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

第一篇：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前 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虫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今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猡“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什么工程?“工程”在学术上是否有硬伤?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和一些与“工程”有关的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较细致的辽解，从而也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在此我们姑且抛开政治背景和媒体的激烈言论，仅围绕学术上的问题，向读者介绍一下有关“工程”的前前後後。

缘 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 ；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芈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

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 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於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於“天再且”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范围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後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捷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的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後，《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後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寅，“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论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 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

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书“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漠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第二篇：“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ＯＯＯ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

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

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第三篇：夏商周考古资料（范文模版）

[1]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第2期（1930年）；第3期（1931年）；第4期（1933年）。

[2]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4]徐旭生：《1959年夏预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8]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商丘文管会：《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年5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管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9]a.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1987年。

b.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3年2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获重大考古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

[13]赵芝荃、刘忠伏：《偃师县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第二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2期。

[16]同[12]。

[17]同[11]。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1981年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0-1961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3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

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7年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发掘资料。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3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38]赵慧民：《临猗程村东周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989)》，文物出版社，1989、1990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期。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张家坡M170号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8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新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考古》1992年12期。

[4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新旺村新发现西周铜鼎》，《考古》1983年3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1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9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48]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4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管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4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第四篇：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史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知识点总结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夏商周时期创立了三项政治制度：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禹的儿子启在禹死后破坏了禅让的惯例,用武力夺得了王位,并传位给自己的后代.这样,政治权力由”传贤”变为”传子”,原始社会后期的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家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夏商的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的意志,国家大事通过占卜决定,王权具有了神秘色彩.商周时期已初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西周在公元前1046年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周王把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后裔，让他们建立侯国，拱卫王室。受封诸侯须服从周天子命令、替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谨述职的义务。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分封士。这样层层分封，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通过分封巩固了西周的统治，但是，由于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很大的权利，如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徭役等，独立性比较强，随着岁月的发展，他们的实力日益强大，尤其到了西周后期，王权衰微，分封制遭到破坏，出现“周郑交质”和“射中王肩”的现象。

为了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保证分封的统治秩序西周实行了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宗法制。宗法制按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分配政治权利，继承财产，是一种把族权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将每个宗族中的嫡长子一支确立为大宗，居于同宗中的支配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把其他庶子分立为小宗，处于大宗的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宗主照例由大宗担任，并且世袭继承。因此，宗法制从一产生时起，就是基于确定继承顺序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等级制度，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世袭制、分封制、宗法制一起构成了我国早期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对以后的王朝和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常见考法

分封制和宗法制对以后的王朝和当今的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节内容出题点特别多，尤其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内容和特点;出题形式多样，选择题、探究题居多。高考命题一般以当代的社会现象为切入点，要求考生认识这些现象与早期政治制度的关系。误区提醒

嫡长子继承制：理解这一概念注意两个要素，一是“嫡”，二是“长子”，是否是“嫡”是由母亲决定的，正房所生为“嫡”，“嫡”子中“长子”为大

【总结升华】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构成了中国早期(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知识点总结

六王毕,四海一.秦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就如何统治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问题上,秦王嬴政广泛征集意见,最终采用法家的中央集权制理论创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制度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专制主义是指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也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军队也取决于皇帝。皇位世袭、皇权至上。秦王嬴政在中央建立了至高无上

I

中国古代史 的皇帝制，自称始皇帝，希望由自己开始，自己的子孙能永掌政权。从此，“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在中央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在中央设置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最高官职。丞相为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丞相之下设诸卿，分掌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御史大夫是副丞相，管理全国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管军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由于军政大事一般先由三公诸卿朝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专制下重大事情的决策失误。从而也产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一对矛盾-----军权和相权的矛盾。

在地方上，秦始皇把春秋以来的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国被分为36郡，郡下设若干县.郡设郡守，为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县设县令，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由于中央有权地方权力很小产生了另一对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

这套从中央到地方金字塔般的统治机构的建立，把全国的每个地方、每户人家都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和完善。常见考法

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影响深远.在各类考试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解、秦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影响，皇帝制度的基本特征都是容易考查的地方。出题形式多样.高考对这部分内容的考查主要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综合出题.误区提醒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这里的”封建”不同于上节课中”封建亲戚”中的”封建”,上节课中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而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从近代才开始引进的概念.【总结升华】

从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宗法制到秦朝的中央集权制的转变，一方面是官僚体系取代了宗族体系，另一方面，地方行政取代了分封侯国，封建官僚制度初步建立。这一转变，从根本上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战国的变法运动，则从政治上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汉至元的政治制度的演变

知识点总结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在结束了天下战乱,荣归故里时写的一首《大风歌》当时他很为能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能否统治天下而忧虑。这不仅是刘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以后历代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他们为了长治久安可谓费尽心血、绞尽脑汁。

一、中央集权的加强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初实行汉初郡国并行制，这种制度对于西汉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王国问题出现，威胁中央集权，汉武帝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颁布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唐朝中期开始在地方上设置节度使，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后来发展成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北宋初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使地方无力对抗中央，派文臣做地方官，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得到解决但也造成了人浮于事、冗官过多的局面;元朝为改变这种局面实行行省制度，即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省的长官由朝廷任命。行省之下，分设路、府、州、县，边远民族地区设置了宣慰司。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有

II

中国古代史

利于对广大的疆域进行有效统治，从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二、君主专制的加强

为加强君主专制，汉初，汉承秦制，继续实行三公九卿制，但到了汉武时期，重用身边的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让其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这样就形成了“内朝”(“中朝”)和“外朝”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三省体制。隋唐时期进一步完善，形成三省六部体制。中书省掌决策，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负责执行政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互相配合和牵制，削弱相权，加强了君权。三省六部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此后历朝基本沿用这种制度。宋朝二府三司制：设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权力。从而加强了皇权。

元朝设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长官领六部，行使宰相职权。权利比较大。

三、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

历代王朝都重视人才问题，为了广泛收罗、管理人才，汉朝实行了察举制，有士大夫举荐人才。魏晋南北朝时期，选用官吏采用九品中正制，出身高低成为任用人才的标准。隋朝时，科举制形成，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唐宋元各朝继承并完善了这项制度。科举制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利收归中央，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制度为历代沿用，影响深远。常见考法

在各类考试中汉、宋、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三省六部制的发展演变和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是考查的重点，且形式多样。高考主要着眼于演变趋势、特点的考查，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是近年来考查的重点，题型多样。误区提醒

唐朝与元朝中书省的职权不同：唐朝的中书省掌管政令的草拟，经门下省审议，再经皇帝决断。所以其职能是参与决策。而元朝的中书省则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结升华】

汉到元政治制度的特点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中央不断加强对对方的控制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不断集中在君主手中。人才的选拔上经历了察举制(才能)----九品中正制(名望)---科举制(考试)而趋向科学、公平、公开，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知识点总结

从汉至元中央的权利日益集中在皇帝手中，地方上的权利却逐渐趋于分散，地方政治机构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牵制，绝对服从于中央，这样的政治体制有效地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稳定，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仍将继续膨胀。明清时期，封建经济继续发展，但封建制度渐趋衰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

丞相位高权重危及皇权，1380年明太祖借口“胡惟庸谋反案，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由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制度废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彻底解决。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废宰相后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很少参与决策。明成祖时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后来内阁大学士有了票拟权，权力很大，但是内阁始终是一个非正式的机构，没有正式的编制，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者决策机构，只是一个内侍机构。多承旨办事，起不到制约皇权的作用。

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六部

III

中国古代史

之上。康熙帝亲政后，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参与机密。形成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者并立、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的局面。雍正帝时为了筹划西北军事而设军机处，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 “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常见考法

在各类考试中明太祖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内阁制度的形成、职能清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形成过程、军机大臣的职责，军机处的影响都是考查的内容。多以选择题形式出现。高考考查较少，一般采用综合的形式，联系各个朝代，要求考生认识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将明清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联系起来，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要求考生认识明清时期中国衰落的原因。误区提醒

内阁首辅不等于宰相。明朝以前，宰相被赋予决策大权，地位十分巩固;明朝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或决策机构，而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无决策权，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总结升华】

中国古代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①通过制度强化：如皇帝制度等。②通过思想控制：如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八股取士、文字狱等。③通过机构改革：如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内阁、军机处等。④通过官吏选拔：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取士等培养和选拔忠君之臣。⑤通过控制地方：如郡县制、行省制度等。

特点：①皇权至高无上并走向神化。②两对基本矛盾贯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过程之始终。一是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其斗争趋势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削弱(矛盾基本解决是北宋初期推行文官制度，收地方权力);二是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其斗争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最后被取消(矛盾基本解决是明太祖时期的废除丞相制度)。

评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具体说，在封建社会前期主要起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主要起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发达的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原始农业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火耕)，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用耒耜耕地，中国农业进入“耜耕”(“石器锄耕”)时代。商周时期使用少量青铜农具，学会了使用肥料和水利排灌技术。春秋以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西周时期,农作物种类更加丰富,后世的主要农作物都已具备,人们的生活也从频繁迁徙开始走向定居.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开始使用和逐渐推广,两汉时期：改进和推广;西汉赵过推广耦犁，后出现犁壁;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东汉耦犁推广到珠江流域。隋唐时期：江东出现曲辕犁，安装犁评,可以调节犁耕的深浅。

耕作技术也不断进步：出现垄作法(春秋战国时期).代田法(西汉)。西汉发明播种用的耧车;魏晋南北朝时采用耕耙耱技术(北方旱地)和耕耙技术(南方水田);耕作制度：两汉时以一年一熟为主;宋朝后，江南出现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制。

我国古代一直很重视农业灌溉,著名的水利工程有都江堰(战国)、汉朝的漕渠、白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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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龙首渠等。同时,人民还创造和改进灌溉工具：①曹魏的翻车;②唐朝的筒车;③宋朝的水力高转筒车;④明清的风力水车。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小农经济形成.其特点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甚至产品 , 提高生产积极性;土地有限，经营规模小努力 提高耕作技术.由于承担沉重的徭役 →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

农耕时代的手工业：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古代手工业的影响

中国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素称发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官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之下,我国的官营手工业取得重大成就：表现在,高超的冶金技术:原始社会晚期：掌握冶铜技术,商周：青铜铸造进入繁荣;其中，西周时已有铁器;春秋时，铁农具推广，并制造钢剑.两汉：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南北朝：灌钢法

商朝：已烧制出原始瓷器;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体系;代表瓷器有唐三彩、秘色瓷等。宋朝：制瓷技术大放异彩，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出现五大名窑。明清：种类丰富，有青花瓷、彩瓷、珐琅彩;著名瓷都景德镇。

商朝：已有织机，能织多种丝织品;西周：生产斜纹提花织物;西汉：长安的东西织室工人多;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陈宝光妻能织出精美绝伦的丝织品;提花技术相当成熟;唐朝：以轻盈精湛著称，还吸收外来风格。宋朝：品种繁多，织锦吸收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丝织品(尤其是细密精致的缎)超过前代;出现苏州、杭州和南京著名丝织业中心。

私人经营的民营手工业.其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春秋战国：发展受鼓励。如商鞅变法鼓励生产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出现巨富的手工业者，如鲁人猗顿、邯郸郭纵、能工巧匠鲁班等。秦汉得到发展,隋唐：恢复和发展.唐朝朝廷赋税户调的布、帛、锦等大多出自农夫织妇之手。元朝：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的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那时使用花楼机,专门制造精细的丝织品。明朝中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江南的苏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朝缓慢发展.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产品不仅供国内消费,而且很早就远销亚、非、欧许多国家,广受欢迎和赞誉.西汉开始，中国丝织业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中国的丝织品受到亚、非、欧各国人民的喜爱。早在唐朝，我国瓷器就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大量远销国外，此后历代都有瓷器销往国外。西方国家称中国为“瓷器大国”。

古代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历程、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见商业流通在古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商业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商朝人因善于经商而出名,后世经商的人被称为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比如大家熟悉的范蠡.吕不韦等。秦汉至隋唐，商业的发展比较艰难，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不高。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除都市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市中出现了为商业服务的邸店和柜坊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商品种类增加,还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源。元代商业继续繁荣：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明清城镇商业繁荣，表现为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V

中国古代史

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白银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出现了地域性的 “商帮”，如徽商和晋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古代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宋朝以前,一般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商品交易受严格的时空限制,居住区与市分开。宋元时期市镇商业繁荣：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更加普遍：全国出现数十座较大的市镇，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导致一些繁华都市的出现：如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西汉：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促进中外贸易发展。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两宋：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元朝泉州港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港。

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政治上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经济上求购各种异域珍宝特产，以满足统治者对奢侈品的需求。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

古代的经济政策：土地制度的演变、“重农抑商”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

土地制度的演变：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井田制。井田制的实质就是王田制，即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私田大量增加，土地转让关系发生变化。标志：鲁国实行“初税亩”。初税亩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化。也预示着井田制的瓦解。成为我国最早的税收制度。商鞅变法规定“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明朝实行“鱼鳞图册”。但不能真正阻止土地兼并。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政策：西汉汉武帝大规模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促进西汉国力的强盛。明清继续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明清固守)一方面它强化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明清封建统治;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妨碍了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

明初倭寇与东南沿海当地的土豪、奸商、海盗勾结，构成倭患，危及到明朝统治。因此，明太祖下令实行“海禁”。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实行 “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又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明清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但并不是禁绝海外贸易。康熙晚期，禁止商人前往南洋贸易;乾隆时只开广州一处通商，并设立政府特许的贸易机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从而阻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国家的安全。

VI

中国古代史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百家争鸣” 和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那时候，周王室衰微，人们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井田制崩溃;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士”阶层活跃起来;私学兴起，教育由“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民间”。平民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和思想流派。这些文士和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墨子。法家：商鞅、韩非等。这些学派相互诘难、批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各派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认为 “道”是世界的根本，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老子还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并可以相互转化的两方面，如“长短相依、难易想成、有无相生”、“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庄子认为“道”是最高原则，宣扬“天道”和自然无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地位：适应了建立统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孔子(春秋)：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思想核心：“仁”。“仁者，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人际关系。提出“礼”的学说，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周礼，强调的是等级贵贱，政治上为政以德(以德治民、德治)——反对苛政和任意的刑杀

教育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孟子(战国)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子(战国)、主张施行“仁义”、“王道”和“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舟民水”的观点。主张人性恶。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但由于不适应统治者需要，并没有受重用。

宋明理学（背景、代表和思想主张、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又称“三教合一”;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③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

VII

中国古代史

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明末清初思想活跃局面（背景、著名思想家）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的矛盾空前尖锐。同时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工商业者阶层队伍的扩大，要求反对封建束缚，发展商品经济。

李贽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反对“存天理，灭人欲”，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认为理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对正统思想发出大胆挑战。不能以“圣人”之言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世之至论”。强调个性的发展，主张人欲的合理性。他还主张男女平等，歌颂农民起义。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 力倡务实之风。顾炎武重视人心风俗的社会作用，认为人心风俗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治乱。顾炎武的思想，旨在探索国家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传统忧患意识和救世精神。梁启超将顾炎武的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有变化规律的。事物是可以认识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四大发明及传播和影响、古代其他重大科技成就

西欧有一名谚：“中国人的头，阿拉伯人的口，法兰西的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及时成就。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植物纤维纸。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书写材料的伟大革命。

隋唐时期中国即盛行雕版印刷，到北宋年间，雕版工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推进了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唐末，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宋元时期各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发生，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更为广泛，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磁性指南的特征，发明了司南。至北宋时即制作了用于航海的指南针，并在南宋时期制作了更为方便和精确的罗盘针，大量使用于当时的海上商船。

中国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带来重大影响。造纸术;使纸张很快代替了欧洲中世纪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纸和小牛皮纸，促进欧洲文化的发展(书的成本降低);火药推动了欧洲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使欧洲骑士阶层日益衰落，封建制度走向瓦解;火药成为西欧资产阶级开拓殖民地的有力武器;指南针的使用，使西欧人开辟了新航路，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从此，西欧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整个世界在其推动下，逐步从古代向近代演变，奠定了在近代世界史的中心地位。

约成书于东汉的《九章算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汇集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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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多算术命题。标志着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早期采用的是算筹。后来，算筹演变成为算盘。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珠算应用得到普及和发展。明朝时，珠算法已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世界其他地区。

古代的天文学是在采集、狞猎和农牧业活动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观天象、明方向、知季节、告农时。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及哈雷彗星的记录;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最晚在汉武帝的时代，天文家们已经使用浑仪。在望远镜发明之前，浑仪一直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天文观、测仪器。元朝大科学家郭守敬革新浑仪，称为简仪。

古代农业与历法制订和农学研究密切相关。夏朝：《夏小正》 商朝：“殷历” 秦汉以后：越来越精确;元朝：郭守敬《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这比现行公历的颁行早了三百年。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差无几，与今天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高利历基本相同。

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朝王祯的《农书》和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四大农书。其中，《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科学著作。

《黄帝内经》是战国问世、西汉编定。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东汉末年，张仲景写出了集大成的中医专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施治的方法，奠定了后世中医临床学的理沦基础，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明朝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辉煌灿烂的文学、充满魅力的书画、戏曲艺术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形式之丰盈，都可以与世界上任 何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相媲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吸收南方民歌精华，采用楚国方言，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代表作：《离骚》——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赋是两汉时期流行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在楚辞基础上，吸收散文成分，形成一种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其辞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代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著名诗人有初唐：王勃、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盛唐：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中唐：白居易;晚唐：杜牧和李商隐(“小李杜”)。句子长短不一，更便于抒发感情。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和标志。婉约派：柳永(《雨霖铃》)、李清照(《声声慢》);豪放派：苏轼、辛弃疾;陆游不仅是大诗人，而留下了很多的词篇，其词作品既有豪放的佳作，也有婉约的名篇。到了元代散曲创作进入繁荣阶段。元曲的含意，包括散曲和元杂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秋思》都比较著名。

在小说方面，宋代出现了“标志市民文艺样式”的“宋话本”。唐代传奇、宋元话本都是短篇，明清小说创立了长篇体裁，元末明初又有两部长篇小说的伟大杰作问世，那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两部内容博大、气势恢宏、人物过百的长篇巨著，享有世界声誉，开辟了我国小说史的新阶段。被评价为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以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力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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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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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7]。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

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30]。

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西周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

承殷商遗续，周初已将淮河上游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会到西周文化中去。

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从吴文化蕴含有西周文化因素的事例中，也可说明西周中原文化对淮河下游地区必然存在着强烈的影响。在吴文化的四期中，宗周文化对前二期有显著的影响。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特征，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第二期为西周中期，本期文化吸收了中原周文化和太湖流域的文化因素，属于吴文化的发展期。青铜器中宗周器少见，大多为仿宗周器。第三、四期为吴文化极盛后急剧衰落的时期，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青铜鼎、甗、缶、罍、尊等多具南方青铜器特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

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布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布到江淮地区，淮河下游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其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中原葬制中仍盛行口含习俗，且对淮河下游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琀”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丧葬习俗及意识形态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综上可知，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