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Wang Fujun(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eveloping small tow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hange our country’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omplete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In the urbaniz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ggard planning, the irrational layout, the infrastructure in small towns getting behi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eakening of economic functions of small towns and other problems.In allusion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we should develop small towns with advanced planning and rational layout, establish the managerial system which is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towns and leaders in small towns should rightly deal with Three Relations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Small towns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uthor: Wang Fujun(1968-), Master, Finance and Economy Department,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 economy management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王福君（鞍山师范学院）

摘要：发展小城镇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规划滞后、布局不合理，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发展，小城镇经济功能弱化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发展小城镇要超前规划、合理布局，建立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管理体制，小城镇领导者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等对策。

关键词：小城镇城镇化进程农业产业化

作者简介：王福君（1968—）硕士鞍山师范学院财经系副教授，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发展小城镇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规划滞后、布局不合理，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发展,小城镇经济功能弱化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发展小城镇要超前规划、合理布局，建立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管理体制，小城镇领导者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等对策。关键词：小城镇城镇化进程农业产业化

小城镇是指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农村建制镇。目前我国的小城镇发展迅速。据2001年统计，我国有县城2053个，农村建制镇19555个，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镇已经初具规模，经济发展活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既是推进城镇化，逐渐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共同繁荣,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也是壮大县域经济，发展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

一、小城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小城镇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地

小城镇的发展为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工业、技术、文化教育、信息、市场、金融、交通通讯、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有利条件。而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又为小城镇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使小城镇在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富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2、城镇是城乡物资交流的场所和文化生活服务的中心

小城镇由于有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以及较好的服务设施，历来是城乡物资交流的场所，农产品的集散地①。由于小城镇又是一个文化生活服务中心，有利于逐渐改变农村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文明程度、生活质量和水平。

3、小城镇是调节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重在逐年增大②。尤其是大城市的卫星县城和无支柱产业的边远县城，剩余劳动力一般已占劳动力总数的1/2左右，小城镇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既防止了他们盲目涌入大城市，缓解大中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又能在城市需要补充劳动力时从这里流出予以满足。以广大农村为依托的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农工相兼，亦工亦农，就地消化，使之安居乐业。同时也为城市一些有专长、善管理的高素质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地方。

4、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小城镇中的各种企业吸引着不少外资和民间资金，促进了城镇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着建筑、建材、冶金、轻工、家电、餐饮、娱乐等的发展。扩大了国内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健康发展。

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规划滞后、布局不合理

小城镇规划应结合城市发展规划，与附近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项

整体的区域性的规划，它决定着区域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整个建设与发展战略布置，目前我国小城镇规划滞后于小城镇的发展，而且现在的布局又不合理。我国的小城镇几乎都位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且又沿交通干线成线状分布，根本无法形成条块结合。

2、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于经济发展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城镇的生活服务设施已有较大的提高。但是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公共建筑、生产建筑、公用设施等满足不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小城镇应首先加强当地水、电、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带动建筑、运输、包装、餐饮、教育、娱乐、体育等相关产业发展。

3、小城镇经济功能弱化

以往城镇化的动力主体是政府，城镇的设置、规划、建设都取决于政府的政

③治取向和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忽视与当地经济特征的融合度，缺乏整体性、前

瞻性，不能用长远眼光来考虑开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辐射能力没后劲，基础设施不配套，服务供给难保障，城市和产业层次递进缺位，功能互补缺乏。

4、小城镇建设法规不健全

小城镇的建设法规应与城市建设法规相区别。在规划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各类工程设施管理、环境保护与绿化管理等方面都要有较详细的法规，以便操作，而且在操作中要严格执法，避免有法不依和变项执法情况的出现。

三、有计划发展小城镇的对策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由此可见，发展小城镇是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发展小城镇要超前规划，合理布局

1、科学规划小城镇的性质和功能

科学规划小城镇的性质，是指从小城镇在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担负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出发，来确定小城镇的功能。主要依据是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状况、小城镇对大中小城市的依托程度等，以此确立了小城镇的功能，才能确定小城镇的性质，是工业城镇，矿业城镇，商业城镇，还是旅游城镇等，从而确立了小城镇的发展方向、规模，而后布局。

2、正确规划小城镇的经济格局、使之各具特色

既然是小城镇，规划其经济发展方向时，就应以小为主，注意与当地经济特征的融合，以发挥本地优势为主，以发挥传统产品为主。立足于区域优势，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及结构，据此形成自己的城镇特色和经济结构。在规划时要避开大中城市的优势产业，挺进夹缝形成不同特色的专业化小城镇。浙江省小城镇的经济格局比较有特色；义乌是小商品集散地；胜州主要生产领带；海宁生产皮革；庆源生产香菇；东洋生产塑雕等。

3、规划小城镇发展时要服从经济区域内城镇体系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小城镇的规划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小城镇要形成区域经济的一个支撑点，要形成经济网络。在行政隶属的体系中，要形成村→镇→县城→中小城市→大城市这样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不但是行政的，更应是经济的、社会的，不同层次要担负不同的功能，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二）建立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管理体制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小城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空间布局等方面发展还不平衡，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所以必须从体制上解决以下问题：

1、户籍制度待进一步理顺。户籍制度造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于200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但户籍制度在实际中仍用来区分保护和限制的对象。给予城市劳动力以就业保护和一特殊的就业权利，而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没有形成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在实际中应实施居住证制度。

2、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2002年各城市政府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但城镇化进程中往往会出现城市近郊部分农民的耕地已被城市建设全部征用，政府虽付给一定量的补偿金，但并没有负责给这些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各地政府应根据小城镇特点，把小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根据其经济实力确定合适的保障范围、项目和水平，使进城的农村人口能享受到城市的保障，以吸引他们融入小城镇。

3、地方性的就业政策有待理顺。地方性城市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往往迫于城市就业的压力，而人为地抬高劳动力异地就业的门槛，限制了从业自由，破坏了市场对工资的决定原则，这种以就业保护为特征的城乡分割政策，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三）小城镇领导者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小城镇虽小，但也关系到各方面，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问题，特别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土地的分配和使用，人口的增长和控制，国家的财力和自我积累能力，农业智力的开发和人才的培训，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较好的领导素质，就会只注重任期内的效应，而忽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取得经济、社会、生态的最佳效益。小城镇领导者要正确处理的关系是：

1、正确处理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业的国际化趋势，在我国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走城镇化道路，没有城镇化提供的条件，农村产业化也无法进行，但城镇化也需要有农业产业化来提供物质基础。小城镇根植于农村，它在规划布局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农副产品资源，形成农业产业化。在实际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镇化优势，全力支持和帮助推进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农村产业化的基础上全力支持和帮助农村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城市功能体系。

2、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在原有乡镇基础上大力发展小城镇，是目前认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的捷径，但会导致城镇建设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失去了城镇化原有的意义。据统计：如果把县城从目前的1.4万人平均水平扩大到一倍，就可以多吸收剩余劳动力4800万人。如果把集镇从目前的500人的平均水平扩大一倍，就可以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2650万人。城镇过于分散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保护土地和环境资源，同时也无法形成城市的效应。应当考虑当地的客观条件、发展方向、辐射能力等因素，不能以近期利益为出发点，要看到长远成本（如二次迁移成本等）。

3、正确处理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辅业的关系

小城镇是经济发展聚集的结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小城镇的发展。要因

地制宜、突出重点、强调特色。要全面确定和培育当地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个小城镇没有主导产业，也就没有持久的生命力。除了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其他辅业，同时还要积极开发农村房地产、旅游等新兴产业，但要分清主辅关系。

（四）积极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是小城镇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打破过去政府大包大揽、一 包到底的作法，可以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可以鼓励企业、个人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到小城镇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①张丽华•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步伐的思考[J] •北方财贸，2003，（1）第33页 ②许丹艳，张计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如何转移[J]•市场与管理 第22页

③高全成·农村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互动共进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J] •农村经济导刊，2003（3）第19页

第二篇：城镇化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 贾贵浩: 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建立“基本种粮保护区”制度和高效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节水防污的城镇体系，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按国家粮情合理安排粮食消费，多管齐下提高种粮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和供需形势较好，为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在新时期既保证城镇化道路的稳步发展，又使粮食生产顺利进行，成为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一、推进城镇化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

(一)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农用地646亿公顷。其中，耕地1.35亿公顷(20.27亿亩)，林地2.53亿公顷，牧草地2.20亿公顷。但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仅1.52亩，远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3.38亩，还有退耕还林、还草和休养生息的耕地，受不同程度污染不宜耕种的耕地，全国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为18亿亩多,13亿人的饭碗就出自这些耕地。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大量耕地和基本农田被占用，耕地迅速减少。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耕地相应减少650万亩左右。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使环境问题也更加突出，直接影响耕地质量。我国近20010的耕地受工业“三废”污染和农药污染严重，这导致每年有数百万亩耕地减产甚至绝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政府在城镇扩大、新城建造中往往会占据大量优质土地以吸引投资者。虽然实施了“占一补一”和“先补后占”的占补平衡用地政策，通过垦荒、改造补充耕地，但大量优质耕地被地力条件不佳、灌排设施不完善的土地置换，熟地变生地，这种“占优补劣”的结果导致高质量农地数量持续减少。与此同时，农村中还存在大量耕地浪费现象。

(二)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素质降低

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向非农产业及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素质下降，造成农业主体弱化及农村劳动力短缺，加大了农业新技术、新机械、新方法的推广难度，阻碍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推进。中央农广校的抽样调查表明，对种植业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良种、化肥、农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仅有1/3左右的留守农民能够“知道一些”。农业劳动力短缺致一些地方无人种粮，不会科学种粮，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发展。

(三)工业用水急增，挤占农业用水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和耕地的时空分布错位：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水资源紧缺是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城镇化陕速发展和城镇数量的不断增加，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急剧增长，严重挤占农业用水。《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配置水量的比例由现状的31:69调整到37:63。大量水资源“农转非”，造成农业灌溉用水不足，影响粮食产量。同时，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城镇因追求局部利益，对环保法规视而不见，许多企业大量污水经简单处理就地排放，或未经处理偷排，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减少了可用水资源。

(四)人口与粮食消耗增加

到2020年，按照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约0.5%的增速，总人口估计约为14亿人左右，城镇化率约为65%和城镇人口约9亿人计算，我国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和间接消费的饲料粮可能超过6亿吨，再加上种子用粮、工业用粮和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等不可避免的损耗，粮食消费和消耗总量可能接近8亿吨。

从人均粮食消耗看，目前，我国人均消费粮食为395公斤，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10-415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50～5920亿公斤(包括直接食用、饲料、工业、种子用粮)。现在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达到5千万人，按每人每年需要300公斤粮食计算，一年则为150亿公斤，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使粮食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每人每年还需要多消耗40公斤粮食用于转化成肉、蛋、奶等高级食材。粮食刚性需求量不断增大，加上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口粮消费总量在粮食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仍会持续增加。

(五)粮食生产效益下降

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收入呈逐年下降趋势。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对该省40个县(市、区)120个乡镇600个农户的小麦生产成本调查,2013年，种植每亩小麦的生产成本为580.5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物资费用为246.2元，比上年增9.0%：生产服务支出148.3元，比上年增10.9%：人工成本186.0元，比上年增3.4%。生产成本各要素全面上涨，加速了小麦生产成本的提升，2013年生产成本增长幅度比2012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2013年河南省夏粮平均亩产为399.9公斤，依照2013年小麦最低平均收购价每公斤2.24元匡算，农民种植每亩小麦的总收人为895.8元，比上年增力口88.3元，增长10.9%，扣除580.5元的生产成本再加上46元种粮补贴后，种植每亩小麦的收益是361.3元。按照调查结果每户种植5.2亩小麦计算，2013年河南农民户均种植小麦的生产收益仅为1879元，而2012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为2290元。种粮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极小，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

二、推进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

(一)正确处理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

充分考虑国家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持严格的淡水管理和使用制度。建立“基本种粮保护区”制度，走节约耕地的发展道路。城镇化进程必须有序进行，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应做好规划，减少盲目性，确保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发展应结合实际，以小城镇、中心镇为重点，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坚持产城互动、相互促进。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坚持城镇建设、农业基本建设和农村生态建设相结合。

强化管控性保护，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将耕地保护绩效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城镇化要优先利用荒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确保耕地面积不低于18亿亩警戒线。建立国家层面耕地质量动态监测系统，形成相关评价标准，完善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相关制度，最终实现对耕地质量的全面监测。不仅要落实基本农田的位置和范围，还需建立“基本种粮保护区”制度，出台限制土地抛荒政策。通过立法明确耕地流转不得改变用途，不得危害粮食安全，加大对流转后土地利用方向的监督和管理，对改变耕地用途的要及时制止或收回承包地。建议国家按各地征收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0%提取粮食生产土地补偿基金，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用于粮食主产区耕地改造和垦荒增补耕地。在严格落实耕地先补后占前提下严控污染，推广绿色农业，增加土地的有机质，减少化肥与农药的使用，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壤肥力。

(二)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

针对不同农民实行免费分类教育培训。一是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包括高产优质小麦、水稻、玉米新品种、高产高效种养技术、防灾减灾技术、节本增效技术、农机新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等，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二是市场信息获取、营销方法培训。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手段和农业科技直通车、宣传栏等，对农民进行市场信息获取、营销方法培训，提升农民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自觉性、主动性。

(三)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节约粮食

1.保水节水。一是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化模式。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控制污染工业生产。二是建立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积极发展节水灌溉工程，推广节水技术，更新节水器具，改造和整治灌区及输水渠道，制定和完善科学的用水定额及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有效的科技和经济手段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水资源的供需平衡。三是提高全民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形成保水、节水的良好风气。

2.节约用粮。把节约用粮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好，加强宣传教育，使城乡人民都节约用粮。杜绝粮食收割物流、储运中“跑冒滴漏”现象，引导农户科学保粮，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制定代农储粮补贴政策，建立新的储粮机制，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积极开展代农储粮业务，帮助农户将自储粮保管好、运作好，解决农户储粮的后顾之忧。从政策上鼓励节约用粮，提倡工业用粮节约代用，各部门都要进一步加强粮食管理，采取各种必要的手段，促进粮食科学、合理的使用。

(四)提高种粮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1.通过科学种田、科技创新来提高粮食的单产和品质。大力推广优质专用粮食品种，以国家良种补贴项目为契机，积极引导农户购买高产优质新品种。加快中低产田土地改造，扩大高产稳产田土面积，建立土壤培肥技术体系，促使耕地用养平衡和肥料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质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组织现场观摩等手段，宣传推介科学技术和科研成果，引导农民自觉应用先进科技。

2.促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加快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规，明晰农地产权制度，稳定“农心”，加快耕地流转，便于规模经营。明确流转方式，制定操作细则。对转出土地的农户按租期长短实行阶梯补助，出租时间越长，则单位土地面积的补助越高。对种粮大户(承租户)提供低息贷款，按种植面积和出售粮食数量进行补贴。重视农地保护，农地农用，不准弃耕、劣耕及在耕地上建造房屋，确保耕地在流转过程中不改变用途。通过耕地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粮食生产的集约化水平。

3.完善粮食价格机制。粮食价格机制应做到使粮价稳中有升，使农民的收益得到保障，确保农民通过种粮得到实惠。根据粮农劳动付出情况，健全我国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体系，建立种粮收益与务工收益、种粮收益与经济作物收益、种粮收益与农资价格挂钩的联动机制，在充分考虑种粮综合成本和核定合理比较效益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定价机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确保种粮农民合理的收益。

4.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要建立新型粮食直补基金。其资金来源：一是将现行的粮食直补资金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分离出来，提高直补资金份额，纳入新型粮食直补基金。二是整合国家用于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资金来源，纳入新型粮食直补基金。三是吸纳销区商品粮调销补偿金。形成合力，并加大补贴总量，直接补偿给种粮农民。提高补贴标准，使得农民种粮的收益不低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所获得的收益，扶持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优先考虑粮食主产区的有利条件和鼓励粮食主产区增收的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薪上项目、新建粮食加工企业，原则上就近在粮食主产区设立。支持粮食主产区拉长粮食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加大农业增值收入。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一是向销区征收粮食调入补偿金或新辟一种税赋，统一从粮食调入省征收，根据粮食销区调入的粮食数量收取一定的补偿金。把商品粮调销补偿金作为专项转移支付基金与粮食直补基金合并，支持主产区。二是中央统筹产销两区“互帮结对”，实现互利共赢。粮食销区和主产区实行对口援建，帮助主产区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低产田的改造、道路的修建、农民科技培训等，国家每年对援建进展情况监督、检查、评比。三是限制销区进口粮食数量，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防止农产品过剩，财政支出激增。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第三篇：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与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与对策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和空间迅速扩张，征地拆迁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失地农民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由于历史、制度等诸多原因，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面临着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笔者深入吉首市乾州新区进行初探。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与问题

自1999年以来，吉首市委、市政府实施“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新型城市建设战略，乾州发展突飞猛进，变化日新月异。同时征地项目迅速增加，失地农民迅速增多。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9年底，乾州街道共有1.4万亩土地被征用，涉及16个社区（村）124个居（村）民小组，失地农民1.6万人。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预计今后五年乾州将会征用土地5000余亩，新增失地农民3000余人。从调查情况看，目前乾州新区失地农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失地农民就业处境艰难。据调查，辖区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90％以上的没有技术特长，从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目前辖区赋闲在家的失地农民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6.5%，阶段性就业的占失地劳动力的55.3%，其中大部分失地农民只能靠从事装卸、建筑等重体力劳动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开支。

(二)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堪忧。一是生活消费迅速增加。由于失去了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地农民的生活消费增加较快。与此同时，失地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据对100户失地农民家庭的调查显示，失地前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600元，失地后为3800元左右，比失地前增长46.2%。部分失地农民因此成为困难群体。二是社会保障存在缺位。按照现行政策，失地农民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大部分村集体又没有预提留安置款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农民对今后生活普遍感到担忧。

(三)失地农民“农转非”问题突出。2006年2月,市委、市政府为推进城镇化，规范管理，实行行政区划调整，原万溶江乡和原乾州办事处合并为新的乾州街道办事处。同年9月，街道把“城中村”合并或改为社区，经整合调整后设10个社区、6个行政村。从户籍管理上来讲失地农民也应该转为居民，即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简称农转非）。但街道村改居4年来，失地农民不但不愿转居民户口，而且原先转为居民户口的还强烈要求转回农业户口。据统计，辖区农业人口从2000年的1.9万人降到2009年底的1.87万人，转为居民和迁出300多人，其中征地农转非几乎为零。“农转非”问题已成为推进城镇化和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突出障碍。

(四)涉及失地农民矛盾纠纷不断。由于生活缺乏保障，加之征地政策不够完善，大规模征地与规划安置滞后的矛盾突出，部分农民心存不满，导致揽工、阻工、阻路和无理上访、越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影响到社会大局稳定。据统计。2006年—2009年，全区共发生到市、州上访2750多人次，其中集体访120多批2000多人；赴省进京上访20人次。

二、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补偿安置政策滞后。一是征地价格偏低。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政策精神，目前确定征地价格标准主要实行以年产值乘倍数的方式，这一方式由于没有考虑到被征用土地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土地价值的经济因素，因而存在征地价格低于土地价值的问题。同时，征地价格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固定（目前还一直延用2003年的征地拆迁补偿政策文件），不能动态反映市场价值变化，也一定程度损害了失地农民权益，导致农民抵触情绪较大。二是补偿安置方式单一，不能长期受益。根据我州现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安置补偿费的一次性货币安置，让农民自谋职业。但事实上，农民领取的补偿费在新建房屋以后，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既无余力自谋发展，又没有其它稳定收入来源，生活水平不升反降。部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行门面房安置的农民，也因为安置房建设规格低、缺乏市场带动等原因，没有长期受益的生活来源。而且，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像现行各业主单位各自为战的低档次、小规模的安置房建设，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又是拆迁的对象。

(二)工作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征收范围的界定不明确。由于目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对“公共目的”的解释不够明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界定工业、商业、公益、城市和农村等土地性质的区别，而且难以为被征用土地农民理解，从而导致操作困难。如目前征用的工业商业用地每亩4万元左右，公益设施用地每亩仅3万元，同一宗土地因被征用项目性质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失地农民难免心存怨言。二是征用程序不够规范。由于征地工作透明度不高，缺乏规范的预告、公示、听证等工作制度，不少农民是在被动状态下失地，且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许多农民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征地工作，甚至引发过激行为，影响社会大局稳定。

(三)户籍管理政策存在差异。一是“农转非”户口正失去魅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政策逐步向“三农”倾斜。农村农民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所享受的待遇差别逐步缩小，城镇化的王牌——“农转非”正逐渐失去魅力。二是失地农民“农转非”有后顾之忧。首先一旦转为居民将失去享受农村计划生育二胎、农村医保、申请宅基地、危房改造和家电、农机下乡补贴等惠农政策。另外，担心不能享受村土地款及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还担心原承包土地征用剩余部分会被集体收回等等。失地农民对未来“看不清、摸不透”存在着种种顾虑。三是补偿安置对象难界定。对于外来户、外嫁女、上门婿等人员是否纳入补偿安置范畴或参与村集体土地征用款的分配等问题，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在政策操作层面也无法适用。

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征地制度，规范补偿程序。建立健全土地征用中的宣传、预告、公示、听证等整套制度，以保障土地所有者权益。组建专门的土地审判法庭，公正裁决征地拆迁纠纷。要严格依法征地，程序征地，规划拆迁。规范征地行为,教育和监督行政工作人员在征地工作中不盲目动用行政权力。同时也要严格防止非法占用耕地和“圈地”现象，做到征地拆迁规范化、合法化、人性化。在补偿标准上，建立相对统一,适时调整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关键是让利于民。要坚持以被征地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根据市场行情，以重置价、土地出让用途等因素来合理确定不同时期、不同地段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同时，通过州、市政府授权，相关职能部门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听证调整，建立动态补偿标准机制，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在补偿方式上，确保各项费用直接、及时、足额补偿到村集体或个人手中，减少中间环节，防止克扣挪用行为。

(二)创新安置方式，拓宽就业渠道。除货币安置外，重点着眼生产安置，加

强对农民创业就业的帮助和指导，确保失地农民后续发展。一是创新门面房安置。改变现行零星安置，实行规模连片安置，将安置小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范畴，对今后新区失地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安置小区房屋采取以房换房和补差价的方式，以成本价面向失地农民安置。二是发展村集体经济。预留生产发展用地或部分征地补偿款用于兴办集体企业，失地农民按股权参与分红，形成生产与利益分配的长效机制。三是引导自主创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失地农民，建议享受城市下岗职工同等待遇，申报创业小额贷款，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办理营业执照，并对各种税费进行适当减免。四是开展技能培训。劳动就业部门定期开展汽驾、电工、厨师等技能培训，使失地农民劳动力掌握2—3门实用技术，提高劳动技能，鼓励创办实体，组织劳务输出，实现创业就业。五是组织致富转移。以市场为导向，采取走出去，到外地租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带动群众创业、就业、致富。

(三)加快户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一是统一规范户籍管理制度。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扫除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户籍法的制定，在总原则的基础上，各地根据经济条件和地域优势，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户籍法规。现行与户口相挂钩的具有经济利益功能的要素要尽快剥离，还户籍制度的本来功能。要充分体现保护农民尤其失地农民的权益，解决“农转非”的后顾之忧，真正使农民“失地不失业，农民变市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多渠道筹措保障资金，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将其纳入城市居民范畴，提供可靠的失业救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配套社会保障。要本着群众能接受，政府能承受的原则，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征地主体拿一点”的办法，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由国土资源部门在征地费用拨付过程中负责统一办理，及时、足额转入社保基金专户，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后顾无忧，真正将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

第四篇：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及对策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及对策研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从字面上看，这段话强调了两个词，明确了一个思路。强调的两个词一为“城镇化”，二为“健康发展”。明确的一个思路是“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下面笔者将围绕以上两个关键词和一个思路谈谈自己的看法。

探源：强调城镇化健康发展弦外有音

“城镇化”这一概念，前些年就已经提出，但后来逐渐被城市化代替，现在重新强调城镇化，是有特殊现实背景的。那就是近几年城市发展出现了“伪城市化”或说“半拉子城市化”问题以及“大城市无序发展，小城市与中心镇城扩但留不住人，有城无市”问题。城镇化与城市化有一定差别，城镇化包括城市化，同时又突出了中小城市和中心镇的地位。

关于“伪城市化”问题。“伪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年来新增的数千万甚至上亿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并未真正转为城市居民。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而留在大城市工作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也多以“蚁族”的方式生活，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也没有真正的市民身份。这里有一组数据能说明一定问题：据2011年3月出版的《红旗文稿》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2009年达1972万，而北京市户籍人口为1200多万人，即新移民达700多万人；据2011年4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截至2010年底，申城常住人口为2220.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412.3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流动人口总数达829.8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比重的37.37％；来自新华网2011年3月23日的消息称，广州市目前实际人口超过1400万，其中户籍人口794.6万，登记的流动人口为634.7万；据《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10日报道，截至2010年末，深圳市实际管辖人口超过1300万，户籍人口总量为259.4万，即非户籍人口达1040万人。综合前述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非户籍人口即达3200多万人，这些城市新移民虽然已经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因没有所在城市户籍均不能或不完全享受市民待遇。二是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多达4000万~50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三无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被上楼，或被就地城市化，而被上楼或被就地城市化的农民多数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土地利益。土地作为目前中国增值最快的资产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将农民土地转为国有，在商品化开发过程中谋利，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失地而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也大大延缓了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步伐。

关于“大城市无序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城扩但留不住人，有城无市”问题。由于大城市集聚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资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密度载体，产业规模大，现代化程度高，吸纳就业人口量大，人的价值相对容易实现，所以吸引着各地各方面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蜂涌而来。加之一些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还有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发展趋势。还有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酿成不同程度地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在小城市和中心镇的发展上则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由于多数小城市和中心镇缺乏规模较大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缺乏，人们就业难，生活不便，文化精神生活难以满足需要，人的价值很难得以实现，所以这些地方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也就留不住人才。近些年来，虽然不少地方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征用农民土地，拉大了城镇框架，建了不少楼房，但因缺少产业支撑，人气不足，演绎出有城无市，城镇人口增加速度大大滞后于城镇面积增加速度的现象。

现在中央政府强调城镇化健康发展，就是想化解“伪城市化”或“半拉子城市化”问题，解决大城市无序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无人气发展等问题。达到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展，合理布局，顺利实现我国城市化目标。

对策：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两大关键

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政府的愿望，人民的要求，也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客观需要。要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城镇化体制，还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的思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进一步改革城镇化体制。改革是目前和将来一段时期城镇化的最大动力。首先要改革城市户籍制度，逐步实现公民自由迁移。一个公民或家庭在哪里就业、生活或发展，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自身素质、各种关系、资源等，只要这个人或这个家庭能够在某个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来源并纳税，有固定的房产或住所，就说明这个人或这个家庭有能力成为这个城市的公民，就应该允许这个人或这个家庭融入这个城市。当这个人或这个家庭不愿或不能在一个城市生活或发展下去时，这个人或这个家庭自然就会离开这个城市去寻找合适的去处。改革僵化的非人性的户籍制度，代之以人性化的居住登记制度，是城镇健康发展，消除“伪城市化”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不管是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皆能顺利融入其所在的城镇。其次要综合开展土地管理、财税体制、规划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要针对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间管理二元化等问题进行改革，加强城市对不同层次群体的吸纳能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同步开展新时期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农地、林地等确权和产权流动，推动土地适度集约经营，并使拥有产权的农民获得相应收益。同时，为已经城镇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设立一定的过渡期，使他们在拥有城镇户籍的初期能够同时获得农村产权收益，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

搞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合理、指向明确的城镇化战略，这不利于城镇化进程平稳、健康、有序推进。因此，必须搞好城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城镇化战略要符合我国特殊的国情，面向未来10年~30年的发展，尤其需要实现两个“半拉子”城镇化的协调统一和城镇化人口的合理分布。

首先要实现两个“半拉子”城镇化的协调统一。我国城镇化率自改革开放初的20%

左右，提高了26个百分点达到2009年的46.6%，未来要达到70%的水平，还需要提高25个百分点左右。从城镇化整体进程来看，我国城镇化还只是“半拉子”工程。目前的城镇化统计数据中包含了1.67亿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蚁族”（有人称为知识民工），这两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已经完成的城镇化也是不完整的、“半拉子”的。未来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将逐渐由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蚁族”向农民工家属转变，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蚁族”的市民化是协调推进两个“半拉子”城镇化的切入点。近期必须首先推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蚁族”的市民化，才能保证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

其次要实现城镇化人口的合理分布。专家指出，在未来20年~3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目标是要达到10亿人。如此巨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如何在空间和城镇体系中合理分布，也即城镇化人口在东中西部的分布，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分布，是城镇化战略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该问题还关系到中国城镇化中的一个基础性矛盾，即大规模城镇化和严格的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有专家认为，未来，引导城镇化的合理分布，首先需要设置一个标准，如同我国区域发展的标准是区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样，城镇化也需要类似的简明标准。而且，还需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综合考虑到城市群地区的功能，对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间进行合理引导。总起来看，城镇化人口分布需要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主要向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集中。同时要注意避免“大城市病”与“小城市和中心镇人气不足”问题。

第五篇：中国城镇化进程

长路漫漫——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摘要]在中国近几年的发展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是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怎么样子的。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如何看待呢？

【关键字】城镇化，“三农”，资源问题

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 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角度不同，对城镇化的关注点也就不同。人口学讲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地理学上的城镇化是农村地貌转变为城市景观的过程；社会学上的城镇化主要是城市

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则是由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可见，城镇化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一般指发展成县级市规模和经济程度

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到2020年国内GDP将大道35万亿人民币以上。这20年里，经济增长将保持在7.0%的速度。

城市化的道路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它所涉及的问题是，在农村人口转化的过程中，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进行转化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进行转化，或是重点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化。

城乡结构变化有两个途径，一是让农民洗脚进城，二是发展地方和区域经济，就地解决农村的城镇化问题。这是两条并行的路线，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谁优谁劣，只有孰快孰更适合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如此庞大、城乡差别仍然巨大的前提下，似乎城镇化路线将更加具有现实性。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已注意到城市化（城镇布局）要与区域规划相结合。控制大城市规模，开辟发展经济相对落后的地

区；改造大城市，发展新兴城市；把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一体。

区域是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土壤”，促进城镇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权宜之计，更是增强我国整体实力，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根据相关人士的预测，在中国将会有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

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与城镇化交相辉映的，便是小康社区的崛起。在广东境内，已经

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现代意义住区，无论在规划、配置、社区文化构建还是社区服务模式上，它们已基本达到小康的标准。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并不是那样的简单，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正在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