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一篇：国税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它说明单位gdp负担的税收水平，它的大小反映税收负担的高低。一个地区宏观税负的高低，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区各产业税负的大小；二是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税收政策，各地区间相同产业的税负差距不大，因此，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便成为影响该地区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

一、“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及北碚经济发展趋势

（一）“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发展状况

“九五”期末的2000年，我区国税收入规模首次突破2亿元，达到2.22亿元；2003年，突破3亿元。在连续两年突破3亿后，2005年实现了税收收入总额突破4亿元的历史性新跨越，收入总额达到4.77亿元（含免抵调、车购税、其他收入，以下同口径），是2000年的两倍。十五”期间，我区共组织国税收入17.46亿元，比“九五”期间增收7.67亿元，年均增长16.59%。2006年，我区国税收入总额突破5亿元大关，达到5.73亿元。

2001—2006年，我区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17.16%，增幅在主城九区中仅次于渝北区（28.52%）、大渡口区（24.31%）、巴南区（20.90%），列居第四位。“十五”以来，我区国税收入发展速度，比主城九区年平均增长速度16.09%快1.07个百分点。我区国税收入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屡创新高，经济税收基本协调增长，为我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二）“十五”以来，北碚经济发展状况

“九五”期末的2000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为48.53亿元，2001年为52.20亿元，2002年为56.27亿元，2003年为62.30亿元，2004年为70.29亿元，2005年为80.15亿元，2006年为91.80亿元。2001年—2006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1.21%。

“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的年平均增幅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5.9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十五”以来北碚国税宏观税负分析

在“九五”期末的2000年为4.56%，“十五”期末的2005年则上升到了5.95%，提高了1.39个百分点，比主城九区的平均税负5.74%高出0.22个百分点，在主城九区中列第四位，次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渡口区（12.50%）、南岸区（9.31%）和江北区（8.40%）。2006年，我区国税的宏观税负达6.24%，比2005年提高0.29个百分点，比主城九区的平均税负5.71%高出0.56个百分点，在主城九区中仍列第四位，低于大渡口区（11.79%）、南岸区（7.77%）和江北区（8.37%）。

（四）“十五”以来北碚国税税收弹性分析

税收弹性等于税收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当税收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税收收入慢于经济增长，税收弹性小于1；税收收入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税收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税收弹性等于1；税收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税收超经济增长，税收弹性大于1。

2001年，北碚国税弹性系数为1.13，2002年为1.79，2003年为2.95，2004年为0.61，2005年为1.61，2006年为1.39，6年来平均弹性系数为1.53（在主城九区中，只有大渡口区和巴南区6年平均税收弹性大于1，分别为2.0和1.31）。从以上可以看出，北碚国税6年来，除了2004年税收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其余5年均高于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税收收入不会长期保持超经济增长。

二、“十五”期间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从2001年—2005年，因经济增长的影响，税收收入比上年增加额自2003年以来基本都在3000万元以上，特别是2005年达到5000万元以上。因经济增长因素使税收收入增加的份额除2003年低于50%以外，其余各年均高于50%，2001年达88.98%。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看，由于经济运行呈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因素一直保持对税收收入的正面影响，这与经济决定税收的前提是相吻合的。

（二）宏观税负因素对税收收入影响分析

由于宏观税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它既包括政策变量，也包括随机变量。除2004年因宏观税负的影响，使税收收入减少1599万元，其余年份均是正影响。2003年宏观税负对税收收入影响的所占比重最高，达59.71%，成为影响税收收入的第一位因素。由于宏观税负因素是多种因素的集中反映，且历年情况又不同，因此分析起来情况各异，但宏观税负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占整个税收收入增加额的比重越低，说明宏观税负越稳定。

三、对全区国税收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

第二篇：国税税负自查报告

自 查 报 告

国家税务局*****税务分局：

据贵局要求，我司对20**年1月—20**年12月的帐务和增值税费缴纳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现将自查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纳税人名称：****，税务登记号：***，法人代表：***，经济类型：***，主营：***，经营地址：**，公司成立时间：**年**月**日，成立日起至今经营模式为**。

我司于20**年**月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在过去的20**年至20**年因刚筹建不久，加之对市场行情的不知情、行情的不稳定，经营利润连续两年亏损。经不懈努力，20**年经营情况稍有好转。

二、自查情况

20**年塑料市场行情略有好转，但仍不明朗，我司的销售额虽然在20**年有所增长，但因整个***行业竞争激烈，我司只能靠薄利多销的方式促进销售以维持正常经营，于是导致我司在20**年整体毛利率偏低，造成税负不高。经自查后发现：

1、专用销售发票顶额开票居多，小额开票较少

此情况属于我司实际情况，没有违规开票的现象。因与我方合作的单位较正规均以专用发票确认收入，而我方发票版本均为万元版，一方面因销售额未达到税局标准每月发票购买份数受限数量不足，导致另一方面销售开票金额受限，故而才捉襟见肘顶额开票且尽量避免小额开票，以免每月专用发票数量不够使用。此情形我司将努力提高销售额以增加发票购买数量。

2、税负情况

据20**年财务已入账情况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统计，实现不含税销售额**元，采购成本**元，实现销项税额**元，进项抵扣税额**元，年终实际缴纳增值税额**元，实际税负=已缴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 **/** = **%。

3、自查补税申报

经自查后发现，我司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因工作失误，零星已销售未开票金额全年累计销售额**元，此部分因单笔金额较小，此类买方又是小规模纳税人无法获得我司的专用发票，我司此类零星原料供方也是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专用发票，相关人亦未及时跟进向其索取发票，导致这部分购销金额在财务账面上未确认，也未计算销项税额。按税法规定，未开票收入应视同正常销售缴纳增值税，故而我方自愿补缴此部分增值税款***17%=**元。此失误我司将在新的会计内纠正并规范账务处理。

在新会计中，我司将力争提高销售额，提高税负，争当优秀纳税人，为国家多做贡献。

谢谢！

****有限公司

20**年**月**日

第三篇：中国宏观税负剖析

目前我国名义税负偏高，实际税负基本合理，但存在结构性不合理，通胀环境会导致实际税负越来越重

中国宏观税负剖析 宏观税负主要测算方法

测算宏观税负，目前主要有五种方法，相应地也就有五种口径的宏观税负。

一是小口径宏观税负。它等于税收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口径的宏观税负。它等于包括了社会保障缴款的净税收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三是中口径宏观税负。它等于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纳入预算内的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海域场地矿区使用费收入、专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

四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它等于全部政府收入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

五是美国《福布斯》杂志使用的宏观税负评价方法。自2005年中国纳入《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评选体系以来，排名一直靠前，2009年仅次于法国排第二位。该杂志的评价方法是选取各国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或销售税、财产税、雇员的社会保障税（费）和企业的社会保障税（费）六个税种的最高名义税负简单相加（我国分别是25%、45%、17%、0、49%和23%）得出中国2008年的税负痛苦指数是159%。这种宏观税负评价方法不尽科学。首先，它选取的是每个税种的最高名义税负，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超额累进税率，而且还存在费用和成本的扣减。其次，它没有考虑到每个税种占该国总税收收入的比重，间接税权重过小。发达国家主要以直接税为主，该方法选取的六个税种中有五个是属于直接税，只有增值税或销售税属于间接税，比较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结构，我国的税负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如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仅占7%。再次，我国雇员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收入属于费而不是税的范畴，在不少省市都不具有强制征收的性质。

分析我国的宏观税负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目前，采用小口径和OECD口径分析宏观税负者（以实务部门为主）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不高，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由于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增长速度较快，所以与其他国家的宏观税负差异明显缩小。采用大口径分析宏观税负者（以理论部门为主）认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计算方法，能够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的负担水平。我国的宏观税负已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还未达到高福利国家平均水平，建议进一步清费立税，减少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来源。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收入一般就是预算内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就是税收收入，而不存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因此，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税收收入大体可以反映全部政府收入，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GDP与我国的全部政府收入/GDP是大致可比的。但是如要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的负担水平，还应该看到政府集中财力的工具不仅包括征税，收费、制度外收入，还包括发债。用这种口径计算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五种口径计算得出的结论可能又会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进行宏观税负分析，采用哪种口径并不重要，关键是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纵向和横向具有可比性。

我国名义税负偏高

我国名义税负偏高的主要表现

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除欧洲高福利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当高的。如美国联邦为35%，韩国为36.3%，印度为34%。而且我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中，一般雇员的工资薪金所得最容易落在0～5000元，适用三级超额累进税率，每级之间的级距较窄，适用的税率提高较快，工薪阶层的税负较重。其次，我国流转税目前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体系，其中营业税应纳税的金额包括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这意味着当纳税人从事营业税应税行业时，每取得一笔应税收入，不论是否有利润，都得缴纳一定比例的营业税。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我国企业的流转税名义税收负担较高。

我国名义税负偏高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首先，可能使逃避税规模较大。尽管“金税工程”的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税务部门掌握税源的能力，税务部门在加强征管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事实上税源流失的规模还是比较大。而名义税负过高容易诱发纳税人逃避税的动机。例如，香港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我国不少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付薪。其次，财税部门往往出台各种补丁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抵消高名义税负的影响。例如，由于增值税征收范围较窄，没有覆盖到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的营业税发票无法纳入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增加了企业成本，因此，税收政策规定交通运输的费用可以有10%的增值税抵扣额度。这种补丁式税收优惠政策客观上容易造成征管漏洞。

我国实际税负逐步上升有一定合理性

实际税负逐步上升有一定合理性

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相应上升有其内在合理性，但由于通胀因素导致宏观税负上升是不合理的。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将世界各国按人均GDP的多少划分为四种类型，数据表明，不同类型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人均GDP水平是正相关的，人均GDP水平越高，对应的宏观税负水平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宏观税负相应上升，是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总体上，我国企业和居民税负基本合理。中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比较高，2009年为12.54%，中国企业并没有因为纳税而导致盈利能力不强。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较小，2008年为2.4%左右，2009年为2.3%左右，如果考虑到灰色收入的存在，这个比例还会更小。

实际税负结构差异不尽合理

我国宏观税负逐步上升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我们还应看到，在实际宏观税负基本合理的框架下，我国宏观税负内部结构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第一，地区之间实际税负差异不尽合理。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实际税负轻，经济不发达地区实际税负重。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例，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往往用足税收优惠，甚至从财政支出方面出台返还税收收入，发放财政补贴的政策。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往往设置一些严格的条件，限制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行业之间实际税负差异不尽合理。上市公司的数据较为公开透明，我们对近几年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率计算结果表明，建筑业、房地产业、采掘业、金融、保险业的实际税负较高，而传播与文化产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的实际税负低于平均水平，农、林、牧、渔业的实际税负最低。

第三，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际税负差异不尽合理。通常股东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所有权结构的企业，股东发挥的作用不同，企业逃避税动机的大小也不相同。例如，由于目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主要依据其财务指标，因此，国有企业较之其他所有制的企业更注重盈余管理，不但没有进行逃避税安排的动机，而且倾向于调增利润，多缴税款。实证分析也表明，所有权结构与公司逃避税安排的积极性密切相关，私人所有的企业逃避税积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逃避税相对不积极。

第四，个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际税负差异不尽合理。目前我国对工资薪金所得和稿酬所得的征税主要采用代扣代缴的方法，因此，工资薪金所得和稿酬所得的征税率相当高，实际税负也比较重，而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较难掌握税源情况的其他所得则主要采用的是自行申报的方法，征收率相对较低，实际税负也比较轻。

通胀环境会导致实际税负不断增加

价格和税收会相互影响。价格不仅影响名义税收，也影响实际宏观税负。实证分析表明，CPI的上升会带动名义税收和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增加。为了降低通胀对税负的影响，英国的做法值得借鉴。英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是将个人年收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免税额，不收税；第二部分对应的是起始税率；第三部分对应的是基本税率；第四部分对应的是高税率。英国政府每年在公布的政府财政预算案中，都会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对税率分段进行调整。

政策建议

第一，降低名义税负。当前可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缩小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使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完整。降低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减少工资薪金所得超额累进税率的级次（建议从九级降至五级），增加每一级税率适用的级距（尤其是工资薪金收入1万元以下的级距）。由于近年我国CPI涨幅绝大多数年份为正，我国的宏观税负处在不断加重的进程中，这会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是我国税收持续超GDP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定期减税机制，以降低通胀环境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第二，简化税制，例如针对目前房地产行业存在税费繁杂的现象，加快合并相关税种，研究开征统一规范的对土地、建筑物按市场价值征收房产税，平衡行业税负。第三，宏观税负的结构性差异提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差别征管措施。■

第四篇：“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 ,1997年为4.6% ,1998年为

4.3%,1999年为3.8% , 2001)年为2.1% 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 ,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 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 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

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宏观税负影响因素分析与分解

宏观税负影响因素分析与分解

相关词条：税负, 影响因素, 分解

摘要：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但各因素对税收增长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将此方法应用于实践，揭示我国税收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关键词：税收，影响因素，因素分析法

税收财政原则要求税收收入能够充分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外生变量，其任何变化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一国政府在设计税制和制定税收政策时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显然，税收首先应当拿得出，其次应当适度。拿得出是从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中拿，因而影响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的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都是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而且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往往差异较大，这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适度就是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能够满足一定时期财政支出所需，而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量又是由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的。因而本文认为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征管能力。

一、经济性因素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决定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决定税收收入结构。经济性因素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负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产品就越丰富，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税基就比较宽广厚实，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就较强；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产品不丰富，社会剩余产品少，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都比较低，而税收主要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纳税人税负能力减弱，税收收入必然随之减少，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最终损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税收负担水平较低。

经济的运行质量与税收负担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可提供更多的现实税源，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力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可从投资的效率和资产的增值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投资的效率越高，投资的回收期越短，投资的回报率越高，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越强，提高税负的潜力就越大。资产的增值能力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投资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进行，资产的增值率在低水平上运行，提高税收负担水平的余地就较小；如果投资是在高水平上进行，以低投入和低消耗求得高质量和高效率，同等的经济增量可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宏观税负就会相应增长。

经济结构影响税负水平。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产品的盈利水平不同，向政府提供的税收数量也不同。如果盈利水平高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提高，就会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增强，因而政府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有潜在的能力；反之，如果盈利水平低的产业部门或产品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低下，因而承担税负的能力就弱，政府要适度地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就会受到制约。一般而言，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初步发展并处于辅助地位的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土地及自然条件约束较强，宏观税源增长缓慢且不稳定，税收增长率缺乏弹性，发展中国家多属这种产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农业不占主导地位，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进

一步发展但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占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重有限，这种产业结构下，GDP增长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减弱，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成为影响GDP及税源的主要因素，税收增长弹性增强。在以第三产业，即金融、贸易、服务业等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度发展但比重不断下降的产业结构下，以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为基础，以人的知识、技能、经验、智力为主要依托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税收增长弹性充足，税基宽广，税源丰富。

二、制度性因素

税收分配的实质体现了一定的分配关系。在税负运动过程中，所有制通过制约税制结构和税收分配中所有制比例对税负水平发挥着直接的影响。首先，不同制度国家的税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首先表现为市场决定的要素报酬。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全部分配给个人，形成个人收入，由个人依法纳税，税后可支配收入安排消费、投资等支出，这就为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提供了经济前提。国家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税收总量，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公有制经济中，大部分经济资源为公有，个人除拥有劳动资源以外，其它财产占有量极少。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在国家所有者、法人所有者和个人之间进行，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基本比例。个人收入主要来自按劳分配收入，来源于利息、红利及其它所得部分有限。这就使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广泛性受到一定限制，个人所得税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于个人很少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企业和政府是主导的积累主体，因而，在宏观调控中往往只能采用流转税与价格杠杆和产业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资源配置结构。其次，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化带动税制结构相应变化。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为了调节各种所有制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税制结构上采取“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对同一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征收几种税；同一种税在商品流转的不同环节几次重复征收。1958年以后，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税制被简化成单一的工商税制，税收分配几乎被利润上交完全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实行差别政策。

税收制度制定得合理与否影响着税收负担水平。一般说来，一国税收制度的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率设计、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设计，都会对该国的税收负担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各种税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程度上，税种设置得多，将使征税范围变宽、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就会增加。同时，在税制设计中，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不同选择和搭配，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由于征税税基是商品的流转额，且除少数税种实行定额税率外，流转税主要实行比例税率，而比例税率的特点是不论课税对象数额大小，统一适用一个比例，因此，流转税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相等，征税数额依据税基的增加或减少，呈同比例的增减。在这种税制结构下，税收收入的增长往往低于或最多保持与GDP增长同步，不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以累进制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则不同，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税负上升。正是这种累进机制能够产生收入爬升效应，税负随着税基的扩大而递增，具有较大的弹性。主体税种的选择对微观税负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得税负的规避现象时有发生。因为流转税主要针对商品征税，而对服务支出，特别是商品投入很低的服务征税相对较轻，纳税人可以通过调整其支出类型，如从消费商品转移到消费服务上，就可以逃避一定的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在培养和壮大潜在税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宏观税负水平。世界各国政府均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而且，税收优惠的存在，会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等方式，带来非税产值的扩张和正常税源的转移，从而形成巨额

税式支出，进一步减少政府实际征收的税收数额，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经济政策对税收负担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实行外贸限制政策，将刺激国内厂商生产成本高的替代品，维持较低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减少总体税收收入。由于一些税收采取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通货膨胀政策则会降低总体税负水平。政府收入形式划分的不同，也会使税收负担水平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收入可划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比重大，必然降低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降低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而影响税负水平。

三、征管能力

税收征管水平不同，税收流失程度不同。在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时，税收流失严重，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减少，宏观税负水平较低；反之，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时，税收流失减少，税收收入的课征数量更接近于制度的规定，宏观税负水平较高。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仅能尽可能多地获得税收收入，而且能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因为低劣的税收管理也可能从易征税部门（如工薪收入者）那里征收大量税款，却难以从工商企业和专业人员那里收到应收的税金。最佳的税收管理不但应加强对税务登记的在册人群的管理，而且应加强对那些漏征、漏管户进行有效的征收管理，从而尽可能地缩小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的差距。税收征管能力弱会加剧税收征管的难度。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难以征收入库并非罕见。由于征收管理能力弱致使税收收入流失，使得税制弹性降低，进一步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下滑，为了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只有不断地通过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种满足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已登记在册的纳税户税负加重，更增强了人们偷逃税以及避税的动机，给税收征管增加了新的难度。

税收征管效率影响着税负水平。税收征管效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入库；二是可以节约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从而相对地提高税收的宏观税负水平。当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较差时，税收的偷、逃、骗、欠就会增加，实际的税收收入就会减少，而且可能导致税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从而使税收征管效率下降，宏观税负水平也降低；反之，宏观税负水平则会增加。

四、因素影响程度分解

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那么到底哪个因素影响程度大，影响程度到底是多少，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抓住税收收入增长的关键，采取措施促进税收收入适度增长。但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而且其研究结果还未能充分揭示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选择因素分析法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并应用于我国实践。

1.因素影响程度分解方法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税收收入源自经济增长，即来自于当年生产的GDP和部分以前的GDP（如营业税的税基是销售收入，而销售收入包括转移价值，即以前年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收入是按现价（当年价格）计算的收入，当年的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税收收入是当时既定的政策和征管能力下实现的收入，税收收入还受国家当时的税制模式、税收政策及其征管水平的影响。从实践上讲，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因此，我们对税收收入增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便选择经济增长、物价变动、税收政策及征管三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额和所占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增长指标和物价指标是可查的已量化的数据，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则没有量化指标可利用，采用因素分析法可将影响因素的顺序加以固定进行逐一分析，在得出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影响程度之后即可导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程度。由于税收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是在一定的价格体系下形成，又是按一定时点的现价计

算的，所以分析价格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整体价格水平，且与税收收入口径基本一致的价格指数。常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只反映某一方面价格变化水平，难以准确反映税收收入受其影响情况，而GDP平减物价指数（名义GDP／实际GDP）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物价水平，因而我们选择GDP平减物价指数分析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2.分解方法

令T为税收收入，P为物价指数，G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0、1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P1G1M1和P0G0M0分别代表报告期税收收入额和基期税收收入额，二者之差就是税收收入变动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1-T0为税收收入变动额（P1G1M1-P0G1M1）为由于物价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1M1-P0G0M1）为由于经济增长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P0G0M1-P0G0M0）为由于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变动带来的税收收入变动额。

关于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的影响所占比重，即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额占税收收入变动额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物价变动影响比重：

（P1G1M1-P0G1M1）/（T1-T0）×100%

经济增长影响比重：

（P0G1M1-P0G0M1）/（T1-T0）×100%

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比重：

（P0G0M1-P0G0M0）/（T1-T0）×100%

3.方法应用

由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调整了一些指标，此年后的指标口径在变化，因而本文仅以1979-2004年数据为例。

首先依据税收收入资料，确定报告期税收收入，然后将上年报告期税收收入确定为本年基期税收收入，并借助于经济发展指数、GDP平减物价指数计算出1979-2004年剔除经济影响、价格影响的税收收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税收收入变动额、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在税收收入变动额中将物价变动影响额、经济增长影响额预以扣除，便得到了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影响额。最后按变动影响额比重公式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

总体来讲，物价变动、经济增长对我国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我国税收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作用。从影响因素变动的趋势来看，1997年以前，各因素影响程度差距最大的是1986、1987年，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基本上具有负影响，1997年以后，税收政策及征管对税收增长具有正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具体而言，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4148.37亿元，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960.69亿元，影响程度为47.26%；GDP平减指数上升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额为1566.15亿元，影响程度为37.75%；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影响额为621.53亿元，影响程度为14.98%。

参考文献：

[1]安体富，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2]安体富，王海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财税理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J].税务研究，2006，（2）.[3]邓子基.税种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4]龚辉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5]刘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制度的发展（1978—2001）[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6]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7]孙玉栋.中国税收负担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夏杰长.经济发展与财税政策[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9]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的不对称性及其政策启示[J].税务研究，2006，（5）.[10]夏杰长，尚铁力.自主创新与税收政策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与对策建议[J].税务研究，2006，（6）.作者：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郭江 中共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高中泽 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