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思考(优秀范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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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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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一)夫妻忠实义务的基本法律性质定位

夫妻忠实义务是配偶权一项重要内容,但仅仅认识到其重要性仍离我们的理性相距甚远。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如何在配偶权中为夫妻忠实义务定位。通说认为,配偶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特征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这种身份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原则上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之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 因此,夫妻忠实义务虽然名为“义务”,实质上是一种以义务为中心的或以义务为表现形式的权利。

此外,关于配偶权的性质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可兹借鉴,即身份权就其地位而言有基本的身份权和派生的身份权之别。基本身份权为基本身份地位的总结,如配偶、亲子、亲属三种;基本身份权所派生出的各种权利,为派生身份权。配偶权为基本身份权是对配偶权在身份权法律体系中的位置而言的,即配偶权处于身份权之下的第一个权利层次;由配偶权派生的具体权利则处于第二个权利层次。由此,夫妻忠实义务作为配偶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其基本法律性质必然定位于以义务为中心地基于配偶权而派生出来的具体的身份权。

(二)夫妻忠实义务不可避免要具有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缺少了人格权,人就无法生存。一个人可以终生不结婚,可以因此而无配偶权,但是他仍享有人格权。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这种人格利益可分为一般人格利益和个别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就是对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的一般人格利益所作的抽象概括,其内在结构可归纳为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四个方面。夫妻忠实义务具有这种一般人格权性质,在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为婚外性行为,侵害夫妻对方人格尊严时表现最为突出。

尊严是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需求,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有一种稳定的、牢固不变的、内在的需要或欲望,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由此人格尊严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质、良知等人格因素加以规制,从而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最起码的尊重。人格尊严这种具有伦理性品格的权利反映到婚姻家庭关系中,必然要求确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保护。

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与他人为婚外性行为,并使夫妻对方或夫妻对方与第三人间接或直接得知,这种行为事实上不仅侵害了夫妻对方基于配偶关系的身份权,而且也同时侵害了基于人之为人的人格尊严。此时,如果我们单纯将夫妻忠实义务定位为身份权,如果我们狭隘地认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仅仅侵害了夫妻一方的配偶权,那么就必然会忽视对婚姻关系中的“人”的人格尊严的保护。所以,只有承认并在法律上确认其兼具身份权和人格权的双重属性才能科学地界定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

(三)夫妻忠实义务实质上是人格化的身份权

尽管夫妻忠实义务兼具身份权和人格权的双重属性,但是它不可能既是身份权又是人格权,二者之间定会有轻重之分。我们认为,首先,身份权是夫妻忠实义务的根本属性。没有婚姻关系不可能产生夫妻忠实义务,婚姻关系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前提性条件,夫妻忠实是婚姻关系合法有效成立的必然结果。其次,人格权是夫妻忠实义务的依附性属性,只有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存在,夫妻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为婚外性行为使夫妻对方或第三人间接或直接

得知等诸项条件均得到满足时,这种性质才能凸现出来。

基于夫妻忠实义务身份权的根本属性和人格权的依附性属性,我们可以尝试把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这样一种定位,即夫妻忠实义务实质上是人格化的身份权。这种定位一方面科学地厘定了夫妻忠实义务的根本法律性质,另一方面也为违反或侵犯夫妻忠实义务,从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又提供了一种法律依据。正如有学者所谓,“抚慰金请求权之应由人格权被侵害扩张及于身份权,非因其同属非财产权,而是因为身份权亦具有人格关系上的利益,此为关于人格权规定得'准用'于身份权的内在依据。”

二、忠实义务的基本价值分析

将一项权利(或义务)纳入法律所规范的领域,首先应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将这项权利(或义务)法律化是否具有价值,法律对其规范能否保持、甚至增加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法理学上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法的目的性价值是所有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我们拟将夫妻忠实义务作为配偶权的核心内容纳入到法律保护的领域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夫妻忠实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崇尚的美德,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保护实质上可被视为国家对正义的维护与促进。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结合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容了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 婚姻家庭法的这种社会性导出了国家出面保护婚姻家庭的必然性,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家庭生活和谐的权利(忠实义务既是其中一方面)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这就赋予了国家一种权力。国家可以据此在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限制和干预公民的私生活。此时,国家已不能因部分公民强调“婚姻家庭完全是个人私事”而完全由当事人任性。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忠实义务正是国家应给予界定和保护的前提性要素。所以,将夫妻忠实义务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中,实质在婚姻家庭法中体现了法理学上的价值----正义。国家凭借其权力限制和干预公民个人的私生活,规定夫妻忠实义务,对超出公民的容忍度,严重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加以制裁和处罚实质上保障和促进了正义在婚姻家庭法中的实现。具体表现在:

第一,明确了夫妻忠实义务,确立了婚姻家庭法中的正义导向。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承认夫妻忠实义务在法律上的地位,将其纳入配偶权并规定在婚姻家庭法中,实际上是将指定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把这种正义具体化为权利、义务和责任,实现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为了进一步理解该问题,我们可以采用逆向思维方式,假设相对立的情形:如果法律不将夫妻忠实义务纳入法律调整,那么整个配偶权制度必然崩塌,在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婚姻家庭的价值重心选择上,必然出现一种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状态。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保障个体利益和如何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化义务与责任,促进社会进步发展之间产生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国家权力面临现实情况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婚姻家庭关系价值定位的缺失。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开始暧昧、多元化,其最终结果不必然是提升公民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却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基石的动摇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法律不提供解决婚姻家庭关系中纠纷的适当的救济手段,任使当事人哭诉无门,进而运用私力解决而酿成的恶性案件的比比皆是,恰说明了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重要性。

第二,惩罚违反法律规定妨碍婚姻家庭关系自然延续的行为人,申张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正义要求。一般而言,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结束婚姻关系,并不以夫妻一方或双方违反

夫妻忠实义务为前提。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严重侵害夫妻一方的合法权利,导致婚姻关系非自然结束的行为人(包括夫妻对方,也包括第三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这里面包含着几个需加以明确的要点:

1.法律应对违反或侵犯夫妻忠实义务(或权利)的行为人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可以是列举性的,也可以是概括性的。它必须要体现出法律的明确立场,保护哪些,惩治哪些,不能模棱两可,使人得以作出价值导向相反的多种解释。

2.这种妨碍行为必须是严重侵害了夫妻一方的合法权利。在现实社会中,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侵害夫妻一方合法权利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如,一般的卖淫嫖娼行为,双方未发生通奸姘居或及其秘密地偶尔发生通奸行为的“婚外恋”等等。这些秘密地偶尔地发生的婚外性行为,在任何社会都难以杜绝。它实际上是个人隐私或道德问题,并未破坏婚姻家庭,应留给个人道德素质去调节。与此相对应,性质恶劣,公众反应强烈,潜藏着引起社会问题的危险性的通奸姘居行为,如我国很多地区存在的“包二奶”现象,已经出触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法律予以漠视就等于默认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这种通奸姘居行为是变相的妻妾成群,是以“情人制取代婚姻家庭”,任何符合正义的法律都不可能认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因此,适当地给严重通奸姘居行为以制裁,是法律的职责所在。

第三,补偿基于夫妻忠实义务而受到损害的夫妻一方,恢复婚姻家庭法中的正义理性。这是基于功利的正义要求。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侵害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是一种侵权行为。由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必然牵涉到第三人,其实质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实施这种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使有责方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对于造成对方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的,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以一定的金钱、物质来惩罚过错方,补偿抚慰无辜方。法律对责任承担的支持,尤其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为恢复理性的正义提供了救济的途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种救济手段的确立真正在正义上支持和肯定了基于夫妻忠实义务而产生的权利。

三、忠实义务的人文关怀

尽管我们赞成确立配偶权保护制度,主张规定夫妻互负忠实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婚姻制度所涉及问题的广泛性,以及制度设计的未可确定的预期性使它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规制人们必须如何行为的能力,它充其量只能为维护社会稳定设置一个法律的底限,其普遍作用实际上是通过制度中的各种积极因素来影响或引导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行为方式。因此,这种制度的设计不仅是要为权利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救济手段,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的认可引导进而提升来自于民众并深藏于民众的法律意识。“正如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均离不开人们的意识及其积淀一样,法律发展亦离不开人们的法律意识及其积淀。”

这就要求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关系民众的法律意识状况,否则,法律制度设计过分超前于民众的法律意识状况,即便规范的内容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法律的目的;而法律规范滞后于民众的法律意识状况,就无法谈及法律的发展。因此,只有恰当的、适宜的规则设计,才能得到相关法律意识的支持。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法律中的“人文关怀”,而这种人文关怀也正是法律制度设计终极目标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反映到婚姻制度中的忠实义务上,它更突出地强调了法律对伦理道德的干预以及对于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其根本的趋向即为保护人!人具有双重本质,即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社会性是人性的两极,两者之间对立而又现实地统一于人本身,即任何一个个体均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法律所要确立的最佳秩序应能保障所有个体在社会中均衡地施展和释放其个体性。然而,为了享有植根于人本质中的个体性属性的法律权利,它也必然要付出必要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主体的社会性本身。表现在规范层面上,便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便是法律如何调试主体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两者应是一个平衡体,任何规范的设定必须以能维护这个平

衡体为前提。因而法律上过度赋予个体利益或过度强加社会利益都必然是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平衡破坏的结果就是个体与社会同时受损。所以过度赋予主体以自由权利,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实现与过度要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一样,是有害于人本身的!

在婚姻制度的设计中,放纵公民的私生活自主权,否定忠实义务规制婚姻关系的合理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人们道德底限的崩溃,公民法律意识的弱化。于此,婚姻也真成了一纸文书,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有或没有一样的不到保护。人存在于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婚姻圆满、安全、幸福都只能是天方夜谭,而人本身也因此而逐步走向堕落。

夫妻忠实义务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这样一种命题,即法律对公民婚姻生活必要的约束与规制是引导人走向安全、幸福、圆满的必经之路。它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人在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均衡中达到某种和谐,人的价值也将由此得到提升。文章来源:中顾法律(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

第二篇:忠实义务承诺书(夫妻互为承诺)

夫妻忠实义务承诺书

男方:

身份证号: 女方:

身份证号:

为了增强责任感,促进夫妻关系融洽及家庭和睦,男、女双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必须忠诚于婚姻,任何一方不得有下列行为(1.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2.与他人通奸的;3.嫖娼或卖淫的;4.实施家庭暴力的;5.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1.与某一异性的电话、邮件、短信、微信、qq等方式的联络过度频繁,每天往来超过十次,每周超过五十次。能说明因工作原因等正常交往的除外。

2.与某一异性的通信联络中出现明显的情感流露词汇超过一定次数,收到的信息超过三次(含),发出的信息中超过一次(含)。能说明恶意骚扰的除外

3.与某一异性的亲密照片一次以上(含),能说明系正常的同学或同事交往除外。但若配有亲密的通信联络记录的,不能以正常的同学或同事关系相推脱。

4.无正当理由在晚上超过十二点回家。一周应酬时间超过三次的,不能作为正当理由,仍应受处罚。

5.任何一方接到对方的亲密异性朋友的信息的(信息形式不限,包括但不限于:微信、电话、短信、邮件、书信、包裹等)。恶作剧除外。

二、任何一方存有上列行为之一,在离婚时过错方应当少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过错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百分之(10%-40%),无过错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百分之(60%-90%)。

三、男、女双方都认为上述约定是公平的。

四、本协议一式二份,男、女方各持一份。

男方:

日期:

女方: 日期:

第三篇: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

何晓航、何志

 2012-09-12 22:56:35

来源:《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

近年来,夫妻之间为保障婚姻关系的和谐稳定,以赔偿金作为承担违约责任形式的夫妻忠诚协议成为“时尚”。不过,在夫妻忠诚协议中涉及婚姻关系的终止、监护权的丧失、探望权的丧失、人格尊严等,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有损社会公德而无效,因此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因夫妻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的所有权或支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的夫妻忠诚协议,自司法权介入之后,便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观点交锋:夫妻忠诚协议褒贬不一

司法裁判支持夫妻忠诚协议的,可谓比比皆是。自2003年初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令男方因违反“忠诚协议”而赔偿女方30万元,[1]开创了法律作用于婚外情的先河之后,不少法院纷纷效仿。如重庆市一中院于2004年12月份判决支持了女方因男方违反忠实义务而支付的“空床费4200元。[2]有为挽救婚姻在忠诚协议中写道“如果离婚8套房产算妻子个人财产”法院予以支持的。有依据忠诚协议判令男方支付女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1万元,该判决数额可谓“史无前例”,恐怕亦“后无来者”。[3]

当然,司法案例否认忠诚协议的,也并不鲜见。如青岛市市北法院认为,吕某和刘某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但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属一种道德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遂判决两人离婚,驳回了吕某要求刘某赔偿违约金50万元及空床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4]

法学理论界始终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属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其存在赋予了夫妻忠实义务以具体的内容,使抽象的忠实责任具有了可诉性,应当承认其效力。否定说则认为,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实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5]

正是由于法律、司法解释对夫妻忠诚协议没有“说法”,法学界也没有形成“通说”,法院对因违反“夫妻忠诚协议”的裁判相悖,成为“同案不同判”的典型,“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签订忠诚协议的现象,面对司法实践中裁判不规,笔者从合同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等不同角度对夫妻忠诚协议进行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对立法、司法有所裨益。

二、思考之一: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法学界对夫妻忠诚协议法律效力的看法,可谓各抒己见,精彩纷呈。认为有效的观点提出,夫妻忠诚协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义务变成了约定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6]最高法院民一庭昊晓芳法官同意该种观点,可谓司法实务界的代表。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认定为有效,因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总则“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规定的具体化。[7]认为无效的观点有如下几种理由,夫妻忠诚协议是一种身份协议,具有非道德性,不仅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异化,也会形成对人身自由的约束,最终使婚姻自由名存实亡。[8]夫妻忠实义务并不是法定义务,即使“忠诚协议”是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然此种协议并非契约,而是一种“情谊行为”或“社会层面的行为”,因此夫妻忠诚协议无效。[9]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应当属于广义的民事契约,是将道德义务以合同的形式予以设定,虽约定了违约责任,但夫妻忠诚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夫妻忠诚协议是基于夫妻关系合法身份而签订的协议,而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婚姻法》规定,即身份权具有法定性,排除了当事人的约定权,因此,夫妻双方所签订的忠诚协议违反了身份权法定原则。

第二,《婚姻法》第4条所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是关于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的法律化,是倡导性条款。[10]因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并不能依据该条的规定得出是有效或者无效的结论。

第三,如果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有效,则又从“身份回归到契约”,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会被“架空”。如果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无效,现实生活中已经履行的夫妻忠诚协议会因请求返还而大量地涌入法院。因此,无论是认定有效抑或无效,均会陷入“道德审判”的地步,显然法律之手伸得过长。

因此,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认定夫妻忠诚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显然,否认了有效性,也没有认可无效性。若认定有效,应依据夫妻忠诚协议进行裁判;若认定无效,则依据夫妻忠诚协议取得的财产或者赔偿金则需要返还;若认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则当事人依据夫妻忠诚协议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而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依据夫妻忠诚协议要求赔偿的,则人民法院同样不予支持。这样做就可实现让道德的回归道德。

三、思考之二:夫妻忠诚协议是否为《合同法》调整

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是否为合同法所调整,在司法案例中如前所述,裁判不一,在法学理论界也存在争议。赞成的观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个要件,可直接适用《民法通则》。[11]该观点的实质是受合同法的调整。对夫妻忠诚协议应以契约理论作为支撑,解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意思自治于夫妻之间应当有所适用,夫妻忠诚协议约定违约金的,参照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调整的规定。[12]否定的观点,以我国著名婚姻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马忆南为主,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符合我国民法及合同法中“合同”之含义,但由于涉及到身份关系,所以并不由现行《合同法》来调整。[13]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虽以合同的合法形式存在,但没有合同债权发生的根据,它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发生的,故不属于合同之债,不应为《合同法》所调整。其理由如下。

第一,夫妻忠诚协议不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此,合同是以协议的方式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正如民事行为有合法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和非法行为之分,合同也有合法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与非法合同(无效合同)之分。故合同不都是民事法律行为。[14]《合同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民事权利义务”,是对《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关系”的具体化,应作限制性解释,即仅指债权合同。由此,夫妻忠诚协议不是合同法意义上的协议。其实,面对司法实践中夫妻忠诚协议的大量涌现,它们均以提起夫妻离婚诉讼为前提,法院在判决支持夫妻不忠赔偿款的时候,也是基于“判决准予离婚”为前提。截止目前,没有在“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而判决支持因不忠赔偿款的案例。究其原因,是由于依据夫妻忠诚协议主张违约赔偿款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说适用《合同法》的话,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完全可以提起违约之诉,然而,目前没有一个法院突最高法院关于《破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大胆裁判。这进一步反证,夫妻忠诚协议不为《合同法》所调整。

第二,夫妻忠诚协议具有身份性。夫妻忠诚协议虽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的结果,但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签订的协议,因此,夫妻忠诚协议的主体是基于合法的夫妻婚姻关系。基于同居关系、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关系等男女双方不是夫妻忠诚协议的合法主体,该协议自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夫妻忠诚协议之所以得以履行,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没有夫妻婚姻关系,也就没有夫妻忠诚协议的履行。因此,夫妻忠诚协议显然具有身份性。

第三,《合同法》排除了具有身份性的夫妻忠诚协议的适用。从《合同法》第2条第二款“监护、收养等人身关系的协议不适用本法”的规定来看,明确排除了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签订的“忠诚协议”不适用《合同法》。[15]因此,夫妻忠诚协议不是合同债权发生的根据,虽以合同的合法形式存在,但不属于合同之债。所以,夫妻忠诚协议不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因此,从《合同法》角度看,“不忠赔偿款”和“空床费”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6]

四、思考之三:夫妻忠诚协议是否为《婚姻法》调整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为婚姻法所调整,同样存在纷争。赞成者如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令男方因违反“忠诚协议”而赔偿女方30万元的裁判评理认为,夫妻双方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17]显然,该案的裁判意见是适用了《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亦有学者认为,夫妻的忠实义务已被《婚姻法》第4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升华为夫妻间的法定义务。[18]否定者认为,《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不是法定义务,旨在提倡,不在强制,违背忠实义务的一般行为不属于离婚时过错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19]

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不应为《婚姻法》所调整,是由于如下原因。

第一,依据夫妻忠诚协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一)》)第3条“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第29条第3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不能判决一方支付另一方因违反夫妻忠诚协议而支付类似“不忠赔偿款”或者“空床费”的,只能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笔者认为,1.严格执行《婚姻法解释

(一)》对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2.对夫妻双方签有忠实协议,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除《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之前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调整。[20]

第二,夫妻相互忠实属于道德的调整范畴,并不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婚姻法》第4条所的规定是一个倡导性的规定。夫妻双方只有在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达到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程度,才能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无过错方才有权向有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重婚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违法行为。对于重婚的,不仅要确认重婚者的第二个“婚姻’,无效,解除其重婚关系,还应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违背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安宁,因此法律明文加以禁止。

综上,夫妻违反忠诚协议,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一夜情”、婚外恋等行为,显然没有达到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程度,《婚姻法》在立法时给夫妻私人生活留下了空间。当然,夫妻一方的婚外恋等行为,不为《婚姻法》所提倡,也不为《婚姻法》所禁止。夫妻不忠行为是不道德的,应当由婚姻道德来调整,不为《婚姻法》调整。

五、思考之四:夫妻忠诚协议是否为《侵权责任法》调整

夫妻一方因违反忠诚协议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害,应当属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范畴。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违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违约责任说,是建立在“婚姻契约说”的基础上的,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21]基于该契约夫妻双方产生了忠实义务、相互扶助义务,违反这些义务的一方须承担违约责任,对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另一方的损失应进行赔偿。侵权责任说,则是建立在“婚姻制度说”和“配偶权”的基础上,认为婚姻是一种同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内在结构性关系的制度,[22]是一种维系社会伦理功能的社会制度,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基于其配偶的身份享有配偶权,婚姻一方的过错行为侵犯了社会制度,也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因此其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应当对被侵害方进行赔偿。

笔者认为,从婚姻本质和立法状况来分析,将违反夫妻忠诚协议的归之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责任法》更为妥当。其理由如下。

第一,夫妻不忠,当属于侵害配偶权。一是从婚姻本质来看,“婚姻契约说”在我国缺少传统观念基础,很难为大众所接受,而“婚姻制度说”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状况相符,且由于婚姻形式要件和程序要件的法定性,“婚姻契约说”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商榷。另外,虽然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未明确出现“配偶权”的字眼,但《婚姻法》的几项基本原则都已经体现了配偶权的内容,将离婚损害赔偿视为侵犯配偶权的侵权行为,与立法存在着统一性。二是从我国相关法律条文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而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因此说,“空床费”、“不忠赔偿款”不能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23]

第二,他山之石,可资借鉴。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和保证夫妻忠实义务的履行,不少国家的立法规定了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如《法国民法典》第212条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应相互忠诚、相互帮助与救助”。《瑞士民法典》第159条明确规定了“配偶双方互负诚实及扶助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婚姻双方相互间有义务过共同的婚姻生活;婚姻双方互相向对方负责。”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后段规定,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侵害他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个概括性条款。婚姻及性之关系在违背善良风俗加害他人的案例中,最为突出,而此显与传统道德观念有关,其主要案例,如与有配偶者相奸、私娼馆容留有妇之夫与人通奸、强制性交有夫之妇。实务上此等案例得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后段请求非财产上损害的金钱赔偿(慰抚金)。[24]在我国,《婚姻法》亦有明确规定,第46条规定了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将夫妻不忠纳入《侵权责任法》调整。不过,我国《婚姻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是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而导致离婚,并对无过错方造成精神或物质损害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我国《婚姻法》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夫妻一方的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一的侵权行为时,他方才可请求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如果离婚原因不是法定的侵权行为时,则他方不得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离婚与离婚原因相分离,以离婚损害赔偿来惩罚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令过错配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25]

因此,把违反夫妻忠诚协议纳入《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排除当事人对因违反忠诚义务而进行损害赔偿的合同设定,依据损害后果、赔偿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才是理性的做法,才让理性代替了感性。一言而蔽之,让法律的回归法律。

六、路在何方:夫妻忠诚协议的司法、立法完善

夫妻一方违反夫妻忠诚协议,另一方如何寻求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燃眉之急”,即《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的完善;第二步是“长远规划”,即《婚姻法》立法完善。

(一)《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的完善—明确配偶权和请求权基础

1.明确夫妻不忠属于侵害配偶权,配偶权属于民事权益的组成部分。配偶权,是人身权中身份权的一种,也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我国《婚姻法》并未完全确立配偶权保护制度。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制定《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时,明确配偶权属于民事权益的组成部分。

2.明确违反夫妻忠诚协议的请求权基础。违反夫妻忠诚协议的请求权基础为何?即“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此种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基础。[26]请求权基础的寻找,是处理夫妻忠诚协议的核心问题。从前述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夫妻忠诚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违反了夫妻忠诚协议如何办?正如学者所言,我国有关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比如配偶权在立法中并未明确,婚内侵害配偶权的法律保护不够;法律对夫妻同居义务及忠实义务均未上升为法定义务;一方违背忠实义务的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重婚、有配偶者与其他异性同居的情形,不包括其他不忠情形;即使是严重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也只能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赔偿。[27]由于夫妻忠诚协议不为《合同法》、《婚姻法》所调整,应当纳入到《侵权责任法》中调整。究其损害,应当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因此,建议最高法院明确《侵权责任法》第22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为违反夫妻忠诚协议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即请求权基础问题。

(二)《婚姻法》的立法完善—《婚姻法》第46条修订建议[28]

把夫妻不忠纳入离婚损害赔偿,让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更能体现婚姻法对受害人的人文关怀。因此,建议对《婚姻法》第46条进行如下修订完善。

1.把夫妻不忠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中的一个“其他重大侵害行为”的兜底条款。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制裁重大的侵害婚姻关系的行为并对受害方进行补偿,而对于一般的过错行为则将之付诸道德调整,法律不予干预,但重大的侵害行为远不止《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一是通奸生子。配偶一方与他人偶然通奸并生子,并由于该孩子的存在而引起家庭的不宁、夫妻感情的不和、财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另一方配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往往可能比同居的情形更甚,其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可能更大,特别是在配偶一方将另一方与他人通奸所生之子当作亲生孩子抚养多年的情形下,受害的一方其财产损失如何得到赔偿,其精神损失如何得到弥补?二是习惯性多次多人通奸行为,如长期嫖娼行为。虽然每一次都是偶然行为,算不上重婚或同居,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另一方也会遭受长期巨大的精神痛苦,当另一方因此而产生精神病的临床症状或因此感染性疾病时,我们能不认为那是一种严重侵犯配偶的行为吗?三是配偶一方因同性恋长期与同性保持婚外同居关系,难道另一方配偶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吗?因此,《婚姻法》第46条没有进行概括性的规定,显得过于狭隘和绝对。建议在四种情形后增加兜底条款:其他重大侵害行为。这样,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便于对夫妻不忠个案的正确处理,更好地保护离婚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

2.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应当扩大。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下,第三者能否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这个问题在《婚姻法》中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司法解释却指出“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样实际上是排除了第三者赔偿责任的承担。那么,第三者究竟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一是从侵权责任的特点来看,第三者同有过错配偶实际上是实施了共同侵权的行为,那么作为被侵权人,其当然可以向两个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而第三者既然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应当同过错配偶共同承担赔偿的连带责任,除非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而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二是从社会效果来看,要求第三者进行赔偿体现了法律惩罚功能,对受害方进行了补偿和抚慰,伸张了社会正义。因此,我们建议,应从立法上确立受害方对第三者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从而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体现法律的社会价值。

注释:

[1]案情详见徐寿松:“法律能干预婚外情吗—一起‘夫妻不忠赔偿案’引发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11日。该案的裁判意见认为,双方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据此,法院判决男方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

[2]案情详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渝一中民终字第344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提出空床费 4200元的主张,由于该笔费用是指原告与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不尽陪伴义务,给予一定补偿的费用,名为空床费,实为补偿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约定,依法应予以支持。

[3]参见孙欣:《忠诚协议的法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9级硕士论文。

[4]参见“夫外遇妻索空床费,忠诚协议判无效”,载www.xiexiebang.com,2011年6月26日访问。

[5]强音:“试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载《学理论》2010年第11期。

[6]李明舜:《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7]吴晓芳:“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疑难问题探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1期。

[8]郭站红:“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学思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4页。

[10]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1]张玉英等:“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2]隋彭生:“夫妻忠诚协议分析—以法律关系为重心”,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

[13]李恩树:“专家称夫妻间可签‘忠诚协议’,追究过错方责任”,载《法治周末》2010年11月10日。

[14]何志:“如何看待这份保证书的效力”,载《法制日报》2006年3月2日。

[15]梁慧星教授认为,婚姻关系中的违约金条款,属于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危害家庭关系行为类型。参见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同注[14]。

[17]徐寿松:“法律能干预婚外情吗—一起‘夫妻不忠赔偿案’引发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11日。

[18]王忠旭:“‘忠诚协议’引发的法律思考”,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9]同注[11]。

[20]参见《上海高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选登

(二)》。“问题3: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忠实,不得有婚外情,如有违反,违反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约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请?答:《婚姻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经高院审委会讨论.已明确:„„。”

[21]李绍章:“从两则案例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载www.xiexiebang.com,2011年7月2日访问。

[22]苏力:“酷(C001)一点”,载《读书》1999年第1期。

[23]同注[14]。

[24]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77页。

[25]何志:《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544页。

[26]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27]同注[13]。

[28]同注[25],第550-551页。

第四篇:对新义务教育法的思考

对新义务教育法的思考

背景材料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一些孩子“因贫失学”让人心酸;城市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择校”成为许多家长的梦魇„„义务教育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曾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将致力解决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该法于6月29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将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加以思考:

一、从哲学生活角度思考

1、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一直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失学儿童越来越多,根据这一事实,国家出台了新的义务教育法,从而保证了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学校教育。

2、体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教育工作,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思考

1、体现了国家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国家出台新的义务教育法,是深化我国义务教育的一项重大举措,进一步保证了教育经费的落实,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提供了法律保证。

2、体现了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我国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国家出台法律,加强义务教育的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法律措施,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体现了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三、从经济生活角度思考

1、体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国家出台新的义务教育法,深化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的改革,保证所有适龄儿童都能真正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体现了用法律的手段调控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体现了财政的作用。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费用,有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不准收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一切费用。这一举措说明了财政可以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从文化生活角度思考

1、体现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重要性。当今,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国加大了教育改革的步伐,实施真正的义务教育。

2、体现了思想道德修养和思想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知识文化修养,能够促进思想道德修养。我国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让全部的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可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知识文化素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促进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篇:夫妻保证书法律效益

丈夫写保证书是否有法律效力

[案情]黄琳(女)与李裘自2002年5月登记结婚后,因家庭生活琐事,双方时有矛盾,李裘往往动不动便对黄琳施以拳脚。经亲朋好友多次劝解,李裘虽一再表示痛改前非,但常常事过即忘,黄琳渐渐对李裘失去了信心。

2008年7月,李裘再一次对黄琳进行打骂后,见黄琳提出离婚,为挽回婚姻,李裘向黄琳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我保证今后不打黄琳。否则,如导致离婚,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均归黄琳一人所有。”

2009年8月,李裘在酒后又将黄琳打得头破血流,黄琳遂愤然向法院起诉离婚。事情至此,李裘对离婚并无异议,但认为保证书是为了挽救婚姻才写的,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将20余万元的财产全部给黄琳显失公平。

[审判]法院审理认为,该保证书是李裘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的约定,它的产生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也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具有法律效力,遂判决支持了黄琳“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点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的关键也正在于,保证书是否属于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

首先,黄琳与李裘符合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实质要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实质要件包括:(1)缔约双方必须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

(2)缔约双方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约定必须双方自愿;

(4)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

很明显,黄琳与李裘系夫妻,彼此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初双方均无异议,也不违法,即完全与之吻合。

其次,保证书应视为夫妻对财产约定的书面形式。鉴于针对书面形式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或强调怎样的格式、方式,也就表明书面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以是双方的共同签约行为,也可以是单方作出意思表示,为对方所接受。

同时,黄琳并没有对李裘实施欺诈或胁迫等非法行为,并因此导致李裘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对李裘的单方表示,黄琳愿意接受。

此外,本案并不存在显失公平。

在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基于李裘不断实施暴力,黄琳提出离婚,并非是一种优势。从李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时的情形并不是非得出具保证书不可上看,李裘也不存在缺乏经验、判断力或紧迫、草率问题,更何况系李裘自己出于维持婚姻而写保证书,但黄琳并没有要求李裘必须这样做。篇二:婚内保证书法律效力的浅析

婚内保证书法律效力的浅析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发生矛盾后,有过错的夫妻一方,为了和好,自己主动或者应无过错方及其近亲属的要求,向另一方出具保证书。该保证书内容通常主要涉及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子女抚养权归属及抚养费多少和夫妻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等问题。在双方协议离婚未果,进行诉讼离婚时,无过错方往往以此为据,要求法院按照保证书上的内容进行判决。因此,如何认定婚内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对于公正处理离婚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保证 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对于离婚自由,《婚姻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分别就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作了专门规定。其中,夫妻双方协议离婚除了有离婚的合意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取得离婚证,双方的夫妻关系才能正式解除。因此,即使夫妻双方中的过错方违背了婚内保证书上的允诺,但之后双方并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或登记离婚未果,而是进行诉讼离婚,人民法院也只能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以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查明案件事实,判断双方是否达到法定离婚条件,判决是否准许离婚。

(二)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

虽然民法坚持意思自治的原则,《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也允许夫妻双方对哺乳期后的子女抚养问题,自行协议解决,但是此时的“协议”由于已经进入到了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应依职权对双方协议的结果进行审查。如果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协议的结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不予准许。例如,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因此,夫妻双方在诉讼前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保证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的一个参考因素。

(三)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

除了直接以损害赔偿的形式所做的保证外,还存在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两者的区别表现在:第一,生效的条件不同。以离婚为条

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只有在夫妻双方离婚后,才能生效。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夫妻双方的财产约定并不涉及离婚,更不以离婚为条件,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二,财产标的不同。夫妻之间对双方的财产约定范围,既可以是婚前的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而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的财产范围只能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应排除在外。如果涉及到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只能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对于这部分婚前财产,应当做夫妻财产约定来处理。按照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以及《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综上,婚内保证书中关于婚姻关系是否解除和子女抚养问题,在诉讼离婚中,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处理的保证的法律效力,则要就是否属于损害赔偿,夫妻财产约定或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篇三:夫妻“忠诚协议、保证书”效力终极论证-法律知识

夫妻“忠诚协议、保证书”效力终极论证

逯献旭

从多年前夫妻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忠诚协议书、保证书”,内容大体为:一方出轨或者有暴力行为,另一方支付多少财产或离婚时净身出户。针对这样的协议,全国法院判决不统一,但总体还是倾向于此种协议无效,但有些法院仍会将涉及财产额不是太大的认定为有效,想必法院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双方利益的平衡,但是又岂能以金额大小来判定有效无效。至于恋爱关系、同居关系之间的“忠诚协议书、保证书”是纯碎道德上的约束,不受法律调整,在此就不在多说,现针对夫妻关系之间的这些协议从如下几个方面谈谈:

一、关于夫妻财产问题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夫妻之间财产约定制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两种形式。

所谓财产约定制,指夫妻之间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这种财产约定制是比较具体的,应具有对财产的具体说明,“忠诚协议、保证书”则很抽象、模糊,且具有附加条件,显然不是对夫妻财产的一种约定。从法条文理解释上看,财产约定制只有“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四种,不包括全部财产归一方所有,那么“净身出户”率先就违反了这一规定。

“忠诚协议、保证书”的签订往往是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这些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婚姻关系的维持和存续,显然也不是离婚分割协议。所以,忠诚协议、保证书无论是从内容性质还是形式要件均不是上述两种。

二、“忠诚协议书、保证书”看似乎符合合同法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实不然。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具有人身关系性,包含着感情因素在其中,不同于做买卖,不能用商业模式来衡量,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爱和信任基础上的成立的一种关系。“忠诚协议书、保证书”一方在签订的时候往往投入一定感情,基于夫妻之间婚姻关系持续稳定或者和好如初的目的,具有妥协性。而合同法调整的是商业模式上往来,所以并非商业模式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的“不得出轨、不能家暴”也不是一种商业对价。

三、对于一方出轨、与他人同居或者有家庭暴力行为,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

救济手段。

虽然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互负忠实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只是一种提倡、倡导性的义务。一方出轨、与他人同居或者有家庭暴力行为,另一方可以作为感情破裂的因素,提出离婚。法律也规定,一方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在离婚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严重的还可以构成重婚罪和故意伤害罪。《反家暴法》也即将出台。

出轨、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与一个人的品行、性情、道德素养、对配偶的满意程度等具有直接关系。针对这些因素和基于感情、家庭稳定等签订的协议,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没有商业对价,不得直接适用于合同法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认定有效,否者将成为一部分人滥用的工具,如威胁、要挟、胁迫、引诱等等,不仅不利于家庭、社会的稳定,反而破坏了以爱和信任为基础的婚姻,从而变得商业化,破坏了长久持续的婚姻家庭模式。

综上所述: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保证书”,倘若实质内容不具有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形式应当不受法律保护,只是道德上的一种约定,道德上的约束在没有法律明文确定的时候,是不可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遇人不淑是一种道德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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