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论南宋临安的新闻事业

第一篇：新闻媒体论文：论南宋临安的新闻事业

论南宋临安的新闻事业 摘要：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十分丰富，被国内外学术界认为近代史才出现的定期报刊和新闻事业已经诞生并长期存在。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不仅时间上早于西欧，而且其规模也大大地超过西欧。南宋临安新闻传播活动是当时南宋临安创造了诸多的世界记录的一部分，是与南宋临安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相匹配。

关键词： 南宋临安 定期报刊 新闻事业 世界新闻史

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近代报业是由西欧几个城市发源而后向整个欧洲、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扩展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起始于19世纪前期（不包括古代新闻传播），而外国新闻事业史早在17世纪初就问世了，内容也更广泛，情况也更加复杂多样。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研究思维的改变和改进，上述观点，有待商榷。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就南宋临安的新闻事业作了梳理，撰成此文，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上引观点以及本文所引的其它观点已经成为常识，遍布于中外相关的所有论著、教材、词典和百科全书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因此笔者就不准备，也难以将这些观点一一注释标明，敬请理解和谅解。第二，研究南宋方方面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是专门研究南宋临安新闻事业的论著极少，笔者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此看到唯一的一篇专文，是尹韵公先生的《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文中多有十分敏锐而又发人深省的观点，[1]对笔者的探索和思考很有启示。

一、南宋临安有新闻事业吗？

学术界认为，高级新闻传播活动，是由专门的职业人员通过专门的机构，即新闻机构，通过特定的媒介，即大众传媒，向广大公众进行的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并生产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事这种高级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业被称为新闻事业；新闻事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问世，至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心，南宋京城临安有没有从事高级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事业呢？

南宋临安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机构。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部门，即进奏院，它“总天下之邮递。……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誉报，”“令播告天下”，[2]即总领全国诸路监司及所属州、府、军、监与中央政府上下往来奏报公事，信息资源极为丰富，是南宋政府各部门机构、全国各地官吏了解、获取政府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地，也是朝廷把许多政府信息通报给它们、他们的机构。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进奏院也随之迁入临安，落脚于今天杭州的鼓楼弯附近。

宋代的进奏院，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有一系列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和发行的规章制度。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宋代进奏院不必、也不能自行采写消息，其职责只需抄报朝政简报，明发上谕和大臣奏章，而且，信息传播活动哪些可报、哪些不能报，中央政府有严格规定的。[3]进奏院通报政府信息的方式是传发“朝报”，同时一些工作人员在编发“朝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

定”的材料另外抄录，与外人一起编写非法的“小报”。

“朝报”和“小报”，是南宋临安城里的特定媒介，进奏院就是通过“朝报”和“小报”向广大公众进行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朝报”和“小报”在下文予以评述。

任何事物都人创造的，任何活动都是人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更是如此。然而，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新闻史还研究世界古代新闻史，新闻工作者的具体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奇缺。幸运的是，有关南宋临安新闻工作者的资料尚有一鳞半爪留下来。根据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我们可以证实南宋临安有一批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员。

唐代以前，进奏院是由地方自行设置的，进奏院工作人员——进奏官也是由地方任命委派的，并由各地方自行管理。而宋代的进奏官类似于今天的编辑或记者，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南宋的疆土面积比北宋小得多，因此与北宋相比，尤其是与宋代以前相比，南宋的进奏官不多。据统计，南宋初期，临安城内进奏官约有81人，后减少到60余人。[4]但是，除了进奏官外，在南宋临安还有由原各州进奏院吏人充任的书写人、充任每名进奏官候选人的守阙副知。进奏院中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数目也多达几百人。

与以前的进奏官相比，宋代进奏官的地位不高，权力也不大，但是他们在信息传播中作用仍然很大，不仅负责朝报的发行工作，而且在允许传报的范围内，对稿件的取舍也有一定的主动权。当然，如果违反规定，出现差错，受到惩处也是严重的。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进奏院擅自报道了不应报道的“告词”，受到了严厉惩处，主管部门尚书省向皇帝报告此事，待皇帝有了批复后，即将进奏院名叫刘资、冯时这两个负责“朝报”的官员送交临安府处理，每人还要各杖100。[5]这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新闻工作者，尽管他俩是以犯错受责的负面形象载入史册，但是其意义也是非凡的。

在编报的同时，这些进奏官还十分关心朝廷的动态，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朝廷政事消息的采集，比如说，他们常去重要部门走动打听宫廷消息。根据中央政府的有关规章制度，宋代进奏院不必、也不能自行采写消息，因此，南宋临安进奏官大量采集朝廷政事消息，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进奏官是经常在私自传递未经政府允许不准公开的信息。进奏官私自传递政府信息有各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与“小报”采访人相勾结，将禁止传播的信息透露给小报采访人，让他们在“小报”上来传播。这就是《宋会要辑要》上所说的进奏官将信息“录与诸处剳探人会报”。[6]“诸处剳探人”就是专职或兼职为“小报”收集新闻消息、提供新闻线索的人，遍布中央机关、临安地方诸多部门。以上讲的是进奏官，他们是“朝报”的专业人员，对“小报”来说毕竟是兼职人员。那么，“小报”有没有“专业人员”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开封，小报已经有“意、雕、卖之人”，即小报已经有撰写、雕刻和出售的人了。[7]在这些撰写、雕刻和出售的人中，有些是进奏院中的进奏官，有些则是小报自身所拥有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士”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报业经营人员。这些“专业人士”又是怎样一些人呢？他们是如何从事“专业工作”的呢？

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有官员向宋光宗报告：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采访人员到处打探消息，收集新闻线索，甚至用贿赂之法来向进奏官获取消息，“访闻有一使臣及閤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閤门是閤门司的简称，隶属门下省，主管皇帝和大臣们的朝会、幸游、宴享、赞相、礼仪、召对、引见、辞谢等事宜。“閤门院子”指的是管理閤门的杂役。“小报”出来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8]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南宋末年临安城内“小报”采访人员进一步被人曝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9]这里，“内”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内探”、“省探”、“衙探”指的是在以上这些地方探听和访录新闻的专职记者。这就是说，就是在临安的皇宫、中央机关和各级官署内，都活跃着一批为小报办事并获取好处的公开或半公开“记者”。

以上几段史料，是迄今世界上有关古代民间报业经营人员最详细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和了解古代民间报业人员的大致情况：可以了解到，随着小报的出现，一种独立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报业中成为可能，因为其经营者以赚钱为目的，读者只要付钱就能买到小报；还可以得知，随着一种独立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报业中成为可能，一个可观的新职业群在中国产生了——撇开唐代和宋代进奏院的进奏官不计，单单这个职业群出现的时间，就远远早于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职业记者——1536年，工商业发达、信息麇集的意大利威尼斯在才出现了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迟于南宋至少400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上各种媒体记者外，南宋临安民间还有大量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这些民间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即典籍上所记载的“消息子”[10]、“簇头消息”[11]、“闲人”[12]、“喜虫儿”[13]等。“消息子”和“簇头消息”，就是打听和收集最新消息的人，这些人头脑比较灵活，交结比较广泛，信讯灵通，并将收集和集中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有关需要的人士、商家，甚至官方机构。《武林旧事》在列举南宋临安中的各行杰出人物时，还特地指出，当时从事“消息”这一行业的人中有“陆眼子”、“高道”二人。[14]“陆眼子”、“高道”如果不是临安城内从事“消息”行业中的杰出人士，便是从事“消息”行业的首领或老板。这又是人类信息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专业人士。“闲人”意思比较复杂，因为临安城内有各等各种各样的“闲人”。根据南宋《都城纪胜》记载，有两类“闲人”与信息传播有关，一是“知书”和“写字”，这是一等的“闲人”；一是“传言送语”。[15]《梦粱录》记载与信息传播的“闲人”，一是“书写简贴取送之类”，一是“传言送语”之类。[16]这类“闲人”，大概是当时的文化人，他们口才好，至少粗通文墨，毛笔字估计写得也不差，然而他们的命运不济，读了书，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不著业次，以闲事而食于人者”，[17]类似几百年后左宗棠所斥骂的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18]“喜虫儿”，即是南宋政府的百司衙兵。百司衙兵的工作靠近政府机关，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种最新和比较可靠的信息，然后将有关信息提供给相关的人士，谋取报酬。南宋负责科举考试揭榜或发榜的衙门是国子监，据《梦粱录》记载，“发榜之徒，皆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恩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闾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19]“一二千缗”在当时是一笔厚酬。“喜虫儿”是南宋临安城里才有的特殊信息人员。这些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类似于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一批专门打听和出售新闻来谋生的人。他们与那些进奏官、小报从业人员一起，把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从以上的叙述和对比中，笔者想请教专家学者：迄今公认的有关新闻事业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效？如果仍然正确有效，南宋临安有没有专门行业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如果有，这个行业可否被称作新闻事业？如果承认为新闻事业，人类社会的新闻事业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比较合适？

第二篇：新闻事业史论文

中国新闻事业史学年论文

题目： 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邹韬奋

学院数计学院

专业网络工程学号2032姓名

2011年12月25日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奇葩--邹韬奋

【摘要】

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宗旨明确，专注专一;身体力行，敢作敢当这些都是这位前辈教给咱们的。

“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 这是邹韬奋的自我介绍。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邹韬奋的新闻工作经历是非常的丰富的：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后担任该刊主编，开辟《小言论》专栏，将《生活》周刊由一份内部刊物发展为发行量最高达155000份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后因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被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期间，考察了欧洲各国和美国，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发表在《生活》周刊及《新生》周刊上，后汇集成《萍踪寄语》；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支持学生运动，主张追求民族解放，发行量再创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达20万份，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周刊遭国民党政府查封；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主办《生活日报》，这是他一生中主编的唯一一张日报，该报以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的，不久后自动停刊；1936年8月23日，创办《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任主编兼发行人；“七君子”事件后，先后又创办《抗战》、《全民抗战》、香港《大众生活》等报刊；了解了他的工作经历后惭愧于自己的孤弱寡闻之余，亦被这位前辈的生平事迹所深深打动。

通过阅读资料我们可以从邹韬奋先生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一、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前辈的工作思想和经验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的时候一无资金、二无人员，可谓是“白手起家”，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周刊的销售量从刚接办时的两千分，递增至全国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十五万五千分。我在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邹韬奋办报的思想和经验总结为五点：一是以大众进步和民族解放为目的，他在1941年时说过：“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的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二是办报刊要有个性，就是只要有创新，风格鲜明，独树一帜，趣味和价值并存；三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文风，用浅显的文字、生动的事实、平凡的真理、活泼的形式、健康的趣味，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四是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五是重视报刊的经营管理，他曾对此总结为十六字箴言：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

我现在才刚刚接触和学习新闻事业，也许这些思想和经验对我来说还有些遥

远，但我会记住其中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对新闻事业的不断追求与创新，如果将来我有幸可以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我会以此鞭策自己，做出更好的成绩。

二、宗旨明确，专注专一——前辈的工作态度

在面对周刊最为艰难的境况时，邹韬奋曾说：“宗旨不明则无从努力，责任不专一则亦无从努力”，于是他一切亲力亲为，对周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看似是面对工作时一句很平凡的话，但是在生活乃至人生上都给我带来了启发。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特别发达的多元化社会中，世界上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事物吸引着我们。通过各种高科技电子设备，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像是身上长着一百对触角的蜗牛，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被无限的分散。随之而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80后、90后甚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这个时候再看看前辈的那句话，我们是不是在纷繁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的真我呢？没有“宗旨”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法“专一”所以不足以成事。

可能有些人会说，现实是残酷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所谓梦想不过永远只是自己心中美好的幻想罢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邹韬奋前辈从他中学的时候就对《新民丛报》和《北京通讯》着了迷，立志要做一名新闻记者，但他直到大学毕业后多年，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走“曲线”就业，一直寻求着机会。他觉得先入教育界再入新闻界也许是条出路，于是变投函自荐，辞去英文秘书的职务去了职教社，一直到后来参与《生活》周刊的编辑，再到接办《生活》周刊。中学时候怀揣的梦想，在大学毕业后五年终于得到了实现，这是怎样的执着和韧性啊！生活在他那个动荡的时代都可以做到如此，身处和平年代、条件和环境优越的我们如何能毫不羞愧的一边贪玩偷懒一边抱怨着“残酷”的现实阻碍了我们的梦想呢？

我会以此作为我学习的动力，用自己的梦想指引，积极的活在当下，不逃避困难，不害怕挫折，在全心的投入中收获百分之百的快乐。

三、身体力行，敢作敢当——前辈的精神

邹韬奋出生于1895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列强横行，人民的生活穷困潦倒，人们的思想大多腐朽落后。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嫉恶如仇，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与恶势力作斗争。先是力求改善社会风气，“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他致力于抗日救国。他的一些思想和行为，是超前的，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韬奋精神就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邹韬奋自身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他把报刊看做人民的耳目喉舌，办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和大众的解放，他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他强调报纸的文风要明显畅快，办报要有个性和特色，新闻工作者要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同时还要有真才实学，他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懂得处理好新闻与广告的关系，所有这些与我们当前新闻事业中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在这些办报经验中，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人民的朋友，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方面，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重视报纸的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与品格，是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更深层次的体现。只有做到这些方面的要求，我们所办的报刊才能受读者的欢迎，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才能成为人民的好朋友，所有这些也正是

我们当前开展新闻工作，发展新闻事业所必须重视与遵循的原则，对我们当前的新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相比起前辈生活的年代，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法。但相比起前辈，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还差得很远。上课时我们曾学到，现在新闻报道中有着三大“毒瘤”：黄、黑、灰色报道。大量的灰色收入正腐蚀着很多新闻业界人士。从主办方邀请记者时按照“老规矩”给的“辛苦费”，到新闻报道中的“看钱下笔”，再到网络上被聘请来大打口水仗的“水军”，无一不给新闻界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失实的新闻让人们失去了信任，继而就会失去关注，被社会所淘汰。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人从执笔为剑的斗士，变成了趋利附惠的“软骨头”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

当然，敢说真话的人并不是没有。现在网络上的舆论机制就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躲猫猫”、“楼倒倒”、“桥糊糊”、“日记局长”、“我爸是李刚”等等，在过去根本不会被大范围知晓的事情经过网络的热议被迅速的传播开来，从而有效的让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由衷的希望我国的新闻事业可以取得长足的发展，给予记者们更多的权利和保障，降低职业风险，让他们能说真话，敢说真话。我也希望新闻业界的同志们可以像邹韬奋前辈那样无惧无畏，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我更希望我自己可以茁壮成长，和我这一代的朋友们一起，为这个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

第三篇：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文/戴鑫 随着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元化、科技的越来越进步，使得当今世上几乎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的自我意识、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加深，使得新闻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新闻媒体应该怎样看待自身的社会责任，值得我们再一次审视。

新闻媒体享有着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权力，受众也有着知情权和不受侵害权。在一个文明和健全的社会中，权力和责任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采用率极高的关键词。权力和责任是彼此相伴而生并且相承而行的，不负担责任的权力是极端危险的，没有权力的责任则是不牢靠的，这是周知的浅显道理。社会中的个体的人、个体的组织，概莫如此。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独特的社会组织，同样拥有着独特的权利，所谓“第三力量”、“无冕之王”等等的形容或称谓，大致就是这样的指向。现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于媒体的权利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当然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使用的词汇是“权力”，不过实际上，权力与权利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新闻媒体的权力被认为有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通过这样三个方面的权力，通过媒体自身握有的、看似先天的话语权，通过自身握有的舆论和传播工具，新闻媒体成为了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组织。并且，新闻媒体通过这些重要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权力而“获利”。

尽管新闻媒体相对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的环境、离开政党与群众的要求而单独存在，它的权力更不可能游离于这样的大背景以外或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来自于它所代表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是这样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赋予了新闻媒体的话语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党和群众利益的桥梁和纽带的中国新闻媒体，其权力来自于党和人民的赋予，离开这一根本，一切权与利都是奢谈。不对民族和社会利益负责的权和利，也背离了责权利相对应的基本原则，更背离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权力赋予的初衷。

新闻媒体具有怎样的社会责任

2007年3月，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至此海南香蕉被谣言缠身。一则“香蕉被加工化学剂催熟”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在报道中，作者把香蕉生产过程中正常的生理催熟环节人为地演绎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化学加工过程；广州《信息时报》曾推出广州香蕉感染“蕉癌”的重头报道，把香蕉生产中一种叫“巴拿马”的病害比喻成蕉癌；广州日报曝光了12种常吃的“毒”水果，香蕉也赫然列入其中；一则“香蕉用氨水或二氧化硫催熟”的报道更是违背事实。面对突袭而来的一系列冲击，海南香蕉的命运可想而知。6月2日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仅仅因为一则不负责任的手机短信，导致种植香蕉的农民亏损5000万元。

2007年7月8日晚七点，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深度调查新闻“纸做的包子”，节目一开始援引“业内人士马先生”爆料称，用废纸制作肉馅“已经成了行内公开的秘密”。这则“纸馅包子”的虚假电视新闻，在社会上掀起了更为巨大的波澜，其影响甚至广泛散播于海外。这一事件不仅为国外所谓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加剧了矛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人群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需求，新闻媒体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困境，因而有一些媒体以淡化社会责任，用低俗来换取“眼球”和利润，甚至像“包子事件”、“香蕉致癌”那样不惜以造假来博取所谓的轰动效应。许多评论都指出了现实当中媒体责任淡化的主要表现，例如严肃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低俗化、弱势人物妖魔化、反面人物人性化等等。而对于此，一些媒体又常常以“这

是媒体走向大众、走向通俗的努力，同时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等等说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些说辞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实，但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己社会责任的理由。因为正是由于报刊、电视、图书、网络等媒体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报道活动中才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所谓的“眼球效应”、经济利益忽视甚至彻底放弃承担这种责任。

媒体不是不讲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严重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确实面临着选择。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需要生存和发展，通过类似于广告这样的经营手段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应该说无可厚非。因为，媒体具有双重属性的特点，既有其社会属性，也有其产业属性。各媒体不是都有广告等经营活动吗？但是，这些经营活动并非无章可循，随心所欲；而是有一系列“游戏规则”，需要严格遵守。可是，有一些媒体却无视规则，在新闻传播和广告经营过程中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发布虚假新闻，刊登虚假广告，把赢利作为重要目标，甚至于第一目标；为了争取广告客户，采取一些不妥当的做法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甚至不惜靠一些低俗的“噱头”，迎合一些观众、听众，淡化甚至忘记了媒体舆论引导的作用，节目娱乐化，娱乐节目低俗化，偏离了寓教于乐的原则。更有甚者，有些媒体出现了新闻娱乐化的现象。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它不仅危害了整个媒体，同时也在危害它自己。虚假广告也许能使一个媒体短期内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如果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最终将被社会所唾弃，整个老百姓身边的市场也会远离它，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媒体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这等于自掘坟墓。责任和利益也绝对不是两相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之间，媒体完全可以两者兼顾。在西方发达国家，最有社会影响、销售得最好的还是那些严肃类媒体，在中国，目前经济效益最好的媒体也都是那些内容非常讲究的严肃媒体。事实上，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鉴于中国新闻媒体制度及媒体性质的特性，中国新闻媒体的责任主要是定位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们的信心，保证中央的决策和措施能够落实。

新闻媒体怎样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新闻媒体要通过学习和教育，通过制度约束和媒体自律，都能够达到目的。难的是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就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总结，甚至是反省反思。从理论上说，新闻媒体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报道新闻、传播信息。而新闻、信息特性和传播规律又要求媒体的责任不仅要表现在传播的一般理性和道德层面，而且要自然地蕴含和体现在所有的传播行为之中，并通过遵守基本的传播原则得到贯彻落实。这些原则包括核准事实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主流传导原则、审慎报道原则、科学监督原则以及和谐关系原则等等。实际上，这些也都是新闻媒体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基本法则，媒体的责任都是透过这些具体的操作体现出来的。而在指导思想上，有几个方面则是必须牢牢记取，并且用以指导上述的具体操作原则。

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工作者要认识到自己的重要责任，新闻界的领导者要把教育队伍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而且，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要经常化，不能只在员工进新闻单位时进行教育培训，以后就不管不问了。要教育新闻工者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像范长江、邹韬奋、穆青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把党的事业和新闻事业结合在一起，从党的新闻工作角度出发，写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我们在做报道时，既要考虑到普遍的新闻规律，又要照顾到新闻媒体自己的特点，所以说要潜心钻研宣传报道艺术，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高超的业务水平，拿出无愧于时代和受众的作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据统计，我国现有2100多家报纸，拥有4亿台使用中的电视机，电视观众达13亿，其中通过电视了解新闻信息的更达到91％以上。新闻宣传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社会舆论和群众情绪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新闻媒体树立大局意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通过生动而真实的新闻报道，充分展示国家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成就，展示人们的精神风貌，使百姓从中感受到鼓舞，从而更进一步增强信心，激发斗志。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也要拓宽领域，丰富内容，把握群众所关心的热点。聚焦热点，不等同于炒作，应该善于把握尺度分寸，对热点话题进行冷静思考和准确分析。中央电视台今年播出的《岩松看日本》节目，是一个体现“服务大局，配合中心”的媒体责任的作品。《岩松看日本》节目以一家中央媒体理应具有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基点，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为契机，以国际的视野、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纵深来看待中日国家关系与两国民众的深入了解和交往，通过对日本社会全貌的充分展示，促进了中国百姓对日本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增进和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消弭隔阂与障碍，为温家宝总理的顺利出访营造了良好的气氛。

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有其特有的规律。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提高引导水平，就是要致力研究传播规律，提高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和艺术性，使信息传播更为有效，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做到群众喜闻乐见。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和大众化，当然不能与主流新闻的娱乐化和边缘化画上等号。新闻娱乐化会严重地伤害新闻的公信力，悖离信息传播的根本规律和群众的真正需要。但新闻报道的严肃性、权威性并不妨碍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进行在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和处理。诸如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主题事实化、事实故事化、故事人物化等创作手段，使新闻报道或节目穿透事实表面以及画面的感官刺激和冲击，而直接拍打受众的心灵，也就是由表象而深入，将感性变理性。

主流媒体要想提高舆论的引导能力，必须围绕中心工作主动进取，以高度的新闻敏感性，抢占主旋律报道的制高点。同时电视新闻宣传报道要想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也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在吸引力和感染力上下功夫。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三深入”是实践“三贴近”的有效途径，也是节目深入人心的根本所在。而这也正是《感动中国》走过五年之路，从一个普通的人物评选的电视节目，成长为今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评选活动的原因所在。

在现实当中，新闻媒体已经接近于一个社会的神经中枢和力量的聚合之地。它不仅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还以其价值观及其贯彻意志影响和引导社会及舆论。因此，新闻媒体一方面必须勇敢地、心无旁骛地肩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也不能片面或肤浅地理解媒体责任。毕竟，新闻媒体所能承载的社会责任还是有限的，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而不能超越。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不能动辄以“社会责任”上纲上线。比如在对于案件的报道方面，新闻媒体有报道的权利，但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判决的权利。如果媒体超越了这种限制，可能就是从承担社会责任走向了反面。

第四篇：我的新闻事业史论文

外 国 新 闻 事 业 史 论 文路透和他的路透社姓名：武玉振 班别：新闻082 学号：08202001721

路透和他的路透社

路透社是世界前三大的多媒体新闻通讯社，提供各类新闻和金融数据，在128个国家运行。路透提供新闻报导给报刊、电视台等各式媒体，并向来以迅速、准确享誉国际。

关键词：路透路透社的创立和发展

保罗·朱利叶斯·路透原名I.B.约瑟法特。1816年7月21日生于德国卡塞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所创办的路透社让他的名字响彻新闻史。

路透社是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也是英国创办最早的通讯社。１８５０年，路透在德国亚琛创办通讯社，1851年，路透在伦敦金融街皇家交易所1号，挂起了“路透办事处”的牌子，路透社正式宣告成立。１８６５年，路透把他的私人通讯社扩展成为一家大公司。

路透把办事处设立在股票交易所密集的伦敦金融街，其初衷是快速搜集和传递最新的股市信息，以满足银行、公司、交易所和股票商们的需要。

路透个人的经历对路透社创办初期的业务方向和经营重点具有重要影响。他在叔叔开办的银行当过职员；他的妻子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他1848年在哈瓦斯通讯社当过译员，后来自己办过译报馆，1850年又在亚琛建立过办事处，有过收集和传递金融信息的实践„„正是这些因素促使路透这个德国籍犹太人瞄准了英国伦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和通讯枢纽作为自己发展通讯事业的基地，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庞大的“新闻通讯王国”。

靠着审时度势不断调整，保罗.朱利叶斯.路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路透社引向成功之路。

一开始，路透只是向用户提供伦敦和巴黎两地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后来，其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路透通过当时刚铺通的连接英国和法国的海底电缆收集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最新金融信息，然后以“路透社快讯”的形式出售给金融机构和股票商。为广泛收集信息，加快传递速度，路透在欧洲各国首都都设立了通讯员，在巴黎、柏林、维也纳、雅典、阿姆斯特丹等商业中心建立起通讯和销售网络。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路透通过他的通讯网络将采集到的最新战况及时在皇家交易所公布，引起了金融家和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渐渐地，路透社以其殉节、准确的新闻传播在国内外经济界赢得了声誉。

此后，路透社播发的拿破仑第三在国会讲演暗示要参与普鲁士—奥地利战争和林肯总统遇刺等几条独家新闻更使其名传海外，声播遐迩。至1870年与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和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共同缔结瓜分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路透社已经成了内容垄断国际新闻传播，具有世界影响的新闻通讯社之一。

路透当年在伦敦金融街挂起“路透社办事处”的牌子时，身边只有一个12岁的小工作人员，而传递信息的方式还只是手抄、口传、快步跑。为了争取用户，路透甚至沿金融大街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而今，路透社已成为拥有万余员工、200多个国内外分支机构，总资产已达几十亿美元的信息传播企业。

路透社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路透本人的聪慧才智和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当年，路透在亚琛开办通讯业务时，因布鲁塞尔至亚琛间无电报线路，为了赶时效，便用信鸽传递金融信息，此举在世界通讯史上成为一段佳话。后来，他又用拦截邮船的办法，快速传递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消息。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林肯在福特剧院遭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刺杀身亡。路透社驻纽约的特派记者詹姆斯.麦克林收到该社驻华盛顿记者发来的一篇详细报道林肯遇刺现场情况的电报稿，他立即租用一艘牵引快艇，追赶早已驶出港口的定期航班邮船。他将新闻稿装入木盒，使劲扔到邮船上，终于使这一条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及早面世。

路透新闻传播业务的成功，关键在于向报界的扩展。为此路透想方设法，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当时英国的报纸只相信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路透企图与其签订供稿合同的谈判屡屡受挫。特别是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出这一消息。10月13日，《泰晤士报》总编终于同路透签订了供稿合同。从此，路透社实现了从金融街到舰队街（报刊街）的跨越，确立了自己在英国新闻界的地位。

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路透社已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之一。其创办历史、发展规模与经营效益在各国通讯社中均居前列。100多年来，路透社始终注意随时根据内外情况变化和信息市场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及经营方针，适时变更所有制形式，采取逐步积累、稳步发展的策略，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发展道路。

:路透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根据客观形势和内部情况变化的需要不断调整经营方针。每次调整都会带来新的机遇，形成新的发展。

路透社建社100多年来，尽管所有权及掌权人几经更替，其间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但都始终强调业务质量，重视业务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业务工作的一些传统和特点。

讲求时效

路透社的新闻一向以“快捷、及时”著称。老路透把“新闻要快，要客观，要敢于冒风险”作为该社发布新闻的指导方针。为了争取时效，抢发新闻，路透社总是千方百计，把握时机，力求出奇制胜，有时为了抢发一条新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注重质量

路透社在国际新闻界的信誉和影响同其注重新闻产品与新闻传播的质量分不开。它采取的策略是，靠着及时、准确、客观而充分的新闻报道去吸引订户，创出牌子，进而逐渐扩大其他产品的销路，提高综合经营的效益。

优化服务

当年路透建社之初就是将路透社作为一家商业通讯社经营的。所以，一开始路透社便把为银行、企业和股票商提供有关金融、股票和商业方面的信息服务作为目的。路透社的整个经营和运作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用户被视为顾客，员工作为企业的雇员唯有以用户之需要为标尺，努力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

路透社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通讯社之一，历时一个半世纪而不衰，市场不断拓宽，事业稳步发展，影响经久部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要者，是它的出色的经营战略和严格的企业管理。

路透社的经营者们颇具战略眼光，他们总是能随时根据国内外市场发展和自身生存的需要，迅速确定既符合当前需要又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发展战略。总结其经验，路透社百多年来所走的是一条市场化、综合化、国际化和科技化的发展之路。

路透社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主所有，实际上受政府控制，是英国的官方喉舌。路透社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是国外，它的国际新闻紧密配合英国政府的外交活动，该社的经济新闻主要是商情报告，为英国和西方大企业服务。

尽管作为一家西方通讯社，路透社的办报方针、发展方略、业务规范和工作传统自然会带有资产阶级新闻传播机构的特征，其政治倾向、经营思想和新闻价值观也必须属于资产阶级的，但它的一些经营思路与战略、管理机制与方法、报道程序与方式还是体现和反映了通讯社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作了些粗浅的论述，但愿能为正在深化改革中寻求新发展的我国新闻界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文献资料来源：新华网、百度搜吧、新浪、雅虎网）

第五篇：论新形势下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论新形势下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刘 红 陈 炜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十六大报告将“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任务之一。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要继续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加深对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的认识，探索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的途径，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党和国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反映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和职责，也是由意识形态功能的特点决定的。新闻媒体是传播社会意识观念、把握舆论导向的重要部门。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社会关系的反映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的社会功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它总是维护一定社会制度的合法存在，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进行历史活动的精神动力。任何阶级都会利用社会意识的巨大作用，发挥它管理社会的功能。并且，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只会利用反映本阶级利益和特征的意识形态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即使是西方的媒体，尽管他们标榜的是所谓的“新闻自由”，但实际上是存在着他们自己的一套宣传的价值体系的，事实上他们不折不扣地充当着资产阶级政党或某些财团势力的喉舌。我国的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其神圣职责就是要全面、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生动展示人民群众的创造业绩和创造精神。科学理论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决定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任务的根本前提，因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宣传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要通过宣传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和新闻媒体的自律下，我国的新闻宣传牢牢秉持党性原则，全面深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工作，鼓舞士气，凝聚力量，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改革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正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进入新世纪，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下，对新闻媒体来说，面临着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的外部环境与新的挑战。应对挑战，新闻媒体这一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与自律工作必须确立新的理念与思路。

第一，重视入世挑战，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加入WTO，对于新闻出版业产业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机遇，而对新闻出版业舆论导向作用来说则更多的是挑战。我国政府在加入WTO谈判中就出版物市场的准入问题承诺逐步放开出版物的分销服务，我国出版业在出版物市场的竞争中能否继续居于主导和主体地位将面对严峻的考验。由于出版物市场对编辑出版环节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能否经受住这一考验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工作中，要切实做到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加强监管，趋利避害，既要把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又能有效防止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朽文化的进入；既要认真履行我国政府的有关承诺，逐步放开出版物的分销服务领域，又不能让外国服务者享有超国民待遇，获得不合理的特权，以确保党和政府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确保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在我国出版物市场占有的主导地位，确保新闻宣传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第二，加强融资管理，严格出版物市场监控。世界科技进步加快的潮流促使新闻出版领域新情况的呈现，随着高新技术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经营者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和昂贵的设备就可以完成某些或全部出版活动，从而使搞非法出版活动愈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形形色色不法分子在出版物市场上炮制和兜售精神垃圾和有害读物。针对这个状况，必须切实提高管理部门的依法执政水平，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监控。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与监控管理，堵塞出版物市场中出现的干扰舆论方向的漏洞。与此同时，新闻出版业吸纳本系统外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境外资本，拓宽利用资金的渠道，是带动新闻业大型集团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扩张从而规模和效益扩张的必要途径。但若融资活动无序进行，必然会干扰舆论导向。因此，新闻媒体要坚持贯彻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在融资问题上强调的“安全有效”原则，所融资金要为加强主业服务，融资活动不得干扰编辑出版业务。同时，要重点抓好制度建设，严格报批程序和监督管理，对融资活动摸清底数，分门别类进行规范和处理。

第三，突出重点问题，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力度。要通过新闻媒体发挥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必须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新闻媒体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新闻舆论监督能够通过大众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公共事务和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是运用舆论的力量促使它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我党一贯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3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95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并且在阐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的九个方面里，提出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要求，从而把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提高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目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尚缺乏力度，也未形成规模和声势。按照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新闻舆论监督的关键在于“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重点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十六大报告为我们在新形势下突出新闻舆论监督的关键和重点，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今年2月17日向社会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特别单列一节“舆论监督”，在党内法规的层面上，专门就舆论监督问题作出规定，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新闻媒体应该把握好关键的重点问题，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保证新闻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四，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保证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的发挥。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大量的为满足人们千差万别、日益发展变化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产品，应不同程度地采用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然而，在全国各地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注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以保证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新闻出版业应根据不同媒体、不同环节的运作特点，采用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对一般的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等，不妨尝试依靠社会力量加以发展，以市场为基本导向，以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组织生产、流通和消费，国家通过严格的法律约束把握其大方向。然而，像广播、电视、党报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宣传媒体，则要求其以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因而必须采取事业型运作方式，由政府保证必要的投入，或由政府根据相关的文化政策予以扶持并由国家控制。与此同时，像书刊印刷、光盘复制以及发行等不直接参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加工与销售环节也可以从主体中分离出来，以产业化模式促进其发展。但是，对编辑出版、节目制作等决定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环节则应采取事业型模式加以发展。在“管住重点，放活一般；管住生产源头，搞活流通环节”的思路下，建构上述这种产业和事业同步前进的模式，从体制与模式方面为新闻媒体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创造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