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群关系不容乐观论文

第一篇：农村干群关系不容乐观论文

农村干群关系不容乐观

一、当前干群关系的特点

当前干群关系表现为有限的合作和局部的紧张，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当前，干群关系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1.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信访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机关

和上级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说：“上面政策很好，下面政策好狠”。

2.干群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矛盾。虽然当前绝大多数干群矛盾是由于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其实质在于经济利益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则有可能由经济性问题向政治性问题转变。近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最初是因为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或者职工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满，到后来要求民主参与、保障政治权益，提出政治诉求。

3.干群矛盾的聚合性风险增大。一些地区和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引发，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

4.不同的干部阶层之间利益有冲突，一部分干部往往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他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原有干群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国有企业干群关系出现较多问题，部分地区和企业矛盾还相当尖锐，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

5.群众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提高，使得干群关系保持适度的合作与紧张。在信息比较畅通和发达的今天，在中央的亲民政策影响下，群众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当一部分群众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时候，一些在外打过工、当过兵或者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等地方能人，往往会主动或者被推选出来，与当地干部交涉。如果基层干部不能答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常常以上访的形式对当地干部施加压力。

二、干群矛盾的成因

1、干群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但是，作为干部的管理者本身也是有利益需求和利益追求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他们很有可能化公为私，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侵占公众的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群众，又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满足和协调这种不同利益追求的任务本来主要应该由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干部来完成。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复杂性以及干部行为的偏差使得各阶层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协调：一方面干部阶层中的一些人与民争利，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期望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也会把不满指向干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

2、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干部借助于强大的组织力量，处于强势地位。干部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

3、一些群体应有的利益没有能够得到保障，甚至受到损害；一些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下降，引起了他们对公共利益调整和保障的干部群体的不满，特别是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更是如此。例如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城镇管理的行政执法等方面，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

4、干部追求政绩。由于政绩考核方式、标准等存在问题，使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干部对政绩的追求方式不同。工作在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由于体制、政策原因，使得矛盾集中在基层。而不同地区政策的不统一、不同历史时期政策的不连续，会使群众产生攀比，造成心理失衡，产生利益诉求，如果利益得不到满足，他们也会对当地基层干部不满。

第二篇：农村干群关系缘何紧张

农村干群关系缘何紧张

作者：贾向东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来源日期：2004-8-1 本站发布时间：2004-8-2 阅读量：1219次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干群关系紧张就是突出问题之一。通过调查分析，目前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群众对干部有戒心、看不惯，对干部工作作风有意见，说干部“不像话”；而干部对群众不服从管理又很气愤，说群众“不听话”，埋怨群众素质低，不好领导。这一矛盾反映到工作中，就是干部与群众经常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久而久之，干群双方在思想上就形成了隔阂，产生对立情绪，造成群众与村干部之间关系紧张，形成工作上严重的对立局面，有些群众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对干部不信任，不但不服从领导，而且怀疑干部不廉洁，到处上访告状，他们不惜花钱，不怕路途遥远，赶乡镇，跑县城，到市里，甚至赴省、进京上访，状告村干部。据有关统计，目前因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引发的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七成以上，特别是村民集体访的批次明显增加。可以说，农村干群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农村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思考之一，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村级选举不规范是直接诱因。

村委会直接选举，确实给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选举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也给农村工作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村级选举工作的不规范就是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是“贿选”现象普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许多村庄都出现了不少富人，富人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参与竞选的现象非常普遍。在竞选者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经济资源往往是他们竞选村干部的手段之一，不少人不是依靠科学完善的治村方案获得村民的信任，而是通过给钱送物的经济手段争取村民的支持，这些人一旦当选，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干群关系不和谐成为其先天性的特征。二是农村宗族派性干扰选举已成痼疾。由于受传统封建意识和农村各种矛盾的影响，目前在一些农村中宗族、派性观念仍然比较严重。在村级选举中更是暴露无遗，村干部的位置成为宗族派性代表人物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目标，因而就出现了各种宗族、利益派别之间明争暗斗，他们互相拆台，互拉选票，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贿选和大户操纵选举等问题。在这样紧张氛围中由某一派别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有一个村内分两大派，两派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在两派里党员各占一半，支部召开党员会这派参加，另一派就不参加，很难超过半数开成会议，即使在勉强召开的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上，也很难形成决议。三是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换届选举等关键时机又诱发新的干群矛盾。一些村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有的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几年前几任班子留下的提留尾欠、宅基地纠纷及其它矛盾意见，由于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积重难返，又引发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个村就是因1994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遗留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至今群众上访不断，干群矛盾激化，省市区党委、政府为解决矛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问题还未彻底得到解决。所以说，把好农村选举关是确保农村稳定、干群关系和谐的基础，从当前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诸多条件限制看，如果没有各级党组织的严格把关，很难保证所选出的村干部都能达到农村工作需要的素质要求。

思考之二，干群关系紧张，关键在干部自身。

造成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现实存在的；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工作失误造成的。我们剖析了几个干群关系紧张的重点村，感觉问题的关键还在干部自身。一是对基层干部教育管理失之于宽。一些乡镇党委对村干部布置工作、交任务多，谈心教育、教方法少，还有的乡镇领导对村干部宠着，护着，认为有点小毛病算不了啥，渐渐地使这些村干部趾高气扬、作风霸道、违法施政、胡作非为。群众对这样的村干部意见很大。据统计，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村书记因干群矛盾不可调和而被迫辞职，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因违纪受到党纪处理。二是农村干部自身素质参差不齐。从当前农村干部队伍状况看，大多数农村干部素质比较高，能胜任工作。但也有少数农村干部素质还比较低，与新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宗旨观念淡薄，不为民办事，对工作敷衍了事，一门心思忙于自己家里的事情，甚至有的打牌赌博，东游西逛，无所事事。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始终得不到解决。有的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遇事不同其它村两委成员商量，村内重大事情不召开党员或群众代表会议研究，都是自己说了算。还有的村干部不坚持原则，违法施政。为了小集体或少数人利益，乱批滥建，乱砍乱伐，乱收费用，在换届选举和发展党员等项工作中不坚持标准，不坚持法定程序。据调查，在农村上访案件中，反映村干部违法施政的占多数。有的村干部私心较重，办事不公，为政不廉，想方设法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在建房、计划生育、各业承包等方面为亲戚朋友大开方便之门。有的村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观念陈旧，经济不熟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不能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很好的服务。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群众对这些村干部失去了信心，甚至激化了矛盾，出现了干群关系紧张局面。某县在一次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全县500多个村有107名村党支部书记因自身素质不高而落选，被党员和群众“罢了官”。思考之三，干群关系紧张是农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与落后的文化素质强烈反差的集中表现。

这些年来，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主要责任固然在基层干部，但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群众整体素质不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物质上的逐步富裕，他们的民主愿望、民主要求和民主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由于不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全局观念淡漠，他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与自身素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特别是随着村委会组织法深入贯彻实施，农民强烈的民主参政意识与落后的文化素质之间的反差尤为突出，以至于参与村务管理时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影响个人利益就上访告状。有的群众研究法律，学习政策，不是为自觉地遵法守法，而是只愿享受政策法规给予的权利，不想履行应尽的义务。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或受到损失时，就对村干部不满意，心存怨恨，事事与村干部做对，影响了村务工作顺利开展。有的群众在建房、批二胎生育指标等项工作中稍不如愿，就把帐记在村干部的头上，设法挑村干部毛病，去上访告状。近年来，每年都出现一些农民的无理上访事件。二是行使民主权利随心所欲。随着村主任的直选，农民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应该说法律赋予每个农民的民主权利是非常神圣的，但一些群众对此却不珍惜，不会正确运用。加之一些村的党组织软弱无力，对选举工作的领导、指导不够，给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的甚至把一些村霸、痞子选进了村委会班子，有的群众真假难辩，不能正确行使权利，使本来素质不高的候选人赚得了选票，当选为村干部，为新的干群矛盾埋下了隐患。另外，一些地方群众不注意学习，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思想和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觉悟不高，很难同村干部保持一致，甚至处处与干部对立，也影响了干群关系。

（作者系中共唐山市路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邮编：063000 地址：中共唐山市路南区委组织部

联系电话：0315—3728049

第三篇：转型期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初探

转型期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初探

文章原标题：转型期中国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初探

作者：张富良

来源：理论与改革 2003第3期 来源日期：2003-10-14 本站发布时间：2003-10-14 阅读量：1191次

摘要：转型期党和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协调机制。由于社会剧烈转型，协调机制存在着失灵现象，其成因在于协调载体减少；功能弱化；协调成本增大；干部和协调机制自身等因素。因此，协调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力加强协调机制的载体建设，强化其服务功能；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新途径，增进协调实效；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自身建设，真正发挥协调作用；强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高协调效率。

关键词：协调机制；干群关系；中国农村；转型期

The Study on Coordinated Mechanism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es and Cadr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ZHANG Fu-liang（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PRC has been constructing a set of the coordinated mechanism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es and cadr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But, the malfunction of the mechanism occurs because of the quick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reasons lie in that: the decrease of its carriers and function, the increase of the coordinated cost, the factors of cadres and the mechanism itself etc.So, the full exertion of its function lies in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carrie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ts serving function is intensified, the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e the cadres in the grass roots in rural China should be seeked after active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ubstantial results of its coordination, its self construction need perfecting more, the strategy “rule by law” should be boosted further to implement to increase its efficiency.Key words: Coordinated mechanism;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es and cadres;Rural China;Transformation period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村干群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也关系到全国的小康建设和社会稳定能否实现。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干群关系的改善，并逐渐探索出一套改善干群关系的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地实现了农村干群关系的“鱼水情”。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在应对新情况、新任务、新环境中显现了诸多不足和问题，影响了转型期农村干群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加强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建设，对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社会健康发展和稳定显得尤为迫切。

一、转型期中国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的内涵及种类

所谓“干群关系协调机制”，是指为了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党和政府通过法规、党纪、行政、舆论媒体、社团活动、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努力，力图减少、化解农村干群矛盾，密切干群关系的行为。它不是一套完整的法规，而是包含在党、政等方面的有关法规中。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按照协调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协调和法人协调。而法人协调有可分为国家机关协调、党内协调、社团协调和宗族、家族协调。

按照协调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党内协调、行政协调、法律协调、社团协调、舆论媒体协调、个人协调。

按照协调手段是否合法，可分为合法协调（如党内协调、行政协调等）和非法协调（如宗族协调、黑社会协调等）。

按照协调的内容不同，可分为为了经济利益的协调、为了政治权利的协调、惩罚性协调（组织协调和纪检监察协调）。

按照使用范围不同，可分为特定范围的协调（如党内协调只使用于党员）和使用于所有人的普适性协调（如舆论媒体协调）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失灵的成因分析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的稳定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基层干部体恤民情，“多予、少取、放活”，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为了加强干部的服务意识，在农村基层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以便“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经过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农村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的转换使得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样，面对如此复杂的新情况，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开始出现了失灵现象，导致了局部地区的农村干群关系趋于紧张，个别地区的干群冲突屡屡发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协调媒介，干群关系的协调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干群关系的协调载体减少

作为一种协调手段，它的实施必须依赖一定的载体，如村支部、村委会、村团支部、乡镇有关职能部门、新闻媒体、舆论、法规实施等，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实施，村级组织，特别是“两委”作为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的最重要的载体，本应得到巩固和发展；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却出现了瘫痪半瘫痪现象，其它辅助协调载体如村团支部、妇联等大多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只是有村干部兼任而已。据民政部对全国17个省413个村的调查，村级组织处于涣散状态的约占20%，有些经济落后地区的涣散面占30%以上，甚至高达50%以上。2.功能弱化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实施，干部作为社区中的权力持有者，其社区管理的职能被大大弱化。一方面，因为农民独立经营，对干部的依赖减少，与社区组织的关系淡化，干部所习惯使用的行政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不发达，缺少集体经济强有力支持，干部的各种管理手段很难有效。原来按照计划经济指导村民进行劳作的

乡镇、村干部发现自己的职能越来越简化为“三要”（要钱、要粮、要命），服务功能因为乡镇、村财力的有限而萎缩，甚至是消失。由于干部现在向农民“取”的多，“予”的少，或者没有“予”，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只是一种索取者和被索取者的关系，农民对此深表不满，对于干部的工作往往不配合，干群矛盾自然日益增多。更为可怕的是，村民由对个别干部的不信任上升对基层干部的普遍不信任，越级上访、群访案件增多。“1998年，（河南省）滑县在全省以“上访大县”着称，当时滑县的农民进城，多半是上访户。”乡镇、村组织和干部是农村干群关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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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机制的主要执行者，基层干部不被村民信任和基层组织的涣散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的协调机制载体丧失，协调机制的功能减弱。3.协调成本增大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嬗变之中，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剧烈的分化，对于因为村民自治诱发的干群矛盾，由于干群认识分歧很大，增大了协调成本。在社会转型期，由于体制不健全，农民的利益受到干部的侵害而诉诸有关部门时，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容易诱发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村民与乡镇、村干部之间的人身伤害，甚至是村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不易控制的特点，且诉诸于暴力，所以，协调的成本必然增大。在农村，农民也发生了分化，市场经济的大潮逐渐深入农村，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融入农民的头脑之中，他们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日益增强；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因为社会体制不健全而时有表现，个人私欲过分膨胀，对集体、社会的不负责任乃至损公肥私行为以及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都比较严重，干群彼此互不认同，这些也必然增加干群关系的协调成本。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需要依赖村干部的配合和支持，否则很难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村干部在开展工作与村民发生矛盾时，也需要借助乡镇干部来支持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关系形成了乡镇、村干部的利益相关性，容易形成一个基层干部利益集团，利益的共同性极易使干部互相包庇，有时群众反映干部问题的上访信件竟然交给被反映干部处理，导致干群矛盾不能妥善解决，甚至矛盾激化，村民不服，继续上访，如此反复，增加了干群关系的协调成本。4.干部的规避行为趋多

当前的农村工作很难开展，基层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上级布置的很多任务规定有时间限制，基层干部为完成任务而作风粗暴，甚至使用非法手段，损害农民利益，甚至造成人身伤亡事件。这些行为理应受到严惩，但上级干部往往体谅基层干部的难处，常常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处罚，以干部易地做官来平息民愤。由于干部自身作风存在问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待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更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反映干部存在的问题，错误地认为群众这样做是“闹事”、“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他们不能正确运用协调机制，甚至是与协调机制的实质相违背的方法解决干群矛盾，对于上访群众采取“躲、托、推”的方法，有的拒绝与群众见面，导致一些冲击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河北省鸡泽县风正乡乡党委书记乔玉景认为“他不与群众直接对话，他的工作是管理村干部，只有村干部才能直接与他面谈”，导致中风正村部分村民打砸乡政府。干部与村民的地位不对等，村民很难对干部行为进行制约，基层干部处于上级管不了，村民无法管的状态，协调机制自然难以发挥作用。

[5] 5.协调机制自身的缺陷

社会转型剧烈，各种协调机制不配套，对于协调干群关系存在这样那样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某种协调机制自身存在问题。如为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为了保证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规定了村民有权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村干部。但是，根据《村组法》第14条的规定，村委会成员“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也就是说，村委会成员只要获得有选举权的村民的四分之一以上就可当选。而对于罢免，第16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这样，村委会成员当选只需要超过25%，而罢免却需要50%以上。如此以来，本来是为了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力，加强对村干部的约束，但却形成了村干部“上台容易下台难”，可能导致村民丧失对干部的监督，通过这种形式来协调干群关系的目的就大大折扣了。

某些协调机制之间不一致，形成所谓的“法律打架”现象，干部和群众发生冲突时，各自按照自己的依据，出现了“双方都有理，双方都没理”的奇怪现象。协调机制之间相互重迭，导致协调机关之间既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致使一些协调机关对于一些比较棘手的干群矛盾采取踢皮球的方式，互相推脱，极易引起干群矛盾的激化。另外，现行协调机制还存在一些“盲区”，如对很多减轻农民负担文件上都明确规定“对于不合理负担，农民有权拒交。”这本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制约干部乱收费，改善干群关系之举，但是，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是不合理负担，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三、完善转型期中国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的新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近年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日益凸现，“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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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农村干群关系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干群关系的改善，对于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1.大力加强协调机制的载体建设，强化其服务功能

新形势下农民自主意识、法制观念、维权意识、市场经济观念等因素的增强，干部整体文化素质、法制观念、工作能力的提高，都对协调载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力加强载体建设，有利于协调机制观念的发挥。当前应从巩固村级组织入手，通过村民自治发动村民参与村委会成员的选举、监督工作中去；采用“两票制”选举村支书，扩大村支书的群众基础；有的乡镇对于问题村采取选派乡镇干部下村担任村支书，这些做法都促进了村“两委”的建设，减少了干群矛盾，也为干群冲突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坚实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村级其它组织如团支部、妇联等，从而形成一个村级干群关系协调的立体网络，才能化解干群矛盾，真正做到小矛盾不出村。

在当前，农村的许多干群矛盾直指村干部，村干部成了矛盾的一方，就不可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矛盾一下子集中到了乡镇。如1999年，山东省陵县土桥镇群众到镇、县、市上访，干群矛盾占77%。因此，积极探索乡镇化解干群矛盾的载体，对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至关重要。山东省陵县从1999年开始，在乡镇建立了司法调解中心，依法化解矛盾、主动调处纠纷，使昔日影响干群关系、困扰经济发展、令各级党委政府头痛的“热点”、“难点”问题迎刃而解，被干部群众誉为“能开启锈锁的金钥匙”。

尝试建立干群矛盾预防载体，把干群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是协调机制载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有的地方变农民上访为干部下访，通过走访群众，排查干群矛盾的种种迹象，及时予以化解，以免造成更大的干群冲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一些省份开始派出工作队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解决一些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沟通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以“干部受教育，农民得实惠”的形式，通过各种政策、涉农法规的宣传、普法教育、村务公开等载体，化解了原有的干群矛盾，又预防了潜在干群矛盾的发生。

2.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自身建设，真正发挥协调作用。

协调机制在解决农村干群矛盾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协调机制自身的建设。对于协调机制自身建设，应该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是尝试建立立体协调机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的一个新变化就是村民与干部的矛盾向复杂化、耦合化的趋势发展。农村矛盾往往是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一例农民告村干部案件，就可能既反映村财务混乱，又夹杂着宅基地分配不公、干部作风等问题，虽然乡镇设有信访、经管站、土地所、司法所等机构，但是只能起个分流作用或从某一个方面解决一点问题，由于单个部门很难解决，只能把农民支来支去，容易使村民产生对基层协调机制不信任而导致越级上访、群访的发生。因此，要尝试建立一种立体协调机制，它能协调各职能部门共同处理干群矛盾，提高协调效率。

二是提高协调机制的功效。要提高协调机制的功效，首先要严格执行协调机制的有关规定，对于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定按照规定予以处罚，坚决克服协调机制本身 “硬”，而具体执行者的行为常常是“软”的，特别是在处理干部上更是“心太软”的作法，取信与民；实行首问责任制，无论村民向哪个协调机关反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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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题，该单位即为该问题的处理单位，要对此事负责到底，决不允许互相推诿、扯皮；限时处理制度。对于干群矛盾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量化时间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给群众和干部一个答复，超过规定时限的要追究受理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三是探索建立一种群众宣泄机制。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 而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利益格局发生的变化较大，面对这种变化，有的群众在思想、心理、情绪上产生困惑，更容易产生动荡因素，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疏导或释放机制。从群众上访的目的来看，除了要求处理干部之外，他们主要是为了“讨个说法”。因此，建立一种领导干部定期接待制度，让群众把自己的不满、困惑、困难和关切点以及对干部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乃至生活作风等违法违纪行为有一个合适的倾诉场所发泄出来，对于稳定群众情绪，化解干群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明确界定各种协调机制间的关系，理顺上下级协调机制间的关系。重新界定各种协调机制之间的适用范围，避免协调机制间的规定“打架”，减少交叉点和重迭点，注意彼此之间的衔接，消灭协调“盲区”和“空白点”。上级协调部门要重新定位自己的功能，主动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干群冲突的根源所在，积极协助基层给予解决；对于基层无能为力解决的矛盾，要提前介入，及时化解；定期进行农村调研，多方排查农村干群新矛盾因素，为预防和化解矛盾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

五是协调机制功能的定位要正确。协调机制的功能是化解干群冲突，减少干群矛盾，改善干群关系。但是，目前有的协调机制存在功能定位不准问题，对于协调矛盾的作用是南辕北辙。如舆论监督，本来是克服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督促其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机制。但是，现在一些舆论、媒体出现了把基层干部描述成一团漆黑，“洪洞县里无好人”，放大了基层干部的消极面，容易引起群众不信任基层干部，既使干群之间矛盾激化，也使群众形成越级上访，反而对农村干群矛盾的协调起到了反作用。

3.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新途径，增进协调实效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干部在干群关系协调机制中一般处于三种角色：一是干群矛盾双方中的一方；二是干群矛盾的协调主体；三是既是矛盾的一方，又是协调者。“基层干部，处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时刻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9]

[5]基层干部既可以因为自身的工作引起干群矛盾，也可能因为在协调矛盾时工作不力而激化矛盾，因此，首先要加强对干部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提高干部的服务意识。加强对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从思想上摆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克服官老爷作风，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的本色，深入群众，真正了解群众的愿望，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多为群众排忧解难，不图虚名，不搞浮夸，以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来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既有利于减少干群冲突的发生，也为解决干群矛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干部要转变观念，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的意见和不满。对于群众的上访、群访，要就要首先从自身工作找原因，分析矛盾症结所在，把群众的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10]拓宽群众参与干部选拔渠道，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干群矛盾的解决。扩大群众参与干部选拔和任用途径，干部的任免都走群众路线，组织部门对拟任用干部要采用任前公示制度，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4.强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高协调效率。

首先要提高矛盾双方的法律意识和观念。要对干群进行普法教育，让他们都学法，懂法，逐步走向依法办事的正确轨道上去。其次要健全法规，为发挥协调机制功效提供法律保障。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现在，农村上访的70%都与土地有关，主要原因是法规不统一。因此，要先完善法规，使法规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消除法规的“打架”现象。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为此，法规要有超前意识，尽量做到可操作性强，适应范围广，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再次，法律要为协调机制的运行保驾护航。要引导干部、群众依法办事，对于破坏协调机制的行为，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制裁，以维护协调机制的正常运转。运用协调机制已经妥善处理的事情，法律要维护其严肃性，对于拒不执行的要强制执行。

-------------作者简介：张富良（1970－），男，河南省镇平县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助教，主要从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2]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1-1-9:6.[3]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实践与思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78.[4] 童浩麟等.农村稳定从哪里来？——来自滑县的报告[N].河南日报，2002－1－22:第一版.[5] 张君：乡政府缘何遭冲击[J]，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一期，（4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7] 崔士鑫：开启锈锁的金钥匙——陵县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纪实[N]，人民日报，2000－4－12，第三版.[8][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 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8.[9]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41.[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52.

第四篇：干群关系

 打造和谐干群关系

多发的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给地方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大多与紧张的干群关系有关。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和谐干群关系，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树立民本意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群众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强化党员干部的民本意识是打造和谐干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放大自我，对人民群众根本地位认识不到位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同志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孟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足见人民群众地位的重要。在民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打造和谐干群关系，这就更需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一切工作要围绕人民群众来开展。民本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化民本意识，推动干群关系和谐发展。

2.强化责任意识。民心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把维护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责任，在工作中就不会失误、失职、渎职，才不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财产造成了损失。强化责任意识，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强化责任意识，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用在抓工作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固树立履责应该、尽责光荣、失责可耻的思想，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敢于直面困难，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积极化解各种复杂矛盾，做到事不避难，敢于担当，扎实推动工作。

3.保持学习意识。干群关系是个大课堂，群众才是高明的老师。党员干部只有深入群众，虚心向民众学习，倾听民众的呼声，才能体察民情，做出的决策才能合乎民意。当前，少数党员干部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政策和决策违背民意，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是深入基层、虚心向群众学习，还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是衡量领导干部群众观是否端正的试金石，也是体现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鲜明标志。发展要依靠群众，就是要承认并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认为群众素质低，自己见多识广，自恃高明，好为人师，漠视群众意见，擅自决策。这样的政策和决策必然偏离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必然与民意想背离，必须在实践中改正。党员干部要熟悉民情民意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就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要走上田间地头，下到社区民居，调查情况，听取民声，研究实际，破解难题，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意识是根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化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真正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落到实处是打造和谐干群关系的根本。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淡漠、主仆错位，缺乏服务意识，对群众安危冷暖重视不够，甚至以权谋私。这是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至关重要。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员干部必须强化以上四种意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员干部一定要克服父母官的思想，在干群关系中摆正位置，以公仆意识，做为民官。要深刻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群众，要用好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观念，急群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谋利益，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 要解决好新时代背景下的干群关系，需要我们从思想引导、素质提升、机制建设等多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对政府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尤其是基层行政人员，用先进的思想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

二是构建科学、完善的应急机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好干群关系中的突出矛盾，有效缓解当前干群怪象发生。

三是依据当前社会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做到为“利为人民所谋”，“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是加强基层行政人员的执政能力，提升相应素质，不断增强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与本领；创造性地构建干群沟通机制，扩大沟通渠道，确保干群关系持久稳定和长期和谐。

五是加强反腐体系的建设，加大惩治力度，创建“网络问责制”，引导社会媒体及其他民间监督力量积极参与对行政工作的监督，形成监管合力，打造为民廉洁政府，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

 如何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刻阐述了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对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实现“十二五”奋斗目标的根本性保证。

(一)加强全党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重要性教育，提高解决矛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站在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各级党组织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清醒认识执政环境下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矛盾的特点，总结研究当前群众工作有效性的途径和方略。在干部培训时，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密切党群、干群的关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己，引导教育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提高干部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修复被腐败蜕变分子玷污的党员干部形象

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抓好各级干部选拔、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引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加强党性锻炼，自觉改造世界观，提高整体素质。要教育引导干部经常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多为群众排忧解难，自觉做到“顺民心、谋民利、得民心”。要把抓干部作风转变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理解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调动他们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不断探索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对策，通过实施两个条例，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廉政、勤政、良政”，消除不良作风给党群、干群关系造成的隔膜。(三)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创造灵活、放开、敏锐、高效的群众工作环境 要构建灵活高效的党群干群联系沟通体系和机制，强化领导组织机构，健全网络载体，做到职责明确、指挥有效，反馈灵敏。要通过查询、分析、反馈等环节，对群众的愿望需求，矛盾焦点，做系统、准确、及时分析和预测，为领导部门提供前瞻性预警信息。要完善对群众工作的督促、检查和评估。要以“严格、实际、可操作”为标准，构建并完善集检查、监督、预防和处罚于一体的配套成龙的群众工作制度。通过法规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实现群众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保障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群、干群间关系的和谐。

(四)加快经济发展，改革完善分配制度，把“蛋糕”做大、切好

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质量与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等一系列方针和原则。在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分配关系上，要在保证国家集中一定财力的同时，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体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凝聚力。

(五)引导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依法惩治邪恶势力

要充分而广泛地发扬民主，遇事要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无论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和乡村，都要切实做好厂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为群众监督提供条件；在尊重和保证群众行使民主权力的同时，对于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邪恶势力，也要依法惩处，依法保护群众利益。

(六)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政策法律观念

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做到识大体、顾大局，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立和发展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关系；要针对群众的思想实际，编写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群众中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努力增强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政策法律观念。(七)继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性

新形势下要有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必须继承并不断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法。要通过“评议、听证”、“公示公告”、大众传媒和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密切党群、干群双向交流，实现“官意民心”高度契合；要信守“关爱、真诚、迅速、公平”，真诚关心群众疾苦，恪守“群众利益无小事”信念，及时解决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维护群众正当权益；要针对不同群体进行个性化的释疑解惑，防止和克服思想教育“一刀切”；要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生产生活难点热点问题，提供“信得过”服务，以诚换心，以服务换情；要建立健全群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目标，以制度约束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用法律法规、制度条例、村规民约为武器，解决各类矛盾问题，密切干群关系；要凭借网络平台使基层组织和党员向社会各种组织、群体渗透辐射，拓展工作渠道，直接融入群众组织、社会群体及社区单位之中，听民声，动真情、办实事。

总之，党群干群关系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正确解决党群、干群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门极为丰富深刻的学问。我们要进行经常性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调查研究，对党群干群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反馈和科学预测，并不断进行理性思考，从而牢牢把握正确引导党群干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 在具体措施上，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切实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

首先，进一步增强党的宗旨意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前提。只有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其次，大力倡导真抓实干和艰苦奋斗精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一定要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既增强工作的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各项事业的发展，又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我们要通过宗旨教育、国情市情教育和倡导真抓实干、艰苦奋斗精神，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问题，为我们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事实上，我们党员干部中的一些先进模范人物，就是凭着强烈的宗旨意识和深厚的群众感情在做群众工作。

2.要讲究群众工作方法，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党员干部在处理同群众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未必都是宗旨观念问题，有许多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这就必须讲究工作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法很多，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传统，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即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做好以下几点：一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二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3.党员干部一定要廉洁自律，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份之想，这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作为党员干部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树立起良好的自身形象。

4.要加快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促进制度创新，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

 构建和谐干群关系需要以人为本

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社会阶段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而当前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导致党员干部在处理群众问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因此，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已成当务之急，而构建和谐干群关系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需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

做好群众工作，关系着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上升时期，矛盾多发，各类社会积弊也随之暴露。这些矛盾既有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也有在现今特定时期产生的新问题。有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不可避免伴生的，有些问题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失当造成的。公务员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有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群众利益的责任。事实上，部分工作人员无视群众疾苦，一切为自身的仕途着想，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群众的利益换来自己的升迁。这些现象的存在催生了干群矛盾，使得群众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久而久之，可能会酿成重大的群体事件，威胁社会稳定。

群众处于社会的底层，政府是其代言人，若政府不能履行代言人的职责，就会失去代言人的资格。做好群众工作，需要我们用真心和真情去理解群众、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群众的内部矛盾，不能欺骗群众，不能对群众讲空话、套话，不能失信于民，要对群众讲真话、办实事。对待工作必须认真负责，深入群众生活，了解群众所需，把群众看做衣食父母，迅速及时解决群众的难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不仅是工作的出发点，更是衡量我们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由于我国行政体制还存在缺陷，部分干部对上负责，对下敷衍，尤其是干部考核标准的缺陷，造成政绩工程遍地开花。这些都是与和谐社会不符的现象。创新评价体系，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质，走群众路线，团结群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标准，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

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诚然，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更应看到的是，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

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着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下降，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倒被误认为是个人谋利的瞎折腾，由此不信任进一步加深，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

从历史层面看，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

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否则，即便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通衢大道，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大打折扣。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

第五篇：干群关系

干群关系

1、特点：有限的合作和局部的紧张。

2、本质：利益矛盾。近年来有由经济利益诉求向政治权利诉求转化的趋势。

3、原因：一是冲突对立，二是服从合作。

4、现状：干群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全社会的福祉，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但是，作为干部的管理者本身也是有利益需求和利益追求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他们很有可能化公为私，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侵占公众的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群众，又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满足和协调这种不同利益追求的任务本来主要应该由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 的干部来完成，但是，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复杂性以及干部行为的偏差使得各阶层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协调：一方面干部阶层中的一些人与民争利，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期望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也会把不满指向干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改革过程中，一些群体应有的利益没有能够得到保障，甚至受到损害；一些群体的相对 社会地位下降，引起了他们对公共利益调整和保障的干部群体的不满，特别是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更是如此。

5、怎么做：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同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在领导。”有的干部认为手中的权力就是为追求个人利益服务的，忘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服务宗旨；有的干部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弄虚作假，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有的干部贪污腐败，拉帮结伙，提携亲信，假公济私，好大喜功，导致群众不满；有的干部科学管理能力不强，工作方式简单生硬，法治观念淡薄，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伤害群众的感情。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掌握多种社会资源的各级干部直接负有解决这一矛盾的职责，尤其是当经济上出现困难、群众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往往易于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所以，在解决干群利益矛盾时，要以教育和管理干部为着力点，应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加强干群之间的联系。

6、具体方面。

一、以教育干部为着力点。对干部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和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使他们在行使职权时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权力腐败是指将公权力视为一种经营活动，继而欲图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的行为。反腐败是解决干群矛盾、防止干群矛盾性质转化的基本思路之一。

三、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反腐败是解决干群矛盾、防止干群矛盾性质转化的基本思路之一。要严格依法办案，对损害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使群众亲身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扶 持正气，大力宣传和表彰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乐于奉献、爱岗敬业的新风尚。同时要强化并创新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使群众理解和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观。

四、加强干群之间的沟通。应深层次研究干部群众之间的利益问题，采取多种措施消除干群之间的沟通障碍，要改善沟通环境，创造沟通条件，创新沟通机制，以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