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第一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线，勾画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使改革有章可循。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严峻的外部和内部挑战，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结构化发展的思想是高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则强调市场作用，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各个利益主体自然会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因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根本性的调节作用，那么任何政府和个人都不应该通过单独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两种经济观点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要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就需要理论创新和改革突破。

《决定》把政府与市场关系恰当地描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有利于激发市场的活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其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对象不同，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主要将限定在公共领域或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的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或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也就是说，资源配置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不能脱离开市场机制过度强调政府干预，当然，也不能离开政府实行无政府主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破除各种市场壁垒，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一方面，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因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取决于政府管哪些事和怎么样管，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要从事前的项目审批，加快向事中、事后的监管转移。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成思危

十八大报告有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近几年来，确实有人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十八大报告明确了要坚持这个方向。

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提高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其他国家几百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来加以运用。因此我国现在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风险投资等等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要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就一定要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正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向努力。从“有法可依”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我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年期间，可以说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立法，包括物权法、破产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修订），证券法（修订），专利法（修订）等等。

经济法包括三大类别，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二是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三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可以说我国都具备了。但关键是在于执法，而执法的关键是在于政府官员要依法行政，俗话说就是依法治官。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够遵守法律，不能够认真地执行法律，依法治国就落不到实处。十八大报告里第二句关键的话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是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见萧琛主译的《经济学》第18版第7页）。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大体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对市场管得较少；第二类称为莱茵模式，例如德国，法国等，政府管得稍多一点，第三类称为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点。我国政府管得比东亚国家又更多一点，政府对于市场一贯是处于强势的。

由此可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十八大报告将这个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就是说尽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是不应违反价值规律，政府补贴和限价都只能是必要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也不应该作为长期的政策。

例如前几年我国对汽油限价，有时比境外便宜，香港、澳门的人开车到深圳、珠海来加油，不但把油箱加满，还把带来的塑料桶加满；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我国着陆都要求加油。这不仅扩大了需求，使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也造成了经济利益的外流。

补贴也是如此，几年前有一度猪肉涨价，实际上这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猪肉涨价自然就会刺激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需要政府大量补贴。在这种情况底下，政府只需要补贴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因为低收入人群对猪肉涨价确实承受能力有限。如果补贴给生产者（养猪的农民），可能会过度刺激猪肉的供应，实际上也等于政府补贴了所有的消费者，包括从外国到中国来吃猪肉的消费者。实际上，补贴给生产者的结果，会促使猪肉供应超过需求，猪肉的价格下降。这时候不但增加了财政的支出，反而使得有些养猪的农民最后受到了较大的损害。

第二是不应违反供求规律，市场需求不是由主管部门的官员主观的预测和臆断来确定的，而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例子，本世纪初我到浙江调研，听那里的同志说，当时他们从市场上感觉到电力缺乏，需要建设新的电厂。但是有关部门的官员说，按照弹性系数计算，我国的电力足够了，不同意建。结果是杭州有的工厂由于缺电只能一周开四天工；有的居民家里空调因没电开不了，夏天只好跑到防空洞里去避暑。这就说明我们官员的主观臆断，有时确实和市场实际需求有比较大的脱节，这样也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

第三是不应违反竞争规律。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因为只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最后使消费者收益。显然，已经占有市场的企业是不欢迎竞争的。以前有一种提法是“反对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单纯反对重复建设的话，就会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后来这个提法改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就对了。只要新的竞争者合乎条件，又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较差的、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使得消费者收益。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鼓励竞争。反垄断不是一般地反对某个或某些企业占有垄断地位，因为有些行业本身门槛就比较高，不可能让很多企业进入。但关键是要反对这些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反垄断法应该加以制裁的。

第二是改革审批制，我国是审批事项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国务院发布了六次减少审批事项的规定。但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审批事项还是不少，有报道说超过1000项。

审批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审批的权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来决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诉申请者。民间流传一段俏皮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人加了一个横批，“不服不行”。后来又有人加了个备注，“说你行的人要行”。

虽然不可能完全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有很多事项是不需要审批的，对市场自己能调节的，企业能够自主的事项，审批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市场的效率，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近年来建设、交通等部门腐败事件频出，当然有腐败分子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给他们机会的因素。

为此要大力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审批改为核准或者备案。所谓核准制，就是政府把条件公布出来，在规定的时间里答复申请者核准与否，如果不核准，应当说明原因。所谓备案制就是申请者报备就可以去做，出了问题政府再查处。现在我国有些备案制实际上还有点变味，备案后还要主管部门同意，实际上是变相的审批制。要真正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就应当像邓小平说的，政府不应该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我国政府机关历经多次精简，还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主要是因为政府管事太多，只“精兵”而不“简政”，肯定达不到精简的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中央不断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从对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到必要的补充；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中提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特别明确：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表明应当依照《宪法》和《物权法》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对待非公有制经济。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就是在土地、资金、包括贷款等等方面，要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过去尽管说一视同仁，但是还是有“玻璃门”现象，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所得到的支持比非公有制企业要多得多。如果让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将会大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根据《物权法》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遵守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要尊重市场的竞争规律，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够使得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能够使消费者最终受益，同时也能够在股市中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融资，来加速其发展，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企业都不能用违法的手段侵犯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另外十八大报告里还有一条，对非公有制经济讲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一点也是首次提出来的。以前提法是鼓励民间资本参股中小金融企业。这次的提法不仅承认民营金融机构是合法的，而且还应加速发展。

我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时曾经在2005年做过调研，提出要建立社区银行，因为一方面民间有大量的资金没有投资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业需要资金又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给民营小企业钱，因为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区银行就可以为社区内的群众和小企业服务。社区银行最了解社区的情况，又没有历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区里是无法立足的，在美国就有大量的社区银行。

要办社区银行，要有两条政策，第一条，实行存款保险，使存款人放心。在美国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户是强制银行给以保险的，我国的存款保险从93年开始提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银行认为不愿意因付保险费而增加成本。建议先要求社区银行实行存款保险，大银行不愿意可以暂缓实行。

第二，允许适当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这样才能吸引社区的人来存款。2005年时民建中央在国内外做了很多调研，建议在温州和天津先搞社区银行的试点，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有关部门没有同意。现在建立社区银行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综上所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我期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够迅速地将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化为行动，真正促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范文）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发布时间：2013年01月16日 08:00

来源：《求是》作者：郑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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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职能，才能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既是对过去30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一、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经过34年的改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而释放出潜藏于十几亿人口中的巨大发展能量，创造了中国奇迹。

整个改革历程围绕着调整和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进行。旧体制以政府包揽一切为主要特征：在物资上统购统销，在人力上统包统配，在资金上统收统支，投资权集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由于否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窒息了微观经济活力，实践证明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从简政放权、培育市场关系开始。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率先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紧接着又向工业、商业领域进军，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破除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并引发了计划、投资、人事、工资、财税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制体系，改革进入了快速、有序推进的新阶段。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一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开始形成。计划、财税、金融之间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抑制通胀、扩大内需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体系迅速建立，对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之后，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与企业密切配合，使市场经济体制经受了新考验，积累了宏观调控的新经验。

实践证明，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正确选择。旧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脱离这一基本国情，违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超越了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企业的利益

决定于其经营业绩，个人的收入决定于其贡献的大小，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要素主要由市场配置，提高了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发挥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大大增强了经济活力，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仅用十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政府则通过制定规则和宏观调控，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逐步克服了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偏废，把两者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原则。

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为了尽快遏止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促使经济回到健康发展轨道，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而市场是活力的源泉。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市场化程度高，允许生产要素自由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快；哪个领域比较封闭，限制生产要素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缓慢。目前，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有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而在另一些领域由于限制要素进入，仍然大量存在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严重短缺的现象。

因此，只有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才能够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扩大市场调节作用重点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配置上，资本到了哪里，实物资源就跟着在哪里集聚。我国金融资本存量已经拥有巨大规模，但由于流动性差，资本利用率低，资本配置更易于向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农村、小微企业和中西部地区资金供给不足，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体制改革应作为下一步整个改革的突破口，由此扩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组建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推行利率市场化、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些设想都非常好，应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分步骤地加以推进。其中，允许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应作为一个重点，在总结温州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加以推广。金融体制改革将释放资本潜力，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改革城乡管理体制，释放劳动力潜力。我国劳动力潜力仍然很大。所谓劳动力短缺的说法是因为没有看到农业劳动力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仍有2.8亿人，耕种18亿亩土地，人

均6.4亩。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1%。土地经营规模小，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如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种植规模可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今后20年，可以从土地上再解放出2亿左右劳动力，进入第二、三产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部分进入城市，将形成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杠杆，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未来12年，我国能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人均GDP54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此。所以，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制度，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发展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培育新型农民。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确权颁证，长久不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和转移接续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科研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成果开始成批涌现。我国国内申请技术专利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相比，2010年为1：6，2011年已变为1：3.6，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十二五”末，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民营企业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一支生力军，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7%。目前仍有两大领域的创新潜力亟待发挥。一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等科技资源，国资委制定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提出将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内容，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相信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将会激发国有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一个领域是大学。目前全球大学按专利申请量排队，我国尚无一个进入前50名。大学应成为创造技术专利的基地，提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度。要通过选拔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抓住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扩大国际并购，引进科技人才，相关经验表明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是自主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要拥有自己的技术。目前许多地方都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发展重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政府部门应围绕有关共性和关键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实行协同创新。落实国家鼓励创新的各项政策，以财政投入的增加引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形成鼓励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和土地、水资源价格，应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目前由于一些资源价格偏低，助长了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要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建设生态文明。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了保障食品供给安全，同时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必须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的集约化水平。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但同时存在着水资源浪费现象。在兴建大规模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在节水工程上也要增加投资，并通过改革水资源定价机制，促进水资源的节约。目前一些地方兴建的“城市矿山”工程，是变废为宝的重要举措，应当大力推广。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的服务型政府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政府。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当前，应重点推进以下方面改革。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调控目标与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立计划、财税、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稳定的需要。要完善包括中长期计划、计划和专项计划在内的计划体系，提高计划的科学性、预见性、可行性，使之成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协调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努力保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宏观调控中，常常出现目标与手段脱节问题。如中央早就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等，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更加恶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调控手段。十八大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许多企业反映对新建项目的审批环节过多，手续过于繁琐；有些行业进入门槛过高，存在着“玻璃门”；不少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仍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应当对现行审批事项认真清理，凡属于市场调节和企业经营决策的事务，都应交由市场和企业来解决。

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市场经济是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制经济，必须保护消费者利益。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是用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的行为，群众深恶痛绝。政府有关部门应从执政为民的高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让广大人民放心消费。要制定科学严格的质量标准，加强市场监管，发挥公众对商品质量的监督作用，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在税收、信贷、用地、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应一视同仁，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使先进企业充分发展，落后企业得以淘汰。

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应把握好的几个原则

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经济学界，依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答案，形成了不同学派。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应从实际出发，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采取有效对策，不能照搬一个理论、一个模式。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一切改革都要经过试验的原则，才从不断摸索中找到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办法，把政府作用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较快，面对新情况，必须采用新办法。所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市场体系、行业组织和社会机构，提高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政府不能包揽过多。有了更多具有活力的企业，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有了完善的市场体系，就能把潜在生产要素呼唤出来，按市场需求合理配置。行业组织是自律性机构，对各行业的技术进步、道德规范、国际诉讼等能发挥重要作用。各类社会机构在评价、仲裁、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各方利益等方面，具有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应鼓励发展。

在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同时，应赋予各级地方政府适当的管理权限。商品和要素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内自由流动，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应进一步破除地区市场壁垒，鼓励各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央、省、地、县之间，要合理分权，改变中央财政集中过多、转移支付比例过高、地方特别是县级财力薄弱等问题，构建地方税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

要树立全球战略眼光，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寻求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优化进出口结构，更好地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利用我国丰厚的外汇储备，扩大海外投资，通过到海外寻求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打破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约束；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和营销网络，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通过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创造出口需求，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通过到海外承揽工程，带动劳务和建筑材料、工程机械出口。扩大海外投资还有利于规避美元贬值风险。为此，要大力培育跨国公司，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第四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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