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第一篇：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将领萧云仙受命修筑青枫城，共花费一万九千多两白银。报账时上级认定花费太多，只能报销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两银子由萧云仙自己出。按现在的法规，花销超支算作渎职，行政处罚（停职、撤职之类）或司法处罚均可，但谈不到用私款赔偿。而萧云仙对此并无异议，而是东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亲的家底都给赔光了。这恰说明公款私款不分。

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第二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献，其中有1篇硕士论文；关于清代官员考核找到1篇文献；关于宋朝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论文；宏观写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献，其中涉及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丁建军在“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研究”中着重论述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和影响该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国古代，考核被称为“考课”或“考绩”。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考核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实际，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差遣职任考核与官阶晋升考核相结合。

宋朝对官员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以及官员治绩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员升迁阶官、栓选差遣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激励和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宋朝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官员纳入了考核的范围。它不仅对诸司郎官进行考核，更注重对路级监司、州县官员的考核;不仅对亲民官进行考核，而且对直接负责商税、课利征收的监当官进行考核。根据各级、各类官员职责的不同，宋朝制订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侧重其处理政务的多少以及错误率的高低;对路级监司、州县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外，也考核其品行，不仅每年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的考评并写出考词，而且更有大量的专项考核;对监当官则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税、课利的业绩。

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1、明代官员考核内容和标准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中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的内容和标：明初考察官吏的内容较为简略，无明确固定条款，主要是惩贪抑奸，至成化年间逐步固定下来四目“:老疾、罢软、贪酷、不谨”。四目确定下来，弘治间又发展为八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他认为考察察内容的制度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条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罗了官吏的才、德各项，使官吏有了任职犯忌的准则，这对约束官吏，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分别从考满、考察、稽查这三种考核形式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棒”，即通过考查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加级、进体或升职的制度。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统一。不光是任职性质不同的官员，其标准各异，就是性质相同的官员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其标准也不一致。明代考满制度，因过分注重资历的积累，渐渐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论治行的优劣，所有官员“一概考称”； 考察指于特定的时间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查，以决定其去留。显然，考察与考满虽然基本目标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肃吏治，但两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称它们相辅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对象的不回而分为外察与京察两种。

2、考核时间的制度化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指出“考满”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特别指出明代考满制度对时限的严格要求并进行了分析：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陆”。④《明史》也说:“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员考满期限为9年，其中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3年，这是十分明确的。明代官员的考满给人印象非常强烈的是它过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经历，而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资格。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

3、考核结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员考核制度及借鉴意义”中指出，通过考满，考察，还有岁考和杂考, 即对官员进行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这些形式得出结果，以此确定被考核官员是否晋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这样的低级官员, 只要尽职尽责、政绩突出,也能被选拔为像侍郎、尚书等高级官吏。对于那些经考核不称职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员, 或罢黜、或致任、或调简,都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考满法规定: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突出了明代在惩治不法官吏，考察处分的严格。如弘治以后，“大计斥退无复起者”.且被黝者不许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许其荐举起用，也不得为例.明世宗时期，考察时遭诬枉而被罢黜，也不破例起复，以防破坏考察重典，由此可见，明代对考察处分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厉的。考察处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处分的伸缩性，处分也有了一定的标准和根据。

三、清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从其考核标准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者薛刚在“四格、八法考释”中主要阐述了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标准：四格与八法。四格为考核官员的四项内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员之操守、品行,是官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才,即执事之能力；政,即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年,是就官员的实际身体状况而言,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八法为处分官员的八类标准,包括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认为，四格八法的规定体现了德才并重的特点，四格涵盖了官员为政操守、为政才能、为政态度及身体条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则以严厉的处分标准对考核为不法的官员进行处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学者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阐述了对“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体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勃不职叫。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四、宏观看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滨在“小觑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现代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议。他们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历史；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任何体现德才兼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员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现代定性与定量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结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体现民本思想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主要从历史变迁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战国、秦、汉的“上计”,至唐、宋的“善最”考课,明、清的“考满”、“考察”,在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上,进行阐述，总结了各个朝代个性与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对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进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界定“文官”的含义和范围、文官考核的权属和机构、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其次是关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分析，进而对其进行评析，从其进步性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入手;最后论述其对于当代公务员考绩制度的启示。

五、古今官员考核制度对比

陈 慧 杨和平在“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鉴意义”中通过阐述建立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古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并将之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批判地借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对比古今中外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效力的比较，发现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华之处，也发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东西，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库”本2005年版。

[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92． [4]张赓．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14-15．

[5]伊君．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1)：44-48．

第三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第四篇：古代官员退休后的

古代官员退休后的“房奴”生涯，比现代人还惨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 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

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 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

第五篇：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文章标题：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加强政绩管理，必须加快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政绩考核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官吏进行考核，到唐代官吏考核制度更是进一步发展成熟，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的建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不论是我国古代的考课法，还是西方各国的公务

员法，各国都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及其政绩的管理，英、美、法、日等国在公务员考核和晋升制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同时，政绩考核和评估制度建设又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新时期干部考核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和推进干部政绩管理制度建设。

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始于秦汉，熟于唐代。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兴衰，在人事考核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少精华对今天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历史上我国考核官吏的制度随着郡县制的推行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古代在官吏考核方面实施过多种有效的考核制度，无论是起始时间、考核内容，还是实施效果，都大大超过欧洲诸国。秦汉时期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上讲考课事关国家大政，统治者非常重视。

唐代十分重视考绩，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确定等等，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不少合理之处，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东西。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

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纵观我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对官吏的考核，都把考核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有专门的考核机关，考核的目的均是为了黜恶陟

善，考核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进退，还与俸禄加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多数朝代对官吏的考核都包括政绩、道德品质、治事才能、社会评价等内容，对政绩的考核一般有明确的项目规定甚至是量化的标准；多数朝代考课立等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总之，凡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为建设国有和巩固政权的基本任务，通过严格的考核来实现官吏队

伍的不断更新和优化，从而造成兴盛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可以看出，凡是不重视官吏考核的统治集团，官吏队伍就会因循守旧，导致政局颓废。总的看，中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为促进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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