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有关中层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干部交流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已经走上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循环轨道,而中层干部交流工作因其固有的特性,成为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亟待加以研究和解决。s0100
当前,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位思想社会偏见影响比较深,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从部门领导干部层面来看,有的思想不重视,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中层干部交流不交流无关大局;有的本位思想严重,不愿意交流优秀、年轻、有潜力、用得顺手的干部,怕影响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有的心胸狭窄,把政绩平平、难以胜任或“看不顺眼”的干部推荐出来交流,想“甩包袱”;有的怕工作难度大,怕得罪人,拉不下“面子”;也有的怕交流进来的干部占了位置,影响本单位、本部门干部的提拔使用。从被交流干部本身来看,有的长期在一个单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愿交流到新的环境;有的条件好的单位的干部,贪图安逸,不愿交流到条件艰苦的单位;有的担心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怕难以胜任,影响今后的发展。从社会公众角度来看,有的人误认为干部是犯了错误、能力水平低,或在原单位“混”不下去了才被交流的,特别是一些从机关到基层、从“热点”岗位到“冷门”岗位、从比较“安逸”的部门到矛盾复杂、困难重重部门接受锻炼的干部,往往被怀疑是被组织“发配”的,从而影响了中层干部交流的积极性。
二是部门待遇岗位技能差别比较大,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事业人员,虽然执行的工资标准是一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的职能差异,造成了事实上的分配差异。中层干部交流必然涉及干部的切身利益,有的担心交流后,收入水平会降低,晋级晋职会受到影响,导致中层干部向收入高的单位交流易,向收入低的单位交流难。同时,由于中层干部岗位一般专业性都比较强,对政策把握、业务要求都比较高,而且相当一部分中层干部都是专业出身,是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加之中层干部交流的区域性限制,一般难以找到对口或相近的专业岗位,客观上制约了中层干部的交流。如果专业型中层干部交流过于频繁,也容易使一些技术性部门的工作受到影响,形成工作脱节。
三是制度滞后管理缺失调节能力比较弱,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对干部交流工作明确了政策性规定,但总体而言,比较原则,特别是在中层干部交流方面缺少操作性的制度规定,一些地方虽然也相应出台了中层干部交流的有关规定,但相对而言缺少规范性、系统性,一些规定还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能适应新时期干部工作的需要,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层干部交流面临的体制、机制性实际问题。例如:行政岗位与事业岗位之间如何实现双向流动,不同的职称与职位设置之间如何实现互评互聘,条管部门与块管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人才的流动整合,不同的岗位之间如何实现职级、职称、待遇的有效调节,等等,都是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少数组织人事部门也存在“重交流轻管理”的现象,对交流干部的考核监督和管理教育机制不够健全,跟踪培养和交流保障措施跟不上,从而影响了中层干部交流工作的健康开展,加大了中层干部交流的难度。
中层干部,上承领导,下启一般工作人员,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管理链上的重要枢纽和中间环节。中层干部交流是对中层干部实行动态管理,优化人才配置,培养锻炼,预防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做好新形势下中层干部交流工作,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层干部的本领,更大限度地发挥中层干部的潜能,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1、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中层干部交流的良好环境。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搞好中层干部交流工作的前提和基矗要多渠道宣传中层干部交流的重要意义,引导领导干部养成大局意识、容人之量,教育中层干部树立服从意识、奉献精神,要使全社会消除误解,形成共识,理解和支持中层干部交流工作,为广大中层干部施展才华、开拓进娶干事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健全交流制度,全面形成中层干部交流的政策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建立健全中层干部交流制度,对交流的目的、范围、形式、时限、程序、纪律等作出明确规定,减少随意性,每年都要组织1-2次中层干部交流工作,使之正常化。要把中层干部交流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与公务员制度的执行、干部的升降、奖惩、回避等结合起来,形成中层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同时,要建立跟踪培养制度,促进交流干部在实践中健康成长。
3、实施分类指导,不断增强中层干部交流的质量效果。
中层岗位千差万别,中层干部个性迥异,交流目的各有侧重,对中层干部交流在实行统一规范的基础上,必须根据交流指向,进行分类指导,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多形式的有序交流。一是实施锻炼型交流。根据有发展潜力、培养前途的后备干部的知识特点、能力状况和岗位需要,通过置换的办法,腾出相应岗位,进行横向交流,为他们提供多岗位锻炼的机会,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丰富人生阅历,更好地提高适应环境、把握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和工作能力,为走向成熟、快速成长奠定基矗二是实施任期型交流。针对在同一单位、同一岗位任职时间比较长的中层干部,明确必须交流的任职期限,定期组织交流,打破因职能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圈子”、“利益共同体”,遏制~现象的滋生。三是实施结构型交流。根据考察情况,按照专业对口、岗位相适、身份相符、便于发挥作用的原则,对因性格、知识、健康等因素不适应岗位需要、发展要求的适时进行调整交流,提高中层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四是实施指令型交流。结合年度考评情况,对连续两年处于末位的中层干部进行指定交流,增强中层干部的危机
意识,消除工作惰性,提高工作效能。五是实施整顿型交流。对群众关注的热点岗位、服务窗口,实行一次举报查实,就地免职交流的原则,彻底摒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解决“肠梗阻”的痼疾,为群众、为社会构建起优质、高效、便捷、畅通的服务平台。六是实施回避型交流。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之规定,对应当任职回避或公务回避的对象进行交流,保证中层干部行使职权的公正、公平性。
4、科学合理交流,切实保证中层干部交流工作平稳有序。
能不能科学有效、合理规范地进行交流,直接关系到中层干部和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关系到中层干部交流能否正常有序进行。要不断创新中层干部交流工作举措,努力构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交流环境,在制定交流方案、确定交流对象时,要实事求是,出以公心,不搞平衡照顾、变相提拔,更不能以交流为名打击报复,借交流之机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不搞简单地搬“人头”,要立足岗位实际,以工作需要为主,兼顾中层干部的特点、意愿等因素,尽量向工作需要加强的部门交流,向业务相近的部门交流,向个人擅长的岗位交流。要防止简单凭借学历、年龄或任职年限“划杠子”、搞“一刀切”,防止“体内循环”,以部门间轮岗代替中层干部交流,杜绝调不出、派不进的现象,更要防止片面追求中层干部交流的“大手笔”,把中层干部交流变成“形象工程”。领导干部要克服“媚下”的心态,不宜帮交流干部说情,甚至提出过高的任职条件,为中层干部交流设置障碍。组织人事部门要对交流干部详细介绍调进单位的性质、特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加强跟踪考察,随时了解他们的情况,及时帮助指点提醒;对不服从交流的干部,要严肃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不改的,应予以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应予以就地免职、降职或撤职,确保交流干部心情舒畅,工作顺利。
第二篇:中层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中层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内容提要:干部交流作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平稳建设发展,但在党政干部的交流工作日趋完善,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同时,中层干部交流工作却因其固有的特性,出现了与现实要求相脱节的现象,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急需解决。
因为收入差异,职能要求,部门本位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部门都存在着干部交流难的现象。又因交流难致使工作难以进行,部门业绩难有提升,优秀人才得不到充分利用,现实要求我们只有切实有效的解决好干部交流难这一问题,形成一个吸收进来、交流出去、再吸收进来、交流出去的循环往复的良性动态模式,才能提高部门效率,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利益 小团体意识 制度化 监督
所谓干部交流制度就是对干部实施的不同岗位或不同单位的调动和轮换规程。旨在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改进领导工作作风;培养锻炼干部,使在更广阔领域内获得领导经验,增长才干,全面其提高素质。
当前,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小团体意识比较强烈,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我们知道,一个组织一个部门的工作不是游戏,社会化的活动绝不是搞搞临时组合就可以的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环境,任何的工作都需要团体的配合来完成,而决定结果的优劣,“默契”至关重要。小团体意识使得各部门都不愿意交流优秀、年轻、有潜力、用得顺手的干部,生怕一旦交流出去就会影响到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有的干部则是费尽心机的要把
那些政绩平平、难以胜任或“看不顺眼”的干部推荐出来交流,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提高自身的业绩;也有的怕交流进来的干部占了位置,影响到本单位、本部门干部的提拔使用。而就被交流干部本身而言,长期在一个单位势必会形成一定的关系网,因此无论是从利益、关系、情感上都不愿被交流到新的环境。再从社会公众心理来看,很多人都会认为干部交流实际上就是把那些在原单位犯了错误的或者是办事能力低下的替换出去。由于这种错误意识使得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交流,担心被交流到新的单位会不利于将来的发展,即便是勉强接受了,在心理上难免也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了中层干部交流的积极性。
二是待遇、专业要求上的差异,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我们都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单位、部门之间的职能差异,造成事实上的分配差异。即便是一模一样的岗位,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环境下,对从业者的“回报”像收入或是升职的机会也都是不一样的,由此好的单位人们都争先恐后,可是差的单位呢,可想而知。既然是交流,势必就有进有出,进好单位的人自然是很高兴了,可要被交流到差的单位的干部也会悻然接受吗,我想他们心中难免会有不快了。这是其一,再者像中层干部岗位一般专业性都比较强,对政策把握、业务要求都比较高,然而有些领导人为了应付上级的指令,或者仅凭主观想法随性的就把干部给交流了出去,完全不顾被交流的中层干部的专业素质,个人才能。
三是制度简单,滞后难以解决当下出现的各种突发问题,导致中层干部交流难。我们都知道一个完善的制度对政策运行的重要性。交流之所以
“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没有保障自然就缺乏吸引力,要一个人放弃现有固定的人脉关系,固定的工作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单位,在行政岗位与事业岗位之间如何实现双向流动,不同的职称与职位设置之间如何实现互评互聘,不同的岗位之间如何实现职级、职称、待遇的有效调节等等一系列都是实际需要考虑的问题。四是各组织部门领导人在理解执行中层干部交流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就像时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调干部”。他们错误的把干部交流当成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有效手段。数量是有了,可是却背离了中层干部交流真正的目的。大批量大规模有频繁的调任,使得被调任者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偏差,他们相信每次被调任到新的单位都不会待太长的时间,那么如何在下一次的调任中被安排到好一点的单位就成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了,这也是腐败问题的根源。既然现实表明了自己在一个地方待不长,那么就利益而言,群众问题就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与上级领导的“友好”关系,如何在现任职务上做出一番立竿见影的业绩来,不管是用什么手段,管你百姓如何评价,那都不重要,只要上级领导看见了就行了,反正看完-调任-拍拍屁股走人,剩下的要怎么样那就留个下一任再说了。
当下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干部交流难的方法,但是针对原因我们可以寻求到一些有效的对策:
首先改变传统思维模式,为中层干部交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是搞好中层干部交流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改变人们以往
认为被交流者就是那些办事能力低下,犯过错误的干部的观念,改变部门的小团体意识,不能只顾及自身部门的业绩,抓着优秀人才,先进的管理理念不放手,在整个中层干部环境中营造一种互利互信的关系,从而推进人才交流,理念革新,努力去创造一种高效,和谐的交流环境,以达到强强联合,经验交流的目的。
其次是按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障被交流干部的切实利益。中层干部交流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岗位的职员有着不同的技术知识要求,所以在交流的时候必须考虑对口问题,如果脱离了实际而仅仅凭主观判断或单纯为了形象工程,完成任务那只能说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了。再说待遇问题,很多人回避但却是一个最直接最现实急需面对的问题,有什么理由让人放弃相对安逸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又相对不利于自身前途发展的地方呢,只有在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做到有效率的交流。
再次,对不同人员,不同岗位进行分类指导,不断增强中层干部交流的质量,物尽其用,因材施教。根据各个后备干部自身的特点、能力状况和岗位元需要,通过置换的办法,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三是要加强群众监督的力度,发挥群众的力量。建立落实民意部门的建设,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以此来刺激干部的危机意识和作风的建设。四是实施回避型交流。
当然也不能一味的考虑对口,毕竟要实现大量人员交流的完全对口也是不现实的,以此我们还有不要实行多岗轮换锻炼。在选调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意识地进行多部门、多岗位的实践锻炼,提高他们的适应能
力和综合能力,逐步由“专长”变为“通才”,增加经验积累,提高综合素质。
科学合理的交流不但能够提高部门效率,而且有利于人才的有效使用,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的开发。有助于提高中层干部和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推动中层干部交流正常有序的进行。同时也要防止内部调节,避免响应号召却不见行动,大幅交流却不见人员出入的怪象,确保政策真正有效的落实,推动人事制度的全面完善。
最后要正确的理解中层干部交流的目的,不能只顾着追求数量而不顾及质量。虽然这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但是却也不可小视。一来二往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到其中的问题,中层干部交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是一度的放任下去,结果可想而知: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能被任命,打击到人们对干部交流的信心,贪污腐败,劳民伤财,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有必要明确干部交流是为了实现干部资源的优化利用,锻炼中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实现先进管理经验交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的目的。为监督中层干部交流的科学有效进行,有必要增设一个监督机构,而各中层交流部门按季度定期的对被交流干部的业绩向上级以书面形式给以回馈,监督部门根据回馈的书面材料进行不定期抽样实地考察,以杜绝贪污腐败,形象工程的滋生。
第三篇:农村看电影难原因及对策
论文提要 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必须理顺行业管理渠道,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建立适应农村电影市场要求的运营新机制,优化整合农村放映队伍,完善农村电影放映网络,使电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电影历来是农民群众最喜爱的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以其直观、视觉冲击力强而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作为大众化的娱乐活动曾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能享受一款丰盛的“电影大餐”是广大农民的所期所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诸多原因,一个时期以来,电影逐步淡出了市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电影虽然在农村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但不少地区特别是贫困边远的山区农民,多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的现象仍然存在。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看电影难问题,省、市多次组织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为解决农民看电影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
造成农民看电影难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新兴娱乐业的冲击
随着 VCD、网吧、歌舞厅等娱乐设施的出现,特别是有线电视网络的开通普及,给电影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苏北很多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意识淡薄,公益电影无钱支付放映费用,造成农村电影市场严重萎缩。2003年9月份,笔者配合县计生部门在欢墩镇石门头村搞宣教活动,观众近千人,好多孩子围着放映机询问:“这是什么?”当得知是放电影的机器时很是好奇。经了解,该村已有10余年没放过一场电影,十二、三岁以下的青少年根本就没看过电影,特别是映后观众却不肯离场,当加映了一部故事片后,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足以说明电影并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在农村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
二、国家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政策在地方得不到贯彻落实
1998年国家出台预收放映服务费政策,省政府苏政发[98]22号、连政发[98]40号、赣政发[98]22号文件中明确规定的“农村电影放映实行有偿服务”,在确保农村人均每年看12场电影的前提下,按每人每年1.5元的标准收取有偿服务费。刚开始实施又因经济体制改革,赣榆县减负领导小组将电影有偿服务费列为乱收费而被停收,农民用“两个鸡蛋”看一年电影的希望化为泡影。
其实,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看电影难的问题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农村电影是公益性的,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加科学知识、增强思想素质的一项重大工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国家制定了很多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的政策和方案,但迟迟得不到具体的落实,这不能不说地方政府没有责任。
三、行业管理上下错位,上级业务部门失去管理职能
电影业上层属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管理,省以下属文化厅、局管理,双方形成了都想管但都管不好的状况。矛盾焦点在于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性,且没有一条完整的承上启下通道,缺乏相应的政策保障,也就是说广电总局制定的政策方案,文化职能部门能否顺理成章的贯彻下去,如此的管理模式是制约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关键所在,这就等于一个媳妇两个婆婆,很难达成共识。
电影行业块块管理关系相当密切,影片的组织、宣传、发行、放映一环套一环。如今,城市条件优越的影院大多实行了院线制,而作为贫困的苏北农村来说条件、环境、资金三不占,现实后果是:连云港市灌云、灌南两县农村电影市场基本瘫痪,东海县电影公司因经济萧条仅留几人坚守岗位,工作难以开展。目前仅有赣榆县电影公司在利用“爱教放映”、“影企联姻”等放映活动艰难度日。行业管理错位,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失去职能,也是造成农民看电影难的因素之一。
四、农村集镇影院挪作它用,适合农民口味的娱乐片少,科教片科技含量不高
笔者在近几年的农村电影调研中,了解到赣榆县107万人口约90% 的观众没有看到过进口和国产大片,对“大片”的概念很模糊,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重视集镇影院的建设工作。
据了解:全县18个镇几乎所有的电影队办公场所被镇政府挪作它用,原有的集镇影剧院、剧场16家,现只剩三家。墩尚影剧院卖给个体户开办了加工厂;城南影剧院卖给了盐务局作为盐库;九里影剧院05年底也被镇政府卖给了个人;海头、殷庄、夹山影剧院移交给了镇中心小学,有的已改造成饭堂;赣马、厉庄、城头、班庄、黑林、宋庄会堂被拆除;金山会堂改成超市……。现剩沙河、土城、罗阳三家剧场也因年久失修,门窗破旧,体无完肤,而无法正常开展放映工作。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并不需要将影剧院拍卖、电影队存放设备的办公场所挪用,就能将当地的经济抓上去,关键的是没有重视基层的文化工作,并且没有将农民迫切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放在一定的位置。
目前,反映农村生活题材适合农民观看的影片较少且质量也不高。我国城乡差别还是较大,环境、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城乡观众胃口也有很大的差别。进口大片、国产大片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难得一见,其原因是:影片发行部门主要考虑经济效益,新片在城市上映一段时间后,16MM 拷贝才能在农村发行,但数量有限,片租也较高,贫困的农村地区根本无能力购置或租用,适合农村使用的科教片也较少,不同程度上存在技术落后的现象,科技含量不高,种类少,可选性低,很多地区仍在放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教片,这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更可悲的是落后的技术有时会误导农民,给农民带来重大的损失。
解决农民看电影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农村电影市场需要政策的支持和政府资金的扶持
“2131工程”暨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是具有公益性的政府行为,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党和政府为切实落实农村先进文化建设,解决农民看电影难而实施的重要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使广大农民群众和电影工作者看到了农村电影的希望。
近日,省政府为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对贫困地区每个行政村每月放一场电影(每场电影省财政补贴80元)。虽然这项工作已有起色,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
目前,赣榆县农村电影队现有的28台(套)F16-4型流动放映设备大多产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溴钨灯放映机占总数的80%,难以保证放映质量。淘汰陈旧老化放映设备,配备高亮度的16MM 氙灯流动放映机、数字放映机及配置小型流动放映车辆已是不争的事实,亟待于市、县二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资金补助政策,以此弥补省放映补贴的不足,共同担负农民看电影费用,否则仅靠省政府的补助很难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
二、建立适应农村电影市场要求的运营新机制,优化整合农村放映队伍,完善农村电影队建制
县级建立农村电影放映管理中心,隶属于县文化局。机构精简,人员择优录用,采取竞争、聘用上岗相结合。管理人员要求政治素质高,业务技能强,并且一专多能,主要负责农村电影市场的组织落实、市场运作、工作协调等工作。下辖若干个农村流动放映队,原则留用现有的农村放映人员,他们从事农村放映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业务技能较高,均持有文化主管部门考核颁发的放映合格证,对个别电影队不健全的镇,可以调整有放映资质的人员补充。对上岗的放映员实行报批制,经镇政府研究同意,报县文化主管部门备案。统一协调、统一安排,统一管理,使农村电影市场进入有序的良性经营渠道。
三、完善管理机制,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农村电影放映管理中心负责制定全县农村放映工作计划、资金使用计划及实施方案。政府安排资金监管部门负责农村放映经费的监管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调配好各镇放映队伍。县放映管理中心与镇村签订放映计划,安排好放映时间、场次、计划表。建立映后回执单制度,由村、镇负责人签字盖章,报上级主管、资金监管、县放映管理中心各一份,实行月报账制。放映管理中心定期到各村、镇检查放映工作情况,严格规章制度,对违规违纪人员严肃处理。
四、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强影企联姻活动
开展政策法规电影宣传月放映,在强化法制的今天,利用电影这一媒体进行“法制、安全、环保、质量”等宣传很有必要。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主题活动,让政府部门赞助放映经费,既起到了宣传效果,又达到了教育作用,农民群众乐意接受。
影企联姻是企业与市场沟通的很好通道,电影幻灯广告覆盖范围大、观众面广。通过影企联姻与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搭建树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的平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只有让企业从中感受到利用电影媒体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他们才会不断的投入资金支持电影。影企联姻是企业回报社会、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问题,也达到了企业自身的宣传。
农村电影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省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将农村文化工作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随着江苏省文化厅、财政厅开展的“送科普、送电影、送戏下乡”活动的轰轰烈烈开展,农村电影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必将得到全面解决,农村电影前景广阔,农村电影工作者大有可为,有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关注,农村电影必将重振雄伟,再现辉煌。
第四篇: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内容摘要】随着城市进驻的加快,进城务工者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力军,这些进城务工者们在城市里用汗水打造天地的同时,也试图为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寻找一个安定的课堂。可是,户籍制度、经济因素多“门槛”让这些没有城市户籍的学龄儿童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还有一定的难度。城市中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字】农民工子女 教育 弱势群体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适应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农民工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生力量。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平;人际关系环境和谐,社会稳定。但是如果没有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和谐,甚至连子女受教育这样的基本人权都不能保障,那么我们的和谐社会就只能是少数人的和谐。他们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仅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以及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解决这一庞大群体的 教育问题刻不容缓。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就学与城市居民的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相比,在好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公平。
(一)、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状况
在许多城市,虽然会有一小部分农民工子女有幸“挤”进城市公立学校,但是他们在公立学校就学时仍然遭遇着诸多障碍,主要体现在:
1、接受公立学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进城务工农民从总体上说属于经济收入低下的群体。长期以来, 城市公立学校在招收农民工子女时都要收取很高的借读费、赞助费。教育部门近年虽然三令五申要取消借读费、赞助费, 但事实上不少学校还在变着法子收取。在城市公立学校学位有限的情况下, 农民工子女如果不支付比城市居民子女更多的费用, 往往难以进入这些学校学习。即使有些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规定, 在收费项目和标准上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 但其他的教育费用仍然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的最大负担。因为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 换取到的却是微薄的收入, 常常无力支付各种各样的书费、春游费、服装费以及其它教育支出。过高的教育支出与农民工过低的经济收入, 无疑加剧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此外, 不少公立学校还以教育经费不足、学籍管理困难、学习基础差等理由,拒收或少收农民工子女入学。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对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教学过程中心理影响的不均等
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 受到的教育待遇和流入地的孩子相比差距较大。所接受的来自学校、教师的关心与本地孩子有所区别。他们常常遭到城市孩子的排斥, 有的甚至是谩骂、羞辱、孤立。就连某些教师也会对农民工子女存有偏见, 当城里的孩子和这些孩子发生冲突时, 一些素质不高的教师会偏袒城市孩子。在学习辅导上, 一些教师对农民工子女也缺乏耐心, 甚至不将这些孩子的成绩纳入教学考评, 使这些孩子处于旁听者的尴尬位置。这种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不平等待遇,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孩子的成长, 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抑和伤害。
(二)、在家乡学校就读的状况
众所周知, 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民工为了生计到处奔波, 而流入地公立学校高昂的费用又将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拒于门外, 因此, 许多民工只能无奈的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就学。这些孩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大多是采取隔代监护, 即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来监护, 他们对孩子的监护通常仅限于物质上和生活上的满足, 而在学习上却无法给予这些孩子切实有效的帮助和辅导, 并且很少和孩子有思想的沟通和精神、道德上的引导和管束。加之这些孩子又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亲情的抚爱与关怀, 因而他们大多会变得较为孤僻、胆怯、抑郁、焦虑、自卑、不易与人沟通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 3 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 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以济南区为例,“十一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然而当前相应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空白与缺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窘境。
第一,现行《义务教育法》不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户籍就成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这样一方面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情况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投入大笔教育经费完全承担众多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责任。这种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的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支持和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实际中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类学校几乎处于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各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往往被挪用为当地公办学校的发展。
三、对策思考
1.财政体制的调整,从中央到地方共同消灭“财政真空”的现象。从本质上来看,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物品,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因此政府应当是承担义务教育费用的主体。财政上的支持是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坚强而又有力的保证。中央政府应认真履行其职能,合理安排公共支出,扩大其对该问题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制定政策时要把握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在给地方政府下放事权的同时也要给予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在地方政府方面,将其纳入输入地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财政预算,消灭财政真空的现象,在财政给以保障。从济南市的现实来看,2004年、2005年,济南市每年拨付200万的专项资金用于定点学校建设,2006年拨付资金300万元,区政府拨100万元扶持普利中学、玉函小学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槐荫区教育局先后投入400多万元对四所定点学校进行校舍装修、设备更新和实验室建设。目前来看,济南市对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是很重视的,不但有专款专项,而且逐步将其纳入财政预算,但是数量还是不足,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地方政府明确责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2.打破城乡二元分化,使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规范,消除对农民工的不公平的待遇。
打破城乡二元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取消户籍制度,然后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配套制度等也随之改革。消除了城乡二元分化,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因素自由流动,从而形成规范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税收,城市就要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哪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完善,农民工就会被吸引到该城市,充分发挥“用脚投票”的影响力。城市为了吸引农民工,就会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当然也包括其子女的义务教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制度改革,政策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观念的 转变过程,需要从政府到社会各界的努力,从学者官员到普通百姓的共同思考与行动。
3.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创新。
(1)必须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专设条款填补有关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的政府主导地位与责任,在法律制度上确保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接受一种统一标准的义务教育。同时,义务教育法不能只是公立义务教育保障法,也应该是民办义务教育保障法。从2003年9月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把民办教育定义为:“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显然把以义务教育作为主要内容与任务的民工子弟学校列入民办学校范围之内,这样就把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推向了社会,在事实上把它排除在制度之外,造成义务与权利的不对称,而与当今的义务教育理念相悖。
(2)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责任主体,保证财政上的转移支付与专款专用,对于违规使用该义务教育费用的行为予以惩罚,进行监督,保证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
4.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特点,各部门相互配合,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1)加大政策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定点学校的情况,将子女送入定点学校。可以争取公安部门的支持,对办理暂住证的农民工进行宣传,争取更多的孩子入学。
(2)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强的特点,应该建立动态的学籍制度,随来随落,随走随迁,便于管理。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老师应给与免费补课的帮助。
(3)对于贫困的农民工子女适当减免学费。
(4)在中考时,适当降低升学分数,争取让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高中继续读书与深造。
(5)多方参与共同帮助与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一方面,校方应该和家长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更多的与孩子沟通,另一方面可以与大学合作,由大学生志愿者定期定时与孩子交流和辅导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7 人生观与世界观。比如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普利初级中学的合作就很成功。
5.研究解决与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相关的非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相互影响。有的城市义务教育由9年延长到12年,农民工子女也应比照实行。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升入高中,哪类城市农民工子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应进行政策研究。有关单位调查了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在职业教育上的需求与供给,73.9%以上的农民工家庭期望子女达到大专以上教育水平,但受实际学业水平和家庭经济负担能力的影响,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的问题,半数家庭选择就读职业高中。但是中等职业学校生源短缺,收费过高,民工子女进不去。应推进中等职业学校的改革,形成适合农民工子女进入的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技能培训。
平等入学是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表现。《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儿童公平受教育的权利。新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到: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数百万儿童的平等教育权,还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社会平等,甚至会生发出新的社会不平等。
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政府到社会,发动各种力量,切实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点上。
农民工的孩子是农民工未来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明天的希望。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它的解决将为其他城乡矛盾的顺利解决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展。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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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乡镇依法行政难的原因及对策
乡镇依法行政难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依法行政是我国进行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单位,乡镇行政直接体现着依法行政的效果和程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目前,我国乡镇的行政执法水平虽然较之过去有较大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治意识淡薄、法律体制不完备、监管制约不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应加强法律宣传,提高法治意识;加强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制;加强监管制约,明确行政责任;加强知识培训,提高个人素质;加强经济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关键词] 依法行政 政府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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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夸造假
一是仍然热衷于搞创优、升级、达标等活动。有的部门不顾乡镇财力和承受能力,强求乡镇搞工程、上项目,不适当地干预乡镇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要乡镇这方面投入不少于多少,那方面投入不低于什么比例。二是有的地方对乡镇干部的政绩考核只看表面数字,不看投资和发展环境的改变状况,只看上了多少工程项目,不看债务的增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比方说计划生育工作,这些年越来越多农民愿意少生,超生的农民少了,按说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应该好做,但是,现在上面的考核却越来越繁琐,把考核指标分为人口指标和工作指标。
(五)求稳怕事抬头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增多,信访事件不断。部分乡镇领导求稳怕事,惧怕群众上访,对法律明确规定的工作不敢依法处理,能拖则拖,以求表面的稳定,造成违法者得利,遵纪守法者吃亏的现象,影响依法行政。去年有一个乡镇,由于种子市场放开,经国家专业部门审定的种子和没有审定的种子,一涌而上,使农民无法辨别真伪,加之因广告导致假种子泛滥,使该镇去年粮食平均减产估计超过三成以上,亩平减收280元左右。其中有一个村1200亩田,有80%的田块购买了不抗倒伏的假中稻种子,在去年秋季的一场大风后,亩平减产400斤,减收300元。最严重者减产超过500斤以上,农民大呼上当。另外,由于缺乏乡镇政府的价格监督,农药、化肥、机柴油、农用机械等价格成倍上涨,几乎全部冲抵了国家农业税收减免和粮食直补给农民所带来的好处。其实,此时的乡镇政府不是不愿协调而是不敢协调,否则会被扣上违法行政的帽子。
二、乡镇依法行政难原因探析
乡镇依法行政难的表面下有其深刻的原因,我们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解决乡镇依法行政难的问题。
(一)法治意识淡薄
法治意识普遍低下是当前实现依法行政的最大障碍,这不仅指政府机关自身,也包括公众在内。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有两干多年的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传统和法制传统。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法律作为镇压百姓的工具,帝王的意志即是法律,这种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思想影响至深。建国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强调个人权威,轻视法律权威,造成行政权力的行使所受的牵制甚少,与依法行政观念相反。
基层政权由于受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影响,权力的魔云笼罩时久。官大一级压死人,谁职位高、谁嘴巴大、谁说了算已习以为常,民主的气氛、法治的气氛微薄。少数基层领导把投诉告状的百姓视为刁民,把依法行政仅作为口头标签,依权行政盛行不衰。
(二)法律体制不完备
任免权不在司法机关手中。同级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的制约能力很强,难以保证司法独立。特别是在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目标的大环境下,司法让位于行政变成了社会可以接受的现象。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狭小,很多种类的行政行为不受司法监督的制约,如抽象行政行为。不少地方,法院不愿受理民告官的案件,即使行政相对方赢得了判决,判决的执行也是异常困难的。司法检察在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
(三)监管制约不力
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行政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有监督机制上的原因,也与公众的监督意识有关。
在乡镇政府,司法上有司法所,政法上有综合治理小组,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作为基层法治重点的镇级依法行政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并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部分乡镇依法行政监督工作悬空,不少乡镇缺少法制机构,有的甚至连法制员也没配备。这样,执法监督无硬性机构:文件审核无法制人员把关(一般是秘书起草,领导签发);行政复议群众无从知晓。
(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依法行政并不是法律本身自发起作用,而是要通过执法人员来维持。依法行政的效果如何,直接取决于行政人员的素质,包括思想觉悟水平、法律知识水平和处理实务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乡镇基层干部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长足进步。但也应看到,我国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仍然不高,尤其是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他们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执法必备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知识的培养,不能达到依法行政的要求。
首先是缺乏民主法制意识。有些乡镇干部“官本位”意识强烈,听不进群众意见,靠简单命令办事,粗暴对待群众;有些乡镇干部对于国家法规政策,断章取义,以利益作为执行与否的标准;还有些基层干部,直接向人民群众索要钱物,不给好处不给办事。
其次是对事业心、责任心不够。在对待上级与群众的关系中,一方是唯唯诺诺,另一方是冰冰冷冷。基层干部与百姓的感情越来越疏远,这种感情上的隔阂消磨了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有些干部官僚习气严重,动嘴多于动手,空话多于实干,对群众利益置若罔闻。
基层执法人员素质偏低,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冲击有关,也与干部录用考核机制相关。
三、乡镇依法行政难的对策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找出了造成乡镇依法行政难的原因,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提出对策。
执法方面,首先要强化行政责任问题。行政责任就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要对自己所做出的行政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此防止行政人员滥用权力。要明确各个机关部门的行政职权范围,尽量减少权力重叠交叉的现象;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利的同时,必须明确相应的责任,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不允许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行政行为;行政人员一旦违法,就从法律规范转化为实际状态,承担撤销、赔偿等责任。
其次要开展政务公开活动。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将政务公开有助于行政机关自己监督。乡镇要加强工作透明度,做到工作程序、工作措施、工作效果及时公示,财务定时公开,使各项工作“阳光作业”,真正把行政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进一步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3.司法方面
司法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司法独立建设。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各职能部门要减少对司法的干预。司法机关自身应该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垂直领导,自我决定人事任免。有了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容易得到保障。
在行政诉讼上,要扩大法院受理的范围,允许对乡镇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乡镇政府要重视公民在遭受行政不法侵害时的控告、检举和反映的问题,要允许他们申诉,鼓励他们申诉,以此作为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途径,并积极贯彻《国家赔偿法》。
(三)加强监管制约,明确行政责任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力必然会滥用,甚至导致腐败。要通过扎扎实实的监督机制来策动镇级政府干部依法行政。其策动措施有三种可究:一是制度公开。即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违法追究制、投诉举报制。这些制度不仅要打印成文、张贴上墙,还要通过广播、电视、板报方式向社会、向群众公开,让工作范围内的社会全员都能依法监督乡镇干部,同时也达到了依法行政的宣传效果。二是考核评测。要实施依法行政考核制,将乡镇干部的依法行政情况纳入考核内容中,由县法制办进行调查考评,使基层干部视依法行政为己任。三是内外监督。要建立乡镇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依法行政监督机制。在乡镇政府内部,由法制员会同司法所组成系统内的监督小组;在乡镇政府系统外,由乡镇政府聘请社会各界相关同志为镇依法行政监督员,每年给镇干部和执法人员评议一次,并按评分标准给予测评,供年终县法制部门考评作参考。运用以上措施,启动内外监督机制,使之起到鞭策、推动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自觉依法行政的目的。
“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当预设其责任”。⑤乡镇干部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如果不依法行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依法行政如果没有严格的政府责任制度作保障,就只能是行政机关的一时激情而难以持久。此外,政府的责任制度还应当切实可行,这样才能起到应有的效用。乡镇干部责任机制是整个政府的责任制度最基础的环节,必须设计得科学合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业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依托本地优势行业,促动农民走出土地;大力拓展招商引资视野,使农民通过参与市场经济而增强市场观念和法律意识。总之,对乡镇而言,内部的法制机构建设和外部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农民的走出田地闯市场参与竞争,才是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强劲动力。
乡镇作为最基层的政权单位,依法行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既要靠全体执法人员转变观念,增强法律意识,也要靠全体公民树立主人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参政议政,更要从制度上着手,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逐步推动依法行政工作。但是,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乡镇政府依法行政难的问题必然会得到解决。
①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P8-9 宋功德.行政法的均衡之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P89-90 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117 余晓青.依法行政与公共服务型乡镇的构建.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P21 肖玉梅,魏晓巍.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行政与法.2006年第1期.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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