腐败，而是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涉及到不同层次药监系统和地方局的官员共计17人；上海市社保案查处副厅级以上的高官有13人；我省郴州市李大伦系列案件，查处了该市7名常委，涉案的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达到60多人；重庆市打黑行动中，查处了文强、彭长健等7名重庆市公安机关高官，还有29名公安干警涉嫌违法犯罪被立案侦查；国美黄光裕案件，牵出了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级）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9名公安系统高官因违法犯罪被查处；2009年5月，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青落马，由此牵出了湖南整个监狱系统的腐败大案。该案涉及湖南省监狱系统官员132名，涉事单位18个监狱、1个未成年人犯管教所、1个医院和一个物资供应中心。其中，涉及原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卜忠云、德山监狱原监狱长向建春、郴州监狱原监狱长刘丕良、等24名处级干部被判刑。由此可见我国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窝案”、“串案”化的趋势。

（五）职务犯罪发案行业集中，建设领域呈现易发、高发趋势。由于工程建筑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乃至亿元之巨，一些手中掌握工程建设大权的腐败分子，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甘于沉沦，滥用职权，大量贪污、贿赂。贿随权集、权钱交易成为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显著特征。目前，我国国土资源系统、交通系统仍然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这两个系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80%与工程建设有关。据统计，近三年，我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总件数的57％，高居职务犯罪各领域榜首。从案件特点来看，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行贿对象多元。一些行贿者不仅向建设单位有关领导行贿，还对那些编制工程标底、审核标底、参加评标的人进行大肆行贿。二是发案环节集中。近几年，工程建设中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增减、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环节。据统计，近三年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在招标投标环节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40.7%,发生在工程预决算环节的案件占20.6%,安全监督检查、工程验收、资金支付、物资采购环节的案件占38.7%。三是领导干部犯罪增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案件增多,“大楼建起来、干部倒下去”的现象在建设领域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六）执法不公问题突出，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上升趋势。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司法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据统计，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7721人，涉案人数虽然在各系统中排名靠后，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却非常恶劣。这些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体现在少数司法工作人员不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执法不严、不公、不廉、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具有以下四类案件:（1）贪利型。主要是司法人员利用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管等司法职权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或依仗职权乱收费、乱罚款、私分款项等受利益驱动而发生的案件。（2）枉法型。一是在办案中隐匿、伪造、毁灭证据，隐瞒事实真象，以达到枉法的目的。二是违反法定程序办案，以达到枉法的目的。（3）暴力型。主要是一些司法人员特权思想严重，在办案中方法简单粗暴，对犯罪嫌疑人非法刑讯逼供。（4）渎职型。主要表现为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追究。

（七）作案方式多样化，犯罪手段呈现出智能化趋势。随着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分子规避法律，对抗打击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高技术犯罪越来越多，犯罪谋略和心理承受力也不断增强。职务犯罪分子不再因一时的冲动或利令智昏而犯罪，精心设计、事先谋划、周密安排、隐蔽动机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共同趋势。一是贿赂手段形式多样。主要表现为：（1）直接贿赂；（2）打着逢年过节“礼尚往来”的幌子，以“红包”、“礼卡”等形式进行行贿受贿；（3）假借咨询费、会议赞助、费用报销等名义进行贿赂或出资供其考察学习、旅游观光等形式实现“曲线”行贿；（4）新型贿赂:以合伙开公司进行行贿受贿,以干股分红进行行贿受贿，由受贿人的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二是作案手段智能化。目前，金融系统和财务部门利用计算机犯罪也成为了突出问题，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熟悉其所操作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和单位对计算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实施犯罪。三是贪官外逃严重。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16000至18000名贪官外逃，转移到海外的资金超过8000亿人民币。贪官及资金外逃已经在国际上严重损害我国的国家形象，并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加大了追捕外逃贪官的成本。

（八）涉及部门越来越多，职务犯罪主体呈现逐步扩展的趋势。

从犯罪分布看,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范围越来越广，既有省部级、厅级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处级、科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既涉及党委、人大、政协、军队,也涉及司法机关、行政部门，还涉及公司企业、街道、乡镇、村组等众多单位。从犯罪重点看,部分行业、系统职务犯罪比较突出。上世纪我市职务犯罪在粮食、商业、金融、供销、物资等系统比较严重，现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则成为贪污贿赂案件的重灾区。其中，工程建设、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征地拆迁、支农惠农、企业改制等领域发案较多。这样的现实表明我国职务犯罪已经蔓延到各种领域、不同级别的公职人员。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增强做好查办和预防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科学判断、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领导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全面把握并适时提出每个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当前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和概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总体形势，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对更好的开展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反腐败工作总体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探索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践发展已经证明这些制度体系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二是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氛围日益良好，反腐败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三是反腐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等）的环境日益改善，特别是媒体监督作用越来越彰显，群众监督意识不断加强，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平台得到了不断完善。四是党员干部的反腐败意识大为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同时官员腐败的侥幸逃脱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败，腐败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断加强，有效的彰显了近年来预防腐败工作的成效。五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得到提高，腐败的土壤在减少。这一方面是党的建设自身环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体现。

我们在看到反腐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从总体上来说，当前腐败还处在高发期，还处在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上。2008年，国家检查机关对贪污腐败的立案件数为1.7万件，2010年为2.7万件。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问题依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第一，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近年来，国家相关检查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十三大以来的贪污腐败人数来看，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腐败人数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哪个时期，二是2008年以来腐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腐败犯罪的职务越来越高。腐败的职务越来越高。十三大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人数越来越多，县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因腐败获罪的人数呈现“规律性”增长、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获罪则呈现“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趋势。第三，从犯罪的涉案金额上来说，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巨贪”不断呈现。动辄几千万，过亿的“层出不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第四，年轻贪官越来越多。以前呈现的“59岁现象”，现在呈现比较多的还有“45岁现象”，“35岁现象”等，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呈现年轻化发展。第五，集体腐败，触目惊心。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串案、窝案，团体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贪污，就能牵出一串人。第六，卖官鬻爵，明目张胆。近年来反腐败过程中发现，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简直成了“官帽批发商”，近几年来中国接连爆出多起“卖官书记”案，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安徽省阜阳市卖官窝案等等，这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利用手中权力，将‘乌纱帽’当成了换取金钱的商品，大肆敛财均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如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在离任前突击提拔了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百姓封为‘卖官书记’”。第七，贪官外逃，防不胜防。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 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第八，腐败遍地开花，各领域层出不穷。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医院等领域的腐败不断呈现。第九，各种“软腐败”横行，诸如党员干部超标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二是政府浪费现象严重，重复建设问题。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各种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滋养腐败。四是乱占、乱用、超标、超规格住房等。第十，基层腐败：腐败从高层逐渐转移到基层，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一级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域。

二、当前腐败形势判断的分析

针对当前反腐败问题，为什么说反腐败的成绩是主要的？首先，要正确认识反腐败工作。一是腐败是世界性难题，非中国独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腐败问题，腐败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存在有其“客观性”。二是中国完全有能力治理腐败顽疾，看不到腐败可以遏制的必然规律，是错误的，同时更应该认识到反腐败工作具有严峻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征。三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并不是说对存在的问题可以视而不见、盲目乐观，相反，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四是我们党从来都是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党不断强度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兴亡，并且旗帜鲜明地坚决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其次，从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来说，党一直的践行“凡腐必抓，无论官位多高”的指导思想。仅2010年一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就高达17位，2010年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1位，这11位中就有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几天前还刚刚判刑的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最后，反腐败工作主要的是制度反腐，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建立健全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践已经证明腐败无法逃脱，腐败一经发现，必得严惩。总之，要要充分肯定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党和国家在反腐败上采取的的方针、政策，要充分肯定日益好转的惩治腐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的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为什么说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呢？首先，从腐败统计数字上来说，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腐败问题日益复杂，腐败的方式、方法、手段日益多样化，反腐败工作难度日益加大。其次，当前的刚性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软腐败“日益猖狂”。反腐败一定要正视软腐败与硬腐败的关系问题（硬腐败是指贪污受贿，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贪污公款，行贿受贿）。软腐病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重视不够，打击力度不够，制度建设不够，监督不够。另外，基层腐败正呈现蔓延之势，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县、乡镇一级政府权力过度集中，对县（乡镇）一把手缺乏必要的监督，监督不到位，监督缺失，监督真空，甚至无法监督、没有监督；二是基础党组织建设混乱、乏力，无法突出作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加强和改进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把腐败特别是消极腐败的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手段，多管齐下，才能实现党确定的反腐败目标。当前反腐败一是必须要加大惩处力度，对严重违纪，顶风违纪，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坚决惩处，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形成强大的社会氛围，使反腐败斗争保持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二是要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行业不正之风，认真治理，刹风正纪，取得成效。三是要切实加强治本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及时改正或纠正，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也就是说，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源头性的问题。如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有针对性地建立党风廉政规章制度，约束党员干部行为，加强立法建设，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以法治之威严惩贪赃枉法、执法犯法，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再比如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权力只有在受到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正确行使，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会被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当前监督的重点应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规范的权力约束机制。

其次，结合新的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反腐。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三意识教育，要加大领导干部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的教育，要使其认识到责任。二是要狠抓落实、善抓落实。当前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反腐败不缺制度，缺乏的是落实。要把制度落到实处，狠抓落实、善抓落实，落实反腐败工作需要魄力，毅力、胆识和艺术。三是要扩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对官员腐败的监督，其作用日益明显，是根本之策，要积极扩大第三方监督，营造第三方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监督的平台。四是要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多下基层，多实地调查少出国考察（旅游）。重庆市政府最近推广的“三进三同”就很有参考意义（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住在农民家中）。五是要加大党内关怀的力度。正确认识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监督的同时要爱护，批评的目的是团结。正确认识党员：党员也是群众，党员主体性问题要加强，党员的权力要落实到位。

（一）全党、全社会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意志，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思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反腐败，因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

十三年的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在以下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达到了真正的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毎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果真会这样吗”的疑虑，也真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思想上的这种不统一，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再严厉批評的“打击不力”现象。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对腐败是真反而不是假反呢？是因为有“思想基础”的。惟有“动真格”，执政党才能保持执政的地位；惟有 “动真格”，社会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惟有 “动真格”，共和国才能真正兴旺发达。的确，社会的这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是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全社会有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动真格”了。什么叫“动真格”？就是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期內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凊、李纪周这样的共产党內高官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怎么看？一是说明了如今的政府在反腐敗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二是隐患被凊除了是不是好事？是好事，而且是大好事！八十年代不是没有这样的大腐败分子，而是没有暴露，没有被清除，隐藏了下来，到了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厉害了；如今呢？不管你的官做到哪一级，当到了多么大，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从八十年代的“杀鸡给猚子看”转到九十年代的“杀猴给猴子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近几年来广大的群众为什么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呈上升态势？就是因为很满意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动真格”的了。

民意是检测社会政策推行好坏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调查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y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二、通过查处一大批共产党內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大案、要案，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远华、辽宁沈阳慕马大案的查处，将局部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 ,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通过对反腐败和打黒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反腐败为什么这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腐败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的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吗？全国性的“改变面貌”倒是没有，然而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改变面貌”有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如湛江腐败、厦门远华腐败案和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说明了什么？一是充分说明了中央反腐败决心；二是反腐败的确很艰难；三是教育了全党，“和平演变”决非是理论上的。总之，将一些地区和领域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形势好不好？当然好！

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仅呈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神圣同盟”，是一个普遍的共同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例外，同样显示了这一个特点。譬如，震动中外社会的三个腐败大案——湛江案、厦门“远华”案和沈阳案，就是“三股道”（“红道”、“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成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这些特点：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很是“平常”的事。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很有成效的一年。应该说，2001年在全国展开的这场打击“三股恶势力结合”斗争是审时度势的，是很有声势的、毫不手软的，狠狠地打击了犯罪恶势力和腐败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整个社会平稳地、健康地、有序地进入21世纪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它充分说明了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因而全党高兴、全社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对腐败势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不要低估这三条，能做到这三点确是很了不起，为新世纪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当我们在开展反腐败的起始阶段，总能听到这样一种糊涂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毎年占GDP的13.2%----6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将打击走私与反腐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靠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四）通过多年反腐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依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行不通过的，因而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反腐败促进了“从严治党”、“从严治权”，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賴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很有成效，所以就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之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市场体制的极不完善”的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級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第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权力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权力绝对化”，因而产生了“绝对的腐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会产生“权力绝对化”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的实践使我们足够地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泛滥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內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看形势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是不是有点涂脂抹粉了。不是的，我的这种认识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当今反腐败仍然严峻性、严重性的评价，一点都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中前反腐败艰巨性、困难性的估计，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未来反腐败长期性、曲折性的预测，我是从自己多年来对反腐败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形势的确是在向平稳的、健康的、好的方向发展，社会的確是在认真地、扎实地、有条不紊地深入开展反腐败，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的。

腐败主要为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等。这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