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读书笔记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读书笔记

“‘舌头若不能说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中说话了。’若要达到交流的目的，少不了共同的目标、媒介、内容、手段等多种因素，真正的交流实在是难啊。”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感慨，因为我发现甚至无法同作者交流，本书涉及的几位大师都是思想的顶峰，大师的观点又各有千秋，每个大师的思想都需要读者有一点知识基础，而我深深感到自己能力的不足，不能顺着他们的思路不断思考。不过静下心读了一遍后，再结合别人的解析，以及再重复阅读之后，渐渐地竟也略微窥见其中一些奥秘，并能引起心灵的震撼，发现这实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确实是一本多角度解析communication（原谅我不能仅仅用“交流”来说明）的好书，或许我接触得有些晚，但也未必。

本书不是在全情架构关于传播的理论，而是追溯西方文化的传统，说明关于传播和交流的观念，同时按照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结合社会思潮的变化，把“交流”当做人类的一种终极处境进行探索。

在序论中，作者说明了交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全文的论证做了基调。第一章是“对话与撒播”，主要分析了苏格拉底对话式和耶稣撒播式的交流观，苏格拉底论述名义是更高层次的互惠，耶稣论述名义是更高层次的撒播。第二章讲的“招魂术”，交流的招魂术观点在两个观点中震荡，一个是分享心灵的梦想，一个是不完美媒灵的争论。第三章讲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三位大师的交流观，他们的理论揭示了一个道理：对话会使人万事如意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作者对他们观点的陈述其实也是为自己的结论做铺垫。第四章，“生者的幻想，与死者的对话”，其中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死信”，死信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来说明人际交流特有的病态。第五章讲“追求真正的联系，弥合鸿沟的桥梁”，电子媒介时代，交流的成功成了跨越中介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第六章，“动物、机器、外星人，不可交流性”，说的是20世纪的交流问题，与其说是人与外星人、机器、动物的伙伴的交流问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奇异的是我们自己。第七章，“手拉手”，不是“心连心”，暗示作者不相信存在完美无憾的交流，“既然不能做到理想中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

待吗？’”说明完美的交流只是乌托邦，重要的是彼此关爱。七个章节，既说了19世纪的哲学与政治，又说了20世纪的梦想与焦虑，阐明了古今公共交流和私人交流的观点，还对当代人的交流做了启示。

这是一本将传播、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经典文本。它以独特的方式使现代人的情感受到震撼，思想受到启迪，也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阅读空间，为我们理解传播史，研究当代社会的交流问题开拓了新的思路。我想我还是没有完全读懂这本书，还会在不同的时期重复阅读此书。

第二篇：人口学思想史读书笔记

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之前，为早期人口思想形成阶段。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在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有权支配人的生死，反对避孕、堕胎和离婚。13世纪后由于大瘟疫使欧洲人口锐减，基督教开始鼓励人口增长，如托马斯.阿奎那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应当限制人口增长的观点。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为人口学（狭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基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是在17世纪为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 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

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

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 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等。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

第三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为广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第四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为人口学概念形成阶段。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斯宾塞。

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为人口学成熟期。

早期人口思想

各个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关心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及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过不同的人口思想，进行过人口调查。

中国古代：管子、孔子、墨子、商鞅、韩非子等人

战国时期，人口因战争、饥荒而减少，当时的思想家大多主张增加人口。

孔子：“孝”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先享受子孙的祭享香烟。

墨子：鼓励早婚、反对纳妾、反对战争。“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商鞅：主张人口与土地应保持平衡；

韩非：“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提出限制人口甚至允许溺婴。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出发研究人口“适度”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城市的理想人口规模为5040人。保持这一理想规模的办法：人口过多则鼓励移民外流或杀婴，人口过少则鼓励生育，为优生则可以使优秀男女配对繁育。亚里士多德提出：中等数量和高质量的人口，适中的国土面积，构成一个理想的城邦。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财富的增长慢于人口的增长，考虑到维持财产平等的前提下，借助法律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把人口问题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这是后来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 的起源。

在古代不仅出现了朴素的人口思想，而且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原始人口统计也随之产生：

主要目的：收贡赋、派徭役、征兵丁等 殷商时期已有人口数统计； 周代户籍制度已经建立；

汉代，清查人口数目已有了较为定型的形式；

古巴比伦和埃及国王在公元前也都进行过全国的人口和财富的调查；

总之：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限制，既未形成系统的人口理论，也未形成科学的人口统计。

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口理论

16-18世纪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家：视人口为国力和财富的源泉。主要观点：认为人口多，工资低，竞争力就强，财富就会增长，国力也会强大。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达到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富强；

代表人物：意大利乔.鲍太罗法国柯尔佩尔等；

重农主义理论认为：人口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财富增加的结果。主要观点：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强调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进而增加人口；

代表人物：魁奈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把经济学和人口学统一起来：a.人口增长与专业分工之间相互促进式发展；b.乐观的人口思想；c.发展并非是无止境的。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的最大流派。它的著作《人口原理》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最早的代表作。由于他的理论具有系统、完整的特点，形成人口理论体系，因此又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其影响颇为深远。

（1）两条永恒法则：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

第二：两性间的 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2）两个级数理论：在两条永恒法则的基础上，马尔萨斯推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3）减少人口的两种途径：

积极抑制：指严酷的劳动生活条件、极度的贫困、儿童恶劣的抚养条件、普通疾病、传染病、战争、瘟疫、饥饿等因素通过缩短人的寿命，提高死亡率来抑制人口的增长。

预防性抑制：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人们道德上的禁欲，“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

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地唯一方法，”此即为道德抑制，人类理性地抑制人口增长；二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破坏，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即所谓的罪恶性抑制。

（4）人口波动规律的理论：马尔萨斯陷阱

三个著名的人口命题：（反映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在动态上呈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变化）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不证自明的公理）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从经验角度看，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已证实）

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有失偏颇）

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极限时，所有的预防性和积极性抑制自然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所能维持的水平以下；然后食物再度丰富起来，于是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经过一定时期，更多的人口又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与倒退运动被称为“人口波动理论”，是《人口原理》的核心。

近代社会学派、生物学派和数理学派人口理论

社会学派人口理论

所谓社会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

究人口现象、探讨各种社会因素和人口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人口理论。历史上的社会学派，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它的基本特点是抽象掉社会制度，忽视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或者把人口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或者把人口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研究。

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用经济学观点难以解释，而主张用社会学观点来加以说明。

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H．斯宾塞(1820-1903年)就是当时这类学者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的奠基人。

他的主要著作是1852年发表的《人口理论》、1867-1868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以及其后出版的《社会学原理》。

斯宾塞用社会学观点建立的人口理论是所谓社会人口有机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和动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服从于生物规律那样的自然规律，社会人口也具有机能上的自然分工。他把人口阶级结构看成一种以社会机能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现象，并从社会有机体中划分出三种器官：营养系统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和管理系统器官。

类似管理系统器官那一类人口是社会的大脑，从自然分工来说具有支配的机能；其他各类人口则分别按照自己天生的机能从事体力劳动和其他工作。

他把社会人口内部的分工等同于生物有机体内部器官的分工，而且断言个人作为人口有机体的细胞，个体发展的个性化过程同生殖力成反比关系。

根据这个观点，他认为越是上等社会的人，生育率必然越低，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智力发达，致力于个性发展和个体幸福，用于生育子女的精力必然越少。

19世纪末社会学派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A•杜蒙特(1849-1902年)。

他针对当时法国出生率下降、人口发展停滞的现象，他提出了所谓°社会毛细管学说。

他赞同斯宾塞关于个体发展同种族增殖成反比变化的观点，认为一国人口数量和个体发展成反比变化。

他声称，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由社会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所谓社会毛细管作用的产物。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欲望，正象油灯里的油基于毛细管作用会顺燃烧着的灯芯不断往上升一样，社会个体也会被向上发展的欲望所驱使，往更高的社会阶层上升。而且，上升的机会越多，上升的欲望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他甚至断言毛细管现象之对于社会秩序，就象重力之对于物理世界一样。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所谓生物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人口理论。

它的基本特点是只注重人口的生物属性，把人口现象单纯看作生物现象，运用生物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口。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奠基人是H•斯宾塞，他最先系统地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在他宣扬的生物进化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会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自我调节的观点。

他不同意对人口发展前途做悲观的预测，认为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社会文化一定日益发达，人类知识日益增进，发展个性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日益发展，人们必然日益注重个人幸福和享乐，而使生育率下降，人口过剩的压力趋于消失。

斯宾塞的错误在于把人类等同于一般生物，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竞争等同于生物的生存竞争，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然而，他强调社会文化和智力发达对生育的影响，为人口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与途径。

数理学派

所谓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应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来研究人口现象、探讨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并用数学语言加以表述的人口理论。它也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

数理学派人口理论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比利时人口学家、数学家L•凯特莱(1796—1874年)。

他在人口学方面代表作是1835年发表的《社会物理学概论》。他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妇女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和婴儿性别比等，特别是运用概率论大数观察法和大数定律，探索人口

出生、发展和死亡的规律，力图证明在人口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数量关系和规律性。

法国统计学家基亚尔(1799-1876年)也是数理学派人口论的重要代表人物。1855年他在所著《人类统计学或人口学比较纲要》一书里。第一次使用了人口学(demography)一词。

他用人口统计方法来分析人口现象，特别是从事生命统计的研究。

另一个法国统计学家K•勒瓦瑟尔(1828-1911年)曾对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说明。

他认为人口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借助于统计来研究人类生命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出生、死亡、结婚、迁移等，以揭示人口发展一般过程及其规律。

在20世纪韧，美国人口学家A•洛特卡(1880-1949年)对推进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也有重大作用。

他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人口再生产过程，提出了稳定人口理论。

马克思人口思想

人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消费者，一方面是生产者。

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

认为没有“普遍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口的变化

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过剩人口”以便降低工资。

两种再生产的观点：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通过人口自我调解，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强调人口的阶级属性，人口是具有社会性、阶级性的社会体，受社会制度的制约。

当代西方人口增长控制学说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西方人口控制学说的渊源

马尔萨斯人口论，历史上演变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二者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前者主张用晚婚、禁欲和不育等抑制手段，而后者明确主张采取避孕等节育措施来限制人口增长。

新马尔萨斯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F．普雷斯(F，P1ace．1771—185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新马尔萨斯主义发展而来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更加泛滥；

西方出版了许多宣扬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把战争威胁、民族运动兴起，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贫困等，都归因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多，特别是亚、非、拉美国家人口增长过多。它们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济世良药”，实质上仍然信奉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是现代西方人口增长控制学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主要特点是从人口增长对食物或者土地资源的

“压力”来论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W．福格特。他在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一书中，着重从人口和土地、人口增长对农业生态资源的破坏来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人口爆炸和自然资源枯竭论、生态环境恶化论

自20世纪70年代起，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的著述逐渐增多，形成人口增长控制论中的自然资源枯竭论和生态环境恶化论。这方面的代表作，首先可以提美国人类生态学家埃利奇夫妇(P．K．Ehrlich and A．H Ehrlich)1970年出版的《人口、资源、环境》一书。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极限论

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都很迅速的同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使许多西方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人口爆炸”、“资源枯竭”与“环境危机”问题上，甚至发出人类面临“世界末日”的悲鸣。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所谓“增长极限”，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人口增长控制论中又出现了所谓“增长极限论”。

它的兴起，同鼓吹世界面临资源、环境危机的罗马俱乐部的建立及其开创研究密切相关，其代表作是1972年D．麦多斯(D．L Meadows)等人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理论基础是地

球有限论。他们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设立了一个世界动态模型，把和人类社会发展最密切的因素组合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

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

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

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

毛泽东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

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

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

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马寅初《新人口论》

1957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1882年 出生于浙江绍兴 1906年 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建国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大、北大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主要观点：

中国存在着人口问题： 基数太大；

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太高；

人口质量低，不仅身体素质差，平均文化水平低；

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人均各项经济指标低，已经产生并将继 续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问题；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 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资料积累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粮食增产缓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教积极发展生产； 提高人口质量；

控制人口数量；并提出具体建议：

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目的是为了给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数据；

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关键是计划好人口出生率；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

提倡晚婚晚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为宜； 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 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

马寅初《新人口论》遭批判

1957年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马寅初即遭猛烈的批评。1957年7月－11月《光明日报》也成为批马的重要阵地。

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明的那种批评者投降。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原因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牵连；

这场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发生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笼罩着全国自上而下地几乎全体国民地狂热气氛的影响；

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广大地民众并不拥护马寅初地新人口论； 当时地广大人民包括知识分子、领导阶层对于中国近代人口地变迁了解不够，完全没有认识到中国实际上早在18世纪下半叶已经经历了全面性地人口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真正地得以缓解。

第三篇：经济思想史的读书笔记

经济思想史的读书笔记

一、重商主义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初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商业支配产业，流通支配生产，商业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产业资本，这些客观决定了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必然是一种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的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早期重商主义：约翰ּ海尔斯 威廉ּ斯塔福德 孟克列钦

晚期重商主义：托马斯ּ孟 柯尔贝尔

三、特征：

重商主义学说都是以流通过程为中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增加金银货币为目的。其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惟一形态，财富的直接来源除开采金银矿外是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四、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封建伦理的束缚，开始用新的方式来考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把经济现象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推动了经济学说的发展。其次，最直率地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于追求利润，最先看到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及货币是在运动中增殖货币的手段。以上这些，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威廉ּ配第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到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尤其是它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垄断对外贸易的主张和做法，已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和流通关系的变化，产业支配商业，生产支配流通。重商主义已经过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逐渐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并取而代之的。

二、代表人物：威廉ּ配第

三、特征：

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代表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论述了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不停留于观察经济的表面现象，而是力图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并首先应用抽象法。劳动价值论是其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地租论是其全部经济理论的核心。他最先克服了重商主义的影响。

四、影响：

他对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的分配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特点，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在经济上的对立，为古典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第一次论述了地租（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对立关系，对后来李嘉图的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的见解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配第虽然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几乎触及了政治经济学所有的重要问题，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得出了一些科学的结论，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由于路易十四时期，柯尔贝尔推行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又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法国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重新探索振兴法国经济的道路中产生了法国政治经济学。

二、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

三、特征：

他极力主张以发展农业生产来促进其他行业的生产，主张经济自由，反对重商主义，主张国家要保护农业。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生活的各种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

四、影响：

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斯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四、重农主义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重农主义学派继承和发展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借鉴了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一些见解和原理，创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农主义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魁奈 杜尔阁

三、特征：

（一）重农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秩序”观念，指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指出：“人为秩序”的确定应以“自然秩序”为准则。

（二）重农主义学说是具有封建外观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三）重农主义学说重视农业，反对重商主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四、影响：

（一）重农主义者的“自然秩序”思想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任务。

（二）魁奈的等价交换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交换是等价的，那么财富的源泉就不可能在流通领域，这不仅击中了重商主义的要害，而且使他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为他首次系统地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提供了可能。

（三）魁奈的纯产品理论为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奠定了基础。

（四）魁奈的资本理论中把资本和生产直接联系起来，抓住了生产资本，这样也就抓住了资本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态，从而为从生产领域探寻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开辟了道路。

（五）魁奈的《经济表》的科学成就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学说的创立有重要的批判继承意义。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他继承和发展了英国自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最先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 亚当·斯密

三、特征：

（一）他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增加社会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二）他最先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从经济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

（三）他的著作《国富论》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几乎包括了经济学科的各方面内容，已经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四）《国富论》具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和清晰的结构，并同时运用了抽象分析法和归纳综合法，既有对经济过程本质的一定分析又有对经济事物较充分的数量分析，既有对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又有对经济发展现实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较全面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问题。

四、影响：

（一）斯密的分工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分工问题，较为客观地说明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以及分工对工人的不利影响，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他认为货币只要能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货币用什么材料都是可以的，并进而讨论了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问题，开创性地探索了纸币的流通规律。其货币职能分析对货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斯密不仅把价值的真实基础归结为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而且把价值量归结为商品内部所凝结的劳动量。这就为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个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和取得的收入的形式把国民划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

（五）斯密认为利润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他从劳动决定价值出发，指出利润是工人创造出的价值的一部分，是雇主分享的由工人劳动对原材料加工所增加的价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是斯密关于问题的一大功绩。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英国产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也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资 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迅速壮大，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政权仍在地主阶级手中，这侵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政治方面，它表现在工业资产阶级要求通过议会改革，取得议会的多数，以便掌握政权。在经济方面，它表现为对谷物法的存废和货币改革的争议。

二、特点：

在方法论上，李嘉图力求克服斯密体系中的矛盾，始终一贯地使用抽象法，他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他较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结论.（一）肯定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更进一步为：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可以没有交换价值；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不会有交换价值。事实上他已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二）李嘉图以分配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但不是孤立地研究分配问题，而是从生产出发来研究分配的。他力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阐明如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三）他的货币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并把贵金属作为特殊商品来考察，认为它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

三、影响: 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和完成者，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准绳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以至对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都城产生重大的影响。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同时也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破产和贫困。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保存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力图反抗大资本家对小生产者的威胁，因而产生了以理想的小生产方式阻止或延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幻想。西斯蒙第就是19 世纪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

二、特点：

（一）西斯蒙第虽然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经济范畴和原理，可他即比前人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矛盾，并从中分析出涉及资本主义本貭的问题，得出了和古典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否认了他们所宣传的资本主义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分析研究的任务。

（二）西斯蒙第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科学的分析，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归咎于人们的思想和国家政策，以及错误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方针，并主观地寻求保证人类物质幸福的一般原则和政治措施，创立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或经济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在西斯蒙第看来，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就是使现代社会回到被他所理想化了的小生产方式中去。他把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理想化的人类幸福生活的新境地，呼吁国家采取措施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建立资本主义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式的合作关系。

三、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做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就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萨伊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国大革命虽然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吓怕了法国资产阶级，使得他们急剧地改变了斗争方向，走上了反对革命的道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庸俗化的进程。萨伊就是这一经济思潮的带头人。他以斯密学说解释人的面目出现，创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被作为教材在欧美大陆流行一时。萨伊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权威，亚当·斯密的“伟大继承者”。

二、特点：

（一）萨伊第一个把斯密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和系统化，最先创立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把政治经济学变为了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标榜为超阶级的、纯理论的学科，为整个庸俗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三）最先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了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并把三者说成是超历史、超阶级、彼此孤立的部分。萨伊提出来的“生产三要素”论、供求平衡的“销售论”、“三位一体”的分配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矛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可以无限繁荣发展的美好社会。

三、影响：

（一）萨伊的三分法大体上规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其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划分和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萨伊的三种价值理论阐述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价值学说的各个基本理论，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萨伊在销售论中认为生产创造需求；国家应该遵循经济的自身规律去指导经济生活，而不要乱加干涉；开展适当的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马尔萨斯继承了斯密的庸俗因素，与李嘉图理论相对立，创立了英国早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尔萨斯是以人口论闻名于世的。

二、特点：

（一）他的理论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被压迫阶级残酷无情。

（二）马尔萨斯只是把斯密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分离出来加以继承和发挥，并用来反对李嘉图学说及一切进步思想。

（三）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有利于贵族地主阶级时才是可能的，认为贵族地主阶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

三、影响：

（一）他认识到人口增长受到生活资料增长的制约，人口增长应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安定。

（二）他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人口过剩的事实以及由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而产生人口盲目增殖的趋势，认识到了人口过剩的危害性，论证了人口、就业、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

西尼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其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但其已不再打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旗号，而是转向公开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寻找新的理论来代替它或者肆意篡改其基本原理，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达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目的。

二、特点：

西尼尔依据萨伊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精密的抽象演绎的、研究一般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及分配的纯经济学。他主张把经济科学同研究与制度有关的以及研究财富和福利之间关系的经济艺术、经济政策区别开来，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所要处理的对象，不是福利而是财富。他还认为经济学家的作用应该是纯学术的，对各种涉及到经济问题的社会方案和政策不应发表意见。经西尼尔大力压缩的所谓纯经济学被概括为四条不变的基本命题。

三、影响：

四条基本命题以及赖以建立的纯经济学理论是西尼尔将萨伊、马尔萨斯以及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加以概括、调和和补充的产物。这种处于初级阶段的实证经济学所依据的理论及其使用的逻辑演绎方式是贫乏的。然而，继萨伊之后的西尼尔是公开主张以实证分析为经济学科学化标志的首创者。

巴师夏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与西尼尔的经济学说产生于同一时期

二、特点：

（一）他的服务价值论是为了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

（二）他的延缓论是用来反对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对立的理论的。总之，其理论实质在于美化资本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李嘉图学说，并不是探讨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

凯里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国内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制农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示出来，西欧不断发展和流行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到了美国，威胁着美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未经历古典阶段，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庸俗化道路，极力鼓吹阶级调和论。

二、特点：

（一）他主张实行国家关税保护主义，防止英国竞争，积极发展本国工业。

（二）他指责李嘉图总是要在各个阶层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挑起竞争。

（三）他的价值论是其阶级利益和谐论的理论基础，认为价值是人们对自然的支配尺度。

三、影响：

（一）他的理论包含着关于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尽快赶上英法等国的思想，如强调严格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阻止外国竞争，以保证本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迅速发展。

（二）它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繁荣民族经济的思想，对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其产生在英法两国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的时代。此时西欧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更加扩大。受欧洲革命的影响，促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为两派，一派是在巴师夏的旗帜下辩护庸俗政治经济学，另一派追随约翰•穆勒，企图调和那不可调和的东西。

二、特点：

（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大综合。

（二）具有显著的折衷主义特点和改良主义倾向。

（三）保持了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诚实性，而不象某些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有意为资本主义辩护。

（四）宣告了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三、影响：

（一）他提出分配规律是历史的可变的规律；把劳动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个因素，并把工业产品价值和农业产品价值的决定的法则区分开；坚持了资本不具有生产力，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观点；他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中的科学因素。

（二）它的著作标志着研究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将破产和一代经济理论的结束，从而走向研究消费、流通，并走上主观主义的道路。

德国历史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初，在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一些思想家呼吁国家的统一，并企图依靠国家政权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为此，他们把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鼓吹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从而为与古典学派相对立的历史学派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材料。

二、代表人物： 李斯特 威廉·罗雪尔 施穆勒

三、特点：

（一）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特征：

他的经济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就是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他极力要建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即“国家经济学”。他提出这种学说不是建立在空洞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

（二）旧历史学派的理论特征

旧历史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只能用综合的方法，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旧历史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的方法”。旧历史学派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方法沦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新历史学派的理论特征

其继续采用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法。但新历史学派对历史方法的看法及其运用比旧历史学派更加极端和彻底。他们否认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规律性。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运用历史方法，抽象演绎方法得不到任何结果，其极力主张采用“历史统计方法”。

四、影响：

（一）李斯特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论述了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关系、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关系，主张在当时的德国实行保护发展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措施；特别重视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发展自己国家的民族经济，这都是李斯特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二）旧历史学派提出了新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拓宽了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研究的视野和范围特别是对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新历史学派强调研究本国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综合的整体，不仅应研究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特点，而且应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等等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考察一国经济的发展及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他们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提出的 各种专题研究，推进了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进行理论抽象的某些基本依据。同时美国的制度学派就受了新历史学派的很大影响。

美国制度学派

一、来源：

其在某些方面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经济学方法上强调所谓制度研究，以求对资本主义现实做出新的解释。制度经济学主要吸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采取历史主义和制度分析的方法，描述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宣扬社会改良主义。

二、代表人物： 凡勃伦 康芒斯 米契尔

三、特点：

（一）把社会经济看成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强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二）根据19世纪末流行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本能作为一切行为包括经济活动的解释。

（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四、影响：

凡勃伦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评和责难，阐述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理论，为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边际效用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卡尔·门格尔在综合前人的主观价值和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决定于商品的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理论，从而奠定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

二、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 弗里德希·冯·维塞尔 欧根·冯·庞巴维克

三、特点：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所谓历史的方法，主张采用抽象演绎法。其抽象演绎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中把个人抽象出来。

（二）应从个人的心理动机出发，把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即消费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三）把消费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问题。

四、影响：

庞巴维克的价格论是奥地利学派中最彻底的主观的价格论和供求平衡论的混合体。实际上，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主观评价预先就已把原已假定的价格为前提和起点，因为交换双方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价值的倾向表现的价格。卖主对商品的评价（要价）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成本，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量。买主对商品的评价（出价）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分配结构中的地位和购买力，而购买力又是以市场价格为转移的。这个集奥地利学派价格之大成理论完全用价格取代价值从而彻底割断价格与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并且把经济理论的重点转移到对市场、市场价格、货币和利率、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上来，为此后的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划定了路标。

数理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他是边际效用论和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的规律。

二、代表人物： 杰文斯 瓦尔拉斯 帕累托

三、特点：

（一）把各种经济事物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数学分析代替理论分析。

（二）以交换作为应用数学方法的出发点，把生产、分配、消费都说成是交换的不同形态。

（三）抛弃一切以因果关系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完全以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

四、影响：

（一）数理学派在方法论原则的特点，并不就是在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在于主张用数学符号和方法来表述、研究和论证经济现象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认为数学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主要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它是借用函数概念表达经济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借用微积分的语言来刻画经济规律，借用联立议程组来构造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二）帕累托独创性贡献有： 第一，他用序数效用概念取代了效用可测量的假定 第二，他引进了无差异曲线分析的技术

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它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袭了凯里的阶级调和论，并以当时兴起于欧洲的边际主义作为论证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经济学，形成美国学派。

二、代表人物： 约翰·贝茨·克拉克

三、特点：

（一）克拉克体系的中心是分配论。他认为分配问题极端重要，它涉及“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是不是要让这个制度自由无阻地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下去”。而在进一步探讨如何研究财富分配问题时，认为这种研究不能离开生产和交换，并且明确指出分配和交换的全部问题都应当纳入有组织的财富生产过程里。克拉克断定社会生产中包括着分配和交换，并强调应从生产领域去证明支配分配和交换的规律。

（二）新的三分法：克拉克把经济学分成“普遍规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界分为以约翰·穆勒为代表三主张以生产费用决定价值和以杰文斯为代表的主张以最后效用决定价值的两个派别后，马歇尔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把争论双方的观点加以折衷，并收集了各种新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

二、特点：

（一）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边际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形成了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经济学体系。

（二）在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特征有三点：连续原理、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

三、影响：

（一）他的学说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更新。一方面他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成本的解释，参照了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分配学说，另一方面，他引入了边际分析，强调了需求分析的重要性。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二）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新思维，尤其是均衡价格理论，为经济学创立了一套分析工具，因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三）提出了有关不完全竞争问题。

（四）马歇尔的学说体系中，无论在供给理论还是在需求理论方面都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比较起来，需求理论更具特色。他关于需求规律、需求弹性的论述，关于消费者剩余的概念都是他的贡献。由于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在他工作的剑桥大学里，形成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的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庇古·罗伯逊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凯恩斯等，他们不仅师承马歇尔，而且各自都有重要影响，于是逐渐形成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剑桥学派，而且马歇尔则是这个学派创始人。

凯恩斯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这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凯尔斯经济学说产生的直接历史背景。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破产，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但是面对当时的现实，这一传统观念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者首先从行动上突破了自由放任主义，采取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祈求以此来摆脱经济危机。这一政策的实施要求在理论上加以配合，于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就产生了。

二、特点：

（一）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基本传统理论观念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纠正这种失调。

（二）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

（三）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特别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三、影响：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为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二）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出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主张，以保持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目标之一，扩大公共事业开支，提供救济和社会福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局部地改善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推广。当代各个西方经济学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凯恩斯经济学说有关。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至今已以各种形式渗入了各个经济学派的思想当在中。后凯恩斯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内部大体分为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流派和新剑桥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40-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得到普遍传播和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在这一时期里，美国取得了连续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有效和适用。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又开始重新逐步回到一些人的经济理论观念中，并渗透和进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由相互对立转向共存与相互融合。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就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出现了。

二、代表人物： 保罗•萨缪尔森 托宾 索洛

三、特点：

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理论上的最显著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古典综合派还表现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吸纳。新古典综合派这种经济理论的运行背景是所谓的“混合经济”。

新剑桥学派

一、理论来源：

（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新剑桥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他们特别强调论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

（二）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卡莱茨基在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大纲”一文中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的作用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三）斯拉法的理论。斯拉法于１９６０年发表了他将近３０年的研究成果《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本小册子中，斯拉法以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批判武器。新剑桥学派也因此而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来返回李嘉图的古典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个原因，新剑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二、代表人物：琼·罗宾逊 卡尔多 帕西内蒂

三、特点：

（一）新剑桥学派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的对立，坚持和发展前者而批判后者，坚决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把两者调和起来。

（二）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持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四、影响：

由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比较激进，因而它从来没有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接受和采纳，更没有被付诸实施。当然，即便如此，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属于改良的性质。战后西方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

福利经济学

一、产生：

福利经济学正式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出版。30年代后，许多经济学家运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序数效用论和“最优化理论”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二战后福利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代表人物： 庇古 帕累托

三、特点：

（一）福利经济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把价值判断，即是非善恶的标准引入经济学，来判断经济行为的好坏。

（二）把是非善恶的标准引入经济学中，就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科学—“规范经济学”，以区别对经济行为本身进行说明的实证经济学。

（三）从分析方法来看，福利经济学通常采用长期、静态和微观的分析方法。应用边际效用论、最优化原则以及消费者主权论，提出了“福利标准”和“社会福利最优状态”。

熊彼得的创新理论

一、理论来源：

熊彼得在学术上先后受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影响，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创新”的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趋势。

二、特征：

（一）在研究方法上，熊彼得强调生产技术革命和生产方法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力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二）在研究对象方面，熊彼得着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使动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化的先行者。

（三）他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结论。

三、影响：

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不仅对西方经济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的追随者还把他的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新的分支：“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一、理论的产生：

罗斯托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经济学说和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影响。德国历史学派是以提倡在经济学中应用历史的分析方法而著称，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时惯于采用“阶段论”的分析方法，这对于罗斯托从经济史的研究出发，探索经济过程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特征：

（一）他运用了“主导部门”分析法，提出了“主导部门”的作用。他认为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和重要经济部门的变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他采用了心理因素分析法，提出了所谓“布登勃洛克式动力”的作用。

（三）他把“主导部门”分析和“布登勃洛克式动力” 心理因素分析统一起来解释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

三、影响：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以及政策主张方面自成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经济学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保守主义思想实际上是19世纪上半期就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7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证明了战后他们奉行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据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便逐步扩大影响，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特点：

（一）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采用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

（二）肯定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

（三）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四）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反对垄断。

（五）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三、影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始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说，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自由经营论将在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下去。

货币主义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它属于新保守主义学派。战后实行凯恩斯膨胀经济政策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也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70年代初“滞胀”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窘境。货币主义公开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企图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二、代表人物：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三、特征：

（一）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即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

（二）强调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由在经济活动中主要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来实现，在政治活动中则主要依靠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

（三）强调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实体”，“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四）自由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才能实现。

（五）运用了预期量分析法和名义量分析法。

四、影响：

（一）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性，同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到了自由与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二）弗里德曼运用的预期量分析法和名义量分析法对研究市场经济下的货币作用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使用价值。

理性预期学派

一、产生：

它最初是货币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理性预期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最初是穆斯注意到了理性预期的问题。直到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才逐渐形成一派。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性预期方法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二、代表人物： 卢卡斯 华莱士 萨金特

三、特征：

（一）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假定和前提进一步发展，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二）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不同意把货币政策放在第一位和实施单一的货币政策。

（三）把“理性预期假说”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强调理性预期在经济行为者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四、影响：

理性预期学派要求减少国家不必要的、过多的干预，并不是完全不要国家干预。主张国家干预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或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付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供给学派

一、产生：

供给学派的创始人是孟德尔，他首先提出减少税收，增加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面对滞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者提不出新的解救方案，货币主义和其他保守主义学派也拿不住有效的措施，而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却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供给学派就逐步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新的流派。

二、代表人物： 孟德尔 拉菲尔

三、特征：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是通过对构成供给的一些要素的分析来解决现实中的供给问题，而是从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来解决供给问题。凯恩斯强调的是“需求刺激”，供给学派强调的是“减税刺激”。

四、影响：

由于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注重调节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供给学派的产生使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更加注重供给的调节。

伦敦学派

一、产生：

伦敦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之一。20世纪20-4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的大论战。哈耶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形成的。

二、代表人物： 埃德温·坎南 哈耶克

三、特征：

（一）纯理论性和纯学术性，不直接提出具体改革建议来影响一国经济，而是通过影响其他的经济学家来影响一国的经济。

（二）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一切社会科学学科。

（三）完全否定国家干预，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四）在方法论方面，他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之一，并从社会科学的广义上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

四、影响：

哈耶克的理论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各派以及整个西方经济思潮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哈耶克之于经济自由主义各学派，正如凯恩斯之于各种凯恩斯主义一样。

弗莱堡学派

一、产生：

弗莱堡学派即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经济理论恰好满足了二战后德国社会的需要，其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被德国政府付诸实践，创造了经济奇迹。

二、代表人物： 瓦尔特·欧根

三、特征：

（一）欧根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即“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

（二）欧根提出了第三种经济秩序，即“竞争秩序”。

公共选择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共选择学派是美国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

（一）传统经济学缺乏政府经济理论，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国家被看作是经济体系的外在因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应当把政治决策过程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因素。

（二）30年代以来的新福利经济学激起了公共选择理论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过程的关注。

（三）战后纠正市场失误的国家干预越来越多，促使公共选择理论通过非市场的集体决策过程来探讨国家干预失误的原因。

二、代表人物： 布坎南 图洛克

三、特征: 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选择为研究对象，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结合。

（一）公共选择是在政治过程中进行的，消费者按照政治程序间接决定公共物品的产量。

（二）公共选择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消费者要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三）公共选择的个人支付与单个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四）在公共选择中民主的竞选促使政府努力为投票人服务和选民服务。

四、影响：

（一）公共选择学派第一个将政策决策过程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因素。

（二）首次从政治过程的经济研究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

新制度经济学

一、来源：

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恩、缪尔达尔等人继承了前人的观点，特别是凡勃伦的制度因素分析和米音斯等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观点，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二元体系论、技术决定论、后工业社会论等理论，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但他们的理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理论，因此被称为左翼新制度经济学。6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等人从契约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的产生及其合理性，把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他们被称为右翼新制度经济学。

二、代表人物： 加尔布雷恩 缪尔达尔 威廉姆森 科斯 诺斯

三、特征：

左翼：

（一）反对主流经济学把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作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张从制度方面来研究社会。

（二）强调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反对局限于抽象的经济因素范围内的分析，反对传统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右翼：

（一）他们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看成是外在的。

（二）他们忽视了制度变革过程中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矛盾分析，这反映出其保守主义的特征。

四、影响：

左翼：

（一）其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许多揭露和批判，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

（二）其力图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使它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这些主张至今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右翼：

（一）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使微观经济理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市场价格形成问题的一个工具，而且成为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

（二）其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的脱离现实的假设前提，提高了微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性，从而提高了由此到处的经济政策的可操作性。

（三）其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理论

一、产生的条件：

50年代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一批制度经济学家起来批判凯恩斯主义，并提出了改良资本主义的新理论，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尔布雷思。

二、特征：

（一）强调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反对抽象的“纯经济”分析。

（二）继承了制度学派的规范分析方法，提出把经济价值和经济以外的其它价值总和起来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即“生活质量”。

产权理论

一、理论来源：

产权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根本缺陷的批判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代表人物： 科斯 德姆塞茨 张五常

三、特点：

产权理论是研究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确定产权结构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

四、影响：

（一）科斯首先把产权和交易成本引入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中，并指出了产权、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他的理论启发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

（二）德姆塞茨等人的研究为产权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企业理论

一、理论来源：

企业理论是产权理论在企业制度研究中的应用。

二、代表人物： 科斯 阿尔钦 德姆塞茨 威廉姆森 张五常

三、特点：

（一）其指出外部性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交易成本

（二）当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时，劳动市场的外部性会代替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外部性，从而企业外部性内在化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四、影响：

科斯首先用产权理论对企业制度进行了分析，开创了分析企业制度的新方法。

制度、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理论

一、产生：

诺斯通过对经济增长现象的思考和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意识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史学理论，并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

二、代表人物： 诺斯 戴维斯

三、特点：

（一）他运用产权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使交易成本的概念具有了分析一切经济组织的一般意义。

（二）他对经济学家总是用投资和技术创新等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诺斯提出了国家、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影响：

诺斯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第四篇：《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读书笔记

P1-48第一、二章。灵性成长陷入瓶颈，难以突破。瑞尼麦克林牧师说，感觉不满的时候，就是内心预备好更上一层楼了。祷告求神带领。奇妙的是，冬云弟兄两次推荐《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灵光一闪意识到这是神的回应时，我很“不情愿”地决定顺服——700多页的大部头啊。说起来，读书对我并非难事，只是近来视力锐减，且冬云弟兄布置了“硬任务”必须写读书笔记，无疑把我打回小学生时代了。阅读难度有两点，一是人名太多，记不住。二是涉及到的神学问题相当复杂，脑缺氧。为了怕读下文忘上文，我决定每两章写一篇笔记。呈上，请冬云尊师批阅。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部分被神拣选的人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自安提阿起，基督徒诞生。基督信仰框架的确立，教会的发展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趁着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归回天家，群龙无首，真理根基尚未夯实之际，撒旦搅起各种异端，到今日有过之无不及。2000年来风起云涌，耶和华坐着为王。基督信仰形成基本教义之前，新约书卷还没甄别，正典尚未一锤定音，造物主与万物的关系，善恶的来源，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恩典与律法，教会权柄，圣灵的工作等都有待界定、厘清。神籍着异端的偏差，使正统得以出台，并不断归正。1-2世纪最先跳出三个异端。诺斯替的理论比较复杂，难以一言蔽之。否定神子道成肉身，不承认犯罪堕落，将罪魁祸首转嫁给肉体，将救恩改为超然智慧，认为人就是神。新纪元运动很象诺斯替的翻版。任何贬抑物质肉体或高抬人的神性的理论都是诺斯替的阴魂不散。孟他努拒绝使徒权威，自称先知，另立新启示，抬高到圣经或超圣经地位。高举圣灵，有预言、方言等灵恩特点，主张禁欲苦修。早期教父过犹不及，应对草率，称神迹奇事不复存在。因孟他努的影响，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逐渐销声匿迹。今天的灵恩也怕被贴标签被异端。灵恩运动不应该与孟他努划等号吧？ 塞尔修斯质疑耶稣基督的神性和道成肉身的地位，其近代化身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一脉相承。相比之下，塞尔修斯和孟他努对教会的破坏和冲击不及诺斯替棘手。在挑战和危机中，神籍着早期教父发起反击。然而圣灵的启示也是渐进的，初代教会对真理的领会显得粗糙稚嫩，遗留许多隐患。罗马主教克莱门特强调权柄（教皇论的始作俑者吧），有律法主义倾向。《十二使徒遗训》作者不可考。内容前后矛盾。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神学上有贡献，道成肉身基督论，比较严谨，也有遗留问题，高举主教权。原来圣餐的救恩功用是从伊格纳修开始的！波利卡普资料不详。殉道倾向从那时兴起。《巴拿巴书》托巴拿巴之名，并非本人所著。《黑马牧人书》地位重要，差点被纳入正典。认为耶稣是圣灵在肉身显现（因此错谬被踢出正典），受洗后只有一次机会犯罪再受赦免，使人把受洗延迟到临死前。综上，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吧。感谢主籍着仇敌的攻击，使真理的堡垒崛起。

第五篇：中国法律思想史读书笔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最令法学界兴奋和充满激情的，莫过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从开始的法治合法性认证，到现在的法治进程与方案的初评研究，法学界对建设法治国家和建构法治秩序表现出了特有的浓重情怀，诸如中国法治的道路和模式选择、对法治本土资源（包括民间法）的关注、司法改革的探求等等，这些洞见无疑对当下中国法治里程起到了重大的理论推动作用。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民主与法治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尤其在立法、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它代表着中国摆脱”边缘化“而进行世界性平等对话、实现强国富民蓝图的已久欺盼和渴望。然而，冷静地观察、体验和分析难免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法治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答案似乎并不十分乐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治的“表层化”现象。

法治是在既定规则之下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它是体现自由平等和正义精神的秩序化、总体性的社会生活状态。而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表层化”现象。由于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往往把“依法治国”简单地等同于法治，就难免出现了“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的不良倾向。大量迅速的立法不仅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而难以实施的状况“即只是”纸面上的法律“而非”生活中的法律“），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权力扩张法律化“现象（包括部门、地方争分权力、扩张权力的一些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警察和检察官都穿上了新制服，法官也法袍加身，但他们的职业思维、工作程式、法律操作技术等等即便不是依然故我，也是无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上升为治国设计图，但是在一些领导者、执法司法者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把具有官本位倾向的“依法治理”等同于以自由、平等权利保障为轴心的法治，缺少权力在法律之下的观念，而社会公众也缺少限制权力和维护权利的信念等等。于是，在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等等的“依法治理”热潮中，出现了“治上不治下、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的“三治三不治”现象。就是说，民主和法治的呼声不断充斥于耳，而民主和法治的现实却未能映入眼帘，更难以有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很多情况下是“新瓶装旧酒”，真正的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导致这种法治“表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偏重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而忽略了法治的运行机制及其得以生成，运行和发展变化的社会根基。许多转型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也表明，仅是简单地移植和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体系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由此看来，探寻和构筑法治的社会根基就

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

众所周知：中国一个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从封建社会结束到现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封建思想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可见，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法治根基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人们法律意识发生偏离，这主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是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个分枝,并深深植于我国经济基础的土壤里,受到政治、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中孕育的封建文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主张道德治国,隆礼抑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统治者要寻找一种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相适应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模式和结构,这就是礼,是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是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秦汉以后,儒家学说大力宣扬三纲五常,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君权、族权、夫权父权融为一体。家庭和人类关系的伦理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导致个人丧失独立的人格,以家族意志代替个人意志个人完全成为了附属物。可以说,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教义,成为传统封建文化的核心学说。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崇公非私,“存天理,灭人欲”,片面追求道德价值,竭力否定和贬低个人利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千古古训舍利求义,大公无私成为国人的行为准则。传统文化将“义”和“利”严重

对立起来,反对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认为利乃罪恶之源。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严重窒息了个人的权利观念,义务本位大行其道。第三,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多重立体的封建思想压迫下,国人顺从统治,逃遁现实,进而追求内心的完美和自身的完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是：“礼法结合”，并且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是积极的规矩，“礼以劝善”；刑是消极的制裁，“刑以惩恶”。即所谓“出礼入刑”。礼是维护以尊卑、贵贱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的社会伦理体系，其精神原则是“亲亲父为首”与“尊尊君为首”。礼治精神深入人心，对家尽“孝”，对国尽“忠”，成了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要求。可见，礼所强调的是特权、顺从、义务，而不是平等、自由、权利等现代法治观念。古代的“法”主要指刑，其主要作用在于镇压百姓，而不是维护权利。一般百姓会谈“法”色

变，对法充满了恐惧感，认为诉讼是“丢人”、“不光彩”的事情。惟恐避之不及，更勿论对法律的信仰。“无讼、息讼”是其目标，“和睦”、“和谐”是其向往的境界！久而久之，百姓逐渐对法律失去了认同感、依归感。他们无正义的观念，只有服从的义务。

正是以上情况的存在，使中国具有浓重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国家主义兴盛而社会权利明显阙如。在国家利益（皇权利益）至上的同质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多元利益、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的分享、分割与制衡，人们的权力思维和伦理思维优于权利思维和法律思维，乡土礼俗的生活方式浓重而法理社会的生活方式式微，造成了“人治”的文化传统、思维历史惯性。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最大障碍和法治“表层化”的深层原因。

但是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就不能只注重于制度建构、观念启蒙或本土资源挖掘，而更重要的则是应构筑法治的深层本土社会根基。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和加速社会结构转型，尤其要加速市民社会走出国家综合状态的分离、解放进程，培育进多元利益、多元群体、多元价值追求并存互竞的异质社会的形成，培育和促进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权利、经济组织权利、民间组织权利、新闻媒介权利、民主党派权利、基层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利等等）的生长、壮大并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解、分割和制衡，借此形成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社会条件与基础。在此之上，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关注中国的法治本土化因素，培养领导者、执法司法人员和全民的法律意识和信仰，从而使法治早日在中国大地生根和发展。尤

其是要把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信仰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用现代的教育、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来消除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使人民对法律能有一种归属感，让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