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中介各类诉讼案例

第一篇：涉中介各类诉讼案例

涉中介各类诉讼汇编

案例（1）2010年3月末，经房产经纪公司居间介绍，潘小姐与案外人陈某签订《认购协议》，协议约定：由潘小姐购买陈某名下本市长宁路一处房屋，约定房屋总转让价款105.8万元，于同年4月10日前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潘小姐同意先支付定金2万元，若潘小姐违约，拒绝签订买卖合同，出卖方陈某有权没收定金，若陈某违约导致无法签订买卖合同或者拒绝签订买卖合同，则应向潘小姐双倍返还定金；而守约方获得违约方前述赔偿的，同意按获得的赔偿金额的50%，向居间方支付居间必要费用，居间方获得的金额最高不超过守约方和居间方约定的佣金标准。

协议签订后，潘小姐向房屋出卖方陈某支付了定金2万元，并与居间方签订《佣金确认书》，确定佣金金额为8000元。此后，因上半年上海房产市场，房价一路上涨，出卖人陈某拒绝再与潘小姐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双方于2010年4月8日在居间方处解除了《认购协议》，潘小姐的母亲代为收取陈某返还的双倍定金4万元。当天，居间方另行向潘小姐推荐同地块另外一处房屋，潘小姐的母亲及同行朋友胡某拟购买下此房，以购房人的名义签订了新的《认购协议》并支付定金4万元。同年4月9日，潘小姐的婆婆、儿子及胡某、胡某的孙女为买房人，与该房屋产权人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潘小姐的婆婆及儿子向居间方支付了佣金8000元，后买卖双方一齐办妥房屋产权过户交易手续。

2010年5月下旬，居间方致函潘小姐，要求潘小姐按赔偿金额50%的标准支付居间必要费用1万元。诉讼后，改为8000元。但潘小姐认为在居间方承诺不再主张《认购协议》的居间必要费用前提下，另重新购买了居间方介绍的他处房屋并支付了中介费，现居间方再主张居间必要费用违反了原承诺。且前一次的《认购协议》解除后，房屋出卖人陈某已经向居间方支付了佣金，现再要求必要费用8000元，显属过高，考虑到居间方的居间介绍行为，为便于本纠纷的解决，同意补偿居间必要费用1000元。

法院认为，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本案中介商在第一次居间中，斡旋买卖双方达成了购买意向，然由于房屋出卖人陈某反悔，导致买卖合同未能最终签署，居间方只能就居间活动所发生的必要费用提出主张。潘小姐认为后又委托该居间方另行购买了房屋，又支付了该房屋的居间费用，居间方承诺免除本案系争房屋的居间必要费用，但双方并没有作过书面约定，仅凭居间方在《认购协议》上的划痕标记，法院无法确认已免除居间必要费用。而居间方起诉居间必要费用8000元，与原先设定的佣金金额相当要求支付，超出了必要费用的合理限度。潘小姐同意补偿居间必要费用1000元，与居间方的合理广告信息发布、人员工资、门店租金、水电、文本制作等成本支出基本相符，遂法院作出了判决。

案例分析：法院对于诉讼的把握首先是证据，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潘小姐不断强调其婆婆在第二次决定购买房屋时已就前一次应支付居间费用与居间方达成免除协议但无法举证证明自己所说，故而法院没有采纳其抗辩。但另一方面从本案不难看出，对于未促成房产买卖的居间活动法院原则上不会支持全额佣金或者违约金，仅依据主观判定必要的居间服务费用。

案例（2）2010年2月27日，房屋业主陆某与德佑公司签订《出售委托协议》，约定将自己名下坐落于本市镇宁路某号房屋及2个车位的物业买卖进行委托居间。同年5月下旬，在德佑公司居间介绍下，华小姐查看了该房产后，与陆某达成了购房意向，三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协议约定：华小姐购买陆某名下的该房屋及2个车位的物业，房价款为340万元；华小姐与陆某签订买卖合同当日，应分别按房价款的1%，各自支付德佑公司居间费用；协议未实际履行或未完全实际履行后，华小姐及陆某再行达成买卖交易的，视为德佑公司居间成功，华小姐及陆某应分别按合同约定各自支付佣金。2010年6月中旬，华小姐与陆某及上海太平洋房屋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约定华小姐仍以340万元价款，购买陆某所有的上述物业，华小姐与陆某各自支付太平洋公司居间费用1万元。2010年8月4日，华小姐与陆某完成了房屋买卖交易，上述物业的产权证户名变更为华小姐，华小姐也向太平洋公司支付了居间费用1万元。但德佑公司认为华小姐的行为构成了违约，经与华小姐协商未果，德佑公司起诉到法院。

法庭上，华小姐辩称太平洋公司收取的居间费用，比德佑公司低，自己有权选择太平洋公司进行居间，不认同德佑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德佑公司、华小姐及陆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具备居间合同的主要条款，应认定为居间合同。在居间法律关系中，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信息资源是获利的前提，为此居间人为保护自身依法应享有的权益，防止买卖双方不付佣金而私下成交，或者通过其他居间机构成交，从而达到不付或者少付佣金的目的即通常所说的“跳单”，都会在居间合同中约定违约条款，该条款应认定为有效。本案中，华小姐通过德佑公司获得了系争房屋的信息后，为达到少付佣金的目的，跳开原居间商私下委托其他居间人进行交易，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属违约，遂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华小姐需要按照合同价款的1%支付给原告居间服务费3.4万元。

案例分析：本案属于典型的“跳单”案件，但与其他案件处理上有所不同的是法院没有支持被告自由选择居间服务机构的抗辩而是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个人认为核心点应该在于被告与原告还有案外人之间已就购买房屋及居间服务费用达成书面的协议，法院完全可以认定被告与案外人具有在该协议约束条件下达成合意的意思表示，另行选择其他居间服务机构完全是为了少付居间服务费用并不涉及对于居间服务机构的选择权，明显构成违约行为所以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原告方之所以能够胜诉与其提供的证据充分有很大的关系，《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当然结合整个案件实录要去的最终胜诉的结果作为居间方的原告必须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证据体系，具体包括：（1）房屋产权人委托出售涉案房产的《出售委托协议》用以证明产权人确实委托本中介机构协助办理相关售房事宜；（2）作为拟购房人的华小姐经过中介机构居间介绍获知相关房源信息的证据，即通常所说的《看房单》或类似单证；（3）涉案三方所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用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确已达成购买该房的意思表示且是在原告居间调和下达成的，并就居间服务费用进行了约定；（4）在其他居间机构协助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新的产权证信息，用以证明被告华小姐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只有综合上述各类协议、合同才能证明本诉所主张事项，才有胜诉的机会。

案例（3）2010年年初，罗小姐经上海洋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介绍，向案外人陈某夫妇购买本市平型关路某号一处房产。3月30日，买卖双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日罗小姐还签署了《佣金确认书》，确认房屋成交金额为229.5万元，佣金金额为

3.5万元，定于2010年4月30日前支付。之后，罗小姐在办理房屋买卖手续过程中，因国家房地产政策调控，她无法办出银行贷款，买卖双方在洋君公司协调下解除合同。4月27日，罗小姐与房屋出卖人陈某夫妇、洋君公司达成《解约协议》约定：

一、因国家4月16日宏观调控的原因，导致罗小姐第三套住房不能发放贷款，原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决定取消原签订的买卖合同；

二、罗小姐同意支付5万元的赔偿金(含定金三万元整)给房屋出卖人作为原买卖合同的违约金，双方一次性了结，今后无任何责任；

三、罗小姐支付洋君公司三万元整作为中介费，原佣金确认书的3.5万元佣金作废；

四、罗小姐支付中介费后，中介方应把产权证原件交还房屋出卖人，并解除密码，保证房屋出卖人能正常交易。该《解约协议》签订后，罗小姐当即按约向洋君公司支付佣金3万元。后罗小姐反悔，以自己是受到洋君公司的胁迫才签署了《解约协议》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洋君公司退还人民币2.7万元。

法院认为，罗小姐和洋君公司均确认由罗小姐已支付房屋出卖人违约金5万元，洋君公司已将房屋产权证交还给了房屋出卖人。本案原告罗小姐原在洋君公司居间斡旋下，与房屋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与洋君公司约定了中介费用。然在房屋买卖履行过程中，突遭国家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整，导致罗小姐无法办理购房贷款，房屋买卖双方以及中介商达成了《解约协议》。《解约协议》对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及中介费作出了约定，罗小姐也按照该协议向洋君公司支付了中介费3万元。现罗小姐提出签署该《解约协议》，是受洋君公司的胁迫和诱骗所致，但却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解约协议》的条款没有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内容，是罗小姐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已履行完毕，遂法院依法对罗小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分析：从本案的审批实例上首先就能明确看出目前法院在审理因政策变动所引起的房地产买卖违约纠纷中的态度，即主要看政策的变动是否能够完全左右当事人的购买意愿。举例来说像本案中罗小姐是因为政策变动无法获取贷款购买房屋，但支付购房款不一定必须通过贷款，因此法院依法认定罗小姐仍然有继续购买房屋的意图，解除合同即构成违约，然反过来说，如果政策对于罗小姐而言是禁止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则法院在实践中会认为当事人本人仍然具有购买意愿但因非主观原因致使购买目的不能实现故而不认为其构成违约。其次就是对于罗小姐按照《解约协议》所确定给付的居间费用是否需要返还，这就必须看该协议本身是否符合合同生效的要件，但就本案而言，既然法院第一步已经认定的罗小姐存在违约那么该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就得到了印证，加之协议不符合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的有关依据及制条，不存在显失公平或者存在重大误解，那么已履行完毕的《解约协议》当然有效。

对于在实践中如果碰到此类案件《解约协议》必须签署，如本案没有该协议或者协议中没有涉及居间方相关规定，那么结果就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了。

案例（4）2010年9月15日，卖房人曹先生和买房人殷女士通过中介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并由买卖双方签订了《房屋佣金确认书》，确认书记载：曹先生向中介公司支付佣金金额为出售房屋成交金额155万元的百分之一即1.55万元，后曹先生支付了8000元。然而在交易过程中，当曹先生得知应交税款达11万元之多时随即不再同意出售房屋，为促成双方交易，中介公司作出了不再收取余下中介费的让步，至此才最终完成了交易。然事后中介公司以曹先生仍有7000余元中介服务费未支付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曹先生给付剩余的居间服务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报酬的前提是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而在本案中，中介公司作为居间方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向委托人曹先生提供了虚假的税款负担情况，并导致曹先生所获得的净到手房款未达到预期的金额，对此中介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驳回了中介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分析：本案的判决的核心是司法机关认为居间机构应当就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所有必要事项向委托人做出详细的说明，在二手房屋的买卖过程中税款的缴纳确实属于最主要的信息，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购房成本和售房人的预期利益。但国家税收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尤其是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流转税，根据国家经济情况房产交易税费的变动率和征缴税款的条件的变化在各类流转税中是最平凡的，如何保证在居间服务过程中不发生本案所述情况最关键的还是在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过程中就相应的事项进行必要的约定。参考表述：甲乙双方约定，房屋过户交易所需缴纳的各类应缴税款和过户登记费用由（甲方承担全部税费/乙方承担全部税费/各自承担本方应缴纳税费），应缴税额和所需支付的过户登记费用依据过户当天国家相关税收规定和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相关收费政策而定，如遇国家相关政策变动所产生的损失和收益均有（甲方/乙方/各自）享有。

这样约定一方面不需明确实际征缴税收的数额，避免在可能发生的纠纷中被法院认定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致使自身权益受损，另一方面能够有效明确买卖双方对于税费承担的责任和承担依据，起到事先告知的义务避免在交易时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案例（5）当事人杨小姐拟购买位于闵行某区域的一套住房，在一房产中介的介绍及陪同下于2009年7月22日和7月25日实地查看了位于万科一期的一套面积214平米价格为415万元的全装修住房并签订了《看房确认书》，依据该确认书规定：杨小姐不得私下与房屋产权人或者通过其他居间方与房屋产权人达成买卖意向或进行交易，否则需要赔偿房屋售价的2%作为违约金。然时候杨小姐在其他居间服务机构的帮助下与该套房屋的所有人林先生达成购房意向并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且已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经查发生在2009年7月至11月之间）。该中介公司依据与杨小姐所签订的《看房确认单》为依据将杨小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杨小姐给付违约金共计8.3万元。

杨小姐辩称该套房屋其丈夫已于7月20日在另一中介机构的陪同下实地看过该房屋且对方所要求的居间服务费用仅为1万元，且所签订的《看房确认单》为受欺骗所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查明，2009年7月20日，杨小姐的丈夫与某房地产经济公司签订《看房确认书》，由该公司带看了涉案房屋及其他房屋。8月2日，杨小姐与房屋产权人经该房地产经济公司居间介绍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2009年9月29日，杨小姐夫妻与房主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买卖双方经该房地产经济公司居间介绍，向房主购买系争房屋，房屋转让价300万元，双方于2009年11月20日前办理房屋过户手续。12月9日，杨艳夫妻取得了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并支付了佣金1万元。

法院认为，中介公司仅带杨艳实地看房两次，并未进行其它居间活动，也未就房屋总价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相反杨艳夫妻不仅在另一房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介绍下也对系争房屋进行了实地踏勘，且经过该公司的居间服务，买卖双方对房屋总价进行了协商，继而买卖双方签订了居间协议及房屋买卖合同，还支付了相应的佣金。由于杨艳通过其它中介公司完成了购买系争房屋事宜，而中介公司并未促成买卖合同成立，无权收取佣金或相当于佣金的违约金，故而判决对于原告要求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杨小姐应适当补偿原告2000元。

案例（6）2009年9月王先生委托某中介公司代为寻找出租房源，经过中介公司的居间介绍拟承租张某的一套二居室住房并签订了《看房确认单》，然因为价格问题一时无法达成协议，王先生随即要求中介公司降低居间服务费用，中介公司未允。而后王先生找到其他中介机构在其帮助下与张先生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中介公司将王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给付违约金，法院作出了与案例（5）相同的判决，不支持中介公司的诉讼请求但酌情给予600元的补偿。

案件分析：案例（5）与案例（2）同样为“跳佣”但法院的判决截然相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本案的原告对于证据的把握不如案例（2）来的充分，仅仅凭借一张看房单是无法就诉讼请求获得支持的，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行。另外，通过两个案子的对比可以看出看房后对于通过其他居间机构达成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违约，法院的裁判临界点应该在三方之间是否签署过《购房居间协议》或者类似的协议，是否在本居间机构的居间协调下达成购房的意向，如果是既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反之则只能如本案一样获取较少的补偿。案例（6）更是直白的表明法院对于通过其他中介机构“跳佣”的态度，相对于案例（5）而言案例（6）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更是明显然法院也没有完全支持中介机构的诉讼请求。所以对于此类“跳佣”案件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存在完整的居间服务关系和是否构成实质违约（未通过第三方私下达成协议构成实质违约但通过其他中介机构很难证明构成实质违约）对于案件的最终裁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保证在正常的业务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必要权益，基于对目前法院同类案件的判决实例，《居间合同》和《购房协议》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协议，参照案例（2）所述证据体系发生此类“跳佣”案件也可以有必要的证据保障。

第二篇：公益诉讼案例

1．广东首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环保公益诉讼案开庭两被告被判共同承担修复责任

2014-12-26 09:18:31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四版 | 作者：杨晓梅崔颖华

12月25日，作为广东首例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庭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亦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土壤受污公益诉讼案件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因倾倒污泥给鱼塘造成污染的两被告被判决在6个月内共同修复鱼塘到本次污染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逾期未修复的，由环保部门指定具有专业清污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并相互负连带责任。

2011年，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村民方运双将其向村委会承包的两个鱼塘转租给太和镇石湖村村民谭耀洪。从当年9月1日起，谭耀洪用车辆运送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污泥散发出阵阵恶臭，周边村民纷纷投诉。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在接到举报后，到鱼塘现场检查取样，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分别对污泥和底泥进行分析，结果为参考《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铜和锌超过相应限值，达不到农用污泥标准，会对池塘造成污染。

2012年8月，受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为池塘属农用地，用于水产和禽类养殖，污泥排入池塘，影响了养殖功能的使用，要恢复池塘养殖功能，必须清除倾倒的污泥，并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塘水进行处理，达到农用标准。该次污染损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监测分析费用4660元，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

事件发生后，白云区环保局向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通报。白云区检察院遂启动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并推动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公益诉讼。今年1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对上述两被告提起诉讼。

环境资源保护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挚萍表示，本案的判决有利于推动和完善环境保护司法体制的构建，对树立民众环保意识教育意义重大，任何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主体不仅要停止侵害，赔偿私人利益的损失，也要救济公共利益，承担恢复环境的生态功能和价值的法律责任。

2．三峡重庆库区法院受理首例民间环保公益诉讼案 2014-12-08 09:12:13 | 来源：新华网 | 作者：朱薇

在承担着生态保护重要任务的三峡重庆库区，万州区法院近日正式受理首例民间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民间公益环保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湖北一矿业公司污染环境案。

据万州区法院介绍，今年8月13日上午，巫山县庙宇镇千丈岩水库的水体突然变成了灰黑色，经巫山县环保局检测，水库水体受到了严重污染，并发现在位于水库上游1．5公里处，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业川镇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将硫铁矿洗选废浆水直排到未进行防渗处理的洼地内，因洼地底部有裂隙，废浆水又渗漏到千丈岩水库。含有大量乙基钠黄药、二号起泡剂和尾渣的废水进入水体后，会对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及肝脏等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

千丈岩水库是庙宇镇、铜鼓镇和红椿土家族乡3个乡镇的主要水源地，10160户、51400人的生活用水和1．8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皆来自此处。经初步统计，此次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954余万元。

据法院介绍，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从媒体报道上获悉此事，并了解到由于该污染为跨境污染，缺少原告等原因，事件的责任方很难被追责，便决定作为发起方，提起跨境环境公益诉讼，要求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依法承担恢复水质的所有费用，同时在重庆市级平面媒体上向公众道歉。

10月20日，诉讼请求提交到万州区人民法院。11月6日，法院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勘了污染情况。万州区法院环境法庭近日决定正式受理此案，并择日开庭审理。

万州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冯纲说，过去，环境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民众缺乏参与的途径，这导致对违法排污缺乏足够的监督，也很难让责任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重庆首例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被立案受理，对于推进民间环境公益诉讼有着积极的意义，将极大地激发民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热情。3。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势在必行

2014-11-24 08:36:27 | 来源：法制日报 | 作者：游伟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

在实际生活中,个别行政机关或者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害公共利益,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损害的行为时有发生,但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却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追责。

公益诉讼在实践中的探索,面临一些困难,甚至步履维艰,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所以长期以来存在这种状况,与我们的诉讼理论及法律规定的滞后存在关系。因为按照传统的法理解释,只有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为自身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纠纷时,受到损害的个人或者单位,才能以诉讼案件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其民事权益。我国原来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就曾明确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许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却因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或者受害者,而长期逍遥法外,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也得不到赔偿。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次对公益诉讼问题作出了规定,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与损害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是,法律规定依然较为原则,诉讼主体的界定不够明确。

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还是存在着“三难”问题,即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事实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需要。一个法人单位、机关或者个人,只要他们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构成了对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都应当付出必要的代价,受到应有的处罚。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保证和监督法律实施的使命,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而言,各级检察院对违法犯罪行为提起诉讼,更能代表国家的立场和法律的尊严。与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不同,国家在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的同时,还赋予它们各种服务于法律监督的如案件侦查、批准逮捕、提起控告等权力。虽然,这些手段更多地被用于涉及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及其他刑事案件的办理,但即便是现在因对民事案件判决不服而提起的抗诉,其法律效果及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当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事件发生之后,而普通公民或者组织不愿起诉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诉讼时,我们的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是继上一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公益诉讼纳入法律规定之后,公益诉讼制度即将迎来的又一次重大改变,也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进一步扩大司法职能,全面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次全新探索。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通过现行法律的修改或者立法解释,正式确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明确其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范围。同时,要通过有法律依据的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独立的公益诉讼机构,配备相应的具有法律及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对相关案件的调查权,通过搜集证据、发现违法事实、提起诉讼和监督执行的过程,提升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能力,有效遏制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蔓延。

应当着力推进中央已经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使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体制上摆脱地方的控制和影响,使他们能够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干扰地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并且在展开公益诉讼检察活动的同时,及时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滥用审批许可职权,是否有玩忽职守甚至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从而使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得到切实有效的遏制。4。聚焦环境公益诉讼：呈破冰之势公众关注度将上升 2015-01-17 09:29:42 | 来源：人民日报 | 作者：刘毅

今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生效实施当天，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针对福建南平市损坏林地的采矿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得到受理。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起被法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这一解释对《环境保护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具体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呈现破冰之势，破冰之后，是否能迎来春天？

门槛降低

700多个环保民间组织符合环保法及司法解释要求，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破坏环境的行为往往没有特定受害者，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尤为重大，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

《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法律将民事诉讼的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公益诉讼并不被认可。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开展的“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和作用”课题研究，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从2000年左右开始到2013年，大约只有50多件。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绝大部分是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比较少，实际上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四家组织，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过诉讼，占全国7000多家环保组织的万分之五。

2013年1月1日，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生效，在第55条中首次设置环境公益诉讼有关条款，这被普遍认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起点。当时，乐观者认为：公益诉讼的春天就要来了。

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由于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究竟谁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使得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环保民间组织提起的诉讼很难立案。“2013年一起案子也没有被受理，有的先被受理后被驳回。”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勇表示。

在这一背景下，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如何界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2012年8月到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四次审议稿中，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变化很大。

在草案一审稿中，并没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草案二审稿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被限制为由环境保护部主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和各地的环保联合会，引发关注和质疑。

草案三审稿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作出了修改：“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满足这一条件的社会组织，屈指可数。

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后，四审通过的环保法明确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须符合4个条件：在设区的市级以上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已设立5年以上，近5年内无违法记录。

1月6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具体规定。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介绍，截至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生态环保类社会组织约7000个，符合环保法及司法解释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大概有700多个，主要分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保护、沙漠化治理等方面。

困境改观

从去年开始一些环境公益诉讼获得受理，检察机关成为原告的有力支持者

从去年开始，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有所改观，一些环境公益诉讼获得受理。在1月10日召开的2014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谢玉红介绍，2014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共做了8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4起已经取得了胜诉的结果。

在近期立案或判决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地方检察机关成为原告的有力支持者。

去年12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提起的土壤受污染公益诉讼案件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被告对环境进行修复。在这一案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首次得到来自检察院的支持。

去年12月30日，江苏省泰兴“天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宣判，终审判决结果在赔偿数额上维持原判：6家涉事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合计超1.6亿元。这创下全国环保公益诉讼案赔付额之最。这起案件中，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泰州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机关，起诉6家企业。在二审中，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发表了出庭意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今年1月1日自然之友等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福建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是支持起诉单位。

马勇认为，“检察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支持方，可以增强诉讼的威慑力和胜诉率。”

“环境公益诉讼能够弥补政府执法能力的不足。”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李静云表示，再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执法人员去发现每一个角落的违法者。全国环保执法人员总共不到8万人，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要监管75家企业，即使每人每天检查两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也只能被检查7次，剩下的358天就全凭企业自觉了。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走群众路线，政府和公众合作，目的是震慑违法排污企业，提高违法成本，共同监督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

路还很长

公益诉讼案件会快速增长，环保民间组织面临专业能力及资金支持等挑战

随着新环保法和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施行，环境公益诉讼会真的“迎来春天”吗？

在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说，在新民事诉讼法实施至2014年年底两年的时间里，由于诉讼程序、原告资格、赔偿方式等不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量不多。但他相信，这类诉讼的数量随着司法解释的公布会有一定上升。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预计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将会快速增长。虽然现在还没有太多案子出来，实际有很多正在酝酿，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都在跃跃欲试。公众对这些案子的关注度也会快速上升。

法院的大门已经敞开，但环保民间组织还面临着专业能力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难以承受。

“新环保法生效，对环保民间组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马勇表示，启动司法保护环境，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一个诉讼可能一打就是几年，这需要专业人才，也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这是环保民间组织面临的很关键的问题。诉讼肯定会有败诉的，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靠项目支撑，如果没有资金支持，一个败诉可能就把一个环保组织打没了。

2011年9月，自然之友、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共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云南曲靖两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外排含铬废渣、废水，严重威胁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如今，3年多过去了，这个案件久拖不决。自然之友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需要高额费用等难题。

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自然之友近日发起成立“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对各地发现案源并拟提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进行资助，提高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是该基金支持的首起案件。“公益诉讼需要多方面资源的支持，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士、环境生态评估和鉴定等等，这些都需要资金。”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项目负责人葛枫说。

“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来了，但我们环保民间组织准备好了没有？”马勇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新法后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立案专家:不必担心泛滥

2015-01-15 08:59:41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作者：陈强

1月1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实施的当天,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

这起案件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是因为过去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太高了。据报道,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从起诉主体看,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件很少。

为拓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渠道,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此次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两家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无违法记录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和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而被告则是4名福建籍和浙江籍公民。

据起诉书描述,2008年7月底,被告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未经批准,擅自从被告李名槊手中购得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权。在未依法取得占用林地许可证及办理采矿许可延期手续的情况下,被告改变原有塘口位置从山顶剥山皮开采矿石,并将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还在矿山塘口的下方兴建砖混结构的工棚用于矿山工人居住,直至2010年年初停止开采,造成原有植被严重毁坏。在国土资源部门数次责令停止采矿的情况下,2011年6月被告还雇佣挖掘机到矿山边坡处开路和扩大矿山塘口面积,又造成该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2014年7月,延平区法院以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3人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别处罚金5万元。

原告认为,上述被告转让、开采有共同的过错,破坏的林地不仅本身完全丧失了生态功能,而且影响到了周围生态环境功能及整体性,尤其是山顶被破坏的林地,将会严重影响和改变周边及山下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功能脆弱或丧失。原告作为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有义务参与、督促责任者恢复林地植被,保护生态环境,故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作为该案的支持起诉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律师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南平这个生态破坏类案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突破口,是因为该案“污染或破坏的证据充分,能够得到执行,且当地法院愿意受理”。他说,我们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基于已经追究的刑事责任,证据是比较充分的;同时还要考虑被告的执行能力,是否有能力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进行生态修复。我们注意到,还有将近320万元是可以用来做生态修复的。提起诉讼之前我们去了当地法院,沟通的结果是当地法院很支持,当地林业局也很支持。

刘湘认为,这个案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还在于其影响性。“当地不止这一家开矿企业,还有其他家,造成当地生态破坏。如果这个案子能够胜诉,我们可能还会对当地其他开矿企业提起诉讼”。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李静云在1月4日举行的“新《环保法》实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发布会”上透露,我们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借鉴了美国的制度。当时美国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社会背景也很类似。需要这个制度不是为了诉讼,不是为了告状。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违法,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政府的执法能力无法监管到每一个角落。“公益诉讼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走群众路线,增大环境执法的威慑力,对企业形成威慑力。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监督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

一同出席上述发布会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教授贾西津表示,公益诉讼是法律的专业事件,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以去敏感化的方式实现理性诉求。“走上法庭,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方式,也是在教会政府一种处理问题的有效的理性方式,实现平等的对话。如果公益诉讼能够可持续地走下去,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很好的机会学习法治的理念和治理方式”。她说,“环境问题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环境问题就无足轻重了。现在大家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反思发展,反思这是我们需要的发展吗?也开始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背后具有很深的价值关怀。”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副主任兼督察诉讼部部长马勇对公益诉讼之难深有感触,2013年他所在的组织提起8起环境公益诉讼却无一被受理。他坦言,环境公益诉讼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可复制性问题。2009年以来,我们团队做了很多公益诉讼,其中很多没有立案。还有的立案后被驳回。以半官方性质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的案子,不一定能适用于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在不同地方,适用性也不一样。二是可持续性问题。有专业人才,才能做事,如何把这些人才留住,可持续发展,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公益组织的人一般都是以项目的方式在养人,一般一个项目执行一年,而一个诉讼可能一打就是几年,这如何具备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公众参与,需要NGO组织,尤其是当地环保组织,能够及时地回应环境污染问题。三是败诉的风险问题。以现有的方式运作,没有很好的资金支持不行,败诉后一打就没了。

有人担心公益诉讼一旦放开会泛滥成灾,马勇则认为,“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泛滥成灾,而是谁会提起公益诉讼,谁敢提?首先是资金,谁能拿出一大笔钱为公益打一场诉讼?其次,很多环保组织都是在当地的,要考虑自身生存。如果地方公益组织敢在地方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很强的抗压能力。”他强调,“不要对公益诉讼期待太高,这只是一种法律手段,需要很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想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环境问题成本是很高的,目前最低成本的还是行政过程。所以我们对公益诉讼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公益诉讼肯定会对污染企业起到很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大的污染企业。”

司法不“手软”，环保才有力

2015-01-07 15:01:50 |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作者：朱昌俊

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与此同时,一起与环保有关的案件引发舆论关注:贵州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将环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职责,处罚一家因噪声污染而频遭百姓举报的企业。这是我国首起由检察机关直接作为原告,向环保部门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1月6日《新京报》)

本案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这次检方是直接以原告的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真正开启了检方与地方环保部门在司法上的直接“对垒”格局。本案的首创意义不容小觑,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形成呼应。

在以往,地方检察机关一般只作为公益诉讼的支持方,而非诉讼主体。这在现实中往往是符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于推动环保问题的司法裁决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在本案中检察院向诉讼主体“转正”,对于强化司法在环保问题中的介入作用非常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公益诉讼中,被告多侧重于涉事的排污企业,而指向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或腐败的行政公益诉讼少之又少。这一诉讼格局的出现,除了相关制度配套的不健全之外,也是地方环保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必然结果。较之于公益组织或个人发起诉讼,检方主动作为原告起诉地方行政部门,其力量的“对抗”格局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更为重要的现实是,推动检方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担任原告,也是对于当前行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所存在的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在行政诉讼方面,《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民事权利的直接受侵害者,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行政诉讼主体实质上是非常受限的。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即便在称之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虽有所扩大,但依然严格限定在“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范围之内。虽然这已经由一审稿中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公益环保组织扩大为“数家”,但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之窄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在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参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赋权遇阻的背景下,推进检察院向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迈进,不仅是对诉讼力量的必要补充,也是避开阻力的优选方案。这对于加速环保问题的司法化进程,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助力。

不过,这一改革虽直接指向环保议题,首先考验的仍是司法环境。也就是说,通过探索与试点实践,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其最终效果如何,还是要回到司法正义的维度上来考量。特别是,作为原告的检察院不仅要向违规违法的排污企业进行诉讼,更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监督地方环保部门方面,着重解决行政部门“手软”的老大难问题。这样一种“对抗”格局,若缺乏能够真正超脱或独立于地方行政利益掣肘的司法环境作支撑,恐怕难以走远。

不“手软”的司法,才是环保的最有力后盾。可以期待,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司法系统逐步摆脱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缚,检察院担任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直接向不作为的行政部门叫板,或将逐步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常态。但这项改革开启的同时,仍需警惕的是,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对于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替代,而只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落实公民与社会组织环保权利的扩大,仍不可或缺。

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与司法实务

2014-12-26 10:34:16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刘建梓

《民事诉讼法》（1）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据此创设了全新的公益诉讼制度，为公益诉讼案件正式进入司法实务领域提供了法律层面上的依据。我国的公益诉讼暂分为两种，即环境公益诉讼与消费公益诉讼。而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则以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正式实施为标志。该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这是对《民事诉讼法》创设公益诉讼制度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重大突破。明确了消费者协会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将会更好地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协会的作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5）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对于除消费者协会外其他主体还能否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如何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应以谁为被告，如何准确界定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法院如何受理、审理、裁判，消费公益诉讼在诉讼程序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均没有明确规定。为适应消费公益诉讼即将进入司法实务领域，更好的运用好这一新的制度，从而更有利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践的角度，探析消费公益诉讼进入审判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消费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

（一）关于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公民不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尽管学术界与理论界不少声音认为公民个人应当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但《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公民个人排除在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之外。站在法院司法审判实践的立场，笔者不再探讨公民应否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

《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6）在对此解读的过程中，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异议，但对于“法律规定”是否限制“有关组织”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需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不仅限制机关，有关组织也应有法律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具有法定性，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这里“法律规定的”不仅限定“机关”，还限定“有关组织”，即这两类主体只有经法定，才可提起公益诉讼。（7）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鉴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哪些国家机关和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该法实际将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指向其他法律。（8）《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明确规定为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9）由消费者协会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可谓正当其责。《环境保护法》（10）也同样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进行了规定，该法规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立法的实践符合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应为“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的解读。同时，笔者认为，对此处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即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而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限制。学术上许多观点认为，应当放宽消费公益诉讼提起的原告资格。在消费公益诉讼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原告多元化的做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中立法实行原告的多元化已成为近现代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趋势。（12）“应进一步放宽原告资格至市县级消协。若原告资格只限于中消协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协，那么全国有资格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不过30几个，对真正维护全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作用不大，赋予消协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恐仅具有法律宣示的意义。（13）”笔者不赞同现阶段过于放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首先，公益诉讼虽然在世界上有些国家获得蓬勃发展，但在我国仍是新生事物，司法实践进展不大，经验不足；其二，现在我国的私益诉讼制度较为完备，对于实际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私益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三，是我国法院的性质与职权决定的，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职权是被动的，作为民事案件，“不告不理”是受理原则，结合目前我国法院面临的案件压力与司法公信力所呈现出的问题，对待公益诉讼，必须采取保守而审慎的态度。故目前，能够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对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机关”资格的设想与建议。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诞生近两年，相对应的主要单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却未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主体资格予以充分谨慎。笔者建议接下来的立法和法律解释可适当将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授予检察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在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可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14）尽管此规定与民事诉讼法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无法完全对接，但国家、集体财产受损则可理解为是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依据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责，检察机关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众多消费者的利益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中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于所提起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涉及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如对于办理的危害食品安全类的案件，在满足被告主体和案件事实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附带提起民事消费公益诉讼。

关于建议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主要是考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对破坏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15）故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有立法上的先例，可予以参考。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市场和消费领域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责，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易于发现，便于了解情况，获取证据能力强，对使用行政手段处理后，仍不能弥补和消除对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失与对众多消费者权益造成侵害威胁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更显得顺理成章。

（二）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6）对于公益诉讼而言，除起诉主体不受起诉条件的限制外，其他仍应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提起消费公益诉讼，还应有明确的被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与消费者相对应的是“经营者”，消费公益诉讼是因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提起的，目的为保护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应为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经营者”的范围和种类应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争议的解决”一章（17）中，详尽地表述了能够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各类主体，具体有“商品的销售者、生产者，服务者，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营业执照的持有人，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虚假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以及上述企业中因分立、合并而变更的，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上述主体可能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亦能成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继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当然能够成为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

二、消费公益诉讼范围的界定

（一）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消费公益诉讼即将进入法院司法实务领域，准确界定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显得尤为重要，而前提是明确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对于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学术界已有多种定义。如：“消费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生产者、服务经营者的不法或不合理经营行为，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或者存在侵害威胁之时，国家机关、相关的消费者团体组织或者消费者个人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18）又如：“消费公益诉讼是指，在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侵害了或者有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可能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授权的特定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为了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此案件的诉讼行为。”（19）根据上文对消费公益诉讼主体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公益诉讼是指，在经营者的不法或不合理行为，侵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存在可能对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威胁，继而损害社会整个消费领域的正常秩序之时，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和消费领域的正常秩序，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的诉讼行为。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须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消费公益诉讼，（20）与《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所针对的行为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21）对该表述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表述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限定为三类：一是污染环境案件，一类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一类是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22）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时，才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23）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不管是“污染环境”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得以提起公益诉讼，均须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但何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却难以界定。“公共利益范畴的核心内容就是其公共性，基本内涵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24）在消费公益诉讼中，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该行为已经给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且如不及时制止该行为，仍有不确定的消费者必然遭受损失；二是该行为虽尚未造成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但该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不特定的消费者权益构成潜在的威胁；三是该行为公诸于众后，让广大消费者对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信赖及该行业的整体信誉产生极大担忧等不良影响。

（三）严格区分消费公益诉讼和一般维护受损害个体消费者权益的诉讼。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新创设的制度，应与传统私益诉讼进行严格区分，才能使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尽快确立下来，使公益诉讼制度健康发展。如果是个体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中权益受到侵害，即使是数量众多的消费者，只要是请求保护自身受损权益的，不应是消费公益诉讼，但众多消费者权益受损的事实理应是公共利益受损的一个证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包含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损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数确定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确定的规则，（25）起诉时受损消费者人数不确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规则。（26）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能够解决众多消费者为维护自己受损的权益而向法院提出的保护请求。因此，能够通过代表人诉讼解决的消费纠纷，应由消费者提起传统的民事私益诉讼，运用代表人诉讼规则，达到保护消费者个体权益并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如果不加限制地认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上的行为均属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则有可能将本来可能适用代表人诉讼这一私益诉讼的案件当成了公益诉讼案件。（27）有权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依法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与消费者提起普通消费者权益保护私益诉讼应是并行不悖的，互不影响，但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可以互相成为相关事实的确认依据。

三、消费公益诉讼司法实务中的几个问题

（一）设立消费公益诉讼行政处理前置规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可以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提请仲裁、向法院起诉。（28）一般来说协商和解、调解是消费者在争议初期最常用的方式，但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如果和解、调解不成，则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请求处理是最为及时、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市场秩序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如经营者某种行为侵害或可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先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只有当行政机关处理之后，仍无法制止公共利益继续受损之时，法律规定的主体（目前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方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二）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

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受理费，不能依照一般财产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计算。因为消费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性，针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评价，评判该行为是否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做出的判决也应当主要是判令经营者停止某项行为或采取某项措施防止公共利益受损。由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有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先不让原告预交，或给予缓交，待结案时如被告败诉，则由被告负担，若原告败诉则可予以免交。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一是因为诉讼费用的缓交、免交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对于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不符合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司法救助的条件；二是交纳诉讼费是诉讼程序启动的标志，具有象征意义。鉴于消费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按件计收”的方式，每件收取1000-5000元，立案时由原告预交，结案时如果被告败诉，则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并负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鉴定评估等费用。若原告撤诉或法院经审理未支持其主张，则可对原告进行减半收取。鉴于原告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社会公益性，建议设立消费公益专项基金，原告所预交或负担的费用可从该基金支付。

（三）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由于现代消费日趋复杂化、专业化，某些消费产品和服务科技含量较高，消费者与经营者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原告一方有时难以证明生产者、经营者有过错及过错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缺乏提供被告违法或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确切证据的能力。（29）所以，对于消费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对一些情形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六种耐用商品和装饰装修服务是否存在瑕疵进行了专门规定，规定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如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只需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即可，除非被告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31）该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32）虽然该条只是规定了食品，但笔者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领域，对于所有商品都应由经营者对商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服务者对所从事的服务符合服务规范和标准承担举证责任。

当然，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应当对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条件和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对经营者的行为已经发生、众多消费者受到损害、经营者行为对消费者权益受损存在重大威胁等事项，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而根据公益案件的性质，又不适宜按“谁主张谁举证”处理的，法院可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妥善分配举证责任。

（四）消费公益诉讼中责任承担的类型和方式

原告提起的消费公益诉讼如果成立，则说明被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广义上的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八种。（33）通过前文分析，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主要是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评价，应主要为“行为禁止之诉”，主要功能在于预防，而非“损失赔偿之诉”。故笔者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主要用到的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方式和措施，设立如下责任承担形式：停止销售、提出警示、召回商品、对商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特定商品、停止生产、停止服务、变更销售或服务方式。（34）在适用上述这些措施时，也可同时判令被告在公共媒体、主要销售地或主要服务地向广大消费者赔礼道歉。另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令被告在经营期内交纳“维护消费公益保证金”，具体数额可参考相关法律中对该行为的行政罚款数额而定。

新环保法出台满月：全国公益诉讼立案仅3起

2015-02-02 10:36:00 | 来源：新京报 | 作者：金煜

1月1日起，新环保法生效，一周后，最高法就环境公益诉讼出台司法解释，符合条件的700余家社会组织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环保组织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大门敞开。

至昨日，新环保法满月，记者采访多家环保组织，发现除少数跃跃欲试，准备从事公益诉讼之外，大多数仍处于观望状态。据记者统计，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全国真正立案的仅3起。

对此，多位专家和多个环保组织表示，环保公益组织在资金、能力、人才等各方面还有很多的欠缺，“有心无力”，也有的即使有能力从事公益诉讼，但意愿并不强，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尚需时日。

一个月立案三起公益诉讼

少数民间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官员称占主体的官方环保组织热情不高

新环保法1月1日生效，当天就有“好消息”传来。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收到了福建南平市中院立案通知书，他们就当地采矿主破坏林地的行为，提起的国内首个针对生态破坏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立案，这是新环保法生效后立案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新环保法实施生效满月，据记者统计，至今有三起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除南平案外，还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东营两起企业污染案提起的公益诉讼。

在南平案得到受理的同时，自然之友就江苏泰州“12·19”污染案提起诉讼。该案因判污染企业赔偿1.6亿元，创我国环保公益诉讼赔付之最。自然之友认为，除了已被判决的污染企业之外，还有其他污染企业也同样应受到处罚，于是继续提出诉讼，目前该案暂未获受理。

“我们也是想看看，同一案件，所有的变量都一样，当地的环保联合会可以提起诉讼，我们作为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能否提起诉讼？”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现在看，并不是一帆风顺。”

像自然之友这样跃跃欲试的民间环保组织并非个例。但据张伯驹调查发现，只有十几家民间环保组织“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尝试。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生态环保类社会组织有700多个。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700多个环保组织，大部分是官办的社团组织，很多是行业学会，提起公益诉讼的意愿不高。“我估计，打官司的不会很多。”

多家环保组织坦言无意诉讼

很多民间组织缺少资源和精力，也没有专门法律人员

廖鸿的判断不只适用于官方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亦是如此。

新环保法实施后，自然之友计划面向全国民间组织建立合作网络。但经过一个月的观察，真正“有能力”且“有意愿”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小伙伴”并不多。即使自然之友愿意提供律师资源，一家地方环保组织也还是拒绝了合作意向。这家民间组织，没有专门的法律方面的人员，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去打官司。

云南环保组织绿色昆明负责人梅念蜀也坦言，该组织一共只有五六名全职人员，缺乏资源和能力，很难从事专业的公益诉讼，“这对我们现在来讲太难了，只有发展壮大以后才能考虑新的策略。”

湖北环保组织“绿色江汉”负责人运建立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打算进行环境公益诉讼。“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案例。”

“真正愿意打官司的环保组织还是很少，本来有资格的组织就少，愿意‘管闲事’的组织更少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灿发说，目前的现状验证了他在此前讨论新环保法修改时的观点：公益诉讼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况，更别说“井喷”的爆炸式增长了。

河北省去年底出台了全国首个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地方条例。河北省环保联合会环境权益保护中心主任、河北省环保厅顾问马倍战说，他们律所没有得到一家环保组织委托代理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

据了解，河北省除了官办的省环保联合会，石家庄市环保联合会和邯郸绿色环保联合会之外，没有其他具备主体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没有委托方，一家都没有，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他有点无奈地表示。

“囊中羞涩”是环保组织的痛处

打一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几十万，有的组织一年预算最低仅几万

在南平案研讨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督察中心马勇说了这么一句话：“都在说环境公益将迎来春天，但我们NGO准备好了没有？”

在他看来，现状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资金、能力、人才等各方面，都还准备不足。

马勇说，起诉首先需要环保组织自己投入进行前期调查，此外，大量的环保组织是“项目养人”，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项目的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来打官司。

自然之友是少有的将法律政策列入核心业务的民间环保组织，张伯驹介绍说，即便如此，真正专职进行公益诉讼的只有三个同事，此外还加上一些实习生、志愿者和志愿律师。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律师，很多是免费参与，也有的仅象征性的收取费用，但外地调查的差旅费还是需要环保组织提供。

在张伯驹看来，资金是草根组织打公益诉讼的一大痛点，如果不能立案，前期投入将血本无归，这种不立案或败诉的风险，使得很多环保组织没有勇气去打公益诉讼。

马勇也表示，打一起公益诉讼，很可能要花几十万，而现在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年预算多的上百万，少的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元，有的本来都是靠兼职志愿者撑着，根本没这个资金实力。

NGO面临“是否敢于起诉”考验

很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环保组织起诉需要抗压能力

除人才财物等因素外，对NGO来说，真正的考验是“有没有意愿，或者敢不敢去提起诉讼。”马勇说，很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环保组织是否敢于起诉、是否有着足够的抗压能力，是地方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张伯驹同一些地方环保组织有过大量沟通，对方更愿意做一些环境宣传、教育等较“软工作”，并不愿意站上原告席。在他看来，“有的的确是面临地方压力。”

张伯驹举例说，此前有个环保组织介入到当地一起污染事件，结果在审查年检时遭遇了阻碍。

尽管去年以来，江苏泰兴、广东广州、贵州毕节等地出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方介入公益诉讼的案例，但是在其他地方能否复制，还要打个问号。

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环保组织能否成功提起公益诉讼？马勇的态度是谨慎的。即使是官方背景的中华环保联合会，此前曾经在海南提起一起公益诉讼，并得到当地法院的支持，当地的环保法庭十分愿意操作公益诉讼，但一个月后，“事情发生急剧的变化”，已经受理的案件又被驳回，“原因还是因为当地行政力量影响太大，地方法院扛不住。”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部分环保组织不是在消极应对，而是主动“练内功”，提高“实战”能力，各种研修班、学习班、实习项目也正在火热地组织起来。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负责人冯永峰说，该组织开始组建公益诉讼律师团，已有不少环境律师报名。王灿发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受害者援助中心今年将召开公益诉讼的律师培训班。

“NGO自身人才、资金等方面固然需要提高，”在环境与公众研究所主任马军看来，“核心仍在于地方部门，是否愿意推动司法途径作为解决环境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新闻资料】

哪些组织可提环境公益诉讼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环保法

公益诉讼需具备“法治任性”

2015-02-02 10:40:41 | 来源：广州日报 | 作者：王旭东

去年底，浙江省消保委认为“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规定违法，遂将上海铁路局告上法庭，此案被称为“公益诉讼第一案”。2015年1月30日，浙江省消保委却接到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对此，省消保委认为，裁定“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已于当天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月1日《现代金报》）

在法治的平台上，消保委与“铁老大”过招。“公益诉讼第一案”的意义在于，公益诉讼主体敢作为，用法律手段与司法路径，向铁路的“霸王条款”发起挑战，以维护遗失车票群体的利益。还在于“鞭策与激励”，新消法授权的公益诉讼主体，如果少作为，甚至懒作为，就会“消耗”法律的善意与维权功能，让法律成为“纸老虎”。只有类似的公益诉讼进入法治“新常态”，才能激活法律，捍卫法制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浙江省消保委没有“放弃”，提起上诉，还“趁热打铁”，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请求对全国第一例消费公益诉讼进行立案监督的报告》。当公益诉讼进入司法程序后，未必就畅通无阻，各种阻力都可能成为“挡路虎”，这既或是挑战霸王条款的必经之路，又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缩影”。

公益诉讼之“矛”PK霸王条款之“盾”。“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关键看谁更胜一筹。很多霸王条款“不合理存在”，有其既得利益的土壤，也有部门立法时代的痕迹，公平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准星。诚如有关人士所认为的，随着时代的进步，霸王条款“拖了法治社会的后腿”，越来越成为依法治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绊脚石”。而公益诉讼完全可以锻造成一把锋利的“矛”，戳中霸王条款的要害，把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挑于马下”。

公益诉讼，既要按下“快进键”，又要具备“法治任性”。公众期待着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消协组织勇于、善于维护消费者利益，“勇于”是法律责任的担当，“善于”则内含改革创新的智慧。同时，亦期待着公益诉讼“蹄急”于法治大道上，并且在每一起公益诉讼过程中“步稳”，一步一个脚印，踏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也就是说，既求公益诉讼的“量”，更诉求“质”；落脚点在于，公益诉讼的“量的积累”，能够引起法治社会“质的飞跃”。

郑红：立法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2015-03-06 08:25:22 | 来源：法制日报 | 作者：周斌

环境保护是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司法保护环境中，公益诉讼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红代表就准备了一份《关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议案》。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未明确授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空白，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发挥。”3月5日，郑红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亟需在立法上尽快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和程序规范。

公共利益保护形势日益严峻

郑红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事件、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等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而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却难以满足公共利益保护需要。

他分析道，在刑事诉讼领域，作为公共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诉讼对危害行为的构成具有严格的要求，其产生的效果也以惩罚为主，补救和预防的效果较弱；

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尚未确立，个别行政执法机关乱作为、不作为情况严重，对环境污染等损害公益的行为疏于监管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对行政机关本身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规制手段；

“在民事诉讼领域，很多老百姓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可以起诉，但其往往考虑诉讼成本过高、得不偿失而缺乏起诉动力。” 郑红说，而非直接利害关系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又受到限制，需要满足民诉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要求。

他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公民维护公共利益动力不足、一些地方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失职渎职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从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角度,积极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公共利益,是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的必然要求。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将有效改善目前公共利益保护薄弱的局面。

检察公益诉讼主要涉及环保

2014年12月25日，一起因村民倾倒千余吨污泥造成环境污染的案件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派出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这是广东首例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庭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

郑红介绍说，近年来,广东省检察机关根据民事诉讼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规定,积极开展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2005年至今共提起民事诉讼33件，主要涉及环境污染等案件类型。

司法实践中，广州市检察机关先后就多起环境污染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均获得审判机关支持，判决污染企业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有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同时，将研究机构监测的环境数据及分析结果向当地政府通报,督促其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和环境治理工作。司法保护生态环境效果明显。

明确检察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郑红认为，当前首先要立法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他说，民诉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具有开放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明确将检察机关列入其中。同时，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检察机关的职权增加“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内容。

“基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公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检察机关成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毋庸置疑。” 郑红说，行政诉讼法不久前完成首次修改,虽然未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其中,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主体资格,应当是继续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

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时机成熟时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适用范围、诉讼程序等事项。

第三篇：假中介案例

假中介的协议无效

待业在家的张女士急需找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某中介公司经理王某，于是张女士委托王某给自己提供就业机会。不久，王某称工作已经找到了，遂与张女士签订《劳动就业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王某为张女士提供就业信息、岗前培训、安置就业办，张女士可自由选择和参考就业单位，并确保安置单位能够与张女士签订合同，成为合同制职工。张女士需要支付给王某中介费5万元。张女士在王某带领下去某公司面试成功，被安排在档案室工作。张女士在公司工作将近两年后得知自己任为临时工，不可能转为正式职工后愤然辞职。感觉受骗的张女士将中介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中介费。王某辩称当初与张女士签订的协议中写明是将张女士安排到公司上班，与用人公司签订合同，而并没有写将张女士安排为正式职工，而张女士确实与公司签订了临时用工合同，自己没有违约。所以，王某认为不应退还中介费。经法院查明，张女士确实支付给王某5万元中介费，而王某所在的劳动服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劳务派遣，没有职业中介行政许可及收费许可证，也没有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备案，并不属于合法的中介公司。

法庭审理认为，张女士与“中介公司”没有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形成劳动关系，又未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动派遣协议，“中介公司”为张女士提供就业机会并收取报酬的行为实际上系职业中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未经依法行政许可和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王某所在的“中介公司”在没有职业中介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法院作出判决，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中介公司”返还张女士中介费5万元。

本案提醒：找正式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以免上当受骗。

第四篇：安徽邮政诉讼案例

方铁路诉安徽省邮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

浏览次数：1400作者：陈月银

信息来源：民四庭发布时间：2016-04-08

（网络竞拍

国有资产

整体转让）

【要点提示】

企业国有资产以网络竞拍方式整体转让即打包转让，转让标的中部分项目与竞价公告资产存在误差且实际短少，依据法律规定，网络竞拍中的竞价公告应为要约邀请而非要约，当买卖双方双方达成买卖合意并成交，若转让标的中部分项目存在实际短少，转让方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

一审：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宣中民一初字第00010号（2011年8月16日）。

【案情】

原告：方铁路。

被告：安徽省邮政公司。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查明：安徽省邮政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委托了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天健评估公司）对安徽省邮政公司拟转让资产宣城友缘宾馆（原宣城邮电宾馆）有关的房地产资产进行了评估，该公司于2009年8月17日出具了天兴评报字（2009）第192-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作出了全部转让资产在2009年6月30日的账面值为464.55万元，评估值为936.52万元，评估增值471.97万元，增值率为101.60的评估结论。同时强调：评估意见仅作为交易各方资产交易的价值参考依据，而不能取代交易各方进行资产交易价格的决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安徽省邮政公司拟转让的宣城友缘宾馆有关的房地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土地、设备、低值易耗品等。„„。评估报告书“第十一大项特别事项的说明”中第8条载明：委估的房产中的友缘宾馆（邮电宾馆）中邮电宾馆的房产系在拆除原有旧房的基础上重建，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本次评估有关该项房产的面积2753.85平方米、原有房产证号为宣证字第D1508508号，证载面积中只有南三层办公楼719.07平方米的面积没有拆除，上述面积均以安徽省邮政公司及宣城市邮政局的申报面积为准，如果日后经房地产勘测机构勘测存在较大差异，应调整评估结果。第9条载明：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宣国用（1990鳌）字第050号，证载面积为2180平方米，证载用途为营业，性质为划拨土地。该宗土地为宣城市邮政局与宣城邮储银行共用，本次纳入转让范围进行评估的面积为1499.18平方米，系勘测机构经勘测分割后得出的结果，但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2009年8月25日，安徽省邮政公司作为转让方委托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将其持有的宣城友缘宾馆资产对外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整体转让，挂牌价格为1100万元。竞价公告重大事项提示中载明：

1、转让资产为宣城市友缘宾馆所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设备、低值易耗品，其中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3472.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合计1499.18平方米。具体情况可查询资产评估报告书。

2、„„

3、就本次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原宣城地区邮电局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证载土地总面积为2180平方米，本次拟转让的土地面积为1499.18平方米，尚未单独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5、就本次转让的房屋，原宣城地区邮电局已取得其中719.07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该部分房屋在邮电分营时划归宣城市邮政局，但宣城市邮政局并未为此办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转让的房屋中有2753.85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受让方受让资产后，转让方将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竞价公告同时规定对受让方要求：„„

4、受让方须承担本项目资产划拨土地转出让的土地出让金及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的相关费用。

5、本次转让的房屋中有2753.85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其办证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10、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经过网络竞价，方铁路以1120万元竞价成功并摘牌，双方于2009年10月29日签订了《安徽省邮政公司宣城友缘宾馆资产转让合同》（简称《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甲方）将其所拥有的宣城友缘宾馆资产采取网络竞价方式以人民币1120万元转让给被告（乙方）。合同确定转让资产为宣城友缘宾馆资产，具体见《资产评估报告书》所确定的目标资产；双方就资产交割事项约定：在甲方向乙方发出的书面交割通知中指定的目标资产交割当日，甲、乙双方应委派授权代表（书面授权）就交割的资产实物进行清点、造册并签字确认。自甲、乙双方对交割的目标资产实物清点造册签字确认之刻起，甲方即完成目标资产实物的交付义务。自此，目标资产实物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收益将转移至乙方。„„双方并就资产转让方式、转让价款的支付、权属证书的变更、资产转让的税收和费用、债权债务的承继、职工安置、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09年11月6日，原、被告双方就交割资产的实物进行清点、造册后签字确认。2010年8月3日，原告分别办理了登记为房屋四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854.22平方米宣房地权证宣州字第00067019号产权证书（即主楼四层），登记为房屋三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447.46平方米宣房地权证宣州字第00067020号产权证书（即副楼三层），登记为房屋三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673.35平方米、宣房地权证宣州字第00067034号产权证书（即公告中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南楼部分）。该南楼于1989年7月5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面积为719.07平方米，1997年该房产重建时将南楼原有一外楼梯予以拆除，现登记面积为673.35平方米比竞价公告少45.72平方米。

原告方铁路诉称：被告安徽省邮政公司在竞价公告中称宣城友缘宾馆资产占地面积1499.18平方米，建筑面积3472.92平方米，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100万元。原告依法通过公平竞价以人民币1120万元竞得宣城友缘宾馆上述资产，2009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2010年8月和2011年1月，原告办理了上述房地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后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测绘和《房地产权证》登记，被告出让给原告的宣城友缘宾馆三处房产中主楼(四层)实际仅有1854.22平方米，副楼(三层)实际仅有447.46平方米，南楼实际仅有673.35平方米，分别比竞价公告中相应房屋建筑面积短少了102.78平方米、272.59平方米和45.72平方米，三处房屋合计短少了建筑面积421.01平方米。原告认为自己参与竞价报价以及竞价成功签订合同均是根据被告当初在竞价公告中所确认的3472.92平方米房屋面积，现建筑面积出现重大短少，应当依法核减成交价款。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核减成交价款，返还原告人民币135.77362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安徽省邮政公司辩称：

一、被告转让给原告的房屋不存在面积短少的问题。被告已充分披露房屋建筑物的面积来源情况及未来过户登记可能产生增或减的不确定因素，所转让给原告的资产与竞价公告、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转让合同中所列资产资产完全一致，该等现状移交的资产不存在重大短少的问题。

二、国有资产整体转让有别于普通的房屋买卖。国有资产整体转让行为与单纯的房屋买卖行为的计价方式完全不同：资产转让价格并不是仅仅按房屋建筑物的面积计价，房屋证载面积与评估面积不一致亦不应核减成交价款。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评估价仅仅是作为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转让人可自主决定挂牌价。本案中转让的是宣城友缘宾馆有关的房地产资产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转让不能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资产转让价格是确定的、唯一的，并未约定调整价款的条款。被告已依据合同交付资产，原告要求调减价款无依据。

三、被告要求调增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原告应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42.6644万元。故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安徽省邮政公司转让给原告方铁路的资产是否存在房屋面积短少情形，若存在房屋面积短少情形被告是否应核减相应的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评估报告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拍卖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案涉转让资产系国有资产，转让资产中房屋建筑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系宣城市邮政局所有，宣城市邮政局隶属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被告主管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委托天健评估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936.52万元，为防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造成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被告依据该评估结果委托经纪商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确定挂牌底价为1100万元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并发布竞价公告，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本案原告称被告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的竞价公告披露转让资产中的建筑面积与实际转让登记的面积不实应当承担拍卖标的瑕疵责任，因案涉资产转让方式是网络竞价，由于网络竞价是拍卖方式的一种，竞价公告是拍卖人通过网络发出的拍卖公告，对转让资产进行宣传介绍并公布拍卖物的价格，其实质是要约邀请，是对不特定的人发出，并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并非与他订立合同，只是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因此，竞价公告作为要约邀请其内容对原告不产生合同的约束力。原告作为网络竞买人通过网络竞价1120万元竞买被告转让资产，其出价是要约，拍卖人同意，其拍定是承诺，整个网络竞拍程序合法有效。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相关规定，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被告发布的竞价公告已明确载明：本次转让的房屋中有2753.85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且注明具体情况可查询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报告书同时强调：本评估意见仅作为交易各方资产交易的价值参考依据，而不能取代交易各方进行资产交易价格的决定。因此，被告已尽到了对拍卖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被告组织宣城友缘宾馆资产拍卖程序合法。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竞价成功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全面适当地履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资产评估报告书是双方签订合同内容的一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书第三大项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已载明建筑面积为3472.92平方米；评估报告书第十一大项特别事项说明第8条明确本次评估有关该项房产的面积2753.85平方米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且说明上述面积均以安徽省邮政公司申报面积为准，由此可知，原告应知晓该未办理房屋产权证部分可能会与将来办证证载面积存在误差的情况存在，但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与被告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因案涉资产是整体转让，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多次对转让资产进行勘察，在明知房屋面积短少时仍于2010年8月3日办理了产权过户，且在房屋产权办理了过户手续后，在合理期限内未对房屋建筑面积短少部分提出异议，故视为被告交付的标的物即房屋建筑面积符合合同约定，原告放弃对房屋建筑面积短少部分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权利。原、被告双方就转让资产实物的交割进行了清点、造册、签字确认后并办理了相关产权过户，现原告认为转让资产中建筑面积短少，要求被告核减成交价款返还人民币135.77362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以土地使用权价值低估为由要求调增评估价并要求原告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42.6644万元，但由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系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被告要求原告增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方铁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020元，由原告方铁路负担。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现有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是处置国有资产有效方式之一，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竞拍也成为处置国有资产新方式之一。网络竞拍与一般的拍卖虽有相通之处却又多有不同，两者都是通过竞价方式出售货物，不同的是网络竞拍是以网络为平台通过公开、共享、互动、实时的网络竞价出售货物，网络竞拍具有不受交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避免现场拍卖的人为干扰，杜绝现场拍卖中的围标、串标和暗箱操作的优势，但由于是通过虚拟网络竞拍，难免会存在卖方扩大宣传、夸大其词、甚至虚构事实欺诈消费者，买方虚假买卖、恶意消费等情形，如何保护好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目前尚无相关法律对网络竞拍这一新型拍卖方式进行明确规定，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国有资产以网络竞拍方式进行整体转让引起纠纷的案例，企业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的相关问题也缺乏法律规制。因此，厘清网络竞拍的法律关系、明晰企业资产整体转让的性质，从而准确界定转让合同的效力是正确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

一、网络竞拍中竞价公告应为要约邀请。网络竞价，是指产权转让信息发布期满，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由产权交易机构依据《产权转让公告》的相关约定和产权标的具体情况，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建立的网络竞价系统，组织竞买人竞争受让转让标的的行为。网络竞价类似于拍卖会的专场竞价活动，投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竞价结束后最高有效报价者成为该标的受让方。本案原告认为被告发布的竞价公告披露的房屋面积与实际登记的面积不实，因案涉资产转让方式是网络竞价，网络竞价是拍卖方式的一种，竞价公告是拍卖人通过网络发出的对转让资产进行宣传介绍并公布拍卖物价格的拍卖公告，从法律规定看，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均为要约邀请。因此，被告发布的竞价公告实质是要约邀请，是对不特定的人发出，并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并非与他订立合同，只是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其内容对原告不产生合同的约束力，故原告要求被告依据竞价公告的面积承担核减成交价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网络竞拍过程中的瑕疵担保责任。网络竞拍是拍卖人通过网络发布拍卖公告进行买卖，是拍卖方式的一种，该拍卖行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第四十八条规定，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案涉资产转让方式是网络竞价，被告作为拍卖方的委托人应当向买受人如实履行告知拍卖标的的瑕疵义务，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卖资料。委托人即本案被告发布的竞价公告已明确载明：本次转让的房屋中有2753.85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且注明具体情况可查询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报告书同时强调：本评估意见仅作为交易各方资产交易的价值参考依据，而不能取代交易各方进行资产交易价格的决定。被告已尽到了对拍卖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拍卖标的瑕疵责任也不能成立。

三、企业整体产权转让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评估报告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拍卖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案涉转让资产系国有资产，为防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造成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整体拍卖有其特殊的规定即拍卖国有资产，必须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价值确定拍卖保留价。被告主管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936.52万元，被告依据该评估结果委托经纪商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确定挂牌底价为1100万元即为保留价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并发布竞价公告，原告经过网络竞拍竞买得该资产，整个拍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案涉资产系整体转让即整体打包转让，若转让标的中部分项目存在实际短少转让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本案而言，案涉转让资产共包括房屋建筑物、土地、设备、低值易耗品，现原告认为资产之一的房屋建筑面积发生短少，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核减价款的责任？整体转让俗称“打包”转让，即将所有各类资产捆绑成一体，包括资产质量的优与劣、好与坏，也包括价值上可能存在的此高彼低，此增彼减等情形，然后由卖方不分类别的确定一个固定价、唯一价整体出售，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意即可成交。案涉资产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卖给原告，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概括承受了全部转让资产后，再以转让资产之一发生短少为由要求核减价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核减该部分成交价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恰当的。

第五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判决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要点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涉中介各类诉讼案例

第一篇：涉中介各类诉讼案例

第二篇：公益诉讼案例

第三篇：假中介案例

第四篇：安徽邮政诉讼案例

第五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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