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意见表达权与人权（五篇材料）

第一篇：生存权、意见表达权与人权

范忠信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自由或权利，我们可以简称为意见表达权（当然，结社权也许不仅仅是意见表达权）。我国宪法很重视这六项权利，不仅如此，依据宪法的规定，我国还制定了许多相关法律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能够有“意见”。承认人有“意见”，是承认人为人的关键。在人类社会秩序里，在所有的动物中，我们只承认人有“意见”，而不承认动物有意见。所以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尽管日日呼吁我们要保护动物，但也只是要求我们让它们吃好喝好别伤害它们而已，从没要求我们尊重它们的“意见”。既然承认人有“意见”是正常的，我们就得承认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这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承认人有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就是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成能发声但无意见的动物。因此可以说，是否真正承认和保护人权，应看看你是否承认人皆有意见及是否保护人的意见表达权。

毫无疑问，生存权是我们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的权利还谈何其他的权利，谈何人权。生存权是人的其他任何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生存权和以往任何社会的生存权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或者某阶层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进行考察，可以说人权观念似乎不是从生存权开始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曾长期把我们同类中的某些人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如古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皆是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让奴隶、农奴好好地干活，一般也重视他们的生存，但谁也不敢说他们因此就享有了人权。因为“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只有当国家施行法律开始承认尊重意见及意见表达权时，才开始有了“人权”的观念或概念。甚至在承认“士可杀不可辱”原则的情形下，在承认“不自由勿宁死”原则的情形下，让人体面地丧失生存权，仍可以说没有否定他的人权。比如今天各国纷纷采取的极为人道而无损尊严名誉的方

式执行死刑，又如当今许多国家也有共识的“安乐死”，再如让死囚体面地留下遗言使其合法的遗愿得以实现等等。

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一个也许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早在1920年，留学法国七年之久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张竞生，向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限制人口，实行避孕节育，提高人口素质，并首先从广东实行。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确凿地证明了这份报告价值连城的分量，遗憾的是陈将其扔进了垃圾堆，并骂他是“神经病”。如果这份报告即使当时由于战乱不能被采纳但后来能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那么中国目前花大力气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也许就不是问题了。这个例子说明重视人们的意见及意见表达权，对于生存权具有多么重要的促进作用。

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是人权的需要。我们可以说，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为人类表达权方面的进步。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到后来的妇女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到现代的反对种族歧视等等人权运动，哪一个不是以众多的处弱势地位者争取更大的意见表达权为内容的？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对于政府而言，生存权不仅是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而为之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最为关注的事情，因为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其人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继续关注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加致力于经济的、社会的、表达的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结束了一小撮统治者独占意见表达权的局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为保障人民的意见表达权创造了前提。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规范，疏通和保障人民群众实现表达权的渠道，创造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团结一致又心情舒畅”的社会局面。

因此，通过进一步保护和促进意见表达权，我们将能够大大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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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权、国家与文明》读后感

《人权、国家与文明》读后感

本学期的开设了《宪法学》的专业课，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属于法学的分支学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所以学习宪法学对我们普通公民来说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在学习宪法学课程的同时阅读了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大沼保昭所著的《人权、国家与文明》。此书全称是《人权、国家与文明：从普遍主义的人权到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书的内容包括动摇国际秩序的三个相克和文明相容方法的必要性、国际社会中的自然权思想、人权能超过主权吗，不干涉内政原则与“普遍性价值”之间的相克等。虽然我学识粗浅，但无疑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同时我也渐渐领悟法学强调秩序与和谐、自由与权利、公平与正义。法学理念的创新，精神的卓越，能使民主更趋进步，亦促使社会更尊人权，从而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人民更为幸福。

人权,这一美妙的字眼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西方大国利用人权来为其霸权政治作正当性辩解,发展中国家,为应对西方大国的人权攻势,从实用主义出发提出了“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来与“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对抗。西文大国极力主张人权的普遍性,而发展中国家却强调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人权的特殊性。在当今世界上,“人权的神圣名义,无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一个事物”。“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这本书针对欧美中心的人权主义，提出文明协商和文明相容的人权观，并强调应该取代唯一正确的那种普遍主义人权概念，开放拓展人权讨论的话语空间；作者同时敦促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有力地介入“文明相容的人权观”，打破欧美的中心指导作用。

人权这一概念，从洛克等人提出自然权利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几番波折，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人权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同的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在谈论着人权，但是他们口中的人权或者人权的标准和价值则是千人千面，人们总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从自身出发去谈论人权。这种形式下人权的发展不是和谐的，而是对抗的；不是良性的，而是急功近利的。这种表面上的欣欣向荣背后，隐藏着的是人权的堕落。人权在其思想萌发以及发展的初期，并不具有普遍性，欧美国家目前所强调的人权固有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托词罢了。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人权的普遍性的价值。大沼保昭教授对人权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某种观念只要具有作为理念的普遍化可能性，那么，即使它曾经是一种拥护受限定主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也依然具有超越这些主体的个别利益而发展成普遍性理念的历史性活力”。人权的普遍性，包括主体的普遍性和概念本身的普遍化，在现代社会是得到承认的，而普遍的人权标准也是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的，那么，所谓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就不应该成为东西方之间或者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权对抗的冲突点。真正造成不同国家之间就人权问题形成对抗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目前欧美中心主义的所谓的普遍人权标准，其实并不具有正统性。

大沼保昭所提出的“文明相容的人权观”，就是对于达到一种真正具有正统性的普遍人权标准的途径的探索。文明相容的过程，也可以逐步消除人权自身的对抗性特征。人权的理论源头“自然权利”和“人的权利”诞生于个体与教会、王权等共同体的斗争之中，因此人权也不免带有一种对抗的意味。文明相容的途径能够有效的是现在一国主权之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就人权事务的和谐共存。毕竟，不干涉原则在国际社会中是主流，而联合国对于大规模侵害人权事件进行干涉只是例外，因此，人权的保障和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国家的推动。个人与国家的和谐关系，能够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人权的概念，从而保证人权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另外，在文明相容的过程中，吸收不同文明的特点，将为人权的理论增加新的内涵，比如和谐权的提出就是儒教文明与人权相容的成果。文明相容与和谐人权是一种手段和目标的关系，通过一种文明相容的过程，最终达到人权标准形成过程的和谐，人权发展的和谐和人权历史的和谐，这种和谐人权才是真正的普遍人权，能够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

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人类对于一种美好世界的追求，从未停止。从洛克的“自然权利”到《世界人权宣言》再到以7个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为基准的国际人权保护体系，人权的普遍化为各个不同的文明提供了一条共同的达到理想世界的道路。人权对于个人，是到达一种由尊严的生活的手段，而对于国家，人权就应该是目的本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论是“正义”还是“仁”，各种文明对于善的诉求都应该被吸收进人权的框架之内。这种文明相容的视角，为人权的发展和人权标准的制定实施带来了一种新的途径的同时，也为人权本身的评价带来了一种新的标准，那就是和谐。文明相容的目标，就在于达成一种和谐的人权。以和谐包容多样的文明，以和谐化解人权本身的对抗，以和谐消除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的疑虑，这样的人权和人权标准，才能真正的维持我们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实现对于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能够来临的梦想；不辜负使子孙后代免予那些对人权无视和侮蔑的野蛮暴行的寄托，相信在一种和谐人权标准的评价和努力之下，人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终能实现。

第三篇：“七权七责”实施意见

关于推行党员“七权七责”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实施意见

为切实解决党员党性观念淡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进一步激发民政系统党员队伍生机活力，扎实推进党建工作的晋档升级，按照省委组织部《关于推行党员“七权七责”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文件要求，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在本系统党员中以明确“七权七责”，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教育管理机制，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激发党员队伍生机和活力，以明权确责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使党员的基本权利全面落实，党员的主体和责任意识更加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得到加强，党员队伍在民政事业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二、主要任务

所有具有活动能力的党员都要纳入党员“七权七责”范围，结合各自职责任务和岗位实际行使权力、履行责任。具体目标任务是：

1、明确“七权七责”。“七项权利”，即方针政策知情权、党

内活动参与权、评先选优提名权、积极分子推荐权、意见建议表达权、村级大事审议权、党务村务监督权；“七项责任”，即政策法规宣传责任、组织决定执行责任、村民致富帮带责任、社情民意反馈责任、矛盾纠纷化解责任、遵纪守法自律责任、党内团结维护责任。

2、细化党员权利和责任。要针对本处室和本单位工作实际，对党员“七权七责”提出既符合党章要求，又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不同群体特征、符合行业实际的具体标准和内容，使每名从事不同岗位工作的党员都有标准对照、有目标追求。

3、扎实开展党员教育培训。要深入实施党员“双育工程”，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整合培训资源，大规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党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本领。要加强党员权利和责任的教育，引导党员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4、切实抓好党员日常管理。要以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为重点，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切实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要创新流动党员管理管理方式，以流动党员为重点，加强与流动党员的沟通联系，认真抓好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

5、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发展党员，严把党员入口关，严格执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认真履行入党手续，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确保发展党员质量。

6、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要通过走访慰问、结对帮扶、设立党内帮扶资金等措施，关心帮助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要大力宣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推进措施

实施党员“七权七责”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有效措施，是当前需要着力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处室、各直属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工作方法，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1、注重搞好结合。要把党员“七权七责”与正在做的工作和中心任务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在重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在带领群众推动科学发展中建功立业。要把党员“七权七责”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相结合，认真落实“全面对标、认真承诺、亮牌示范、夺旗争星”四项机制，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年“十件实事”，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创先进、争优秀。要把党员“七权七责”与实施党员“双育工程”相结合，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整合培训资源，大规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2、加强分类指导。根据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实际，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找准工作的着力点。机关要结合“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围绕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来发挥党员作用；各单位要围绕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本单位事业发展来发挥党员作用等。

3、建立健全制度。建立“双诺双评”制度，年初党员围绕落实“七权七责”，分别向党组织和群众作出承诺，年底要对党员落实情况进行党内评议和群众测评。全面推行入党积极分子推荐制和发展党员公示制、票决制，健全落实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按照积极、稳妥、慎重的原则，认真开展处置不合格党员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不合格党员处置制度。

4、注重督促检查。要采取明察暗访、巡回督导、定点解剖等方式开展督促检查，及时掌握党员“七权七责”工作中的动态情况和存在问题，研究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注意发挥行业系统党委在推广工作中的作用，坚持“系统抓、抓系统”，把党委领导和系统指导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工作合力。

5、强化舆论宣传。要注重培树开展党员“七权七责”的先进典型，采取经验交流、现场观摩、巡回宣讲等方式，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要注意总结实施党员“七权七责”的特色做法、典型经验和显著成效，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采取知识竞赛、文艺表演等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抓好推广、扩大效应，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各级党组织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党员“七权七责”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各单位党组织9月底前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明确目标任务，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具体组织实施。明年，要重点在规范提升上下功夫，并形成长效机制。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第四篇：哈维尔关于主权与人权的演讲

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哈维尔

发信站: 小百合BBS(Sun Oct 30 23:33:26 2005)

1999年4月29日 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参议员、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 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顶峰与人类的最高价值----事实上这是可 以为其杀人或值得为它而死的唯一价值----的民族国家，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 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 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似乎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人 比某一国家更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 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 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 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 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 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 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 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 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 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 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 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 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 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 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 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 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 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 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 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 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 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 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 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 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 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 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 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 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 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 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 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 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 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 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 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 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 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 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 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 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 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 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 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 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 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 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 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 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 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 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 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 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 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 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 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 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 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 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 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限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 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 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 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 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 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 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 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 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 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 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 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 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 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 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 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 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 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 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 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 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 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 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 产物。

第五篇：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李步云: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本文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含义、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对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应强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国际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接受；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曾存在过忽视个人人权的偏向，但现已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什么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集体人权”是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这两类人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对此都存在意见分歧。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笔者的看法。

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含义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依照人权主体的不同而对人权所作的一种分类。个人人权是基于个人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个人。集体人权是相对于个人人权而言的某一类人所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某一类特殊社会群体，或某一民族与某一国家。个人人权是传统意义与传统观念上的人权。即使是现时代，个人人权仍然是人权的主要形式。从历史发展看，个人人权的内容是在不断扩展与丰富的。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今天的条件下，个人人权的内容已包含如下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人身人格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思想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通讯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私生活秘密权等等；二是政治权利与自由，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体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示威自由权、信息权、知情权、监督权等等；三是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如财产权、就业权、享受劳保福利权、同工同酬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家庭权、参加工会权、享受社会福利权等等。集体人权包括国内集体人权与国际集体人权两类。国内集体人权，又称特殊群体权利。这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外国侨民与难民的权利等等。国际集体人权，又称民族人权，按照现今国际社会通常的理解与承认，它主要是指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此外还有和平与安全权、环境权、自由处置自然财富和资源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等。在中国，有的学者主张“把人权主体主要限定于个人”，“并把人权界定为个人权利”，反对把集体人权概念引进国内法领域。①Ａ也有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与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不是集体人权而是属于个人人权的范畴。国际上，也有不少学者只承认国际上有集体人权，即民族人权，而否认国内某些特殊群体权利是集体人权。②Ａ笔者之认为一国之内某些特殊群体的权利是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这类人权同个人人权相比，在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个人人权的主体是任何一个个人，而国内特殊群体权利的享有者是某一部分人群（如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等等）；在内容上，后者不仅享有个人所应享有的个人权利，而且享有自己作为特殊群体的一员所应享有的特殊权利。二是特殊群体通常会通过法律手段从国家得到整体上的特殊权利保障，如我国对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以各种特殊权利，属于这些特殊群体的个人，也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这类群体特殊权利保障得到益处。三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一些民间组织或半官方组织，如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残疾人组织，可以在法律上代表该群体向国家提出一定的权利要求，或在政治上施加这方面的影响；某些特殊群体组织甚至可以为寻求权利救济而能够代表该特殊群体诉诸法律。从长远看，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日益加强。因此。笔者认为，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纳入集体人权的范畴，在理论上是可取的，在实践上有利于加强对一类人权的保障。在国际上，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这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从而开始了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的历史性进程。本世纪６０和７０年代，许多被压迫民族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曾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作了不懈努力，独立后又因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困境，产生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这对国际人权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分别以各种不同形式，通过国际组织的宣言或决议及一些国际公约被确立下来，并对传统的人权概念（即个人人权）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集体人权现在已被国际上许多人士称之为“新一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这类国际集体人权不同于个人人权的的主要特点是：１．这类人权的主体主要是民族、社会、国家、国家集团等集体。其中国家是基本的人权主体，因为现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这同个人人权的主体为个人是有区别的。２．国际集体人权的权利诉求对象主要是整个国际社会，它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与国际合作来保障这类人权的实现。而个人人权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不作为或作为，来保障每个人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实现。３．国际集体人权还是正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人权。一方面，它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的一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宣言与决议所认可，还缺少具有约束力的公约来保障，或批准加入的国家还不够普遍；另一方面，权利救济措施与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完备。总之，这一代新的人权打破了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只有个人才能享有人权的传统概念，是人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主要是指集体人权从某一角度上看，同时也可以是个人人权。无论是国内集体人权、还是国际集体人权都是如此。如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１９９２）对妇女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作了全面的规定，对法律责任也有详细的条款。其中第４８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检查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如果诉讼当事人的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他（他或她）就有权得到救济。由此可见，一国内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个人人权。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否认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所具有的集体人权的性质。国际集体人权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个人人权，这可以从国际人权文书对发展权所作的明确表述看出。例如，１９７９年１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５（XXXV）号决议，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指出：“发展机会均等，既是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内个人的权利。”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６年１２月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也指出：“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利”即集体人权，其基本含义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享有同其他国家“发展机会均等”的权利，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及所有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应在国际一级采取政策的、立法的、行政的及其他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个人人权，其基本含义是，“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因为“人是发展的主体”，在一国内应保障人人“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

长期以来，国际上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有的政府只承认个人人权是人权，不承认国际集体人权也是一种人权。他们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际上的集体人权，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些人或一些国家的一种利益上的要求、愿望、主张；它抽象而不具体，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无法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法律的救济。从这样的理由出发，否认集体人权是人权的学者也往往否认一国内人们应当享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也是人权。然而，这种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权利有两种，一是所谓“消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与社会“不作为”，以保障人的人身人格权利及政治权利与自由诸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选举与被举权等不被剥夺或受侵害。二是所谓“积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和社会的“作为”，以使人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福利权等得以实现。理论上、概念上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发展变化，是同实践上“三代人权”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第一代人权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主要在欧美１８世纪人权运动中产生。其内容主要是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通讯、宗教等自由以及免受非法逮捕、公正审判等权利，性质主要是属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范畴。它的诞生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标志。第二代人权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影响，主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它在宪法上的反映，在东方是以前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在西方是以德国“魏玛宪法”为标志。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国际集体人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等等。

第二，现今的国际集体人权就其性质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以经济内容为主，如发展权、环境权；另一类是以政治内容为主，如民族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的内容是全面的，正如《发展权宣言》的导言中所讲，“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但在上述诸多因素中，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的性质。这从现今发展权的具体权利诉求中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发展权的实现，在现阶段主要是依靠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协调步骤与开展国际合作，首先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提供与创造各种条件。环境权的情况也是这样。１９７２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实现环境权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实现环境权的方式，主要也是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大规模污染大气和海洋，要为强行法所制止，但这只是局部情况）。

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与特点则和发展权、环境权有所不同。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措施，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方式，主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的第１条都规定，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在所有国际集体人权中，只有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作了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有关国际法文献，早期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被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与推动下，大批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纷纷起来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到现在为止，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已有１００多个，尚未获得独立的民族已经极少。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自决权的中心思想与侧重点，已经是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下述有关条款：“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所谓“自决”，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作为习惯国际法确立下来，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阻碍与镇压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或阻碍与破坏独立国家实现自决权，要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这已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实践。

和平权也如此。《联合国宪章》序言强调指出：“欲免后世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并为达到此目的力行容恕，彼如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１９７８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国际上第一次将和平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该宣言“重申个人、国家和全人类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宣言还规定：“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不分种族、良心、语言或性别，均享有过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尊重此项权利，正如尊重其他人权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和一切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在一切领域获得进展的必要条件。”１９８１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也明确地将和平作为一项人权加以肯定。该宪章规定：“一切民族均有权享受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１９８４年联合国大会又专门通过了《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该宣言再一次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保障人类享有和平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项集体人权并受习惯国际法的保护。任何破坏这一原则和侵害这一人权的行为，诸如侵略与非法占领他国领土、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都要受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联合国对伊拉克武装侵略科威特的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上述分析表明，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和特点同发展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实现方式，需要、也能够通过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来达到。由此可以证明，笼统地讲国际集体人权难以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实现，因而它们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三，即使是发展权、环境权这一类国际集体人权，它们的权利诉求和实现途径，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以发展权为例，要加速实现发展权，一方面，自然需要各主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这一点应更为突出）。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强调：“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以“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事情很清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国际组织对此也负有重要义务。它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诸如稳定与提高初级产品价格、改进技术转让条件、在不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下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抛弃贸易保护主义、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改善和扩大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等等。这些具体权利诉求已为过去的一些国际文件如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①Ｂ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所载明与认可，同时也为最近的一些重要国际人权文书所进一步肯定。例如，１９９３年６月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的序言第５段不仅全面阐明与确认了发展权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内容，而且在序言的第６段中对发展权的某些重要的具体权利诉求作了规定，如重申要“尽一切努力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保障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行与实现的机制已经建立，并将在今后继续加强与完善。破坏与侵害民族自决权、和平权的行为，固然要受到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以及人权委员会等机构的审议、谴责及制裁；对发展权这一类国际人权的保障，其机制也正在进一步完善中。例如，《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在其第三部分中强调：“世界会议欢迎人权委员会设立关于发展权的专题工作组，并促请该工作组与联合国其他部门和机构协商与合作，为消除执行和实现《发展权利宣言》的障碍立即拟订全面和有效的措施，并提出各国实现发展权的方式方法，以便联合国大会能早日审议。”新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任务是：“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当然，全面保护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现，是其根本任务。

从上述分析可清楚看出，国际集体人权并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不是“权利”而只是一种“要求”、“条件”、“机会”，只有个人人权才是人权。实际情况是，现在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与接受。《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对发展权作了充分肯定，而过去某些不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国家，也投票赞成这一宣言，就是证明。

三、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普遍存在有意见分歧的问题。笔者一贯主张要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各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两类人权予以同样的重视与保护，不宜讲它们之中哪种权利更重要，也不宜强调它们之中哪种权利层次与地位更高。①Ｃ

一般说来，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是：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为什么说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呢？这是因为，首先，任何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集体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中所获得的权益，其出发点即最初目的，都是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其落脚点即最终的实际受益者也都是个人。不承认这一点，集体人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而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和存在价值。其次，我们虽不能说，个人人权同时也是集体人权，但可以说，集体人权从一定意义上看，或从一定角度上看，同时也是个人人权。本文在前面曾引用一些国际人权文书证明，像发展权这样的国际集体人权，同时也是个人人权。一国内某些社会群体权利如少数民族权利、妇女权利，在其遭受侵害时个人可以提起诉讼以得到救济。第三，任何集体人权的争取与获得主要依靠组成这一集体的个人作出积极努力和共同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改造世界、建设国家与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方有可能。

为什么说，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呢？这是因为，首先由社会自身的性质与组织结构所决定，集体人权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一国内，它要求国家与整个社会为保障某一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创造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和提供各种特殊保护，以使该群体的所有个人受益。在国际上，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和进行国际合作，提供各种社会条件与法律保障，通过保护国际集体人权而使千千万万的个人得到好处。其次，集体人权也是促进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本条件。以民族自决权为例，如果一个国家是处于外国侵略、占领和奴役之下，国家的独立与主权遭受践踏，这一国家的人民的个人人权与基本自由就根本得不到保障。发展权也是这样。如果不改变旧的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就不可能充分实现。第三，把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如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集体人权的主体，也有助于运用其地位与作用，以更好地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例如，６０年代汹涌澎湃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为争取与实现发展权而努力奋斗的现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对国际人权的实现与保障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国内的学者中，有一种观点强调，集体人权应当高于个人人权。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人权始终强调民族、社会、国家等等集体人权高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固然重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强调个人权利必然导致个人主义，损害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它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②Ｂ。因为，个人的存在不仅是集体、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个人的活动与发展也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己的理想社会时，曾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即《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第二，从概念上看，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所讲的“人权”，其“权利”当然包含着利益的要求、分配与享有这一基本的要素。但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这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在个人利益与个人人权、集体利益与集体人权之间划等号。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作为应有权利，个人人权必然外化（转化）为法律上的个人权利，但法律上的个人权利并不都是“人权”。人权存在于抽象的一般的法律关系中。只有当这种抽象的法律关系中的人权受到侵害或出现争议而转变为具体的（即特殊的）法律关系，这时候的权利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例如，某人与某人或某单位订立一个合同，其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由双方当事人任意规定（以不违背法律的要求为限度），在这样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就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又如，在国际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主权，它的安全与荣誉，它的独立权，是属于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与范畴；但在一国范围内，它就不属人权的范畴。任何个人都需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与国家里，个人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它所生活的集体、社会与国家，个人人权的行使不能损害集体、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在不少情况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与荣誉等等，都不是作为“人权”来看待。国际上，通常都是这样理解的。从经济方面看，似乎“国家”的财产不得被侵害，这是属国内集体人权的范畴，其实不是。我们只宜说它是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从法律角度看，国家所有权是属于“权利”的范畴。这种“权利”也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人权。退一步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国范围内的一种集体人权，一种同个人人权相对应的集体人权，那我们也不宜说集体人权就比个人人权“更高”。因为，我们在法律上不可以按照权利主体的大小高低来确立保护的等级，否则，我们就不能保证不同法律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第三，从实践经验看，个人人权与个人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互相排斥的概念。伦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为其特点，这同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个人人权是根本不同的。强调个人人权同产生个人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强调个人人权过了头。而是过份强调了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加上各种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过去确实存在过有忽视保障个人人权的偏向。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场灾难就是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借口，肆意践踏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千百万公民的个人权利。鉴于这一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决心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措施，如定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各种重要法律，来全面加强对个人人权的保护。特别是，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实行更为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创造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与建立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从此，中国已经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

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关系，是同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几十年来，中国在自己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由于十分强调与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在消除阶级对立，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地位；在增进民族团结、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在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正、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旧中国相比，在发展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另外也要承认，虽然执政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统一、协调与兼顾，但实际上，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曾经存在有忽视保障个人利益的偏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与束缚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延缓了社会的进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它的人本主义、大同思想、重视社会和谐、崇尚伦理道德，都曾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正面影响。但是，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家长制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轻视个人地位、缺少权利意识等等，又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历史原因。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曾经长期处于地下和武装斗争中，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十分强调整体利益是很自然的。三是制度因素。中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提供了客观条件。近十多年来，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在稳步地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出重视、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调整，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

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上，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人权，相对忽视集体人权与社会和谐，这有多方面原因。在历史上，１７和１８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以提倡个性解放、保障个人自由为主要思想武器反对专制主义。在制度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其思想基础与价值观念必然以个人为本位。但到了现代，情况已经发生并正在继续发生变化。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的存在，导致了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出现，价值取向开始由自由向平等一方倾斜，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有的学者在理论上对片面强调个人人权，否认或忽视集体人权的观念提出了怀疑与挑战。如荷尔曼就指出：“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个人权利而忘记社会权利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们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诸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而忘记如衣、住、保健等基本的人类需要时，他们也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只有当西方人把他们的见解扩大到不仅包括个人的精神的，而且也包括公共的和物质的人类和人权观的时候，一种真正普遍的人权观才是可能的。”①Ｄ

在世界范畴内与国际舞台上，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与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是由文化的历史的背景和经济的政治的现实条件的差异所决定，同时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现在，世界两极对立与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理论观念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对立与冲突，已经趋向缓和并正在求得共识，最明显和突出的表现，就是《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一文件的第二部分第三段指出：“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其基本自由。”这一共识的达成，既是世界新的格局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理性的重大胜利

①Ａ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见《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３６页。

②Ａ参见孙哲《新人权论》，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５５页。

①Ｂ见该宣言的第４条第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６等款。

①Ｃ见拙著《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法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②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３２１页。

①Ｄ荷尔曼：《人权运动》，纽约１９８７年版，第６页。转引自徐崇温《人民的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当代中国人权论》第１４８页。2003-10-20 作者/出处：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