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读书笔记

第一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读书笔记

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下，传播活动长期受到禁锢，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这一情况，直到清王朝中晚期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撞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60年代末，是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西方新闻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的一个阶段。

最先向公众阐述西方传播思想的是这一时期到中国及其临近创办中外文报刊的本文传教士和商人。他们首先把“新闻纸”这一近代化的传播媒体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强调他们创办这些纸的目的是为了“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所刊载的主要是以下的一些内容：

一、经济信息

二、国际信息

三、科学信息。

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西方的利益，旨在倾销他们的商品，宣扬殖民主义者的威力与德政，改变中国人民思想闭塞的状况，消除他们对西方人的敌意。不过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和知识，毕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也为中国的读者展示了远比文化思想为进步的某些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因此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他们的传播思想，也给仍然处在被禁锢状态的中国人以一定的启迪。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允许他们创办近代化的报纸。他们所致力的主要是译报活动，即把外国人在境内外所办的报纸上的信息，翻译介绍给中国的朝野人士。

这一阶段由于海禁大开和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扩大新闻传播的思想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当中国人当中已经萌发，但格于形势，还没有更多地见之于实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30年，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幡然醒悟，开始致力于洋务运动。与此同时，一批较早接触到欧风美雨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开始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维新变法的设想，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舆论上铺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韬和郑观应。

他们的传播思想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一，热情地向中国的公众介绍和推荐西方近代报纸这一传播媒体及其运作的模式。第二，部分地清除了在中国大量创办近代化报刊的思想障碍，削弱了来自封建统治者方面的阻力。

应该承认，阻力仍然很大，但坚冰已破，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高潮，已经临近了。

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初的10年，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10年，是近代中国的传播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鼓吹变法发动政治改革运动的同时，十分重视报刊这一传播媒体的作用。

维新派有关传播思想的论述，集中在办报的目的及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两个方面。属于办报目的和必要性的论述，概而言之有以下五点：1.开风气2.开民智3.开言路4.通情况5.助变法。

属于报纸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点：1.喉舌，国口，民史2.利器

3.监督政府,向导国民4.党报。

从20世纪初始到1912年的这12年，是这一时期传播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这12年，也是近代中国的传播思想进一步发展和进入高潮的时期。以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领导人十分重视革命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阐述过他们的传播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办报目的的论述。在很多文章中，他们都明确地指出，他们之所以办报，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其次，是关于报纸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

1.报纸是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工具2.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国民文化科学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3.报刊具有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1840年－1911年的70多年，是中国近代传播思想从开始萌发到逐步形成体系的时期，是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这70年间，传播思想在中国不断的有所衍变，寻绎其规律，可述者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传播思想的发展。

（二）政治是制约传播思想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三）中国近代的传播思想，既有先秦以来传统典籍中的“遍知天下”（《管子••七法》），“上下情请为通”，“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中》），“国将兴，听于民”（《左传•桓公六年》）等思想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

（四）思想先于实践。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呼唤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言论已经风行一时一样，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也先于它的实践。

中国的传播思想一直都在历史的长河里乘风破浪，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之后从而有了进步与发展。现阶段，中国的思想传播和报业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

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熟悉，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中国思想传播的发展史，才能更好的迎接现在的挑战。

第二篇：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读书笔记

提及中华民族漫长5000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莫非中国近代那风云变幻的60十年，即1840年—1919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领域哦的变革都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引发的量变叠加产生了质变。这关键的60年不仅本身十分重要，更是对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历史都起着决定性影响。这短短的60年中，中华民族带给世人无数次叹息和惊喜。

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便是用客观而冷静的口吻，细致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进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看似平静的文字下，暗藏着这几十年中华民族的挣扎以及斗争。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大致了解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事迹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给自己以前对这段时期不够完备的历史知识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同时，这本书也给了我许多思考。

首先在宏观方面，该书很好地向我展示了一个研究历史以及其他学科的角度。该书在前言中就提到，研究和撰述文化史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定义文化，因为广义文化的概念几乎无所不包，作者选择按照狭义文化来撰写。事实上，无论是何方面的历史研究，都需要事先为自己的研究核心下好定义。马克思·韦伯说过，研究不是停留在自在之物本身，而是我们去赋予其意义。社会科学如是，人文科学更应该如此。为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赋予准确阐释应该是研究的第一步。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体例来撰写该书。在面对整体综合和具体领域分门别类两种体例的选择时，作者选择了将它们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作用，文化自身各个具体领域也是互相影响渗透，需要有宏观的宗论，也需要具体领域的阐述来展示各个方面的特点。这样的布局，让读者既可以整体把握，又能深入各个不同层面，条理清晰。

同时，作者将文化史放在社会整个政治经济大背景下论述，接着再对文化各个细分领域各个击破，有学者评价其“宏观不空，微观不琐”。这也给我提供了一种研究新闻传播演变的思路。众所周知，新闻学，特别是传播学，都不是简单的可以独立研究的学科，它和其他各个学科的融合性很强，其中许多理论也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借鉴或演化而来，因此，研究新闻传播的演变，必须要将其跟社会大背景，以及其他领域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弄清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其次，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部分内容分析都一遍遍向我强调了，评价历史事实和人物需要

客观公正，在摆出史实时，也要有正反两方面，评价时也应站在历史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当今角度出发，否则历史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第三章中提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这和我们当今大力弘扬的文化观点是同质的。

从微观上面来看，该书让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加深了认识，以前仅仅从中学课本以及不多历史的资料里了解中国近代史，所知的事件和人物都相对片面，该书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人物进行了较为客观、平均的介绍，让我现在对其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比如，以前单单知道，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虽然每次总是有保守派的阻力，但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推翻，这一时期的大体趋势是逐渐远离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西方文化。而这本书在《近代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这一章节中，还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近代中国的国粹思想，“国粹派”的观点之一——对孔子和儒学不是作为胜任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分析研究，至今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这本书的理论性较强，但由于是关于历史研究的内容，也有着丰富的历史史料作为证明和补充。个人认为，该书与自己以前读过《西潮·新潮》的正好互为补充，一个偏重于宏观上理论性的介绍中国近代文化，一个是以个人的视角和经历记录中国的近代化。它们结合起来为我细致的描绘了中国近代的几十年的景象。

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知识面还相对狭窄。中国近代文化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复杂，可研究的地方太多，这同时也是它吸引人之处。读这本书，个人还感觉该书的内容体系比较有特色，但中间的理论分析更多是对各家观点的总结，完全是自己提出的观点不多。不过也可能是由于它是教科书的原因，给我们足够方面的史料和部分专家的理论分析，让我们对这段文化史形成一个清晰的体系，更多的内涵也是留给我们自己来思考。

第三篇：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第一章 导论

1.本书叙述角度：兼容并蓄的，开放的，非简化论的 方法论：兼容并蓄的立场+现实主义认识论 克服 二元论 非线性（结构因果论）：不可解（难以预测）例如蝴蝶效应。分析单元：过程

2.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起点：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社会变迁普遍存在）临近学科：政策研究，文化研究

第二章 一． 概念

起源：家务管理和政治经营

研究对象：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 是对社会生活中控制月生存进行的研究 二． 特征

社会变迁与历史

社会整体性

道德哲学

实践 三． 古典学派典范

两大支柱：笛卡尔理性论

培根经验论

是自由市场经济论公然的源头，使研究中心由金银转移到生产劳动 四． 批判

激进派

A.空想社会主义

认为（自由市场）剥削深化，攻击私有财产，主张以计划的、公有的社会取代无政府状态的市场

B.马克思

支持平等、公有、唯物主义分析

将资本主义置于历史辩证发展中考察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

保守主义者

A.社会是脆弱的有机体

B.政治经济学不能改善人们的物质或精神生活

C.反对经济的发展源于自理的个体理性的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 D.保守主义的极端——维护性别、阶级、种族的等级制度和地位差别

五．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A.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经济学是数学化的，简化的科学，不考虑政治、道德哲

学、社会实践。政治经济学则需要考虑这些方面，还有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等。

B.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奥地利学派：不放弃历史和道德关怀，追求纯粹的市场经济 ——剑桥学派：主张调整机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

六． 各种流派

A.新保守主义 B.制度经济学

C.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D.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 E.生态政治经济学 F.社会主义生态学

第三章

本章首先从界定传播的含义出发，进而探讨传播政治经济学崛起的社会背景及知识学术背景。

1传播

概念：媒介非中心化 P71最后一段

传播的含义;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表现。

政治经济和传播互相作用，自社会与文化实践中建构产生，两者都是交换过程，存有差异但都由共享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决定。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概念：后福特主义

影响政治经济学取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朴实的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

国家的影响 P74最后一段~76（媒介帝国主义议题）

文化研究 P79第三段

3北美

达拉斯·斯密塞 赫伯特·席勒

产权集中化P88(整合与分裂)； 了解国家或政府与传播业的关系 国家与资本的整合发展

国家与企业置于国际舞台下思考 P92 性别 种族

4英国与欧洲 詹姆斯·哈洛伦 格拉默·默多克

批判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不同的读解方式去了解传播、大众媒介及文化实践。

媒介集中化趋势；英国媒介的国际化；对娱乐与信息的限制性选择。三种生产方式：P107 二段 第三世界

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P116

对巴西和日本的研究

6综述

这门学科涵盖了不同的立场、兴趣、侧重点、对立关系。马克思学说及制度研究取向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所产生的实际研究成果远超出社会体制给予的支持。大多数工作都是独立完成。但仍基本确立了研究方向。7 个人理解

本章即是把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关传播的一些内容拿了过来，很少有学者是专门研究传播。

他们都是独立研究，也就表示观点很不同，未达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所以这到底是要说啥。。

第四章

在对传播政治学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后，在下编中，文森特·莫斯科主要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遇到的挑战。

在下编前言中，作者先区分了反思、修正与否定的区别，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提供的是较小的改善；否定则抛弃了本取向的基本假设。反思则介于修正与否定之间，承认这一取向的核心原则及多元诠释。反思需要该取向具有必要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省能力，能够检查自身的根本的认识论和概念基础。

作者认为，在政治经济学阵营，重向外，轻向内。恪守实践目标，却很少向内检视。反思意味着仔细审视既有成就，同时要批判地反省这些成就与本取向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反思同时意味着直接的对话，目的是使人明白什么是这一取向的根本基础。

之后，作者阐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

这里采用的取向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开始，认为现实是由感官观察和解释行为共同构成的。另外，这个认识论观点采纳了兼容并蓄和非简化论的取向。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认识论航向保持在相对论与本质论之间。

认识论更进一步被确定为批判的，因为知识的产生必须通过比较的过程，包括在可供选择的理论构想中比较，在一整套特定的理论构想的下一级构成之间比较，在相互构成知识实践的成分中比较。

本体论实际上是找出政治经济学的实质理论，是一种向内的过程。与认识论相结合的本体论强调社会变迁、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关注结构和制度。

遵循这一原则，我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框架，并找出三种进入过程。作为起步的过程是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然后，分析进入空间化，即空间与时间的转化，或者说制度的延伸过程；最后进入结构化，即社会能动力量形成结构的过程。

第4章 商品化

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注意：这是本章的重点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讨论的商品和商品化过程，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分析产生产业结构的原因。

马克思的观点：使用价值不仅限于维持生计的需要，还延伸到社会建构的范畴。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的疆界会受到商品结构属性的制约或限制，使用价值从这些结构属性中获得存在的性质。

商品化和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遍的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商品包含了双重的神秘化。首先，它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自然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电脑，不是生产线上展开的抗争。第二，商品被具体化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能够对抗社会的王国并加以控制。第一点将商品视为生产过程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斗争后的社会产物；第二点完全切断了商品与生产过程的关系，把它置于自己的王国里来控制社会生活。

作者再次强调，如果不诉诸简化论和整体化的分析，我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保留商品化的最初意义。如果放弃了商品化的原始意义，我们也就无法辨别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和过程的差异。

内容的商品化：资本控制了生产工具 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等众多因素。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强度。这种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劳动者的反抗能力（阶级斗争）

传播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

受众商品：一种观点认为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还有一种观点，把受众称作媒介产品的共同创造者。

控制论的商品：内在的商品化：收视率才是商品。意义在于超越媒介来寻找商品。控制论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拥有市场权力的利益集团开始控制一切。国家与强权延伸商品化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人类的需要；二是制度体系。

劳动商品化：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第二，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

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过程：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

第五章

本章将空间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空间化来自社会理论学家亨利勒菲佛，指的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

空间化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有特殊意义，原因一，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二，出于同样的原因，空间化在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马克思认为资本消灭了空间，而最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资本还变了空间，重新构建了人、货币和讯息之间的空间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变革了自己。

空间是一种权力几何体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述的空间化特别研究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

媒介集中，集中研究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集中形式就是一家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的控股权，纵向则是相同的产业生产线上多家公司的集中。

多层经营与多国经营

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所有权，所有权的集中—— 董事会成员与共同信托责任之间的联系，一种是直接，一种是间接，媒介责任通过在相同的市场竞争中分担了相同的责任而得以延伸。

集中有了一种霸权性质，运用这种权力的人，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这个权力。2 企业伙伴关系或策略联盟。

集中化越来越普遍是因为空间化的过程使公司在一个特定时期能够重新构建内部操作和外部关系，从而不会犹豫组织上的原因导致协议中断。

联盟可以转化为新的公司，企业集团重新建构

当前重新构建浪潮中，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在加速进行。2空间集结面对的限制少了很多 3 国家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国家选择而逐渐转变。

产业活动的空间类型的变化，电信发展促进商务活动集中，联络范围扩大促使商业集中化。空间聚合和所有权聚合都是商务集中的重要形式。

国家

空间化和民族构建都是政治经济过程。

空间化过程的不稳定关系中运作的力量不只有民族的单位。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以本土对抗空间化逻辑。

可以从描述它的四个过程着手分析，第一个是商业化，也就是国家的规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相关标准，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

第二是自由化，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与者数量的过程，典型的做法是引进竞争。第三是私有化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的过程。

第四是国际化，国家本身也在创造自己的团队协定或策略联盟。

全球化

全球化值得是资本的空间狙击，由跨国产业与国家主导，转换了资源与商品的流动空间。目前通行的全球化过程指的是空间变迁的当前类型。

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社会主义 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民族建构，民族建构可能受到商品化和空间化的深刻影响 社会主义批评民族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阶级和性别，民族主义是一种区域对抗的形式，它强调建筑在空间认同上的抵抗，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空间的差异日趋理性化和同质化，因此破坏了民族主义的空间认同基础。

第六章 结构化

1.含义 P206 二元性（强制规则+能动资源）

结构化所描述的是一个过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由人类能动行为来组建，而它又提供了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社会生活由结构与能动力量共同构成。2.特色：强调社会变革P206 结构提供了能动力量运作所需的媒介。结构化的微观性——个体化 P208 P235 3.考察角度——社会阶级、性别、种族、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 ①社会阶级 P210--分类观（传播政治经济学推崇）、联系观、形成观--阶级分化反映于媒介的分享与使用--对自由多元论批判 P220 ②性别 P223 ③种族 P227 ④社会运动 P230 ⑤霸权 P234 P209 霸权的基础是同意而非压制，因此比意识形态更有力，可以自己生长。4.结论 P237 第七章 挑战边界：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 1.引言：界限 P240 2.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P243 3.他山之石：政策研究 P246 4.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P249 5.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P262

第四篇：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导论

1．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Williams，1976：21）——我认为此句的含义是指出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沟通传播学科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和结果的唯一性。同时，沟通、传播需要人类思维的活跃性和包容。

2．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被公认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中：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费尔德和施拉姆中，前三位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政治传播”或“军事战争传播”和“社会传播”等，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深厚。

3．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因为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的研究提供了环境？

4．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整合认识论：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Shimony，1933）。现实是有我们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他的这一说法就像李普曼在《舆论学》里对“客观”的解释一样：一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一种存在，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的，本身就具有的；而另一种就是经过媒介的传播而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一种对事物的所谓的“客观”。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Wolff，1987）。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他们不存在。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使实用哲学家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返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然而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互相渗透。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独立的事实，就想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5．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关”（Massey，1992：72）。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或非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的选择。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唯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

6．威廉斯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用阿哈麦德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同时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采用泛化决定（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

7．因果论的含义是：事物的属性由其概念进行提炼，它总能影响其他与之具有相近属性的事物。相互建构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结构）会对其他完全成形的结构产生影响。相反，主要的分析单元应该是过程，如商品化。它们为建构分析框架提供了起点或切入点，并与其他影响他的过程（如创建公共领域）发生辨证联系。

8．界定相互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线性模式又存在非线性模式。线性关系很容易理解：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出来；她们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组合；非线性系统常被虐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动翅膀，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合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的依赖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

本书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纳入其中，因为他指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诸多缺陷。本书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多重决定、相互建构和非简化论，并以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切入点和我们建构传播这一概念的过程为例，说明非线性科学的含义。马特拉夫妇曾论及从非线性角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这些新范式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并向带有确定的历史与进步概念的排他的决定论挑战。此外，沃勒斯坦举例说明如何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思维分析全球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体系，因此也有其历史寿命：它有一个起源；它有一套独特的循环节奏和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它有诸多的内部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短期性矛盾导致中期性解决方案，中期性解决方案又会转变为长期性线性曲线，向渐近线逼近。在曲线向渐近线靠近的过程中，回复均衡的压力逐渐减小，造成更大的振荡和分叉。不是大幅度偶发性的波动导致曲线的细小变化，而是细小的波动导致曲线的大幅度变化。

9．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0．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1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12．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13．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14．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15．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16．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17．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 pp.91～94）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18．商品化

将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是理所应当，而且师出有名的。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得以表现其自身。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讲座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然而它有一个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者之所以如此为之，是因为其他的传播学研究中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思考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总的来说，对传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虽然不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有着各自的阐释，但是他们大都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时，重在对作为商品的媒体内容，然后是媒体的受众，而对传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多见。如果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及其工业进行考察，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撰稿人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他们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和其他文章、节目，最后他们被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保持工资不变的方式可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或是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在另一方面，资本同时也力图采取系列手段控制消费者，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手段既包括市场垄断地位，也包括采用广告，增加产品种类来应对市场。

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消费者，资本能否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都与他们的抵制能力相关。劳动者的反抗与抵制取决于劳动者的组织力和诸如新技术和新的劳动力替换可能。消费者的反抗则受制于他们的消费者的组织以及替代服务替代产品等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除了加汉姆与斯密塞以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将传播当作一种特殊而强大的商品，它不仅生产剩余价值，也制造符号与形象，并通过它们影响人们的意识。特别是赫尔曼、乔姆斯基与席勒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体主要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信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抗争。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认为意识形态是整合在生产过程之中，当然也有学者持类似后阿尔杜塞式的观点将生产过程当作为意识形态分离的，也有学者较靠近法兰克福的立场，将生产过程完全视为意识形态工具。

斯密塞以其“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1951年，他是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这一理论，此后他将这一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受众商品论。在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依附之路》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以为受众才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媒体公司生产受众，并将他们卖给了广告商。斯密塞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最后还是会算到顾客的头上。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或受众劳动力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对于斯密塞提出的这一事实，英国传播学者加汉姆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只是两者着眼角度不同，导致了对于商品化的不同认知。相对斯密塞的观点，加汉姆略显折衷，他将商品化认作两个方向：其一是直接生产的媒体产品，其二是通过广告完成。而且加汉姆强调媒体产品乃至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如不会在使用中被损坏，可以廉价地进行复制等等）。对于受众商品的争论被英国默多克和戈尔丁归因到欧美媒体业的体制结构不同上。他们认为斯密塞的主张更加适用于北美的土壤，欧洲的媒体产业中公营部门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北美的广告商媒体的支配能力明显强于他们在欧洲的同行。这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论争，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渐渐趋向缓和。这主要因为所谓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不再那么明显，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使美国式广告业发展的特例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榜样。

对于斯密塞观点的批评也不乏其人，其一是他避开了媒体内容，将受众劳动作为惟一的媒体产品。其二是斯密塞出的受众劳动概念所指的劳动是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值得推敲。不过众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公认斯密塞的观点为思考商品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解。斯密塞将媒体、受众和广告视为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媒体是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向媒体支付金钱而获得受众。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无疑将商品化从媒体公司的制作过程，扩展到广告商和资本的介入。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阴影，受众商品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而且长盛不衰的探讨主题。

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不过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特别是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米汉认为在商品化过程中，“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他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听收视率调查公司从事的，是这种信息的检测过程。

传播劳动的商品化是一个较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谈论的话题。在最近出版的传媒政治经济学专著中,莫斯可提醒学者注意另一种传播商品化的趋势,即传播劳动商品化的趋势。这种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传播者的专业创作转化为规范化生产的过程,由于传播新科技的发展，这一过程在近年变得特别突出。米格曾划分甲乙丙三种类型的传媒产品：无需创造性的劳动的硬件，属甲型产品；制作投人大，由劳方控制的软件是乙类；丙型产品介乎两者之间，既需创意,又易复制。

空间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这是因为“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空间化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甚至马克思那里其实就可以找到类似空间化的概念，譬如马克思本人就曾提到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时间消灭空间。此外社会学家们对此也曾作出不少论述，比如吉登斯提出过时间空间延伸，哈维提出过时间空间压缩。以研究城市、网络著称的社会学家卡斯特尔也提过流动的空间。传播学者英尼斯以及麦克卢汉也对这一概念有过研究。不过与探讨组织活动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的空间化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重点落在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是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常来说，集中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所谓横向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与前者的行业相关，或者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体不相干。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集中后的公司得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二次大战后，跨国经营企业是另一种新型的集中形式。这些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称为“巨子”的媒体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发行与放映来完成纵向融合；它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体产品，包括硬件与软件。它们还通过国际分工，能够灵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与发展成果，进行全球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集中的各种形式都进行了思考，而其中最引起他们兴趣的则是所有权。对于媒体而言，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发行者的多样性，因而会限制传播和信息的流通。

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的角色也给予了当代国家机器对企业与产业结构的变。莫斯可就认为，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价值，国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共同建构了调节与规范的形式。”所谓商业化是指，国家的开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以及相关标准，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自由化是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者数量的过程

。私有化是指国家介入而出售国有企业。国际化是指国家本身创造

自己的团队协定与策略联盟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全球化也是空间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也是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

结构化

莫斯可认为结构化是一个可以提升传播政治学内涵的重要学术课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向重于结构，特别是在商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结构与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的考察，倾向于将焦点庆在社会阶级之上。阶级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起点，此外性别、种族等学术思路的引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研究得以拓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观主要从分类的角度出发，揭示阶级权力的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研究的是所谓社会精英对传播控制权的创造与再造，他们的阶级成以及他的分化。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戈尔丁对收入与传播硬件的拥有状况的研究。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阶级权力的研究还放在传播业的工作场合。不少学者认为，在这一领域，阶级权力是通过对体力劳动和瓦解和对工作者的监控来实现的。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

视阶级分类，因而资源对阶级的意义在这里格外受到强调。上层阶级拥有资源，因而拥有了权力。就传播而言，没有传播工具，对大众媒体与电信的享用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相对阶级的课题，对性别、种族等方面的研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要薄弱得多。通常来说，从阶级开始考察性别与权力关系。按照莫斯可的观念，传播政治经济学派重在分类观，即对某一类人群进进行界定，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此外，使用联系观与形成观的思考方式，将会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些新的研究理念与思路

19．在采取政治经济取向的传播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于经济学背景，因此可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源头也就上溯自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而以马克思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在方法论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以多学科整合的知识背景为起点，反对传统传播学引以为天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将以实证调查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尽管在反对行为主义的论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如今成为国际显学的文化研究并肩作战。特别是在英国，如默多克等知名的传播学者甚至还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此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同样反对行为主义研究的文化研究学者分道扬镳，后者指责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唯经济论，是对《资本论》在传播领域的翻版。进入九十年代后，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致力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整合。

第五篇：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罗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一、本书的构造

《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不同帝国的文明进行了对比。本书分为七章，我把这七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作者指出“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同时指出，文字发明以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记忆，诗歌有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等等。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必然给帝国的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应当不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作为媒介的羊皮纸、纸张和印刷机在帝国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一些消极影响。作者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而不断进行着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随后，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了，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苏格拉底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语词，更好的讲话，希望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需要结构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体现在史诗的演变之中，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的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而这些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权个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到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第三个方面是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的调整，这也是口头传统的力量。贵族不再凌驾于民之上。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然而，希腊的散文战胜了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放大为媒介的决定作用，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认同的媒介的决定作用，例如，作者认为，“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了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中间机构”“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纸莎草的供应源源不绝，称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等等。归结为一句话，“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强大的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并且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当任何一方被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被推向极端后，就成为了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力媒介推向极端后，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解决了时间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的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宗教和时间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过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将出现问题，应当平衡好时间和空间问题。独特的写作视角

纵观整本书，我们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记述的方法来细细描述帝国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而“这种方法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境中去，从内部区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