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有的世界
冯卡门先生提出的这句话。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有的世界。一: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区别。
科学家的工作在与,通过研究一些已观察到的现象,明白其内在规律。进而总结出关于这种现象的理论,去解释或者预测其他的一些现象。通过理论研究让人们能深入地了解自然,更灵活有效的运用自然中的资源。
而工程师的工作在与,运用现有知识,对自然的了解,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想象力等,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法或工具,去解决一些以现有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二:工程师的创新能力
由于需要解决现有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对技术工具甚至思想方法进行创新。创造出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服务人类。创新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功底,基础知识是创新的根本,脱离实际的创新只能是空想。但又不能盲目崇拜理论。正如在冯卡门先生身上发生的那件有趣的事情。倘若莱特兄弟或者那位法国飞行员崇拜牛顿理论,他们将会认为在空气中飞行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飞机将不会被发明。理论也可能有错误,工程师的创新也应体现在勇于对原有理论提出质疑,然后通过对实际情况的研究,发明出原来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勇气)。
三:工程师的责任 工程师创造未有的世界,意味着工程师是推动这个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比如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就是依靠一位位电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的努力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苹果电脑的发明人,苹果联合创始人之一,乔布斯的亲密伙伴沃兹尼亚克在自传中提到了他爸爸说的一句话,工程师是世界上最高尚、最重要的职业,作为一名工程师,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仪器,让人们活得更幸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告诉我,工程师的工作能改变世界,能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而我们也正在享受着工程师们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工程师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有一位伟大的工程师说过,“工程师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和思想家。”由此可见,工程师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不是简单的照搬教条,不是简单的照背公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又不失逻辑和理论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有很多,比如程序设计中的面向对象思想,数学中的化归思想,这些思想富有调理,逻辑清晰,并且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工程师应多涉猎各种思想和方法并将他们融会贯通,使自己能灵活运用,然后再加以整合改进创新,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方法。
第二篇:世界十大科学家
世界十大科学家
十 拉普拉斯(1749~1827)
拉普拉斯是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天体演化学的创立者之一,是分析概率论的创始人,是应用数学的先躯。拉普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行星的轨道大小只有周期性变化,这就是著名拉普拉斯的定理。他发表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有270多篇,专著合计有4006多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天体力学》、《宇宙体系论》和《概率分析理论》。1796年,他发表《宇宙体系论》。因研究太阳系稳定性的动力学问题被誉为法国的牛顿和天体力学之父。
九 莱布尼茨1646.7.1.—1716.11.14
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 居里夫人(1867~1934)
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可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发现含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神秘射线,但未能揭示出这种射线的奥秘。玛丽和她的丈夫彼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共同承担了研究这种射线的工作。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沥青铀矿进行分离和分析,终于在1898年7月和12月先后发现两种新元素。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七 欧拉(1707-1783)
18世纪最优秀的数学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被称为“分析的化身”。欧拉渊博的知识,无穷无尽的创作精力和空前丰富的著作,都是令人惊叹不已的!他从19岁开始发表论文,直到76岁,半个多世纪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和论文.可以说欧拉是科学史上最多产的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据统计他那不倦的一生,共写下了886本书籍和论文(七十余卷,牛顿全集八卷,高斯全集十二卷),其中分析、代数、数论占40%,几何占18%,物理和力学占28%,天文学占11%,弹道学、航海学、建筑学等占3%,彼得堡科学院为了整理他的著作,足足忙碌了四十七年。到今几乎每一个数学领域都可以看到欧拉的名字,从初等几何的欧拉线,多面体的欧拉定理,立体解析几何的欧拉变换公式,四次方程的欧拉解法到数论中的欧拉函数,微分方程的欧拉方程,级数论的欧拉常数,变分学的欧拉方程,复变函数的欧拉公式等等,数也数不清.他对数学分析的贡献更独具匠心,《无穷小分析引论》一书便是他划时代的代表作,当时数学家们称他为“分析学的化身”.
六 高斯(1777年4月30日—1855年2月23日)
德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高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数学家,并有数学王子的美誉。高斯的数学研究几乎遍及所有领域,在数论、代数学、非欧几何、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还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磁学的研究,发明了最小二乘法原理。高理的数论研究 总结 在《算术研究》(1801)中,这本书奠定了近代数论的基础,它不仅是数论方面的划时代之作,也是数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着作之
一。高斯对代数学的重要贡献是证明了代数基本定理,他的存在性证明开创了数学研究的新途径。高斯在1816年左右就得到非欧几何的原理。他还深入研究复变函数,建立了一些基本概念发现了着名的柯西积分定理。他还发现椭圆函数的双周期性,但这些工作在他生前都没发表出来。1828年高斯出版了《关于曲面的一般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空间曲面的微分几何学,并提出内蕴曲面理论。高斯的曲面理论后来由黎曼发展。高斯一生共发表155篇论文,他对待学问十分严谨,只是把他自己认为是十分成熟的作品发表出来。其著作还有《地磁概念》和《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和斥力的普遍定律》等。
五 门捷列夫
门捷列夫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今称门捷列夫周期律。1869年2月,门捷列夫编制了一份包括当时已知的全部63种元素的周期表(表1)。同年3月,他委托N.A.缅舒特金在俄国化学会上宣读了题为《元素的属性与原子量的关系》的论文,阐述了元素周期律的要点: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起来的元素,在性质上呈现明显的周期性。②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特征。③应该预料到许多未知单质的发现,例如,预料应有类似铝和硅的,原子量位于65~75之间的元素。④已知某些元素的同类元素后,有时可以修正该元素的原子量。
四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
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光学、力学、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种理论遇见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他为物理学树起了一座丰碑。造福于人类的无线电技术,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三 希尔伯特1862~1943
希尔伯特是对二十世纪数学有深刻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领导了著名的格
廷根学派,使格廷根大学成为当时世界数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并培养了一批对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数学家。希尔伯特的数学工作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他几乎都集中精力研究一类问题。按时间顺序,他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不变量理论、代数数域理论、几何基础、积分方程、物理学、一般数学基础,其间穿插的研究课题有:狄利克雷原理和变分法、华林问题、特征值问题、“希尔伯特空间”等。在这些领域中,他都做出了重大的或开创性的贡献。希尔伯特认为,科学在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 爱因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苏黎世工业大学、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教授。1913年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40年入美国国籍。
十九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发,重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他的量子理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第一个成熟的方面——恒星大气理论,就是在量子理论和辐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韦尔奇为人情恶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的理论基础。
爱因斯坦对天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宇宙学理论。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建立了静态有限无边的自洽的动力学宇宙模型,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一 牛顿
艾萨克·牛顿爵士,FRS(Sir Isaac Newton,1642年12月25日-1727年3月20日)是一位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从而消除了对太阳中心说的最后一丝疑虑,并推动了科学革命。
第三篇: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应该牢记“劳动光荣,懒惰可耻”,人人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珍惜他人劳动成果,争当知荣明耻、尚荣拒耻的好学生。
可在我们的生活中,“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不爱劳动、不珍惜别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劳动会使我们的双手更灵活,劳动会使我们的心灵更纯洁,劳动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劳动会使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同学们,热爱劳动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理应将它传承下去。当然,绝大多数同学对那些不劳而获,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还是深恶痛绝的: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家里就能够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些同学平时舍不得随便多花一分钱;在我们的校园里,每天都涌动着一群值日的同学,每天都有人在默默地打扫卫生,每天都有人随手捡拾起地上的垃圾;课堂上同学们专心听讲,刻苦攻读,凭借自己的劳动争得自己应得的荣誉„„
同学们,我们讴歌劳动,是为了记住过去;我们崇尚劳动,是为了开创未来。热爱劳动的美德我们要继续传承,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轻轻放入垃圾筒内;认真仔细地完成每一项作业,做个真正的好学生„„我们是劳动者,更是未来世界的主人,那就让我们用心去感受世界,用行动去美化世界吧!争做一个热爱劳动的优秀学生,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身上继续发扬光大吧!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四篇:世界宗教研究征稿
《世界宗教研究》征稿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国际刊号: ISSN 1000-4289 国内刊号: CN 11-1299/B
邮发代号:82-266 期刊级别: 核心级 期刊周期: 双月刊
期刊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码编: 1000
32刊物简介:
《世界宗教研究》是由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该刊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宗教学理论刊物,迄今已有20余年历史,许多国内外学有成就的学者都在此发表过大量见解精到的文章,现已被全国各大学列入中文文科“核心刊物”,国外学术界也将其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十大刊物”之一。
本刊宗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宗教研究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学术交流,主要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科学无神论以及世界各大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社会历史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栏目介绍:
《世界宗教研究》以辟有中国古代宗教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基督教研究、犹太教研究、儒教研究、民间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当代宗教研究、国外古代宗教研究、海外论坛、学术资料、学术动态、书刊评论等多种特色栏目,所发文章学术品位高,理论性强,具有前瞻性,代表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有极高的参考性和重要的收藏价值。
征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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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读书笔记
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读书笔记
2008党史党建研究生班 邹旭东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西方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重要标识。易言之,现代政党是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同时,现代政党又是选举权普及和政治参与扩大进程中的主要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题域之一,进而又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摘自张小劲《关于比较政党研究基本路径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考》
两极格局解体之初,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在原苏东地区和非洲 国家出现多党制浪潮,世界新增大小政党上千个,包括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 党、新自由主义政党、保守主义政党、绿党等。有的国家还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带 有很强宗教色彩的政党。在多党制浪潮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和原苏东地区转型国家一 些曾经长期执政的政党力量和影响受到削弱,有的陷于分裂,有的走向瓦解。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当时多呈散乱无序状态。各政党力量消长起伏不定,政党之间的 关系纷乱迷离,党派斗争显得极为尖锐、复杂和激烈,有时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震荡和 冲突。一些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两党制格局也开始面临“第三党”和独立力量的挑战。
——摘自柴尚金《世界政党政治的变化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我们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阶层中以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
政党是现代国家中有着特定政治理念的社会团体。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问题有各自的主张。在竞争式民主国家里(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党透过在选举中获胜、并以执政为目标。
政党功能:
1、凝聚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
2、集合和发展阶级政治力量。
3、影响和领导社会政治。
4、培养本阶级的政治骨干。
5、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
——摘自百度网
当前,随着世界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党政治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不少国家的左翼政党积极跻身其中。许多跨国政党组织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一些世界性政党组织和区域组织加快介入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步伐。这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变化中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
左翼政党积极参与反全球化运动
国际政党组织积极介入地区和国际事务
政党国际性组织在新世纪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目前世界上有四大政党国际组织,即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和保守党国际。
——摘自金鑫《世界政党关注全球化》
冷战后政党政治的走向给我们的启示:
冷战后政党政治走向的几个特点,这对我们深化对政党政治的思考,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冷战后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条件和新环境,使原有的政党政治模式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各种类型的政党都在谋求通过改革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因此,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一样,世界的政党政治也将趋向多样化。无论对哪个政党来说,改革都是大势所趋。需要强调的是,把这种趋势理解成走向多党制是毫无道理的。对各国来说,有生命力的政党体制只能是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党体制。
第二,有影响力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群众的条件下,将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不同利益集团、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努力寻求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调和而不是对抗。国家职能要求政党担负更多的社会协调功能,也强化了这种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提出的政策和主张往往不完全反映政党的本质要求。所以,有时很难根据政党的行动纲领(甚至纲领)来确切地描述该政党。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党的纲领作为“旗臶”,其含义已经有所改变:与其说是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为了招徕更多的支持者,因而往往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
第三,政党的上述取向,在相当程度上会带来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和以前政党之间的立场、观点、政策泾渭分明不同,政党的政策、甚至意识形态会出现相互交错、相互包容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以意识形态来确定政党关系的亲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可以肯定,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期望执政的党的观点和主张,都是这个党力图使自己适应尽可能广大的阶层的要求的结果。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对别国党的内部事务说三道
四、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党说三道四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意味深长的。
第四,由于各国政党都面临通过改革来改进党的活动的任务,各类政党之间的相互借鉴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应当用辩证的态度对待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一方面应该看到,各国的政党和政党体制之间因国情、党情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任何对别国模式的移植和照搬照抄都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各国政党所处的时代相同,运作中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似性,某些方面的学习、借鉴又是可能的。由于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前者,而基本回避了后者。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摘自王长江《浅谈冷战后世界政党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世界政党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政党政治还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世界政党政治的格局正由原来的相对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政党的阶级基础逐渐“中间化”,一些国家的政党呈现“全民化”趋势。世界各国的政党在政策纲领、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求同存异”的愿望。
——摘自邓晓丹、陈业林《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执政就是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政党首先是一个为了获得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因此,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想执政,并且是长期执政,但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本文试图探讨世界一些政党争取和保持执政的一些基本方略。
发展经济是执政政绩的关键 政党要发展壮大和保持执政地位,需要有切实的政绩。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政党必须有切实的政绩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没有让民众满意的政绩,就不可能得到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支持、拥护和认同。当代最主要的政绩是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综合国力。一般来说,政党政绩突出时,执政地位就巩固,反之执政地位就会削弱。如果民生凋敝、国家衰败,政党的执政地位肯定会摇摇欲坠。
执政政绩的一个关键是促使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的确,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谁能更有效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谁就更能代表民意。在全球化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能否使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执政党要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本国发展水平,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制定明晰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很多国家的执政党都把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施政重点。
争取民意是政党执政的根本
执政对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通过执政,政党使得自己的纲领得以实施,满足大多数政党成员的政治诉求,满足党内精英分子的从政渴望。政党可以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政党在执政后掌握了国家主要的经济力量,运用公共权力就能支配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政党在执政后意识形态方面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等。
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理论上有多种途径,主要是合法途径、非常途径和建国途径。合法途径是指在国体、政体不变的情况下,政党遵照既有的宪法、法律和政治游戏规则,通过平等竞争获得执政地位,成为执政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通常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服从国家法律,依照法律行使公共权力。非常途径指政党不承认现存的政治体制,甚至现存的政治制度,目标是改变这种制度。这些政党往往通过极端的手段、乃至暴力斗争的形式取得政权。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执政属于这种类型。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上台的政党也是这样。建国途径指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在建国过程中获得执政地位。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中,一些政党因为领导独立运动而自然成为执政党。当代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需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执政地位,尤其是通过选举竞争取得执政地位。
一个政党能否发展壮大和上台执政,最根本的在于是否代表民意。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当代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汹涌,民主在纵深发展和全球扩张,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普遍提高。这些对政党的民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当代各种各样政党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深刻而生动地证明这个简约而深邃的道理。
政党执政需要民意基础。在多党制民主选举的国家,这种民意直接地、周期性地通过选举显示出来。选举对西方政党的执政是至关重要的,参加选举是一些政党最重要的活动。选票的张数是衡量是否代表民意的最基本的指标。顺应民意的政党才能得到选民的认可,从而发展壮大,有机会上台执政。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党,就在选举中失败。而背离民意的政党,最终走向衰落。即使在非多党制甚至是非选举制的国家,民意也通过各种途径显露出来。如果政党不能代表民意,在突发的事件中民众的不满最终也会结束政党的执政地位,甚至是政党的存在。
争取民意就要联系民众、亲和民众。西方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和取得议席,试图以各种方式从民众中多拿选票。一是组织联系。西方很多国家政党重视同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通过联席会议、俱乐部等,扩大党与各阶层群众的对话与联系。二是政策联系。为了吸引民众,许多政党都重视施政方针的制定和完善。选举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党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
科学执政是政党成熟的标志
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仅能获得执政地位,而且要科学执掌政权。
科学执政的政党首先要妥善协调社会矛盾。
科学执政的政党要处理好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
——摘自陶文昭《世界政党执政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地呼唤着党建理论的充实和进一步发展。面对这种状况,越来越多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认识到,要把党建研究引向深入,十分有必要拓宽视野,把对世界各类政党及政党体制的研究作为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讨。这是正确的。实践已经表明,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成为普遍现象、而政党政治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又有许多共性的情况下,研究、比较各类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总结他党发展的经验,吸取他党衰败的教训,不但对于我们把握时代趋势,了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而且对于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少走弯路,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不同政党之间可以比较、借鉴,通过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对我们党有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在建国不久就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思想。在50年代,除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早已成为全党上下的长期共识之外,党的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周恩来在一次谈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在1956 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先贵为总司令、又当大学校长等例子,认为“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7 页)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态度。
不同政党和政党体制之间之所以可以借鉴、比较,就在于它们有一定共同性。政党的阶级性不同,但政党都以取得政权或维持政权为基本目标,都要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以保尽可能长期地执政,都要处理好和党的基本群众的关系,都要依靠党员来开展活动。因此,政党的活动是有共同规律可循的。毛泽东当年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行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说明他也承认这些国家在操作机制上有某些可借鉴之处。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张扬。相反,在“左”的思想(此外还有大量复杂的客观原因)影响下,我们对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都越来越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从而逐渐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教条僵化的道路。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泛滥,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实行党政不分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都曾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教训。我们常说,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而犯错误和付出代价在所难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在我们出现这些失误的同时,世界上有许多政党在探索克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克服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子,有的党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学习、借鉴的思想,认真吸取其他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完全有可能避免重大错误,为此付出的“学费”也肯定要少得多。由此可见政党比较研究的实践意义。在改革开放、大量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情况下,在各国、各党之间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在政党操作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的情况下,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但不会缩小,而且将更进一步地扩大。
在了解了开展政党比较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之后,进一步探讨进行这一研究所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绝对不能把对别国党的比较、学习、借鉴等同于照搬照抄它们的模式。在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对本国政治和社会进程有影响的政党,或长期存在、有相当稳定性的政党体制,都是在不断适应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尽管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弊端,有的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矛盾,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对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然而在这里,必须明确区分这样一点,即:承认一个政党或一种政党体制有它存在的理由,并不等于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对我们国家也同样适用。相反,一种政党和政党体制之所以长期为该国人民所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对于本国国情的适应。离开了国情,它就很难生存。
其次,政党比较要贯彻尊重别国党、别国人民历史选择的原则。在政党比较中,有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是需要澄清的。因为我们进行政党比较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此外,我们用来进行政党比较的根本思想武器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不应当有任何含糊。但是,澄清是非的目的不是要对别国党及其做法盖棺论定或施加影响,而是要通过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深层次的问题,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中有数,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就象邓小平再三强调的那样,党不论大小,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这是我们党总结几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再次,政党比较要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为落脚点。这是我们进行政党比较的目的所在。离开了这一点,研究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当前,在我们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确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但是,放眼世界,遇到问题的并不只是我们党,也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久经考验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已经发生危机。这说明,政党政治从总体上看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变革阶段既充满困难,又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适应这种变革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建设是能够得到加强的。发展对各类政党的比较研究,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把这一研究的根牢牢地扎在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上,这个课题就肯定会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课题。
——摘自王长江《政党比较——党建研究中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
以欧洲联合为目标的跨国政党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出现。如基督教民主党人成立了“基督教精神的民主党国际秘书处”。[2](P.32)但其影响非常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为欧洲联合而进行的政党的跨国合作才渐成气候。1940年冬天“国际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1943年6月,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成立;1947年3月,基督教民主党人又成立了国际新政党。1949年5月,西欧10国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欧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下设立的一个议会性质的咨询议会中出现了三个政治小组,也有人称之为党团,它们是基督教民主党团,社会党党团和自由党党团。[3](P.82)从跨国政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跨国党团的发展是一个创新,为以后类似组织的创立树立了典范。1952年9月25日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据部分成员国议员的建议设臵了一个代表机构——“共同大会”。1953年1月,共同大会的代表同意大会的专业委员会的构成除了反映国家的平衡外还要反映不同政治趋向的平衡。以此为契机,1953年3月,议员们自发地组建了党团。共同大会对这一发展因势利导,随后制定了组建党团的规则,并向党团提供财政补贴。最初形成的党团共有三个,它们是基督教民主党团、社会党党团和欧洲自由党及联盟党团。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欧洲大会取代了共同大会,议员们开始按党团就座。议会中的党团数量一直很少,直到1965年,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才组建了一个新的党团——欧洲民主联盟党团。1973年欧共体第一次扩大,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又出现了一个保守党党团。共产党党团也在这一年成立。除欧洲议会党团外,各类政党还在欧洲议会外建立了联系。欧共体各国社会党的最初合作是以社会党国际章程中指导成员党进行区域合作的条款为基础的。在共同大会社会党党团的提议下,1957年共同体六国的社会党在卢森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为政党的跨国合作提供了一种制度支持。[4](P.84)除了代表大会外,这期间还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欧共体社会党联络处。基督教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新政党是面向整个欧洲的。1965年国际新政党更名为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尽管这个组织面向整个欧洲,但和欧共体保持着联系。自由党家族的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少有跨国合作的经历。1947年它们才建立了自由党世界联盟,后更名为自由党国际。1952年自由党欧洲联合运动成立。它是独立于自由党国际的,其成员主要来自欧共体成员国。[5](P.455-469)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的政党家族外其他政党在欧洲议会外几乎没有欧洲联合框架下的跨国联系。即使这三个主流政党家族,其跨国联系的制度化程度也是很低的。
促进各国政党加强欧洲议会外合作的是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21条第3款规定,共同体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国议会每年指派的或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6](P.201)但由于种种原因,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提上议事日程。各类政党因为欧洲议会选举而加强了合作,这种合作的结果就是跨国政党联盟的成立。
1973年秋,欧共体社会党常设联络处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该小组被授权起草关于建立社会党联盟的报告。1974年4月欧共体社会党联盟正式成立。1972年,自由党国际巴黎大会也决定成立欧共体范围内的自由党跨国政党联盟。1976年3月26日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正式成立。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在7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筹备建立了一个面向欧共体成员国的政党联盟。1976年4月29日,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式成立。作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新生力量,绿党在1984年也建立了一个跨国协调组织——欧洲绿党协调。尽管它成立在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之后,但也被认为是对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反应。[7](P.63)欧洲跨国政党联盟的成立被很多人看成是划时代的大事。早在1971年,亨克〃弗列德灵就认为,随着权力结构从民族国家层次向欧洲层次的转移将自动出现政党的“共同市场”。[8]而在跨国政党联盟成立之后,另一个学者马昆德也发出了“政党之欧洲”的预言。[9](P.425-445)政党的“共同市场”和“政党之欧洲”含义都是政党将在欧洲层次上发挥类似其在国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欧洲将超越民族国家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利时前首相、欧洲人民党前主席莱昂〃廷德曼斯指出:只有欧洲层次的政党才能成为跨越公众的期望和政治的无能之间的鸿沟的桥梁,并把这些期望变成具体的政策性建议。[10](P.316)人们从跨国政党联盟和欧洲议会党团身上看到了国内政党体系中议会外政党和议会党团的影子。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跨国政党联盟的成立被视为“欧盟跨国政党网络”形成的标志。
二、发展
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之后,欧盟跨国政党网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除了欧洲议会党团、欧洲跨国政党联盟外,又在新成立的区域委员会中出现了新的党团。
(一)欧洲议会党团。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之前党团的特点是:
一、党团数量少,代表性不强。由于欧洲议会议员是各国议会委派的,这就导致各国议会中的小党无缘进入欧洲议会,使欧洲议会党团的格局不能反映欧洲政党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欧洲议员具有双重身份,且流动性太强。欧洲议员同时是国家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他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效忠冲突”。同时,由于各国议会换届的时间和任职的年限不同,欧洲议员因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影响了党团内部的协调与合作。第三,欧洲议会党团和欧洲主要政党家族呈明显的对映关系,党团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例如社会党党团是由共同体各国的社会党议员组成的,基督教民主党团是由基督教民主类政党的欧洲议员组成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后,欧洲议会党团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党团的数量增加了。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后,议会的席位大幅度的增加,从198席增加到410席(1979年),而目 前更是多达625席,从而使非主流政党有可能进入欧洲议会。同时在欧洲议会选举过程中,大多数选民认为欧洲政治不如国内政治重要,因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国内政治。在欧洲选举中,选民可以投反对党的票以表达对执政党国内政策的不满,而不会冒政府倒台的风险。由于这些抗议票的存在,执政党往往会丢失选票,而反对党和小党或新出现的党则有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雷夫因而把欧洲议会选举称为二流选举。[11]这种“二流”性质使欧洲议会中的非主流政党的数量大增,从1979年至今,大约为8~11个。
其次,欧洲议会党团呈现出强烈的内生发展趋向。迪韦尔热教授把政党的生成模式分为两类,即由议会党团生成的内生模式和由工会等议会外组织生成的外生模式。[12](P.1-37)根据这一理论,直接选举后的欧洲议会党团明显呈现出内生特征。1.欧洲议会关于组成党团的最低限额的规定对小党团的影响非常明显。当前的规则是,由全部来自一个国家的议员组成的党团的最低限额为29人,两个国家的为23人,三个国家的为18人,4个国家的为14人。[13]为了组成党团,人数较少的政党家族不得不与其它家族的政党共同组团。2.《单一欧洲法令》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洲议会的权力有了较大的增加,而要行使这样的权力则要获得欧洲议员的绝对多数(而不是参与投票的议员的多数)的支持才是可能的。但要获得这样的绝对多数并不容易。例如在1989年,欧洲议员总数为548人,其中社会党党团为181人,人民党党团为121人,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团为49人,欧洲民主党团为34人。即使是只有20%的缺勤率也要求欧洲议会在得到占出勤人数的61%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权力,而欧洲议会的缺勤率通常为30%。这意味着人民党和社会党两大党团要占到欧洲议会总席位的66.5%才能行使欧洲议会的权力。对由保守党组成的欧洲民主党团来说,它不愿意看到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党两大党团的垄断得以维持,但也不愿意看到由于欧洲人民党的削弱和保守党的边缘化而使欧洲的法律和政策更加受到左翼的影响。这就导致了1993年1月欧洲人民党团和欧洲民主党团的合并。如今,除了社会党党团外,其余党团的组成都受到欧洲议会规则的影响不再由单一类型的政党代表构成。欧洲议会党团的内生型发展趋势说明它和跨国政党联盟的关系并不是国家政党体系中议会党团和议会外政党的关系。
(二)跨国政党联盟。它成立之后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首先,在起草共同的欧洲选举纲领方面遇到了麻烦。就欧洲人民党而言,德国党强调建立反社会党人的阵线,而比、荷和意三国的党则认为这会破坏其国内政治舞台上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党人的联盟,因为在这些国家这种联盟不仅平常,而且已经成为国内政党体系稳定的基础。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联盟的纲领由于其规定各部分都对成员党有约束力而被认为是联盟主义倾向最浓的纲领。但由于多数成员党要求保留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所谓有约束力的部分不过是各成员党在多元主义、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普遍的认同而已。欧洲社会党联盟在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时因意见分歧不得不放弃起草共同纲领,只达成了一个含糊的政治声明。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各跨国政党联盟成员党之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协调。人们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几乎看不到跨国政党联盟的影子。另外,跨国政党联盟的财政资源非常有限,组织机构也很不完备,专职办公人员则只有几个。
但随着欧洲联合的进展,跨国政党联盟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入80年代欧共体各国为建立欧洲联盟而进行了谈判,特别是围绕《马约》而进行的谈判和批准过程,对跨国政党联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进行条约谈判的政府间会议的政治性强(即为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盟做准备),与会者都希望以意识形态为界寻求同盟者,而不是单纯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会议的议程由欧盟首脑会议确定,因而每次首脑会议之前的跨国政党联盟政党领导人会议就成了制定共同政策的一个场所。政党领导人会议的参加者是政党联盟成员党的领导人,执政的成员党的政府总理,政党联盟的主席和副主席、该政党联盟欧洲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以及在欧盟委员会中的委员,并且由于该会议的部分与会者将参加紧接着召开的欧洲理事会,该会议对欧盟政治进程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政党领导人会议的作用增强并得以制度化,这是90年代以来跨国政党联盟发展的一大特点。实践证明,各国 党需要跨国政党联盟这样一个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对各国的反对党来说更是这样。由于反对党不能参加政府间会议,它们只能通过跨国政党联盟对政府间会议施加影响。如果一国反对党的建议得到跨国政党联盟的采纳,该跨国政党联盟中作为执政党的他国政府首脑则在政府间会议上予以支持。
1992年签署的《马约》包括了一个所谓的政党条款,为此,三个主要的跨国政党联盟联合提出了一个文件,号召制定一个欧洲政党法案。1992年11月,欧洲社会党联盟更名为欧洲社会党;1993年6月,绿党协调解散,成立了绿党欧洲联盟;1993年12月,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联盟更名为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欧洲人民党的名称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欧洲人民党——欧共体基督教民主联盟”更名为“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去掉了“联盟”两字。
(三)区域委员会中的党团。区域委员会是由《马约》确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方和区域当局在欧盟表达其利益的要求。如果说理事会代表了国家的利益,欧洲议会代表了欧洲公民的利益,那么区域委员会则代表了地方或区域当局的利益。区域委员会有222个成员和同等数量的候补成员。[14] 和欧洲议会一样,区域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就成立了党团。目前共有4个,分别是欧洲人民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党团和欧洲联盟党团。区域委员会中的党团的产生是欧洲跨国政党体系的又一重大发展。
三、制度化
政党的制度化是指“从可耗尽的组织向一种制度过渡。该组织失去了它作为工具的特点,它本身就变得有价值了,它的目标同它自身是不可分离不可区分的。这样它存在的本身就成为它的大部分支持者的目标。”[15](P.53)欧盟跨国政党的制度化就是指其从可“耗尽的”组织,从基本上是国内政党的工具变为欧盟政治的一部分,国内和欧洲的政治家离开它就不能对欧盟施加影响。
欧洲议会党团的制度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欧洲议会党团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构成了欧盟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洲议会规则第29条对欧洲议会党团的存在作了正式的规定。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尽管党团的变动比较大,但党团主体(三个主流党团)仍是基本稳定,党团的数量也大致稳定在8~11个。各党团的组织结构也都大致相似。在经济方面,欧洲议会有专门的党团预算开支,这笔开支要占到欧洲议会预算的10%以上。在政治方面,根据欧洲议会程序规则,任命议会委员会委员,议会内部的领导职位,发言时间的分配都是根据党团规模的比例来进行分配的。而向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提出口头质询的权利、就重大紧急议题要求辩论的权利,要有党团或委员会或29名议员一起才能获得,党团的优势非常明显。[13]为了获得这种优势,欧洲议员都尽量参加某个党团,党团的稳定性因而有了保证。其次,党团已经成为欧洲议会重要的决策和组织机构。主要表现在:(1)党团在欧洲议会内部的人事安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欧洲议会中最重要的官员均由选举产生,而选举中党团的作用是很大的。以党团的名义推选的候选人更容易为其它党团接受,党团之间也往往会达成某种交易。(2)包括核心机构在内的议会各个机构基本上是由各党团的代表组成的。议长会议由议长、副议长和党团的主席组成,各专门委员会也是按党团的比例组成的,其领导人的设臵也体现了党团的比例。欧洲议会的司务署和秘书处的各总司的官员也来自不同的党派。全体大会是议会的最高决策机关,也是以党团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可以说欧洲议会的活动主要表现为欧洲议会党团的活动。
跨国政党联盟并不是欧盟的一个机构,因此对跨国政党联盟制度化的考察要从它们内部运作机制发展情况及其与欧盟机构的联系及来看。
首先,就内部运作机制来看,跨国政党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被视为国内政党组织在欧洲层次上的延伸,而不是某种议会外政党。[16](P.142)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们的决策权极为弱小。例如1993年之前社会党联盟执行局和代表大会仅能以多数原则通过一些对成员党没有约束力的建议,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必须要执行局全体一致和代表大会 的2/3的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即便如此,欧洲社会党联盟仍没有执行这些决定的手段,因为它即不能开除也不能处罚任何政党。《马约》签署之后,这些政党联盟试图发挥传统政党那样的功能。例如,1995年通过的欧洲社会党章程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目标:在联盟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加强改良运动,在各国政党、各国议会党团和欧洲议会党团之间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制定共同的欧洲政策,增强同欧洲贸易联盟和专业协会的接触,采取共同的欧洲议会选举纲领等。这些目标类似于传统政党的目标:为政党代表谋求政治职位,通过制度化的体系制定政策,为各层次政党官员的合作和交流提供渠道,同传统市民社会团体建立联系。同时,每个跨国政党联盟在欧洲层次上都有常设的一系列办公室和机关,都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它们由各国政党的代表(通常是国际书记)和欧洲议会党团的代表共同组成,每年开6次会;每个政党联盟都有一个主席和若干副主席,主席通常是国内政党领导人,副主席有国内政党的高级官员和欧盟机构中的高级官员;欧洲人民党和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各有一个特别的领导委员会来管理跨国政党联盟的日常运营。主席、执行委员会和领导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受到政党联盟秘书处的帮助。政党领导人会议成为新的决策机构。从1974年开始,各跨国政党联盟就举行非正式的领导人会议。90年代初,除绿党外的三个跨国政党联盟的章程都把政党领导人会议视为最高决策机关。
其次,与欧盟机构的联系也得以深化。90年代之前,跨国政党联盟与欧盟机构联系的渠道是欧洲议会党团,但欧洲议会党团并不承认自己是相应跨国政党联盟在欧洲议会中的代表。而政党联盟对欧共体机构内的政党成员的影响几乎不存在。90年代之后,跨国政党联盟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它对欧洲议会党团的控制有所加强。欧洲议会三大主要的党团在其内部的规定中公开承认它们分别是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和欧洲自由民主与改良党的党团,政党联盟领导人会议有权批准哪个政党或个人参加欧洲议会党团。(注:绿党是个例外。绿党党团无权参加欧洲绿党联盟的代表大会,而欧洲绿党联盟也不依靠绿党党团的资源。)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可以出席政党领导人会议。
跨国政党联盟与欧盟其它机构的联系也取得了进展。欧盟委员会的成员全面参与了各自跨国政党联盟的工作。由于政党领导人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各成员党的领导人、政府首脑和欧洲议会党团的主席,而政府首脑又是欧盟理事会的成员,因而通过政党领导人会议的工作对欧盟理事会的影响也在增加。历史地看,跨国政党联盟与欧盟机构的关系经历了从与欧洲议会党团的单一联系向与整个欧盟机构中的政党成员的广泛联系的方向演变,这种变化尤其集中表现在政党领导人会议上欧盟理事会参与角色的变化上。政党联盟对欧盟机构中政党成员的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不断增强,说明政党联盟在欧洲层次上的制度化取得了进展,尽管总体水平仍然很低。
区域委员会中的党团在成立后也迅速制度化,已经成为增强区域委员会的影响和作用的推动力量。在区域委员会内部,党团在选举区域委员会主席、各专业委员会主席和执行局的成员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影响,特别在区域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党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委员会的主席是由两个最大的党团——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经过协商轮流担任。最重要的是由于党团的存在,使区域委员会更容易形成建议,从而对欧洲建设施加影响。
——摘自王明进《欧盟的跨国政党网络》
西方政党存在组织的上下分层,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联系总体不紧密。而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联系紧密,上下组织分明,内在联系紧,存在着较强的制约关系。
西方政党组织在横向上扩展性不大,没有整体性的交叉。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则扩展性大,存在整体性的交叉。
西方政党组织的内部结构,总体呈现“松散状”,政党组织的内部关联不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内部结构,总体呈现“紧密状”,政党组织内部关联密切。
西方政党的组织,与社会的其他组织,绝大多数不存在组织层面的联系,更没有组织意义上的隶属、支配关系,政党是相对独立、分离的政治组织。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则不 同,与其他社会组织总体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覆盖、交叉、重合、包容的组织。——摘自郭亚丁《中西政党组织结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