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对“包产到户”的转变

第一篇：中共高层对“包产到户”的转变

中共高层对“包产到户”的转变

作者：林蕴晖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来源日期：2007-6-18

本站发布时间：2007-6-18 16: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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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是直接参与领导我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1978年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少数健在者之一。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杜润老在耄耋之年对他参与领导农村变革的决策和实践的回顾与反思，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这部著作

披露了一些少为人知的真相，澄清了一些长期被误传的史实。

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村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杜润老身临其境，书中有着极其具体生动的记述。

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杜润老说，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他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任重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 ‘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

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1980年4月邓小平明确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老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确实不易。这是一种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

第二篇：中共对台关系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即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之一。五十年来，中共对台政策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即：由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由“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中共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倾听两岸人民心声的体现，它鲜明地表明了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理性的政策思想，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势力以台湾为“反共基地”，积极策划“军事反攻”，妄想“雪耻复国”的图谋，中共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但是由于美国入侵朝鲜，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转向东北战场，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所取代。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美国坚持“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中共基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除了坚持“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外，很难有其他选择。

50年代中期，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应邀出席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根据会前在国内确立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的原则，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台湾的方式在内。但是，和平解放台湾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之后才有可能。”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开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探索。1957年4月，中共在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中，提出更加完整、具体、宽大的政策：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归蒋介石领导，“大陆不派人前往”；“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提出，是中共基于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而作出的对台政策的战略调整。

第一，台湾政局趋于稳定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解放台湾面临客观上的困难。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集团得到喘息之机，得以进行了自身的“改造”和“土地改革”，再加上美国的援助，从而使台湾政局从混乱走向稳定，经济形势也有好转，人民也日益盼望和平。1954年底，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旨在把台湾纳入其西太平洋“集体安全防御”体系的“共同防御条约”，中共虽然并不屈服于美国的武装于涉，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却不得不考虑该条约所带来的严重性和台湾人民的意愿。

第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提出的内在依据。5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决定了党的对台政策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而且更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三，美蒋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可能。美蒋虽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适用范围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美国的企图是以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不愿协防金、马；而蒋介石则坚决不放弃金、马，因为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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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大陆的最后一根纽带，从而动摇其“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地位。虽然最后通过的条约对美国是否负责协防金、马采用了含糊语言，但是其矛盾并没有解决。美蒋矛盾分歧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还是搞“两个中国”。而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国共双方却存在着共识，这就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可能。

第四，远东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是中共对台政策转变的外部原因。1953年7月，朝鲜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后，远东紧张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1954年4－6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就印支停火达成协议。几年的外交实践，使中共认识到“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正确途径”。同时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肆意歪曲，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逼迫美国走向谈判桌，中共决定在万隆会议上公开提出在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海地区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逐渐形成了。

中共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后，便加紧了对台争取工作，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被迫中断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探索，宣传舆论又重新回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上，对台工作事实上也陷于停顿。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由“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构想的提出，为和平统一祖国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直接的思想来源。

第一，中共对当代世界主题的全新认识是“一国两制”方针提出的时代前提。7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对抗趋向缓和，对话势头增长，中美两个长期敌对的大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和“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判断，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全新认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不要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国内争端的新思路。

第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国两制”方针提出的政治基础。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此后，邓小平着手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为中共对台政策的调整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理论来源。首先，在统一的目标模式上，“一国两制”继承了“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关于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前提下，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大陆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即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的基本设想，并得到宪法的保障。其次，在统一的方式上，“一国两制”方针继承了“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中共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思想和实践，是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尊重台湾人民历史的选择和现实情感的体现，它鲜明地表明了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理性的政策思想。再次，在实现统一的具体途径上，“一国两制”方针继承和发展了“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关于对等谈判、和平统一的设想，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谈判方式、谈判步骤。

“一国两制”方针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提出和发展起来的。[5]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提出：“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他明确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1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九条对台方针，这是中共对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一科学概念概括为“一国两制”。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台湾和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并就两岸统一和设置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1985年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9年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国庆讲话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讲话精辟地阐明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发展和完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四个基本点：第一，一个中国。这是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前提。第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共求发展。第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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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高层候选人对部长(试用期)调查问卷[模版]

部长（试用期）调查问卷

勤助中心，我们共同的家

为了更好的建设勤工助学管理中心，提高职能部门工作成绩，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我们特别做此次调查，旨在选出一名好的部长更好的为勤助服务。您的每一个评价都会影响部长的评定，请认真作答。

我们认为，一个合格的部长应该具有以下9种品质

1对自己所管辖部门的业务非常熟悉；

2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能合理分配工作；

3具有领导气质，能令下属信服钦佩；

4有亲和力，与部员关系良好，关心下属有远见有目标，对部门的发展有自己的长远规划；

6能处理好自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外交能力 7能及时推出合宜的管理政策，处理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8善于用人，能激发员工的潜力与工作积极性；

9严于律己，领导交给的工作从不拖沓。

请您根据自己对候选部长的认识，给他评分，满分20分，并写下对候选部长的寄语。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工作，谢谢配合~

上海理工大学

勤工助学中心

2010年月日

第四篇：康熙对大清高层5分钟讲话

【电影台词】康熙对大清高层5分钟讲话

1.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2.朕刚即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鏊拜，灭了鏊拜；又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葛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

3.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哪？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4.朕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总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啊。想来想去，只有四个字[‘正大光明’匾升起]，看起来易啊，身体力行又何其难？这四个字，是朕从心里刨出来的，从血海里挖出来的。记着，从今日起，此殿改为正大光明殿！.好看看……哦，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看看，想想自己，给朕看半个时辰……

第五篇：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建议和期望

对公司的管理上的几点小看法

如今房地产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当公司竞争环境更加激烈，除要求公司“埋头拉车”追求卓越之外，还须“抬头看看”做好自已的战略规划。因此经营战略、发展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品牌战略、技术开发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等等“抬头看看”和“把握机会”便成为目前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现在公司把战略管理仅仅当成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少数人参与的精英主义”，而造成执行力差的结果。因此，公司战略的管理必须走向“全体员工参与的群众主义”，不成为纸上战略，才能真正让战略发挥出它的威力，这便是公司战略的执行，强有力且方法适宜的执行。因此我认为需要定期召开员工大会，参与人员为各部门员工（后勤除外）。

有关战略执行的观点在国内的实践也不少，如企业资源规划、流程再造、企业核心能力等，还有最近两年在国内渐近普及的平衡记分卡，其共同之处就是告诉我们战略的执行必须有为“价值链”服务的内容并对其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具体到人力资源管理，涉及到组织架构与岗位职责体系、薪酬体系、人员的选育用留评，还有企业文化等内容。

一、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看法：能为战略执行输送价值观认可程度较高的员工。企业文化通常是公司过去的理念沉淀、现在的行为准则、未来的继承内容，因此企业文化对战略的执行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其核心内容：价值观。某一战略执行，具体到某一员工可能是一个任务，而员工从心底里认为这一任务需要付出的行为和自已意识深处的价值判断存在茅盾时，战略的执行便会打一次折扣。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宣传并引导员工认可公司价值观、建设并维护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便成为其主要内容之一了。首先是在人才选拔阶段，确保选拔出同公司价值观念一致的人才，至少保证80%的员工一致；其次是新员工入职培训。当然公司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全体员工大会等都是有关企业文化宣传和引导的有效方式。因此，当高层管理即使制订了很好的战略，而中层管理、基层员工不能“正确的做事”，有必要首先想一想公司是不是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分歧；反之，良好的企业文化及其推行体系将为公司战略的执行解放思想包袱，扫清前进障碍。

二、对组织机构与岗位职责体系设计的看法：能为战略执行提供与之匹配的组织职能建议。

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事，三至五年一变的情况已是过去式了，在公司快速发展和扩张期，有时一年一变、两变甚至三变，大的方面有公司治理模式的调整、部门的设立或变更，小的方面有岗位的增减、人员的变动引起的职责调配等，这此都离不开组织职能的重新定义与梳理。

比如，公司决定进行内部业务的重组，以加强在某一领域的专业化（例如工程部，缺乏资质高的人才），在此战略公布之前，就应确定新的组织架构和一把手及副手的人选，从而一把手选部门、部门选员工，不但应留的人留下了，该走的人也走了，既起到优化人才的作用，又不会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转。如果战略公布前，组织机构未定，关键人员未定，此经理与彼经理前途未卜，又怎能顾及眼前的工作？更不用说一般员工。前期确定结构和一把手重要，后期选择骨干和优秀员工，厘定职责体系也很重要，这些方面如果有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建议和监督实施，那么整个重组将会从容的多、有效的多。集权性的事务管理向分权性的事务管理抑或相对分权管理调整，组织职能的重新设计必将为战略的执行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三、对薪酬福利管理的看法：能为战略的执行提供适宜的激励组合建议。

薪酬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工资、奖金、福利、津贴等现金的部分，也有与职务相关而特有的非现金部分。在不同的公司生命周期，应适用不同的组合，以达到激励作用，如公司初创至成长期，可采用高于平均行业水平的工资，聚集人才促进发展；在公司成长至成熟期，可采用中等水平的工资和奖金，稳定发展以求利润；在成熟至衰退期，可采用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和以控制成本为主的奖励，退出或平稳过渡到其他产业。

建立以比能力和比业绩为核心的薪酬体系是解决内部公平的关键所在。它不像一般工厂计件岗位那样易于核算劳动创造的价值，但也要说出职位平级（工程部经理和综合部经理）、特别是数个董事之间为什么工资相差这个数，就给职位评价体系、能力评价体系为基础的薪酬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工资方面不能做到彼此相对公平，奖金方面不能体现各自业绩，这对公司士气和员工的工作热情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当问题出现后很难找出问题的症结是出于此。

从战略执行工具平衡记分卡之四个角度内在因果关系可以看出，解决好这些问题，尽量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是确保公司绩效水平、战略得到良好执行的最基础要求之一。

四、对人才招聘的看法：能为战略执行招募到合适的执行人。

人才不好招，工作不好找，这是现今供需茅盾较为突出的问题，现公司存在浮燥，比如，用人的衡量标准，从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工作经验、个性特质等，有的非得用这个标准去套而且要求特高；有的初试人与复试人面试标准差异太大或变来变去。

因此，建立以任职资格为基础的岗位价值评价体系和员工能力评价体系，关注公司项目发展并据其特点做好人才规划，对人才供应市场保持高度关注并和中介建立融洽关系，才是对招募到合适人才的根本保证。

五、对员工培训的看法：能为战略执行培养一定数量的后备力量。

现在公司严重缺乏工程类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而这短缺也是是许多公司特别是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最容易也最经常遇到的问题，当公司购并一家公司需外派管理人员、当公司新上一项目准备启动、当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增加管理人员“提干”，公司现有人员比来看去，总觉得存在不足，对外招聘中高级管理人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但难找而且成本较高，且有许多顾虑。（资料来源所重视。

2014房地产行业报告）因此后备力量的培养已越来越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