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解读

第一篇：《封锁》解读

《封锁》解读

一

《封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遭遇到封锁时发生的短暂的爱情故事。封锁结束后，爱情也结束了，一切又都复原了。

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是一个“艳遇”的故事。它具备“艳遇”故事要求的一些元素，比如“旅行”。人物可以暂时从秩序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而进入能够产生爱情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可以暂时忘掉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产生爱情的最大障碍；并且他们可以有时间闲得无聊，这使得爱情的欲望能够产生。两者--障碍的消除和欲望的产生是“艳遇”故事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前提，“旅行”是实现这个前提的标准化模式。我们可以把电车看作一个封闭的空间，它隔离了正常的生活空间，人和人之间许多不利于爱情发展的关系被排除了，只剩下比较单纯的乘客关系，并且具有了向爱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还有时间因素，市内交通毕竟不同于长途旅行，所以张爱玲必须把时间封锁起来，人为地让时间停滞或延长。此外，《封锁》中的人物也一般地符合“艳遇”故事的要求--孤男寡女(当然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变体)。他们都存在某些缺乏，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存在着欲望。翠远的缺乏是“好人”的缺乏，她“象一教会派的少奶奶”，“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驰的，没有轮廊”，“很有讣闻的风味”。真实的生命对于她就像从希伯莱文到上海话那么遥远，她的欲望就是要背叛自己，渴望刺激，渴望听到“红嘴唇斩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的充满肉欲的感官诱惑。

宗桢的缺乏是一个“老实人”的缺乏。他是“菠菜包子”，“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是像“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那些得胜的字眼儿。正因为他的琐屑和平庸，甚至都不能觉察出自己的缺乏与俗望。他向翠远的调情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甚至要借助张爱玲在这里设置的一个因果关系，要逃离董培芝和向她太太报复。但我们还是觉察了宗桢的欲望，只不过他自己一开始忘记了。后来，他的欲望才苏醒。“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接下来是短暂的爱情，这是欲望的完成过程和欲望完成。它是“艳遇”故事必备的核心元素。最后，“艳遇”故事的结构元素常常是封闭式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一，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泛起漂亮的波纹而终将归于平静，在《封锁》中前后两次“叮玲玲玲……”的冷冷的铃声就把切断的时间和空间给修复上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二

从小说类型的元素分析，我们可以把《封锁》看成是普通意义上的“艳遇”故事。张爱玲对市民文化的兴趣可能会为此提供一些佐证。但这样的判断可能隐藏着几个危险。第一，从文本中有意地剥离出一些元素的分析方法可能会使文本的丰富性和诸多可能性受到破坏，会把分析引向“艳遇”故事而不是张爱玲的《封锁》；第二，将《封锁》归类于“艳遇”故事之后，我们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呢?对文本的分析来说，虽然有时命名是必要的，但我们仅能将此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开始，而不是结论。的确，在《封锁》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丰富的意蕴不能为“艳遇”这个故事框架所容纳，而它们对文本的解读来说，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能够穿越文本的故事层面而进入更高一级的隐喻层面。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小说的题目入手。“封锁”应该不仅仅是提示宗桢和翠远遭遇爱情的特殊的时间段，也不仅仅是像开始分析“艳遇”故事的元素那样，仅是人为地把时间停滞或延长而使用的叙事技巧。它应该具有另一层的隐喻意义。小说的第一段是冗长、平庸和沉寂的，几乎没有任何动感的日常生活的喻示。这一段的人物行动线只有两句话，“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叙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语感是冷漠、笨拙、贫乏而毫无生气。“车轨”、“曲蟮”的比喻意象显示出生命的冗长乏味，它是“柔滑”的，没有任何的尖锐力度同时又把握不住转瞬即逝，是“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单调的，毫无美感的“蠕蠕”的机构运动，并且还是“老长老长”没个尽头。这种生存状态几乎会让人发疯，然而所有的人都像开电车的一样不发疯。

封锁的隐喻意义在这里呈现为贫乏冗长的日常生存状态对人们的封锁。接下来情节的发展使这个隐喻意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由封锁后的宗桢和翠远的短暂爱情来完成的。这一层的隐喻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封锁中的爱情遭遇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的封锁。“如果不碰至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成为一个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的突然凸现出来的真空状态。激情的突然发出，在文本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出其不意地，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眼中，她的脸象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更是风中的花蕊。

这个场景，像《倾城这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战乱之后的断墙下的突然发现。陌生化的文学效果，通过扭曲、变形和紧张，他们才会从陌生中第一次互相发现对方，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激情。而这之前，在宗桢的眼中，翠远是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激情。但现在，宗桢成为一个单纯的男子，而翠远则成为“会脸红”的“白描牡丹”样的娇羞可爱的女人。对比本文的开始段落，一个是冗长和贫乏，一个是激情和想象，它们相互对立，后者否定了前者，激情封锁了平庸，这构成文本中封锁的第二个隐喻。

事实上，对《封锁》叙述角度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的对立及封锁的隐喻。在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叙述角度的绝对划分和区别，更多的是为了理论阐述的方便，而对于具体文本来说，则很难有那么纯粹。即使像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那样纯粹的旁观视角，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段的景物描写中看到全知的视角。所以一些叙事学的研究干脆不用“视角”而用“聚集”，即在叙述语言中除了叙述者的语言之外还夹杂有人物的意识、观点等。对于《封锁》，视角的使用也是混杂的，所以我们此处的分析只是不太精确的精括的分析。《封锁》的视角运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旁观视角，一类是全知视角(兼杂着人物的聚焦)。旁观视角用于宗桢和翠远之外的场景描写，像小说开始时遭遇封锁马路上的慌乱的场景，以及电车上各色人等和山东乞丐等。这些场景是并置的，更多的是空间的排列而非时间的顺序，是展示而非进入。旁观的视角并不介入人物的内心，和人物保持着距离。它的冷漠，有时又带有些机智的嘲讽的叙述态度为我们展现了日常生活场景的冗长、混乱、死寂、单调、平庸和无聊。全知视角用于宗桢和翠远，它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对话，一是人物的内心描述和分析。人物进入了具体的情境，对话和内心活动不断推动情

节的进展，叙述者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它直接切入人物和情节，成为故事本身。叙述者对人物的了然于心，使人物依赖于叙事者。宗桢和翠远产生的激情同时也体现为叙述者的激情。激情和冗长的对立，也就是两种叙述、两个叙述者的对立。这构成了充满激情的叙述者对暗淡、冷漠的叙述者的封锁。对于后者，人物是死亡的，意识、生命和活力消退在一个个的场景中，仅仅成为场景的一个部分和摆设，场景压倒了人物。对于前者，人物则从场景中凸现出来，空间的并列变为时间的纵深，具有了意识，最终瞬间产生激情，冲破、超越了冗长沉闷的场景。对人物的压抑和封锁，反而封锁了场景。

这是封锁的第二层隐喻。但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三层的隐喻意义，它主要是由本文的结构带来的，它造成本文的悲剧意味；激情的瞬间产生又瞬间消失。“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上海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这种封闭式的结构，两声冷冷的铃声把时间和空间切断了。第一次切断产生了激情，第二次切断是切断激情。生活重新恢复了常态，冗长和单调又重新封锁了激情，在翠远的眼中，人物死亡了，时间又换成了空间，人物重新又成了场景。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的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当的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通过对“封锁”的三个隐喻意义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封锁》这篇小说在故事层面上是“艳遇”故事，但它的丰富的意蕴又超出了其承载。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并不是个“艳遇”故事或者说它仅仅是借用了“艳遇”故事的外壳。“旅行”元素的功能原来仅仅是艳遇发生的前提，但“封锁”，正像我们分析的那样，它不仅作为前提存在，作为提供人物活动的时空存在，它是从日常生活的冗长中凸现出来的真空状态，是激情存在的方式；“邂逅”、“调情”也不是和不仅是感官欲望的表现，而是活的生命的发现；封闭的结构也突破了模式化的意义而获得更深的隐喻意义。

但上述的解读还不能说对《封锁》的分析已经完成，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有趣的发现。它们可能会对上述分析的结论构成颠覆，但同时也是对结论的一种丰富。

三

《封锁》中最精彩、最出色的艺术表现是反讽。在文本中，这是通过宗桢和翠远的相互错位，他们的激情只不过是没有对象的在想象中的独语，他们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出现裂隙并相互背离，从而构成对激情的消解来完成的。也许，这才是“封锁”这个题目的最大的隐喻意义。

上文说过翠远是个极度缺乏的女人。小资产阶级、基督教的装腔作势、温文尔雅的家庭教育使她觉得真实的生命对于她是无比的遥远，她对生命的敏感和渴望是如此的强烈，甚至小孩坚硬的鞋底的触及都使她感到真实。而宗桢却是像木头一样的毫无生命的东西。渴望和渴望的对象在一开始就是错位的，滑稽的。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曾提到张爱玲设计了一个因果关系让宗桢和翠远坐在一起。这里真实的逻辑是因为宗桢害怕培芝的纠缠，另一个逻辑关涉情节的向前发展，是为了让宗桢能够“调戏”翠远。这个因果关系设计得既笨拙又聪明。笨拙在于这个因果关系在文本中显得突兀，不惜浪费笔墨地设计培芝这样一个和情节进展几乎没什么关联的人物，他的功能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因果关系中的因子。但同时这个设计又是聪明的，聪明就在于它的突兀和笨拙，以致让宗桢调戏翠远显得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导致对后面产生的激情的消解。

在涉及宗桢和翠远的爱情时，张爱玲更多地运用全知和人物视角。在进行对话和内心活

动的描述时，这使得人物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错位，是很有趣的。

宗桢迫于培芝而向翠远发出调情的信息，但对于发送者，它却仅是言语的、能指的滑动，并无具体的所指，所以他随口就“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接受者翠远却错误地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个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这是宗桢吓退董培芝后的无话找话，亦不含具体的所指，而翠远又接收错子，以为是在奉承她的年轻，“她笑了，没有做声”。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翠远的自做多情和宗桢的心不在焉。

宗桢现在真正开始调情了，这个老实人，开始变坏了，这是因为他看到“她颈上的像指甲印子的棕色的痣”，他“咳嗽”了一声，表明他对欲望想象的稍微压制，回到现实，也表明调情的真正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她恰恰以为他是由坏人变成老实人。“她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入格，潜移默化所致。”翠远渴望爱情，但宗桢去渴望调情，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位。

宗桢要调情，就要把自己扮成挺可怜的没人同情的角色。“'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翠远是“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他们两人同时进入了“调情”的标准化情境。爱情似乎与真假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本中宗桢的“迟疑”、“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翠远的“皱着眉毛”，以及三个破折号产生对叙述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分离了，文本外出现了第三只眼睛，这让人想起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来。因此，文本获得了一种反讽的意味。现在我们可以怀疑此文第二部分对文本隐喻意义的分析了，它不是一个激情瞬间突破冗长、贫乏的封锁而又瞬间消失的悲剧故事，而是对激情的颠覆和消解。因而，当宗桢和翠远在卡车隆隆驶过互相第一次发现时，当翠远在宗桢的眼里成为一朵风中美丽的牡丹花时，当宗桢想象自己成为单纯的男子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其中具有滑稽和喜剧色彩的反讽意味。因而当我们读到“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时，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对爱情戏剧的滑稽摹仿。

但是这些“戏”中的人物对此并不知晓。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激情的想象中，他们“苦楚”、“温柔”、“慷慨激昂”、“痛哭”的爱情表白实际上是没有实指对象的。在这里，他们的语言功能不在于交流，而在于为自己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是能指的无限蔓延，他们愿望的满足是没有对象的，仅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愿望、激情变成了纯粹是语言组织的结果。小说文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宗桢回到家，“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这是一出可笑的爱情戏。上述这些：宗桢和翠远的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激情的表白只不过是能指的滑动；最终构成了文本的反讽力量。

文本最后“乌壳虫”的意象饶有趣味。整个人尖、整个生命过程就像乌壳虫一样，它会思考么，思考是痛苦的，并且“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还是回窠去吧。现在让我们也回到此文的第一部分“艳遇”故事上来，我们可能又会发出，《封锁》和“艳遇”故事，除了故事表层的相同，还有另一些更重要的相同。“艳遇”故事不需要太多的思想，而《封锁》也不需要。因为“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第二篇：解读张爱玲小说《封锁》.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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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 3 期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一位行走在边缘的、关注小市民平凡人生和痛苦灵魂的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阐释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她的作品以深厚的语言功底、细腻的个人感怀叙述了一个个关于家庭和婚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尤其是那些被忽视的女性，这使得她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面与众不同的旗帜。《封锁》是她在1943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当时上海最为普通的一辆电车为背景，用平实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在封锁时期发生在电车上的一个虽然不轰轰烈烈，却让人忍不住为之同情的一对普通男女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懦弱、奴性、不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不幸的婚姻和家庭中的无力反抗与痛苦的心灵，揭露了在世俗中挣扎的小人物的悲凉人生。张爱玲在《封锁》中刻画了两个“五四”以后的普通的都市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是被世俗生活束缚，失去了自我，没有思想，甘于平庸生活，无力挣扎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另一个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却拥有一个女奴的灵魂的职业女性——吴翠远。这两个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同一个“没有思想的”城市里虚伪平庸地生活着；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如同两只孤独的蜗牛。是一次封锁成就了他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在这个舞台——电车上以真实的面目示人，大胆地向对方吐露心迹，表达了各自对生活和婚姻的不满，对爱情的渴望，从空虚平淡的生活中获得了片刻解放，在情感上产生了片刻的交汇。然而，短暂的理想被无情的现实阻隔，这段感情最终以“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8970 —（2009）03 —0044 —02[收稿日期]2009-02-02[作者简介]李娟梅（1978-），女，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文秘旅游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梦”结束。这样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插曲，让我们看到了在世俗生活掩饰下的小人物的悲哀命运。35岁的吕宗桢是上海华茂银行的一个会计师。他虽然是“五四”以后华济大学商科毕业生，受了高等教育，却没有思想上的觉醒，新的社会思潮也没有给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没有思想，没有激情，甚至还保留了封建思想的残余。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并没有激发他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责任感。在沦陷区，他循规蹈矩，过着琐碎平庸而无聊的生活，是一个世俗愚昧的小市民。他对婚姻没有自己的立场，尽管对“母亲给自己定下的连小学都没毕业”、脾气不好的太太不满意，曾经反对过，却被对方外表的美吸引，接受了她，并有了儿女。他对工作没有一点兴趣，对事业没有上进心，认为自己就是在混日子。他与没有文化的太太缺少共同语言，存在思想上的巨大隔膜，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情感世界苍白、内心空虚无聊，对政治和实事漠不关心，甚至思想对他来说也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是一个“好人”。他每天乘坐电车上下班，生活如同一辆电车，机械地前进着，社会上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突然有一天，他在下班的电车上，遭遇了封锁,电车变成了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封锁限制了人的行动自由，闪躲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恰好借机挣脱束缚，晃了出来，虚伪与真实仅一条虚线之隔。整个城市停滞了，人们在这种压力之下开始产生幻觉。吕宗桢与翠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梦。为了躲避表侄纠缠的吕宗桢躲在了翠远旁边。简单交谈后，他突然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如翠远这样有文透视在“封锁”中挣扎的灵魂——解读张爱玲小说《封锁》李娟梅（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073）摘 要：女性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在平凡的生活琐事中展现人物悲凉的内心世界。《封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封锁时期发生在电车上两个都市知识男女之间的一个短暂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小人物在生活和情感的“封锁”中挣扎的悲剧命运，让人深深体会了一份炎凉之

感和小人物的无奈与悲怆。关键词：张爱玲；《封锁》；解读

哈 尔 滨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2009年 第 3 期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45?化，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女人。他内心真

实的感情突然被激活，如烈火一般喷发出来，很快与她恋爱了。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他毫

无保留的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家庭不幸、生活的悲哀、年轻时的志愿。在翠远面前，他忘记了

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只是一个需要爱与被爱的男人。此时，一个正常的男人被压

抑的情感得到了宣泄，爱情的喜悦让他快乐，整个的世界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他决定“重

新结婚”。似乎这个被世俗生活封锁的男人马上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与爱情，冲破所有的束

缚，追求新的生活。然而男人可怕的虚伪与自私在这个时候很快暴露出来，当翠远以为这个

男人要与过去的家庭彻底决裂——离婚，和自己结婚时，他却以“顾全孩子们的幸福”为借

口，表明自己不想离婚，只想娶一个当妻子看待的妾。而在婚姻最终归结到法律地位、年龄

和家庭问题和钱等现实问题上时，他懦弱的人格终于显现，以看似正当的理由断绝了翠远所

有的念头。当封锁解除，这个男人从梦中回到了现实的虚伪生活，如同一只没有思想的乌壳

虫。通过这样一个外表现代、正派，内心保守自私的“老实人”在电车上偶遇爱情后兴奋、幻想、最终幻灭的一系列表现，我们看到了吕宗桢在现代外衣掩饰下的封建古板、自私懦弱、空虚寂寞的内心世界。作者力图挖掘这种麻木的文化人最真实的灵魂深处的东西，让其暴露

在世人的面前。出于人性的本能，他渴望爱情和有品质的生活；在奴性思想的驱使下，他想

蓄妾，虽然他不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但是长久以来封建社会男人的劣根性在他思想里依然存

在，在他看来，女人仍然是男人的附庸。在电车上短暂的幸福与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要向

金钱、地位、家庭和残酷的生活低头，回到那个让他感觉“无家可归”的家。爱情和自由对

他来说，只是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而已。这个人物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塑造的知

识分子方鸿渐一样，有着旧中国都市知识分子的怯懦人格，这是导致他爱情失败的致命的弱

点。政治上的封锁给了他一次释放情感的机会，软弱的灵魂最终彻底地将他封锁在真实的情

感生活之外，把他推回到了庸俗麻木的小市民生活的“封锁”之中。小说的女主人公，25

岁还没有结婚的知识女性吴翠远，是张爱玲笔下无数个普通女性中的一个，她生活在挣脱不

开的心狱里，没有现代社会女性应有的骚动和憧憬，身上弥漫着卑弱的气息，为男人而快乐、苦恼、抽泣。时代的气息留给她的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虽然带有反叛的情绪，但她的意识

仍被男性世界所控制和支配，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女奴。她生活在表面“新式的、带着

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里，家人们过着刻板的、循规蹈矩、与世事几乎隔绝的生活。她用

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读了大学，并留校担任英文助教，成为一位职业女性。然而她并

没有达到现代女性的真正解放和人格独立。她骨子里并不快乐，思想上保守、空虚，甚至自

卑。她其貌不扬，古板打扮，丝毫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女性的气质。她事业上找不到成就感，并且内心自卑。与吕宗桢相比，她的性格里多了些叛逆的成分。她厌恶家人的势利与虚伪，厌恶这种机械、隔膜的生活。她知道自己不快乐的原因，在心灵深处渴求一种真实的生活和

情感，她对爱情的渴求被家庭和生活压抑着，被无形的精神囹圄封锁着。这个自认为对男人的本性很了解的女人因为电车上遇到的这个“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的花言巧语，突然觉得炽热，快乐。这个有家室的男人积压已久的牢骚话居然让她很快陷入

了爱情。甚至不在乎地位和名分，甘于做他的妾，并且打算以此作为对家的报复。可见，翠

远的内心是荒凉而悲哀的，情感世界苍白得如同一片白纸，被奴性的思想充斥着，即使在追

求欲望和爱情的时候，也心甘情愿成为男人的附庸。在电车上的梦里，她抛开了金钱、地位、尊严和家庭，只想拥有一份自然真实的爱情，但是满怀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这个自私虚伪的“好人”，转眼间就忘记了她，她却还为他流了泪，渴望着他能记起她，给她打电话。最

终，封锁解除的时候，他丢下了她，退回了原地，她才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

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她想做个没钱人的小老婆都不能如愿，心灵的片刻的挣扎以失败结束。有形的“封锁”解除了，她和他又陷入了无形的封锁，依然

是陌路人，连那一点幻想也破灭了。翠远有知识，温柔、单纯、善解人意，但是没有追求精

神解放的意识，她囿于男性的世界里丧失了自我，渴望男人施舍的爱与温暖，是个不能从奴

性中走出的不觉醒的现代女性。通过对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表现了“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的无奈。正如张爱玲所说过的“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整个故事的开展以铃声开始又以铃声结束，铃声宣

告了封锁的开始，让电车上的人们产生幻觉，进入梦境；铃声又让人清醒，然而清醒之后却

是继续虚伪。梦醒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包括开放前他们信誓旦旦的“婚姻”。这就是“封

锁”中的“爱情”。作者以这两个旧中国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情感遭遇向人们诉说了一个现实，在那样麻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被封锁了，人是孤独的，无论是已婚的还是

未婚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人的心灵被有形无形的“封锁”隔开了，人性被压抑了“，思想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即便人会挣扎，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追求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勇气；男人、女人都是软弱、自私甚至愚蠢的，表现出一种可悲的奴性。张爱玲无情的笔在让人感到情的飘零的同时,更让人深深体会一份炎凉之感和小人物的无奈与悲怆。[参考文献][1]李建波．论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6).[2]于青．张爱玲传[M].北京：中国华

侨出版社，2003.(1).[3]苟建明．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2，(5).[4]李晓花．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5]

金学丽．论张爱玲的人性观[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古月云．论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边缘存在[J].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2008，(3).(责任编辑: 刘 芳)

第三篇：封锁下的思考——解读张爱玲的《封锁》

封锁下的思考——解读张爱玲的《封锁》

张爱玲是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成名作是《传奇》和《流言》。提起张爱玲，我们这一代人中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半生缘》等如数家珍，却很少有人提及她的一篇六千余字的短篇小说《封锁》，但其实《封锁》也是《传奇》中的一篇出色之作。

《封锁》通过写对文明与人性的冲突、好人与真人对立的发掘，无疑显示了现代小说内容的深化，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上的新收获，而其技巧圆熟老到，也40年代的不多的短篇创作领域提供了一篇优秀的作品。

《封锁》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八月，旧上海的某一天，一辆电车在封锁后的短暂故事。在封锁期间，整个上海都凝固了，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故事的男主人公，一个已婚人士，某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正细心地反读黏在热包子上的报纸。女主人公吴翠远，是某大学的年轻助教，也正一心一意地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们本是陌生人，虽坐同一辆电车，但却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要不是吕宗桢一抬头一看见他那个讨厌的侄子他们是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为了躲避一心想找个好岳家而向上爬的侄子的纠缠，吕宗桢有意坐到吴翠远的旁边去了，“不声不响地宣布了他的调情计划”。

他们越谈就越投机，并且相爱了，甚至还谈到了婚姻大事。在吴翠远留下电话号码后，封锁解除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他走了„„.电车上点上了灯，她一眼就望见他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了。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小说中，吕宗桢是有家庭、有事业的人，但是他并不快乐，他连每天为什么要离家去上班，下班后要回家也不明白，他更不敢去想生活的意义，甚至拒绝去想。而吴翠远是一个严肃过头的、平淡无趣的女性，“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结婚”。我们通常以为浪漫的，偶然的邂逅是属于那些轻佻的或热情大方的女子与男子之间的事，不会发生在吴翠远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对外表现的非常得体，非常好的男女，通常都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有着世人认可的一套行为标准，因而当他们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从没有浪漫过的他们可能就会迸发出激烈的火花，不能自已，一浪漫起来就会很快进入情节，这也是两个陌生人为什么能很快相爱的原因。所以在封锁期间，男女主人公就完全放开了，单纯地为了爱情而爱情。然而一旦封锁结束，他们又不得不回到尘世中，做回那个规规矩矩的人，那纯洁的爱情就像昙花一现那样的短暂和飘渺。作者通过封锁期间与封锁后的时空变化，描绘了两种不同的情景。而他们两个人在封锁期间的短暂的、纯洁的爱情也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有着两种不同的人格，自我与本我的矛盾，一个为了遵循社会的生存规则，一个则是属于自己内在的真实呼喊，而我们通常都是隐藏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按照尘世的标准来规范自己。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多次提到好人与真人，在这里，好人与真人是对立的。“好人”是社会塑造出来的形象。家庭、环境、道德、习俗、教育一起联合完成了这个塑造工作。这个“好”是尘世的标准，对人的行为规则有着许多的约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扼杀着人的真情实意，也扼杀了人的生命力，就好比如古代得三纲五常对妇女的思想的扼杀，虽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但也相差不远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好人”并不完全等于真人，而我们的人类的发展速度是在不断的加快的，但人类的文化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发展的速度，这是一对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矛盾。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了这种对立，这是一种难得可贵的智慧和敏锐，因而她的小说也就具有别人没有的前沿性，也往往能引起我们读者的深深地共鸣。

吴翠远是个好人，她的父母、她的学生都将视为好人，她也一直扮演着好人的角色。但她的父母却为好女儿嫁不出而发愁，学生们也不敢在好老师面前说一句真话，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好人，因而她在电车上才会有了那么多奇异的行为与思想，她甚至想违反大家对她的好人的看法，想做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想成为一个真人，尽管那个真人是坏的一面，她也在所不惜想做一次真人，但是男主人公吕宗桢却没有翠远那样的高尚了。

而在小说中，作者张爱玲还借女主人公之口对女子教育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论：“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对女子教育的怀疑态度，是基于作者对好人教育的轻视，在作者看来，女子教育不但没有改变女子的基本需求，也没有帮助女子处理和解决情感问题，更没有改变世人对女子的看法，反而使女子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翠远的这句话，道出了女子教育的悲哀，所谓的女子教育最终也还是为了要找个好归属，成为了女子更大的束缚。翠远接受了好人教育，成为了好人，却以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种教育，使我们读者更能感受到女子教育以致好人教育的悲哀，也借以警醒我们急需解决“文明及其不满”这个高难课题。

这篇六千余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包孕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也达到了张爱玲写传奇的宣示：“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确是一篇值得细读的优秀作品。

第四篇：《封锁》读后感

本我？

——《封锁》读后感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不碰到封锁，生活的常规是永远不会变的。而常规、长态、日常生活，往往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丢失自我。于是，就在这封锁中，就在这短暂的、狭小的被隔离的世界里，常规缺乏了它的约束力，一切生活的常态更显得空虚、没有营养、毫无意义„„

相反的是，那些平时藏在内心深处的、不符合常规的渴望却愈加强烈，诱使着人们去进行心灵的冒险，进而付诸行动。

“他向她低声笑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这是一次冲破常规的束缚的试探。而崇祯躲着他的亲戚的姿态，则更像是钻了常规的漏洞一样，又像是一种炫耀——“他的表侄正在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对眼，也许那小子会怯怯地低下头去——处女风韵的窘态；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谁知道？”

“翠远吃了一惊”，显然，我们的女主人公没有丝毫的准备。“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翠远重新吃了一惊”，他又夸她，说了许多好话。终于，“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这一句充满了少女的娇羞，却是已经动心了。

于是，常规被打破了„„

他继续和她说话，她也回应着他。“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崇祯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这显然是一种常规生活中不曾有的刺激。

“他们恋爱着了。” “他告诉她许多话”，“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不嫌烦”。他告诉她要打算重新结婚，又顾虑着孩子，他又问她是不是自由的，顾虑着她的家里人——终究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常规。她觉着：“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他问她要电话号码，她只说了一遍，他掏笔，却越忙约摸不着，她却觉得，他理该记得。“封锁开放了。”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 “他走了。”

“对于她，他等于死了。” 然后呢？

然后，没有了„„

常规约束不了封锁里的世界，封锁里发生的是又怎么能延续到常规里来呢？ 那封锁里的自己，算是本我的释放吗？叛逆罢了。什么才叫本我？

谁知道呢？总之，我是生活在常规里的。

第五篇：封锁读后感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吧，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封锁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近日，拜读了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心中颇有感触。作者以精致、细腻的写作手法，把电车封锁期间发生的人物故事娓娓道来，象叙家常般自然流畅、生动形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样感受真实的故事画面。

整个小说以电车封锁为主线，描写了封锁期间人们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的偶遇相恋的故事。又以一个山东乞丐的吆喝声首尾互应，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态，使人物形象都活灵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用敏锐的、善于观察生活的思维，把人物的形态、动作、语言都刻化地惟妙惟肖，让读者读起来沉浸其中、意味深长。象吕宗祯吃包子时被报纸粘住时的细节、吴翠远衣着长相的描写、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众人围观的情景、吕宗祯遇见妻侄董培芝的逆反心理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相遇时层层深入的情感描写等等，都如同作者亲自经历一样逼真，让读者读起来回味无穷。文中吕宗祯为躲避妻侄董培芝，假装与吴翠远套近乎，却假戏真做，互生好感恋爱的整个过程是充满戏剧性的，是美好的，可到最后电车发动那一刻，吕宗祯却又筱地离开了吴翠远，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一切象没发生一样，又恢复了原样。这也让女主人公突然醒悟到：“象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结局说不上伤感，但却充分讲述了男女在电车封锁的无聊状态下偶遇相恋，在电车启动时思维又恢复正常，如梦初醒般又步入正常生活的情感历程，让读者感同身受，无限想象。

我只想再好好的地几遍《封锁》，感受作者那流畅、不俗的文笔和真挚细腻的情感，品味她带给我的美好精神食粮。

常规、长态、日常生活，往往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丢失自我。

当“突发”降临，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反而会在忙乱中真情流露。这种流露出来的“真我”，显现了人类自身固有的“最美”。

所以大喜大悲、怦然心动、劫后余生的瞬间，才那么让人感动、心动。真实，真实的自我，竟成为了我们永远追求的梦。

哀也罢、叹也罢，想来想去，真我就在不知不觉流逝的日子中被一层层的包裹起来，愈包愈厚，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层下面是真实的自己了。层层的包裹日积月累下来已经连皮带肉，真要揭掉，会是彻骨之痛。

也有例外，这就是面对突发，当生活的层层包裹在突发面前一下子失去了意义的时候，真我一下显现出来。反正那些包裹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命都朝不保夕，就让“真我”站出来畅快一回吧。

只可惜，当生活又恢复了常态，日子又开始了它的周而复始，人们又自觉自愿的钻进那层层的包裹，将真我更深的藏在里面，又一切如旧。人生，多么的滑稽啊!

张爱玲的《封锁》将这种滑稽演绎得入木三分，她说：“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儿，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好一个“不近情理”，人性就是在近情近理中一点点的磨失掉了。

70年前一个23岁女子写的故事，让如今成年的我读起来由衷地感叹：好一个精灵透彻的女子!同时又深深地为之叹息：喜欢她文字的人多，懂得她的人却那么少。因此，她的一生无比寂寞，纵有万种风情，又能与谁说?过多的才华，给她带来的是自信，不是快乐。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独自凭窗，孤独且不被了解，像一颗孤星，幽微的发着冷光，温暖不了她自己。”

短篇小说《封锁》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中上演的世态人情。该小说的词汇艺术具体体现在“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个方面。

张爱玲的《封锁》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上演出的世态人情，小说没有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构成，也没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叙述，却拥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与张爱玲高超的写作方法和用词技巧密不可分。这里，我将试着抛开以往学者对该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单纯地从词汇学的角度探究该作品的词汇艺术和用语特点，并以大量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它虽然基本完成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嬗变，却仍处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风口浪尖，张爱玲是当时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拥有丰富系统的文言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在词汇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并且这两种特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为表现的，故张的作品总是显得精美婉丽，同时又显得大胆新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将试从“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方面详细分析张爱玲的《封锁》，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丽华美的词汇艺术。

一、语体渗透——突破常规的“准点到达”

在品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使作品语言极具张力的“语体的交叉与渗透”。那么，什么是语体的交叉渗透呢？在我们目前的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分为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而所谓的“语体渗透”，其实就是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于某一交际目的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某一别的交际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语体包含有其他语体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语体的某些特点的一种语体现象。[1]而小说显然是文艺语体下位语体中的一员，张爱玲生活在较为现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断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觉地便运用了语体交叉的表达方式，从政论语体，口头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语体中借用了一些语言要素，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力和美感。在张爱玲的《封锁》一文中，“语体渗透”这一特点就显得格外明显，例如：（1）老头子左手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2）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3）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笑意，随时可以散布开来。

显然，例（1）中的“讣闻”的语体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的公文语体，张爱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吴翠远素整规矩的衣着特点，同时也利用“讣闻”这一词语的严肃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产生了一种近乎白描的表达效果。再如例（2）中的“顶儿尖儿”一词，分明是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要素却被用到文艺语体中，这种创造性的用法把翠远家人鼓励她读书的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自私与委琐。又如例（3）中的“脸谱”，它借用了传统京戏的行业术语，而文中描述的却是翠远误以为自己被调戏时的面部表情，这无疑是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远仿佛已经失去一个生命该有的真实与生动，甚至有些虚伪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说“好人的面具容易见到，真人的表情却无法见证”的无力与哀凉。

张爱玲在《封锁》中多次运用了语体渗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的反讽性，强化了小说的表达内涵，正如吴先生字《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所说“含蓄表现风格的构建宜重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分离，即‘字义’与‘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异。”[2]

二、叠字组合——“重峦叠嶂”中尽显“庐山真面目”

这里所说的叠字，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叠音字。在《封锁》中，张爱玲就运用了大量的叠音字，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形式：（1）单音重叠，如：蠕蠕、冷冷、渐渐、重重、窄窄、略略、缓缓、长长、双双、轻轻、淡淡、孜孜、悄悄、细细、偏偏、暗暗、匆匆、微微、灼灼、怯怯、小小、冷冷、喃喃、霍霍、当当、遥遥等。（2）单音词素+单音重叠，如：光莹莹、沙啦啦、紧腾腾、红喷喷、眼睁睁、油汪汪、热腾腾、一个个、骨碌碌、孤零零、颤巍巍等。（3）单音重叠+单音重叠，如：零零落落、弯弯扭扭、齐齐整整、吃吃艾艾、三三两两、吞吞吐吐、斯斯文文等。（4）双音节词语的叠用，如：老长老长、一点一点、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轰隆轰隆等。不难发现，以上的词语大多都起到修饰的作用。在一个句子中，它们虽然不是中心词，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比如小说的第一段：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张爱玲将电车比喻成曲蟮，单看字面，我们就能感到“沁人心脾”的凉意，而且给人强烈的忸怩之感，开电车的人虽然不疯，我们读者却快发疯了！这种神奇的表达效果不能不说是“光莹莹”、“老长老长”、“蠕蠕”这些词的功劳。这三个叠音字本来都是形容曲蟮这种生物的特点的，这里却用来形容没有生命体征的电车，轻而易举地让电车活了起来，使其有形态感和质量感，从而在小说的开端营造出了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真让人发疯。又如：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在这个例子中，“红喷喷”一词就很有表现力，仿佛有种欲将董培芝内心世界喷出来的神奇魔力，它既成功地表现了董培芝在电车上遇见吕宗桢的羞怯、谦卑、恭敬，又流露出些许谄媚卑琐之感，却又不流于“红彤彤”、“红艳艳”这类词语的平淡无奇。

总的来说，诸多叠音字都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它们即使小说的句子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又强化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准确性，具有非凡的表达效果。

三、雅俗共赏——将“典雅”与“世俗”熔一炉（张爱玲有很深的旧学功底故能自如地运用典雅的成语，“朗吟”、“暌隔”、“端凝”、“溺毙”、“惶愧”、“怅惘”、“憧憬”、“迢遥”、“氤氲”、“邂逅”、“娉婷”、“颠踬”……这样一些文言色彩甚浓的词汇她都运用自如。张爱玲又耽爱市民的俗美，语言贴近着都市情境，擅长运用“讨人厌”、“打瞌睡”、“耍贫嘴”、“没奈何”、“抽凉气”、“漏脸”、“活该”、“插嘴”、“搭碴”、“唠叨”、“手滑”、“没劲”、“作兴”、“凑活”等活在俗人眼中的字眼。[3]在《封锁》这一小说中，就出现了众多典雅的成语，如：“略胜一筹”、“鸦雀无声”、“小心翼翼”、“千篇一律”、“不由自主”、“模棱两可”、“大声疾呼”、“纹丝不动”、“吃苦耐劳”、“守身如玉”、“乘龙快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无恶不作”、“吃苦耐劳”、“出其不意”、“不堪设想”、“无歇无休”、“花言巧语”、“一尘不染”、“潜移默化”、“萍水相逢”、“吞吞吐吐”、“无家可归”等等。当然，小说中也有比较市井化的词语或短语，如：“抽长”、“如意算盘”、“挤出来的牙膏”、“快刀斩不断”、“猪猡”、“活该”等。这里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1）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2）开电车的放声唱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穿越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在例（1）中，“吃苦耐劳”、“守身如玉”和“乘龙快婿”三个成语寥寥数语，就将董培芝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极具讽刺意味。而在例（2）中，“猪猡”一词是旧上海的詈词，十分生活化，甚至显得有些粗俗，却以一种最真实的方式把开车人的工作状态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刚才封锁期中发生的那段风花雪月的小插曲的有利否定，无疑，这是把人带回现实生活最有利的音符。典雅的成语反映着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与严肃性，世俗的话语则为其注入了现实生活的血液，两者的穿插组合使小说文采斐然，别具韵味，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反讽意味由此得到了加强。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特说：“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中了。[4]的确，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而句子又组成了文学作品，因而说词汇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是毫不夸张的，而且它们常常渗透并散发着文学作品的灵魂。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我们就通过她丰富多彩的词汇看到了小说深一层次的精神气质。她这种不断探索创新的“破立”精神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回味与借鉴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们也将学习她善于回归文学创作的根本——注重词汇的选择、运用与创新的榜样，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封锁》是张爱玲的一部短篇小说，它描述的是“封锁”这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心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微型的社会。

吕宗桢是一个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吴翠远是一个申光大学的英文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各自的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上都扮演着一个很好的角色。但在他们的内心却很寂寞、孤独和疲惫，在他们的内心渴望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因此他们在“封锁”这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相遇了并聊了起来。开始吕宗桢只是为了躲避他的表侄才坐在吴翠远的身边，也是为了气气自己的太太才和吴翠远聊了起来，但后来他们却聊得越来越投机了，一直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封锁”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们依然会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也会把今天发生在电车上的事忘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欲望”，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会展现出来。可是“欲望”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平静，一切又会是原来的模样，没有丝毫的改变，也许他们害怕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不想去改变吧！这也许就是人类的矛盾吧，既渴望有害怕！

张爱玲的文章，大多描写的是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平常的事。虽然是平常的事，但她却以自己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微小细节的细致观察力向人们展露一个多元化世界。

《封锁》大概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在公共列车封锁期间发生的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名已婚的会计师，名叫吕宗桢。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在大学教书的女教员，名叫翠远。这两个看似如两条平行线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却因为封锁产生了爱情，随着封锁的结束，这段短暂且飘渺虚无的感情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文字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电车的玲玲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兀自成一体，为故事的发生创立了条件。本是无心的谈话，但双方越聊越投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彼此倾诉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产生共鸣，以至于擦出火花。我不禁猜想，如果没有封锁呢？如果封锁永远的继续下去呢？他们的爱情还会延续吗？

我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小学的时候，某个无聊的下午，我坐在学校的凳子上恰巧另一个同班同学也很无聊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平时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但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我告诉了她一些甚至于平时玩得要好的朋友都不知道的心事。在这之后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只是恰巧碰到对方时会心的笑一笑，打招呼而已。有时自己会产生疑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一个和我没有多大联系的人？也许我们只是单纯的渴望一个可以宣泄自己不满或表达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想法的窗口，而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一旦这种封闭的状态被打破，我们又会回到机械的，像火车一般永无止境的前行的生活当中。所以我猜他们的爱情只是暂时的，虚幻的，如泡露一般。

好的小说不只是故事值得推敲，它的背景和看似不大重要的的小人物也很值得玩味。“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他们不得不填满这空虚……思想是痛苦的。”为什么思想是痛苦的？也许他们是害怕一旦发现自己正过着机械，重复的生活而产生恐慌吧。这种现象在当今被物化、碎片化的社会中也很普遍。一些“宅男”的生活不正是如此吗。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电脑游戏害怕社交，不断地重复着。他们害怕思考生活的意义，即便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很没有意义但却固执的继续下去不愿改变，因为要改变于他们而言实在太麻烦太痛苦了。

张爱玲在文中探讨的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反复，虚无和不愿思考，种种在今天这个工业化的时代仍然存在。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手段、方式继续进行着。也许我们不能从她的作品当中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却多了一种思考问题的维度。有时思考问题本身比获得答案更为重要吧。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之一。这是一位迷一样的作家，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着近乎浪漫的悲剧情感，她是名门之后，但是她以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自豪；她既悲天悯人，但时时刻刻又能洞见芸芸众生之可怜可笑。只有她才能同时享受万众瞩目的喧闹和形单影只的落寞。这本身，就足以成就一段悲壮的传奇在传奇的人生中写出了一部特别的短篇小说《封锁》。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独具匠心的短篇小说，全篇主要写的是男女主脚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一个看似荒唐的事在小说中发生了。《封锁》的不同之处在于看似随意的笔调下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它通过电车被封锁，描写出两个在平淡、疲乏无聊的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而在某一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这是一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反逆。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的本我状态，包括人类本能的驱动力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展现出本我。

正如陈奕迅《红玫瑰》的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疼爱的都有恃无恐。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社会要求并规定的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在心里骚动着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不会表露出来。而电车上的封锁环境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这是一个暂时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在这里他们没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地位和责任，没有了平时的那些种种顾虑，人们会暂时的抛离原本存在的那个自己，一个单纯的自己，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路最终破蛹而出的本我。《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从电车上相遇再到相爱再到最后的分手，其实正好是对内心一直隐藏的那个自己的展现。

在封锁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实验中，作品隐喻了人性与处境的悖逆：人生的常态对人实际是一种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处境象征；非常态中的人性是开放的，人的自然欲望能够得以释放，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的反封锁，激情封锁了平庸。平常生活未被封锁之时，人性往往被封锁了，而生活被封锁时，人性反而敞开了。

而张爱玲散文中说她喜欢出名，渴望满足俗世的各种愿望，于是突围，而在没有人的场合她又觉得生命充满了欢悦，本能的心灵渴求又使得她不由自主的封锁，又而把文学作为封锁之后的另一生命。

《封锁》采用陌生化叙述手法，制造出陌生化的戏剧效果。试图超越传统的重现现实的方法激发人们克服对生活的麻木感，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张爱玲是厌弃确定性的作家，其作品的结尾大多是没有归宿的反高潮。《封锁》也不例外，它的寓意封锁不尽，是开放似的随时等待重新解读的谜一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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