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第一篇：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文章标题：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加强政绩管理，必须加快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政绩考核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官吏进行考核，到唐代官吏考核制度更是进一步发展成熟，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的建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不论是我国古代的考课法，还是西方各国的公务

员法，各国都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及其政绩的管理，英、美、法、日等国在公务员考核和晋升制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同时，政绩考核和评估制度建设又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新时期干部考核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和推进干部政绩管理制度建设。

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始于秦汉，熟于唐代。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兴衰，在人事考核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少精华对今天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历史上我国考核官吏的制度随着郡县制的推行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古代在官吏考核方面实施过多种有效的考核制度，无论是起始时间、考核内容，还是实施效果，都大大超过欧洲诸国。秦汉时期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上讲考课事关国家大政，统治者非常重视。

唐代十分重视考绩，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确定等等，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不少合理之处，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东西。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

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纵观我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对官吏的考核，都把考核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有专门的考核机关，考核的目的均是为了黜恶陟

善，考核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进退，还与俸禄加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多数朝代对官吏的考核都包括政绩、道德品质、治事才能、社会评价等内容，对政绩的考核一般有明确的项目规定甚至是量化的标准；多数朝代考课立等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总之，凡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为建设国有和巩固政权的基本任务，通过严格的考核来实现官吏队

伍的不断更新和优化，从而造成兴盛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可以看出，凡是不重视官吏考核的统治集团，官吏队伍就会因循守旧，导致政局颓废。总的看，中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为促进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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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献，其中有1篇硕士论文；关于清代官员考核找到1篇文献；关于宋朝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论文；宏观写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献，其中涉及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丁建军在“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研究”中着重论述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和影响该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国古代，考核被称为“考课”或“考绩”。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考核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实际，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差遣职任考核与官阶晋升考核相结合。

宋朝对官员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以及官员治绩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员升迁阶官、栓选差遣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激励和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宋朝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官员纳入了考核的范围。它不仅对诸司郎官进行考核，更注重对路级监司、州县官员的考核;不仅对亲民官进行考核，而且对直接负责商税、课利征收的监当官进行考核。根据各级、各类官员职责的不同，宋朝制订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侧重其处理政务的多少以及错误率的高低;对路级监司、州县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外，也考核其品行，不仅每年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的考评并写出考词，而且更有大量的专项考核;对监当官则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税、课利的业绩。

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1、明代官员考核内容和标准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中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的内容和标：明初考察官吏的内容较为简略，无明确固定条款，主要是惩贪抑奸，至成化年间逐步固定下来四目“:老疾、罢软、贪酷、不谨”。四目确定下来，弘治间又发展为八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他认为考察察内容的制度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条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罗了官吏的才、德各项，使官吏有了任职犯忌的准则，这对约束官吏，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分别从考满、考察、稽查这三种考核形式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棒”，即通过考查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加级、进体或升职的制度。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统一。不光是任职性质不同的官员，其标准各异，就是性质相同的官员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其标准也不一致。明代考满制度，因过分注重资历的积累，渐渐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论治行的优劣，所有官员“一概考称”； 考察指于特定的时间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查，以决定其去留。显然，考察与考满虽然基本目标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肃吏治，但两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称它们相辅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对象的不回而分为外察与京察两种。

2、考核时间的制度化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指出“考满”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特别指出明代考满制度对时限的严格要求并进行了分析：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陆”。④《明史》也说:“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员考满期限为9年，其中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3年，这是十分明确的。明代官员的考满给人印象非常强烈的是它过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经历，而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资格。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

3、考核结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员考核制度及借鉴意义”中指出，通过考满，考察，还有岁考和杂考, 即对官员进行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这些形式得出结果，以此确定被考核官员是否晋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这样的低级官员, 只要尽职尽责、政绩突出,也能被选拔为像侍郎、尚书等高级官吏。对于那些经考核不称职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员, 或罢黜、或致任、或调简,都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考满法规定: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突出了明代在惩治不法官吏，考察处分的严格。如弘治以后，“大计斥退无复起者”.且被黝者不许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许其荐举起用，也不得为例.明世宗时期，考察时遭诬枉而被罢黜，也不破例起复，以防破坏考察重典，由此可见，明代对考察处分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厉的。考察处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处分的伸缩性，处分也有了一定的标准和根据。

三、清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从其考核标准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者薛刚在“四格、八法考释”中主要阐述了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标准：四格与八法。四格为考核官员的四项内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员之操守、品行,是官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才,即执事之能力；政,即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年,是就官员的实际身体状况而言,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八法为处分官员的八类标准,包括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认为，四格八法的规定体现了德才并重的特点，四格涵盖了官员为政操守、为政才能、为政态度及身体条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则以严厉的处分标准对考核为不法的官员进行处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学者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阐述了对“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体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勃不职叫。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四、宏观看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滨在“小觑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现代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议。他们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历史；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任何体现德才兼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员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现代定性与定量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结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体现民本思想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主要从历史变迁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战国、秦、汉的“上计”,至唐、宋的“善最”考课,明、清的“考满”、“考察”,在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上,进行阐述，总结了各个朝代个性与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对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进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界定“文官”的含义和范围、文官考核的权属和机构、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其次是关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分析，进而对其进行评析，从其进步性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入手;最后论述其对于当代公务员考绩制度的启示。

五、古今官员考核制度对比

陈 慧 杨和平在“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鉴意义”中通过阐述建立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古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并将之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批判地借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对比古今中外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效力的比较，发现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华之处，也发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东西，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库”本2005年版。

[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92． [4]张赓．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14-15．

[5]伊君．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1)：44-48．

第三篇：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干部考核管理制度

为使公司在人员任用、调配、职务升降、培训、确定劳动报酬等方面有章可循，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在公司内部形成平等竞争的良好氛围，从而实现组织目标，提升公司竞争力，特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党的干部政策，紧紧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充分依靠基层党员和职工，把好一看政绩、二看群众基础的关键环节，对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综合考核。

二、指导原则

１、本制度适用于公司除高管以外的全体管理、技术员工。

２、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认真贯彻“凭党性干工作，看实绩用干部”的指导思想，把对干部工作实绩和发挥作用情况的考核放到突出位置。

３、注重政治思想原则。贯彻两手抓、两手都到硬的思想，即要看干部个人的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工作实绩、工作作风、企业文化等，又要看单位整体精神文明建设。

４、注重群众基础的原则。充分走群众路线，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

５、依事议人原则。坚持先问事，后议人，依事议人

让事实说话，事实求是地评价干部的称职与否。

６、以下人员不得参与考核：管理周期内休假或停职超过一半时间者；管理周期内严重违犯公司规章制度或违犯国家法律者；试用期未转正人员及未定岗见习生。

三、考核办法

考评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多层次、多角度综合测评的办法。定性考评主要考评中层干部的综合素质。采取职工代表民主评议中层干部和个别谈话的方式。定量考评主要考评个人业绩情况。考核采取进分制，考核副科级以上干部，政治素质占15%，领导能力占15%，工作实绩占40%，工作作风占20%，企业文化占10%，具体考评标准、考评分数最后综合，统一排名。

四、考评程序

１、被考核干部向本单位职工、考评领导小组作述职报告。

２、推荐科级后备干部。在考评的同时，可推荐综合素质高，群众拥护的后备干部。

３、所在单位的全体职工对拟聘干部投信任票，参加投票的职工人数不少于本单位实有人数的９０％。

４、个别座谈。座谈对象为党员、班组长、职工代表。参加座谈人数不少于本单位职工人数的２０％。座谈内容主要了解拟聘干部的“德、能、勤、绩”。同时欢迎一般职工

主动反映问题，考评小组应对职工反映出的问题进行逐一落实，提出表彰或处理意见。

５、汇总考核结果。考核结束后，考核人员对考核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向公司考评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汇报。

６、结果反馈。考评结果向公司领导班子汇报后，由公司分管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一起反馈给各单位主要领导。机关后勤考评结果通过一定形式反馈给被考评者。

四、考核结果运用

（一）考核结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公司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

1、工作实绩较差、群众意见大；

2、职工代表民主评议中“不称职”票占总有效票的比例在30%－40%之间；

3、全公司考核对象按考核得分排名，排在倒数5%－10%之间。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按程序予以解聘（免职）或淘汰。

1、违法乱纪、工作实绩差、群众意见较大；

2、一年内三次被公司办公会提出通报批评；

3、职工代表民主评议“不称职”票占总有效票的比例超过40%。

4、全公司考核对象按考核得分，排在最后的5%。

5、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的；

6、一年内完不成经济目标的。

六、考评纪律

１、考评领导小组成员及参与考评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公正无私，绝不能带着观点去考评。考评过程必须按计划进行，考核结果要真实准确。与职工谈话内容要绝对保密，对职工反映的问题，不夸大、不缩小、不截留。

２、被考评的人员，要正确对待考评，如实向组织汇报自己和思想、工作。在考评期间，坚守工作岗位，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除考核领导小组要求配合的事项外，不准参与、干涉考核人员的正常工作。

３、参与投票、谈话的职工，必须抱着对公司负责的态度，对被考评人员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投票只反映个人的看法，不准讨论商量，更不准拉选票、结帮营私。

４、对聘任的干部进行考评，是公司实施干部管理的有效举措，希望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考评，并以考评活动为契机，使公司干部管理逐步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推动公司各项制度的全面开展。

第四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实行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逐渐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论资排辈晋升，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到期升迁。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和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我国古代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内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这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除按职务分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对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国现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内容、个人能力等的差异，没有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不同职务和工作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职位说明书，评价缺乏层次性，考核内容未分类别。

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实，导致官僚作风；考核指标虽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对官吏的考核，无论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异，必然是管理队伍的优化、廉政、高效，即便是这些制度、方法的消极因素也可以作为反面教训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吸取教训，为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第五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