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警惕精神懈怠观论析

第一篇：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警惕精神懈怠观论析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警惕精神懈怠观论析

摘要：警惕精神懈怠危害，解除精神懈怠危险，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从未忽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这一独辟蹊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探究邓小平的警惕精神懈怠观对于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精神懈怠；思想僵化

所谓的精神懈怠是一种不思进取不负责任不愿作为贪图安逸的低迷涣散僵化的精神状态，反映出的是对思考的厌倦，理想的淡漠，进取心的退化等深层次的思想蜕变。苏共的悲剧证明，共产党长期执政时间越长，精神懈怠的危险越大。要有效防止精神懈怠，不仅要立足当代，警钟长鸣，还需不断回顾历史，包括学习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此问题的深刻阐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服务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为目的，对警惕精神懈怠问题有很好地阐释。但学界并未曾深入探讨。本人不揣冒昧，特以此请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强调警惕精神懈怠的原因

警惕精神懈怠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条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提出这一问题。如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深入考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防止党员干部的精神懈怠是一重要原因。毛泽东的警惕精神懈怠的思想和实践为邓小平提出相关思想提供了丰富营养。在推进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改革开放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邓小平深刻阐释了警惕精神懈怠的极端重要性。

（一）警惕精神懈怠是正确坚持和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搞改革；才能够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但当时，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集中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两个凡是”思想，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全民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

上述两种错误犯了机械主义惰性病，只看到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毛 1

泽东思想，这都是不动脑经，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表现，是没有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评价毛泽东思想表现。只能僵化的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上，没有开动脑筋探究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精髓的结果。

邓小平说，不能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2]（P366）毛泽东同志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胜利，对于毛泽东万年的错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只有这样具体历史的分析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正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二）警惕精神懈怠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未进行过的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直接找不到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改革前夕，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一部分人还不能多及时解放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又一次结合，有人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尤其对于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市场经济，而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的手段。”[3](P373)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思想的束缚。

改革开放初期，党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存在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又一次与现实结合的困境，在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同样存在不能因国情世情的变化而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此，邓小平强调，不能让马克思这一停留在几十年后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要重善于重新学习，勤于思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进行。

所以，不能做思想懒汉，固守着本本和以往的经验不放，要打破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状体，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需要。

（三）警惕精神懈怠是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改革开放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了挑战，挑战之一就是能否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囿于改革开放政策之便，在经济合作，互通贸易等手段的掩盖下向我国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而此时，党和国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忽视了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危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学生闹事和“六·四事件”就是党和国家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不力和领导不力结果。

基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邓小平说，如果顶不住自由化的这股逆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以后再想发展也不容易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20世纪80年代要讲，到本世纪末甚至是到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仍然要讲，在这一点上，我们头脑要清醒，精神不能松懈，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二、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的表现

（一）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思想僵化的危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4]（P260）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怎么样做，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的，不能固守着原来的框框，“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5](P191)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新时期要求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需要“勇于探索、勇创新的闯将。”[6](P143）绝对不能固守着马克思的教条不放，躺在马克思的本本上“睡大觉。”“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7]（P143）邓小平说过，“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他说，“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用于思考、用于探索、用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8]（P144）才可以真正做到人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除思想僵化的危险。

（二）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理想信念动摇的危险

坚定理想信念是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永恒的课题。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所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非常强调理想信念问题，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更应该警惕理想信念滑坡的危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党和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更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谨防政治理想信念的衰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

懂得这一点。”[9]（P116）

愈是要深化改革，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0](P367）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精神支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要时刻坚共产主义定理想信念。

（三）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危险

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就是思想战线的不同质和不统一，部分人总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党对于思想战线中存在的问题总是软弱无力，“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意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邓小平说到，“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无力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的很。”[11]（P195）总之，从中央到地方都没能够注意到思想战线中存在的不同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思想战线中的问题层出不穷，例如精神污染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些问题“在人民中混淆了是非界限，造成了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了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12]（P44）

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地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了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3]（P45）因此，“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的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4]（P47）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消除一切忽视思想战线工作的倾向。

三、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观的意义

首先，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进入了起步阶段，邓小平就说中国要发展就要改革开放，同时改革也是会有风险的，资本主义的坏东西也会进来的，对此要头脑清醒。此时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各项事业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矛盾。改革开放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只能在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中解决，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的有关内容为如何在更深刻的改革与开放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和平演变下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提供了保障。

其次，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加强党的先进性的保证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面对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面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肩负着新的历史责任，面临着新的重大考验。执政时间越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国内外环境变化越深刻，越要调高警惕，高度重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越要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切实推进。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时刻警醒着党，告诫党，精神懈怠了，暮气沉沉、惰性十足，党的生机活力就会被销蚀，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就作不出反应，就无法继续引领国家、民族和社会，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再具有先进性。

最后，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对此，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要求，如何在长期执政中不断提高领导和执政能力，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就成为了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关于警惕精神懈怠危险问题使全党能够认识到在非竞争政党体制下长期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也容易使党产生执政惰性，变得僵化，老化，使得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停止不前。党必须解除精神懈怠的危险，克服由于懈怠而引发的思想僵化、理论停止、道德滑坡、意识形态坍塌、奋斗精神泯灭的危险，这是党提到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 [8][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5][7][9][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二篇：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90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40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

中等收入的“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创新乏力的“日韩困境”„„当改革从“摸石头”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太平官”，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葫芦官”，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群众讥之为“庸官”，讽之为“昏官”，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政怠宦成”，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

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呀、劲呀”。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曾开出根治“精神懈怠”的药方。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赶考”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第三篇：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治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

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 红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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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邓小平的科学观

论邓小平的科学观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验证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邓小平全面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线。它科学地阐明了发展道路、发展战略，解决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全面理解并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全面发展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生产力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任何社会都没 有资格谈什么优越性。而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课题。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抓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面对国内国际出现种种**和干扰，邓小平凭借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顽固”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从而使全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形成共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成功的实践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当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却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整个国家生机勃勃。这个新鲜的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发展经济。

第二，科学技术是全面发展的关键。生产力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发展既具有整体性，也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 进，已经成为渗透于生产力系统中的催化剂，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创造和革新生产工具和工艺，扩大劳动对象等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5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的全部财富的总和。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针对这一现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 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1988年，他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全新的命题，准确地阐明了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邓小平根据世界科技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国情，一再指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又强调：“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 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系列战略思想，为我们赶上世界科技的发展，迎接2l世纪的挑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三，民主和法制建设 是全面发展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其发展状况如何，直接而又全面地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也直接而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实现。因此，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全面总结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的著名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作了明确阐述，首先，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 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其次，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便利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其三，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 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其四，民主和法制必须紧密结合，“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其五，我国 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推进。他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 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排斥权威，邓小平明确强调：“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 头。”总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邓小平一贯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就不是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 全面发展。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 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在这“四有”中，邓小平同志认为“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他多次强调说，我们过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 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没有共同的理想，就会出现思想混乱，没有共同的纪律，整个社会就会动荡和无序。显然，共同的理想 和纪律对我们这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十分重要的。在新形势下怎样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即我 国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围绕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指导方针体现了党的 基本路线的要求，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也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 要性。

第五，全面改革是全面发展的动力。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邓小平主张以全

面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早在 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 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 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 领域的改革。”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而是对体制 的根本性变革。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 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全面性的变 革，改革的各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践证明，不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在改革中过分强调 “突破口”的带动效应，不重视改革各方面的“大体同步”，往往会因孤军深入而受阻。从后发展国家的普遍性经验看，由于特殊的国际 国内环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其每一项重大的经济决策，无不包含政治目标和政治意 义，也离不开政治条件的配合。例如，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和安全是联在一起的，而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又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可 以说，经济目标、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性相交互性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难点，这在客观上要求后发国家的宏观决策既 要满足经济目标和适合经济活动规律，也要符合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中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因此，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为 现代化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是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实现“富强、民主、文明”总目标的根本途径。

第六，人民的利益是全面发展的目的。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同志认 为，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我们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最终都要看 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因此，他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民富国强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是 社会主义，只有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搞不好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社会 主义。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最现实、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只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才能显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人民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历史经验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失去人民的支持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

第五篇：监狱工作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监狱工作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四大危险”尖锐的摆在全党面前，亟待解决，即精神倦怠的危险、能力不足在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了第一位，震聋发聩，令人警醒。其实在我们的监狱管理工作上也同样存在着精神倦怠的危险，也同样尖锐的摆在我们监狱民警的面前，同样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所谓精神倦怠，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或者是因为外部环境、和自身态度等原因而不思作为、不思进取，不想作为、不想进取。精神上的懈怠是百般懈怠中最可怕的一种懈怠，如果这种倦怠体现在监狱的工作上，是十分危险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精神如果不佳，影响的也许是个人的生活和发展，而作为一名肩负改造教育罪犯重任的监狱民警，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则事关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关刑罚的公正执行，事关监狱发展的大局，事关监狱的安全稳定，事关罪犯的改造质量，所以说，监狱民警精神倦怠情况得不到改善后果那将是灾难性的，势必给监狱实际工作造成混乱。作为监狱民警最不能丧失的，莫过于精神，最危险的懈怠，莫过于精神的懈怠。

首先是工作性质的因素造成监狱民警精神倦怠，监狱管教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领域。就其环境特征来说，有学者概括为：封闭的工作环境，沉重的工作压力，紧张的人际关系。监狱民警，作为多重社会角色聚为一体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执法者，又是特殊园丁，心理医生，生产的技师。因此，社会常常忽略了他们从事这项职业时所遇到的心理问题，忽略了在监狱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不仅罪犯面临着适应问题，监狱民警同样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常年累月在一个大院上班，特别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常年只能和罪犯相伴，累月干的是相同的重复性的工作，整日眼前晃动的始终是身穿灰色白条衣服光头的罪犯，色彩单一，工作单调。当前，自上而下评价监狱工作的绩效主要是以监管安全为标杆的。监狱是否安全，罪犯是否安全，有无罪犯脱逃，有没有发生狱内案件成为监狱的基本命题，监狱干警工作中面对的都是安全的责任、安全的承诺、安全的高压线，从而使监狱民警精神上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高度压抑状态。超时工作，越是节假日期间，监狱干警越是得不到休息，导致民警的身心俱疲，和家人的人际关系紧张，继而产生家庭矛盾，致使民警普遍缺乏工作激情和进取心，产生了“职业倦怠”感和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因素造成监狱民警精神倦怠，监狱的民警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无论是生活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原因，他们都渴望取得一定的社会资源，一般来讲，监狱民警目前所受到的尊重仍旧很低，这一点经常反映在监狱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会待遇上，职业价值得不到有效承认，导致民警只把职业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缺乏工作的激情和欲望。由于监狱的封闭性，使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隔离，致使社会对民警的评价与改造教育本身的价值标准之间形成矛盾差异。尽管监狱民警是执法者，又是特殊园丁、心理医生，生产技师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然而社会上一般能认可医生或者教师的内在价值，能认可公、检、法等机关执法者的社会价值，而监狱民警却没能得到公众类似的尊敬，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警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创造性和对本职职业的热爱性，使民警自我价值丧失，民警的合理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然而然地从精神上会产生对所从事职业的倦怠。

第三是社会环境的因素造成监狱民警精神倦怠，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质量已成为社会关注监狱发展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监狱的改造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社会总是将监狱的功能无限放大，希望监狱办成如学校、医院、企业甚至民政救济机构、社会保障机构等，忽视了监狱功能的主体性和职能的局限性，往往对监狱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无形中给监狱工作增加了除了改造罪犯之外的额外压力。对监狱过高的期望值和对监狱教育改造投入与产出的反差之间的矛盾，使监狱工作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公众的期望，也加大了社会公众对监狱工作的负面评价，大大增加了民警的精神压力。第四是因为个人理想信念的原因而使精神倦怠，精神源自理想，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中，面对贫富分化的矛盾，供需差距的矛盾，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从而使人产生思想上的困惑，以致信念迷茫、理想淡化、价值观偏移，昂然进取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逐步消磨甚至丧失殆尽，必然制约学习力、创新力、决策力、执行力、竞争力等系列能力的提升空间。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理想的动摇导致精神的滑坡，如果在监狱工作发展的关键时期精神懈怠、丧失高度的警醒，无视监狱工作的社会责任，无法采取有效的预警措施和长效机制以确保监狱工作的顺利推进，不能有效促进公平正义执法，安全稳定生产，不但监狱难以稳定，也影响社会的和谐。

面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对监狱的新要求；面对党和国家对监狱工作的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监狱工作的新期待；面对开放透明和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面对监狱内各种严峻复杂的考验；监狱工作在执法理念、能力、效果、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如果不能很好的调动起作为监狱最前沿的民警精神力、创造力，那么后果是可以预见的，都说监狱是战场，打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美国军人的字典里战场上没有和平期，只有战争期和战争准备期，同理，在矛盾集中的监狱里，没有平安期，只有显形期和隐形期，改造与被改造的较量时刻都在进行，较量在素质层面，素质的较量在于思想，思想的较量在于精神上，精神不振则每战必殆，在教育改造罪犯过程中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角色就有可能互换，这是万分危险的，这就要求监狱民警要枕戈待旦，精神不懈，时刻准备着，“安不忘危，忘战必危”这些千古恒言在监狱内更加具有警醒作用。所以，一定要重视监狱民警现实存在的“精神懈怠”情况，应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制度的改革，激发民警对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事业的成就感、自豪感，激发民警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在忠诚和奉献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现阶段摆在监狱工作中的一个大命题。

一个人只有当他的主体意识，他的心愿与心情，他的精神与体力都活跃起来，他才能有生机，有创造力，有能动性，控制和压制是绝对不可取的。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一切阻碍监狱发展的落后的东西都会遭到摒弃，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文化、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科技、创新的管理将是未来监狱发展的主流，监狱民警一定要适应新形势，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克服倦怠的精神，提振勇于攻坚克难的锐气，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监管改造工作和自身建设，着力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着力增强政治意识，着力巩固能力素质，着力加强品德修养，着力提高自身的精神追求，着力拉升思想境界，这对于更好的发挥监狱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职能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胜对手，首先必须要战胜的是自己，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危机感，最消磨志气的行为就是精神上的懈怠，正所谓功名看气概，成败看精神，这一点作为从事教育改造罪犯这一崇高职业的监狱民警要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