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一起工商登记行政案件的法律思考
对一起工商登记行政案件的法律思考
[要点]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査公司登记事项时应采取形式审查的审查方式。但形式审查只是不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取证，工商机关仍然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工商备案的材料反映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人民法院不能简单采取形式审查方式对于有证据证明登记错误的，可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必要时可判决撤销或确认违法。
[案情]
原告于某某，男，现住济南市。
被告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三人某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第三人赵某，男，现住东营市。
第三人王某，男，现住东营市。
原告诉称，原告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06年3月22日，赵某、王某持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原股东会决议在被告处进行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股东变更登记,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核准,使原告无法行使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权利，影响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对某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股东变更登记核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山东某司法鉴定所于2006年7月12日出具的《鉴定书》，该鉴定书鉴定结论:2006年3月22日某市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甲方签字“于某某”不是于某某本人所写。
被告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答辩称，某市房地产公司于2006年3月23日向被告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公司章程、执行董事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7、30、35、38、40、52条的规定，被告认为其申请材料符合法律规定,材料齐全，同意受理并核定其申请,更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程序合法。被告只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有关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书面审查,不对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因此原告认为赵某、王某某变更材料为虚假材料，对因此引起的后果被告不承担责任，应由申请人对有关材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被告于2006年10月9日向法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7条、第30条、第35条、第38条、第40条、第52条的规定，工商企字(2001)第67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以此证明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符合法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答复的规定。2.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某市房地产公司申请书中申请变更事项包括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由“于某某”变更为“赵某”，股东姓名由“于某某、赵某、韩剑”变更为“赵某、韩剑、王某某”。3.某市房地产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表,该表记录的是变更后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监事的身份情况。4.某市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是变更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登记。5.某市房地产公司新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了有关成某某股东会、变更股权、制定新的公司章程以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等事项，股东签名处“赵某、韩剑、王某某”。6.某市房地产公司原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了将于某某的200万股权转让给赵某、王某某等事项。股东签名“于某某、赵某、韩剑”。7.某市房地产公司公司章程。8.某市房地产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9.某市房地产公司关于于某某与赵某、王某某转让股权的协议。
第三人某市房地产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赵某和第三人王某某未进行答辩。
[审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06年12月5日对被诉的变更登记行为予以更正。原告于某某遂以被告已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于同日申请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愿申请撤诉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且其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于某某撤回起诉。
[评析]
这是一起因某房地产公司变更公司工商登记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名股东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己，原法定代表人则以该股东系伪造其签字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公司变更登记,恢复公司原始登记状况。本案最后的处理结果比较简单，以被告自动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回起诉结案，未进人实体审理。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起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登记行为的案件越来越多，而如何认定和把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中的审查方式，一直存、在一定的分歧和疑问，笔者试图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工商行政登记程序中的审査方式
学理上认为,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公示公司信息，以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迅捷。基于这一理论，实践中，公司登E机关在办理公司有关工商登记事项时，监管职能相对弱化，审查过程形式化，由此造成申请人提供虚假身份资料、股东出资不实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当公司登记制度起不到经济监管作用，又不能正确提供公司信息
时，作为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几率就越来越高。所谓公司登记的审查是指，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对公司申请登记事项进行审核、检査，以决定是否予以登记的行为和程序。公司的登记的审查方式主要有二种，即形式审查、实质审查。所谓形式审查，是指行政机关仅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即审查其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对于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不作审查。所谓实质审查，是指行政机关不仅要对申请材料的要件是否具备进行审査，还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在不同的审查方式下，公司登记的证明效力是不同的。由于形式审查只对申请文件的完备性进行审查，至于申请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在所不问，因——此,在该审查方式下，公司登记的证明力较弱;实质吣.审查则正相反，由于审查内容包含了申请登记事项；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此时的公司登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那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公司登记m事项时应采取怎样的审查方式呢？ ^
由于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I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未对公司登记的审查'u，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采用何种方式对公司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争议较w大。但从总体上看，形式审查的观点占据了主流。笔;者认为，公司工商登记的审查方式应为形式审查的:观点是成立的。2001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工商企字(2001)第67号《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寫》，该批复明确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真实的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登=记主管机关的责任是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以及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及其所记载的事项是否符合有关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因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不真实所引起的后果，登记主管机关不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或不按规定程序予以登记的，登记主管机关应根据情节给予相关工作人员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该规定即是工商行政部门采取形式审査方式的主要法律依据。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要求公司登记机关对众多公司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也并不现实，所以实质审查的观念也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
二、关于形式审查的审查标准
笔者认为形式审查毕竟是审查，对工商机关而言，只是不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取证，但仍然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工商备案的材料反映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那种认为只对材料的数量齐全负责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行政机关至少应该从形式上排除虚假材料，它的审查限度应该为在专业注意的尽可能范围内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工商登记审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应该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数量上足够，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形式；其次应该审査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因为材料的合法性只要进行形式审查即可确定，不需要工商机关进行调查，因此工商机关应该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提交的资料反映的内容不足够，应该让其补充,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工商机关也应有义务让其改正。
具体到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审查，第一，对股东会决议的召开、议事、和表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工商机关是有审查义务的。当然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违背法f和行政法规，工商机关更负有实施法律的义务。第二，工商机关对备案材料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的差异是负有审査义务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等都是在工商机关备案的。对于当事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存在明显差异的，只要比对一下备案的法定代表人签名肉眼即可发现的虚假，应该属于形式审查的义务范畴。如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其任董事长期间在发票、文件等上面的签字，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其签字系假冒。应该说,原告提交的这些签字如果与工商机关的备案是一致的，那么作为正常人的注意是完全可以发现真伪的。本案中，原告还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其委托的鉴定机构对笔迹的鉴定结论，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对于非经笔迹鉴定不能发现真伪的签名应当是不属于形式审查的义务。
三、关于司法的审查标准和裁判
人民法院应如何对行政机关采用形式审查方式
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呢？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在当事人依法提交申请资料的基础上，依照法定要求对申请资料予以书面审核，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不作实质性调查。因而，行政行为被提起诉讼后，法院对行政机关不能苛求，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应遵循形式审查的标准，即只要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无形式瑕疵，该行政行为即属合法，法院就应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仅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真实含义，而且同我们的司法理念也是相悖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时,切实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但在诉讼中确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提供了虚假申请材料或通过违法手段骗取了工商登记，法院如果按照形式审查的理念,判决维持被诉登记行为，其结果将是非常消极的。首先，客观存在的违法登记行为将无法得到纠正，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由于受行政行为效力的约束，将继续承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其次，司法监督的真空，将不利于行政机关责任意识的加强，行政机关很难有压力和动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第三,从我国国情和民情出发，法院如果维持事实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行政登记行为，显然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必然受到影响。所以，法院在审理该类案
件时，对那些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实提供了虚假申请材料的，法院可以首先督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时对工商登记进行更正，原告在达到了诉讼目的后，如果同意撤诉，可以以撤诉方式结案。本案即采取了该种处理方式，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如果不同意撤诉，也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的有关规定确认工商登记行为无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果不能及时更正，在充分考虑不会对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权益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应当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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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土地确权行政案件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土地确权行政案件几个问题的思考
土地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涉及土地的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案情复杂，政策性强，历史遗留问题多，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中的难点之一。本文所称土地确权案件指颁发土地使用证的确权案件及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的两类典型的土地确权案件。笔者试图以土地确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对现行行政诉讼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检讨思考，并提出予以完善的粗浅建议。
一、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的作用与立法预求相去甚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提供保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渠道，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就是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立法预求。就土地确权案件而言，行政诉讼的立法预求难以实现。理由如下：
一、土地确权案件不仅涉及土地行政管理关系，同时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单纯的行政诉讼以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制度，很难触及查清行政争议的本质，使行政审判的审查停留在行政行为的是否合法的表层的问题上，当然这对于行政审判而言是核心问题，而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角度讲，这里的审查显然属于表层次的问题，这是行政诉讼审查制度与立法目的在土地确权案件中暴露出的矛盾。
二、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往往得不到人民法院的审查角度、范围完整的呼应。行政相对人之诉愿在于实现其对土地的使用权，实现其民法上的物权，希望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其根本的请求，但行政诉讼的审查角度虽然立足于相对人的民法上的权利即土地使用权而赋予其起诉的资格，但审查的靶子是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全面审查，只要存在五种违法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即应判决撤销。相对人民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得以实现，并不是行政判决关注的焦点，其裁判的结果也往往不能满足相对人的根本的诉讼请求。
三、撤销判决对相对人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只能是宣告式的，宣告被诉确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真正使其权利的内容明朗化、确定化。因此，即使判决撤销确权文件，决定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第四、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行政机关败诉后不再作作为，拖延作为的问题，有的将矛盾推向法院，从而使当事人最高关注的土地权利悬而未决，使当事人长期陷入无尽的纷争中，审判实践中因不服土地确权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反复审理长达五、六年的并不罕见，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均受到质疑。
上述问题实质就是行政审判土地确权案件并不能一步到位，切中当事人真正的诉愿，将其关注的民事争议解决彻底。针对该问题，有人提出以行政附带民事的方式一并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61条似乎采用了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对98条司法释义专著对该条解释又称行政与民事的判决、裁定一般分别作出。这其实并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只能是同一审判组织包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而已，况且分别作出必然由行政庭作出民事判决，违反了法院组织法及诉讼法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行政附带民事制度。这类行政争议基于民事而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争议是天经地义，合并审理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出台前，土地使用权争议案件本身就是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或是第三人提出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请求都应该允许，而事实上无论原告或第三人除对被诉确权决定表示异议或支持外，对争议土地的归属肯定是要提出自己的请求。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笔者如判决的情形归纳如下：
（一）政府对土地之确权行为合法的，判决维护。
（二）土地确权主要证据充分，而存在程序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确认违法由人民法院以司法权确认土地权。
（三）土地确权主要证据不足，而法庭可查明事实的直接由法院判决确权。
（四）土地确权主要依据不足，而人民法院又无法查明权属的亦由人民法院本着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依相邻权理论法律作出土地权属判决。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相邻关系的诉权规定与《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权属争议解决机制冲突
98条解释第61条仅限于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方能启动行、民一并审理程序，对被告作出的颁发土地证书的确权行为在颁证违法的情形下是否应启动行政附带民事裁判程序？实践中很少有人提及。因为这里不存在行政裁决而且裁决违法的前提。而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而引起的行政案件在全国范围一直在20%以上，这类土地确权案件能否得到妥善的归属和处理关系到行政审判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实践中不服颁发土地证的情形有以下两种：一是有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侵权；二是无证的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笔者认为，无论起诉方有无相关证件起诉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侵权，只要有行政诉讼法上所称政府颁证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即是有原告资格，可以起诉。但问题是颁证行为被撤，被维持当事人间暗含的民事争议并未消除，而人民法院又不能一并解决。笔者认为如上述两种起诉的情况，过去的行政审判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服颁证行为并没有反映矛盾的实质。因此，人民法院没有厘清不服确权行为的实质而简单地受理而形成了隔靴挠痒。笔者认为，此类纠纷应当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理由如下：所谓土地权属争议，望文生义是指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年1月3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同年3月1日实施）即采用了上述定义。针对上述不服颁证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表面看是对政府的颁证行为不服，仅指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而事实上当事人不服之理由则是当事人认为该行为侵犯了其特定范围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当事人起诉的前提必然是关于特定范围的土地权属与相邻方或其他相关方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各自均主张权利，否则根本不可能引起一方对政府给另一方颁证行为不服的问题。既然如此，笔者认为颁证行为仅仅是造成土地权属争议的原因，而当事人的诉愿指向应该是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因此，应该看到在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的土地权属争议才是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故颁证行为是表象，纠纷实质是土地权利之归属。因此，人民法院抛开人民政府直接审理颁证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笔者认为让人民政府依《土地管理法》第16条按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解决，人民法院在争议违法、当事人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依行政附带民事判决的方式一并解决应该是一步到位的解决争议的最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有学者也认为，土地权属争议的前提是各方均没有权属合法、面积准确、址清楚的权属证明文件、办法文件，但历史上已由他人无条件合理的长期使用至今，造成永久性占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对土地权属争议外延的人为的限制，争议是双方当事人的态度，至于争议是否有道理那是实体问题，即使双方均有证件，各方也仍然对证件的理解表示不同的意见，依然可以形成权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处理争议机关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第（一）项为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由此可见，有证件依然可以形成争议。有一点须要说明的是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方式，《办法》并没有明确如裁判的形式多种多样。笔者认为这种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的行为，应该包括驳回申请，维持现状，如须撤销土地证件（该争议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应对争议的土地归属作出结论。如果不作为土地争议先行由政府处理。相邻方的任何一方起诉，很多情形下会形成互诉对方的土地证，甚至双方均被撤销，再由政府重新确权又可能产生新的被诉颁证行为。而依笔者之见以可直接抓住各方争议的民事争议，同时不至于使政府绕过对颁证行为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对处理决定审查时仍然可以对颁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防止违法的颁证行为不能得到纠正。综合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98条解释第十三条中赋予相邻权一方具有行政起诉权对于土地相邻关系中的土地使用权争议问题解决方式与土地法的解决方式相冲突，笔者认为，这种笼统的关于相邻关系方诉权的规定，没有引导出正确的解决纠纷的途径。应对土地相邻权引起的行政争议明确界定为土地权属争议，先行由政府裁决，这样可以使大量的涉及土地的案件在进入人民法院前经过政府部门的第一步的梳理审查，更有利于政府自我纠正违法行为，也方便当事人申请，更重要的是可以大量减轻人民法院日益沉重的审判压力，也符合现代行政裁决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关于土地等自然资源争议先行复议中复议前置的范围及复议与诉讼如何衔接存在激烈的争议。依笔者之见，准确界定土地争议范围，提倡政府裁决在前，人民法院作终局裁判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三、行政诉讼在土地确权案件中忽视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个别情况下审判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纷争
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旦作出，就应被推定为合法有疚。法律要求相对人予以信任和依赖。基于信赖因素的存在，法律也应保护相对人基于依赖所生之利益，禁止政府行为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在行政审判也应当对相对人的依赖利益予以高度重视，对违法行政行为实行有限有撤销，土地确权案件主要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设立了第三人制度，但对第三人是否可以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没有明确规定，以至导致人民法院在只要原告启动诉讼程序时即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第三人的举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否有参考作用法律规定态度不明，从而忽视了第三人的利益。以土地确权案件为例，第三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是基于被告的审批、确认，为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稳定，为禁止政府行为反复无常，信守承诺应该对相对人因信赖政府而取得的利益予以保护，这是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行政审判应该关注第三人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取得的财产或其他方面的利益保护，不能因被告的违法行为而承担实际上的损失。在不服颁发土地证的土地确权案件中，实践中一般不作土地争议理解，更容易忽视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当事人已修房盖屋的情况下，撤销证件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隐患。笔者认为只要不存在证件两证权利冲突、重叠问题一般不能撤销。而最合乎实际的方法应将其归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政府在处理争议中首先对争议问题作出处理，如果须要撤销证件，由此造成的损失被告应给予适当的补偿，在人民法院审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中对当事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件只要不存在权利冲突的一般也不能否认其效力，这既是出于对维持社会安定性的考虑，也是对诚信政府的一种支持。在涉及土地确权案件中，轻易地撤证行为可能使政府无所适从，也使人民法院无所适从。值得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否认颁证的合法性，依职权再作土地权属的裁判，必然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兼顾政府在行政行为中的档案材料，在事实确定难以查清的前提下，只能以公平原则、以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为原则，当然法院的司法能力将承担考验。
综合所述，人民法院审理土地确权案件应该明确适用行政附带民事判决，并应与土地法相呼应，明确土地权属争议的范围形式，在判决中应确立信赖保护利益，尽量避免引发新的矛盾，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河南宝丰县人民法院·高素芳）
第三篇：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摘要：在整个监督体系中，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是别的监督方式所不能触及的。它能够用其特殊的广泛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不过在现实中，它却存在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民众监督意识不高等困境，提出应以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培养民众监督意识等措施予以突破。
关键词：舆论监督；行政权力；政务公开
The 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of legal thinking Abstract :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news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because of its universality and freedom are other ways of supervision can't touch.It is able to use the special way of a wide range of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of our rule of law.But in reality, it exists im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ublic supervision and consciousness is not high, should be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increase the trai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break through.Key Word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administrative power;government affairs
新闻舆论监督能够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务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披露、建议甚至批评，它既是一种社会传播活动，同时也是新闻媒介的一项基本功能。其监督范围是相当大的，几乎能够覆盖其他所有的监督形式，包括组织、团体、个人等，不过在效力范围上每种监督方式都各有不同。所以，一个国家文明法治程度综合水平的高低往往与其国家的新闻舆论监督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发展。[1]。因此，具备一定法律制度保障的新闻舆论监督才能更好的存在一、新闻舆论监督概述
新闻舆论监督有着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的分别，新闻舆论监督的广义概念是指新闻舆论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方面的监督，而新闻舆论监督的侠义概念是指新闻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也就是指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团体表达的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活动
[2]。针对新闻舆论监督不同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且他们所表达的侧重点都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各学者之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组织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比如电视、报纸等，去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非经法律允许，不够任何限制。新闻媒介的功能较多，其中较为基本的一项功能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其特殊性最为明显，因为它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是别的监督方式所不能触及的。所以纵观所有的监督方式，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最具有大众化的，而且能够用其特殊的广泛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
二、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
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潜在着强大的能量，但我国目前的新闻舆论监督中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亟待解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所以其监督的范围和方式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舆论监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其发展道路上依然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需要及时解决，其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关新闻监督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
我国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定本来数目就不多，而且多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作为支撑。而且大多数相关规定多为政策性的，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缺乏实施效力。再者，这些法律与政策之间的规定多而混杂，没有形成统一的新闻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法规之间的错位。严重影响到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实施，所以当前在法律层面存在的困境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解决新闻的立法问题，并且切实解决立法后的混乱问题，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政策性规定根据其效力的大小不同进行合理的梳理规划。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关方面的各种立法正在有序不紊的进行，同时也包括新闻监督方面的立法，这样做到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完全符合我国关于廉政建设的大政方针，坚决杜绝贪污腐败。[3]
（二）新闻舆论监督中诉权滥用现象严重
新闻侵权诉讼，是当前干扰舆论监督的最新动向。从一般性意义上讲，随着公民舆论意识的不断加强，新闻纠纷出现的几率就会不断加大，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多数时候，新闻纠纷的产生往往会成为新闻舆论监督有效实施的绊脚石，阻碍其顺利前行。根据有关报道显示，近一半的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大众监督群体在实施监督过程中遇到过新闻纠纷，究其产生的原因，其实很偶然也很微弱，不过有时候纠纷的发生是被监督方故意实施阻挠而发生的，往往容易引起监督主体的畏惧心理。更有甚者让监督主体处于危险的境地，进行胁迫和恐吓，想方设法阻碍新闻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4]
（三）民众参与舆论监督的程度不高
从总体讲，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准的限制，全民整体素质不高，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还不强。我国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况且农民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据着大部分，并不是说农民的舆论监督意识不强，而是说在农村基础条件相对来说比较简陋，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方式相对缺乏。同时一些人抱着“独善其身”的想法，只要这件事与其自身利益无关他就不会去过问，往往保持冷漠的态度。因此，在各种障碍因素的综合影响[5]
下，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往往存在着限制。
三、对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一）建立健全新闻法律体系
出台一部合理规范的《新闻法》必然会大大增强新闻工作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决心和意志，而受到新闻舆论监督与批评的个人和组织，在数量、范围上也必然会扩大。那些不愿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个人和组织，必然会运用他们掌握的法律资源和权力资源，对抗来自媒体的批评和压力，使后者遭到削弱，甚至化为乌有。当然，任何困境都不是一部法律能够顺利解决的，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配合与支持。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立法质量还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低水平的阶段，所以除了立法的加紧进行外，还需要提高我国人大的整体立法水平和各个部门的有效配合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舆论监督的顺利展开和进行。此外，还需要政治体制大环境与新闻体制小环境相适应，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需要建立融合到位、良性互动的关系。[6]
（二）规范公民诉权应用程序
我国有关职能部门应该、严格规范新闻诉权的运用，避免被报道人滥用诉权，影响新闻舆论监督效用的发挥。首先，新闻媒体之间应该采取联合行动，形成多家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势报道，特别是战略性舆论监督报道，针对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应该让多家新闻媒体联合起来进行广泛的、持续的报道，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不过为了能够实际解决问题，这样做容易造就新闻舆论强势，形成良好的和谐氛围 [7]。其次，强化新闻媒体与其它职能监督部门的联系，监督并不是只有新闻媒体这一种方式，它包括司法监督和立法监督等等，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监督效果，有必要把各种监督方式联合起来，充分发挥他们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提高监督效力。
（三）加强培养公众的舆论意识
公民的新闻舆论意识不仅决定着舆论范围的大小，而且决定着舆论内容和效力的强弱，更是舆论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我国整个舆论氛围生成的关键要素。公民舆论意识的培养是一项系统、综合的社会工程。大众传播媒介理所当然承担重要职责。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就目前而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通过自身的对信息的传播，使公众对信息的知晓和接近达到最大可能，这是公民舆论意识培养之关键。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我国公民的新闻舆论意识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所以我国今后的在这个方面的任务依然繁重，加大公民的舆论意识培养依然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江小河．科学发展是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主线[J]．法制与经济，2007。
[3] 侯健．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J]．复旦学报，2001，(3)。
[4] 张康之．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5] 周志忍．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J]．政治学研究，1999，(2)。
[6] 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J]．中国法学，1998，(6)。
[7] 秦晖．从法治角度看舆论监督[J]．南方日报，2003。
第四篇：对“永恒的洞穴”的简单法律思考
对“永恒的洞穴”的简单法律思考
——《洞穴奇案》读书笔记
洞穴奇案是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的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它根据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和其他类似案件所引发的诸多关于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的问题，将当时人们牵扯到的诸多争议一一再现，虚拟了这一宗同类相食案，该案件涉及到陷入绝境、抽签、公众同情、政治因素、紧急避险抗辩及赦免等事实，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寨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于是，就有了《洞穴奇案》这本书。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
案件事实：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5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威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威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威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丨防和谐丨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威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威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威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威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
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威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威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后最高法院五位大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局，因此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4300年４月２日上午６时，四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刚刚看过案情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了最初的判断，而当我抱着自己的观点开始阅读，渐渐发现书中一些法官的观点，推理，逻辑无情的质疑着我的观点；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也会惊喜的发现某个法官论证上的漏洞，然而，又会很快发现，这个漏洞已经被另一个法官反驳但又随之出现新的漏洞，也正印证了在读此书之前听到的一句话——“你对此案例的所有看法都会在法官的观点之中”。
阅读完整本书，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但我还是坚持了我最初的判断——四名被告应被维持有罪判决。当然，这是出于一个法学本科生的法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些想法的论证仍难免幼稚。下面是我对于此案主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生命处置权
一个人生命的存续与否不该由他人来决定。我想如果此案中被害人一开始就采取奉献的方式使得其他四人以自己的身体为食，判决当然会有所不同。而事实上，其余四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考虑，最终使用带有强迫色彩的方式夺取了他人的性命。虽然投掷骰子的想法是由被害人威特莫尔提议，但是在最后的关头，出于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恐惧和求生的信念，他并没有积极主动的实践这个可能相对最为公平的方式维系生命。
塔利法官的“一命换多命”的观点可以说是荒谬而可笑的，这实际上是把生命的价值用简单的算术方法进行比较。而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无论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万个生命都是一样，假设因为要救地震中的一个人而损失了多于一个人的官兵或群众，难倒能说这样的营救是无意义或“不划算的交易”吗？一个患有肾脏疾病的公民不能杀掉一个合乎配型的人、取走他的肾脏用来移植，即使受害人也患有重病不久于人世，那么同样，本案中被告也不能杀掉一人以吃他的血肉使自己存活。
生命是法制社会中最宝贵的存在。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主体就是自己，在法律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这让每个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法律和道德均要求每一个人平静地面对死亡。因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是一个道德原则，又是一个法律原则。
二．关于紧急避险
九位法官的判词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萨伯的论述几乎快把我弄晕了。抛开九位法官的观点来单纯进行分析，个人认为，本案中的情形不属于紧急避险。紧急避险通常来讲应具备四个条件：1.合法权益遇到了正在发生的危险，即危险状态；2.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即避险行为；3.造成的损害与行为方式在必要限
度之内，即损害限度；4.紧急避险对象是第三者合法权益，即避险对象。
首先在本案中，危险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危险状态是指某种利益可能遭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它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而非想象或推测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实施避险行为。本案中四名被告人当时所面临的危险是死亡，而他们只是感到饥饿，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实施所谓的避险行为时正在发生死亡的危险。
其次，这种损害方式显然已经超出必要限度。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前文中已阐述，生命的价值不能以简单的计算来衡量，也就意味着，不能说一命换多命是“划算的交易”。
最后，一般来说，紧急避险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不是危险的来源，而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但并非任何第三者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主要指财产权和住宅不可侵犯权等，不包括第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用损害他人生命和健康的方法实施紧急避险。
三．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的权威性
法官的确具有自由裁量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法官应该具有自由裁判权的理由。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也就决定了法官在此案件的量刑方面绝对不能具有自由裁量权，那么问题的焦点在于法官在定罪方面是否应该具有自由裁量权。时代是发展的，而法律是相对静止的；社会生活是无限的，而法律条文却是有限的。立法者在立法之时，不可能将法律将要面临的所有问题均考虑在内，因此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从而将法律所承载的规则运用到具体案件之中。而必要的自由裁量绝不是对立法权的僭越，恰恰相反，法官的自由裁量所形成的规则往往可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离开了自由裁量，职业法官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更会导致法律的无法实施。但没有人会期待法官具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应该要收到一定准则的限制——坚持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法律是立法者价值判断的体现，而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会发生变化。同时，法官个人由于成长环境、受教育的背景、社会生活经验以及心理素质的不同，对于立法者价值判断的把握也会发生差异，这就容易使法官在法律解释和运用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
法律的权威性在于不被轻易的打破。对于四名被告，我们也许出于同情而将自己假设于困境，从而自然地认为他们应该被理解和原谅，却忽略了他们所牺牲的价值成本。法律对人的生命权已有神圣的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应被判刑法。
为了保持法律权威性，理应保持其本来面貌，过多的解释越是对法律权威性的亵渎，基恩法官的判决思想被许多人以形式主义而批评，其实形式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维系公平的最大化，离开形式主义的法律解释只可能是自私的。法条的规定，我们理应按照最简单的字面解释执行，最大程度减少利用法律谋求私利的可能性。按照平实简单的方式理解和执行不仅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而且对所有人都会保持最大的公平，不会因人而异。
坦率的说，我害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中国，不只是自由裁量权，我害怕各种各样的权利会对法律的运作产生影响。但现实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希望能尽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个人在这一点上基本赞同基恩法
官的形式主义。
四．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以十个人的性命去拯救即将判处死刑的人是如此荒谬，支持他们无罪的决定又十分不健全，仅仅以推理方式合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考虑皆被另一考虑所制约，因此判决的两难最终使唐宁法官选择了明智的退出。
道德与法律，这是个古老的话题。大多数情况下，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衡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对极少数情况而言，如本书中的“洞穴困境”，以道德准则来评判和以法律准则来评判显然得出了南辕北辙的结论。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但是道德原则相对于立法和司法而言，份量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一点，伯纳姆法官论述地很清楚，“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禁止谋杀有其道德动机：它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因此禁止它。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出于别的原因而禁止谋杀。但是，人民不允许法官们适用自己的道德观点。法官的任务是解释立法机关的语词，这些语词反映了立法机关的道德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道德观点。”
一般情况下，除非法律是明显的恶法，它挑战了社会存在的最基本最权威最具有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冲突达到了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否则一般以维护法律的稳定为主。显然，本案中所使用的法律并不存在恶法的问题。
基于以上观点，我坚持了我的判断，对于四名被告人维持有罪判决。在书中，无论是五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后，五位大法官和九位大法官都得出了持平票数的结果，虽然如此，但也正因为这样，五名洞穴中的幸存者才被维持原判并执行了死刑，从中，我们也许能看到这些法官们（或者说是富勒和萨伯）共同的底线价值判断。
最后引一段书友评论来作为结尾：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某件刑事案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我希望我的动机不是‘试图以激烈手段为自己或他人寻求公正’，我宁愿作为一个职业罪犯被审判。如果我不幸被杀，我希望凶手是个体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丧生于个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运气不好。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谓的民意或行政干预来令我脱罪——尽管我欢迎那样的结果。我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审判者是闪耀着人类伟大理性光辉的真正的法律，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能不为政治所左右地运用它，他们理解并且始终追求，没有什么比捍卫公民个体的意志和权利更能实现社会的法治与公正。”
2011年6月2日
第五篇：对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几点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越来越多的新社区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因此，在建设文明城市过程中必然需要建设文明社区。《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的文明社区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无疑，当前的“法律进社区”活动将为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城市社区提供法律保障。认真、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将有效地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从而推动法制建设和法治进程。
“法律进社区”作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新的重要举措，自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综观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新举措来强化“法律进社区”活动，以增强其实效性。笔者认为，在推进这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活动中，应当及时进行思考、总结、归纳，在现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该活动的各项举措，更进一步推动其社会效用。
一、“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宗旨和现状
“法律进社区”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进一步推进社区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得到各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推进社区依法治理进程，建设文明祥和的社区是该活动的应有内涵。因而，“法律进社区”不仅是一句动人的口号，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内容和切实的举措，要使活动深入人心，让居民真正从活动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对法律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要将“法律进社区”活动持之以恒，把社区法制宣传、普法教育等内容作为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深入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该项活动初期的主要内容是在各社区开展“四个一”建设，即“每个社区建一个法制宣传栏，建立法律学校或者每季度上一堂法制课，每个社区配一套法律图书，建立一支法律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当前，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各个社区都能满足这几项条件或者在尽力完善过程中。但是由于各个社区的工作环境、繁多的事务管理工作以及其他因素，有些社区对此项活动的效用认识不能非常到位，对该项活动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尤其是一些新成立的社区管理工作者，对这项工作还不够熟悉，或者工作为能到位。这些都是日后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应当尽快解决的事项。
从“法律进社区”开展情况来看，各社区、各部门单位还结合实际，对“法律进社区”中法律宣传、依法治理等内容能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法律进社区”活动的长远和近期规划、保障体系、考核评估体系、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二、“法律进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和综合性
新的形势要求普法宣传的手段方法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法律进社区”活动即是普法宣传手段的一项重要创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纠纷也会必不可免地产生，比如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劳动工资、商品房买卖、医疗保障等。由这些问题引起的法律纠纷日渐增多，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矛盾，但其中也有缺乏法律知识，不能获得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原因。这些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手段很好的解决，就会有效的减少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进社区活动”大有可为，同时也必须紧扣社区群众的各种各样法律需求。
我区××街道××社区的“法律进社区”活动实践充分体现了社区民主法治、社区法律服务的社会效用。其创建民主、法治社区的良好效应更说明了深入持久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在创建文明和谐社区的法律保障作用。*年来该社区未发生一起黄赌毒重大刑事案件，无一起集体上访，无一起×××等邪教组织滋事事件，社区“四个民主”真正得到落实，社会面貌有了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综观其他地区和我区的“法律进社区”实践，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依法治理和普法教育等各项内容作为该活动的支撑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能取得更大的实效。这几项内容在进社区中能互为补充、互为依托。这也是司法部整合法律服务各项职能积极推进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开展的精神的体现。
三、关于进一步增强“法律进社区”活动实效性的几点思考
（一）“上”“下”一致，做好反馈评估机制。“上”是指由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固定宣传，主要是利用社区现有的法制宣传栏和社区图书管法律角进行宣传；二是定期宣传，每个社区要做到在每周或者每个季度例会上组织干部或者社区居民在法律学校进行普法学习；三是规模宣传，结合专业法律法规宣传和“12.4”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在社区内组织居民、成员单位开展规模宣传，送法律常识小册子、宣传资料和法律书籍；四是文艺宣传，发挥社区自身优势或者邀请其他单位，开展社区成员单位及居民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演出。“下”是指由下而上的社区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体现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检、法及行政执法部门人员进社区开展“以案释法”活动等活动中的社区群众重点关注的法律问题。
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由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紧扣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对特定时期的一些热点法律问题着重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这些法律宣传的效果能够通过由下而上的途径进行反馈，从而达到一种评估的作用。只有紧扣社区群众的法律需求，做好反馈工作，“法律进社区”活动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脱离只管宣传不管实效的局面。
（二）总结经验，增强重视程度。各单位、部门要将“法律进社区”工作纳入重要的议程，镇、街及区直有关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镇、街司法所要将法律进社区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尽量能够有长远目标、近期规划的指定，同时也应有考核评估体系和监督检查制度。各单位、各部门要注意总结归纳经验，抓好人员调整、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由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定期对“法律进社区”工作进行检查督促。
（三）健全完善“法律进社区”组织网络和工作制度。鉴于“法律进社区”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必须形成上下联合、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和联系网络，才能真正做到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工作网络应当形成以居委会、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法律服务所、志愿者队伍等基层群防群治组织为依托。
应当作为标准的是，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确定的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站点，定期或持续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同时该站点尽量与拥有一定的法律宣传资料、通俗易懂的法律图书的社区法律图书角配套，使得社区居民在有法律疑难时能够自己主动去学习充实法律知识。该图书角与社区法制学校也能够相互依托，使得课堂普法的效用能够在不上课的时候发挥效用。根据目前的活动情况来看，各个社区必须不断完善法律图书角，充实资料，在用好用足《法制日报》等宣传民主法制的法制类媒体的同时增添必要的法律数目和法律法规文本，有条件的可以向社区居民推荐法制网站和网上法规查询。
在法律服务提供方面，法律服务工作站和社区法律顾问不光普及法律、法规，还帮助调解纠纷，预防矛盾激化，维护社区稳定。其职能包括“解答法律咨询，依法调处疑难民间纠纷，代理诉讼事务；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帮助基层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等。当社区居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咨询帮助，情形会很不相同，很多时候可以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及时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上访案件和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起到止纷息争的作用。对于律师群体来说，社区法律服务更显示出公益性，并不被非常重视，因此各相关单位应当能定期组织一定的专业法律服务进社区。如果条件许可，可以指导社区与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共建机制，能够根据社区的需求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解答、咨询。
此外，建立社区与司法局定人联系机制也是可行的。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全区各个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根据社区特点，统筹安排司法局相关人员与社区结队联系。尤其是一些新成立的社区，其居委会管理人员对“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是很了解或者在操作上有所疑惑的情况下，经常性的工作指导将为以后的法律活动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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