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社会学论文（最终5篇）

第一篇：越轨社会学论文

从“春哥”现象看网络恶搞

【摘要】近年来，“春哥”现象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的网络文化，如“信春哥，不挂科”等。从社会角度来看，“雷人寝室”事件说明了现在的娱乐文化对大学校园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与传染。并且随着恶搞遍及各大网站，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网络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伴随它的逐渐发展，大众文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各个领域也将随之发生变革。“恶搞”与“网络亚文化”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些现象作为一种“亚文化”，其发展趋势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和社会影响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关键词】恶搞网络亚文化炒作

【正文】

一、“春哥”恶搞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一）现象概述

2005年，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推出名为“超级女声”的电视选秀节目，使李宇春这个正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普通大学生迅速成为媒介娱乐时代的新星。据称，在学校里李宇春便以男性特征获得相当的赞许，“春哥”这一称呼也因此肇始。“超女”中的李宇春在舞台上的中性表演风格使其粉丝和非粉丝大开眼界，“春哥”一称呼不胫而走。从此以后，“春哥”一词在网友的附加和创造下流行起来，并逐渐成长为“神的化身”。从“铁血真汉子，春哥纯爷们”到“信春哥，考本科”“信春哥、不挂科”，再到“信春哥，死后原地复活”，“春哥”由男性化的女生“成长”为一个抹去女性特征的超能的“神”。

“春哥”现象一出现就迅速在网络上和大学校园里风行开来。由网友通过PS恶搞的“春哥像”和有关春哥的文章（诸如《史记-春哥本纪》《“春哥”教教义》等）受到热捧。原来只是“围观”而不参与的网友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加入到戏谑和搞怪的行列中。这样“春哥信仰”便日益被“发扬光大”：许多人在建立起春哥信仰的网站，并招徕信徒。在现实生活中“春哥信仰”也如日中天：“春哥教”“春哥党”也在大学出现；某个大学的学生宿舍内，甚至有人设置春哥的神龛，焚香祷告；昆明某居民楼挂出“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的条幅。“春哥”已然成为现代的新神祗。

（二）产生原因

网络恶搞既然能成为一种全球范围的社会现象，一定有其深层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网络亚文化席卷青少年圈

在互联网中，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人们通过网络运用将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释放出来，于是这些表现形式逐步演变成一种特殊文化——网络亚文化。

今天，许许多多青少年通过互联网认知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虚拟世界里，网络流行语成为他们交流的重要语言。如火星语、无厘头、跟帖、抱团、PK（粉丝大战）、戏谑恶搞、人肉搜索、晒客、PLMM（漂亮美媚）、很傻很天真、打酱油、囧、做俯卧撑等新兴词汇层出不穷。他们用这种网络流行语的方式，表达自我，张扬内心，满足了个体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亚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念。它的基础是开放，它的核心在于分享，它的价值在于精炼浓缩，无需触及灵魂，却又简单明了，直接，大胆，令人躲避不及。就像法国思想家保尔·利科说：“在技术时代，责任延伸到我们的能力在空间与时间，在生命的深处所能及的远处。”

2.满足了青少年缓解内心压力、寻求解脱的心理需要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现代社会节奏很快，青少年面临升学、就业等种种压力，无论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还是知识认知水平的差距都是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多的的被压力所束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减轻心理压力。而在如今以网络媒介为主的时代，迫使他们寻找一种便捷的、不同于传统的话语方式进行释放。网络“恶搞”作为一种宣泄情感、表现自我的形式，轻松幽默，可以让青少年缓解在现实生活中积聚的疲惫感。制作者在制作“恶搞”作品的过程中自得其乐，观看者在接受“恶搞”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是许多青少年学生热衷于网络“恶搞”的直接原因。

在大众需要新颖的娱乐模式之时，网络恶搞逐渐成为人们自由发表意见，淡化身份和减轻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恶搞内容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体现，加上网络的零门槛，使得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入网络文化空间，并能自由的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绪。网络恶搞现象也成为人们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平台。人性的阴暗面和促狭面都可以在网络恶搞中显现出来。

恶搞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最简单便捷的途径，从中还能够放开身份和年龄等因素的限制，真正全身心的释放自己，不用顾忌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恪守的讲话风格和行事准则，所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且乐此不疲。

3.媒体寻求利益最大化进行炒作

众所周知，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每天接触无数与个人相关或无关的信息，神经已经麻木。我们已经迎来了信息传播过剩时代，信息的海量堆积和渠道的无所不在使得信息对于人们而言不再稀缺，而变得日益易得。相反，倒是人们的注意力选择却成了市场追逐的稀缺资源。在这一大背景下，仅仅一般化地传播信息，已经很难在众多同质重复、等质等效的信息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其被“必选”的价值来。普通消费者天生对广告的反感，这使得即使广告放在眼前，绝大多数人也会视而不见。更何况那些为了追求所谓的“效果”的广告被消费

者过滤掉，新闻则反而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因此，利用新闻事件（舆论热点），人为制造新闻、事件和舆论热点，借题发挥、借力打力，集中优势兵力，进而单点突破，但我们必须保证每一条新闻的醒目性。

因此有人提出：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新闻的“料”是否吸引他们。

网络媒体和传统大众媒体一样，也经常出现新闻炒作问题，这一方面是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结果，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刻意而为，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准确真实性的把握，应该说比传统的大众媒体更具挑战性，可能也更困难一些，但这并不是降低自身职业道德自律要求的理由，从这几年网络媒体新闻炒作不良影响的一些典型事例来看，其实只要网络媒体新闻事件的报道者对新闻本身的合理性多一些追问意识和核查的主动性，许多不应当出现的事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恶搞的由来和发展

（一）.恶搞的由来和意义

“恶搞”一词来源于日本的一个流行词汇——“くそ”，读作“kuso”。在日语中，“くそ”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屎”；可以做动词，有“排泄”的意思；可以做形容词和副词；还可以做感叹词，用在句首或句尾，用以辅助说话者表达某种感情。这个词之所以风行起来是因为日本游戏界的“认真玩烂game（游戏）”的风潮。日本电玩的市场很大，势必会出现一些几乎毫无可玩性的游戏，但又是因为其极端不可思议的烂而让人想要一探究竟，甚至成为其忠实的拥护者。后来就有人用“くそ”或“kuso”来形容这个游戏以及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看法。到了台湾，“恶搞”成为BBS上的一种特殊文化，拥护者抱持一种无所不可笑，无所不可恶搞的观念，形成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这种文化借助于网络不可比拟的传播性，迅速风靡全球。

对于“恶搞”这个流行的词汇，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比较权威的定义，但大家基本上认同这样一个说法：恶搞就是人们对熟悉的各类事件、问题、人物、作品等恶搞对象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大胆、夸张或具有讽刺意味的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没有因果关系的重新诊视，这种定义和诊视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并可能对被恶搞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正面或侧面的讽刺或嘲弄。[1]

（二）.恶搞的发展

恶搞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多久，撇开周星驰等人导演的恶搞电影不算，真正的“恶搞”活动大概开始于“小胖系列”和“猥琐男系列”的风行。这发生在新世纪开端，PS流行的时代。

在PS时代之后，网民们毫不迟疑的进入了flash时代flash动画以更加形象的和更加调侃的方式广为流传。当然，与此同时，视频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时发展并引起更多网民的关注。加上“真人时代”的热浪，网络恶搞开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参与其中。这一时期的“芙蓉姐姐”和“春哥”无疑成为典型，并被人们加入了更多的戏谑成分。{2}

相对于以上的个人娱乐而言，那么从2006年开始，先是“馒头血案”掀起了恶搞高潮，接着很多恶搞视频，短文，小说等相继出现在各大论坛网站，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恶搞大军。既胡戈之后，后舍男生又为网络恶搞注入了让人们颇为惊讶的效果。“恶搞文化”愈演愈烈，连商家都在其中闻到了金钱的味道，并参与到这一“狂欢运动”当中，2006年的“解说门”便是一个典型。

从之前的一份遍及21所本专科院校{3}的调查可以看出，近九成的大学生都知道胡戈的力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中有16.67%的大学生非常了解；而“后舍男生”的知晓度也高达九成，其中有6.71%的大学生对此了如指掌。调查还显示，认可并且喜欢上述两者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7.69%和54.37%。就网络上流传的恶搞视频而言，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为10.79%，相对而言，更受到男生的欢迎：男生中有13.01%喜欢看恶搞视频，女生中有8.72%喜欢看恶搞视频，比男生低了近4.3个百分点。{4}

但随着“恶搞”的发展，恶搞体现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经典作品及公众人物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号称艺术家的金锋创作了雕塑作品《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试图让跪在岳飞脚下的秦桧夫妇站起来。一个自称唐朝诗人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孔融让梨的典故被恶搞成：如果孔融吃大梨，他哥哥就会打他。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号召民众学习的榜样，成了人们闲谈中和网络上取笑的对象。“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手”、“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诸如此类恶搞已令当局感到不安。

恶搞作品往往受观众（读者）青睐，确实并非每一个恶搞作品都能得到人们的喜爱，上述恶搞作品就让人们难以接受。《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6年9月开展的一项有629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

1、89.9% 的人认为恶搞应该有底线；

2、下列对象不应该成为恶搞对象 ：道德伦理（72.1%）；红色经典（71.4%）；传统文化(65.5%)；信仰信念（52.4%）；他人人格（63.7%）。

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一种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神圣存在。解构颠覆这些经典作品及公众人物会混淆是非、蛊惑民心，自毁民族精神的长城，对国家民族危害甚巨。这种恶搞显然违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这一法律基本原则，其具备违法性特征自无疑义，这种恶搞行为应为法律所禁止，这样的恶搞作品自然不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5}

【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恶搞现象已经遍及各大论坛和媒介，恶搞的流行使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争锋，并且媒介的受众也越来越有主动性，恶搞作品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少年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雅俗的边界也在这场争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各种艺术经典逐渐变得通俗易懂。总之，恶搞颠覆着人们对于各种经典和圣人所一贯持有的态度，在这其中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真实情感和对人性纯粹的期望。

【注释】

{1}李佳丽 网络恶搞现象研究 D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大学 2007

{2}《中国恶搞文化发展史》刘芳 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32期

{3}21所本专科院校为：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大学，扬州市职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警官学院，苏州大学和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学子论文]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报告——征鹏、孙艳、浦颖娟 2009年12月

{5}《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郭林虎 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参考】

1.[学子论文]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报告——征鹏、孙艳、浦颖娟 2009年12月

2.德利娅·利普希克（西班牙），《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7月，第85页。

3.豆丁网 驿晨 毕业论文《论网络恶搞》

4．《网络文化与青年》 杨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5．百度百科

6.巴赫金 狂欢化

7．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文化研究，2006（4）：87-92.

第二篇：2003越轨社会学阅读材料：流动人口与社[最终版]

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安全：理论命题和政策建议

刘能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它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俞德鹏，2002），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张庆五，2001），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刘能，1998：附录XI），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韩嘉玲，2003），等等。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农业吸纳就业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逐渐突显（葛志华，2001：第九章），以及学术界呼唤给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预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寻找就业机会和全面发展机遇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普遍存在对农村流动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担忧，因此，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就成了城市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的切入点就是，在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探讨这一人口学动态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以及潜在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便是对由农村流动人口迁入所导致的、影响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的自变量组，做一次理论上的梳理，并从中引出关键的政策建议。

社会科学界多年来一直对农村人口的跨区流动这一影响深刻的社会现象进行着密切的跟踪研究，但是从目前来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机制（杜鹰、白南生，1997；孟昕、白南生，1998；孙立平，1997），或者关注他们在城市社区中的微观适应进程，尤其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适应性行为（李培林，1996；曹子玮，2001；郑也夫，2002；彭庆恩，2002；王奋宇、赵延东，2003），以及他们在城市内部结合成社区的可能性（王春光，1995；项飙，2000；刘梦琴，2001）。虽然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由于饱受歧视和挫折而引发危害城市社会安全的行为的可能性（李强，1995），或者关注到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的受害经历（唐灿，1996），但真正从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出发，探讨人口迁移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学术努力还不多见。刘世定、刘能（2003）以加里·贝克尔的“犯罪防范活动的最优数量模型”为基础，引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变量组（如参考群体、越轨亚文化和居住模式），从而给出了关于“流动人口迁入和城市社会安全”之间关系的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循着这一思路，给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命题体系。

一、方法论立场的澄清

在开始我们的理论梳理之前，首先我们将对“流动人口和城市社会安全”这一论域的一些广泛持有的偏颇的方法论立场做出澄清。这些方法论立场包括以下几点：

 首先，某些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是影响城市社会安全的一般性问题，而不仅

仅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无序涌入和聚居而引起的，因为城市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和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一样，只具有较低的法律意识和较差的自我行为控制能力，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城市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实施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广泛传播的有关犯罪和越轨行为的数据，由于大众传媒对具有

农村流动人口身份的责任者的偏重报道，导致了在城市公众心目中生成了一种原型观念，即农村流动人口是危险的。因此，如果没有对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各类犯罪行为的类型（如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和频率，以及犯罪者的基本背景做全面的数据分析，我们是无法得出农村流动人口将对城市社会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结论的。

 第三，如果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开放之后，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进入到城市里来的农村

流动人口，也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它的内部也是可以细分的，比如：（1）带资本进入城市经营的农村人口（浙江村的上层村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与在城市定居多年的农村流动人口团聚的其他家人；（3）新型的受过较好教育的（如高中毕业）的年轻农村人口。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群融入城市社会空间的适应进程，其成功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他们对城市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小的。

 第四，越轨和犯罪并不是越轨者和犯罪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和社会的反应（包括社会

控制的努力）紧密相联的，因此，对于同样的外来流动人口以及同样的聚集状态，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不同的社会政策供给，都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即使在农村流动人口的聚集有可能造成越轨和犯罪率上升的时候，也可以有某些制度供给来对它加以调控和制衡。

二、理论命题

 内部异质性命题：由于农村流动人口这一目标人群本身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因此，在衡量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入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威胁和冲击时，我们必须对这个总体目标人群进行最基本的区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流动人口中的某些亚类，如未婚者、男性、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更年轻者和无固定职业者，他们的犯罪和越轨可能性要高于其他亚类。相应地，另外一些亚类（如已婚和家庭在城市团聚者、定居的和有固定职业的），他们的犯罪和越轨的可能性就较低。

 经济周期命题：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极大地影响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适应状

态，因此，在经济上升阶段，他们有较稳定的预期和经济收入，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他们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所在城市的社会控制机构，可以在经济下行阶段，对农村流动人口中具有较高犯罪和越轨倾向的亚群，进行重点的监测。

 相对地位命题：流动虽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处于城市人群分层的较低等级，但是相对于

他们在农村的原有生活状况而言，他们可能反而感到有相对的提升感，从而减少他们在城市最初生活阶段的挫折感。

 参照群体命题：城市人口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分化程度的加剧，也有可能改变农村流动人

口的自我定位，减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比如说，城市原有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如下岗职工、处于不利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人）的社会经济处境也并不好，这大概会造成以下两个可能后果：（1）给予农村流动人口一个较低的参照人群，减少他们适应过程中感受到的心理反差；（2）这些城市人口中的弱势人群有可能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在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对手，并造成潜在的社会对立和敌意，从而影响到农村流动人口的整个适应进程。

 城市规模命题：城市越大，居民的容忍度越高，经济成分也越复杂，也更有利于不同类

型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促进他们的适应进程。

 社会排斥和社区形成命题：城市居民的内部人和外部人意识越明显，这种意识所介入的社会领域越多（如就业、消费、服务的供给、社会交往甚至婚姻等领域），则农村流动人口所感受到的社会封闭感和排斥感越强烈，其内部整合程度就越高，内部亚文化规范的控制就越强，从而造成：（1）居住的逐渐隔离和空间界限的逐渐确立；（2）和外界社会控制机构及其人员（如社会工作者、警察、司法工作者）形成一定的张力。

 定居状态命题A——适应路径命题：定居状态和非定居状态将影响到农村流动人口的适

应路径；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可以操作化为居住年份、职业的稳定性、不动产所有权、家庭成员团聚程度等）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高于非定居状态的农村流动人口，而且定居状态本身也进一步促进了，比如说，职业的稳定性。定居人口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参照群体框架（如城市下中层）和生活预期（如最终融合的希望），而非定居人口缺乏建立起合乎实际的参考群体的心理机制：他们或者幻想着尽快致富（因此更多地符合默顿所描述的失范和结构张力模型），或者因频繁移动而失去稳定感，或因频繁遭遇挫折而有宿命论思想和敌视情结，从而也不能建立稳定的参照群体和对生活的预期。因此，非定居状态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威胁要高于定居状态。

 定居状态命题B——群体互动模式命题：假定定居的和非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互

动模式是有差异的，前者更多地和其他定居外来人口，以及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互动（未成年家庭成员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比例，不但是测量融入程度的一个指标，也会影响到定居人口的预期和行为成本分析）；后者则更多地处于流动之中，和原籍地的联系要更为密切，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关系更紧密，而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的互动，则更多地属于次级互动，遭遇敌视的机会也更多。

 定居状态命题C——理性计算命题：定居农村流动人口一旦犯罪，那么他们被发现并受

惩罚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他们不犯罪的收益也更大，而非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则不但越轨和犯罪的机会更多，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而且他们不犯罪的收益也相对要小得多。至于农村流动人口犯罪后所受惩罚的强度，则视以下几种因素而定：（1）城市总体环境中族群偏见的弥漫程度；（2）农村流动人口管理自己身份的能力（假定定居人口的管理技术高于非定居人口）；（3）越轨和犯罪行为的特定情节。

 聚居规模命题A——内部团结命题：聚居规模越大，亚文化活动空间越大，内部秩序的作用就越明显：（1）内部社会控制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2）内部团结和保护意识的存在；（3）内部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领导层。这些都提升了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内部社会控制的强度，从而降低了他们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

 聚居规模命题B——理性命题：聚居规模越大，社区界限越明显，则外部城市社会的回

应和控制努力就越需要理性成分。非理性的回应可能激化两者的敌对情绪，产生不良的关系路径。与此同时，假定有利于流动和不利于流动的信息都是在一个人际网络之中传递的，那么随着信息提供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随着居住社群边界的明确和内部秩序的建立，这种沟通和传递的有效性和理性色彩也在增加，在这种理性互动的前提下，农村流动人口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在降低。

 聚居规模命题C——内部庇护命题：聚居规模越大，社区界限越明显，亚文化认同感越

强烈，在该农村流动人口的适应模式选项上，也就多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那就是对某些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容忍、鼓励和庇护，从而提升了移民社区与本土秩序（尤其是社会控制机构）互相对立的可能性。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A——城市中心区外推命题：城市的原居住格局塑造了农村流动

人口的聚集模式；与国外城市化进程相比照，我国缺乏在城市中心地带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贫民区的条件：（1）城市中心区本身没有接纳聚集人口的空间容量（城市更新计划实

际上减少了适合外来流动贫民的居住空间的供给）；（2）城市中心区的象征意象也不同（在中国，城市中心区是高尚区而不是贫民区），因此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一区域聚集，更不用说他们从经济上无法承担在这个区域的居留成本；（3）城市人口转移方向和国外社会相比是逆转的（在国外是上层阶级被迫外迁，而在国内则是胡同区的中下阶层被迫外迁）。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B——城郊结合部内拉命题：城郊结合部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

最合适的居留空间：（1）外来者和本地者的相同的农民身份和社会文化背景；（2）剩余居住面积的供给有保障；（3）此类居住实践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已经有固定的路径可循。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C——混合居住的监控命题：由于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的聚居

形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和当地原住居民的一个混居形态，因此，可以预测原住居民将在实际上充当一种社会监控的力量。但是，原住居民的监控力度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当地居民经济上依赖出租的程度在提高（潜在地，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居留者的谈判地位在提升）；（2）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的升级，本地居民有无声化（voiceless）的趋势，他们有被淹没在日益强势的移民秩序之下的危险（如浙江村的例子）；这种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的相对地位和角色的逐渐演化，将极大地影响到原住居民实施社会控制的效力。

三、政策建议

1． 总体的政策定位：应该在城市社会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因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

融合进程越成功，那么他们危害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就越小。公民融合的政策主要包括：（1）在舆论宣传和教育方面，应大力提倡城市公民的宽容度，承认农村流动人口的贡献，并大力加强农村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2）在制度供给方面，应逐渐打破各种身份区隔，尤其是户籍制度和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如在就业、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系列规定；（3）结合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政府应该制定协助农村流动人口更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各种项目，如大力推行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区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针对青年的文化项目，以及针对儿童和妇女的社会关怀项目等。

2． 大力鼓励农村流动人口走向定居化，逐渐制订出一定的标准，给予有固定住所和固定职

业的农村流动人口以合法的城市居留身份，尤其是撤销农村流动人口购买城市房地产的歧视性制度，以及限制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歧视性制度，并制定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完成家庭团聚的鼓励性政策。

3． 在农村流动人口高度聚居的社区，应考虑如何逐渐把这些社区单独纳入到城市市政管理

体系当中，并采取委任基层行政干部或选举基层干部的做法。这也是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公民融合的重要步骤之一。

4． 在原住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混合居住的社区内，应强化并鼓励原住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

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从而使本土秩序与移民秩序之间保持一种融洽的相互依赖关系。

5． 建立对犯罪和越轨倾向较高的特定流动人口亚群的社会监控机制，尤其是在不利的经济

周期来临的时候。

6． 对社会控制机构的执法人员做适当的培训，减少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和农村流动人口发生

冲突的频率，从而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的挫折感和对社会控制机构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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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德鹏，2002：《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张庆五，2001：“特大城市暂住人口现状的研究——以北京市为例”，页165—173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郑也夫，2002：《都市的角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作者介绍

刘能，1970年12月生，1998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职称讲师。联系电话：010-62765863；***；电邮：liun@mail.disa.pku.edu.cn

英文题目

Rural Migrants and Urban Social Security: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第三篇：领导越轨管理论文

摘要：领导越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中西领导越轨的差异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监督机制、越轨根源、越轨的表现形式、领导越轨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中西领导越轨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现阶段我国治理领导越轨问题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权力尚未受到有效节制，所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就成为了约束领导越轨的重要措施。中外监督机制不同，监督力度也有差异。

从监督机制上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西方逐渐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法律监督，即完备的法制建设对领导权力的监督基本形成了一个网络。(2)社会舆论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3)在野党监督，即在野党争夺权力，客观上给在职的领导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而我国的监督机制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政党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自身的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也是国家整个监督制度的基础。

从监督力度上看，西方社会对领导行为的监督力度比我国要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而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其表现在宗教上就是“万有神”的观念，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即是象征团体的无形实在，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是他在人间的代理，且仅仅是代理而非团体力量本身。在这种团体格局中，权利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团体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防止代理人滥用权力，制定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各利益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互相制约关系，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强，形成了对滥用权力行为的压力环境，使领导者的越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

而我国是一种“差序格局”，即这种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缺少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团体”；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社会极其孱弱，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现在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家族传统下形成的“事不管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依然存在，政治参与度不高，使领导权力的监督缺乏一个民众的压力环境。另外，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

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则由伦理观念带来的越轨行为也不同。

中国人向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领导者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是领导者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力图通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提高领导的个体道德，以规范和调整领导者的越轨行为。这种软约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其对越轨行为的控制也往往趋于弱化。此外，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强大的家族传统和伦理关系交织的网络之中，领导者往往因为伦理关系产生各种越轨行为，如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再由伦理、亲情扩大到小团体、小集体，导致“窝案”、“串案”、以单位名义从事腐败犯罪等群体越轨的行为。因为受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拉关系”、“走后门”等做法在现今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于人情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越轨行为依然很多，而且这种越轨行为没有明显地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这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们对于领导的道德期望是冷静和审慎的。此外，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西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行政责任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更关注如何兑现竞选时所作出的许诺，更重视维护支持他上台的选区和选民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责任。相较之下，西方领导伦理关系的羁绊比较小，因伦理亲情而导致的越轨行为也就比较少。

三、清晰与模糊：中西领导越轨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领导越轨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国因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很隐蔽，甚至对越轨行为集体无意识。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是公共行政，树立的是公共权力观。这种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公域私域分开，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也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权)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权力的含义。在公共权力观下，领导的职能定位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西方没有官本位的传统，公私分明，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且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领导因为权力和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的某些越轨行为。

在中国，许多领导越轨行为非常隐蔽，甚至人们对此集体无意识，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中国公私之间的分界富有弹性。虽然早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道德和行政伦理标准，但在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传统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公即是私；顺此下推，对官吏来说，为公与为私也就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公私间极具弹性的价值准则也就使得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得到了人们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其次，在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笼统的确定的道德观念，一切都以差序人伦的不同而不同。“爱有差等，施由亲施”，一人富贵，家族、亲友与有荣焉，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行政观念的。所以，像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越轨行为往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最后，特权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等级，而且往往根据不同的官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官职越高则等级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特权利益就越大。这种封建等级观念依然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领导者的特权是得到认可的，人们对这类越轨行为往往熟视无睹。

四、转型期与稳定期：中西领导越轨的程度不同

领导越轨的程度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领导越轨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稳定期，因此程度相对较轻。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状态。传统因素的解体速度与现代因素形成速度之间的差异或异步性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控制的真空状态”，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随着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失范，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无法依据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标，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处在这种转型期的“真空”状态下，制约领导越轨的许多相关措施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冲突、矛盾以及漏洞，因此，领导越轨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越轨程度要低于我国，因为经历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运转机制，制定了详细、有效的防止和制约越轨行为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足以完全消除越轨行为的发生，但对领导越轨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把“筐里的坏桃子”不断地扔出去。

五、关于领导越轨的几点启示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越轨现象比较严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在制约领导越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但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明确反对那种把领导越轨制约机制的有效性归为制度原因。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实行“一党制”，因而对领导越轨行为的制约软弱无力；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领导越轨行为很少，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以腐败为例，在日本受访的人群中，有85％的人认为其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法国和德国都是实行多党制，而担心国内政治腐败的受访者比例也高达50％和43％；就连一向声称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国，对其国内政治腐败也有46％的人深感忧虑。由此看，经济、法律制度的发达并不能减少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所以，对领导越轨问题的治理不能纠缠在政治体制上，而是重点看相关的措施是否落实。

2．对国外相关经验的借鉴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等有所取舍。在制约领导越轨的问题上，有人存在一种片面的看法，即国外的制度措施比国内的先进，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等远比国内的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等体制设置要好。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国情的差异，比如，新加坡法律惩治中的“连带责任”制度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形成一种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这种“连坐”制度不仅会使“无辜”的上司受到牵连，而且极易形成利益团体，导致集体越轨。因此，我们在惩治领导越轨的时候，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必须是有选择的。

3．越轨是对一定的社会规范的违背，而社会规范具有文化异质性，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判断是否越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一个文化群体当中被认定的越轨行为，在另一个文化群体当中就可能被看作是正常的行为；反过来说，一个文化群体的正常行为在另一个文化群体看来则可能是越轨行为。比如，国外政党竞选可以筹集政治资金，可以站台拉选票，贿选和非法选举比比皆是，但在我国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国外总统上台后，任人唯亲，谁资助我用谁，谁和总统关系好用谁，毫不隐晦，但在我国就是干部人事腐败。因此，研究越轨行为不能脱离一定的文化背景。

第四篇：社会学论文

《社会学概论》选修课论文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301班

学院：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指导老师：李文武教授

题目：浅谈食品安全问题

评分：

题目：浅谈食品安全问题

摘要：

近几年来接二连三爆出社会食品安全问题。2003年含敌敌畏的金华火腿，对肠食道胃粘膜有影响，可能致死；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大头娃娃”，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低下，严重可致死；2005年碘超标的雀巢奶粉，影响甲状腺功能；2006年含瘦肉精的猪肉，人食用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甚至心脏骤停致昏迷死亡；2008年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奶粉，可能导致肾结石，肾衰竭等泌尿系统疾病，严重者可致死。今年爆出台湾知名企业强冠食品今年3月起在超过52000桶食用油产品中掺入地沟油，并销售给味全、85度C等下游企业，目前已经波及到香港和澳门。7月20日，上海电视台报道，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违反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而这些产品一直以来都直接供给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并波及全球其他国家。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在提倡绿色食品、健康食品的今天，还是有一些食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接连不断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却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要重新审视这一已上升到国家公共安全高度的问题，更要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出现问题食品严重时，须砍头。

关键词：食品安全、利益最大化、地沟油、日常生活、社会化分布广泛、原因、对策、污染 正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重于泰山。然而，近些年，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却频频出现，令人担忧，让消费者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中。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到食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因此，国家采取了相关措施来遏制食品问题的频发。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

1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

1.1化学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1）环境污染威胁食品安全

目前我国有850条河流、130多个湖泊和近海区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51个湖泊藻类污染及富营养化程度严重。这些被污染水体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会在农、畜、水产品中富集，进而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含氯有机化工产品生产厂、钢厂及其他工厂的排放物质、焚化炉燃烧废弃物、汽车尾气等都能产生二恶英及其类似物，可直接或间接地污染肉、乳及水产品。

（2）种植业与养殖业危害食品安全

化肥、农药、兽药、生长调节剂等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从源头上给食品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过量地施用化肥，会照成蔬菜中硝酸盐积累较多，而硝酸盐会进一步形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对人体造成危害。兽药、激素和生长促进剂使用不当，以及养殖环境的污染，导致生产的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经人们食用后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1.2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存在隐患

（1）超量使用、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2）生产加工企业未能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操作，微生物杀灭不完全，导致食品残留病原微生物或在生产、储藏过程中发生微生物腐败而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其中还有应用新原料、新技术、新工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3）食品流通环节的问题。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的保障体系还不完备，流通领域是个薄弱的环节，仓储、储运、货柜都还未到标准，导致许多本是出厂合格的产品，在流通环节变成不合格，甚至腐败变质的食品。还有一些假冒伪劣产品钻管理的漏洞，进入到市场上。1.3食品生产经营不合法构成危害

（1）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还没有完全渗透到各个企业，致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重利益轻卫生，弄虚作假，甚至出售过期变质食品。

（2）食品生产者素质比较低、卫生意识不够强烈、操作能力的规范程度差等，造成食品卫生不合格，导致消费者食用出现不良反应。1.4消费者缺乏食品方面的常识（1）消费者缺乏购买安全食品的常识。中国众多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加上缺乏相应的常识,所以在购买食品时安全意识淡漠,往往只图便宜,不顾及食品的质量、卫生问题。还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便宜食品、特价食品、无质量保证食品时,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在买,并且别人过去多年吃这些便宜食品也没吃出什么问题,现在再吃也不会有事,在消费者这种心理的支持下,就为问题食品的销售打开了门路。

（2）很多消费者缺乏科学食用食物的常识,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的产生,甚至导致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1.5卫生部门执法不严致使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漏洞：

（1）食品卫生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重复，效率低下，互相推卸责任，食品安全意识还有待提高。

（2）政府部门的立法、执法模式没有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执法力度还需加大。基础监督、检验队伍素质和技术水平还需进一步严格化、规范化。2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现象

2011年4月15日，湖北省宜昌市工商部门在一个蔬菜市场查获一批硫磺熏制过的“问题生姜”，共约1000公斤。一些商贩把品相不好的生姜用水浸泡清洗，然后用化工原料硫磺进行烟熏。与普通生姜相比，“硫磺姜”看上去又黄又亮，显得很鲜嫩，市场上可以卖出好价。食品生产者利用消费者图好看的心理，只注重利益，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2011年4月13日，央视报道称，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添加色素、防腐剂等，将白面染色制成玉米面馒头、黑米馒头等，工人还随意更改馒头的生产日期。“染色”馒头进入了上海部分超市销售。获得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食品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最基本权益。

2011年3月15日，曝光了中国著名品牌双汇火腿肠为增加产品中瘦肉的含量，在喂养的生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食品生产者想获利更多，反而失利更多，企业受挫，经济大滑，同时企业的名誉也受到严重挫伤。

2006年11月12日，由河北某禽蛋加工厂生产的一些“红心咸鸭蛋”在北京被检测出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部分河北农户用添加了工业染料苏丹红的饲料喂养鸭子，导致蛋黄内含有苏丹红，以致全北京市范围内停售河北产“红心”咸鸭蛋。食品生产者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消费者的健康，不仅损失了经济、市场地位，还浪费很多原材料。

2004年4月30日，“大头娃娃”事件曝光，安徽省阜阳市查处一家劣质奶粉厂。该厂生产的劣质奶粉几乎完全没有营养，致使13名婴儿死亡，近200名婴儿患上严重营养不良症。食品生产者完全丢失了良知，不顾婴儿的安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并且带来了中国奶粉界的经济影响。3 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3.1 调整政策，完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不法食品生产：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0年9月15日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指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始终把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摆在突出位置，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度。

（2）制定配套性、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均较强的质量标准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步伐，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的标准化水平，使其适应于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3、食品卫生部门要从源头、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控制食品的污染，加强食品市场的监管力度，健全市场管理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和不安全食品的强制返回制度，经常对农产品和食品实行监督抽查，对制假、售假等不法行为严厉惩治。3.2 提高检测的力度，提升食品生产的科技水平：

（1）由于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质检机构要加强硬件建设，完备新的仪器设备，配备先进的测试手段；同时加强检测人员的素质培养，了解检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较高的理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有对违禁产品的外观有很强的捕捉力，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2）在加强检测的同时，要提高国家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国家食品安全控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积极吸纳国际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经验，食品的安全管理与国界接轨势在必行。我国应在系统研究和全面了解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现行标准和国际标准间的差异，引进与创新并举，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保证食品安全和符合我国利益的进出口监督检验策略和措施。

3.3 预防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有效控制食品安全：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品种食品生产、消费、贸易状况，各地相关部门应加强建设食品信息，建立和完善食品与营养监测系统和食品安全预警系统，通过这些设备，分析出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食品生产、食品供给、食品分配和食品贸易等环节安全动态。各部门在这些防备基础上，密切关注市场变化，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将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全民行动，大力宣扬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1）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诚信、公德的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形成诚实、诚信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并且做好对企业行为的监督，确保企业的商业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2）利用一切新闻媒体加大食品安全重要性的宣传，强化人们对食品卫生的安全意识，教育人们爱好环境、珍惜生命，提高全民素质。

（3）就个人、个体而言，应以生命利益出发，自觉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积极发现和举报企业的非法行为，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结言：食品，是人们生存之本，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不要让悲剧再降临人间，让生命绽放它本应有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台湾地沟油事件波及香港澳门专题（新浪新闻中心）

2、中国食品商务网

3、中国食品安全网

4、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第五篇：社会学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期末考试论文专用 课程名称：社会学班号：10021113学号：1002111330姓名：张凯成绩：

扶，不扶？——社会道德？问题！

摘要：走在路上遇到摔倒的老人，究竟要不要去扶？这个原本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却成了如今每个人所困惑的问题。甚至有人调侃，路遇摔到老人，首先必做的几件事，带手机先照相，买胶皮手套防止留下指纹，打电话找记者让记者到场证明等等。在这些看似玩笑的话语中，所透露出的人们心中的畏惧，从而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不禁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关键词：摔倒老人，扶不扶，救人被讹，社会道德问题

社会道德，是一个社会安稳，健康成长所必须的。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我国是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无论在何时，都是人们心中的希望，而现在社会在一点点的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迈进，但是在经济水平的提高的状况下，有些人的思想水平，或者说道德水平确依旧停留在从前，一个社会发展与社会道德应该是持平的，如果不是，那么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健康的。正如一个孩子手持巨大的武器，却没有相应的力量去驱使它。这样即使社会物质再丰富，没有相应的社会道德，也不可能持久的发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道德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关系决定。不是道德决定社会发展,而往往是社会发展决定着社会道德的发展,决定着它的水平和高下。一个坏的社会,怎么也不会提升起好的社会道德水平;同样,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也决不会允许其道德水平长期跌落到它所允许的标准之下,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改善其道德状况,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媒体却频频爆出关于道德的种种负面新闻,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动。而其中最甚的问题便是：路遇摔倒老人到底扶不扶。人们在问: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除了对于每个具体事件都仔细了解,认真处置,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之外,还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分析我国道德建设的形势,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

而所谓的扶不起的老人最初一件事，便是南京彭宇案的发生。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刚下车的小伙子彭宇好心扶起老人，并且将其送至医院，但是医院鉴定老人摔成了骨折，为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却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尽管彭宇在庭上一直声称没有撞人，证人陈二春老先生也做出了证明，但没过错并不代表不负责任。判决书认为：“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而彭宇也因此事辞掉了工作。任课教师：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期末考试论文专用 课程名称：社会学班号：10021113学号：1002111330姓名：张凯成绩：

这件事如同风一般传遍了全国，同时陈二春老先生在法院最终判决时候对着记者说的话：“以后谁还敢做好事”也传遍了全国。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件事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之后发生的事却更加令人发指。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机胡军被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这件事的发生，让本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彭宇案有被提到眼前。类似的事在这几年内不断发生，累死彭宇好心做善事却被讹诈的大有人在，当人们遇到摔倒的老人，大家只围观，不救人，如果有谁去扶，甚至还有人“善意”地提醒:别去扶他，当心赖上你。此事引起激烈讨论。网友认为，这与当年南京“彭宇案”不无关系，“彭宇案”一纸判决，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

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原本的道德，助人为乐，尊老爱幼，在这一系列的事之后，成了一个个烫手的山芋，人们谈“扶”色变。从2006到2012年。不断有类似的事发生。泰州两名中学生好心扶起老人，却被说成肇事者要求赔偿，最后在周围十几人的证明下，老人才悻悻离去，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就讹诈人钱财。南京女大学生扶起因踩到西瓜皮滑倒的老人，却被老人抓住说是女生撞的，在周围人作证下才换清白。还有中学生成绩很好，却因扶起老人而遭到诬陷索赔三万多元，导致心神恍惚学业下降最终导致高考失利。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本来就不敢扶，在出现这么多老人一弱势群体的身份故意摔倒去讹诈他人使得社会人们彻底与“扶”绝了缘。

有人说14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这或许是一种调侃，但是这也反映出了社会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摔倒的借此讹人利用法律的漏洞大发钱财；围观的人用彭宇案安慰自己。人人都想置身事外，见死不救已经成了人们的习惯，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彭宇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老人倒地扶不起!一起又一起的教训在不断的提醒着人们强化这个意识，倒地的老人是陷阱!这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正在以我们不敢想像的速度沦陷，人们在被逼着冷漠，以求获得生存，保障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这都是源于一个根源，那就是宏观管理调节人们行为的法律出了问题，对套瓷碰瓷的打击力度太低，整得救人者搞不好就赔钱，而套瓷碰瓷的即使被发现了，也只是教育两句就放回，没有任何损失，现在法律规定75岁以上的老人拥有免死金牌，更加加剧了无德老人祸害社会的风险。这是法律的漏洞，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的沦陷，无所不用其极的牟取私人利益。退一步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救助者及其家人，抱有 “反正担负不起医药费，不如找一个人垫背”的阴暗的讹诈心理；如果没有那么多见义勇为者遭遇“好心没好报”的结局，那么，“扶，还是不扶”、“救，还是不救”这样的问题，还会成为公众争议不断的话题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摔倒，如果这样的情况延续下去，当某天，当我们自己摔倒，自己爬不起来想寻求别人帮助时，我们又能找谁呢？助人为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配合，我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扶，不扶？不再是问题。所以如何尽快消除彭宇案的负面影响，拯救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是各界人士应该关注并且为之努力的。

参考文献：淮水安澜BBS百度百科中国新闻网东方早报 中国青年报 华商报

任课教师：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