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第一篇：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经济联系由流通领域扩展到直接生产领域，世界各国的社会再生产相互依存，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自我孤立，闭关自守。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

早在18世纪中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就开启了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中后叶，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应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各国政府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纷纷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广泛的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积极利用国外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在开放的世界中不实行开放的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是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推进传统产业革命，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不佳等困难。这些困难如果得不到克服，已经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就有流产的危险。而要尽快妥善地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以后变的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实施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应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模式、管理方法。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应当有全面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同他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第二篇：论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首要问题是发展。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需要。但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开放。

改革和开放是紧密相连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两个重要观点。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物质基础薄弱，建设资金匮乏。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筹集充足的资金，包括国内的资金和国外的资金。再则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起贸易合作关系，逐步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制度，它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

第三篇：考研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敏锐观察的结果。（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说明我国对外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即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第一，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时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无论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关系原理，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基础，它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内因是事物的根据，首先依*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必须坚持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原理，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地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消化和吸收，使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我的答案肯定不是楼主想要的。

对外开放是柄双刃剑。

好处是：少走弯路，好多东西可以直接“拿来”，部分行业赶上国际水平的时间变短了。

举例：引进外资，成为世界工厂，直接从国外引进设备进行产品加工，不用从零开始，直接引进新型设备、新工艺、高效管理水平，原始积累方面短时间内发展较快。简单代工制造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使中国有较强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坏处是：对外有较强的依赖，有些国家命脉被外国掌握；就像温水煮青蛙，开始觉不出来，等发现事态严重的时候已经晚了。举例：大飞机（运10）项目下马，当初开始立项研究，MD公司跳出来要合作，中国头脑一热就把大飞机项目下马了。后来人家玩阴招，MD被BOING兼并，人家一撕毁合约，耽误了宝贵的20年；乘用车产业70年代就开始搞合资，本想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换出去了，技术不但没学着，连红旗、上海这样的品牌老本都折进去了。

第四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21300818史修东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

【摘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项课题。改革开放3O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反过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不只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一条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的改革路径。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紧迫性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明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关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大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和重点任务，并突破性地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小标题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

毫无疑问，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内涵?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恐怕还很难形成紧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达成共识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作为当下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机制，是我们今天一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选择。

然而，现代化的内容并非仅指经济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政治的现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结构化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必须在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以适应商品经济这一物质性、经济性的基础。但是，这也绝非意味着一发展市场经济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看法，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

要原因，但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政治的稳定，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负面因素，这是由“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4-5。现代系统科学的最新发展也表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离不开其他子系统的相互支和耦合，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避免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这样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关系，经济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实现政治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着就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了。况且经济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拐点”，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瓶颈，引发潜在的社会政治性的危机与冲突。

改革开放3O多年来，我国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相对滞后，裹足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驱动的利益纷争、欲望毫无约束，社会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聚，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中凸现出来，诸如诚信危机、群体性事件等等。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瓶颈期。

在深圳特区创建3O周年之际，温家宝视察深圳建设时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的《欧洲时报》就曾刊发题为《中国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国《侨报》也刊登了《保障经改成果中国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温家宝在深圳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围绕发展经济这件事来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要求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抱不合实际的过高奢求，不能用最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们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将发展的中心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是现实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们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下决心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可能危及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生邓小平警告的党和国家改变面貌的问题，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断提上日程。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过何种路径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向

胡锦涛2006年4月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演讲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民主执政。他指出，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

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

2010年9月，在纽约与美国华人媒体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温家宝回答《侨报》负责人的提问时，指出：“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法治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有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要做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以此为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当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7]

胡锦涛和温家宝数次对于民主法治的阐述，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依靠依法治国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达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权力的规范。进一步说就是要规制权力运行，不得滥用权力，让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只有权力透明，才能确保民主与法治，做到权为民所用。在十八大报告中，将政治体制改革单列为小标题，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方向下具体的任务：“一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改革任务。改革是渐进的，通过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实现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最终“形成一个初步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8]。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怎样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径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

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因素。特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互动的影响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变革之路。中国3O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似乎向我们传达着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于一个社会的顺利、平稳的改革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模式探索与创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说，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容易统一模式，就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种“特区”的试点和推行为后来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础，打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现今，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诸如南街模式、华西模式、苏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尽管这些模式的重点、方向、层次和意义上各具特色、很难统一，但是这为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独

具特色的地方发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开辟，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和开放的窗口，是分级式政策试验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进行了多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试验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治理试验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创新实践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宝贵经验。”[5]

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也必然将会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然而，如何去推动、保障地方的这些改革，带动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回答的问题。上层的自我转向是关键，顶层的设计是重点。如果上层能够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主动“出击”，推动地方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能逐渐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具体路径与模式。而近年来上层频繁的谈论政改问题，就充分说明了上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0年8～9月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考察深圳，对深圳等经济特区新时期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O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5]发挥作用，并从五个方面对经济特区下一步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既应该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应该有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实践。

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来，政府应该主动转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从全能型政府逐步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监管型政府。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此基础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区的治理模式，在资金与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时以制度形式来保障巩固探索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公民社会的壮大，支持自治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推进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扩大试点，共享成功模式与经验。走一条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发展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应该是谨慎、渐进，“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急躁、冒进的作风。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纵深发展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能否正确处理两大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3O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顺利并取得成效，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与同步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p.176)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9](p.16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还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

(二)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

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权力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造成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渗透，不可避免地产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遏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并实行权力合理配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当前，党政官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仅严重破坏了我们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击着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人民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人民群众的民主观念和参政意识也伴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断提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所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体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为公众参政排除体制障碍、提供合法渠道，就会导致非制度化参与，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

总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国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才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三、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双重特征。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把握时机、大胆探索，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启示我们，这场改革关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执政党的地位。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改革的紧迫性，有意推诿，都是错

误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逐步加以完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和成功。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发展过程，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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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E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陈红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E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谢志岿．转型期社会问题与国家治理创新：兼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涵与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11(4)．

[6]胡锦涛．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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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J]．经济研究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

[9]．[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五篇：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总结邓小平当年启动我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伟业的深层次原因，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启动改革开放这一震惊世界历史伟业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一：尽快摆脱我国当时的贫困落后状态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国刚刚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面对这种现实状况，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还指出：我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二：尽快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国际经济联系的扩大，从生产力和市场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在20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中期出现了“黄金时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年均２.３％，而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年均增长率则上升到５．３％，比过去增长一倍多。由于战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严峻挑战，面对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与革命都是解放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方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想发展，就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因为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不完全适应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依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方式和方法。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应体现在生产力更好更快的发展上。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很重要的一条就“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就是改革，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变革现行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所谓发展生产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四：有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无论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不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而超越历史阶段，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都要通过调整和改革来解决。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决定，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还有许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五：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１９８５年３月，邓小平在与日本二阶堂进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什么说改革也是革命呢？因为改革“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必然引起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继推翻三座大山之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为，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它与第一次革命在对象、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改变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具体形式，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此，邓小平称改革“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有一个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过程，而实现这个过程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社会。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它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推动，通过开放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来加以发展。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我国的改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通过改革具体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革开放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开放与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就是改革，是对传统自我封闭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新趋势。实行对外开放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制度，它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实行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条件，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和新机制的必然要求。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大贡献。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曾经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重后果，我国在这方面也并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形式；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搞一党制；在计划管理方面，采取一整套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和管理方法。有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作过这样的概括：计划上大包大揽，流通中统购统销，财政上统收统支，财贸上统进统出，整个国民经济统得比较死。虽然上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曾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比如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作效率的低下；由于偏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导致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过分强调行政指令，忽视经济规律，导致经济效益差等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面对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时代要求和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体制。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对体制的革命，”“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新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和发展模式上体现中国特色。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八：克服封建弊端和“左”的观念影响

社会主义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各方面都难免带有旧社会的弊病，如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一言堂、家长制、等级制等等都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反映，这些弊病是妨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改革加以清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还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清除封建主义的余毒要比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更为艰难，改造小生产的意识形态要比改造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经济成分更为长期和艰巨。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意识残余和小生产的传统观念，以及国家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等，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和破坏，从而造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某些方面不能充分适合经济基础的要求，以至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改革来完成。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对于长期形成的“左”的错误，仅仅从思想上认识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制度上、政策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只有通过改革，把正确的认识、方针和政策制度化，使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制度上、政策上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九：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党就将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既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又强调发展民主法制；既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又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系统化的改革，而不是局部的、小范围的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是全面改革，一是因为旧体制的弊端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必须经过改革来消除这些弊端；二是改革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种建设的全面性就要求改革也必须与之配套进行。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与改革相适应，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是面向一切国家的大开放。改革开放是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举措。

●启动改革开放原因之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使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进而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体制改革，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空间。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通过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暂时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沉稳、开拓奋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实惠。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当家作主权利得到保证，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时俱进、勇于变革、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等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迸发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