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CDN市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篇：国内CDN市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国内CDN市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用户认知度是首要问题

八度网络的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国内用户对CDN服务认知度普遍较低，部分客户认为CDN服务仅仅是用来解决电信南北互通的问题，更多的客户认为CDN的主要功能就是网络加速。

认知度的问题使市场拓展存在很多难度，而如何提高认知度却不是单个企业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认知度提高需要产业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企业自身实力和技术的提高，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目前，八度认为，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是提高认知度的重要手段。

CDN技术与标准尚不成熟

目前的CDN技术存在一些缺陷，效果距离客户的理想有一定距离，这也是CDN市场发展不够顺利的重要因素。比如：

技术存在一定缺陷

实时性差是制约CDN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过，随着CDN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一缺陷将得到改进

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

在标准化进展方面，CDN的标准还不到成型的时候。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这给CDN的大规模应用造成很大的障碍。虽然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大的运营商已经在开始形成自己的标准，不过，目前的这些标准还相当初级。近年来，CDN的标准化工作得到了较多重视，各个标准化组织已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尽管如此，CDN的标准化工作还是落后于产品的研发。CDN的标准化工作还需更进一步完善。

CDN市场面临严峻竞争形势

目前国内CDN市场并没有成熟的运营机制，市场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由于电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市场的进入者增多，这对处于幼稚市场的国内的CDN运营商造成巨大的冲击。

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从战略高度来审视中国市场。国际CDN服务提供商凭借自己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会错过抢占中国市场的机会。

在国内市场上，专业CDN服务提供商通过融资、并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为日趋激烈的竞争市场做准备。国内领先的CDN服务商都在积极准备。除CDN专业服务提供商外，国内IDC服务提供商也纷纷参与到CDN业务的竞争中，他们具有遍布全国的网络资源优势。传统电信运营商也开始着手布置CDN网络，为企业客户提供CDN服务。

八度网络认为，CDN市场将很快迎来新的发展局面，现有CDN服务商并不存在绝对竞争优势。虽然技术门槛相对较高，但由于人才、技术储备、资金实力以及市场经验相对国外领先企业都相去甚远，国内CDN企业想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第二篇：农村教育发展面临时代挑战

中国正处于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阶段，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瓶颈。从根本上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依靠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在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凸显。回顾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成就，正视农村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深入探讨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农村教育发展战略，成为当前和未来农村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穷国办大教育起步，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国由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的历史跨越。在这一历史跨越中，我国农村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农村义务教育走向全面普及。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在党和国家政策引导下逐渐走向普及。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各地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努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到XX年年底，完成“两基”验收的县占全国总县数的比例达到98.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

——农村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人口接受高层次教育需求的增长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拉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开始以较快的速度稳步发展。据统计，XX年年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为33.3%，同时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入非普通高中学校的也占一定比例。农村人口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有了较大提高，而且提高速度较快。

——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重要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扫除文盲，中国政府致力于扫除文盲工作。经过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就。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20世纪90年代的扫盲目标：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XX年《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显示，XX年至XX年，中国青壮年文盲已经控制在4%左右。

——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占校舍总面积的16%，且危房多数集中在农村。经过30年的建设，到XX年年底，全国农村初中和小学校舍建筑面积达81507万平方米，危房面积所占比例下降到3.6%。农村中小学体音美器械配备达标学校数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老三室”改造工作不断深化，“新三室”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农村教师学历达标率不断提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农村教师学历达标率不断提高。据统计，XX年年农村小学专任教师达到高中阶段毕业及以上的学历、农村初中专任教师达到专科毕业及以上的学历和农村普通高中专任教师达到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的分别占99.0%、96.0%和81.2%。

——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政策不断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采取了许多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以及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城乡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等，有针对性地支持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

挑战

在新的发展观视野下，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教育要以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为起点，不断梳理和研究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积极地迎接时代挑战，以期在更高层次上服从和服务于农村乃至国家发展的大局。

——农村教育体系迫切需要调整。农村教育体系，按阶段可以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和高中教育，按类型可以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从阶段上看，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是农村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未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和工作重点。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和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保证质量基础上稳步扩大规模的问题。从类型上看，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出现了普通高中“一头热”的倾向。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成人教育的实效性，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农村教育资源分布现状有碍教育公平。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从县域看，农村教育资源在县城、乡镇和村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县城和乡镇，村级教育资源较为缺乏。县城、乡镇和村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得农村教育发展不仅面临城乡间教育公平问题，而且面临县域内县城、乡镇和村不同层次间教育公平问题。农村教育资源的分布现状使城乡教育公平和农村教育内部教育公平的实现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农村儿童心理与教育问题凸现。我国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是在城镇化背景下进行的。农村大量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到城镇谋求生活和发展，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教育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许多农村儿童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身份，在农村和在父母所流入的城镇接受教育。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与教育，农村留守儿童往往容易形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个性，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并且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城镇儿童差距悬殊，加之外界相应的支持措施不健全，流动儿童也面临很多心理和教育问题。

——农村教师发展与培训空间有限。由于农村教师继续教育与培训经费不足，加之农村教师工作时间紧，农村教师发展与培训空间有限。在许多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还有一些一师一校的小学，这些学校的教师要教一个或多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教师没有时间参加培训，即使有时间参加培训，也往往只能参加一个科目的培训，其他科目的培训限于教师本人的时间、精力、经费等而无法进行。这种情况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教师发展与培训的空间，给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素质提高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农村课程相关性不强问题突出。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学生接受教育，是为建设农村，还是为流入城市，即“留农”和“离农”的问题，是农村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农村课程发展取向陷入在城市相关性和农村相关性之间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农村毕业生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都可以直接为农村发展服务，“离农”和“留农”是统一的。但是，由于我们不能过早地对农村学生进行城市或农村定向教育，农村课程仍然要考虑城市相关性和农村相关性问题。相比较而言，在农村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课程的相关性较强，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课程的相关性较弱。总体来讲，农村课程相关性不强是农村教育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策

当农村教育的数量增长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后，中国农村教育必须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将成为未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恒久主题和战略重点。为适应农村教育发展主题和战略重点的转变，农村教育需要从不同维度作出战略应答。

——在去二元结构思维框架下重新思考农村教育发展。完善农村教育体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在去二元结构思维的框架下形成新的思路，也就是在教育（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社会（农村经济社会与城市经济社会）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关系定位基础上，谋划未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教育发展进行政策干预，重建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框架，并在这一新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更新、更系统、更有利于农村教育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国家综合国力加速提高的具体的农村教育发展战略。

——在合理布局农村学校基础上促进义务教育高质公平发展。义务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奠基工程，高质量的农村义务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当前，农村义务教育要以学校布局调整为契机，优化农村师资队伍，整合教育资源，激发内在活力，不断促进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深层次推进教育公平即推进教育质量公平。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教育公平水平的提高不但不会影响优秀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助于国家经济社会均衡、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早已证明，贫困人口人力资源开发的的重要性要高于富裕人口。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会有效加速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在了解劳动力流向基础上提高农村职成教育的相关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是职业定向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些受教育对象未来流向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如城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在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上，可以变输出地教育为主导为输入地教育为主导，并与用人单位联合进行教育。这样一来，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对象不仅获得了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而且获得了输入地的生活经验与生活能力，可以有效缩短他们的生活适应和工作适应时间，更快地进入职业角色。具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要打破“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由用人单位、输入地政府、输入地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机构共同管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由国家、输入地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学校学生共同分担教育费用。

——在做好教育需求分析基础上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有序发展。从农村高中阶段入学率和高等教育的生源需求看，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高中阶段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理论上的发展空间不等于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现实空间。实际上，制约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农村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制约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效需求的两个条件是需要并买得起。据调查，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应该是，在充分估计和形成农村对高中阶段教育有效需求的基础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定扩大规模，从而实现有序发展。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让农村学生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秀师资，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提高农村教育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卫星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增加农村学生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和进行农村教师专业培训，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要真正实现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第一，需要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让社会各界了解农村教育、支持农村教育，让农村教师了解社会发展，不断拓宽专业发展视野，增加专业发展机会和提高认识社会的能力。第二，通过行之有效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与措施，让农村教师有持续的发展机会和理想的教学生活环境，吸引和留住大批高素质的教师，实现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三，为农村教师有效教学和农村学生有效学习，提供各种教育教学设施与条件支持。

第三篇：兼职创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兼职创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般来说，大多数兼职创业者从事的是与自己目前的工作相关的行业，有可能牵涉到不正当使用目前的工作单位的资源。在职人员兼职创业，一般其创业资金有限，时间精力也有限。因此大多数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投资中小企业。其创业方式分三个层面：一是资金参与;二是技术入股，参与公司分红;三是既出资金又出力，自己在工作之余分身去管理公司。这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最容易引起公私不分、互相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在事业发展初期，可能并不明显。但是一旦做大，就会后患无穷。有很多兼职创业者受到了老东家的起诉，牵扯到客户资源、知识产权、不当竞争当方面的纠纷。而很多国有企业的在职人员兼职创业，更是因为牵扯到非法转移国有资产而浪荡入狱。

上海交大王永成教授就面临着多方面的利益冲突。“王教授让我们长时间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接受记者采访的博士研究生坦言。导师将所带硕士、博士研究生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成为他们经商活动中的赢利工具。而王教授的所谓的公司，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低成本运作公司，它的办公地点、电话都使用交大教学资源。而且该公司的获利几乎都直接来源于王永成教授向国家申请的各种“科研项目”，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就是赚取科研项目资金。“如果没有交大背景，王教授就不可能申请到科研项目资金;如果没有科研项目，这个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位交大的博导不屑地说。

而在法律完善的美国，因为兼职而导致的利益冲突，更是让很多人忍痛放弃高额外块。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主动放弃了州长的薪水，很多人原来以为这是州长大方。后来才发现，施瓦辛格担任两本杂志兼职编辑，每周在杂志社工作不超过2小时，他在5年内可拿到815万美元。除此之外，兼职期间他还将获得两本杂志广告收益的1%，每年不低于100万美元。虽然加州法律允许公职人员从事副业，但是兼职酬劳公开后，施瓦辛格与《健美》杂志的“联姻”还是遭到了不少人的抨击。最终施瓦辛格将自己的兼职改为“无偿”。

目前在国内，虽然这样的问题还比较少见，但是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相信这样类似的兼职纠纷会越来越多，所有兼职创业的人员都应该小心谨慎处理，避免踏入“利益冲突”的雷区。

精力分散

如果兼职创业者从事的是与自己目前的工作不相关的行业，面临的问题就是跨行业工作对人的知识、精力的极限挑战。

“刚创业时，我4点钟就起床，打扫卫生，蹲在地上，观察小鸡，做记录。常常一蹲就是两个小时，呆在棚子前一动也不动。”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回忆自己创业经历时说，“如果你每天不投入10多个小时工作，你就不要创业。”兼职创业者由于两边都投入，精力分散，反而加大了创业失败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雅虎董事长杨致远、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以及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都一样是属于中途辍学经商的一类人。由于学业与创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学业，而专心致志地完成创业。对此，杨致远曾经忠告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一定把书念完，“我个人也是万不得已才没有把博士念完，到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遗憾”。从杨致远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不是不喜欢念书，而是精力过于分散，难以两面兼顾。“到1994年冬，我忙得连吃饭、睡觉都成了奢侈，学业也扔在了一边。”杨回忆说。

而华夏基石董事长彭剑峰也由于兼职创业，使他的时间显得格外宝贵，从来都是给学生上大班课堂，很多学生深以为憾。学校甚至依此为借口，禁止彭剑峰本人带博士生。

违背团队精神

绝大多数创业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团队。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都很少，一般是三四人，多的也不过十来人。优秀的创业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具有强大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这种团队中，很难有脚踏两只船的人的生存之地，因为兼职创业很难让其他团队的成员信服你，他们对你创业成功的信念会表示怀疑。

团队创业为什么这么重要?6年创业，身价已经超过10亿元的前程无忧(51JOB)总裁甄荣辉，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经回忆说，自己曾有几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团队。因为创业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做的，需要一班人马，有规模的创业更需要早早建立团队，把一些能够互补的伙伴拉进来。“无忧”迅速成长的关键在于公司的5个核心成员都是自己在贝恩的同事，大家很了解，已合作过十来年，配合起来较容易。

当然，有的人喜欢单打独斗，认为创业不需要团队。但是这样的人注定是难以做成大事业的。而所谓的网上开店、街上卖花等等之类的小打小闹，虽然适合个人去拼搏一下，但是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毋宁说是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一种逃避，仅仅是换一种活法而已，一般难以成大气。

与许多成功人士的激情创业，因为兴趣而创业显然动机不同。事实上，很多人在一番小打小闹的创业之后，并没有多大的起色或者改变，往往重新陷入对生活的困惑。

不过，尽管兼职创业者面临着许多艰难的挑战，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成功者。不过，他们只是在创业的最初阶段需要一个过渡、或者说积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坚定而迅速地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因为，兼职创业，必竟只是权宜之计。作者：上海兼职网

第四篇：新时期再贷款管理面临的三大挑战

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对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目前我国的再贷款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总称；广义的再贷款是指再融资的概念，包含票据再贴现。但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传统的三大法宝之一，应排除在再贷款的范畴外。因此，本文所称再贷款为狭义的再贷款。长期以来，再贷款作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调节货币供应总量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使我国的金融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受到冲击。本文拟从再贷款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人手，着重剖析再贷款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并提出近期的操作目标。

一、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发展历程及作用评价

我国再贷款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间，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肩负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因此，这期间对存贷差计划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国再贷款工具运用的萌芽阶段。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借差计划的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后的十年间（1984—1993），再贷款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在这一阶段中，再贷款主要由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根据总行的计划对当地商业银行发放。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革信贷资金与规模的分配体制，收回人民银行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再贷款供应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发放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再贷款开始成为真正的间接调控工具。再贷款不仅继续发挥投放基础货币，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而且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贷款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但是应该指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任何一种单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观调控，而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配合和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环境，可以肯定，再贷款是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一项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在调节基础货币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国家信誉方面发挥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调节货币供应量。1984年—199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贷款始终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再贷款的投放对于弥补重点资金缺口、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地区或部门间资金余缺，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2.调剂头寸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灵活调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

3.稳定经济金融秩序。1998年，受亚洲金融**的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出现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迅速有力地稳定了金融局面。对关闭、撤销清算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用于个人债务兑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确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体制改革。为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向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确保转轨时期的顺利过渡。

二、新时期再贷款管理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贷款管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实施货币政策逐步实现间接调控的背景下，再贷款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职能增多。从最初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发展到调整信贷结构、化解金融风险等作用，再贷款的职能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二是对象扩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职能的转变，再贷款的投放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风险加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再贷款虽然是信用放款，但还款属于必须完成的强制性计划。自人民银行开始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后，再贷款被用于撤销机构的债务兑付，受撤销机构资产质量极其恶劣，清收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再贷款难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现损失；四是管理细化。目前仅人民银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贷款种类就达到了六大类十几个小类，六大类的具体划分为：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的短期再贷款；用于支持农户生产的支农再贷款；用于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困难的紧急贷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地方政府专项借款；其他再贷款。为了确保再贷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总行规定的再贷款都是专款专用，各类再贷款之间严禁串用，不同种类的再贷款的发放期限、投向、办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办法》、《短期再贷款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五是操作层次多。在当前再贷款的管理模式下，从总行、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县支行各个层次的人民银行都担负了再贷款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微观操作职能；如总行直接负责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则由中央银行的最小单位县支行直接对农村信用社办理发放和收回手续。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崭新的机遇。2002年11月，人总行召开了全国再贷款工作会议，副行长吴晓灵讲话指出：如何用活、用好再贷款工具，是各级人民银行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要提高再贷款管理水平，必须审时度势，全面认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再贷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挑战：[!--empirenews.page--] 挑战之一：金融开放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2001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它宣告了中国金融业全方位开放时代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金融服务开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些都将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表现有三，第一，外资金融机构将拥有使用再贷款的权利。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之一的国民待遇原则中，要求成员国允许设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获取正常业务活动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例如允许外国银行从其所在国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或进行票据再贴现。而我国现行的各类再贷款管理，尚没有适应于外资银行的再贷款种类或办法。第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泄漏。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它的资金需求并不完全依靠中央银行，当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实行基础货币的吞吐时，无法将货币政策的意图传导到位，相反，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逆向操作，弱化甚至改变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意图。第三，有问题外资银[1][2]下一页 行使用再贷款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12月颁布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办法》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使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的条件、程序、期限、用途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最后贷款人政策一个比较全面的成文规定，但仍与国际上对有问题机构救助的原则有很大差距，如贷款申请人仅为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条件过于宽泛，抵押无法真正落实等。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能否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1995年，美国曾就是否向一个在纽约经营的日本银行陷入流动危机提供援助引发争论，这个问题我国同样无法回避。加入WTO后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再贷款管理产生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降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减弱，货币政策对外的依赖性增强，作为货币政策组成要素的再贷款工具，它的使用和效应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挑战之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分离后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继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后，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从一个主体内相互联系紧密的两个部门演变为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势必会对这两项职能的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金融监管创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则是维护金融业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但是，不当的金融监管将会干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会导致再贷款的紧缩效应。如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为了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主动拓宽基础货币渠道，对中小金融机构增加了再贷款，但这部分机构也正是金融风险集中、支付状况不理想的金融重点监管对象，在严格的监管约束下，中小金融机构不免产生“惜贷”、“拒贷”、信贷集中等非理性的消极行为，再贷款不能发放到位，效果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传导受阻。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使再贷款的运作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而且具备运用国家财力、政府资金、商业银行援助等综合化险的能力，而我国目前尚未进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性阶段，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地扮演了风险最终承担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旦发生金融风险，中央银行作为贷款人需要对借款机构的整体状况进行谨慎的评估与判断，这与化解危机的时间性要求恰好是相矛盾的，如果缺乏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再贷款的发放将无法执行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此外，有问题机构提供的抵押品通常不充足或不真实，再贷款的偿还难以保障，再贷款的风险系数将成倍增长，再贷款被动性的发放还将强行破坏货币政策的传导，严重干扰货币政策实施。[!--empirenews.page--] 挑战之三：货币政策工具职能变化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首先是再贷款本身的职能发生了变化。1993年至1997年间，再贷款是我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支持对象的商业银行资金需求不大，再贷款作为基础货币主渠道的作用已经退居次位，调整货币信贷结构和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上升为再贷款的主要职能。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使得再贷款不再是计划体制阶段下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调控手段，新的职能对再贷款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主动、灵活使用再贷款有效支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如何处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央银行资产安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再贷款管理中的新课题。其次是再贷款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问题。一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另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所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内部协调和工具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一种工具在实行货币扩张的同时，另一种工具却在收缩货币，无疑将造成货币政策的无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实行以数量型为主的间接调控，再贷款作为主要的数量型间接调控手段，做好与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指导等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意义重大。

三、强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现实操作建议

1.全面认识新时期再贷款的作用与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在传统工具扬弃的基础上，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操作经验，选择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政策工具。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效果看，再贷款都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要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全面认识新形势下的再贷款工具，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顺应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完善再贷款的功能，促进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要澄清对再贷款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再贷款等同于政策性借款、扶贫贷款和财政贷款，尤其要增强再贷款的风险意识，通过优先选择抵押或质押贷款方式、建立再贷款发放的量化考核体系等方式提高再贷款的安全系数，实现中央银行资产安全性、资产性和流动性的统一。

2.完善再贷款管理的政策体系建设。我国现行的再贷款管理的总领性文件是1993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管理办法》，随着再贷款业务的发展变化，以往的办法规定已无法适应或涵盖当前再贷款管理工作的需要，要尽快按照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清理、修改、废止、完善现有的再贷款管理规章制度，即要有全面的整体性的制度办法，也要有分类的管理规定；既要有再贷款的管理办法，也要考虑与再贷款业务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银行危机处理法律体系、银行信用和资产评估体系、存款保险法律体系等；既要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也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使再贷款管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3.建立健全多方协调机制。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一般要经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才能作用于实体经济，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受制于金融监管对象的状况。特别是在当前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刚刚分离的特殊时期，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探索。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机构势在必行，可以通过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建立四方定期磋商机制，协调解决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矛盾，相互沟通，信息共享。同时再贷款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之间也要注意协调与配合，提高再贷款的使用效率，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整体效用。[!--empirenews.page--] 4.建设国家金融安全网，加快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的建设步伐。金融安全网是维护一国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的有效手段，它包括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审慎的监管职能、政府出资救助的职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其中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国外发达国家在处理金融机构出现的金融危机方面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功的手段，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分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刻不容缓。这样既可以防范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又是健全安全网功能的重要突破。

第五篇：我国餐饮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我国餐饮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目前，在我国的餐饮市场中，餐饮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行业自身发展过程中伴随的问题，也有来自国外餐饮的竞争压力。

1、法规建设滞后。目前，我国餐饮行业缺乏规划引导，在快速发展中有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尚未建立适用于餐饮业的国家级法规，缺乏系统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强制性标准，餐饮企业的标准参差不齐，内容不全面、技术知识含量低，缺乏全国统一性。

2、市场秩序有待规范。我国餐饮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执法，市场秩序不规范，餐饮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市场管理和行业管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3、餐饮结构失衡。由于竞争加剧、经营成本不断上涨，大众化餐饮在一些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行业内高档餐饮势头强劲，中低档餐饮服务明显不足。

4、产业化程度偏低。我国餐饮业总体仍处于小、散、弱的状态，90％以上的餐饮企业为小企业，2007年规模最大的100家餐饮企业营业额仅占整个餐饮市场的8.5％。与国际知名餐饮公司相比，中国知名餐饮公司的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经验等差距较大。此外，餐饮业上游供货商不成熟，农业、牧业、农副产品食品初加工过于分散、生产初级，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

5、餐饮人才不济。餐饮教育科研滞后，全国没有本科烹饪院校，餐饮职业经理人队伍培养和专业培训工作滞后。行业人员素质不高，缺

乏高层管理人才和烹饪技术人才。尤其是厨师资格认证混乱，名师大师认证失范，出现花钱买证现象。外资餐饮企业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中餐技术、管理、服务、文化等方面人才，导致中餐企业人才大量流失。

6、中外餐饮企业竞争加剧。与国外餐饮相比，国内餐饮企业在硬件、软件，尤其是在管理、服务方面的差距较大。加入WTO后，更多外资餐饮企业的进入加剧我国餐饮行业的竞争。国外餐饮企业进入中国，对我国餐饮经营理念、服务质量标准、文化氛围、饮食结构、从业人员素质要求等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本土品牌餐饮走出去步伐较慢，竞争力不强。在国外，中餐企业大多表现为规模小、环境不佳、服务不到位，中餐特色不明显。在国内，中餐企业面临着外国品牌餐饮企业的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