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乡村教育: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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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何去何从
作者:
来源:《教育观察·下旬》2013年第02期
乡村,本是一个有些浪漫色彩的词语,在中国却表达着贫穷、落后的含义。乡村与乡村教育也成为教育界一个沉重的话题。乡村教育不仅仅面临着乡村文化的缺失,如乡村伦理价值体系解体、乡村本身在乡村教育中“隐匿”、乡村少年在乡村中无根的存在等,也面临着经济落后的物质匮乏,这些导致了乡村教育的困境。乡村教育,在困境中又将何去何从?
——编者
第二篇:跨世纪的农民教育何去何从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座坚不可摧、巍然屹立的大厦,那么,九亿农民便是这座大厦的基石,跨世纪的农民教育何去何从。曾几何时,多少党员干部或召开村民大会,或走村串户,或专线广播……对广大农民开展以时代主题为内容的富有成效的教育。然而,现在有不少人感叹:农民教育难了、少了。在奔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农民教育何去何从?带着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们深入东阳市、**县、浦江县、婺城区等地开展了一次专题调查走访。本次调查共召开8个座谈会,走访了20个左右农村家庭,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400余份,现将情况综合如下:
一、农民对教育的“估价”
1、农民教育内容的现状及农民对教育内容的企盼。
调查中,我们将农民教育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党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教育”,“政策文件教育”,“科技知识教育”,“法律知识教育”。
从调查的统计结果看,农民接受这四个教育内容的比例分别为26.6%、45.5%、15%、13%(见表一)。
表一:农民教育内容的现状调查汇总表
类 别
被调查 的对象分类
回答人次数
乡镇、村组织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党课“三基”教育
政策文件教育
科技知识教育
法律知识教育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纯务农的群众
522.7
350.0
812.110
15.1
务农兼经商的群众
30.427
39.1
15.9
14.5
村支书、主任
421
532.6
145.7
510.9
10.9
村民小组(生产队)长
23.8
46.7
18.1
11.4
合 计
282
26.6
130
45.5
315.0
13.0
可见,我们实施农民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政策文件”。
然而,在回答“您最喜欢的学习内容是哪些”时,“科技知识教育”最受欢迎,占38.3%,而“党课‘三基’教育”只占12%,“政策文件教育”占31.6%,“法律知识教育”占有18.1%(见表二)。
表二:农民教育内容的需求调查汇总表
类 别
被调查的对象分类
回答人次数
乡镇、村组织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党课“三基”教育
政策文件教育
科技知识教育
法律知识教育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纯务农的群众
47.0
543.9
238.6
610.5
务农兼经商的群众
19.2
28.2
33.315
19.2
村支书、主任
511.9
228.6
40.5819.0
村民小组(生产队)长
9.5
28.6
4341.0
21.0
合 计
268
12.0
31.6
38.3
118.1
调查表明,当前在农民对教育内容的需求中,“科技知识教育”排首位,其次是“政策文件教育”。
由此可见,各地在确定农民教育内容时,既要继承,也要发展。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形势调整教学内容,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实现由传统的教育内容向务实的教育内容过渡。
2、农民对教育形式的企盼。
在我们所列的“党员大会”、“户主大会”、“阅读报刊”、“村民大会”、“基层党校培训”、“板报、广播”等六种教育形式中,请农民选择较好的一种或几种。从统计结果看,选数比例较高的是:“村民大会”、“板报、广播电视”、“户主大会”,分别为29.5%、26.4%、24.9%,而“党员大会”、“阅读报刊”、“基层党校培训”分别只有14.7%、3.5%、1.0%(见表三)。
表三:您认为采用哪些教育形式效果比较好
类 别
被调查的对象分类
回答人次数
党员大会
户主大会
阅读报刊
村民大会
基层党校培训
板报、广播电视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选数
比例
纯务农的群众
212.9
526.9
44.3
34.420
21.5
务农兼经商的群众
12.3
22.6
54.7
25.5
34.9
村支书、主任
418.7
24.0
22.7
2128.0
26.7
村民小组(生产队)长
145
15.2
25.5
64.1
329.7
42.8
22.8
合 计
419
14.7
24.9
3.5
123
29.5
1.0
26.4
以上结果对我们触动很大。近年来,不少从事农民教育工作的同志认为,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村民大会”、“户主大会”很难开,农民又不欢迎,效果也不好。调查表明,以上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村民大会”、“户主大会”恰恰是农民喜欢的教育形式。此外,“板报、广播电视”等大众宣传媒体也在农民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农民教育内容要适合农民“口味”
改革开放20年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股份合作经营等形式,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也在逐年提高,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经不满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不用愁”的生活,而要求过上“收入六千元,人寿八十年,种田打电话,农村象花园”的初步现代化生活,调查报告《跨世纪的农民教育何去何从》。农民的思想从简单地关心经济生活转向关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对政策、知识的学习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为此,我们在开展跨世纪的农民教育过程中,应着重围绕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重点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教育:
1、加强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教育。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江泽民总书记在考察江苏、上海、浙江农村时也强调:“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共浙江省委九届十四次全会通过的《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中提出,浙江省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市、县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划》也确定了具体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间表。以上会议和文件都是现阶段各级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确定的基本方针政策。我们要通过这些基本方针政策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提前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意义、条件和目标,克服困难,勇于创新,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积极投身新农村的建设。
2、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教育。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对农民的教育离不开市场经济知识的内容。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农村城镇化的根本途径。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引导农民探索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学会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和投资,使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实现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从而杜绝一些农民盲目投资出现的“黄桃婺江倒,中药当柴烧,柑桔无人要,珍珠低价销,市场摸不透,增产不增收”的悲剧重演。
3、加强科学技术知识教育。
从我市人多地少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出发,二十一世纪的农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新物种塑造,新快速繁育技术应用,新农业工厂构建,新人造食品和饲料生产,新能源开发,新的空间领域拓展等生物技术系统和以电脑管理为主的电子系统在农业生产上的运用,将成为现代化农业的主导。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就是为了提前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而培育一大批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农民和带领广大群众致富的能手。
4、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教育。
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现代化建设是关键环节。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有了深刻的变化,总体上看是积极向上的,具体表现在致富不忘国家,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民主、法制观念明显增强,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正在确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交融条件下,拜金主义、小农意识、宗族观念和封建迷信等各种落后思想还不时出来作祟。有个别农民对政府的态度是:“包产到户不靠你,公益事业不管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了还骂你”,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还有极少数农民“富贵思淫欲,贫贱生盗贼”,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成为了农村社会的害群之马。
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在农村中提倡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反对成规陋习;提倡艰苦奋斗,反对婚丧事大操大办;提倡科学进步,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文化,反对聚众赌博,努力解决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5、加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
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关键在于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农村党员中开展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使党员明确肩负建设新农村的历史重任,积极带领农民群众扎扎实实地把农村各项工作做好。
三、农民教育形式需要“扬弃”
唯物辩证法认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加以抛弃,而是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吸取旧事物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从而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农民教育的形式也是如此,在“打土豪分田地”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从“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农村变革中,农民教育形式在“扬弃”中发展,在“扬弃”中创新。从识字班、晨晚呼、标语口号、墙画壁画、文艺表演、大会宣讲发展到现在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信息等,其中,一些传统的看起来似乎毫无“新意”,但实践证明却是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被继承了下来。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当今农民教育,应该是在继承发扬“村民大会”、“户主大会”这些教育形式的同时,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信息等教育形式,开展农民教育。
1、村民大会、户主大会仍然是当前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
以大会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在我党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许多农村工作是以大会的形式进行发动、贯彻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后,有的基层党组织抓具体的经济建设多了,抓经常性的农民集中性教育少了,部分地方出现了“上面会灾,下面会荒”的现象。那么,农民究竟欢迎不欢迎大会形式的集中性教育呢?今年4月20日,永康市古山镇坑里村组织召开了一次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教育为主题的村民大会。一大早,绝大多数村民就搬出自家的桌子、凳子到露天会场集中,其中有位103岁的老太太也不甘落后,提早进入了会场。农民们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等待市、镇干部作报告。许多市、镇干部为之感动。另外,我也曾分别到婺城区东孝乡王牌村、陶朱路村召开过村民大会,围绕“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讲过课。当时,会场内由人数不多发展到爆满,此后,出现了窗户外都挤满听众的现象。主持会议的乡党委副书记方兴木,在会后了解到:许多农民反映:长时间没有开群众大会进行教育了,心里想得慌,于是就凑过来听听。老师讲得很贴近农村实际,一听就不走了。
2、新闻媒体的教育形式前途宽广。
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形成农民教育氛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量的增加,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形式作用越来越大。农民喜欢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形式。只要农民教育工作者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编写出“三贴近”的乡土教材,通过大众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运作,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形成文明创建热潮。要大力宣传农村创建文明镇、村、户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把“两个文明”建设的教育内容传播到千家万户。
三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形成文化常下乡。要激发更多的人参与“三下乡”活动,在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程中,把教育内容送到农村。农民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农民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形式,编印科技、卫生资料,图书报刊,年历年画,诗歌散文等;编排健康向上的戏剧、曲艺节目,通过“三下乡”活动把农民的教育内容送到千家万户,这也是农民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
我国农村人中占绝大多数。“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小康。“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素质问题。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农民教育内容关系到农民教育的质量;农民教育形式关系到农民教育的效果。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十分重视农民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才能抓住“三农”工作的牛鼻子,才能造就出一代跨世纪的新型农民。
第三篇:农民工子弟教育该何去何从?
农民工子弟教育该何去何从?
撰稿人:周媛媛班级:社会工作1141学号:1120804134
据新华新闻报道:2011年8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树村小清河路的绿园小学召开了最后一次家长会。但这一天,家长会的内容不是布置开学事宜,而是向那些已缴纳学费的家长退还学费。(2011年08月16日,光明日报)
也许有人会很疑惑,这个几经流离的学校,怎么会面临关门的命运呢?
事实上,绿园小学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学生近千人,每个孩子的背后,几乎都有让人泪下的故事。但是,在“不相信眼泪”的年代,多少个让人心动的故事,也“捍”动不了拆迁所能带来的利益。
早在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再次强调“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目前为止,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已经放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籍限制,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享受同等的入学待遇,能够进入公办中小学接受教育。(《非常识》61刊,钱钰)
可是为什么如今的农民工子弟仍然不能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共
享蓝天白云呢?难道义务教育真的与农民工子弟无缘吗?
无独有偶,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一辆幼儿园校车与卡车相撞,导致21人死亡,事故现场满地都是儿童鞋子和书包。这辆核载仅为9人的面包车里,却挤了64个孩子,大部分为留守儿童,并且,出事的民办幼儿园是当地惟一的幼儿园。(2011年11月20日,中国新闻网)正如热心网友自创歌曲《血染的校车》的歌词所述: 孩子们的眼睛再不会睁开,你是否懂得我沉痛的心怀,共和国的花朵来不及盛开,你是否理解我愤怒的表白!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入城市务工超过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53亿,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据全国妇联调研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中,0~5岁的婴幼儿占到40.19%。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留守婴幼儿则均超过100万。(数据来源:搜狐财经)
原因其实很简单,农民工子弟跟随务工父母在外地接受教育是举步维艰,尽管在北京有了开放学籍的指导政策,但是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规定,农民工子弟要想入读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之后还要凭借这些去街道办理《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京中小学生借读证明》才能获得入学资格。这对于许多文化水平不高且生活忙碌的农民工来说无
疑是一份大麻烦,况且其中每一份证明的开具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更久。单只一个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就将许多没有正式合同的农民工家庭拒之门外了。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都选择在老家继续读书,但是这样孩子们就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成为留守儿童。
在中国,留守儿童被称为“制度性孤儿”。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有着莫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没有父母的监管和教育,只有祖父祖母相伴,甚至是孩子自我管理,这些可能给儿童的心理人格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许多留守儿童会由此出现心理脆弱、孤独,甚至越轨犯罪行为。近年来,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逐年上升,且多为暴力案件。
在外入学无门,在乡念书困难,农民工子弟教育该何去何从?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农民工子弟也不例外。在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孩子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避免重蹈父母打工四处漂泊的覆辙,能够生活得更好。无论如何,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他们在也应当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育。只有社会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蓝天,他们才能更好的成长,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大厦才能筑得更牢。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新华教育-《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何被抛弃》,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08月16日 07:50:17 版。
2:《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农民工子弟,无处安放的童年》:《非常识》61刊, 钱钰,2011年八月。
4:中国新闻网-新闻中心:《贫困代际传承围困农民工子女,城乡差距加剧不公》
5:搜狐财经-国内经济-宏观经济-《贫困代际传承围困农民工子女 城乡差距加剧不公》,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年11月20日 09:11:47 6:歌曲名:《血染的校车》作曲:苏越
填词:刘咚咚演唱:Waiker
歌词:清早儿去上学,再没有回来,你是否看到:校车已超载,核定是九个,六十多上来,你是否知道那悲剧在等待,只是一刹那,卡车夺命来,幼儿园的校车上有多少血染的小孩。
警钟已敲响,谁应该下台!娃儿们的校车还有多少潜伏的悲哀。孩子们的眼睛再不会睁开,你是否懂得我沉痛的心怀,共和国的花朵来不及盛开,你是否理解我愤怒的表白!只是一刹那,卡车夺命来,幼儿园的校车上有多少血染的小孩,警钟已敲响,谁应该下台!
只是一刹那,卡车夺命来,幼儿园的校车上有多少血染的小孩,警钟已敲响,谁应该下台!
娃儿们的校车还有多少潜伏的悲哀,潜伏的悲哀。
7: 2002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提出了所谓“五证”的要求。
2007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政策,按照教委规定,借读生应缴纳借读费。
2009年1月1日开始,根据“取消和停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文件通知要求,北京市对各类借读生均不再收取借读费。2010年4月7日,根据文件通知,北京市对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发放宣传卡和入学登记卡。
2011年5月6日,北京市教委对外发布,从去年开始,市教委调整了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条件规定,今后只需提供学生在京居住证明和原籍户口即可。然而,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5月7日就对相关政策再次进行解读,否认此前关于“两证”的说法,重新确认为,今年非京籍儿童入学仍需出具暂住证等五证。
(信息来源:新京报2011年05月08日12:00)
第四篇:家庭教育何去何从
家庭教育何去何从
“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好像是商家们蛊惑家长最为有效的广告词,而相当一些专业教育机构更是把所谓的特长开发作为打开家长腰包的“金钥匙”,在这样的舆论攻势的影响下,家长们迷失了家庭教育的方向。笔者这样说绝不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家长们之所以热衷于开发孩子的特长,说到底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弥补自己生命的遗憾,二是延续自己的梦想。各种专业机构之所以生意火暴,无非是利用了家长们这种补偿心理和追梦情结,“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功利性口号成为家长们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支柱,并以此作为自己和孩子的人生信条。于是我们把终生发展的坚韧过程自欺欺人地寄托于三至五年早期的定型培养,我们冒着牺牲儿童现实幸福的危险去赌注孩子们虚无缥缈的未来幸福。
我个人认为,比读书求知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亲历实践和与人的沟通交流的能力,至少也应该是同等重要。因此,我认为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听一场交响乐,让孩子体验协调之美,感悟合作之重要;也可以带孩子到农村去参加田间劳动,让孩子体验泥土的芬芳,感悟劳动是内心幸福与快乐的源泉;可以带孩子去观察拾荒部落一天的生活,让孩子去体验人世间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感悟拾荒者别样的幸福与忧伤;也可以带孩子到特殊教育学校去观察特殊儿童一天的生活,让孩子体验人世间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感悟我们习以为常的健康其实已经多么地不平常。你带他到城市,你领他去乡村;你陪他爬高山,你伴他趟平原;你也和他一起悠悠走过老街古巷;当然更可以光顾小吃摊点。总之要让我们的孩子真正感悟生活!
另外,教育情怀也是师者和为人父母者不可或缺的素质。何谓教育情怀?我认为它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能够深刻地理解教育,二是能够激情地投身教育。所谓深刻地理解教育就是牢牢把握教育的本质。教育最为本质的意义就是要唤醒灵魂,教育最崇高的目标就是要最大可能地把所有的人导向真善美。所谓激情地投身教育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有一颗明敏的心灵,和每一个天真无邪的生命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感动着孩子们的感动,幸福着孩子们的幸福。一旦拥有这样的情怀,我们就可以在日常化的教学生活和教学生活的灵动性之间寻找到诗意的生存空间;拥有这样的情怀,我们既可以享受日常职业生活的安全感,又可以摆脱日常职业生活的乏味感。
当教师和家长拥有了这样的情怀,就不会歧视任何生命,孩子因此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实现生命的主动发展、和谐发展与终生发展;而当每个人都拥有了这样的情怀,我们就应该坚信中国教育已经和中国社会一道沐浴在未来明媚的祥光之中!
第五篇:重庆市大足区高中教育何去何从
高中教育何去何从?
钟启泉《光明日报》(2014年02月18日14版)
高中教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基础教育,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完成阶段。
基础教育的第一基本属性是“公共性”,第二属性是“基础性”。作为基础教育范畴的高中教育的使命在于奠定每一个学生人格发展与学力发展的基础,“学会做人”。20世纪的《学习权宣言》(1985年)标志着世界基础教育已从传统的“精英高中”时代进入“大众高中”时代。“大众高中”强调所有学生“共同的基础教养”绝不是“平庸教育”,而是“卓越教育”。国际上对“卓越教育”的解释是: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保障每一个学生能够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就是“卓越”,这也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定位和培育创新人才的价值诉求。
高中课改的方向:是“专业化”还是“寻求共同性与多样性的平衡”?
今日的高中教育,并不是一部分经选拔的人升学的中等教育机构,而是几乎人人升学的国民教育机构。初中毕业生的90%以上求学的高中教育,学生是多种多样的——能力、出路、兴趣、爱好。
因此,关于教育的水准与内容不应当千篇一律的考虑,而是必须适应学生的实际,尽可能实施弹性的教育。所以,在高中教育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同初中教育的衔接,同时考虑作为公民所必需的基本素养。如何针对每一个学生,促进其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出路的主
体性学习,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个性而推进“选择性”的教育。
其次,高中大学之间的衔接也不能不愈益受到关注。不过,在以“好成绩、好高中、好大学、好出路”这种线性的价值观支配着的社会里,高中教育即“大学预科”的想法占主导地位,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社会风潮,带来应试竞争的激化。然而,高中教育阶段恰恰是学生的自我意识高涨、对于自他关系乃至更广泛的人类与社会的关注强烈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生也直面家庭与友人的人际关系、出路选择、生计设计等青年期特有的问题。高中教育更要着力为这些青年期的学生提供确立自我、确立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教育。
国外的高中教育改革看起来眼花缭乱,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共同文化基础的追求。“共同文化”是真正的公民身份的构成要素。诸如美国“共同核心”、英国的“学力战略”、德国的“关键能力”、法国的“共同基石”、日本的“基础学力”,PISA倡导的语文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都是旨在保障所有学生习得“共同文化”,成为合格公民。
有人强调,今日高中课程改革的方向是“专业化”,这恐怕是迎合应试竞争的一种说法。基础教育有别于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教育,高中教育的课程逻辑不同于高等教育的课程逻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积累式课程是依据适于所有国民的基础教育的逻辑编制的。在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作为专业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的。因此,高中课程改革的方向不是追求“专业化”课程,而是“寻求共同性与多样性的平衡”。
以日本为例。日本高中不管是普通高中(综合高中、特色高中、科技高中、学分制高中、促进高中、产业高中,占80%)还是职业高中(占20%),第一学年的教学内容是一样的。普通科在第二、三学年可以选择文科系或是理科系,职业科在第二、三学年有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于普通科目的教育。
日本在2008年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第8次课程改革)中界定了应当培育的共同基础——“扎实学力”的具体内涵是:⑴一切学习之基础的“语言力”的涵养;⑵堪称国际水准的“数理学力”的培育;⑶日本先辈积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⑷现代儿童欠缺的自然体验、福利体验、劳动体验等“多样体验”的导入;⑸伴随国际化进展的“从小学开设的英语学习”的实施。当然,这种“扎实学力”必须建筑在反思能力与规范意识之类的道德精神、艺术感受之类的“丰富的心灵”之上,而养成作为其根基的“健全的体魄”是不可或缺的。基于上述观点,在高中课改的框架中突出了“寻求共同性与多样性的平衡”的基本精神。日本教育界反思道:在高中升学率超越98%的今日,高中教育极其多样化,要求一概地论述改进的方策是困难的。但是,应当警惕“多样化”往往会“阻碍普通教育的完成”。洞察多样化高中教育的现状,更需要探讨在高中教育中如何保障学生共同的学习内容。因为,这是关系到国民素养和理想的人的形象的问题。
高中教育的课程涵盖两个要素,一是“共同文化”,亦即坚守共同的文化基础。二是“有限分化”,亦即寻求高中教育的多样化与特
色化策略。后者是通过特色化的学科开发来实现的。就是说,寻求多样化、特色化的新型高中的创造需要扎根于“学科群”的设计。比如,日本的普通高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新设了“国际教养学科”、“信息学学科”。在职业高中的工业高中新设了“电子机械科”、“国际经济科”、“农业经济科”、“福利科”等新型学科群,借以适应电子工程学的进展与服务的产业化;农业高中新设了“作物栽培科”、“园艺营销科”、“资源动物科”、“微生物技术科”、“环境绿化科”、“花卉制造科”等新型学科群,借以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信息社会的进展。
课程研究的方略: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
当下关于高中课改的讨论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现行的课程标准是无可置疑的,现行的学科建制(教育内容)是无可置疑的,现实的教师能量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这些前提统统是虚假的。高中课改的问题探讨,倘若离开了对于这些虚假假设的破解,离开了基于基础研究的专业判断,将会一事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研究满足于“游击战”——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法,缺乏专业研究的队伍,缺乏系统研究的积累。教育舆论的走向甚至课程改革实践本身被强势的应试教育裹胁。我们需要抛弃“游击战”的陋习,开展“阵地战”——打造课程研究基地、锤炼专业研究队伍,坚守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支撑高中课程改革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一)高中教育目标的研究,亦即应当有怎样的“高中生形象”的研究。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历来满足于为大学输送“合格”的生源。
在高中升学率越来越高的今日,这种思路越发显得畸形。高中不是单纯的“大学预科”,高中教育必须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瞄准“面向全球”的“全球化教育目标”,培养高中生具有“世界公民的意识与态度”(韩国),成为“现代社会警醒的公民”(法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描述的基础教育目标涵盖了“心智成熟、知性社会化、自我实现、社会责任”四个要素,日本描述的高中生形象是:“自立的个体、共生的精神、领袖的气质”。事实上,在日本围绕“高中生形象”、“理想的人”的讨论往往是吸引全民讨论的热门话题,同时也为高中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舆论准备。
(二)高中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研究与实践调查研究。课程标准本质上是“立德树人”的蓝图,涵盖了三个元素——成就标准、内容标准、机会标准。“成就标准”(表现标准)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应当达成的基础学力或是基本能力、关键技能的目标规定;“内容标准”指的是学生应当掌握哪些基本的学习内容(应该掌握和能够掌握的人类积累起来的科学的、技术的、艺术的文化遗产),从而实现“成就标准”;“机会标准”指的是旨在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而制定的教学规范、关系规范、(课程资源)分配规范,借以支持每一个学生的卓越的学习。课程标准的编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面临修订的作业。
(三)高中新学科群的开发及其相关教材的研究。学科的分化与组合不是万古不变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不妨借鉴甚至直接引进外国新型的学科群设计。比如,日本农业高中的农业现代化学科
群的开发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农业信息处理》、《生物技术学基础》、《生物生产工艺学》、《生物资源工程学》、《花卉图案设计》等新学科的教学,掌握“农业信息处理技术”、“生物技术基础”、“植物的生物技术”、“组织培养的技术”、“微生物的生物技术”、“植物的大量繁殖、驯化、育苗与生产的技术”、“不带病毒植物的检查”、“插花、包装工艺、花坛设计的技术”,培育学生新型农业经营的知识、技能与态度。
许多学校把“学校课程”看作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叠加,而不是融合;好些学校热衷于推出交叉重叠的甚至数百门的“校本课程”。对于课程内容、学科框架、课堂实施的探讨却是束之高阁。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游击战”,组织“阵地战”,着力于高中课程改革的一系列基础研究与实践探讨。摆脱豪言壮语、胡言乱语、花言巧语的文字游戏及其忽悠,回归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改革实践研究,才是高中教育发展的大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