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观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5篇范例）

第一篇：社会历史观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

社会历史观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

一、文献资料

1、社会历史观的内涵（出自百度百科）

社会历史观（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history）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以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社会历史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整个哲学世界观的倾向和实质。虽然社会历史观并不直接以考察整个世界一般问题为对象，但它对物质运动最高形式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哲学世界观的最尖锐问题的回答。因此，社会历史观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实现了根本的变革，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2、从哲学与科学关系出发对马克思思想本质的再思考（邢立军）

在哲学传统教科书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定位是，具体科学研究具体领域的具体对象，哲学则研究世界的、普遍的、根本的规律，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长久以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框架的影响之下，我们就是从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角度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由于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常常被看作严格的科学理论。从科学与哲学截然对立的观点出发，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历史的一些设想就是千真万确的、不可动摇的规律。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科学与哲学融合的典范。海德格尔主要说明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基础作用，说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而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成为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规律的基础，换言之，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马克思致力于探索人类历史规律，他的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历史科学”。

3、恩格斯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王春辉）

恩格斯关于科学的界定：恩格斯没有严格地定义什么是科学，而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有点与“真理”的概念接近，有些时候又认为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的。这些概念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如都强调要与外界的客观现实相一致，恩格斯用的一个比较多的词就是“事实”。恩格斯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界说科学的: 从事实中来和要与外界相符合。

恩格斯在宏观上又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趋势，但恩格斯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的，有些时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列，把历史科学归并入社会科 学，“社会科学，即历 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

《自然辩证法》中，根据研究对象和运动形式，以及当时科学发展的现状，恩格斯比较详细地把科学分成了几大类:(一)研究机械运动的科学，研究对象是天体和地面上宏观物体的运动，相当于牛顿力学;(二)物理科学，是关于分子的运动;(三)化学，是关于原子运动的;(四)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的运动，特别是基本的生命单位———蛋白体的运动;(五)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认为科学是经验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轻视哲学、理论的作用的话，就将受到惩罚，科学只有经验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定理论哲学的指导，特别是辩证法的指导。

第二篇：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哲学部分

1．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即本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各门具体学科为基础而产生，具体科学以世界某一特殊领域的具体规律为研究对象，具体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2．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大派别。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产生？

阶级条件：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是社会条件，无产阶阶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不断发展是阶级条件，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用。

科学来源：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

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心，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

4．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统一。

5． 辩证法与形成上学的区别？

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它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论为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运动发展的。

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它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事物即使有变化也是量变而没有发生质变，事物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外部，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发展的动力。

6． 列定的物质定义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映，反映。它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贯彻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和反映论。

7． 物质和运动，运动和静止关系？

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没有脱离运动的物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整个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是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方式。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特定事物之间没有发生相对空间位移，二是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尚未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辩主的统一，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绝对运动中有相对静止，静中有动，相对静止中包含着绝对运动，运动和静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8． 世界统一性原理

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统一。

9． 社会劳动在意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

10． 意识的本质：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

11．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

12． 什么叫联系？联系的特点？

联系也叫关系，是指导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

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

13． 普遍联系的观点：联系不是个别事物的个别现象，而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联系

不是某一事物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而是贯穿于该事物始终的普遍本性，整个事物就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的事物构成的统一整体，任何个别事物都是这个统一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它周围的其他事物存在着联系。）

14． 发展的实质？

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广义的发展泛指运动，转化，联系，变化的一切过程，即包括上升的运动，也包括下降的运动。狭义的发展，主要指事物由代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无序向有序的运动。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违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失去存在的必然性而日趋灭亡的事物。新事物有新要素，新的结构，新的功能，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或历史条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旧事已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发展是前进上升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对发展我们要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15． 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即事物的外部矛盾，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和外因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可以实现互相转化。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

16．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区别的。普遍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特殊性，是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两者相互联结，互相渗透，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17．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矛盾就是对一统一，事物发展的核心是动力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唯物辩证法全部理论的关键，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

18．否定之否定规律？

揭示事物发展道路；事物由自我肯定状态到达自我否定状态，进而再由这种否定状态进到新的否定状态，从而开辟出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道路，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肯定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是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辨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扬弃；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要反对循环论和直线论。

18． 实践和认识是什么样的关系？

实践是指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观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

19． 认识的辩证过程：感性---理性---实践

2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从真理的本性看，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认识，只有实践才能把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判别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从实践的特点看，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的物质性活动，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即它能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现实，从而检验出思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

21．怎样做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认识到实践是检验趔的唯一标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标准，它不可能对现有的一切认识，都作出确定的检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即不确定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都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对现有的一切认识，都作出确定的检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

不排斥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

21． 如何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实践的？

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实践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同时又同自然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实践使社会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2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命题有以下含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和教育，发明和创造，开发和创造等途径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生产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由科学技术所推动。

23． 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文化是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任何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都可以分为精华和糟粕，一方面，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和保留下来的，对当时和后来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积极的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今天而言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某些落后的，消极的，保守的因素。对待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反之，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继承和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24． 如何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动力系弘：社会基本矛盾是要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解决---生产力发展---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目的是统治，先进生产力阶级同落后生产关系阶级的斗争，结果经济发展）；决定力量是生产力。

25． 个人历史作用，无产阶级历史作用？

任何人都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一定作用，按作用大小可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出色的历史人物包括资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领袖，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在理论上创建和发展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主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导全世界工人运动，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在实践上在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组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26．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主要内容有：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毛泽东思想部分

1．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产生的现实需要：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物质条件：新的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化来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时代背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发展：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继承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2．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萌芽于党的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前中期；成熟于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3．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4．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策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5．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武器，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

6． 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7．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为什么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即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是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革命的基本动力相同，参加革命的基本队伍是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革命的根本性质相同，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点：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工人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工人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级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革命的时代背景不同，五四之前属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五四后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革命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指导，新民主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革命的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然后建立社会主义，再终实现共产主义。

8． 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条件？

经济条件：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主革命创造了经济条件；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民主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传播为民主革命的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指导。

9．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

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组织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干部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10．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分别是什么？

政治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义共和国

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文化纲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

12． 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首先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特点：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其次，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全的领导阶级，还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些优点：深受三重压迫，因此反抗意识强，革命斗争彻底，来自农民，了解农民痛苦，农民来支持，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最有觉悟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第三篇：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第一，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历史观都必须回答而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虽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但不外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两大类。无论哲学家们研究何种社会历史问题，都必然要涉及到这两大类社会现象，都必然要对它们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相应的回答。凡是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怎样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只有正确地回答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能正确地回答其他社会历史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必然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就会承认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们的精神、愿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必然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认为历史是“英雄豪杰”创造的。

第三，如何处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尽管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就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首要的是处理好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或者颠倒了这个关系，那就什么问题都处理不好，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第四篇：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12月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长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纪念遵义会议七十五周年

一、开题的话

这些年来学界对遵义会议和长征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发掘，另一方面视点的变化不小，对这段历史有新的解读。

我完全赞成多视角、宽领域地研究这段历史，只有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才愈趋全面、客观、真实。

但是，我很不赞成以下两种倾向。

一是胡编乱侃地戏说，将党史演义化。若是文艺创作就广而告之说清楚，不要混同于党史研究。现在有的著作打“擦边球”，虚构许多历史细节，书中记载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假乱真，混淆创作与研究。

二是将党的历史权力斗争化，一部党史被扭曲成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个人恩怨史等。比如，遵义会议被歪曲成毛泽东篡夺中央权力的历史起点。不是说党内没有权力斗争等，但一部党史绝不能写成权力斗争史。这两种倾向都对青年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后一种倾向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打着披露“秘史”、曝光“内幕”、还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内容不完全是虚构史实，而是片面地截取历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将历史人物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这些片断演绎成篇，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恶化”了。毛泽东是怎么成为党的领袖的？依照这些著述，就是靠玩谋略、整对手、拉帮结派、争权夺位而成为领袖的；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等都化为乌有。年轻人不了解党的历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书不能不有一种被正规教育愚弄、欺骗的感觉。因此，这给我们党史工作者提出了应当怎样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问题。

我们不是强调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是面对现在、面对未来的，使我们的社会、国家得到科学发展。对于过去的历史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就应该以科学的历史观，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包括党的历史。什么是科学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

我们现在不太讲立场、观点、方法了。其实，讲立场、观点、方法，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立场、观点、方法论。过去我们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强调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三者既然是统一的，那么讲立场就应当是“三个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说是这样的党的性质的立场，即党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过去将党的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不对，一些著述将党的历史描绘成权力斗争史也不符合党的真实历史。如果党的高层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吗？如果毛泽东就是不断地玩权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没有众叛亲离？为什么那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还对他忠心耿耿？这是用“愚忠”、封建意识、个人崇拜之说解释不通的。有人不是说他“用人唯亲”么？对“唯亲”者，这可能说得通。但对被整后还拥护他的许多非“亲”者，这种说法则难以成理。我们要“还原历史”，但将党的历史“丑恶化”、将毛泽东“妖魔化”是对历史的歪曲。研究党的历史应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应当坚持科学历史观。有感于一些著作对历史的叙述以假乱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评价遵义会议应坚持科学历史观来开题。

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革命的两个十四年

对遵义会议的研究，30年来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论著也很多。有许多人是遵义会议的研究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里仅从宏观党史来看遵义会议。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媒体宣传热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遵义会议为界的两个14年的历史进程，同新中国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极其相似。

首先，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前8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参与领导的前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辉煌一页，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危急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呢？ 我在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来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强调要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对比考察），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至少可以论列以下五点。

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因此，肯定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解。

过去我多次解释过，讲党的领袖第几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作为政治宣传，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讲。作为学术研究，不必强求，既可用这种说法，也可以不用这种表述。用了这种说法，也不必“上纲上线”进行批判。

（二）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我以为，这样辩证地、历史地从前后两个方面认识以遵义会议为界的民主革命历程的两个14年，更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

三、遵义会议与长征前期的系列会议

我在“长征行”时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达20多个。这个情况是我过去不甚清楚的。我将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大体为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至少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三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在单独进军陕北途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6个。这些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这三个系列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与第一个系列会议的关系问题。

对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的内容和作用，我过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这些会议。以往对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也缺乏研究，一些党史论著对这个问题也讲得不多。

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会议时，那里的县党史办主任向我介绍通道会议情况，也讲了他对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

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他还说：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

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史系统最基层的干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地方的同志都有一点家乡情结，而且又不是专门研究党史的，评价通道会议的作用讲得比较满，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这可以理解，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我很欣赏的是，一个基层干部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很难得。

我还赞同他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看法很好，是他的基本思想，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夸张的形容词而已。

他讲的“过程论”对研究这段党史很重要。对于这段党史会议，此前，我考察过扎西会议和鸡鸣三省会议。此后，考察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也是在这之后考察的。我到这些地方考察时，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逻辑，认为如果没有在他们那里召开的那个会议，中国革命就怎样怎样，毛泽东就怎样怎样。因此，在他们那里召开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只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不那么服气，认为有失历史的公正，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他们的有些说法不一定合适，但提出一个问题，应当用“过程论”来研究这段党史；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它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如果说过去的党史论著对此研究不够，有各种客观原因，现在历史已进入新世纪，有关档案资料公布了不少，这是一个再也不能不作为研究的问题了。

受到“过程论”的启发，在考察这段历史过程中，我提出了“系列会议”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转折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会议有密切关系，只有正确地把握这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为了能够把这个关系说得比较得体，我又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在《长征行》一书中，我讲了三条。第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

比如，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纯逻辑的推理，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立论要有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争论。虽然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都赞同，但博古并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是这时不再坚持。李德仍顽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仍是“一把手”博古点头，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贵州再议。

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改变了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通道“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进军路线的转折，而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用于评价通道会议。

第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通道党史办主任讲“过程论”，是辩证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将“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某个论断。

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

当初，对于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召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那种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会议。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的，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面。

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会符合历史实际一些。

第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这也是“过程论”，只是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

我以为，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作用。因此，研究这段历史，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没那么显赫。就遵义会议言，它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的历史环节，这个作用是其他环节不能替代的。这即是说，研究历史既要讲“过程论”，还要讲“主要作用论”。历史是这样交错发展的，也应当这样来认识历史事件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唯物论。据此，对通道会议的评价，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根据上述讲的方法论原则，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作这样两点总结。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

从“过程论”的角度，应将遵义会议发生的转折看做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

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

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

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

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因此，评价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

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这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时，回顾党的历史讲了领导核心问题，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时，我以为这是讲“核心”的源头。后来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时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邓小平同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时就讲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说明，讲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思想，邓小平具有一贯性。

对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内外都有各种质疑。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上述讲遵义会议与系列会议的关系，说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前些年和近年来的回忆材料讲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释惑。

一是“张王橘谈”。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几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坐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这个建议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又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实际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但为了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他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

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着军事斗争。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打仗是首要任务。

再则，张闻天也很民主，不专权，对博古交权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红军4月中旬过北盘江前，中央曾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没有同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他“负总责”，但实际上没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不会有此想法。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从广昌战役始，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让周恩来回到瑞金说是让他“管总”，实为“打杂”去了。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恩来，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

但周恩来不揽权，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

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而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让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找来朱德，三人一起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恩来仍是团长。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已经凸显了发挥的核心作用。

归纳起来，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

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

“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本事、没有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

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与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因此，那种将毛泽东描写成是靠玩弄政治权术、踏踩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各种党史演义作品，是不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主线的。

五、遵义会议与党的历史分期

在党的近90个春秋的发展历史上，曾被称为重要历史转折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党的会议。除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1927年的八七会议。这三次会议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各不相同。八七会议的转折作用与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里存而不论。

前已指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的两个伟大转折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两者还有相异之处。这里着重讲讲相异之处，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的界碑，由此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遵义会议却没有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在比较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时，经常碰到这样的疑问。

遵义会议既然是党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党的民主革命历史不以遵义会议为分期界线？我以为，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历史进程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是党内路线斗争。比如党的民主革命历史，过去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将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了。

显然，这些历史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同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个别时期有关系。土地革命战争10年，按照过去说法，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现在淡化路线斗争，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来划分，那就是路线斗争史了。

二是对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凡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认识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会对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成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分水岭，就是因为此前此后党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开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遵义会议不是这个情况。它只是解决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既没有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以及社会关系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没能成为党的历史分期的界碑。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分期，都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

三是党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转折是既有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义会议不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不能对两者作简单的类比，既不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而要使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也不要因为遵义会议不是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而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界碑。评价遵义会议的科学历史观，这也算一个内容吧。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第五篇：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工作原则与管理原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仍然有争议的问题是以人为本有没有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对此，我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历史观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人与外部世界（人的世界、人的社会）的总体关系。这一总体关系包括：人的存在从何而来？社会和历史又从何而来？历史是谁创造的？处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人不是作为人的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人的自主、自觉和自为的活动），在遵循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按照人的方式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从而造成人的正常生存条件，创造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由此摆脱纯粹自然状态，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成为作为人的人。这就表明，人是唯一由人的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生物。同时，人的社会、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也不是任何超人的创造，而是人的创造。人与人的世界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如果说，劳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那么体现这种统一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当然就应坚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以人为本具有以下一些独特内涵：第一，唯物史观体系本身就包含以人为本，它们融为一体，并非从历史观的外部另加上去的。而学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命题则有从唯物史观外部予以补充的意味。如果马克思历史观体系只是一堆规律的汇总，不包括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诉求、取向，那么“外补论”也许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唯物史观全部内容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融合，所以，作为价值诉求、取向的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以人为本当然要从人出发。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所谓现实的人，是指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由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才创造了受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现实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也正是因为现实人的物质性的行为是受一定的思想、观念、欲求和需要指导的，人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必然要在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形式上来把握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力求体现人的超越现实的需求。所以，离开了这个现实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的本质。基于两种不同出发点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分歧。例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宣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则认为：人作为目的与人作为手段是无法分开的。人固然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但现实的物质生产规律却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把他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条件。同样，他自己也是他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相互关系。在其中，人人是目的，人人也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能够坚持辩证观，要归功于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抽象人本主义之所以在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问题上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正是由于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立场。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以人为本应当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当前的日常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二是在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中，始终向人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远大理想———“解放全人类”，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前者是当前具体工作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后者是长远的、需要许多年艰苦奋斗才能为其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未来价值理想。对于后者，我们不能因为其长远性而忽视它。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以人为本正是这个学说的伟大人性和强烈人民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