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
不管对于古代官场如何褒贬，但是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普遍喜好读书。
这和“士人”做官以及科考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通常情况下，历朝历代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小入学“开蒙”，然后学习经、史、子、集等等，接受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育和价值理念。并且，正是经过许多年严格训练和阅读，做官以后，才对于处世为人和“治乱兴衰”有所领悟。
古代总是强调“学而优则仕”，换句话说，除了那些“少数”世袭的特权阶层，其他人如果不是付出几年、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肚子里不装下几滴儒家学问的墨水，要想跻身官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的。也正是这样，这些认为“唯有读书高”的人，为了自己的“为官理想”，长期沉浸于文化知识的熏陶里，自然培养出“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而“入仕”以后，也往往继续让“习惯成自然”。
所以说，在古代，官员的读书现象是有持续性的，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官，到了最后“致仕”――“退休”的时候，还要“刻部稿”，把自己写的好的赖的诗词文章整理成书，想着能“传于后世”。这同样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观念”。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官场上，天下太平的时候，朝廷自然是要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武将“无用武之地”，而考量文官的标准，那就不 但要看他的政绩，也要关注他的文化修养如何，因为按照正常的逻 辑，做官要有“经略之才”，那么“知识就是力量”，文化修养就自然 成了政绩的铺垫和补充，从上到下，恐怕都难以相信，一个“大老 粗”会成为一个“治世能臣”。
所以，在官场的圈子中，官员们的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辞 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那么既然这样的比较 成为了一种“风气”，古代官员的“读书热”也自然是水到渠成。
对于官员“文化水准”的重视和品评，不仅仅是历朝执政理念 的体现，其实也是传统儒家学说对于“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儒家学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自然是一种最好的自我学习，不读书也就被认为是难以养成“符合朝廷要求”的自身“素质”的。
应该说，官员的读书，还体现了选官体制的进步，是适应人才 选拔机制的要求的。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选拔官员还是靠世袭血亲，但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对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善以及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选拔官员的条件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和公平性。德才兼备成了其中的重要标准，以至于到后来的“唯才是举”、“唯学是举”。
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所考查的，是“考生” 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章写作能力。甚至到后来有了 “不读书者不能为官”的定例。
当然，虽然古代官员流行“读圣贤书”，但是好官坏官却不是根据读书多少能够判断出来的。据说，和?|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说起“道德”来自然能口若悬河，但做起“坏事”来也照样是得心应手。因为在他的心里，读书的乐趣，自然是要让位给“酒色财权”的。
读书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为官员们提供“做官指南”，因为在官场之上，除了那些明规则、潜规则的遵守，学习一些前人的“间接经验”，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谋略支持，也是行之有效的。
那么，古代官员读的是些什么书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四书五经》和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如《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
（摘自《一眼看透古代官场》）
第二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献，其中有1篇硕士论文；关于清代官员考核找到1篇文献；关于宋朝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论文；宏观写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献，其中涉及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丁建军在“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研究”中着重论述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和影响该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国古代，考核被称为“考课”或“考绩”。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考核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实际，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差遣职任考核与官阶晋升考核相结合。
宋朝对官员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以及官员治绩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员升迁阶官、栓选差遣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激励和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宋朝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官员纳入了考核的范围。它不仅对诸司郎官进行考核，更注重对路级监司、州县官员的考核;不仅对亲民官进行考核，而且对直接负责商税、课利征收的监当官进行考核。根据各级、各类官员职责的不同，宋朝制订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侧重其处理政务的多少以及错误率的高低;对路级监司、州县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外，也考核其品行，不仅每年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的考评并写出考词，而且更有大量的专项考核;对监当官则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税、课利的业绩。
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1、明代官员考核内容和标准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中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的内容和标：明初考察官吏的内容较为简略，无明确固定条款，主要是惩贪抑奸，至成化年间逐步固定下来四目“:老疾、罢软、贪酷、不谨”。四目确定下来，弘治间又发展为八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他认为考察察内容的制度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条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罗了官吏的才、德各项，使官吏有了任职犯忌的准则，这对约束官吏，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分别从考满、考察、稽查这三种考核形式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棒”，即通过考查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加级、进体或升职的制度。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统一。不光是任职性质不同的官员，其标准各异，就是性质相同的官员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其标准也不一致。明代考满制度，因过分注重资历的积累，渐渐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论治行的优劣，所有官员“一概考称”； 考察指于特定的时间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查，以决定其去留。显然，考察与考满虽然基本目标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肃吏治，但两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称它们相辅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对象的不回而分为外察与京察两种。
2、考核时间的制度化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指出“考满”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特别指出明代考满制度对时限的严格要求并进行了分析：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陆”。④《明史》也说:“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员考满期限为9年，其中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3年，这是十分明确的。明代官员的考满给人印象非常强烈的是它过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经历，而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资格。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
3、考核结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员考核制度及借鉴意义”中指出，通过考满，考察，还有岁考和杂考, 即对官员进行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这些形式得出结果，以此确定被考核官员是否晋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这样的低级官员, 只要尽职尽责、政绩突出,也能被选拔为像侍郎、尚书等高级官吏。对于那些经考核不称职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员, 或罢黜、或致任、或调简,都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考满法规定: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突出了明代在惩治不法官吏，考察处分的严格。如弘治以后，“大计斥退无复起者”.且被黝者不许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许其荐举起用，也不得为例.明世宗时期，考察时遭诬枉而被罢黜，也不破例起复，以防破坏考察重典，由此可见，明代对考察处分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厉的。考察处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处分的伸缩性，处分也有了一定的标准和根据。
三、清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从其考核标准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者薛刚在“四格、八法考释”中主要阐述了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标准：四格与八法。四格为考核官员的四项内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员之操守、品行,是官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才,即执事之能力；政,即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年,是就官员的实际身体状况而言,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八法为处分官员的八类标准,包括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认为，四格八法的规定体现了德才并重的特点，四格涵盖了官员为政操守、为政才能、为政态度及身体条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则以严厉的处分标准对考核为不法的官员进行处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学者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阐述了对“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体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勃不职叫。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四、宏观看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滨在“小觑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现代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议。他们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历史；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任何体现德才兼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员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现代定性与定量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结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体现民本思想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主要从历史变迁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战国、秦、汉的“上计”,至唐、宋的“善最”考课,明、清的“考满”、“考察”,在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上,进行阐述，总结了各个朝代个性与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对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进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界定“文官”的含义和范围、文官考核的权属和机构、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其次是关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分析，进而对其进行评析，从其进步性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入手;最后论述其对于当代公务员考绩制度的启示。
五、古今官员考核制度对比
陈 慧 杨和平在“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鉴意义”中通过阐述建立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古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并将之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批判地借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对比古今中外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效力的比较，发现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华之处，也发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东西，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库”本2005年版。
[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92． [4]张赓．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14-15．
[5]伊君．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1)：44-48．
第三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第四篇：古代官员退休后的
古代官员退休后的“房奴”生涯，比现代人还惨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 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
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 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
第五篇：倡导读书风气
倡导读书风气，营造书香语文
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因此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对于营造书香语文和学生自身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凡是读书多的孩子，一般来说，其视野必然开阔，其精神必然充实，其志向必然高远，其追求必然执著。因此，我们要倡导读书风气。
那么，倡导读书风气，营造书香语文的具体方法有哪些？下面我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
首先，教师应躬亲示范，为学生树立榜样。苏霍姆林斯基说：“把每一个学生都领进书籍的世界，培养对书的酷爱，使书籍成为智力生活中的指路明星——这些都取决于教师，取决于书籍在教师本人生活中占何种地位。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教师热爱读书，身教胜过言教，教师的读书行为便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
其次，要在班级大造舆论。通过教师宣讲，学生介绍读书经验等方法 让学生明确大量阅读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激起学生强烈的阅读欲望。
再次，创设良好的读书环境。教室布置上突出读书的主题，从标语内容、板报设计，书架以及教室装饰性的画框等，都紧扣读书主题，给学生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让每一面墙壁，每一个饰物都传递读书的信息，给学生以心理上的暗示。
二、设立图书角。
在班级建立图书角，使学生有书可读，这是营造书香班级的物质支撑。教师要针对学生阅读的实际情况，本着可读性强，各个层面兼顾的原则，既选课标必读书和与课本内容相关联的，对课本内容拓展延伸的书籍，如毕淑敏〈提醒幸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也选供还没养成阅读习惯，读书凭兴趣的孩子读的故事性强，内容通俗易懂的书籍，如杨红樱的《淘气泡马小跳》系列，童话经典〈绿野仙踪〉〈彼得潘〉等。针对一些文学文化修养较高，知识面宽爱思考的孩子，可少量选定如〈史记〉《苏菲的世界》等文史哲理类书籍。更选贴近学生生活，时代感强，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期刊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杂文先刊》《书摘》等等。总之，目的是使全班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孩子在班级图书角都找到适合自己读，也能读进去的书。
班级图书角的来源，可以由教师提供，也可以由学生提供，还可以由家长提供。教师要统一整理、统一编排，记上序号，找专门的学生负责看管、发放、回收，并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
三、开展多种读书活动。
读书活动要纳入语文学习常规。每天的语文常规作业中有一项为阅读积累，可摘录所读文章中的好词佳句，并对其进行品析;也可就所读文(书)写心得体会，每周最少保证一个课时的读书时间。
通过以上活动我们旨在将阅读落在实处，使学生扎扎实实有所得，有所感，有所悟。所以，让我们把读书当作一种乐趣，并自觉把读书和教学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营造我们的书香语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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