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第一篇：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孟祥虎 包头钢铁学院171# 014010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国家和完全归属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提出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的观点，根据生命权的归属得出对待安乐死的方案。文章认为，立法机关既要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关键词]：生命权安乐死完全归属主要亲属

安乐死背景

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1）

而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2年4月，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 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厘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人类的行为应当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规定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现实的情况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美国至今未实现人人生而平等。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只要发展就会有力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个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决定权利分配的依据，法律从来都是在暴力的支撑下才成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实现人与人或人与组织平等是不现实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3）《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观点为生命权是当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国家只是加以宣示。这种观点仅是价值判断或称为天赋人权观点，不是科 学的分析和论证，仅仅是价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从价值分析上来得出生命权的应然不一定会采取价值判断的结论，更不一定采取天赋人权的价值判断的结论，所以天赋人权的观点不能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从实证分析上看没证据表明人的权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造物主”是什么东西并没有证据来证实。权利只有法律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如果能赋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

参考书目：（1）王利明主编《民法》，5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独立宣言》。

（3）《人权宣言》。

（4）《世界人权宣言》。

（5）唐。姚崇《执秤诫》。

（6）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05.（7）《荀子。性恶篇》。

（8）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

（9）张田勘著《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10）陈礼国著《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0510.（11）《庄子。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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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摘要：

西方的安乐死讨论并不只是限于死亡的方式的问题，而也牵涉到所谓“生命的质素”（quaility of life,QOL）的问题。支持安乐死的人大都不赞成所谓的“生命神圣论”（doctrine of the sanctity of life）。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建立在生命的质素上；当生命的质素跌落到不可接受的低水平时，生命便不值得继续。以前对生命质素高低的划分，是以意识的有无为标准；于是长期昏迷的植物人及脑动电流图平坦的病人，虽仍拥有生物生命，但这生命的质素太低，不值得延长下去。于晚近西方的讨论中，却有人认为以意识的有无来划分是失之太窄，一个可以接受的生命质素并不只是有意识而已，而牵扯到有何种意识或什么质素的意识。

关键词：

生命的质素，生命神圣论，生命的价值，安乐死，生命

正文：

美国哲学家彼得·辛格对安乐死定义到：“把那些久治不愈而又极其痛苦或苦恼的人杀死，免致他们继续受苦。“1然而，安乐死又分为”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对一个垂死的病人，终止或不给予任何治疗上的干预，任其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指对于那些生不如死的人，采取某些行动，蓄意致其死亡，使他从痛苦中解脱。由此，引起了人们有关安乐死的广泛讨论。

曾有这样一个案例：艾琳是一个新生儿，但不幸的是她是一个先天无脑儿，当艾琳的父母知道真相后，拒绝给予治疗，希望将其杀死；而医院里的医生要求艾琳的父母继续让艾琳接受治疗，从而与艾琳父母的想法相悖。最终医生将艾琳父母告上了法庭。到底谁对谁错呢？一些人认为：艾琳是一位没有任何社会意识的婴儿，艾琳父母作为她的监护人，对艾琳的生死有着一定的干涉权利，况且艾琳已经是一位无脑儿，或者无疑会给他们增加沉重的负担，且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另外支持医生的人认为：艾琳也是由母亲产下，虽然是无脑儿，或者说是没有意识，但是她作为一名公民，有生命权，应享有父母的照顾。针对以上两种言论，我个人支持前者，其原因不得不牵扯到有关“生命的质素”及“生命的价值”的问题。

刘向《说苑•反质》:“ 孔子 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生命的质素指具有的素养和本质，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质素，因为他们在从相应的集体索取时，相应地为相应的集体做出贡献，比如：狗可以看家，可以搜寻；鸟可以捕食害虫；人在接受社会资源的供养时，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拥有生命的质素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实现了一些生命的价值。

但一个人虽然有了生命的价值，不一定代表他对他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作为累赘。我私下里尚且引出“价值比”这个概念，即生命的质素与社会

消耗比值。如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的价值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消耗了社会资源时，产生了超过所取社会资源的价值的贡献时，他的价值比大于一；而相反，则小于一。前者，在古今中外的一些人身上尤为凸显，譬如：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等，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霍金，虽然他几乎全身瘫痪，消耗了许多社会资源，但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已经盖过了他的缺陷。后者，则如上文提及的艾琳，虽然它具有生物生命，但她对她自身，她的家庭，医院及那些等待医院病床的人而言都构成了很大的负担，且作为无脑儿的她，将来对社会有贡献可能性很渺茫。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艾琳可以说除了血缘关系，医生与患儿关系外，没有其他的关系了。所以，在面对此类关于安乐死的事件时，应给予安乐死。

或许，有人会从生命神圣论的角度来反驳这类安乐死，因为尽管垂死的病人或像艾琳一样的新生儿患者，他们仍有生命，应该竭尽全力的使他们活的更久，哪怕只有一天，哪怕是用先进的医疗器材维持他们的心跳。但是，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那么生命何来神圣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3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

既然选择了给予安乐死，就要让他和其家人舒适的度过这一时期，而应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宁养服务“就是一种恰当可行的方式，现在在西方已相当普遍，中国在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宁养服务机构。它是”为照顾垂死病人之安宁院“，对生命临终病人及其家属进行生活护理，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社会服务等的关怀照顾，是现代社会一种强调身——心——灵的全人，全家，全社会，以及全程的全方位医疗方式。其目的是为临终者及家属提供心理及灵性上的支持照顾，使临终者达到最佳的生活质量，并使家属顺利渡过与亲人分离的悲伤时刻。罗秉祥指出：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人生也有幼壮老衰四个阶段。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既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拖长，也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消除，使人死的越快越好。死亡过程是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路，是整全人生的一部分，也可以发出人生的光辉。这种接近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在《庄子·至乐》中找到共鸣。2我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我们应接受死亡的过程，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推行“宁养服务”。

大家可以发现以上讲的有关生命质素本来就低的安乐死问题，还有一种安乐死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反响，即生命的质素还很高，但自以为很低的当事人的安乐死问题。比如：1991年9月28日，包雪尔女士在家中接受了安乐死，这个案例震惊世界，因为她身体健康完全正常。她因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而离婚；她有两个儿子，一个20岁自杀，一个20岁死于肺癌。于是在重重打击下她长期抑郁，虽有去看精神科医师，但却拒绝他的治疗，而表示只想寻死，与其痛苦生，不如安乐死。还有就是有关“尊严死”的案例，例如：大小便失禁的病人请求安乐死；患有乳腺癌的患者请求安乐死等等。于是，人们就争论：医生到底因不应该给予她安乐死？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引用儒家的一些语录。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白儒家是对尊严死持肯定态度的，这与近代生命伦理学所提倡的尊严死是有共鸣的。而现在中国的医生都秉持这样一个观念：医生的职责是维护人的生命，而不应帮助

病人安乐死（仁慈助死）。但是，生命权和人格尊严权是公民两项最重的权利，生命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个人，不能是国家或者其他人。生命权的内容只包括公民的生物性存在，不能对生命权的内容作任意扩大。人格尊严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把人格尊严看作是生命权的内容。生命权是我国宪法隐含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国家公权力可以剥夺公民的生命，那么国家无权限制公民放弃自己生命权。4所以，我认为：对于上面一类求安乐死的做法，是符合法律与道义的，对于那些协助病人的医生，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或者法律上的处罚。

当然，安乐死对病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由病人（除无意识的患者）来评价和自主决定、自主选择。也只有自觉自愿的安乐死才是符合伦理的。

引用文献：

1,.（美国）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中）刘刚 《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3（中）罗秉祥, 陈强立, 张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哲学思考》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中）韩玉霞 《由生命权论安乐死之合法化》 山东大学，2006

注：因水平有限或价值观不同，文中笔者的观点可能欠妥，请指正。

第三篇：安乐死与生命权之法律思考

安乐死与生命权之法律思考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早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第四篇：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

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法学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导教师：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卫国

摘要：安乐死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纷纷对其合法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认为：安乐死可以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首先立法，从而推动对安乐死的全面立法。本文对此种立法意见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生命权，立法。

引言：安乐死现今只在两个国家为合法，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也曾经试图对其合法化，但条件尚未成就，立法失败。在我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理论已屡见不鲜，但多数为“一棒子打死”的理论----全国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即禁止与开放之间取其中间，但未提出具体的办法。本文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笔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论述。

关于安乐死的论战已由来以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关于争取人道死亡权利，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开展运动。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安乐死法”。（但实施不到两年即被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其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北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成为全世界争论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去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华东政法学院殷啸虎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当他由于各种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可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一个人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应有权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即安乐死，这应符合生命权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然而，生命权不仅仅归属于自然人个人。人是社会人，他多少与其他人（如亲人，朋友，债权人等），组织，甚至国家，有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个债台高筑的人申请安乐死，是否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经债权人同意方可对债务人批准安乐死，因为从民法角度分析，债务人的死直接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安乐死不仅是个人的绝对权利，它须经过其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国家和组织的同意。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又据千龙网数据显示：对588人进行调查问卷，有453人（77.04%）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仅有7.82%的人反对。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吁与日俱增。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一）安乐死的本质是什么？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首先，它是一种死亡状态，不能与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类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对象只限于当今世界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再次，它虽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价值是什么？ 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勉强延长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动结束生命，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14]。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A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B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D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15]。

（三）安乐死合法化必要吗？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16]。

（四）安乐死合法化可行吗？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17]。（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19]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20]，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施安乐死？ 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或条例）”。

（六）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比照近些年的“税收”试点（已收到很好效果）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注释：

[1]新华网，2002-05-17 [2]《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3] [4]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5]《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6]《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8]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9]南方网：《‘安乐死’是否违宪起争议》 [10]《公民有死亡的权利吗》

[11]新华网，2002-05-17《安乐死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 [12]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3]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4] [15]《由生命权看安乐死》，内蒙古科技大学，孟祥虎 [16]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7]参考《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二）”部分

[18]参见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Ethics(New York:Harper&Row)(1936),p147~154 [19]Jorge Luis Falcon,et al,”Euthanasia,Medical-Legal Aspect”(1996)[20] 《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21]南方网：《安乐死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 [22] 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致谢：感谢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卫国给予的帮助和指导，并在艾志英同学的合作下完成本论文的写作。

第五篇：论生命权与安乐死（写写帮整理）

论生命权与安乐死

摘要：众所周知，生命权乃基本之人权。但对于生命权之理解大都从“生”的权利来认识，而忽视了“死”的权利，即求死权。安乐死就是求生权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述。然后就生命权与求生权进行了分析，接着对安乐死在外国法中立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乐死立法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生命权；求死权；安乐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ss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right of life;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有“好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种给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无痛楚、或更严谨而言“尽其量减小痛楚地”致死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对病人造成极大的负担，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结生命的措施，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安乐死问题，一方面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与自然死亡、自杀、谋杀等概念互相缠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且对于每种类型，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

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学术界争议颇多，典型观点有如下几种：

1、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2、对于身患绝症且无法治愈的病人，处于帮助病人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目的，实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终结病人的生命。

3、出于同情以比较迅速的并且轻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症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为。

4、当病人身患绝症或严重伤残者处于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身体上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亲友的授权和请求下，他人出于怜悯和帮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一种行为。

5、安乐死在临终病人的明确的请求下，出于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医生实施的对绝症患者的死亡过程和死亡时间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行为。

由此可见，安乐死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能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的目的，即帮助绝症病人从无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脱出来。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请求必须是真挚而且表达他真实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医学领域是没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这种疾病会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医生实施安乐死行为所选择的手段必须是人道和符合道德准则的。

（二）安乐死的分类

只有把每一种类型都能加以辨别，才能真正了解关于安乐死合法化争论的缘由。安乐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以及间接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以直接夺取病人的生命为目的；消极安乐死是指死亡的结果与外界因素无关，主要是由于行为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引起的，例如不对濒临死亡的病人进行任何治疗或中断其治疗。真正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给予精神抚慰，或医生处于减缓其病痛的折磨而提供的安慰和医疗照顾。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并不直接采取措施致使病人死亡，而是出于帮助病人解脱的目的而对其采取措施造成病人死亡过程的提前到来。

（三）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发展历史，目前并无太多研究。在实践中，某些在当时被称为安乐死的习俗是被允许的，比如，那时候无论中西方在古代社会都存在着一种遗弃或者抛弃老人、病重者或患病婴儿任其死亡的习俗和实践。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统治下，基督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基于人对上帝的依赖关系，如果你杀死不正常的病患者或遗弃他任其死亡，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近代欧洲社会爆发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安乐死话题开始进入人们的事业并被当做一个专门独立的问题来看待。然而这主要还是局限于某一个别思想家的专著之中，安乐死问题仍然停留在观念范畴之内。现代社会是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最为集中和全面的时期，特别是对安乐死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争论，大大地促进了安乐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尤其是把安乐死概念和故意谋杀概念加以区分和辨别，甚至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认为安乐死的道德价值有其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一面。随着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假借安乐死的名义进行种族清洗，安乐死一度被全世界所否认，直至冷战开始才被重新提起。安乐死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种体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而且安乐死能够减轻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负担。因此，从安乐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还是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在不违法的同时还对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安乐死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认可，实行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生命权与求死权

(一)生命权的含义

关于生命权的定义，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1、生命权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

2、生命权是指公民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

3、生命权是指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

4、生命权是指保障人之生物性，物理性存在不受侵害的权利。

5、生命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的权利。由此可见，生命权是以生命存在利益为内容的权利，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是侧重于生命权的消极保护，这是对生命权的积极保护和救济。

我国宪法要对公民进行全面的保护，不仅保护公民的生物属性方面的权利，也要保护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对于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宪法通过公民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平等权、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对于公民生物属性方面的保护，通过生命权，健康权等规定进行保护。因此，宪法中生命权所指的生命仅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不应该包括社会属性方面的内容。部分学者认为，个人生命权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导致人格之丧失(譬如植物人之情形)，该个体之生命权实已遭受侵害，单纯躯体之保存并无意义。所以安乐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与躯体的完整性。换言之，求死权所维护者，乃系一完整之生命权。那么问题就是，公民是否可以因为人格尊严的丧失为理由主张放弃生命权。也就是，公民是否可以结束自身的生物性存在状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二）生命权的客体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生命是指生物体所有的，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能够适应环境的活动能力。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有人、动物和植物。法律上所研究的生命仅指人的生命，也就是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物性存在是一切精神性存在与其它一切行为的前提。对生命的判断只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而不能加入任何人为的判断。如果加入人为的判断标准，就会产生所谓“没有价值”或价值低”的生命，这些生命就会以各种理由被剥夺。既使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生命”是否存在也是难以判断的。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何时开始、何时终结，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生命的开始，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呼吸独立说”等不同的标准。我国采取“独立呼吸说”的出生标准。生命活动开始于受孕，但胚胎、胎儿还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虽然我国宪法并未将胎儿看作是自然人，胎儿的生物性存在不是我国生命权的客体。但是，我国民法中又为胎儿保留了继承权，也就是承认胎儿成为生命权主体的潜在可能。生命终结的判断标准，经过“脉搏停止说”、“心脏停止说”、“呼吸停止说”发展到现在的“脑死亡说”。由此可见，面对安乐死相关问题时，要首先确立一个前提：在宪政国家下，没有所谓的减损了价值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命，或者是没有价值的生命、空洞的生命等概念存在的可能。不管国家对公民出生与死亡是如何规定的，所有人的存在，只要是依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出生与死亡标准所界定出来的生命，都是宪法意义下的生命，既使该人已经失去了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如植物人。

（三）生命权的主体

西方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的生命权就得到了保护。原因是因为：如果可以随意

谋杀别人而不必受到惩罚，社会必将四分五裂。古希腊斯巴达的法律要求遗弃弱的、畸 形的婴儿。是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而剥夺人的生命。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生命权的保护 和放弃都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服从于社会统一需要的，人的生命是 属于社会的。

到了欧洲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神学关于。生命至上。思想的影响，生命权受绝对的

保护。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神保留了主宰生命的神圣权力，人没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利，如果人处置生命，实质上就等于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是人对神的逾越。在这一时期，在 西方的许多国家，生命权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神的，因此自杀都是应当受到惩罚 的，更没有安乐死存在的余地。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提出了人权的口号和思想，其中就包括生命权的内容。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附属于国家与社会的人。生命权应该属于个人，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并不具有决定个人生死的权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以依据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权。我国对生命权的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衄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生命权的只是少数统治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没有生命权。新中国建立后，公民才有了生命权。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和生命权重新受到重视。因此，生命权的权利主体是以生物性存在的公民个人。生命权是人权的一种，享有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年龄等。然而“人”的概念是始自出生，终于死亡。根据我国对出生与死亡的标准，我国当前享有生命权的主体是一切脱离母体自由呼吸至心肺停止运动的公民。

(四)求死权

正如上文所述，生命权是属于有生命的个人的，那么个人当然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包括放弃生命，即享有求死权。那么，求死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呢?对于有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放弃生命权的权利没有必要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虽然其行为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受到质疑，但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放弃生命权。这就是说，对于能够自杀和献身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即可自由行使。但是，对于符合安乐死条件或者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并不能自己独立行使，而是需要医生的参与。一般来说，绝症病人如果自己采取措施自杀，与其他人的自杀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病人的病情进行到了不依赖别人的行为就无法死亡的地步。病人就不能自己行使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条件下病人放弃生命权的可能方式，而其他人如果帮助病人实施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又可能受到法律的责难，则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就无法实施。而且，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并不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侵害。因此，即使仅仅从权利行使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明确规定这些病人的放弃生命权的权利。

到生命权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求死权”应该有严格的条件，不能滥用。“求死权”有以下几个特征，即：自愿性、自身性、各案性、暂时性。所谓自愿性，即个人放弃生命权的决定是在自由意志下做出的，不是在他人的强制或胁迫下作出的。所谓自身性，是指所放弃的生命权只能是生命权的所有人放弃自身的生命，任何人不能自己决定放弃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所处置的权利只能是自身的权利。所谓个案性，是指生命权的放弃应该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放弃，而不是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都放弃。所谓暂时性，指生命权的放弃不是永久的。生命在个案上尚未丧失时，生命权人可以随时撤回放弃的决定。对于安乐死来说，也要符合这几个要素。在安乐死的具体实施中，国家公权力在考察安乐死申请是否符合规定时，也要从这几方面进行考察。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外法比较

目前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有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完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实行和承认的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而间接或消极的安乐死在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得到承认和允许。日本、法国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呈开放态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现在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

1、荷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对安乐死的立法研究和案例分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1993年2月9日，荷兰的参议院以默认的方式通过了承认安乐死法案，默认身患绝症的病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2000年11月28日，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安乐死的法案，有关安乐死法案的司程序已经基本上得到承认和确定；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以46票对28票还有1票弃权的胜利结果通过安乐死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在2001年荷兰通过对安乐死的法律规定中，安乐死的合法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法律只保护符合规定条件的安乐死。该法律规定，医生有权利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是：医生要十分确定病人做出同意实施安乐死行为是出自于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医生要确认病人的病情是否真的无药可治而且病痛超过了正常人在生理上可以忍受的程度；病人在没有丧失基本行为意识前提下对自己的病情有正确的意识和预测；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必须是病人单独做出，任何人包括医生不能给病人明示或者暗示使其做出安乐死决定；必须经过第二个医疗小组的确认；必须以在医学领域适宜而且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实施安乐死行为。

2、比利时。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以绝对优势86比51票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法案中规定，成年病人身患绝症且在确认治愈基本无希望的提前下，如果确实病情给他带来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超过了他能忍受的正常范围，在病人反复和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下，医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行为法案同时规定，病人可以选择止痛药物进行治疗，即使这种止痛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生理上的疼痛而对病情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也应该被允许，因为这样可以让病人在有限的最后的生命时光中尽量能活得轻松安详，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3、瑞士。在瑞士，开始时由医生直接实施的积极安乐死是不允许的。但是，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自行选择以“安乐死”方式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如果病人自愿主动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医生可以开出致命的药物给病人，但是要病人自己服用造成死亡的结果，这其实就是本质上的“协助自杀”，但这种方式在特殊的时候是被允许的。

4、美国。美国的联邦法律不承认安乐死合法，而且法律严厉处罚使用麻醉药物等帮助病人死亡的医生，而1994年美国的俄勒冈州通过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承认实施安乐死行为在某种条件下是合法的。但对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就是医生只能为那些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病人提供他们要求的致命药物来终结他们的生命。自这项法令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但法律严格禁止病人在亲人或者朋友的帮助下自杀，并且禁止医生使用针剂或者一氧化碳的方式实施安乐死，那么就是说积极的安乐死会仍然被看作故意杀人犯罪。

（二）启示与借鉴

安乐死在得到有限度的承认。例如日本的最高院在1995年认可了有条件的安乐死；美国的俄勒冈州虽然承认安乐死是合法行为，但是积极的安乐死仍然被视为故意杀人罪；而荷兰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病人意识清楚单独自愿提出请求且病情无药可治时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一些国家采取了先试点后立法的做法。从立法难度和技术上讲，这种“试点”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风险性，有助于引导和完善安乐死立法。例如美国和瑞士只在个别地方和州承认有条件的安乐死合法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安乐死立法除了在医学方面具有共同特点以外，某些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立法技术、执法程序也各有特色。很多国家限制了申请人的法定年龄，例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安乐死法案明确规定：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比利时安乐死法规定：安乐死申请的病人必须是法定的成年人，其在申请时必须具有能正确辨别其行为和意愿的意识能力。韩国规定：对智障病人以及其他无能力表达意愿的病人严禁实施安乐死。而这些规定的意义不仅强调了申请人行为能力和意识能力的法定性，而且在法律上排除了无意识能力和限制意识能力人的申请，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了申请人受他人唆使、恐吓或某一利益交换等外界因素影响的可能，从而便能有效防止医务人员或者申请人亲属一方“他杀”的发生。而有些国家规定申请必须经过医学鉴定。规定鉴定的唯一主体必须是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而并非是某一医生、患者本人或其他人。例如荷兰、比利时、瑞士、法国、丹麦、新西兰等国的安乐死法案均从医学上特别解释和规定了“不治之症”之详细内容，并对医疗机构判定安乐死的资格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可以给我国在安乐死合法化进程中提供参考，我国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一是指导思想上的谨慎性。即要结合国情、民情和现代医学等客观条件来综合论证立法的利弊。二是立法技术上的综合性。安乐死立法不仅要具有法律的专门性，而且会涉及医学、社会、伦理、道德等领域。所以在立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三是实施程序上的周密性。即在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必须严格按照每一个法律规定的程序来。

四、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难题

（一）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表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检察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及病人的儿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但他无罪释放的原因并不是安乐死是合法的，而是由于其所开的药物并非患者死亡的主因，没有足够的危害性，因此不构成犯罪。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会有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提案，这其中就包括有著名的“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以及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他们不仅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四处奔波呼吁，而且他们都表示在必要时也会对自己实施安乐死。而在民间，一些人士也在为安乐死合法化积极奔走，准备在民间成立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的纯民间组织，来呼吁、宣传、监督和实施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死亡的人数近1000万，这其中就有10%的人去世时是伴随着剧痛离世的。而这10%死亡者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曾要求过实施安乐死，但由于于法不合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死去”或者偷偷地选择了安乐死。事实上不少医院都在患者的要求下和家属达成默契，悄悄地在暗中实施安乐死。更为普遍的是对无望生还的患者采取消极治疗的方法，停止治疗或少用药，已达到安乐死的目的。这些做法在目前都不能被公开认可。

（二）安乐死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导致判例立场不统一。由于安乐死问题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所以对待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引发了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在法理上，实施安乐死行为确实是剥夺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和故意杀人罪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例如形式上都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客观结果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然而在情理上安乐死行为和故意杀人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安乐死行为是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施的，是基于病人的真实愿望，行为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病人减轻痛苦，主观恶性小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大众也不忍心看着绝症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从情理上大家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能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情理和法理发生了冲突导致了判例立场的不统一。目前对于我国已经发生的安乐死案件，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依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大冶程鹏才案件和河南刘河波案件；而第二种则更广为人知，即法律对安乐死投弃权票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而不予刑罚处罚，这体现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蒲连升安乐死故意杀人一案的处理方法中。因为判例立场的不统一，这两种司法态度在实质上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对安乐死到底是持否定还是赞成的态度，没有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统一的标准。当然，其根源在于安乐死立法的不完善。

2、法律依据不明确容易助长司法惰性。我国刑法的首要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为安乐死问题没有统一的立法，所以审判机关在审理安乐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同意，容易造成同一性质的案件存在不同的审判结果，这样会有显公平，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既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陆续了出现了安乐死的案例，那么就应该把安乐死尽快纳入立法体系中，解决现实需要。由于安乐死问题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机关干脆采取一种不告不理的司法态度，这和触犯拘禁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案件相似的司法处理态度容易助长司法惰性，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劝慰，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随着安乐死案例的增多，会逐渐引起各种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和矛盾，那么这种司法态度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尽快将安乐死立法提上法律议程。

3、有罪判决缺乏公众认同。世界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观念在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及学者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对于安乐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民众对于安乐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安乐死这个并不陌生的事物。在“情理”上人们不反对和排斥安乐死行为，因为实施安乐死行为满足了几个条件：其一是帮助被害人自杀的行为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其二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小，基本上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不忍心看着病人饱受疾病的摧残；其三是社会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已慢慢转为接受，人们对患了绝症的病人给予了莫大的同情，认为让他们轻松地死去不失为一种解脱的好方法。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不能达到情理和法理的统一。

五、安乐死合法化与生命权之保障

（一）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在笔者看来，我们就生命权与安乐死进行争论和分析，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合乎伦理和法律之路径，来解决现实中的安乐死困境。安乐死作为求死权行使方法之一，是公民之天然权利。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防止其被滥用。第一，求死权之于公民个人意义非凡。生命权是最基本之人权，为我国各项法律所肯定；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作为生命权的一个方面，求死权日益得到重视。现代医学技术在延长人的生命之同时，也延长了死亡之过程。作为病人，一方面要忍受异常痛苦之病情，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无法自理带来的尊严丧失，还要被无数不奏效的医疗措施当作试验品。到底是做一个整日里痛楚不堪且没有尊严的废人，还是有尊严地死去，这需要法律进行确认。第二，安乐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之常见现象，法律无可回避。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立法，但是安乐死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不对安乐死加以立法指导，亦导致安乐死地下进行、无序进行，会掩盖更多的犯罪，不利于公民生命权的保护。

（二）完善刑法相关规定 安乐死具有广泛的现实需要，安乐死立法迫不及待地需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法律具有滞后性，往往跟不上生活向前发展的步伐。目前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纳入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当中，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情理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严重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应在故意杀人罪的后面增加一款补充之规定，即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减轻绝症病人痛苦的主观愿望，而且是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依故意杀人罪处罚。这是因为故意杀人罪和实施安乐死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第一，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小；第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主观恶性很大，而后者是为了减轻病人的身体痛苦；第三；前者是采取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生命权，而后者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和死亡意愿表示。因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能依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当然，安乐死合法化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危险，因为安乐死有可能沦为合法杀人的工具，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法分子利用安乐死来达到其非法目的，使社会安全受到威胁，使人的生命失去保障，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我们可以具体到刑法的方面完善。笔者建议在刑法第23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为人为了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当然刑法的修改必须以安乐死的专门立法为前提，才能明确运用这些准则和程序。最后，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也要严格限制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用法律的程序来规范安乐死，使安乐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才能充分发挥法律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三）制定《安乐死条例》

安乐死立法是国家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自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提出我国应该按照我国的实际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几时制定出专门和完善的《安乐死条例》，对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进行规范，具体设想如下：

1.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为了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安乐死的适用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1）病人患有不治之症，这种不治之症，如各种晚期癌症，在目前医学条件之下是无救治的可能；（2）必须濒临死亡者，就这个层面而言，安乐死只是将病人的死亡日期适当提前，其根本的目的是减轻病人的痛苦；（3）病人正在遭受无法摆脱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且痛苦已达到了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4)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性的条件。在本论文的研究中，也就是本文排除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如对婴儿、早产儿、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实行安乐死，他们不能作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同时安乐死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选择死亡的权利和选择理想的死亡状态的权利。因此，所谓“非自愿安乐死”不属于安乐死的范畴。（5）必须是基于病人的死亡意思表示，而且病人能神智清醒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有病人真实的委托或同意。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不管是什么理由没有人可以剥夺，除非是当事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实行安乐死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2.安乐死的实施程序（1）申请程序 患者申请安乐死，必须是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的的病人，并且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没有救助的可能。患者必须自愿，是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愿，这是第一要素。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刻提出的要求。申请安乐死必须有书面申请，不能书写的人必须录音或者视频，至少有两位以上的公证人员在场。日本法学家大冢仁教授也认为：“安乐死行为，虽然说是为了解救濒临死亡的伤病者的肉体痛苦，虽然说是短时间的，但它毕竟将人的死期提前了，无疑是剥夺了人的部分生命的行为。因此，为了把它看成是合法的，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伤病者自己要求安乐死的真挚意思作为核心要件。”

（2）审查程序安乐死的审查应成立专门的鉴定机构审查安乐死申请，每一个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鉴定。审查应当严谨化，专业化。医学审查，只有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才有资格审查病人的情况是否真正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同时实施医院和法院的双重审查制度，只有真正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才可以经过本人自愿申请，通过审查之后实施执行安乐死。通过审查的必须签署协议。安乐死的协议由两份组成，即一份主协议和一份副协议。主协议由患者签署，副协议由患者的直系亲属签署。公权力的介入是规范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患者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得到表达和实现的真实意愿。必须要强调的是，“病人对安乐死是否执行享有一票否决权，病人反悔的，终止安乐死程序，不得再执行安乐死”。

（3）执行程序

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必须是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执行的医生应该有资质上的严格要求，医生必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让病人安静祥和、有尊严第死去。医生最大力度实行临终关怀，应该作为行医准则。医生至少要求应该拥有中级以上的职称，拥有执业资格证书。实施安乐死，必须至少有另外一名医生以及公证人员和病人的亲属在场。“医生所选择的手段要符合伦理和人道。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应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一般性要求，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必须妥善并且得当。”

（4）监督程序

对实施安乐死的监督，应当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采用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体制。应该成立官方和民间的监督机构。监督可以分为安乐死整个过程的监督和安乐死完成之后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公正，为了安乐死透明、公开，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2]上官丕亮：《生命权的宪法保障》，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3]张艳：《安乐死与人的尊严》，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4]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5]刘超：《安乐死立法困境及其成因》，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3年。[6]（南非）克里斯坦，巴纳德著，《安乐生安乐死》，陈彪阳京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荷兰安乐死已经合法》，载于《当代护士》2002年第6期。[9]梁娟娟：《中荷安乐死问题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