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几点思考论文[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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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南方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几点思考论文

目前学术界已开始更多地关注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南方青铜器研究也因此成为探索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南方青铜器的年代问题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分歧,其原因不仅在于南方铜器多缺乏地层关系或共存陶器、铜器多不带铭文、铜器本身因具有地方性而不能直接与中原铜器进行比较等,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者所采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比如有的学者主要就各个铜器群进行个案研究,强调共出的陶器在铜器年代研究中的作用,而有的则是将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作广泛的比较;有的学者在将南方铜器同中原青铜器进行对比时注重铜器组合和器物整体风格的比较,有的则注重一类器物或铜器上一类特征的比较。此外,有的学者相信南北方具有相同或相近风格的铜器年代相近,有的则认为南方铜器在年代上存在着滞后。

在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中,哪些更具有合理性,或者说我们在进行南方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时应当首先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应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入手进行断代研究。南方青铜器的出土范围广,相互间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差距大,所以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断代标尺以前,我们不宜将这些铜器进行泛泛的比较,更要避免在以一群铜器去说明另一群铜器的年代时陷入一种相互推断的循环论证之中。我认为在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尺的情况下,应首先对各地出土的铜器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行进一步的横向比较。

但如何来选定个案呢?我认为首先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个案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铜器群中的铜器自身就含有可用于断代的信息,如其中有的铜器带铭文,或者有的铜器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二是铜器群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层关系和其他共出关系。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铜器群,如新干、三星堆和屯溪铜器群都是理想的首选研究对象。

而对一个个案进行考察,至少应包括几个步骤。首先是对个案中存在的地层关系和各种共存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与新干铜器伴出的有大量吴城文化的陶器,三星堆铜器不仅具有比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并且出自一个时代明确的遗址。这些都是确定铜器的年代下限和进行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其次是对青铜器本身加以考察。考察时,我认为铜器的组合关系更能体现时代的特点,相对于器形和纹饰而言更为重要。同样地,一组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的整体风格比某些单件铜器的风格更为重要,而一件铜器的总体特点又比铜器上的局部特点重要。一些南方铜器上的局部的地方特点所含有的可供断代用的信息并不多,依靠这类特点来推断各地出土铜器的年代的方法是缺乏有效性的。第三是可以就一些个案中的重要器类进行专门研究。但这种研究常常超出了个案的范围,如对长江流域出土的铙、尊和卣的分析等。这类研究有助于说明这些器类的发展演变和南方各地青铜器之间的关系,但仅是对个案研究的重要补充,而不应成为整个南方铜器断代研究的基础。最后,我们还需要将南方青铜器与中原出土的相关青铜器进行比较。

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方青铜器与中原铜器进行的比较研究。考虑到南方青铜器自身缺乏一个有效的断代标尺、出土单位的年代和铜器本身的年代可能存在差距、以及同一个单位中出土铜器的年代可能也不完全相同等因素,对南方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还需要利用中原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成果。

要进行这种对比研究并要确保对比的有效性,首先就得确定什么类型的铜器是具有可比性的,这就涉及到要将南方青铜器从文化属性上加以界定、以及如何进行界定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南方出土的青铜器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原型,主要指那些在中原地区铸造后流入南方地区,或者是器形、纹饰和铸造技术等均与中原铜器相同的器物;二是地方型铜器,主要指那些在上述方面与中原铜器有所不同的器物,它们或者是在当地铸造的,或者是用中原铜器改造而成的。地方型铜器的情况比较复杂,若加以归纳总结,那么大概会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只见于一个地区并在该地区具有普遍性的铜器,比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它们不见于其他地区,而在三星堆也不只是个例,就属于地方型铜器。第二种情况是那些有可能起源于当地的铜器,比如新干的扁足鼎和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铜铙,它们也属于地方型铜器。第三种情况是如果铜器具有某种特点,这种特点与中原铜器相比具有特殊性,并且在当地也具有普遍性,那么凡带这一特点的器物就可以归为地方型铜器。比如新干带燕尾纹的铜器,以及长江中下游出土的带蛙纹、蛇纹等的铜器。第四种情况是如果铜器带有某种特点,这种特点尽管在当地不具有普遍性,但如果它与从中原铜器中归纳出的特点完全不相符时,那么带这一特点的器物也就应该是地方型铜器,比如新干的足断面呈半环形的鼎。最后一种情况是与当地的陶器具有相似之处的铜器,比如新干的折肩鬲以及长江下游出土的带棘刺纹的铜器。目前的许多研究还划分出融合型,但一件铜器上的地方特点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方是地方型或融合型,这是很难界定的。

在利用中原铜器的年代标尺进行比较时,对于以上不同类型的铜器对比的有效性是不同的。对于中原型铜器,可直接加以对比。对于中原型和地方型共存的铜器,应首先比较中原型铜器,然后再以此推断共出的地方型铜器。对于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应首先比较器物的组合关系和总体风格,而不是单件的器物或一些局部的特点。在比较一些有可能是起源于当地的铜器时,我们可以参考中原同类器物的年代,但却不能视中原铜器的年代为南方铜器的年代上限。对于那些不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就往往很难直接用中原铜器的年代标尺来推断它们的年代。

在同中原青铜器进行比较时,还需要合理地理解和运用文化传播和文化滞后的理论。我认为,对于那些在中原铸造后又传入南方的中原型铜器,滞后论并不适用。对于那些只见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因为它们同中原铜器不具有共性,因而很难说是否存在滞后现象。而那些起源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当然更不会滞后于中原的同类器。可见,只有针对那些既与中原铜器具有可比性,同时又不是只见于当地或者是起源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滞后论才可能有效。但在滞后论适用的范围内,仍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南方铜器滞后的时段不能超出由地层关系和伴出陶器所推定的年代下限;二是铜器组合和铜器群整体风格滞后的可能性要小于某一类器形的滞后;三是在中原型铜器和地方型铜器共出的情况下,地方型铜器滞后的可能性也不大;四是文化滞后和文化的历史沉淀性是有区别的,在具体分析时应对这两种情况加以辨别。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注意南方青铜器中存在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在南方不同时期的铜器共出的情况比较常见,对此就不能简单地以时代最晚的器物去衡量其余的器物。又比如,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较大距离的南方铜器常带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如新干大墓和长沙、资兴的越墓出土的铜器上都带有燕尾纹,新干和长江下游的屯溪、丹阳等地出土鼎形器的足断面都为半环形等。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得出这些具有部分共同特点但在时空上又明显存在距离的铜器都是同时代器物的结论,而是要看看这些特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比如燕尾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纹饰在长江流域从商代晚期到春秋一直被用来装饰青铜器。但另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燕尾纹只是一种简单的几何纹样,它们很可能来源于对南方地区常见的编织物的模仿,作为铜器纹饰它们彼此间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对这些特殊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定南方青铜器的年代。

第二篇:青铜器动物纹饰研究论文

摘 要:夏禹铸九鼎,翻开了中国青铜器历史的第一页,由此开始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的辉煌的青铜时代。商、周是青铜器最为鼎盛的时期,研究饕餮纹、龙纹等青铜器动物纹饰,并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设计文化、生活方式,对现代的艺术设计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启发。

关键词:青铜器 动物纹饰 艺术设计 特征 启示据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这也许是青铜器历史的开端。从现代的考古学来看,青铜的初始是在夏代,史料上也有关于禹之子炼铜的记载。青铜器的到来并不是偶然的,在其之前还有一个红铜时代作为过渡期,或者称之为石、铜并用的时代。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制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把红铜、锡等金属混在一起冶炼出硬度更高、更容易造型青铜的技术,因其颜色灰青,故曰青铜,青铜器到了商、周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开辟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性能更优质的铁的出现,青铜作为主要造器物、兵器的原料而让位于铁,但是青铜作为装饰镜子等日常生活的制作材料还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一、青铜器的动物纹饰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关于这些纹饰的起源,最主要还是来自于陶器的影响。青铜器的纹饰,在商代中期以前,多是直接雕在模的壁上,后来的往往在模壁上外加泥片,再进行雕刻,这样能产生浅浮雕的效果,同时产生了装饰上的主文和地纹之分。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分为三大类: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其中动物纹,又可以分为怪兽纹和一般自然界的动物纹两类。

怪兽纹,是一类变形奇特,而在现实世界根本找不到的动物纹样,例如:饕餮纹、龙纹、凤纹等。这类纹饰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商代。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纹样,其主要特征是首面、大眼、有鼻、双角。大多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最上面是角,角下是眉,眉下是目,两侧为耳,另外还有锋利的爪子。根据角型的不一,还可以有牛角型兽面纹、羊角型兽面纹,龙角型兽面纹等。据《吕氏春秋》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左传·宣公十八年》说饕餮是贪于饮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从此也可见饕餮是一种凶悍的动物,但是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

龙纹,也是商代比较常见的花纹,在我国器物装饰纹样中应用的最为久远的一种纹饰,到了封建社会,龙成了真明天子的象征,龙纹的使用受到了限制,但是它在皇家的使用过程中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青铜器的纹饰当中,凡是形体蜿蜒者都可以称作龙纹类,龙在商朝人们的心目中还没有现在这样确定的形象,不同的区域都有自己的龙的造型,这些龙在角形、头型、鳞节、爪子、身躯大小等方面都不相同,它可以分为爬行龙纹、卷体龙纹、双体龙纹等。

凤纹,在东周典籍《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所以大家公认鸟应该是商代的图腾,以至于青铜器纹饰和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系的论断在商代没有体现出来。凤是传说中的神鸟,自然界美丽羽饰和华丽鸟冠的大集成者,凤纹的鼎盛时期是在不在商朝,而在西周早期,那时候的青铜器纹饰有大量的凤纹出现,那个时代的在青铜史上被称为凤纹时代,凤纹中除了羽饰华丽,在凤冠上面也有很多的变化,根据冠的造型不同、可以分为多齿冠、长冠和花冠等种类。

一般动物纹,是指的从纹饰上看,能够看出动物的具体的形象来,这类纹饰虽然没有占据青铜器装饰的主要地位,但是它的种类繁多,例如牛纹、马纹、羊纹等家畜、虎、兔、鹿等野生动物,还有蛇、鱼、蟾蜍等小动物,都在动物纹之列。

虎纹青铜器的经典之作是比较著名的是司母戊大方鼎的耳部,对称的两虎食一人头的形象。一般的虎纹出现的时候,是那种具有威吓、森严的纹饰,这也符合商代的统治阶级的需要;牛纹单独的在青铜器的装饰比较少见,但是饕餮纹的主要造型来源于牛头形象的说法也是比较盛行的,因为牛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牛的地位相对的也是较高,所以有些地方的青铜器上面装饰牛纹。

二、动物纹饰的历史价值

李泽厚先生在他的《美的历程》中称青铜器的饕餮纹为一种“狞厉的美”,的确有他的道理,同时也体现出了动物纹饰在当时的历史价值。青铜器在商代和周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用途是有区别的。在商出土的青铜器中,以酒器居多,以祭祀为主,可见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上层阶级比较尚酒。并且纹饰以饕餮居多,饕餮纹的威严、恐怖、神秘、诡异、残酷、凶狠的形象,始终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力量,指向某种似乎是超出人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这主要由于在商代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在生活中间解释不了事情,而又想去努力的解释,最后只有走向了唯心主义的神,这也是那时候的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统治阶级那些劳心者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了这一点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占卜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占有很大的地位,所以不论是在农作、出行、还是战争、祭祀、帝王登基都要巫师占卜问天。在此之前的陶器上面的生动活泼的写实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到了周朝,统治者吸取了商沉迷酒色以致灭亡的原因,基本上就不再饮酒,到了周朝青铜器基本上都是食器或者礼器,开始以“礼”治国安邦平天下。周朝的列鼎制度也正是通过青铜器鼎的区别来树立统治者的地位,那种威严、狞厉的饕餮纹也逐渐的减少,取代它的是窃曲纹,其实这也是动物纹样的简化和抽象。另外,在周朝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明贵贱,辨等列”“记功烈,昭明德”的铭文,这些主要记载祭祀、战功、婚嫁等的青铜器是上层阶级重大事情发生的见证,也是他们树立自己统治地位,彰功显德的重要手段。到了春秋战国,铁的出现也迫使青铜器走下坡路。“礼崩乐坏”也验证了周朝的统治地位不存在了,青铜器出现比较多的是兵器、食器,开始向生活日用器皿上发展。青铜器的应用,则是是钟鸣鼎食的组合,那种以“祭祀”和“礼器”的特性已经消逝了。在纹饰上逐渐摆脱了宗教神秘的气氛,开始向几何纹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大场面战争、狩猎或者生活的图案场面,例如“宴乐水陆攻战铜壶”的纹饰就属于此类。由于青铜器是只有帝王、将相等上层阶级才可以使用,这些器物反映是只是当时上层阶级的生活、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尽管这些青铜器是由普通劳动者或者是奴隶来制作的,但是,整个造型设计和装饰基本都是当时的上层阶级来实现的,体现的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青铜器文化基本也就是帝王文化。

三、研究青铜器动物纹饰的现代价值

作为现代人来研究青铜器纹饰,只有靠出土的实物和历史记载资料来考察。出土的实物靠科技手段来推测年代比较可信,但是,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就很困难了,因为这些在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文字还不是很成熟,处于发展阶段,后来的文献记载也是自己的研究和听闻。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来考证,就会出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局面。但是这些青铜器纹饰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以及艺术设计教育有很大的启示。

不论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是龙纹、虎纹、鸟纹等,是夸张、想像力的精华和浓缩,是富有很大的创造性,但究其设计的创意源泉仍是生活、自然界以及当时的宗教、图腾崇拜的对象。对今天的艺术设计工作者,无论深居高校,还是战斗在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在进行设计创意的时候,都在思索同样的问题:设计的创意点是什么?设计创意的源泉在何处?为什么有的设计师作品层出不穷,个个令人拍案叫绝;但是有的设计师的作品却依然平淡无奇。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就会给出我们这个谜底。青铜器上的怪兽纹、夔纹等都是生活中常见动物的抽象,那些动物有的生产劳动中所必须的畜力,在生产劳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的是部族图腾崇拜的对象;这些都和生产生活有关,我们现在的设计也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存在。这也给我们现在的设计师指出了一个途径:当设计遇到难题的时候,不妨出去深入生活,了解一下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给自己的设计思维添加新的活水。

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是否也应该深思一下?设计高校培养的未来的设计师,培养的对象是一些在教室中成长的孩子,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体验真正的生活,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的学习就是从素描、速写、色彩应试的基础课开始,进入高校就强化基础、构成的训练,一般只有

一、两次简短的采风,这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来说,可能是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以设计的眼光考察中国传统建筑、服饰等,当他们毕业成为职业设计人的时候,才思枯竭是不会令人感到以外的。增加采风时间、深入体验生活是我们高校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学三书,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

2、中国青铜器宝典,郑春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美的沉思,蒋勳,中国艺术思想刍论,文汇出版社,2005年

4、中国工艺美术史,田自秉,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1月

5、苹果集,柳冠中,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2月

6、万物,雷德候,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12月

第三篇:南方考察论文

考察报告

经过这次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的考察.使我在很多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和提高。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访、看、拍照和索取资料等办法,参观了安徽西递、浙江杭州西湖、苏州园林等,大家均感觉受益匪浅。我想它不仅让我们开拓了视野,更激发了创作的灵感。这也是这次考察的最大收获。

作为中国村镇中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西递,它的选址规划、建设发展,历经八百年,浓缩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持续发展的成就。神奇的人工水系独出机杼,开仿生学先河。民居、祠堂、牌坊保存完好,秉承宗祠文化。楹联、牌匾彰显徽商儒雅,石雕、漏窗寄托农家情怀。西递宏村,是明清民居的博物馆,更是今天人与自然结合的典范。

有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素以园林美景享有盛名,这些园林可分为宅地园林,市郊园林和寺庙园林三大类。苏州园林多为宅地园林,由贵族、宦官、富商等所建,精致优雅。这些园林反映出历代园林的不同风格,同为中国园林艺术的代表作。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之所以获得“天堂”的美称,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有的就位于湖上。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个擅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胜景精华。

苏州园林,起始于春秋,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它汇集了诸多的元素,在方寸之地塑造了恬静淡雅、浪漫飘逸、精巧玲珑的人间仙境,达到“障锦山屏、列千寻耸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苏州园林甲天下,集自然美、艺术美、形式美之大成。苏州园林作为一门空间艺术具有独特的魅力,作为文化载体,它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本文主要就其庭院式的空间布局,建筑与自然、室内与室外融为一体。

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元代至正二年,名僧天如禅师维则的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师。”因园内“林有竹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又因天如禅师维则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师子林”、“狮子林”。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遂而盛名于世,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

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拟的典范。中国园林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内的两大系列,前者集中在北京一带,后者则以苏州为代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两者在规模、布局、体量、风格、色彩等方面有明显差别,皇家园林以宏大、严整、堂皇、浓丽称胜,而苏州园林则以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写意见长。由于后者更注意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因而发展到晚期的皇家园林,在意境、创作思想、建筑技巧、人文内容上,也大量地汲取了私家花园的“写意”手法。

匆匆两天上海行,悉数收获无数。艺术园区,创意产业,这些,让我欣赏艺术、开阔眼界的同时,更多的是获得许多启示。

进入上海县城附近的黄浦江在陆家浜出口处形成一个急弯,于是上海人就以陆家浜为界,其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为‘外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作“里

黄浦滩”,又称“里滩”,外黄浦的滩地就叫作“外黄浦滩”,又称“黄浦滩”或“外滩”。

外滩又名中山东一路,全长约1.5公里。东面西临黄浦江,西面为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风格各异的大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

上海外滩在上海的地名习惯用词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如今天上海人习惯把虹口港上的汉阳路桥叫作“坚虹桥”,把长治路桥叫作“中虹桥”,把大名路桥叫作“外虹桥”,就是根据桥所在河流的位置来取名的。同样,今苏州河入黄浦江口的第一座桥叫作“外白渡桥”,依次向里的桥也俗称“里白渡桥”(今乍浦路桥)、三白渡桥(今四川路桥)。如以县城为依据时,距城近的地方称为“里”,距城远的地方称为“外”,今南市区的“里成瓜街”和“外成瓜街”;“里仓桥”和“外仓桥”等就是以此得名的。

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国家馆的“斗冠”造型整合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要素外,地区馆的设计也极富中国气韵,借鉴了很多中国古代国家馆的精彩传统元素。地区馆以“叠篆文字”传达出中华人文历史地理信息。在地区馆最外侧的国家馆的精彩(17张)环廊立面上,将用叠篆文字印出中国传统朝代名称的34 字,象征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环廊中供参观者停留休憩的设施表面,将镌刻各省、市、区名称34字,象征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团结共同进取。

“东方之冠”坐落在世博园区浦东区域主入口的突出位置,位于南北、东西轴线交汇的视觉中心,总建筑面达16万平方米,由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组成。国家馆居中突起,形如冠盖,层叠出挑,制似斗拱。它有四根粗大的方柱,托起斗状的主体建筑。斗拱是层层叠加的,秩序井然,越抱越紧,看似零碎的部件,却有难以估量的承载力,可以托起千钧重量。最大优点是结构机理“堂皇端庄、宏伟壮观”,4根大柱子支撑起一个“斗冠”,斗冠由56根(象征56个民族)横梁借助斗拱下小上大的原理叠加而成。象征了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思想主旨。

上海青灰色的建筑群组合园区,极具现代特色,园区内的标示设计、景观布置、绿化点缀、修饰风格无不显露出充满艺术氛围与创意组合的空间美。步入其中,感受到那股艺术穿梭的气息。两边的墙面涂满了趣味各色的涂鸦,天空虽然还下着不小的雨,但这些涂鸦在雨中浸润下更有了独特的感触,让人寻味。整条道路的墙面像是一幅展开的彩色画卷,极具层次感。主题丰富,用色多样且大胆,充满创意与艺术感觉的世界。

驻足细心观看,一弄一堂、一房一门、一瓦一土、一处拐角、一个门牌„„到处都充满了创意色彩,门上水墨油画乱写乱涂几笔,废铜烂铁、旧纸破木头、不起眼的石头在艺术家的手里就会变成精美的工艺品和艺术。其实所有的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道理:只要有思想在、善于思考肯实践,善于利用头脑创意,我们一样可以将生活处处变成充满艺术的时空和世界。艺术活动就能够在不经意间激活那些城市原本不起眼的角落,以及被城市发展的潮流和城市化进程中遗弃的地方。而如今,这里却成为了国内外“艺术界”、“设计界”们慕名而至的艺术创意中心,还有其崛起发展带来的相关产业链,这里,已然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而在这些背后,这些衍变,历史的变迁以及这些创意中心的形成、发展,足够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细细的品读、学习、研究,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以及艺术、文化创意与产业紧密相融合而形成的附加价值和产业链,究竟怎样以更好的姿态

前进,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现当代,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比如,当地代表性的老建筑、民间手工艺术、象征时代性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融合而成的各个产业链价值,结合现当代艺术文化、大众关注的生活方式,成为独特的人文艺术景观和文化创意产业地标等,是否更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挖掘的呢?这些是我参观了上海后我最深的感触和最大的思考。

经过这次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的考察.使我在很多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和提高,看着古人们的一件件的美而精致的艺术品让我是那么的沉醉与流连忘返.为什么古人能够创造的出至今连我们现代人都无法超过的境界呢.。这一次考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感触和思考,更多的是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灵感。

第四篇:关于南方干旱问题的思考

关于南方干旱问题的思考

摘要:干旱问题一直是我国频发的一项自然灾害,近年来,干旱问题呈不论是强度上还是数量上都呈上升的趋势,日益危害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过去,干旱只是频发在我国西北及华北等地,但是现在向全国化发展,2010年罕见的西南干旱以及2011年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干旱,充分证明了我国对干旱问题的预警及防护措施存在很大的问题,如何去解决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关键字:南方、干旱、抗旱、河道

一、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

1、气候环境

我国南方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旱少雨。正常年份,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副热带高气压带的影响,雨带大致时间为6、7月份,于是会出现将近一个月大范围降雨,俗称“梅雨”季节。在夏季,由于强烈的对流,也会频繁出现短时间的强对流雨;或是由于台风等热带气旋带来短时间的雷雨大风天气,所以夏季是多雨的季节。西南地区,受青藏高原和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影响,在5、6月份也会形成大范围的地形鱼和锋面雨。长江中下游区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面,冬季高空西风带南北两支急流在本区上空辐合,形成一条比较稳定的切变线,再加上南岭山地的影响,在地面层出现一条比较持久的华南准静止锋,气旋过境频繁,云雨天气特多,大部分地区12月与1月平均降水量均在40 mm~50 mm左右,2月份在60 mm~80 mm左右。从3月开始,南来暖湿气流增强,降水频度增加。3月下旬,赣南最先进入春雨期,并以此为中心,春雨渐次向西北、西南和东北方向延伸。大部分地区直到6月上、中旬,春雨始告结束。江南丘陵春季降水多、雨期长,大部分地区春雨从4月上旬开始,5月下旬结束,雨期长达60天。本区春雨较多,长沙、南昌等地春雨比率在40%左右,比夏雨还多。南京、上海、温州等地,春雨约占年降水量的25%左右。

2、地质环境

长江中下游地带地势西高东低,低山丘陵与平原相间分布,红岩盆地广布,形成“丹霞地貌”,组成丘陵的岩层多为砂页岩,易受风化和侵蚀,同

时页岩透水性差,地表径流易产生散流,加强了坡面侵蚀,因而红岩丘陵一般谷地比较开阔,有较大的冲击平原,南方地区的地势低平往往导致排水不畅,所以南方往往发生大面积的洪涝灾害或旱灾。

二、近年来我国的干旱现状及原因

国家防总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主要江河累计来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少一至七成。目前,全国耕地受旱面积为9892万亩,有497万人、342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5月20日,因洪泽湖水位连续下降逼近死水位,沉睡于洪泽湖水下300年之久的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外罗城墙露出水面,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一次。明祖陵位于江苏盱眙县,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公元1680年,黄河夺淮,泗州城与明祖陵被淹没于洪泽湖底。据悉,为保护地宫甬道和拱门下的文物(诏书、衣饰和各类殉葬品),当地政府从淮河紧急调度水源进行灌注,明祖陵地宫甬道和拱门又重归水下。

1、洞庭湖区水稻无水

每年4月洞庭湖区最怕水患,可是昨日记者来到进入传统汛期50天后的洞庭湖区,看到的却是湖区农民期盼雨水的焦虑眼神。

湖南省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是全国产粮大县。在南县揭家洲村,远远望去田里的水稻还是一片绿色,但拨开稻苗,下面的土地已经严重龟裂,不少裂口甚至能同时放入四根手指。村支书江维清说,现在改种一季稻都有点来不及了,很多人都打算改种晚稻。许多粮农已经开始放弃,种下去的370亩,最后能保住的也就一半多一点。

2、南水北调工程面临无水可调

洪湖水,浪打浪,这里是荷花的故乡,是候鸟的天堂。作为中国第7大淡水湖的洪湖,曾被世界环境基金会世界生命湖泊大会授予“生命湖泊最佳保护实践奖”,现在干了。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现在变成了千坑之省。中国南水北调的丹江口水库,也出现了历史同期少见的“死水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位不断下降,目前水库水位已跌至历史最低,低于“死水位”4米多,丹江口当地吃水苦难。湖北省水利厅工作组日前抵达丹

江口市指导抗旱。汉江河床出现大面积裸露。这意味着南水北调工程面临无水可调,可能废弃的窘境!南方的缺水,南水北调工程的无水,意味着中国北方干旱靠长江水来解决可能无望。

3、长江,不要称为第二条黄河

当有水利专家提出在雅鲁藏布江上建立水库的时候,印度专家提出如果你建设水库,不惜一战。约旦在上游建设水库,引起下游的国家坚决反对。有国际专家说,下一场站长也许就是由于水资源的问题导致的。从水资源的角度,长江下游的省份应该坚决反对在长江的干流建设大坝的,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呢?长江流域生态是上万年形成的生态,做任何大的改变,生态都面临破坏,有大自然的铁律,按自然规律实行科学的规划措施,我们才能让长江之水造福中华民族。反之不言而喻!如果未来长江上继续像黄河一样上建设很多的大坝,也许百年后就是当今的第二条黄河。长江主干流肯定不适宜建高坝,更不能把长江上游水大量引走,如果为水利发电只能建阶梯型的,像葛洲坝那样的低坝大水流电站,但是即使是低坝也可能引起下游无水。

开始修大坝时,专家们允诺三峡建设完成之后,万吨巨轮直达重庆,大半个中国就不缺电了。现在呢?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干涸了,你万吨轮能到重庆,你回得来吗?上下游污染生态环境日趋严重。三峡最受益的重庆地区都缺电了,更何况大部分中国?我们希望我国再次建设大型工程项目时,首先多花些钱进行独立的环境评估。让利益相关方进行环境交易补偿机制之后再进行。中国目前有些资源在地方化和公司化,高速公司成为地方和上市公司赚钱的机器。我们不希望三峡工程成为600116的赚钱工具,而下游的人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

4、导致南方罕见干旱的原因

异常天气现象是造成长江中下游严重干旱的“祸首”。湖北省气象局武汉区域气候中心副主任周月华说,受拉尼娜气候现象(赤道太平洋东中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影响,自去年底以来大气环流出现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势力整体偏弱,暖湿气流无法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

但一些基层水利干部反映,天灾之外还有不少人为影响因素。首先是河道湖泊非法挖沙,使河道严重下切,水位下降,沿湖沿江地区取水困难。位于江西新建县的赣西大堤牛头湖电灌站已无法从赣江抽水浇田。无奈之下,当地重新在电灌站边上架设了两条152米长的钢管,延伸到赣江中抽水灌溉。新建县水利局负责人坦言,在赣江中下游一些河段,与2000年比较,河道被深挖了4米多。大量宝贵水源位于中间狭小的深切河道里,远离河岸,无法抽取利用。

另一个人为因素是,一些地方小水电站快速发展,在干旱期间成为抗旱“拦路虎”。在江西、湖北、湖南,许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电站,对上游来水进行人为控制。正当干旱季节中下游地区大量用水时,这些电站却大量拦蓄水发电。由于电站管理权归属不同,利益不同,调度困难,制约了抗旱工作。今年4月份,在江西修河流域,因上游水电站不愿放水,导致下游2万亩早稻田得不到及时灌溉。在上级部门干预下,电厂才开闸放水,但此时已造成农田受旱损失。

第三个人为因素是各地水利设施老化,难以满足抗旱需求。记者在湖北等地旱区看到,目前农业生产中许多灌溉设施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设计标准低,损毁严重,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很难满足抗旱需要。

三、如何积极应对旱灾

当前,正值长江中下游地区早稻分蘖孕穗、中稻育秧栽插的重要时期。农业部高度重视该地区持续发展的旱情,在确保夏粮丰收到手的同时,加强调度,分析影响,研究对策,全力推进科学抗旱,落实早稻和中稻面积,加强在田作物田间管理,把旱灾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一是强化监测预警。农业部密切关注旱情发展态势,加强与气象、水利部门会商,第一时间获取雨情、水情信息,及时组织专家研判形势,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今年春季旱象刚一露头,农业部立即加强旱情调度,部署抗旱工作,落实抗旱措施,会同中国气象局在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息,指导重旱区做好干旱防御工作。

二是及时安排部署。在旱情持续发展和早稻移栽、中稻育秧等关键时节,农业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旱情走势及影响,研究部署农业抗旱工作。

农业部先后派出15个由部领导和司局级领导带队的工作组,深入重旱区,调查了解灾情,推动抗旱措施落实。

三是加大支持力度。农业部商财政部向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重旱区下拨9000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支持开展农业生产救灾。加强与重旱省区农业部门联系,摸清改种补种计划及种子需求,积极协调种子企业搞好种子储备调运,提早做好灾后恢复生产各项准备。

四是强化指导服务。农业部针对持续发展的旱情,提出“早稻栽不上改中稻,中稻栽不上改晚稻,努力扩种晚稻,力争水稻面积稳定”的思路,指导旱区及时调整技术路线和工作措施,管好早稻田,育好中稻秧,备好晚稻种,促进水稻生产稳定发展。组织专家制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早稻中后期田间管理意见》,指导旱区落实好田间管理措施,广泛宣传水稻、棉花、蔬菜等作物抗旱生产技术措施。扶持专业服务组织,大力开展集中育秧、代育秧、易地育秧、旱育秧和工厂化育秧,备足备好种子和秧苗,抢时播栽,做到“能栽一片是一片,抢栽一亩是一亩”

旱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全力抓好抗旱工作。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抗旱专题会议和电视电话紧急会议,及时部署农业抗旱保丰收工作。湖北、湖南、安徽先后启动抗旱应急三级响应,加强调度,加大投入,切实抓好抗旱措施的落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已分别累计投入抗旱资金6.5亿元、2.3亿元、2.12亿元、1.3亿元,支持农业抗旱工作。四省农业部门落实抗旱进村入户服务责任制,采取蹲点包片的形式,大力推进科学抗旱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3日-7日,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量20-50毫米,部分地区雨量达60-90毫米,局部地区达100-130毫米,利于缓和旱情、增加库塘蓄水。农业部将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要求,立足抗灾夺丰收,一手抓抗旱保苗,一手抓农业防汛抗洪,坚定信心,加大力度,强化措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紧抓,一项措施一项措施地推进,全力打好抗灾保丰收攻坚战。

第五篇:南方谈话的回顾与思考

谈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对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长远意义

班级:14108126

姓名:陈旭中

学号:20081003793

论文关键词 中国特社会主义 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

论文摘要

1992年春天,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对于这段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越来越为历史所证明。“南方谈话”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也提出了引起社会震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在进一步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以新的观点和新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南方谈话”既是小平同志的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标志着小平同志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过程中,小平同志就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早在1979年春天,他就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他主持制定并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条道路的一些内容作了最早的概括。这可以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始形态。1982年9月,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第一次以规范化的形式明确提出。从此,这个概念就成了这个理论的科学称谓。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论。针对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左”的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这以后,小平同志反复讲这些根本观点,有些思想还作了进一步发挥。

其次,以肯定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为基础,阐述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重点也转向这个方面,强调它的伟大意义。这样,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而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思想理论就在逐渐地进行建构。

第三,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完整的科学表述,这个科学表述以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理论思索,标志着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回答。这也意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过对各专题的分解性认识之后又在总体上有了一个综合性的轮廓。十三大报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第一次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二个基本观点,并且正式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科学概念。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体系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十三大以后,小平同志的思想还在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在继续深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理论又作了新的概括。但就小平同志本人而言,将主要由他创立的这个理论根据新的实践的发展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则是“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对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除了使

之形成体系外,还在于给这个理论赋予了许多新意,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前述“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些新的重要观点,既说明了这个理论的新发展,也体现了它的新境界。但是,对于“南方谈话”达到的新的认识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南方谈话”虽然集小平同志以往思想之大成,但不是过去思想观点的简单重复和总汇;它用一些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来表述,即“旧话新说”,丰富了其内涵,提高了其意境,使之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鲜感。

比如,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长期不变,这是小平同志过去讲过很多次的一个思想。当然,在不同时期,小平同志讲那些话的背景和内涵不完全一样。“南方谈话”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无疑是要重申他过去的思想,但是他使用了一连串凝重的语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不仅使原有的思想具有了新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再如,像改革要敢闯敢冒、大胆试验,错了再改,这也是小平同志带有一贯性的思想。“南方谈话”使用了一些具有尖锐性和鲜明性的语言,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些话,不仅有明显的针对性,而且其思想之意境和内涵有了很大的丰富,使之产生了“不似首次,又似首次”讲的社会效应。

第二,“南方谈话”的一些新观点,既是对新的客观情况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是小平同志以往思想长期积累的理论升华,因而这篇谈话产生了具有“海纳百川”式的新境界。

比如,“三个有利于标准”论,骤然看来是个全新的思想。但是,仔细思索,又会感到这个观点不仅吸取了毛泽东的一些好思想,而且小平同志本人以前也有过接近它的表述。再如,“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问题,这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新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小平同志以前思想发展的新概括。反倾向斗争是小平同志十多年来一直讲的一个问题。这个新观点,既源于以前的认识,又高于以前的认识。

第三,“南方谈话”相对于小平同志文选第3卷的其他著作来说,不仅有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论断,而且还有对这些观点、论断的较为深刻的阐释,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它的理论力度。这是“南方谈话”的理论呈现出新境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小平同志在此以前讲过多次。就对这个观点本身的表述而言,也没在使用比过去更新的语言。但是,“南方谈话”对这个观点作了一番理论的阐释。不仅例举证券、股市这些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来分析,而且把市场经济上升到“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认识,这就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感。还有“南方谈话”第二、三节,讲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问题。这个思想,他过去也讲过许多次。但“南方谈话”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展开论证,从几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并且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还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新思想,这样,“南方谈话”所讲的这个问题比起以前的谈话来,就有了更为厚实的理论底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南方谈话”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还可以从其它视角或侧面来加以论述。但是仅从上面简单分析,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篇著作的巨大份量。它是总结小平同志思想的辉煌大作,也是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十四大报告在对小平同志的思想特别是“南方谈话”的思想进行再认识之后,它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并且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冠以小平同志名字的这个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论述了其包括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它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全党对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到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再到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认识的历程。

对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认识往往需要时间。它诞生时,人们很难完全认识它存在的意义。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伟大才能越来越为历史所容纳。马克思主义是如此,列宁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将是如此。

怎样认识这些理论的伟大意义呢?也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论述。但是,我想,首先要了解这些理论的精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在于它有两大发现: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所以成为列宁主义,最根本的就在于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开辟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理论体系来认识的总理论),所以能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能否说最根本的,在于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机制,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理论形成的时间还不长,一方面,这个理论还有待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对它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可以推动我们去进一步研究这个理论的价值。

对这些理论的以上认识如果能成立的话,我们就不难把握这些理论的伟大意义。如果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的伟大贡献是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则可视为使社会主义由一国道路变为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的贡献就是使社会主义更具有开放性。以他为卓越代表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包括吸收和消化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知识和技能,使之变成社会主义的营养物,从而给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新的生命力,使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中国社会主义在蓬勃发展的伟大奇观。

【参考文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92南方讲话》《江泽民十六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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