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永恒的洞穴”的简单法律思考
对“永恒的洞穴”的简单法律思考
——《洞穴奇案》读书笔记
洞穴奇案是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的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它根据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和其他类似案件所引发的诸多关于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的问题，将当时人们牵扯到的诸多争议一一再现，虚拟了这一宗同类相食案，该案件涉及到陷入绝境、抽签、公众同情、政治因素、紧急避险抗辩及赦免等事实，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寨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于是，就有了《洞穴奇案》这本书。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
案件事实：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5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威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威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威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丨防和谐丨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威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威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威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威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
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威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威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后最高法院五位大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局，因此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4300年４月２日上午６时，四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刚刚看过案情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了最初的判断，而当我抱着自己的观点开始阅读，渐渐发现书中一些法官的观点，推理，逻辑无情的质疑着我的观点；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也会惊喜的发现某个法官论证上的漏洞，然而，又会很快发现，这个漏洞已经被另一个法官反驳但又随之出现新的漏洞，也正印证了在读此书之前听到的一句话——“你对此案例的所有看法都会在法官的观点之中”。
阅读完整本书，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但我还是坚持了我最初的判断——四名被告应被维持有罪判决。当然，这是出于一个法学本科生的法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些想法的论证仍难免幼稚。下面是我对于此案主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生命处置权
一个人生命的存续与否不该由他人来决定。我想如果此案中被害人一开始就采取奉献的方式使得其他四人以自己的身体为食，判决当然会有所不同。而事实上，其余四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考虑，最终使用带有强迫色彩的方式夺取了他人的性命。虽然投掷骰子的想法是由被害人威特莫尔提议，但是在最后的关头，出于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恐惧和求生的信念，他并没有积极主动的实践这个可能相对最为公平的方式维系生命。
塔利法官的“一命换多命”的观点可以说是荒谬而可笑的，这实际上是把生命的价值用简单的算术方法进行比较。而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无论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万个生命都是一样，假设因为要救地震中的一个人而损失了多于一个人的官兵或群众，难倒能说这样的营救是无意义或“不划算的交易”吗？一个患有肾脏疾病的公民不能杀掉一个合乎配型的人、取走他的肾脏用来移植，即使受害人也患有重病不久于人世，那么同样，本案中被告也不能杀掉一人以吃他的血肉使自己存活。
生命是法制社会中最宝贵的存在。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主体就是自己，在法律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这让每个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法律和道德均要求每一个人平静地面对死亡。因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是一个道德原则，又是一个法律原则。
二．关于紧急避险
九位法官的判词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萨伯的论述几乎快把我弄晕了。抛开九位法官的观点来单纯进行分析，个人认为，本案中的情形不属于紧急避险。紧急避险通常来讲应具备四个条件：1.合法权益遇到了正在发生的危险，即危险状态；2.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即避险行为；3.造成的损害与行为方式在必要限
度之内，即损害限度；4.紧急避险对象是第三者合法权益，即避险对象。
首先在本案中，危险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危险状态是指某种利益可能遭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它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而非想象或推测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实施避险行为。本案中四名被告人当时所面临的危险是死亡，而他们只是感到饥饿，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实施所谓的避险行为时正在发生死亡的危险。
其次，这种损害方式显然已经超出必要限度。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前文中已阐述，生命的价值不能以简单的计算来衡量，也就意味着，不能说一命换多命是“划算的交易”。
最后，一般来说，紧急避险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不是危险的来源，而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但并非任何第三者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主要指财产权和住宅不可侵犯权等，不包括第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用损害他人生命和健康的方法实施紧急避险。
三．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的权威性
法官的确具有自由裁量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法官应该具有自由裁判权的理由。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也就决定了法官在此案件的量刑方面绝对不能具有自由裁量权，那么问题的焦点在于法官在定罪方面是否应该具有自由裁量权。时代是发展的，而法律是相对静止的；社会生活是无限的，而法律条文却是有限的。立法者在立法之时，不可能将法律将要面临的所有问题均考虑在内，因此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从而将法律所承载的规则运用到具体案件之中。而必要的自由裁量绝不是对立法权的僭越，恰恰相反，法官的自由裁量所形成的规则往往可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离开了自由裁量，职业法官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更会导致法律的无法实施。但没有人会期待法官具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应该要收到一定准则的限制——坚持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法律是立法者价值判断的体现，而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会发生变化。同时，法官个人由于成长环境、受教育的背景、社会生活经验以及心理素质的不同，对于立法者价值判断的把握也会发生差异，这就容易使法官在法律解释和运用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
法律的权威性在于不被轻易的打破。对于四名被告，我们也许出于同情而将自己假设于困境，从而自然地认为他们应该被理解和原谅，却忽略了他们所牺牲的价值成本。法律对人的生命权已有神圣的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应被判刑法。
为了保持法律权威性，理应保持其本来面貌，过多的解释越是对法律权威性的亵渎，基恩法官的判决思想被许多人以形式主义而批评，其实形式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维系公平的最大化，离开形式主义的法律解释只可能是自私的。法条的规定，我们理应按照最简单的字面解释执行，最大程度减少利用法律谋求私利的可能性。按照平实简单的方式理解和执行不仅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而且对所有人都会保持最大的公平，不会因人而异。
坦率的说，我害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中国，不只是自由裁量权，我害怕各种各样的权利会对法律的运作产生影响。但现实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希望能尽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个人在这一点上基本赞同基恩法
官的形式主义。
四．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以十个人的性命去拯救即将判处死刑的人是如此荒谬，支持他们无罪的决定又十分不健全，仅仅以推理方式合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考虑皆被另一考虑所制约，因此判决的两难最终使唐宁法官选择了明智的退出。
道德与法律，这是个古老的话题。大多数情况下，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衡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对极少数情况而言，如本书中的“洞穴困境”，以道德准则来评判和以法律准则来评判显然得出了南辕北辙的结论。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但是道德原则相对于立法和司法而言，份量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一点，伯纳姆法官论述地很清楚，“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禁止谋杀有其道德动机：它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因此禁止它。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出于别的原因而禁止谋杀。但是，人民不允许法官们适用自己的道德观点。法官的任务是解释立法机关的语词，这些语词反映了立法机关的道德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道德观点。”
一般情况下，除非法律是明显的恶法，它挑战了社会存在的最基本最权威最具有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冲突达到了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否则一般以维护法律的稳定为主。显然，本案中所使用的法律并不存在恶法的问题。
基于以上观点，我坚持了我的判断，对于四名被告人维持有罪判决。在书中，无论是五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后，五位大法官和九位大法官都得出了持平票数的结果，虽然如此，但也正因为这样，五名洞穴中的幸存者才被维持原判并执行了死刑，从中，我们也许能看到这些法官们（或者说是富勒和萨伯）共同的底线价值判断。
最后引一段书友评论来作为结尾：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某件刑事案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我希望我的动机不是‘试图以激烈手段为自己或他人寻求公正’，我宁愿作为一个职业罪犯被审判。如果我不幸被杀，我希望凶手是个体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丧生于个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运气不好。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谓的民意或行政干预来令我脱罪——尽管我欢迎那样的结果。我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审判者是闪耀着人类伟大理性光辉的真正的法律，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能不为政治所左右地运用它，他们理解并且始终追求，没有什么比捍卫公民个体的意志和权利更能实现社会的法治与公正。”
2011年6月2日
第二篇：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摘要：在整个监督体系中，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是别的监督方式所不能触及的。它能够用其特殊的广泛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不过在现实中，它却存在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民众监督意识不高等困境，提出应以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培养民众监督意识等措施予以突破。
关键词：舆论监督；行政权力；政务公开
The 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of legal thinking Abstract :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news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because of its universality and freedom are other ways of supervision can't touch.It is able to use the special way of a wide range of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of our rule of law.But in reality, it exists im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ublic supervision and consciousness is not high, should be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increase the trai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break through.Key Word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administrative power;government affairs
新闻舆论监督能够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务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披露、建议甚至批评，它既是一种社会传播活动，同时也是新闻媒介的一项基本功能。其监督范围是相当大的，几乎能够覆盖其他所有的监督形式，包括组织、团体、个人等，不过在效力范围上每种监督方式都各有不同。所以，一个国家文明法治程度综合水平的高低往往与其国家的新闻舆论监督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发展。[1]。因此，具备一定法律制度保障的新闻舆论监督才能更好的存在一、新闻舆论监督概述
新闻舆论监督有着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的分别，新闻舆论监督的广义概念是指新闻舆论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方面的监督，而新闻舆论监督的侠义概念是指新闻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也就是指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团体表达的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活动
[2]。针对新闻舆论监督不同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且他们所表达的侧重点都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各学者之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指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组织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比如电视、报纸等，去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非经法律允许，不够任何限制。新闻媒介的功能较多，其中较为基本的一项功能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其特殊性最为明显，因为它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是别的监督方式所不能触及的。所以纵观所有的监督方式，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最具有大众化的，而且能够用其特殊的广泛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
二、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面临的困境
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潜在着强大的能量，但我国目前的新闻舆论监督中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亟待解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所以其监督的范围和方式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舆论监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其发展道路上依然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需要及时解决，其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关新闻监督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
我国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定本来数目就不多，而且多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作为支撑。而且大多数相关规定多为政策性的，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缺乏实施效力。再者，这些法律与政策之间的规定多而混杂，没有形成统一的新闻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法规之间的错位。严重影响到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实施，所以当前在法律层面存在的困境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解决新闻的立法问题，并且切实解决立法后的混乱问题，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政策性规定根据其效力的大小不同进行合理的梳理规划。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关方面的各种立法正在有序不紊的进行，同时也包括新闻监督方面的立法，这样做到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完全符合我国关于廉政建设的大政方针，坚决杜绝贪污腐败。[3]
（二）新闻舆论监督中诉权滥用现象严重
新闻侵权诉讼，是当前干扰舆论监督的最新动向。从一般性意义上讲，随着公民舆论意识的不断加强，新闻纠纷出现的几率就会不断加大，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多数时候，新闻纠纷的产生往往会成为新闻舆论监督有效实施的绊脚石，阻碍其顺利前行。根据有关报道显示，近一半的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大众监督群体在实施监督过程中遇到过新闻纠纷，究其产生的原因，其实很偶然也很微弱，不过有时候纠纷的发生是被监督方故意实施阻挠而发生的，往往容易引起监督主体的畏惧心理。更有甚者让监督主体处于危险的境地，进行胁迫和恐吓，想方设法阻碍新闻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4]
（三）民众参与舆论监督的程度不高
从总体讲，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准的限制，全民整体素质不高，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还不强。我国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况且农民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据着大部分，并不是说农民的舆论监督意识不强，而是说在农村基础条件相对来说比较简陋，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方式相对缺乏。同时一些人抱着“独善其身”的想法，只要这件事与其自身利益无关他就不会去过问，往往保持冷漠的态度。因此，在各种障碍因素的综合影响[5]
下，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往往存在着限制。
三、对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思考
（一）建立健全新闻法律体系
出台一部合理规范的《新闻法》必然会大大增强新闻工作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决心和意志，而受到新闻舆论监督与批评的个人和组织，在数量、范围上也必然会扩大。那些不愿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个人和组织，必然会运用他们掌握的法律资源和权力资源，对抗来自媒体的批评和压力，使后者遭到削弱，甚至化为乌有。当然，任何困境都不是一部法律能够顺利解决的，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配合与支持。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立法质量还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低水平的阶段，所以除了立法的加紧进行外，还需要提高我国人大的整体立法水平和各个部门的有效配合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舆论监督的顺利展开和进行。此外，还需要政治体制大环境与新闻体制小环境相适应，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需要建立融合到位、良性互动的关系。[6]
（二）规范公民诉权应用程序
我国有关职能部门应该、严格规范新闻诉权的运用，避免被报道人滥用诉权，影响新闻舆论监督效用的发挥。首先，新闻媒体之间应该采取联合行动，形成多家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势报道，特别是战略性舆论监督报道，针对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应该让多家新闻媒体联合起来进行广泛的、持续的报道，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不过为了能够实际解决问题，这样做容易造就新闻舆论强势，形成良好的和谐氛围 [7]。其次，强化新闻媒体与其它职能监督部门的联系，监督并不是只有新闻媒体这一种方式，它包括司法监督和立法监督等等，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监督效果，有必要把各种监督方式联合起来，充分发挥他们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提高监督效力。
（三）加强培养公众的舆论意识
公民的新闻舆论意识不仅决定着舆论范围的大小，而且决定着舆论内容和效力的强弱，更是舆论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我国整个舆论氛围生成的关键要素。公民舆论意识的培养是一项系统、综合的社会工程。大众传播媒介理所当然承担重要职责。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就目前而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通过自身的对信息的传播，使公众对信息的知晓和接近达到最大可能，这是公民舆论意识培养之关键。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我国公民的新闻舆论意识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所以我国今后的在这个方面的任务依然繁重，加大公民的舆论意识培养依然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江小河．科学发展是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主线[J]．法制与经济，2007。
[3] 侯健．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J]．复旦学报，2001，(3)。
[4] 张康之．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5] 周志忍．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J]．政治学研究，1999，(2)。
[6] 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J]．中国法学，1998，(6)。
[7] 秦晖．从法治角度看舆论监督[J]．南方日报，2003。
第三篇：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思考
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思考
摘要：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要求出发,公平、合理的解决日益复杂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切实保障其工资权益,也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正面临且必须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分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并提出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实行“月薪制”和开通“维权绿色通道”等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字：农民工 欠薪 工资拖欠 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一、引言
目前，中国农民工欠薪现象广泛存在，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由于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着许多空白，依靠政策规定或者政府推动的演进模式，立法层次低且分散，实施困难，不足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温家宝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按时足额支付，要建立健全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新的拖欠。实践证明，单靠农民工自身和社会舆论是不能有效的遏制农民工得欠薪行为。农民工欠薪行为应该纳入刑法调整，综合运用劳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民事和行政手段来打击和限制欠薪行为的发生，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欠薪的一些法律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法制层面的原因
根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目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欠薪主要发生在建筑、餐饮、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企业性质看,基本上是民营、私营、“三资”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也有个别国有企业。其中,又以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最为严重,占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数的70%以上。我们以下就几个法制层面来分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几个原因。
（一）、建设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
宏观上,建筑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所以国家也出台了相关规定来限制这些建设单位的行为。根据规定，建设资金落实后才能申领建设许可证，而建设单位前期投资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些工程的发包和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提出了垫资施工和让利的要求，且不履行合同约定，长期拖欠工程款。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突出政绩，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动辄投资几百万、上千万，本级财政无力支付，就利用政府信誉拖欠开发商工程款，这样以来，农民工成了最终受害者。
建筑行业的这种承包方式以及结算方式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即发包方不能按时付给工程款,就会造成以下环节不能按时付款。再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单位的信用意识不强。建筑市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风气盛行，一些业主把拖欠工程款作为变相筹措资金的渠道，不讲信用、不守合同，甚至恶意拖欠。最终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出现。
（二）施工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不遵守劳动法
不遵守《劳动法》。施工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的问题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落实劳动合同制度方面，施工企业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条款上逃避和减轻责任；二是不按月支付工资，只是允诺年底一次性结清，平时只发给农民工基本的生活费，极易产生年底的拖欠问题。
（三）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
1、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这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处罚，使得欠薪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有的地方规定，企业拖欠工资，工人可以要求拖欠总额1～5倍的经济补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处以5千至5万元罚款。但是各地从没有工人得到过补偿，也从没有企业受到过处罚。欠薪者不受法律制裁，给不良经营者提供了随意拖欠、损人肥己的机会，从而使欠薪现象愈演愈烈。
2、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手段不足，使执法效果大打折扣。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经常因无权查封企业财物、更无权扣人而眼看着准备逃匿者拉走设备、财物，而公安部门对欠薪者也不能扣人扣物，因为拖欠工资不属于可以拘留的行为。有的逃匿者被农民工抓回来送为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也没办法处理，只好放人。
3、行政处理程序的时间过长。劳动部门接到欠薪投诉举报后，先向企业劝说、协商。协商不成的，在立案后1个月内发出限期整改责令书，责令企业15天内支付工资。到期如果企业不执行，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按规定，行政处理决定有3个月的复议期，到期企业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执行的，农民工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3年各地对农民工欠薪案件从快从优处理，把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的时限缩短了一半，但“整改期”和“复议期”是法定的，不能随意减少。所以，仅仅一个行政处理程序，至少要四个月才能完成，农民工们根本拖不起。
（四）解决欠薪纠纷的仲裁和诉讼程序不适宜
通过法律途径追薪本该是我们这个向法治迈进的社会里人们首选的办法。但解决劳动争议的仲裁和诉讼之路却使农民工们望而却步。首先是仲裁。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农民工应当在60天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超过60天的，仲裁庭不予受理。但由于农民工大多是在施工企业允诺的年底付薪不能兑现、寻求行政干预无效之后，才走仲裁之路的，且不说时效问题往往过了期限，就是仲裁的方式是否为农民工们所选择都是问题，在行政干预都无效的情况下，凭着朴素的心理，农民工们还能相信仲裁吗？何况连工资都没有的时候，拿什么来交仲裁费？而若进入诉讼程序，按规定要先经仲裁，否则法院不受理。况且诉讼成本昂贵，农民工打不起官司，因而鲜见追讨欠薪的案子走上法庭。可见，诉讼和仲裁都不是农民工可以选择和愿意选择的讨薪途径。
三、法治对策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针对上述法治层面的原因，总结出了如下几点对策：
（一）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立法建议
首先，落实建设资金到位制度，杜绝垫资工程。垫资工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隐患。要从源头上堵住拖欠工资现象，必须杜绝垫资工程。要严格项目管理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工程项目，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其次，应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规定建筑工程承包人用工关系中建筑企业与工人存在劳动关系，把建筑工人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如规定，“禁止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将工程或劳务作业承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违反该规定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招用的人员视为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招用的人员，与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再次，应尽快制定《劳动监察条例》，对工资行政处理程序加以规定，由于与行政处罚同属行政处理行为，在很多方面可以参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同时考虑劳动关系及工资行政处理制度的特殊性，在一些方面做出特殊规定，使之更具体、更具针对性、操作性，能切实得到执行。
（二）落实《劳动法》规定的“月薪制”，避免年终讨薪大行动
《劳动法》第50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这里的劳动者没有任何身份和地域的差别，也就是说，对农民工同样必须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而欠薪现象的发生与没有对农民工实行“月薪制”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能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确保农民工按月足额领工资，年终讨薪大行动将不复再有。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比如，可从工程项目中划拨一部分资金进入专门账户，成为农民工的预备工资，农民工按约定到银行领取，这样就减小了包工头等拖欠或者携款出逃的可能。还可运用市场机制预防新增欠款，按照国际通行做法，逐步在所有工程项目推行业主支付担保和承包商履约担保制度，一旦业主或承包商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将由为业主或者承包商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代为履约或赔偿，以确保工程款能得到支付，避免发生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
（三）落实劳动合同制度，规制用人单位
《劳动法》第16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合同。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农民工找工作较难，但如果把合同问题归咎于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恐怕是极不公平的。虽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不愿因一纸合同而舍弃眼前的挣钱机会，但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不愿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而受其约束。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法律有必要规定强制企业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对拒绝签定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予以应有的处罚。要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管理，在检查劳动合同制度的执行情况时，对于合同中的不合理不合法条款应当予以纠正，而且在处理劳动纠纷时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条款也不能作为依据。
（四）《刑法》上增设“拖欠工资罪”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与法律缺少相应的规定有着一定的关系。《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仅规定了“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却没有对严重的欠薪行为可以给予刑事制裁的措施。不少用人单位正是利用了这个法律漏洞肆意欠薪，因此通过修改法律条款，按照拖欠的时间、数额、涉及的农民工的数量、拖欠造成的后果对欠薪者加大处罚很有必要。在香港，依照相关法规，雇主不按时支付工资给雇员，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内地有必要在相关法律中更多地采用一些刑法要素，达到震慑此类违法行为的目的。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拖欠工资罪”，对拖欠工资严重者予以刑事惩罚。
（五）解决纠纷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为农民工建立一条“维权绿色通道”
从理论上讲，拿不到工钱，可以去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可以去法院起诉。可是诸多的代理费、仲裁费、诉讼费，漫长的审理时限、期间在城里的生活花费等等，还有“裁决容易执行难”的尴尬，使多少本来想依靠法律维权的人退避三舍！农民工不愿去仲裁打官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找仲裁司法部门，是因为农民工们没有时间没有钱去仲裁打官司。农民工索要工钱的时间性很强，他们一般是在家里夏收和春节时开始索要工钱，由于回家时间紧，因而耗时耗力、程序烦琐的“法律途径”对他们来讲并不现实。为快速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有关仲裁司法部门应为农民工建立一条“维权绿色通道”，快立案、缓费用、速审理、快执行。
四、结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已有近亿名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一定要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重视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社会缺乏信用是产生欠薪问题一个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不合理是这一问题难以治理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只有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采取“多管齐下”，才能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樨圆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
【2】宋丽智 胡宏兵;我国农民工培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5年10期 【3】牛国栋 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机制探析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27(6)【4】胡斌 姚锋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制度建构-理论月刊2005(7)【5】张艳华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背后的思考 中国工人杂志网 2010年第5期 【6】孙振江 王晓雨 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的思考 期刊论文 第12卷第4期
第四篇：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思考
近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广东省肇庆四会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以下称莫兆军案），该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兴持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张妙金等四人亲笔书写的1万元借条（后被证实是受胁迫）向四会法院提起诉讼（下称借款案）。庭审中，被告张某等四人称此借条系在第三人冯某用刀威胁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案承办人莫兆军据此判令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万元并计算利息，张妙金不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借据上的签名系张小娇代写）。判决书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诉亦未申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张坤石、陆群芳夫妇在四会市人民法院正门外服毒自杀。为此，肇庆市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了莫兆军，并向肇庆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莫兆军的行为是依法办案还是玩忽职守，是否构成犯罪，大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如何，笔者试从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结合该争议的民事案件谈谈民事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有关问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此条规定比较抽象，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再者，当事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为了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人民法院往往依职权调查证据并将此作为定案依据。案件的客观事实无法查明的时候因虑及错案追究而不敢迳行判决，由此而产生强行调解之风的流行和推广。由此，当事人缺乏诉讼的风险意识和举证责任意识，而将败诉的原因归于法院的调查不力，造成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因此证据法律效果的不确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容易滋长～，不利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审判效率的提高，影响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一、客观真实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地位
1、建国以来，我国诉讼制度中确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处理的根据。
2、客观真实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该认识论认为：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将此思想引入审判实践即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标准与刑事诉讼的标准相同，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弊端首先，它违背了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认识活动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诉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达不到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程度。从认识论上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这种认识的完成需依赖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所进行的认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这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参照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模式制定的，它体现了很强的职权主义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当事人的诉讼实体内容外广泛收集证据，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响诉讼实践的原则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实际片面追求确实充分。为保证每一个案件所裁判确认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担负起调查取证的义务，以发现案件的事实～。这种证明要求带来诉讼模式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极度强化诉讼中法院的职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没有举证积极性，未能尽到举证的责任，结果往往过多地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形成所谓的当事人动嘴、法官跑腿，法官调查、律师阅卷的现象。由此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会把败诉的原因直接归于人民法院的调查不力，这样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责任，使得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给法官提出了难以达到的要求，亦显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追求法律真实的时候并不是排斥客观真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其自身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绝对地分毫不差地再现案件的原来面目，客观真实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在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许多法官因错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法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称《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它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此外，《规定》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和规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调查收集证据的几种情形，由此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而非此前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进而以此作出裁判。《规定》第15条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仅限于：
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第五篇：对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几点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越来越多的新社区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因此，在建设文明城市过程中必然需要建设文明社区。《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的文明社区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无疑，当前的“法律进社区”活动将为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城市社区提供法律保障。认真、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将有效地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从而推动法制建设和法治进程。
“法律进社区”作为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新的重要举措，自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综观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新举措来强化“法律进社区”活动，以增强其实效性。笔者认为，在推进这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活动中，应当及时进行思考、总结、归纳，在现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该活动的各项举措，更进一步推动其社会效用。
一、“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宗旨和现状
“法律进社区”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进一步推进社区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得到各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推进社区依法治理进程，建设文明祥和的社区是该活动的应有内涵。因而，“法律进社区”不仅是一句动人的口号，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内容和切实的举措，要使活动深入人心，让居民真正从活动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对法律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要将“法律进社区”活动持之以恒，把社区法制宣传、普法教育等内容作为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深入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该项活动初期的主要内容是在各社区开展“四个一”建设，即“每个社区建一个法制宣传栏，建立法律学校或者每季度上一堂法制课，每个社区配一套法律图书，建立一支法律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当前，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各个社区都能满足这几项条件或者在尽力完善过程中。但是由于各个社区的工作环境、繁多的事务管理工作以及其他因素，有些社区对此项活动的效用认识不能非常到位，对该项活动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尤其是一些新成立的社区管理工作者，对这项工作还不够熟悉，或者工作为能到位。这些都是日后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应当尽快解决的事项。
从“法律进社区”开展情况来看，各社区、各部门单位还结合实际，对“法律进社区”中法律宣传、依法治理等内容能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法律进社区”活动的长远和近期规划、保障体系、考核评估体系、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二、“法律进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和综合性
新的形势要求普法宣传的手段方法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法律进社区”活动即是普法宣传手段的一项重要创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纠纷也会必不可免地产生，比如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劳动工资、商品房买卖、医疗保障等。由这些问题引起的法律纠纷日渐增多，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矛盾，但其中也有缺乏法律知识，不能获得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原因。这些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手段很好的解决，就会有效的减少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进社区活动”大有可为，同时也必须紧扣社区群众的各种各样法律需求。
我区××街道××社区的“法律进社区”活动实践充分体现了社区民主法治、社区法律服务的社会效用。其创建民主、法治社区的良好效应更说明了深入持久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在创建文明和谐社区的法律保障作用。*年来该社区未发生一起黄赌毒重大刑事案件，无一起集体上访，无一起×××等邪教组织滋事事件，社区“四个民主”真正得到落实，社会面貌有了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综观其他地区和我区的“法律进社区”实践，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依法治理和普法教育等各项内容作为该活动的支撑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能取得更大的实效。这几项内容在进社区中能互为补充、互为依托。这也是司法部整合法律服务各项职能积极推进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开展的精神的体现。
三、关于进一步增强“法律进社区”活动实效性的几点思考
（一）“上”“下”一致，做好反馈评估机制。“上”是指由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固定宣传，主要是利用社区现有的法制宣传栏和社区图书管法律角进行宣传；二是定期宣传，每个社区要做到在每周或者每个季度例会上组织干部或者社区居民在法律学校进行普法学习；三是规模宣传，结合专业法律法规宣传和“12.4”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在社区内组织居民、成员单位开展规模宣传，送法律常识小册子、宣传资料和法律书籍；四是文艺宣传，发挥社区自身优势或者邀请其他单位，开展社区成员单位及居民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演出。“下”是指由下而上的社区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体现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检、法及行政执法部门人员进社区开展“以案释法”活动等活动中的社区群众重点关注的法律问题。
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由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紧扣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对特定时期的一些热点法律问题着重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这些法律宣传的效果能够通过由下而上的途径进行反馈，从而达到一种评估的作用。只有紧扣社区群众的法律需求，做好反馈工作，“法律进社区”活动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脱离只管宣传不管实效的局面。
（二）总结经验，增强重视程度。各单位、部门要将“法律进社区”工作纳入重要的议程，镇、街及区直有关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镇、街司法所要将法律进社区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尽量能够有长远目标、近期规划的指定，同时也应有考核评估体系和监督检查制度。各单位、各部门要注意总结归纳经验，抓好人员调整、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由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定期对“法律进社区”工作进行检查督促。
（三）健全完善“法律进社区”组织网络和工作制度。鉴于“法律进社区”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必须形成上下联合、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和联系网络，才能真正做到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工作网络应当形成以居委会、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法律服务所、志愿者队伍等基层群防群治组织为依托。
应当作为标准的是，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确定的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站点，定期或持续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同时该站点尽量与拥有一定的法律宣传资料、通俗易懂的法律图书的社区法律图书角配套，使得社区居民在有法律疑难时能够自己主动去学习充实法律知识。该图书角与社区法制学校也能够相互依托，使得课堂普法的效用能够在不上课的时候发挥效用。根据目前的活动情况来看，各个社区必须不断完善法律图书角，充实资料，在用好用足《法制日报》等宣传民主法制的法制类媒体的同时增添必要的法律数目和法律法规文本，有条件的可以向社区居民推荐法制网站和网上法规查询。
在法律服务提供方面，法律服务工作站和社区法律顾问不光普及法律、法规，还帮助调解纠纷，预防矛盾激化，维护社区稳定。其职能包括“解答法律咨询，依法调处疑难民间纠纷，代理诉讼事务；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帮助基层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等。当社区居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咨询帮助，情形会很不相同，很多时候可以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及时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上访案件和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起到止纷息争的作用。对于律师群体来说，社区法律服务更显示出公益性，并不被非常重视，因此各相关单位应当能定期组织一定的专业法律服务进社区。如果条件许可，可以指导社区与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共建机制，能够根据社区的需求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解答、咨询。
此外，建立社区与司法局定人联系机制也是可行的。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全区各个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根据社区特点，统筹安排司法局相关人员与社区结队联系。尤其是一些新成立的社区，其居委会管理人员对“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是很了解或者在操作上有所疑惑的情况下，经常性的工作指导将为以后的法律活动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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