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性审美范畴中的悲剧

第一篇：否定性审美范畴中的悲剧

论否定性审美范畴中的悲剧及其特性

——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

悲剧作为一种否定性审美范畴，无疑是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鲁迅曾对悲剧作过精彩的定性概括：“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以其独有的审美内涵吸引着无数作家进行审美创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亦涌现出了大量的悲剧文学作品。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悲剧文学出发，探讨其本身的悲剧及特性。

学界一直以来就认为“中国无悲剧”。窃以为这样的说法是片面且站不住脚的。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就必须首先对悲剧作一个精确的定义。对悲剧概念的界定，通常有三层意思：一是作为戏剧的主要类别或体裁之一；二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常常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三是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它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作为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并不仅限于戏剧类型的悲剧，还存在于正剧、喜剧、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电影等其他艺术样式中，也广泛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无悲剧”这个说法便有待商榷。

细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后不难发现，其中大量的文学作品都体现着浓厚的悲剧性色彩。作为后起之秀的小说、戏曲是如此，作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抒情文学诗词歌赋亦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作品，以其悲壮慷慨而或凄美的文学风格及生动形象的叙述，成为了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处独到的风景。

一、中国古代文学悲剧形成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的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社会政治因素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素来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的优良传统，因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历史的生动的艺术的反映。赵翼对此更作出了规律性的概括：“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自工”。如果不做绝对化的理解，这两句诗应当说是相当恰切地揭示了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几个黄金时代（最典型的如战国、建安）恰恰是社会最**、人民苦难最深重的历史时期，便是有力的证明。因此，社会政治，尤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作家个人的遭遇

韩愈曾在《送孟冬野序》中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动因作过精确的概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无独有偶，北宋欧阳修也提出了一个相近的理论，即“诗穷后工”说。他认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而知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 1

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所以，往往一个作家不幸的人生，不堪的世事，穷困的境地正是催促他创作大量优秀悲剧作品的动因之一。

（三）本民族传统审美因素的影响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喜悲”的审美传统。例如：《韩非子•十过》中晋平公问师旷语：“《清商》固最悲乎？音莫悲于《清征》乎”；《韩诗外传》卷七：“夫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淮南子•齐俗训》：“徒弦则不能悲。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王充《论衡•超奇》：“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等等，都证明那时人们欣赏音乐以悲为美，演奏音乐以悲为追求的目标。是否能感受音乐中的悲感并且成了是否懂得音乐的标志。不仅音乐如此，其他的文学体裁例亦是如此，这里考虑到篇幅，举例略。

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类型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不仅体现在其文体种类的多样，更反映在其创作类型的多元化上。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有英雄悲剧、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三大类型。

（一）英雄悲剧

鲁迅曾对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失败的英雄”不在少数。

早在远古神话故事中，就生动详细地记载有追日的夸父，舞干戚的刑天，填海的精卫，这些神话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尾的英雄人物，《山海经》曾对他们的壮伟事业作过详细的描绘刻画。《史记》中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位“鬼雄”生涯的全方位记录及对其自刎乌江的萧然场面营造，向我们叙说了末路英雄的人生悲哀，以“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肯定霸王虽殁而英雄豪气仍在。岳飞在作为一代名将的同时，更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词人。主和派对其的步步打压及眼看大好河山沦丧敌手的无奈促成了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悲剧性色彩。“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是他对孤掌难鸣的悲叹；“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明月归”是他无力左右时局的无奈。《小重山》、《登池州翠微亭》等诗词之所以能被人们传诵至今，其独特的悲剧美学色彩理当引起大家的重视。以岳飞事迹为原本而创作的小说如《精忠演义》、《说岳全传》等更是说明了大家对于英雄悲剧的推崇与欣赏。辛弃疾，一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青年将军，最终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归正人”的身份返回南宋后，长期受南宋朝廷的猜忌，更是时常为主和派权臣打压，郁郁不得志。《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词作都表现出了英雄失志的无奈与悲哀。辛弃疾虽与苏轼一起并称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与奠基人，然在其看似豪放不羁的文风下，实则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悲痛，这种壮志凌云与现实低谷的反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张力，充斥在词作中间。这样的悲剧美，使辛弃疾由一个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的传奇英雄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

（二）爱情悲剧

爱情堪称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更是涌现出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

作品。然而在如此多的爱情文学作品中间，如果一定要选出一种最令人刻骨铭心、最动人心弦的，一般不是以大团圆收尾的文学作品，而是带有遗憾的凄美爱情文学。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年，今人更是重建沈园以纪念他们的凄婉爱情。陆游一生著述颇丰，仅就诗歌一项，现存的就有9300余首。在如此多的诗作中，陆游没有为陪伴一生的妻子王氏写过一首诗，而大多是为早已去世的唐琬所作。除却《钗头凤》词外，《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於人今秋偶复采菊》、《沈园二首》、《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等诗作无不表达了诗人对香消玉殒的唐琬的怀念与叹惋。清代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对《沈园二首》这样评价道：“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而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无疑是对陆游沈园诗最中肯的评价。陆游因无法与唐琬厮守终生，终究因母亲的干预而劳燕分飞，但这一婚姻不幸却促使陆游创作出了千古一绝的沈园爱情诗。陆诗正是以其独到的悲剧美学，充分诠释了他对于唐琬的一片深情。而中国爱情悲剧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当始于明末。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及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明末的文学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启蒙思想的萌芽使得明末的文学带有一定的近代文学性质。明代第一个自觉从事悲剧写作的当属绍兴剧作家孟称舜。孟称舜的《娇红记》写了书生申纯与王娇娘之间的爱情故事，可最终并不是如以往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两人的双双殉情作结。这部悲剧作品凭借其一反常态的叙述，反而赢得了世人的争相追捧与刊刻，其中的原因亦不必多说。到了清代乾隆时期，文学巨匠曹雪芹对之前历代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批评与总结，并在此基础创作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红楼梦》以其独到的诗化网状叙事、多角度人物刻画等艺术手段成就了一部社会题材悲剧、女性命运悲剧、家族悲剧，当然，最重要的是爱情悲剧，宝黛之间凄美绝伦的爱情悲剧更是与梁祝爱情一道成为了中国古代爱情悲剧的典范。

（三）家族悲剧

最能体现家族悲剧的文学作品当属古代文学中的元杂剧。通过呈现出一幕幕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痛苦与毁灭，让人们在阅读毁灭，体会痛苦，获得震撼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剧中散透出的悲剧气息。

元代社会中的汉族知识分子饱受异族的压迫与欺凌，一些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便通过写杂剧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愤懑，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丑陋。这样一来，圆满美好的团圆剧便不再是他们创作的追求，他们更多地将眼光放在了悲剧的创作上。例如反映家庭中女性身份地位低下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杨氏女杀狗劝夫》、《潇湘雨》等杂剧，皆是通过刻画家庭妇女的遭遇之悲惨、待遇之不公、身份之低下来烘托出一个建立在虚伪与浮华上的男权主义帝国，并借此进行批判；而《酷寒亭》与《货郎担》等一类的杂剧作品，则通过写女性受社会压迫后心理产生畸形而使一家人濒于家破人亡的地步，反过来影响社会。这样的家庭悲剧则比前一则更具有令人反思内省的力量。虽与之前的两种悲剧相比，家族悲剧在数量上乃至质量上无法与其比肩，但就这类悲剧对社会家庭伦理问题思考的深度、广度来说，却又是前两种所难以比拟的。

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特性

（一）悲剧主人公多是正面人物，也有少量反面人物

所谓的正面人物，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小人物；既可包括普通的人民群众，也可以包括统治阶级中的进步阶层。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主人公主要是指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譬如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英雄。他们身上固然有英雄的气质，又不乏文学创作的天赋，因而各自成就了中国悲剧文学的高峰。而除正面人物之外，还有少量反面人物。例如上文中举例的元代家庭伦理悲剧，便大多通过记述反面人物的生活来达到怨刺社会时弊的效果。

（二）悲剧冲突：用美的破灭来否定丑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冲突充满了严肃性。这主要表现在主人公为了真理而奋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在遭受失败或利诱面前毫不动摇、意志坚定、忠于信仰的高风亮节。同时，悲剧冲突更体现在美与丑的对立斗争中，虽以美的覆灭而告终，然而却告示了美的真正历史价值及对丑恶的否定。譬如清代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便是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双双遁世作结的悲剧。南明小王朝最终不敌清军入侵而遭覆灭。时穷节乃见，这样的社会悲剧产生了大批忠臣义士，史可法、陈子龙等人的先后牺牲换来了人民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使得抗清斗争一直延续到康熙晚期才渐渐销声匿迹。这说明美虽遭覆灭，但却进一步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感价值。

（三）悲剧产生的效果：怜悯、净化、同情、提升

悲剧的效果，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必然要唤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产生情感上的熏陶、感染、激动与升华。”王国维曾分析《红楼梦》的悲剧效果在于唤起人们的感情共鸣：“所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中国古代文学中，不论是迁客骚人的沉吟悲叹，还是仁人志士的捐躯赴国难，他们因之而创作出来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均为世人证明了什么是美的真谛，使人们的情感在得到共鸣和提升的同时，也为世人的行为处事作了示范。

悲剧作为否定性审美范畴中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定义及特性，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能得到一定的体现。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剧，能让我们对悲剧美学作进一步的了解与感悟，并从中得到美的体验与升华。

第二篇：命运悲剧的审美品性(毕业论文)

命运悲剧的审美品性

——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内容摘要：古希腊著名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被看作是“命运悲剧”的代表之作，就艺术表现的技巧及其所达到的‚净化‛效果，堪称为一部完美的悲剧。本文通过对‚命运悲剧‛审美品性的介绍，对该剧进行深入阐释。

关键词：悲剧 命运 审美品性 净化 升华

①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说，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这就是西方戏剧的雏形。

古希腊悲剧主要不是写悲，而是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

德尔斐神殿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都表明了古希腊对“人”的深刻思考，逐步显示了人对自我的寻找。古希腊悲剧集中而全面的反映的了古希腊对“人”的观念的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从埃斯库罗斯《被俘的普罗米修斯》中对人的反抗性的张扬，到欧里庇得斯《美狄亚》中对反抗性的质疑，显示了古希腊人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命运遭际的关注。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是最悲剧中的最典范的作品。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当中，他们三个人各自的戏剧作品，根据剧中主人公悲剧产生的原因来比较，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悲剧。相对于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来说，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往往被称为“命运悲剧”，即通常表现个人意志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

《俄狄浦斯王》内容梗概如下：忒拜国王拉伊俄斯通过神谕得知，他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俄狄浦斯命中注定，长大了要弑父娶母。于是俄狄浦斯被抛弃在荒山上，辗转成了科林斯国王之子。成年后，他得知神谕，为了躲避杀父娶母的预言，逃出科林斯国，在途中与人抢道，将主仆数人打死。他来到忒拜国，制服了狮身人面怪，被拥立为王，并娶寡后为妻。俄狄浦斯这些经历正好实现了神谕所说的杀父娶母。真相大白后，王后羞愤自尽，俄狄浦斯刺瞎双②眼，自我放逐。

这种通过自由意志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这种由悲剧主人公自由地为自己掘墓的不幸结局，就是希腊悲剧中最富有魅力的特点；而这种被自由所遮蔽着的不可逃遁性本身，就是所谓的“命运”。值得一提的是，命运悲剧不单单产生在人身上，就连神灵也概莫能外，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亚的③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在赫希俄德的《神谱》、荷马的《伊利亚特》以及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命运不仅是悬在凡人和英雄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连克洛诺斯、宙斯这样的神灵对之也无可奈何。

《俄狄浦斯王》讲的是人与不可知的命运之间的冲突，无论人如何逃避自己宿命，越是努力，越是为命运所奴役。这种命运悲剧不同于人与神灵之间的冲突，也有别于由人自身的性格缺陷所导致的生命悲剧。人面对的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神灵，而是注定无路可逃的既定宿命。如果说一个人的性格缺陷还能够克服，那么命运悲剧则是无从逃避的。

更进一步说，古希腊悲剧中的激烈冲突，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其悲剧的根源也不是恶的力量从外部对善的力量进行压制、摧残、吞噬，而在于某种从根本上超越了善恶的形而上学决定论（命运）的必然演绎。因此，古希腊悲剧是一种

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它把悲剧理解为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永恒冲突。因而，这样的悲剧所能引起的情绪就不是那种凄凄切切之情，而是悲壮的豪迈之情。

古希腊悲剧的悲，意思不是悲切，不是凄惨，而是严肃。这和现在我们对悲剧的普通理解有所区别，却也不难理解。古希腊悲剧的主体是命运悲剧。古希腊人认识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于是他们通过戏剧的方式把这种认识表达出来。同时也传递了他们对命运不可抗拒性的对策。他们不因为自己无法抗拒命运而悲惨凄切、声泪俱下的控诉命运的残酷，而是以一种严肃的近乎于研究的态度把命运描述出来。既然命运是如此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存在，那我又为什么要去反抗呢？我只需要认可你，并尊重你的存在就可以了。既然你已经存在了，那么你就继续的存在下去吧！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严肃的对待命运的态度。没有悲戚凄惨，没有咆哮怨恨。自然而然的对待一切存在，包括不可抗拒的命运！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并导致感情的净化和升华；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而且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④的冲突”。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通过独具匠心的构思和特殊的叙事手法来凸显主人公的命运悲剧。由于其独特的审美品性，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艺术“净化”效能，从而提升了观众和读者的思想境界。

剧作家在构思该剧作时，虽然描述的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性格悲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同，但通过巧妙的构思达到了普通悲剧所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例如，剧作采取了倒叙手法，从忒拜国王追查老国王拉伊俄斯及其仆从的凶杀案入笔，逐步引出凶杀案和俄狄浦斯王的身世、命运遭际等来龙去脉，将原本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层层揭开。出人意料的是，俄狄浦斯王在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同时，惊恐地发觉到自己和老国王的命运关联在一起，最后竟发现杀人凶手正是他自己，而非别人！待真相大白之后，俄狄浦斯王没能逃脱命运的惩罚，随着自己的母亲上吊自尽之后，他也坦然面对自己的罪愆，戳瞎了双眼，以告慰忒拜国全体子民。

该剧在情节的设置方面极具天才，从而将一个貌似普通的命运悲剧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悬念的设置，剧作从俄狄浦斯王父亲的被杀写起，然后引出俄狄浦斯王的悲惨身世，及其在成长过程中的坎坷遭际。斯芬克斯之谜不过是俄狄浦斯王命运的转折而已。这种转折虽然改变了俄狄浦斯王的现实遭际，实际上却陷进了神谕的圈套，即弑父娶母的人伦惨剧。在伏笔方面，剧作家安排了一个熟悉俄狄浦斯王身世遭际的、好心的老牧人，这条隐形的线索使观众在观看戏剧时，一步步了解到俄狄浦斯王身世之谜的揭开。在观众以为老牧人“好心”的同时，随着剧情的意外转变，却发现这种恻隐之心，恰恰演变成为整出悲剧的现实根源。如果说命运是无形的，那么现实的这种巧合，暗示着俄狄浦斯王无从逃避的宿命。

《俄狄浦斯王》独特的审美品性，令这一普通的命运悲剧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效果，从而震撼了观众和读者的心灵，也因此奠定了这部经典悲剧的不朽地位，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参考文献：

1.［德国］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2.［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罗念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5月版

3.［英国］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8月版 4.［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第三篇：否定性在快乐教学中的应用

研修日志

否定性评价在快乐教学中的应用

程土焰

在尊重学生人格、不伤害其自信心的前提下，教师在快乐教学课堂中谨慎而巧妙地使用否定性评价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恰当或过激的否定收益甚微，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甚致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万学生的秐极性。这样的评价只会让学生的心性变得蜷缩，意志受到贬损，精神变得萎靡。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形成自卑的人格。他们的自信心也将随着教师的评价被消磨殆尽。那么，在快乐教学课堂中如何进行巧妙的否定性评价呢？

【案例】学习《壁虎》

在五年级的一堂语文课上，教师正指导学生阅读壁虎捕捉近处飞虫的精彩片段，第一个学生语气平淡，但声音非常响亮。教师问道：“同学们，你们觉得这只小壁虎读得怎么样呀？”“读得可响亮啦，壁虎要是这么大的动静早把飞虫吓跑了！”“哎呀！太慢了，小飞虫早就逃跑了。”教师见状，｀就问道：“哪只小壁属再试一试？”学生们立刻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果然这－次读到位了，教师又评道：“这只小壁虎可真够棒的，一下就捉到了小飞虫。我们来鼓励他，让他多多捕捉害虫。”

快乐课堂评价要讲究艺术，特别是在指出学生不足时，既要让学生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又不致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让学生快乐接受错误。在本案挒中教师没有直接指出第一个学生的不足，而是将评价的目标指向“小壁虎”。让学生刻画小壁虎捉虫的情景，进

研修日志

而让学生领悟这段话应读得轻一点，快一点。这种巧妙的目标转移可谓是一举两得。因此，课堂评价不能脱离学生实际。巧妙否定的实际效果丝毫不亚于肯定性的评价，它对促进学生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第四篇：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

历史箴言与现代使命

——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

□晏滔

《立秋》让观众对话剧燃烧起热情；《立秋》给予人们的文化震撼使其成为伟大剧目之后“山西的《茶馆》和《雷雨》”；《立秋》之所以能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在于创作者“他们有勇气去看事物的原状：悲剧性”；在于创作者用一个深刻的“隐喻”和一个曾是中国势力最大商帮的语境来演绎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使之成为一部标志性戏剧。为《立秋》燃尽生命激情的陈颙导演，在距公演还有9天的时候跨鹤而去，而使得《立秋》的巡演成为继续她的生命的演出。陈颙的名字也被写在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的天幕上。《立秋》传达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戏要表达的意味，为不同的人饱含深情地解读，在灵魂深处洞彻古今人生的共同感慨。

立秋了，红叶飘零。当剧幕揭开，处在剧变核心的平遥大院呈现出一幅舞台幻境。在这一部扣人心弦的话剧中，以辛亥革命前后（1904-1914年）为历史背景，描写汇通天下数百年的山西平遥票号，最终因为悲剧性的时代而毁灭的故事。诸多矛盾焦点浓缩在立秋一日，具有很大跨度的象征性事件，高密度地集中于立秋一日，架构出舞台上的时空关系和叙事线索，交织成一幅波澜起伏的画面。

“立秋”是这出话剧的主体隐喻，“立秋”首先是一个时序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立秋”是晋人祭祖的日子。于是，祖先与后辈，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在这一天里展开。

《立秋》成功地运用隐喻将需要思考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把需要探索的东西嵌入一种联想关系，使之艺术地表现出来并由此获得新的意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寓意一个时代的落幕；悲秋，正如杜甫诗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意象；秋天，成熟的麦穗粉身碎骨化为人类的精魂，这大概是秋天最原始的本色；在秋天不经意的呼吸瞬间，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犹如喧闹的集市突然散场。《立秋》的隐喻是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观者不得不去发现隐含其中的意象，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立秋》给了我们思索的契机：是什么原因使利倾朝野的商帮步入日暮穷途而一蹶不振？是什么力量将晋商彻底冲垮直入衰败的深渊？怎样才能从这种特殊的晋商经验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中获得前行的指南？

“隐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抽思哲理，激发想象。由于所处历史语境的转换，“隐喻”则因化为心理过程，成为一种记忆。《立秋》的创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剧中高密度撷取事件安排情节和集中矛盾于立秋一日之间，使观者初入其境时感到逼仄，细细咀嚼时，这部戏就像陈年老汾酒、老陈醋那样耐人寻味。这种全剧中对艺术时空的多维叠压正是来自于迭进递推的隐喻的需要。

马洪翰的女儿瑶琴遵从祖制苦守绣楼六年，与其有婚约的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却与留英同学文菲自由恋爱。而在上一代，马洪翰的妻子婚前也曾苦守绣楼七年等待许凌翔，后由“老夫人”指婚，才嫁给了马洪翰。两代人毁婚这种人生形式凄美或无奈的悲剧，隐喻“老夫人”、马洪翰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许凌翔、许昌仁所代表的维新观念的碰撞。时代变迁，恋爱自由，是对传统的一种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旧有社会属性“诚信”的一种破坏？这种隐喻为剧情中的“老票号”与“新银行”的商业文化之争构建了探索上的参考坐标，为商业属性诚信体系提供了传统中人的坐标原点，给每一位与它“交流”的人一份深深的思考。

剧中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投身戏班，成了马家的叛逆者。之后，瑶琴也受到许昌仁、文菲的鼓励，决定“大脚走天下”。兄妹在戏台后重逢时，江涛说出了：“生在富人家，长在荣华里，却得不到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的心声。隐喻对传统体系的破坏首先必来自社会基础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立秋》的创作者要在剧情主线之外高密度地安排其他戏份的缘由。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彷徨徘徊，跌宕惊魂！这些隐喻在一出话剧有限的时空中，有效地节省了对剧中主人翁悲剧性命运的传统背景进行阐释的笔墨，且增强了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忠诚与背叛多重矛盾激荡的波澜，架构出协调舒放的审美意象。

剧终，“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

反复询问的童声扣问着逝者，同时也扣问着今天的晋商。用“立春”来回答最后一个“后来呢？”是继任导演査明哲的旨趣，也是最后一个隐喻。这样的憧憬与全剧内在的精神指向是吻合的。

看完《立秋》，哪一位晋商不在内心升起一种势必在新世纪再度崛起的豪情！

“立秋”是创作者寄寓主题的重要载体，而守望本土文化的“语境”则赋予晋商以观念形态、意义和存在。丰德票号的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丰德票号的理念：“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是两句标志性的从晋商曾经而不再的辉煌历史中，从无比丰富和极度复杂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经典。这两句话语代表了晋商语境中的主要符号和象征意义。“票号”一词是个语境框架，他包围着剧情中的事件，“票号”以一种难以磨灭的烙印，深深镌刻为历史的履迹而成为晋商经验的代名词。“诚信”是晋商原生动力的一个语境脉络，“诚信”以一种传承的形态而成为晋商商业文化的代表内涵。梅耶荷德曾说：“戏剧原于世情，审美贵在言动”。《立秋》选择票号临危之时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些增添风趣的微小细节，用饱满诗情和深刻哲理的语境来塑造人物。这一艺术抉择是创作者将这种冲突搬上舞台使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大多数观众在假定的与主人公利益相同的前提下的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让这种利益与价值观的坚持者在一场严肃而崇高的行动

中遭受痛苦直至毁灭，那么一场伟大的悲剧就诞生了。《立秋》语境设计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

马洪翰的台词说：“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这是剧中人物悲剧命运深层次的历史本位。面对日新一日的时局，马洪翰恪守祖训，誓死为丰德护牌守门，而错失了融入近代银行的机会。“可为而不为”是一种价值的抉择。道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保守性之间的共生性，是社会转型期创新与守旧冲突的根源。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将这种历史悲剧归结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击，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是非历史本体的，“激进的暴力冲撞”是给了经济以破坏，但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型式，一种商业模式若是适合民生的就绝不会消亡。历史也给了山西票商机会，剧中人马洪翰和许凌翔的现实原型——毛鸿翰与李宏龄，自1904至1908年反复论争关于建立近代银行的事宜，朝廷亦将与山西票商合作组建国家银行放入议事日程，等待票号大股东的答复。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毛鸿翰以他在票商中的影响力封杀了所有可能革新的动议，也拒绝了朝廷的方案。终于在1914年宣告破产。十年后，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的序中写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枉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立秋》导演从历史的本源中抽取“语境”，组织人物的对白，由此来告诉观众：错失制度创新的良机，并非晋商的智慧问题，而是深刻在传统里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给人以感动的反思，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历史的悖论，是美学的历史批判与历史的美学批判。正如陈颙导演在研究剧目布局时所说：“不能抱愧山西呀，我们应该拥抱山西”。于是剧中人物进退之间的天平，让观众也走在思索与前行的路上。

《立秋》打破了以往歌颂性作品的主旨，而以悲剧性来凸显反思与批判，在丰富的背景中看晋商的处境与人格张力，并激起人们对中国第一大商帮起落兴衰的反省。

悲剧的诞生来源于非理性的领域，对于马洪翰来说，票号的解体是他的最高痛苦，票号

一旦融入银行就如出嫁的女儿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对此他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马洪翰对于操守的追求所表现出来的强力意志，又决定了他的生命本质，而且有了审美意味。战乱中票号大量现银被抢劫，甚至店铺账簿都付之一炬，而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百万两的贷款无法收回，清政府的借款亦无法归还，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一封封的告急电报预示丰德票号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由时局造成的国家管理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为何要由票号来“埋单”？诚信，并非无限责任！但是最后马家义无反顾地将13代人积蓄的60万两黄金倾囊而出以保全成千上万储户的身家性命；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选择活下去，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责任，丰德票号选择悲壮的死已不是商业范畴的问题，而上升为民族、哲学、文化的范畴，若单从商业来看是缺乏智慧的选择，但在马洪翰看来，为了“丰德”信誉的永存需要放弃生存。

形成悲剧情节的真正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这种精神实体受一种伦理性因素的约束，人的本性被社会的传统所替代。在冲突中，人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义。在危机中面对与传统的冲突时，马洪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已视而不见，马洪翰的视野已经不能越出那深宅大院的高墙了。

个人是历史的儿女。在马洪翰与许凌翔各自代表的传统与维新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他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时，双双也陷入“罪过”之中。60万两黄金是一场诚信的功德，而票号未能融入时代的银行则是商业生存的“罪过”；许昌仁的自由恋爱是人性的解放，而悔婚则成为对瑶琴的诚信的“罪过”。这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悲剧必然性及偶然性的根源。悲剧恰恰是在描写人的渺小无力回天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崇高。命运也恰恰存在于人所坚持的利益与价值观遭受到一些必然抑或偶然的冲击时，这种冲击的激烈程度与人的坚持的强度和长度决定了人生悲喜。这就是《立秋》的美学力量----深刻的批判力量。

当我们今天已经成熟，我们仍需被感动，我们也着实为《立秋》所感动。《立秋》成功地运用悲剧性对一桩严肃、完整、有相对广度的事件进行摹拟，以具有丰富想象空间的隐喻

来藻饰，以深刻哲理的语境来传达意蕴，唤起了观众的悲悯之心与畏惧之情，使情感得到了陶冶。

《立秋》揭示出生存的社会意义，给予我们如下的思考：

如何构建现代的商业文化环境下对诚信责任与行为的认知？

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否已界定了企业诚信的“度”？

“企业公民”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商业信用与社会属性信用之间的差异及关联如何定义？

还需要多少时间来等待属于我们传统特色的商业诚信模式？

晋商文化独特个性中哪些才是不朽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因素？

在解决生存的最高哲理问题时如何确定认识的社会意义？

如何更多地从艺术上给人们以心灵净化的作用？

……

历史的箴言与现代使命集结于此。

在这些意义上，《立秋》无疑是一部可以继续成长的戏，《立秋》有理由得到文化尊重，现代晋商只有找到这种文化的原生动力，自我复甦的意识，才能源源不断地喷涌，才能重塑晋商精神，才是新晋商安身立命之本！

在此，我们向陈颙导演致敬，《立秋》是她用生命的体止符与我们进行的心与心的交流。

第五篇：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写写帮推荐）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

摘要：《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以一个日趋衰败的世家望族为背景，讲述了曹七巧人性沦落的悲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者，提出了悲剧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两者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悲剧性格、悲剧情节和悲剧效果三个方面。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金锁记》；悲剧性格；悲剧情节；悲剧效果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者，他在研究和总结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悲剧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指的是戏剧，但他的一些理论也适合于小说，同样可以用它来审美一些具有“悲剧性”的小说。而张爱玲的《金锁记》就可以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为支点，从悲剧性格、悲剧情节和悲剧效果三方面来进行审美。

一、悲剧的产生：性格

性格是指个人的思想、行动上的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性格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性格显示人的内涵，是人物行为的基础，甚至认为“性格是人物的品质的决定性因素”。悲剧人物的性格决定了悲剧人物的品质，性格又决定了人物行动的性质，特别是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做选择时，更能显现人物的性格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很大程度上与她的性格弱点有关。她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姑娘时代的她有着自由活泼、泼辣暴躁的性格，有着比较健康的人性。可是她的兄嫂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给了患有骨痨的姜家残废二公子。原本有着勇敢刚强直爽一面的她，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后，而且嫁了这么一个自小卧病在床的废人，还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这就使其性格产生了矛盾，也注定了她命运的悲剧性。她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屈从命运，而又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她一方面追求物质享受，一方面又想从精神上挣脱，在这矛盾性格的主导下，七巧始终挣扎在欲望和现实的夹缝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只能写“介入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含义：一是悲剧的主角是普通人，而是其陷于悲剧境地是因他犯了错误，也即“过失说”。此观点放在主人公七巧的身上很是合适。她出身下层小商贩家庭，对于无常的人生，她本没有挣扎，在战乱的时代里也没有远大理想，但她做成了姜家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她的喜怒哀乐与她的情欲、嫉妒、虚荣、疯狂紧紧相连了，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悲剧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她为非作歹，而是她因人性的弱点有意无意地犯下了错误。

二、悲剧的灵魂：情节

悲剧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所以，悲剧情节的设计显得尤为关键。曹七巧形象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美，关键在于构成这一切的矛盾冲突。《诗学》理论认为，一个完美的悲剧情节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情境的突转、发现和苦难场景。“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作为悲剧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苦难则是毁灭和痛苦的行动。很明显，《金锁记》中三者俱全。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式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故事就在一幕幕的矛盾中展开来。

自立门户后，当过去冷淡七巧得小叔季泽现在上门来向他倾诉爱情时，意想不到的幸福，使七巧一时迷惑，如陷梦境。但是十年的岁月毕竟磨练出了七巧对世态人情的洞察力，她马上“发现”了季泽的突然到来和情感的变化另有企图，她像个疯子一样暴跳如雷，骂走了季泽。她要守住她用一生幸福换来的那一点仅存的金钱，几近疯狂地坚守。她一方面守着金钱，一方面不放弃对儿女的占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在扭曲变态的心理支配下，她把儿女儿媳作为自己失落心理的砝码，她带着“一个疯子的机智与审慎”，毁去儿女儿媳的幸福。她干预儿子的婚姻生活，不让新婚的儿子晚上回房睡觉，让儿子整夜陪自己抽鸦片，诱导儿子对她讲自己的房中秘事，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拿那些秘事羞辱儿媳妇和亲家母，以致儿媳妇饮辱自杀。在她的干预下，第二个儿媳娟姑娘也吞鸦片而死，女儿也失去了唯一的幸福。这时的曹七巧已成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泯灭的疯子。这些惊心动魄、苦难的场面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她是有意害人，还是真正关心人，最终导致的均是人生悲剧。

三、悲剧的效果：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认为悲剧艺术“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绪的净化”。广义的“怜悯”是“同情”的一部分，但专指主体具有和受难者同样痛苦的感觉、情绪和感情。怜悯一个对象，往往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悲剧主人公必定是落入悲惨的处境，因此可以获得观众的怜悯之情。他在《诗学》中作了充分强调：“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是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以不幸的结局收场”，这样“最能产生悲剧的效果”。因此，悲剧总是使人物遭到严重的不幸和毁灭。

在《金锁记》中，刚进入姜家大宅的七巧，也曾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她追求生活中的亮色，渴望与三爷季泽之间的爱情。然而季泽因着她的狼藉名声而不敢沾染，甚至在分家后的一次出现在七巧面前，也只是出于金钱的企图。于是在粉碎的希望背后，七巧只能沉浸在对金钱的欲望中，也就预示着最后的悲剧。无疑这次季泽的登门增加了这篇小说的悲剧力量，因为当主人公拥有了一次寻获爱情的机会时，读者将不由自主地关注这次故事中的突转，希冀美好的东西最终能突破悲剧的限定。然而当这一牵动着七巧和读者的光亮暗淡的时候，主人公的境遇会凸显得更加卑劣和不堪，会让我们感觉更加难过和震撼，强化了悲剧效果。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无害、公众乐于接受的途径。它作为一种复合的美，能借“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是通过对遗忘于时代之中的大家族内的可悲人物在情欲与经济之中的挣扎的描写，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心。它以敏感的笔触讲述了“人性枷锁记”的悲剧，揭露了女性意识中受扭曲的心理层面。七巧精神深处的颓废，对金钱的狂热，是她生命结局——死亡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本是美好的女性形象被如此残忍地赋予了污秽和毁灭，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同情，最终达到情感宣泄和心灵净化的作用。

傅雷先生曾认为《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的悲剧性，包括悲剧人物的性格、悲剧情节的推进和悲剧效果的净化作用，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体会《金锁记》的美，也可以使我们清楚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 [2]王文霞，《浅析张爱玲小说和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相通之处》，《社科纵横》，2005年4月总第20卷第2期

[3]陈迪，《从〈诗学〉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2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