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一篇：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孟晓苏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合作论坛》讲话

2014年6月15日

中央最近明确提出“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人把它称为“京津冀一体化”，也有人据此感到迷茫，说河北还有不少贫困县，京津冀怎么能谈一体化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早提出人之一，我认为需要廓清这些概念。准确提法来自总书记。去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去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今年2月26日习近平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都要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以我认为，准确提法应当是“京津双城记”“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谈一体化则是“京津一体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下面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1、“京津一体化”起源毛主席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城镇化发展布局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这是2000年以来我国对城镇化发展格局认识的新发展。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之后，对城市群的更清晰阐述。我国领导人对京津一体化很早就有预言，根我了解，这种思想早在毛主席时期就已有预言。

我八十年代曾在中央长期工作，当过万里同志秘书、秘书局长、国家商检局副局长。1994年我在中房集团任职时，有一次跟万里同志谈到北京建设，共同感慨房子已经建到三环外了，这时候万里同志说：“我想起毛主席六十年代说的一句话，那是我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城市规划时。毛主席说：多少年之后，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不就连在一起了吗？”万里同志还感叹地说，你看毛主席当年就有这样的预见。我马上问道，毛主席说过这么重要的话，我能把这句话转告给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省市的领导同志吗？万里同志说可以。后来我陆续把这话直接转告了三省市的主要负责人。

毛主席所预言北京和天津未来会连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发展方向，应是相向发展。但传达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城市规划方向相背发展，很好的发展思路被一再拖延。

去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她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共同促成签署了京津两个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去年3月份我跟孙春兰书记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专题向她介绍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把万里要我转达的毛主席的话转告给她。孙春兰作为曾在中央机关工作，又在多省市当然领导职务，思想开阔。她很看好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对天津的规划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她认为天津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北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发展天津，而不是相反的认

识。特别是听到我所传达毛主席的话很为振奋。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我相信她转达给了总书记。

2013年5月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又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些重要思想是对多年来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认识的高度概括，是对毛主席当年重要思想的继承、完善与发展。（待续）

（续一）

2、“一亩三分地”是区域发展障碍

2005年国家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北京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2006年国务院又批复天津市总体规划，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努力成为国际物流中心和北方航运中心”。这都是在鼓励京津一体化发展。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因区划问题与思想障碍，京津冀中有些省市表现出各自为政、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认真落实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的问题。不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各省市，那里是合理分工、主动融合。而当时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背向发展。天津的规划是背向北京发展，天津一些人则认为背着北京天津才能发展，顺着北京方向发展天津就要吃亏。北京则多绕了100多公里与唐山兴建“京唐港”，这就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流向，地方行政力量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这和北京的地形、水源等基础条件是相关联的。从2000年开始，持“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这一规划思想的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吴良镛先生与不少到中国访问的国外规划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当时我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城市开发委员会主任，我们提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意见。我2000年在北京市人大会议厅里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就批评北京那时“年轮式扩张”、“浸漫式发展”、缺乏正确发展方向的“摊大饼模式”。北京是个簸箕型的城市，北边和西边都是山，连诸葛亮都要“遇山而止”，北京市的发展怎么会是开发西山？所以不可能再向西向北发展。我建议北京市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后来北京两次修改规划，确立了“一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思路，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以长安街为城市轴线，以西边环保带和东边发展带为两带，主要是向东向南发展的主轴；多中心则避免了大城市病。这个规划是科学合理的。而向东向南发展就在北京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的连结带上构建出一条黄金发展通道。（待续）

天津单向的“滨海大开发”战略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忽视向北京的发展、背向北京发展。天津的规划方向曾被有的领导同志形象比喻为“一根扁担挑两头”，当时有人却把这个正确表述曲解为：“一头是天津市区、一头是滨海新区”。我问他们挑扁担的人是在哪里呢？没有了。时任津南区区长开玩笑说，中间挑扁担的人只好由津南区来充当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天津现在“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规划思路是有问题的，“一轴两带”把天津规划为蜈蚣型，没有重点，也没有突出天津市区的中心地位与向两端发展的方向；“南北生态”又把离开天津市区以外的地方当作边缘地区限制开发。其实在面向北京的方向，离

天津市区越远就离北京城区越近，本来是应重点发展的，保留生态应是在“两翼”以外的地区。如果规划思路不科学，如何推动实现京津一体化呢？

天津的规划发展思路应该是“一体两翼”，就像一只大鸟，以天津市区为身体，一翼伸向滨海，另一翼伸向北京方向。工业主要分布在滨海，城市发展则应面向北京。经济要素向的自然流动是阻止不住的，天津港的物流当然也是要顺着这条通道进出大北京。我认为“一根扁担挑两头”的正确解释应该为天津市区是挑扁担的人，扁担两头一头是滨海，一头是北京方向的武清区。这样一来，北京的主要方向是向东向南发展，天津一翼向滨海方向发展，而另一翼向北京方向发展，这就使两个城市逐渐连在一起了。

在三地交通问题上，“一亩三分地”思想就有点以邻为壑。北京过去有人生怕把资源流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修筑放散型的公路设施，特别是通向河北和天津的公路和高铁。时任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曾经问我，为什么北京不情愿跟我们接通高速路呢？我反问他，你知道你们廊坊跟北京是什么关系吗？我看是情敌关系，修完路人气就跑你们那里去了，北京人担心资源流走。但是在修京津第二高速公路的时候，天津设计的是上下八车道，交通部说没有这么多车道的，时任天津武清区委书记王树培说，国外还有16车道的，在天津方面坚持下才修了8车道的高速公路。天津还把修路权交给了北京首创集团，让北京的国企有利益可得，这样才减少了修路的阻力。

（续二）

3、“双城记”主轴与三地功能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不合实际的说法，以“京津双城记”为主轴就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立足点。三地都应选准各自的功能定位。国家发改委早在2004年就开始调研制定京津冀都市圈规划。

首先谈北京。北京城市建成区1268平方公里，容纳七八百万人比较宽松，却挤下2000多万人口。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等人说，北京只适合容纳700万人口，应扩容城市或把2/3人口迁出去。现在北京也认识到，已经不能不往外疏散人口了。最近听说北京已有计划至少迁出500万人。把谁迁出去呢？把城市清洁工人迁出去？把在城里开出租车的迁出去？那还得找另外一批城市服务人员进来。与其想把老百姓迁出去，不如把一部分原有城市功能迁出去。使地铁公交拥挤不堪。道路拥塞就限号、限行、限购汽车，这都是些笨办法，治标不治本。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我赞成北京“跨行政区划疏散人口”的思路，建议学习纽约人口疏散到新泽西州等类似经验，建立新型的首都与辅城的关系。

天津在片面的“滨海大开发”思路下背了些包袱。这个战略一味背向北京发展，没有分清工业园区与城市发展带有所不同。现在天津市正在积极申报设立自贸区，而滨海区现在的基础条件与办公设施条件都比上海自贸区要好。如果天津获批设立自贸区或其它称谓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可以和上海南北呼应，滨海区大有前途。而天津西北部的地区连接着北京，首都第二机场会提升天津与北京相向发展的积极性。在北京天津的中间地带留下巨大发展空间。

谈谈首都第二机场选址问题。目前选址在河北固安，而不是在三省市交界地带，这是为什么呢？机场选址涉及多方，北京希望在北京地面上，机场当局从户籍政策出发希望建在北京地面。而在河北积极争取时，天津的态度却不明朗。当时我和其他不少专家都认为，首都第二机场应选址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通州、廊坊与武清一带，天津市却有人说怕影响了滨海机场的报批。结果把机场选址推到北京大兴与河北固安交界地去了。你看有些干部的想法就是这么狭隘。其实首都第二机场的选址怎么会影响滨海呢？机场目前选址对天津市发展的带动力就比较小。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轴是以北京和天津为轴线的环渤海城市群，周边其他区域则是辅助地区。主辅需要明确。河北省西部北部应以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为主，制造业基地应部署在河北南部地区。邻近北京的地域空间有限，人口稠密，更需要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包括减少高炉、热电厂、拆除污染源企业、淘汰过剩产能等。河北已成为世界最大钢铁基地，众多钢铁工厂已把北京包围了，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很高，所以中央决定淘汰钢铁过剩产能的8000万吨中，有6000万吨在河北省。（待续）

（续三）

4、我国有必要建设“行政副中心”

13世纪以来设立元大都，北京五朝建都，已成为“文化古都、现代城市”。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北京当成唯一中心，以至于如今北京已将各项功能混杂在一起，这种管理和治理理念太落后了，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拆迁旧房把东城老百姓搬到通州，把西城老百姓搬到大兴，但大家上班都得回城区，使交通拥挤不堪。现在实行的限行、限购政策是挤居民搬出北京。只考虑把老百姓搬出去已不现实。首都功能不应是北京功能，而是国家功能。不分流城市功能光想赶老百姓走，就会把京津冀一体化变为空谈。

所谓行政副中心就不是主中心。首都副中心不能不建，但不宜太远。我不赞成“迁都”之议，北京以长安街为主轴的行政主中心地位不宜改变。重大政治活动还要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地。所以行政副中心不要离北京城区太远。现在中央办公不仅挤在市中心，使政治活动、商务活动与城市生活交错混杂，而且降低了政务活动品质。比如国家重要礼宾活动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其实就是在市中心的马路边，周边不仅得临时禁行，还得准备防暴车以防不测。这事已见怪不怪，真能凑合，远不如一些国家在总统府如白宫南草坪等专用场所礼宾更规范。

我国应当效仿国外惯常做法，远学美国建华盛顿、澳大利亚建堪培拉，近学马来西亚建布城的经验，离开主城区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专门办公与接待场所，不要都挤在市中心。例如韩国的首尔在江南地区建立第二办公区之后，缓解了老城拥堵的状况，现在正在推动“世宗市”的建设与中央机构迁移；马来西亚则在离首都吉隆坡40多公里的布察加亚建设一座新城，联邦政府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和总理的办公场所都迁到那里。这种副中心选址就很合理，既疏缓城市压力，又未变更首都区位，还能拉动内需发展经济。仅仅把中央机关的一些下属单位迁出去是不够的，还得频繁回北京开会，相当于没有迁出去。有了空间才能实行官邸制，可以在新的行政办公区内设立主席府、总理府等。

除了政府机构就是大专院校。我曾给一些大学校长提出建议，尽快在北京市东南方向选址建设分校，否则新机场建成之后，现在位于海淀的高教区将成为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原来的北京大学只是在市中心的沙滩红楼，若不是建国初期迁址海淀也不会有现在的北大。如今中关村已成为闹市，如何摆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所以我早就建议选址京津之间建设大学城，把北京和天津大部分大专院校搬出现有市区。当然这些措施不仅涉及到户籍、公共资源配置、行政管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牵动人们的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小打小闹、决心不大是难于成事的。

前些日子媒体炒作“保定是副中心”，保定是个大市，可以分流北京部分城市功能特别是部分制造业，但不可能作为行政副中心。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把北京比作是心脏，廊坊市和天津武清区是在腋窝处，保定是在膝盖处，石家庄就在脚踝上了。

京津冀的中间经济带不应成为被搁荒的地带，而应该成为城市功能外迁的主要区域。政治副中心的最佳选址应在北京与天津、廊坊交界地带，即通州、大兴、武清、廊坊地区。天津市武清区与北京相连，京津走廊的绿色之肾——大黄堡湿地就在武清境内。武清城区中心距离北京CBD仅七十公里，我们要保护湿地，但湿地周边还有上百平方公里的空间，天子脚下地广人稀，人均八亩地，而且交通便利、水源丰沛。我认为在大黄堡湿地东侧应是中央第二办公区或称行政副中心的最佳选址。我陪欧盟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区视察大黄堡湿地的项目时他曾说过：“我们欧洲人最喜欢这样的地方，距离大城市不到一小时车程，而且环境非常好”。（待续）

（续四）

5、京津冀战略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这次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中央最高领导人意图非常明确。习近平特别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考虑，表达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最明确的意图。话也都说得很到位，重要国家战略在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深入理解可以认识到，如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不能落实，还是各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说明国家没有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出了毛病，还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有问题。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还会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吗？

从新闻报道中我看到，有关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总书记的意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态说“豁然开朗”！李士祥副市长代表北京市会见记者说“耳目一新”！看来最令人担心的北京市的态度已发生积极变化。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是否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今后会如何发展？重要国家战略是否能落实？是不是像过去一些事说说就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空谈还是实干？我们拭目以待，更希望共同推动。（完）

第二篇：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几点思考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几点思考

胡梦琪

摘要：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场主导地位，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配置资源、经济增长极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做好这篇文章，让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需要从国家层面科学谋划、精心布局指导，地方层面科学分工协同，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场主导地位。

一、京津冀要有立足环渤海面向全世界的对外改革开放战略格局

经济学界、实业界普遍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展动力一是改革创新、二是城镇化。做为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地区要有立足环渤海面向全世界的对外改革开放战略格局，除区域内部资源配置外要全球思考资源配置，要有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思考定位，在改革创新中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和这个区域内高科技人力资源比较富足的优势，大力鼓励国内、国际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成生产力，培育大批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创新研发机构，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中心重点，在区域内建立科技创新分部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在城镇化方面，新型城镇化不是单一的经济进程，而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性进程，在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方面首都的世界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定位与天津河北的全国重要航运口岸和环渤海口岸经济区定位要明确。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要均衡协调发展，土地城镇化是重要载体，产业城镇化是重要基础，人口城镇化是核心。除首都、天津世界级城市外，打造市域次中心城市和首都周边地区各具特色的卫星城。加快建设田园风光型、工业主导型、商贸物流型、城郊结合型、休闲旅游型等特色城镇。

二、京津冀要实现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要实现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区域内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尊重市场的主导地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这个前提下发挥协调指导作用。放开并实施区域内自然资源共享补偿机制，资本资源自由流动机制，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分享机制，人力资源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民生问题区域内自由流动即时结算机制。有了这四个资源配置的一体化机制和水、电、网、气、路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京津冀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有如有了源头活水，必将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

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区域内部功能区划布局分工要尊重自然禀赋和市场的作用，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包括城市内部的协同、城市之间的协同、城乡的协同和口岸经济与其它经济的协同。城市内部协同以往一般都进行了处理和注意，要特别注意城市之间的协同和口岸经济与其它经济的协同。城乡协同方面，构建独具特色城乡一体化格局，推进中心城市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县城与中心城市一体化、重点镇与县城一体化、中心村与乡镇一体化，实现产业和城镇融合互促。

四、京津冀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京津冀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是京津冀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试金石。京津冀一体化的改革创新和城镇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要让区域内的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区域内的公共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区域内无论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要放开产业发展壁垒，充分发挥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发展乐土。要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加强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化、业生态化发展。科学统一规划区域内城市规划、产业规划、人口规划，让区域内城市亮起来、产业活起来、人口动起来。北京、天津、河北不仅要自主创新创业还要积极主动接受世界范围的创新创业群体到这里来创新创业，区域内不仅要进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还要主动接受吸引世界范围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综合进程，是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的科学市场化配置过程。京津冀 地区有希望有能力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增长极。（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胡梦琪 联系电话：***；邮箱：459325809@qq.com。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邮政编码：

。）100029

第三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四个一体化（推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四个一体化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5-01-19 09:10 来源： 社科院网站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模式。在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改革实践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无疑是近年来国家最重要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已经切切实实上升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且在稳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与已经较为成熟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相比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一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体化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发的经济一体化过程，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则是国内首次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除了要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有突破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是破解北京的“城市病”，从这个意义上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应该在探索如何破除影响政府行政管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的阻力和障碍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京津冀一体化包含四个方面

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源自“四个需要”：一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二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三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四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总书记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指示，既为破解京津冀三地发展困境指明了方向，也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如果我们认真解读这“四个需要”，就能弄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涵，也就是京津冀到底应从哪些方面做到一体化。京津冀的一体化应该是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动力，以公共服务一体化为重要保障，以环境保护一体化为内在要求，以规划一体化为实现手段的全方位一体化进程。所谓市场一体化，要求三地在人才、资本、技术、产权等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方面有合理配置，协调三地不同的资源禀赋，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三地按照市场的要求合理流动，而且在协同的基础上发挥三地各自的特点，有益互补，互相促进。所谓公共服务一体化，是为了解决北京过分集中优质服务资源的“虹吸效应”和由此带来的区域资源要素流向的扭曲问题，三地应在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衡的前提下丰富内涵。所谓环境保护一体化，就是说三地乃至周边其他地区在公共的环境治理问题上要共同努力，加强合作，破除各自为政的行政壁垒。

上述三个方面的一体化最终必须落实到三地统一、有序、科学的发展规划一体化上，而且还必须做到规划先行。在总体规划方面，三地应明确各地的产业功能分区，避免各地彼此之间竞相降低招商门槛，恶性竞争。在城市发展上，三地应明确城市群的功能定位，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聚焦自身的历史传统、现有基础和未来潜力，形成发展合力。在公共服务上，三地应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轨道和公共交通瓶颈问题，填补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洼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三地的规划一体化是整体通盘考虑的一体化规划，不是把三地各自的规划简单相加，如果那样就又会回到各自为政的老路。京津冀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下的一体化进程，三地规划就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统一制订完成。这个规划要注重长期性、战略性，既立足未来一两年的任务，也着眼“十三五”甚至“十四五”期间的工作。同时，还要强调规划的一体化既意味着区域内不同省、市的协调一体化，也应包括在一个省域或市域范围内，不同城市或城区的统一协调规划。比如北京，虽然不同城区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定位不尽相同，但各自的规划也应当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和首都新核心功能区的定位，在协调疏解核心城区人口、公共服务和财税收入方面应尽量步调一致。地方政府的规划发展意识，不要只盯着眼前的财税这点“小账”，应当着眼长远算政治“大账”。在规划理念上，政府先要学会“舍”与“得”，舍”和“得”的关系是辩证的，做好眼前的“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得”，不要舍不得眼前的小利而忽视长远的大局，三地都应该有大局观念。

财税体制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多个内容中，财税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之一，应该作为最重要的配套举措得到重视。财税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也是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着力强化的部分。特别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过程中，税收作为财税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作用将更为突出。一个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实现善治重要的治理和政策工具。

目前，京津冀的财税政策还存在很多不统一、不协调的地方，既影响了产业转移，也阻碍了城市功能群的整合。比如三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不统一。在京津冀这个区域内，目前京津两地所享受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较多，而相对较为落后、也需要更多优惠政策的河北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却最少。在所得税后续管理方面，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三个地方在税收优惠备案和损失税前扣除管理流程、高新技术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认定及管理、核定征收企业管理等方面也都不协调一致。再以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例，该税种三地三标准。2014年河北省调整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其税负已经超过京津两地，一路之隔的同样土地，仅仅因为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税负相差就达三四倍，这对三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显然是不利的。

此外，在涉及税收的利益协调机制方面，三地也不统一。这表现在三地对于企业的税收返还标准的差异上，也体现在对于总部经济的税收分配方面缺乏共识。三地如果继续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各不相让，这种博弈只能阻碍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步伐。在体制上，三地还要探索财税共享合作机制，实现产业转移地和承接地之间的分税机制，消除产业转移中的行政障碍等。最后，在涉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跨区域的事务上，如何协调支出与收入的利益矛盾，更好地发挥财税的杠杆与引导作用方面，京津冀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财税优惠政策曾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地方发展的理念不应该继续停留在要政策、要优惠的思想上。优惠政策固然能解决不少问题，但根本上还是需要地方的内生动力。地方靠优惠政策实现发展的时代恐怕已经过去，比如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排头兵深圳就已经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早期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释放和利用殆尽，现在必须重新探索如何进一步改革。京津冀也是一样，协同发展提供了改革的机会，要更多地在地方行政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软实力上下功夫。在此过程中，需要注重创新驱动的作用，争取在财税手段、体制机制、政策工具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通过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蔡 奇

《 人民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06 版）

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这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员令。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总书记亲自决策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总书记非常关心京津冀区域的发展问题，多次深入三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5月，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了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全面系统阐述了其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2015年2月和4月，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法。2017年2月23日至24日，总书记视察河北、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分别就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作出重要指示。显而易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构想到顶层设计，再到基本思路、方式方法和重大举措，都是总书记亲自决策推动的。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以大历史观来谋划这一区 域未来发展，果断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充分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地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1.1亿，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2016年，京津冀以全国2.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10%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有25%的外商直接投资落地这一区域，研发经费支出也占全国15%。当然，京津冀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北京“大城市病”突出，水资源匮乏，人口规模已近天花板，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有利于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实现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经验；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进而言之，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3年多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有力领导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精心指导下，京津冀三省市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规划纲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编制实施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十三五”规划，出台了产业、交通、科技、生态环保等12个专项规划和一系列政策，落实《规划纲要》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北京认真对接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控增量、疏存量 两个政策意见，严格实施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大力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一批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学校、医院等有序疏解，带动常住人口连续两年增量、增速“双降”。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河北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率先打通一批瓶颈路、断头路，深入实施“6643”工程、禁煤区建设及各种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以北京为中心、“半小时通勤圈”逐步扩大，京津冀PM2.5平均浓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33%，“4+N”产业合作格局加快构建。同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开展，北京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增长超过30%，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初见成效，京津两市助力河北张承保地区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任务

今后一个时期，京津冀要着力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到2035年，北京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首都功能更加优化，城市综合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架构和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坚定不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重点是继续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等有序迁出。高水平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到2035年承接北京中心城区40万—50万常住人口疏解。北京要把疏解功 能与改善环境、控制人口、提升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统筹腾退空间利用，推动老城重组，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二）着力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格局。按照《规划纲要》确定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骨架，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重点是充分发挥北京“一核”作用，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和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沿京津、京雄（保）石、京唐秦等主要交通廊道建设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形成区域发展主体框架；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统筹推动重点工作持续突破。共建“轨道上的京津冀”，完善便捷畅通公路交通网，打造“一小时通勤圈”，构建现代化机场群、港口群，提升交通运输组织和服务现代化水平。建立一体化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大气、水等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进燕山—太行山生态安全屏障、京津保湿地生态过渡带、环首都国家公园等建设，扩大区域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三省市产业发展链条，建设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功能区、滨海新区等战略合作和功能承接平台，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深化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进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做好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衔接，集中力量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金融、土地、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完善行政管理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保护联动、产业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等机制，打造区域体制机制高地。建立交界地区协同管理长效机制，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 管控。完善共建共享、协调集约的能源、水资源等基础设施体系，营造京畿特色、多元活力的文化体系，建设设施均好、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保环京津相关地区任务。

（四）共同办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牵引作用。准确把握筹办冬奥会定位，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科学实施筹办工作总体计划，确保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加强筹办工作协调，确保主要竞赛场馆和基础设施2019年底前建成、2020年测试赛成功举办。统筹赛事需求、赛后利用和环境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确保各项设施成为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高水平做好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彰显民族和文化特色，促进中外文明对话交流。把普及冰雪运动贯穿筹办工作始终，以青少年为重点，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扩大冬季运动覆盖面。共建京张文化体育旅游带，打造体育、休闲、旅游产业集聚区，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三、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总书记在审议《规划纲要》时就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握“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2016年3月和5月，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设立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历史性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这件事情。2017年2月23日，总书记实地考察河北省安新县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区，就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雄安新区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设计建设。2017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是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地多方案比选、科学研究论证后所作的决策，凝聚了各方共识。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划建设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使之成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实践。按照中央部署，雄安新区要抓好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七大重点任务，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党中央明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目标，到2020年，雄安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网基本建成，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框架基本形成，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取得明显进展，新区雏形初步显现；到2030年，一座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新城将绽放光芒。

第五篇：浅谈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时代的步伐，协同的发展

“打破一亩三分地” 打破三方独立，紧跟时代步伐，协同发展共创未来。

据财经网报道，2014年3月19日上午10点多，一则河北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后，沪深股市中十几只股票涨停—它们都与保定有关。当日上午，河北板块股票的整体走势在所有板块中赢得头筹。

这一“惊天动地”级别的传闻，能快速撬动市场，与刚刚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番讲话离不开。此前的2月26日，习近平强调京津冀要抱团发展，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3月2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传达总书记考察北京讲话精神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医教等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控制中心城人口，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北京看北京，着力推动三地经济继续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下去，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竟然拉动了当天的股市。此则消息随后被发改委和保定市政府澄清，属于媒体误传。然而，京津冀的话题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呼喊了多年，至今不见实质性进展？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大都市—北京和天津之间为何没有形成人们想象中的和谐发展、相得益彰、各有特色的发展关系？为何环绕着北京城和天津城的河北至今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带？

那么让我们查阅近十年来相关各方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以及相关各方负责人的讲话材料、媒体报道等，我们不难发现相关各方表面上看似在协同发展，实际上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利益博弈，京津冀各怀打算，以至于协同发展的效果十分不明显。

一、根据经济政策的出台总结历史线索

1.发起、实际成效（1986-2003）

主题：环渤海、市长联席会

如果算上早远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倡导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则已持续争论近30年。

矛盾的原因

北京、天津之间各有用心。天津市把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希望体现自己在环渤海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市则喜欢“首都经济圈”、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和实施，不使用“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在此基础上，愿意与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协作治理雾霾等突出问题。

显然，天津市和北京市都想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核心位置，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理念冲突、利益冲突，使得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举步维艰。

与京津相比，河北省则在每个方面都表达了积极参与的信息，不争核心地位，只求借势发展，心情最为迫切，只可惜自己做不了京津的主，而在苦苦等待。

在京津竞争、河北苦等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是愿意推进京津冀协作发展的，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做了不少规划方面的准备工作。只可惜，编制了几个版本的规划，几度更改，至今仍未能出台一个完整详细的版本。其中的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从2004年到2014年，历经10年，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把“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区”等概念都吸收到了规划、报告之中，力求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三方共识，兼顾三方利益。当然，在这10年中，京津冀都在积极向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都在进行区域规划、政策博弈，才有了一个/

3最后三方利益都兼顾的局面。

2.全面启动和实践（2004-2009）

据网易新闻报道，结合相关新闻的整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条时间线索：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提出，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召开。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经和讯新闻整理，浅谈“廊坊共识”十年徘徊

2004年2月12日，在国家发改委的主持下，京津冀有关城市的负责人第一次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碰头会”，并就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然而，十年当中，“共识”变成了传说，各方分歧依旧，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始终徘徊不前。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合作开始从务虚转为务实。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规划成为了史上“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原本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拿出规划，结果到了‘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则干脆就不提这个规划了。”谈起这些，河北省一位相关专家颇有一些无奈。

河北省最初希望京津冀一体化能从环境开始破题。于是，河北方面率先抛出了“京津冀环境一体化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态、水资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资源的共享共建，也就是用资源补偿的形式让京津对河北进行经济辐射、带动。

北京市有关方面也承认，张家口为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牺牲。“遗憾的是，北京在补偿方面做得并不够。”前述怀来县官员说。在他们看来，水源地为保护北京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北京应该认真考虑对水源地的补偿问题。

（在怀来县城所在地沙城周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葡萄园，当地人说，由于地处半干旱地区，种植玉米等作物基本难有收成。尽管县城之外几公里就是官厅水库，但早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农民就被告知，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水。）

3.加速推进（2010-至今）

2011年，国家发改委启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在2012年的区域规划审批计划当中，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更是位居首位，但进展一直较慢。

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32011年12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看来，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是自2004年提出京津冀都市圈以来，“京津冀”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在中国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出现。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瓶颈的解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讲话了。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同时提出了7点要求，其中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作为具体规划实施的突破口。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习近平于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这些要求中，北京的“经济中心”概念不见了，而且要把一些产业功能分离出去，说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规划中作出经济方面、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方面的让步。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

2007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成功推动了津京城际高速铁路的修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天津从渤海走向全球》称，天津要参与和推进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北京市是祖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言下之意，可能预示着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毕竟天津有海港码头、航空港口，有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条件。同时，河北省也可以承接北京市产业转移、人口转移中的一些功能，从而可以获得一些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看，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也有一定的政策依据。

在国家高层的严格要求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破题的可能，这也反映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特色。当然，国家高层的重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多年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功能配套严重不均衡、雾霾问题严重、生态恶化、房价过高、水土资源短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缓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约10%，等等问题，都倒逼京津冀三方改变观念，突破制度与体制障碍，着力向着协同发展、产业互助、错位发展的方向努力。

根据发改委官员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上半年有望出台，这次有中央这个大家长出 面，京津冀的合作没准能推前一步。

在现有的中国政策模式下，可能还是需要国家层面设置一个权威机构，协调京津冀三方的关系，督促三方落实具体规划措施，否则，再有好的意愿、好的口号，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可能还是会停下来，或者以各种理由减慢前行脚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